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有什么用？
修身就是修正孩子的思想和心理
中国的文化与教育在上古夏、商、周三代，其学制有“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的名称。但须知这三个学制的名称，并非我们现代政府的教育官制，它们只是代表聚集士子的教育中心而已，并兼有习射、养老的用途，没有像现在一样设立专办教育的经费，亦没有专管教育的学官。因为在上古夏、商、周三代，做帝王的，做诸侯的，做官的士大夫们，都有身兼“作之君，作之师，作之亲”的任务标榜，此即古人所谓“为官即是为民父母而兼师保”的内涵。
至于生员的来源，大家首先不要忘记我们上古的社会是以农业为根本，以宗法（族姓）社会为中心。所谓受学的生员，是由农业社会的宗族中，从十人选一为士，学习文事、文功的法制，所谓保国家而卫社稷，便称为“士”；再由士而优而选拔为从政的大夫，便称为“仕”，因此可仕者便出仕为官。“大夫”是上古时代官职的总称，故有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的级别。至于一般老百姓，统称庶人，要不要受教育，有没有读书，是各听自由，并非必须接受教育不可。
这种教育的风气和制度，直到周朝分封诸侯而建国，实行井田制度，建立了农业社会基础，仍是如此。周朝中叶以后，尤其从春秋时代开始，民风渐变，井田公有制度也渐形衰敝，从士而仕的社会风气渐变，师道的尊严也渐形独立，于是便有民间自由讲学、私人传道授业的形式产生，其中影响最大的人物，就是被称为万世师表的孔子。事实上，春秋战国百家之学的诸子，都是来自民间社会私人讲学所产生的自由分子，也即古书上所推崇的特立独行之士，并且大多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春秋战国这三四百年，在我们历史上称作乱世，姑且不谈历史的统一观点，更不论政权的一统，单从社会文化教育自然发展来说，在这三四百年中各种各类的学术人才，值得我们师法者实在太多。但人才都不是公家教育所培养的，他们都是来自民间，是私人自学而成的，这岂不是历史上的一大奇迹！自孔子“删诗书，定礼乐”以后，我们从他所修订的“六经”和他的遗著中，仰窥三代，俯瞰现在，综罗上下两千多年来教育之目的和精神，一言以蔽之，纯粹为注重人格养成的教育。《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儒行》等，虽然敷陈衍义，但自东周以来，仍然不外如《大学》所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所谓“修身”，用现代语来说，便是人格教育。而人格教育势必先从心理和思想的基本修正着手，因此《大学》便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一系列程序的述说。
从这个观念反观“六经”，归纳它们的主旨，便可强调地说，《尚书》的精神是后世中国政治哲学和政治人格教育的典范。由此再配合孔子所著《春秋》的精神，便成为是非、得失、进退、举措等有关历史哲学与政治人格、政治行为的成败事例。
《易经》的精神，从科学（中国古代的科学观念）的观察而进入哲学的精微，纯粹是洁净心理、升华思想的文化教育。由此再配合孔子手编的《诗经》与《乐记》（因《乐经》已失，故只以《乐记》来说），便成为适用于一般人陶冶性情、调剂身心的教育。《礼经》所包括的《三礼》（《礼记》《周礼》《仪礼》）的精神，则是汇集中国上古传统文化的大成，包含教育、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学、艺术、人生等思想的体系。强调地说，它是后世人格教育的典范。
