这一思想的启发，在孟子之前，子思就已经说过：“今而后，知君之犬马畜伋！”你鲁缪公心目中不过把我（伋）当宠物一样看待，养着玩玩的。如同现代人养什么北京狗、贵宾狗、腊肠狗似的，物质待遇很高，但没有真正的礼貌与恭敬心。
万章一听孟老夫子这样答复，把话说到正题上了，也越说越明了，于是就问：假使一个国君“欲养君子”，要怎样才算合礼呢？
这回“养”字应该做“供养”解释。“供养”是下养上，恭敬地养，是合礼的。上对下的养是培养、抚养，那就不必太讲究礼貌。如果既不是供养，又不是培养或抚养，那就属于很难听的“畜养”，就像家里养一只哈巴狗一样。
孟子说：以子思这件事来说，第一次君王赏识他，对他恭敬，以师礼待他，因为鲁缪公是国君，子思不能失礼，所以再拜以后接受。这样一来，后面跟着送东西的人可多了，以现代官制来比喻，就是英国的首相，美国的国务卿，以及各院部会首长，听说女王或总统给某人送了东西，大家都纷纷跟着送。如此一来，子思对于这些人，虽不下跪，至少要作揖，于是天天站在门口，迎迎送送，打躬作揖都来不及，这简直是侮辱人。
一个人处世要有一定的分寸，多一分不可，少一分也不可，也就是一般人说的规矩、人格、风范。换言之，做人做事，要有一定的范围标准，同样一件事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对不同的人物，处理的方式也是不相同的。孟子说到这里，也等于批驳了万章，并且坚持自己的文化精神，绝对不可以马虎。
所以说，真正的养士，要像上古时尧之对于舜那样，那才是培养继承人的实际做法。今日凡是为人长上的，老师也好，校长也好，大主管也好，乃至于家长，都要注意尧当时培养舜的道理。
孟子说，尧把九个儿子都交给舜指挥，跟着舜做事，并将两个女儿，不分大小，一起嫁给他，不但为他解决生活问题，还选拔了许多干部听他指挥，管理各种事务。当时是在大禹治水之前，遍地洪水，农业还没有奠定基础，仍是半农半牧的农牧时代，牛羊畜类为重要的生活资源，所以尧给舜安排的牛羊、仓廪等等，一切重要的生产资源、经济设施都完备。换言之，给他房子、车子，也有家室，有干部，有生活资粮，有生产设备，一切都准备好了。而这时舜的身份，既不是政府顾问，也不是参议，更不是师长，只是个普通老百姓，尧只是委托他为额外的私人助理，处理一些事情而已。
尧这样对舜，就是培养历练，使他增加经验。等他处理政治的经验够了，就提拔他，给他高位和权力。后来一步一步，给他二三十年时间累积经验，一直到尧一百多岁时，自己精力实在不够了，才把帝位让给他。所以孟子结论说，“王公之尊贤者也”，为国家培养人才，以国家养士之道来说，有地位的人是应该这样尊重道德、人品、学问好的知识分子。
现代的知识分子又算什么呢？只要报上登一个小广告，征求人才，随便一个小职位，也许只是一个抄写的工作，应征的常有百把人，说不定大学毕业生有一半。在一个失业者来说，抱了满怀希望，拉长了颈子等待，结果只有一人入选，而百多人又堕入失望的深渊。甚至有的征才单位，连回音也没有，让人长期处在等待的痛苦之中。由此看来，今日的知识分子是多么悲哀。
所以现代教育的确要注重职业教育，因为一般大学教育出来的学生，毕业后连谋生的技能都没有，吹牛的本事却很大。今日的青年应该知道，时代不同了，职业重于一切，去解决自己生活的问题，必须自己先站得起来，能够独立谋生。学问与职业是两回事，不管从事任何职业，都可以做自己的学问，不然，大学毕业以后“眼高于顶，命薄如纸”八个字，就注定了命运。自认为是大学毕业生，什么事都看不上眼，命运还不如乞丐；没有谋生的技能，就如此眼高手低，那是很糟的，时代已经不允许这样了。
（选自《孟子与万章》）
用生命守护道义、理想和人格
万章曰：“敢问不见诸侯，何义也？”
孟子曰：“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谓庶人。庶人不传质为臣，不敢见于诸侯，礼也。”
——《孟子·万章下》
孟子和万章的辩论一直没完，还在继续，而且万章的问题越来越直接明显。他问：老师，你周游列国，到每一个国家，都不去拜访国君，这又是什么意思？
孟子说：一个人寄居在别国，只是一个普通市民，并且没有官位、职务，等于散居在田野草莽之中的人。虽然国籍不同，总是居留在这个国家中的一个居民，不能够俨然像这个国家的高级干部一样去见国君。换言之，没有去见国君的身份，也就没有这个责任和义务，更没有这个必要，所以不去见他们的国君，这是古礼，并没有错。