但是这些观念，是从两汉以迄近代的儒家传统思想而立论，在春秋战国这数百年间，“六经”并未受到重视。那时因为学术思想勃兴，各诸侯国称王称霸又需起用有学术思想的人才，因此造成六国“养士”储备人才的风气，“智力勇辩”之士竞相以纵横捭阖、兵谋、杂说、阴阳等学术取悦人主，而自求爵禄功名荣显于当世，并以此为天经地义的要务。少数宗奉孔子汇集的经书思想者，只有鲁、卫之间的儒生们，如曾子、子思、孟子等人。但是他们仍然需要依附于人君的喜悦而得其苟安的生活，否则依然不能荣显当世而畅怀于当时，因此凄凉寂寞一生，自所难免。
秦朝推翻封建，废诸侯，建郡县，统一天下所用的将相官吏，上自丞相李斯，下至被坑杀的博士们，也都是由民间自学成才的人士出任。但也不要忘记，在我们历史上最初所置的博士之官，是从战国末期开始的。齐、魏等国都设有博士官，使学识渊博者任之，做参政顾问。因之，秦统一天下后，继续设立博士官。后来汉武帝建立“五经博士”的官称，并非他新创，只是因袭秦制。
汉统一天下后，国家安定，政治上了轨道，养士的风气没有了，但是有思想、有学识的人，并不因政治社会的安定便没有了，因此到了汉武帝时代，终于开创出了中国特有的选举制度，为国家用人取士。汉代的选举（后世亦称为“察举”“荐举”）并非西方文化以及现代美国式的选举，它是以人品道德行为配合学术修养做标准，所谓“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为目标，其初肇始于汉高祖时期，再次成形于汉文帝，定制于汉武帝。
这一套选举制度的确是法良意美，但是世界上一切良法美政，实行久了，流弊就出来了，所谓“法久弊深”“法严弊深”都是中外千古不易的名言。到了汉末，便有世家门第把持选举，徇私荐贤，成为知识分子掀起社会乱源的重要原因，但这都是后话。现在我们要知道，两汉三四百年来的人才，皆非政府出资培养而成。在官制上，汉武帝开始设有“太学”，设“五经博士”为教师。但如周代的“辟雍”“ 宫”，汉代的“太学”，只是教育贵族子弟的机构而已。真正两汉的人才，大家比较熟知的，如董仲舒、公孙弘等辈，也都是来自民间，从社会中自学成才而选拔为国用。
（选自《新旧教育的变与惑》《二十一世纪的前言后语》）
读书是为了做官还是为了赚钱？
汉初，在秦代焚书坑儒、打击知识分子之后，遗民故老继起，以平生记忆背诵所学，重新口诵授徒，因此后世得以流传儒家十三经以及诸子百家等书。但因只靠记忆背诵口授遗文，难免有错，因此汉儒汉学兴起，以注重考注文字与解释言文的考证（亦称考据）为主，形成两汉学术特别注重小学（说文）、训诂（释义）的特征。
汉代重视儒术，尊崇孔子，事实上是从汉武帝欣赏司马相如的文章辞赋、重视董仲舒的儒学思想（董学并非纯粹地承接孔孟之学）、信任公孙弘的形似儒家之学开始的。于是才有西汉的重儒尊孔，由此再演绎渐变，就形成东汉儒家“经学”思想的大成。汉儒之学，上面顶着孔子的帽子，内在借题发挥，糅集道、墨、阴阳诸家之所长，外饰儒家为标榜，从此曲学阿世，大得其势，后世历经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中间屡有变质，虽然或有以“词章、义理、记闻”等为儒林学者的内涵，以“君道、师道、臣道”为儒家学问的本质，但不管如何说法，总之必须以功名爵禄、入仕用世为目的。孟子说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其余两种不孝之一，据汉儒赵岐的注解，便是“家贫亲老，不为禄仕”。换言之，读书除了做官以外，就不能谋生，既不能谋生养亲，当然就罪莫大焉。这与现在“教育即生活”，生活以赚大钱为最有出息的新观念，除了形式与方法有不同以外，它的本质究竟又有什么两样？
西元：公元。西元是旧时用法。