万章曰：“庶人，召之役，则往役；君欲见之，召之，则不往见之；何也？”
曰：“往役，义也；往见，不义也。且君之欲见之也，何为也哉？”曰：“为其多闻也，为其贤也。”
曰：“为其多闻也，则天子不召师，而况诸侯乎？为其贤也，则吾未闻欲见贤而召之也。缪公亟见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悦也，岂不曰：‘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千乘之君求与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与？”
——《孟子·万章下》
万章说：那么好了，你自己说的，居住在那里，算是那里的一个市民，国家有命令要你服役，或做某一件事，必须听命令。现在国君要召见你，派人叫你去见面，而你借口生病等原因而不去，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孟子说：在客居的国家，虽然国籍不同，但为社会服务是应该的，至于国君一召见，就应召前去，好像为了谋图一官半职似的，这是不合理的，所以不可以去。再说，你们的国君又是为了什么要召见我呢？
万章说：可能是知道老师你学问渊博，多闻广见，为了向你请教；也可能是为了老师你道德高尚，有所心仪，想跟你见见面。
孟子说：假如是为了我学问渊博，有事想要问我，那是向我请教，按照中国古礼，就算是天子也不能下命令召见老师，这是传统文化的师道尊严；更何况你们齐国的国君只是一个诸侯，假如他认为我有道德，也不可以下令召见，从来没有听说曾有国君下命令去召一个贤者的。
接着他又举出历史上的事例来说明，就是鲁国缪公与子思的故事。
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们，都是讲权力和威势的，对人所持的态度都是“老子我的威权大”，以气势凌人。不过，孔孟始终维持着知识分子的气节与道德，并且建立人格的教育。鲁缪公想见子思，也是用召见的姿态，所以子思不去见。
鲁缪公派人来试探性地询问：古代千乘之国（约等于现在一省大小的诸侯）想和一个有学问、有道德的知识分子做朋友，在上古礼制上是怎样说的？子思很不高兴地说：古人只说过，有一件事要请一个知识分子去做，把权力交给他，给他一个职位，哪里有说做朋友的？
子思的不高兴是有理由的，他那样引用古人的话做答复，就等于说：如果以地位来说，是位置不适当，你鲁缪公是一国之君，我只是普通老百姓，是臣民，当然不敢和你做朋友，应该守你的政令，听你的管束；如果你认为我有品德，学问好，想和我交往，那对不起，你虽然是国君，想跟我学习，那我是老师，你又怎么可以说要与我做朋友呢？
于是孟子说：这样看起来，一个千乘之国的国君，想和子思做朋友都不行，更何况是召唤他呢？
他举出子思这一段史实来答复万章“召之，则不往见之，何也”的问题，也等于对万章说，你们国君想召见我，他算老几？我又是老几？他像叫唤家里的狗一样——“来福！过来！”我就会去吗？这是不可以的。
孟子又继续举出齐景公的史例作答。齐景公在春秋时代还算一位好诸侯，手下有许多好助手，比如名宰相晏婴。
“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曰：“敢问招虞人何以？”
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岂敢往哉？况乎以不贤人之招招贤人乎！欲见贤人而不以其道，犹欲其入而闭之门也。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诗》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之所履，小人所视。’”
万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驾而行；然则孔子非与？”
曰：“孔子当仕有官职，而以其官召之也。”
——《孟子·万章下》
在这段书里，“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两句话是千古名言，后世中国人（知识分子）的精神标杆，大家千万要记住。