到了东汉末期，汉学与汉儒所形成的学术尊严与权威，已经迥然与社会政治遥相脱节。如孔融、郑康成、卢植等儒者，皆名重一时，但多无补于世变时艰。如仔细研究汉末及三国蜀、魏、吴史迹，就可知当时特别注重文学与谋略的曹操，在建安时期六七年间（西元 二一〇年至二一七年），完全不顾人品道德贤良方正之说，曾经三次颁布“唯才是举”的明朗爽快而极尽讽刺迂儒古板的妙文，因此而开启建安七子的一代文学风气，促使魏、晋阶段青年贵族子弟开放思想，便有王弼注《老子》、郭象注《庄子》的玄学思潮等涌出。从此在我们的历史上，就有三百多年魏晋南北朝分崩离析的局面出现。
在这一时期，南朝由东晋历宋（刘宋）、齐（萧齐）、梁（萧梁）、陈、隋共计二百七十余年，社会上的教育学风统由宗法社会名门大族的学阀所把持。平民社会里即使有自学成才的人物，如果不依附于权门阀阅，始终难以出人头地。由魏晋士族权门所建立的“九品中正制”的施行，使此时在朝从政的读书士子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讥刺与无奈，即如宋、齐、梁、陈几代的皇权帝制，也不敢轻视这些权门名士。
南北朝二百余年间，北朝出现了五胡十六国的混乱局面。汉魏以来逐渐汉化了的边陲民族，为了在中原称王称帝、争权夺利，开展争霸战争，而对于中国文化，却演变出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因为北朝十六国的文化习惯、根源，都来自西域。那时的西域，是指今天山南北的新疆及阿富汗到伊拉克乃至印度等地区，均盛行佛教。因此，北朝十六国中，前秦的苻坚、后秦的姚兴以及北魏政权，都大量引进佛教经典，集体翻译，与中华本土的儒、道两家参合对比，等于现在我们大量引进西方文明一样热闹无比。因此隋唐之后，儒、释、道三家成为主流文化，取代了自战国以来儒、墨、道三家为主的地位。
如秦王苻坚派遣大将吕光去征服龟兹国，后秦王姚兴派兵攻打后凉，都只是为了迎接一位西域高僧鸠摩罗什东来。鲜卑拓跋族自建立北魏以来，大兴佛教，乃至僧众二百万，寺院三万余座。今所谓的云冈石窟、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洛阳永宁寺等，多在此时创始。当时所有参与翻译的僧俗，亦皆为民间自学成才之士，并非任何政权机构所培养。
总之，南北朝两三百年间中国文化的演变，可以说是继战国以来诸子百家之后第二次学术人才的汇流。只是此时的社会人才，大多数是探索追寻宗教哲学与生命的认知哲学，大抵都与现实政治相疏离，浮华有余，却与现实社会难以融洽。
（选自《新旧教育的变与惑》《二十一世纪的前言后语》）
成绩越不好的孩子越应该上名校
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根本精神，是显现在文学的基础上的。从中国文学的演变来说，由春秋战国直到两汉的文章，确有其古朴而简练的特色。流变到魏晋时代，由于曹操、曹丕父子两代文采风流的影响，加上建安七子的新文艺，直至隋唐，演变为辞藻华丽、对仗工整的以骈体文为主的学风。以至民间社会以及政府机构的实用行文，只顾音韵柔和优美，内容令人大有不知所云之感。类似现代一些注重逻辑的堆砌性文章，读后只感层层重叠，道理的言说虽多，也有不知所云的感受。观今鉴古，文化文学的演进经常会出现扭曲的疲惫，这是时代的畸形现象，实在值得深思反省。
所以，唐高祖李渊开国之初就下令，写公文要明晓通畅，不可用骈体文字。唐太宗李世民当政阶段，扩充隋朝考试选举雏形，正式确立开科取士的考试制度，民间自学成才之士自动报名参考，考取者便可为官从政。因此，李世民在一次考试之后，站在午门城楼上看着考生们，沾沾自喜，开怀大笑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他知道民间社会自学成才之士有了智识能力，如无出路，必会自谋出路，甚至不好驾驭，也许会造反；有了考试制度，可以猎获天下才子，一进入官场，便可减少因名利之心不能满足而引起的反动。“彀中”便是射箭时把弓弦拉满的整个射程目标的范畴。