孟子说：齐景公准备打猎，出发前下命令召见“虞人”，就是负责照管园林野生动植物的人，可是他用的号令是召唤大夫的“旌”，所以这个园长不听命令，没有来。齐景公生气了，要把园长杀掉，可是晏婴在旁边说话了，不可以杀，因为没有理由。古代大臣遇到意见不同时，常常当面与帝王争论。晏子说：你是用什么信符去召唤他的？齐景公说：以“旌”呀！晏子说：你要打仗吗？为什么用召三军统帅的信符去命令他？召唤园长是用羊皮帽做信符的呀！齐景公知道自己用错了信符，立刻改用皮帽子，那个园主一看到就来了。可见古人对于礼的重视，礼就是国家社会的制度，是不允许破坏的，上自国君下至百姓，都要共同遵守，也等于后世法治时代所谓的“不成文法”。
转回来说，那个被齐景公以“旌”呼召的虞人，并非不知道不接受命令极可能被杀，但为了坚守礼制，纠正国君的错误，使国君成为名王，情愿冒生命危险，自己并无私心。因此孟子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他有志于国家天下，救世救人时，那么他做人做事，随时要准备穷死、饿死、困难死，也就是为文化、为学问、为理想而死。
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不准备寂寞穷困一生，而想建立文化的精神与人格，的确非常困难。因为许多人见到富贵，人格就动摇了；但是一个勇敢的人或侠义之士，喜欢打抱不平，喜欢仗义的人，却准备随时“丧其元”——丟了脑袋。
万章又问：上古时候国君呼召虞人，真正的礼制应该用什么做信符？
孟子说：用“皮冠”。上古帝王打猎时，换戴另一种帽子。中国古人戴的帽子，等于现代军人的阶级，以不同质料与形状的帽子表明身份地位。帝王打猎时换戴皮冠，所以召虞人用皮冠，召庶人用“旃”，召士用“旂”，召大夫用“旌”。“旃”“旂”“旌”都是古代旗帜一类的标志，而形状与质料有所不同。孟子对于上古制度，好像一部活辞典似的，一一答复出来，可见他满腹学问，而且不是普通的学问，而是实用的学问。如果一个国家请他办事，他立即可以将制度规章建立起来，根本不必多加考虑。古时候士大夫的学问，这些都是重要部分。
孟子说：齐景公以对大夫这么高级干部的礼仪，对待一个虞人，所以这个虞人宁死也不从命，是对的。同样道理，以召士的标志召老百姓，老百姓也不敢随便接受。况且你们现在的国君，下达一个命令要我去看他，随便叫一声我就要去吗？对不起，我不会去的。因为一个国君想见一位贤人，召见的方法不合规矩，不合礼仪，不守制度，等于一方面请我去，一方面自己又把门关了起来。
他又说：义，合乎道理是道路，而礼仪是大门，只有君子走这条大路，进出这个大门。《诗经》记载：周朝文化鼎盛的时候，不论政治制度、文化精神，在文王、武王建国时，像宽阔、平坦、坚固的大道一样，而且像射出去的箭一样，是笔直的，不转弯的。君子所走的路就是这样的坦直大道，小人则仰望着去效法。
万章这个学生很厉害，当孟子说到这里，又发问了。他抬出了孟子最佩服的孔子，指出《论语》记载孔子生活行为的《乡党》篇中的一件事：鲁国国君下命令召孔子，孔子不等车子准备好，立刻就跑路赶去了，依老师你的说法，孔子也不合礼制了？
孟子说：你又错了，孔子是鲁国的司寇，他有官职在身，所以“君命召，不俟驾而行”，他并不是普通老百姓，身负责任，所以非去不可。
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孟子·万章下》
孟子最后告诉万章说：人交朋友一定是意气相投，看到对方，也知道对方交的是什么朋友；看到对方交什么朋友，也可以知道对方是何等样人。一乡的善士，他的朋友也是一乡的善士；一国的善士，他的朋友也是一国的善士；天下的善士，也一定去和天下的善士交朋友，范围慢慢扩大。但是一个真正的君子，胸罗万象，尤其是一个好国君，纵然与天下善士交朋友，还是不能满足求贤、求善、求好的欲望，于是又与古人论交，那就是读古书。
我常劝青年多读古书，不要以为自己学问够了，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学问经验永远不会够的。古人著书立说，累积了多年成功与失败的经验，穷毕生精力，到晚年出书，流传下来，我们如果不读古书，那才真是愚蠢，因为有便宜不知道捡。读了古书，就是历史的经验，是吸取古人付出辛酸血泪的数千年经验，供自己运用，所以何必自己去碰钉子，流血流汗，茹苦含辛再领悟出同样的经验呢？或者说，只是读他的书，而又看不见他的人，可以和他交上朋友吗？当然可以呀！我们由古书就看到他的时代背景了。例如读唐诗，就知道唐代之所以成其为唐代，那种淳厚、朴素、气魄，那是伟大，的确了不起。杜甫和李白的诗是好，而在文字技巧上看来，似乎不如现代的诗；但现代诗作就没有唐诗的风格与气势，尽管堆砌，也没有唐诗的那种精神与气魄。