由这句话看来，唐初的考试制度真是唐史上一件伟大的举措和好戏。但考试制度真能一网打尽天下的英雄吗？事实不然。唐代许多知名成功的人才，是不经考试而靠推荐保用出身的。除此之外，因唐朝受宗法族姓观念驱使，钦定老子的道教为国教，又对佛教教外别传的禅宗倍加推崇，因此而使民间社会许多自学成才的高士产生一种跳出世网的观念。所谓“禄饵可以钓天下之中才，而不可以啖尝天下之豪杰；名航可以载天下之猥士，而不可以陆沉天下之英雄”。
所以，唐代三百年间，出了许多隐士、神仙，禅宗“一花开五叶”的五个宗派中，更产生了许多大德禅师，声名煊赫，又在考试制度之外，把丛林中参禅打坐的场地取名为“选佛场”，俨然别开一格。这就是唐代文化教育别具风标的特色。
唐代在用考试开科取士之外，同时还并行推荐人才的办法，并非完全只有考试取士这一条路。例如，“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昌黎），在未成名之前，到处写信，拜托前辈者援引推荐。另外传为千古佳话的白居易（乐天）晋身的故事，也是蜚声唐代文坛的事实。白居易在年轻未得意时，誊写了自己的作品到唐代首都长安找门路。他去见当时文学辞章负有盛名的顾况，顾况看他很年轻，便说“长安居，大不易”，因为米珠薪桂啊！柴米的价格贵得像金子，不好生活啊！你这个年轻人，住在首都找出路，能负担得了这里昂贵的生活费用吗？况且能不能有出路呢？讲完了，他翻了翻白居易的作品，看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就说：哦！你行，可以住在长安了。白居易由于前辈顾况的褒扬推荐，成为一代名宦而兼名士。
在唐宋时代，这样自学成才而经人提拔推荐的故事有不少，人贵自立的榜样很多。有志之士，千万不要被这些框框圈圈所限制，反把自己的天才埋没了。总之，千古事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大原则，那就是“法久弊深”。唐初所建立的考试取士制度，是在勾引民间社会自学成才的有识之士为国所用，就像民间有女子长成，丽质天成而被挑选入宫。但考试不像选美，不能自幼童时一级一年考选试用。现在流行的考试，幼童入学前就要考试，入学之后有月考、年考、毕业考、留学考、职业考，一考又一考，把一个好好的脑袋一辈子放在考试上面考到死。
再说进入学校之前，以考试来决定录不录取，那学校教育民间子弟又有什么意义？更何况考试成绩好的便可入“名校”，不好的只能入差等的学校，这岂不是教育体制自暴其短的掩耳盗铃吗？教育的目标，就是要教导改变无用者，使他变成有用，使愚者变成聪明，即古人所谓使“顽夫廉，懦夫立”的道理。我们应该反省深思，不能单以一法而埋没具有聪明才智的人才。
唐宋时代的考试，主要是由主考官出一个与时事政治有关，或对照古今有关治国亲民的题目，叫考子们发挥思想和意见，这种文章叫作策论。策，有谋略、计划、办法的意义；论，就是文字言语上针对主题的发挥，并无一定规格，更无一定框架。除策论外，也考文学词章，包括毛笔书写，并非如明清后代只考八股文，切莫混为一谈。你只要多读传统古籍，就可明白，不要妄作聪明瞎说一套，八股文是明朝以后开创的考试陋习。
现在的考试则完全不同，是依照规定的教科书，或加主考者的自我解释，先定标准，再出题问答，对和错是固定的，没有你自己的思想和发挥。这用之于自然科学是比较准确的，但以此而概括人文通才学科就很不合理。总之，现在学校的考试方式，主要在于猜题，不管什么叫学问与学识，只要会猜题就对了。而且猜题有时还如猜谜一样，靠运气。清人有怨讽八股取士的话说：“销磨天下英雄气，八股文章台阁书。”所谓台阁书是指考试规定要用公文上的小正楷，不是什么大书法家的书法，现在的考试就是“销磨天下英雄气，意识框中猜对题”，岂不可叹而又可笑？
我曾碰到一个学生，学问并无长处，但自小学读到外国留学拿了博士回来。我笑问她：“你为什么那么厉害？”她说：“老师啊！我根本不喜欢读书，可是我会猜题，所以每考必中，偏要把我送上读书的路去，气死我了。其实，我读书是为父母家庭争面子，让社会上知道我有学位。我看，读书考试都靠运气，所以老师你讲曾国藩说靠运气是对的。”我听了只有哑然失笑，为之首肯而已。
（选自《廿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
读书人要以范仲淹为榜样
唐中期以后的一百五十余年之间，先有北方藩镇、节度使等军阀的内乱，后有书生扮强盗的黄巢起兵，复有西南边疆与西北边疆归化的少数民族割据立国。首先是云南的南诏国（五代时变为大理国），接着全国拥兵称霸者共分十三处，形成后梁（朱温）、后唐（李存勖）、后晋（石敬瑭）、后汉（刘知远）、后周（郭威）等史称“残唐五代”的纷乱局面。北方归化的少数民族契丹便在此时乘势而起，形成后来与宋朝相对峙的辽、金、元。
在这一段历史流程中，无论官府和社会，对于文化教育并无建树。整个社会民生，只有忍受离乱、流亡、饥寒的痛苦而已。禅宗和仙道深受人们敬信而昌盛；至于传统的治国、齐家、平天下的儒家学术，反而凋敝无力，几乎遭遇既不能救国、更不能自救的痛苦。唯一特别的，却有一两处开创石刻儒学的十三经经文，似乎以此表示对天下太平的渴望，以及对复兴人道入世之学的期待。继此之后出现的，便是有名的三百年赵宋王朝了。
大家都知道，宋朝是文风鼎盛的一代，也是历史上最尊重文人和相权的一代。贫民出身的宰相可与帝王相对论道，绝不像明朝的宰相，只能站着向皇帝禀告，甚至还随时可能被皇帝在朝廷上当众打屁股，清朝的宰相也是站着说话，那是学明朝的榜样。
但是，宋朝也和两晋一样，三百年来分为北宋和南宋两截，而且根本没有把中国恢复为一统的江山。以我们的历史观念而言，不能统一全国而治平天下的，几乎称不上正统，所以宋朝应该算是我们历史上第二个南北朝。
我们也都知道，宋朝的天下是由赵家兄弟（赵匡胤、赵匡义）加上一个只读得“半部论语”便可治天下的同宗赵普，三人合谋从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取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开始。赵家兄弟是职业军人，却爱好读书，尤其宋太宗赵匡义，在兵间马上十余年，手不释卷，说了一句“开卷有益”的千古名言，完全是一个书生扮强人的角色。
所谓“知兵者畏兵”，在兵变回军征服中原以后，赵匡胤便采用文人政治。纵观北宋一朝，北方的燕（北京）云（山西大同）十六州始终为契丹所有；西北的陕、甘一带也被少数民族西夏占据；云南有大理国雄峙西南；辽东（东北）一带的事根本就沾不了边。虽然如此，在唐末到五代百余年间，正值生民凋敝、受苦太深之时，大家只希望暂得一个有道明君，安定天下，也就心安理得。何况赵匡胤又是一个由前方统帅而叛得天下的人，最怕掌兵权的同袍学样重来，因此就专重文治而放弃武功，建立文人政治，由文职大臣指挥军政。后来如岳飞、韩世忠、辛弃疾等名将，不明白赵家天下这一祖传秘方，不是被处死，就是永被闲置一边，休想掌兵恢复中原。这等于是经商的公司老板，根本不想扩充发展，可是那些做职工的伙计不明白，还拼命去开发业务、扩充地盘，岂不是大大触犯老板的忌讳吗？
由于宋代重文轻武的文化教育，才会产生许多名臣贤相以及很多词人骚客，将唐朝三百年文采风流的诗律规范，改变为宋代的词章和理学。
宋代建国之初，仍依唐制，以科举网罗天下人才。初期贤相有王曾、王旦，之后便是名相晏殊，他极力提拔穷苦孤儿自学成才的范仲淹，而且他与范仲淹二人又特别提倡平民办书院讲学的风气。因此先有孙复在泰山脚下开馆授徒，后有胡瑗讲学吴中，提倡师道。而民间讲学之风由此大开，直到南宋末代不衰。范仲淹影响所及，培养出来的名臣良相，有寇准、富弼、文彦博等。至于光耀宋明理学的五大儒张载（横渠）、周敦颐（濂溪）、二程（程颢、程颐）以及南宋理学巨擘朱熹，这些史称关、洛、濂、闽诸大儒的理学家的发迹，也几乎都和范仲淹有关，与私人讲学的书院制度更是息息相关。