看古董也是如此，一个几千年前的陶器，看起来似乎非常粗拙，远不如现代的陶器那么精致美丽。但现代陶器的精美，一眼看过去，就尽在这一眼之中，不耐久看；而一个古陶器放在面前，它的粗拙中，就越看越有意思，有气势，有韵味，有一种盎然的、深远的精神。
诗到了宋朝，如“云淡风轻近午天”，也的确是好诗，但只那么轻轻淡淡的，没有唐诗那一种浓郁情怀。后世下来，明诗、清诗更加不同了。文学如此，文化也如此，试看历代人物，气度、政治的制度，一看就知道，一代有一代的味道。过去历代都有不同，也是循历史的痕迹，渐渐变易而来的，所以从历史渐变的轨迹中，也就可以看到未来发展的方向，这就是“尚论古之人”，与古人交朋友的道理。
清代中兴名臣左宗棠，在未得志前，连吃饭也成问题，但他的书房就有一副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这种胸襟，这种抱负，是年轻人应该效法的，这就是“尚友”，也是与古人交朋友的意思。
下面是《孟子·万章》篇的结论了。
孟子也和庄子一样的幽默，在《离娄》上下篇的总结论中，叙述了齐人一妻一妾乞讨祭余的故事，讽刺当时一些为权势利禄奔走，而不顾立身出处的人。这里《万章》最后的结论，他说自己的一段经历，表明他不出来就是不出来的态度，也是非常幽默而生动：
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
王曰：“卿不同乎？”
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
王曰：“请问贵戚之卿？”
曰：“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
王勃然变乎色。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
王色定，然后请问“异姓之卿”。曰：“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
齐宣王有一天问孟子，关于“卿”这一官位的态度，应该怎样才合礼义？
卿是古代的官位，可以代表最高顾问，也可以代表国家最高行政首长，如美国国务卿。“国务卿”这个名词并不是我国的译文，最早翻译的是日本。有许多西方文字的名词，例如哲学、经济学等，都是由日本翻译过来的，因为日本越古的文字，越多是我国的汉字，所以我们中国人就随便捡过来用，成了二手货。
齐宣王这句话问得非常严重，因为孟子曾经做过齐宣王的客卿。由于孟子是邹鲁人，不是齐国人，所以不是正式担任卿的位置。如果齐宣王正式用他为卿，他就变成齐国人了。他这一问，等于和孟子开玩笑。
孟子反问他说：请问大王，您所谓卿是问哪种卿？齐宣王被他这一句反击过来，吓了一跳，孟子本来是渊博的，所以宣王心里有点虚，便问孟子：卿，还有什么差别吗？
孟子说：有大大的不同，有一种是“贵戚之卿”，是由国君的同宗亲族来担任的，如殷商的箕子、比干，周的周公。另有一种是不同姓的卿。
于是齐宣王问：就贵戚之卿而论，该当如何？
孟子说：如果国君有了大过错，贵戚之卿就要拼命劝阻，经过一再劝阻，这个国君仍不听的话，就是国君的不对了，那么就对不起，请这位国君下来，换个位置，由别人上来。
齐宣王一听这样的话，脸色都变了，也许发青了，当然，孟子气定神闲，坐在那里稳稳不动。齐宣王到底是一国之君，有他的修养气度，片刻过后，发觉自己神色不对，未免失态、失礼，现代说有失风度，所以态度又平和一点。
孟子却轻松地说：大王，你不要以为奇怪，你既然问起这个问题，我可不能和你说歪理，我是说的直话、正话。
孟子这样一说，齐宣王的神色完全变回正常了，然后又问“异姓之卿”该如何？
孟子说：异姓之卿对于国君有过错，也是拼命劝告，如再不接受，对不起！下台一鞠躬，我要回家了。
这结论多妙！
所以读古书，要接连着读，就可以读出它的真正含义与精神所在了。如果依照宋儒这些古人所圈断的、割裂地去读，那就不是《孟子》，而是“蒙子”，越读脑子越懵懂了。
（选自《孟子与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