举例来说，大儒张横渠，青年时到西北边疆投军，见到范仲淹。范仲淹劝他应当好好读书，成才报国，顺手抓了一本《中庸》送给他。张横渠便拿着《中庸》回来，后来成为一代名儒，并有四句声震千古的名言流传后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范仲淹可算是千古读书人的好榜样。大家都读过他在《岳阳楼记》中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并且知道他是宋代事功显赫的人物，却不太知道他在中国文化教育史上的大功绩。但他不是理学家，他是一个大儒、通儒，不可与理学家混为一谈。
（选自《廿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
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并不是孔孟之道
我们为了浓缩叙述以往文化教育的历史演变，不敢牵涉太广，只以宋代兴起私人讲学的书院后，史称五大儒的理学家为代表，稍加了解。理学家们开设的“孔家店”，贩卖的货色质量，与孔孟老店的原来货品大有不同。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学运要打倒的“孔家店”“吃人的礼教”等，大多是宋代理学家们加上去的弊病。当时打倒的风气暴发，一概将之归罪于“孔老二”，实在有冤枉无辜之嫌。
简要地说，宋代理学家对传统儒学的解释，有些关键处，就好比欧洲中世纪天主教经院学派所解释的神学。但我说的“好比”，只限于比方，千万不可因比方又节外生枝。这比方只是说，理学家们的儒学是把孔孟学说经院化，变成宗教式的戒条。更复杂的是，他们用理、气二元来解释“形而上道”，又和人道修为拉扯在一起，内容非常庞博而精彩，如果研究学术，也不可等闲视之。它之所以形成，影响两宋到明清，且锢蔽了中国文化近千年之久，也并非偶然。如要了解大纲，必须读黄梨洲起始编著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还有禅宗的《景德传灯录》《指月录》，这四大巨著大有可观之处，千万不要轻视。
理学家的学说是怎样产生的呢？这个问题很大，很重要，和隋唐以来禅宗与佛道的兴盛有关。理学家本是坚持中国本土文化的儒家，坚决反对五百余年来风靡社会各阶层的禅佛和道家，但因袭唐代韩愈的《原道》《师说》之意，又受李翱《复性书》的启示，起而援禅入儒而再非禅，援道入儒而又摒道。但其所称的“理”，恰恰又是借用禅宗达摩祖师“理入”和“行入”的说法，再加上佛学的“理法界、事法界、事理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而来。“理”就是道，就是禅。
孔孟儒家之道，本来就有胜于禅和道的内涵，不过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认为凡是离开人世现实而言禅和道，都非圣人之道，所以人人都可为尧、舜，人人都可成圣人。你只要读了宋明儒学案，就可窥其大概。
在唐宋时代，弟子们记载禅宗大师的说法，叫作“语录”，因此理学家们也有“语录”；禅宗大师把个人学佛参禅而开悟的对话因缘叫“公案”，理学家便把个人的学养心得和师生的对话叫作“学案”；禅宗修禅定做功夫的方式叫“修止”“修观”“修定”“修慧”，理学家则把修养主旨叫“主敬”或“存诚”；又如宋明学案的巨著，更是仿照禅宗集著的体裁，其用意是你有酱油我有醋，你有醇醪我有酒，各家自有通人爱，谁也并不比谁低。但最重要的，自宋儒理学兴起，也就是禅宗衰落的开始，这是中国哲学史的大问题，在此暂且不谈。
但要知道，濂、洛、关、闽的儒家或理学，也是各有门庭，并非一致，与唐末五代禅宗分为五家宗派的情况非常相似。而在宋代当时，理学并不像元、明三四百年间那般完全归于朱子（朱熹）一家之言。例如南宋理学最大而有趣的问题，便是朱（熹）、陆（象山）异同之争。朱熹主张“道问学”，陆象山却主张“尊德性”。换言之，朱熹的主张，相当于禅宗的“渐修”；陆象山的主张，相当于禅宗的“顿悟”。这也是中国哲学思想史上极具风味的一个地方。
我们现在只是针对中国过去的教育经验，着重在父师之教和自学成才，特别对宋儒理学家多做一些说明。因为这与后来明清六百年间以八股文考试取士的关系太大，需要大家明白。除此之外，两宋三百年来，自学成才而考取进士的名儒和大文学家也非常之多，他们并非都是理学家。如众所周知的欧阳修、王安石、三苏、黄庭坚等，文学词章都非等闲之辈，他们每个人的身世历史都有一部好小说可写，非常热闹。但宋代在文学词章方面，何以又与唐代风格迥然不同呢？这就是立国体制的原因。
宋初立国，建都在丰腴之地汴梁（开封），基本上没有成功北伐渡过黄河，与漠北天南的开阔风光了不相关，所以在文学境界上，就远不及汉唐的辽阔。而在政治经济上，只凭长期给敌国“岁币”“岁帛”贿赂外敌而图苟安，两三百年来，好像是为北朝的辽、金、元充当经济资源补给站一样。宋真宗赵恒在澶渊之役中急于议和，甚至说“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身在敌前的宰相寇准极力反对，私自秘密召见议和专使曹利用说：“虽有敕旨，汝所许毋过三十万，吾斩汝矣。”最后，曹利用以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签约而归。如此这般，朝廷文弱可悲。但正好碰上社会人心思安，也可称为一时盛世。欧阳修的两句诗说：“万马不嘶听号令，诸蕃无事著耕耘。”读此真令人掩卷深思，不禁长叹！
所以宋代诗词文学，大多饱含天下承平的田园风味，农村气息非常浓厚。最有名的是名臣杨亿等人，因喜爱唐人李商隐诗的风流蕴藉，开创了西昆体诗格。后来又有富于山林风味的“九僧”禅诗，也突显宋代承平文学的特点。南渡以后，有名的诗人范成大和陆放翁，同样充分展现田园风味。由西昆体而演变为依声谱曲的长短句，就出现宋代的词学风格。
除此之外，到了南宋，也出了不少提倡实用学派人才，甚至也有人公然反对俨然标榜为圣学的理学；他们和朱熹虽然也是朋友，但学术观点和意见截然不同，如史称为金华学派的吕祖谦（东莱）、永康学派的陈亮（同甫）、永嘉学派的叶适（水心）等。可是却唯独一生机遇特殊的朱熹，其所注的“四书句解”，竟然成为明清两代六百年八股文取士的固定意识形态，岂不是古今得未曾有之奇吗？
研究两宋时代的文化教育问题，特别不要忘掉同时要研究辽、金、元史，因为这时等于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南北朝。在这三百年间，北方辽、金、元也同样传承中国儒、释、道三家的文化教育，只是在帝制政权体制上有别而已。辽、金、元和南北朝时期的北魏一样，比较崇尚佛教，但在中国整体文化来说，入世治国之道，他们仍然是注重儒家传统的。
北宋后期到南宋之间理学的兴起，在北方的儒者却认为这如同儒学的怪胎，或是儒学的骈拇枝指。例如北方的名儒李屏山，便著有《鸣道集说》，中和融会儒、释、道三家观念而兼驳理学家的说法。金元期间，禅宗曹洞传法的高僧万松行秀以出类拔萃的声望名重士林，终于振兴嵩山少林寺的禅风。金元之间的名士如元遗山、耶律楚材等，都是他的入室弟子。尤其在中国医学史上，继唐代孙思邈的高风，到了金元之际，出了四位名医，其著作流传千古，至今仍具有医学上不衰的权威。也可说金元时代，出了几位对生命科学贡献卓越的医药科学家，那就是河间刘完素、张子和、李东垣以及浙江义乌的朱丹溪，他们皆不同于南方名儒理学家们高谈性命之说、坐论理气二元却不切实际的作风。
（选自《廿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
八股文也能养成好人格吗？
明清两朝近六百年间，文化教育尤其注重理学家的儒学，而理学家的儒学观点，逐渐切守迂疏固执的礼节教条，大如宗教家的戒律。例如教导提倡妇女守贞节，便使还未婚嫁的女孩都要望门守寡，争取死后立个贞节牌坊。到现在你只要看贞节牌坊最多的地方，就可见到当地理学家教育的威望。
中国文化史上最为遗憾的事，就是明清两代采用宋儒理学家朱熹注解的四书，作为考试取士标准的思想意识形态，又将士子考试所用的文章体裁规定为八股形式。明清间许多名士大臣，例如明代的王守仁（阳明）、张居正，清代的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翁同龢，最后的状元张謇等，都不是由官学国子监出身，而是在家塾或书院自学成才，再随俗走八股考试的功名路线而来。
朱熹注解四书的是非、好坏、对错，事属专精而广泛，真是一言难尽，姑置之勿论。至于八股文，其内容又究竟是什么呢？
大概来讲，所谓八股文，是根据朱熹注解的四书，任随主考官的意思，取它一两句书的内容，定出一个题目，密封以后，由进考场的士子们拆开。士子们根据自己所知四书中这个题目的内容以及朱熹所注解的意义自行发挥，包括“破题”“承题”“起讲”“提比”等八个程式。全篇文章要有一定的“起、承、转、合”，而在“起、承、转、合”的每一段、每一节，又需有正反相对称的文字韵律，可以琅琅上口，读来既有内容，又有音节。我年少时读书，虽然已经废除科举，不考八股文了，但我很好奇，想尽办法找几篇八股文来看。读后，虽然认为废除八股文是对的，但也觉得它的规格内容不可随便鄙视。
这里举出一些实例以做说明，帮助我们站在中国文学的立场，研究旧八股与新的“科学八股”在教育制度和方法上的得失利弊。但在此要郑重声明，这并未存在复古意识，更不是希望在国文教育中提倡旧八股文。在这里只能说，提醒专读国文的大专同学和一般青少年们的注意，了解一下从前的青少年们所作八股文的文章技巧和人格养成的思想教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以资反省检讨而已。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秦道然
（破题）圣人不轻于启发，欲有所待而后施也。（承题）夫夫子固欲尽人而启发之，而无如不愤不悱何也！欲求启发者，亦知所省哉！（起讲）且学之中，必有无可如何之一候焉。自学者不知，而教者虽有善导之方，往往隔而不入。夫至隔而不入，而始叹善导之无益也；孰若默而息焉，以俟其无可如何之一候乎！（提句）夫学所谓无可如何者何也？（提比）学者于天下之理，未能尽喻诸心也。而视夫既喻者，又不能不欣慕之也，欣慕之而不得，则愤焉矣。学者于天下之理，未能尽达诸辞也。而视夫既达者，抑不能不遥企之也。遥企之无从，则悱焉矣。（中比）其人而果愤矣乎？将见彷徨于通塞之途，急求之，则已急也。缓求之，则又缓也。欲求诸此而尚恐其或在彼也。当是时，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方无如愤何！而教者则曰：是正其可启之端，且有欲不启而不能者也。其人而果悱矣乎？将见迟回于疑信之交，约指焉而难定其真也。博求焉而不得其似也。已知其然而难知其所以然也。当是时，欲亹亹乎言之，又戛戛乎难之。方无如悱乎！而教者则曰：是正其可发之机，且有欲不发而不能也。（后比）而无如其不愤也！本无求启之诚，旋授之而旋弃之耳！且徒负求启之名，面折之而面承之耳！非特隐诱无由，即显示亦无由也，安所施吾启乎！夫聪明不愤不生，精神不愤不振。吾非不欲启，而无如不愤何也！不然，吾岂乐于不启者乎！而无如其不悱也！本无求发之诚，相视不相谋耳。且徒负求发之名，相告不相入耳。非特微言无益，即繁称亦无益也。安所庸吾发乎！夫意见不悱不化，辩论不悱不亲。吾非不欲发，而无如不悱何也。不然，吾岂乐于不发者乎？（结比）且不愤而启，是终无由愤也。若因不启而愤，亦事之未可知者也。学者日望吾之启而自思之，愤乎未也？不悱而发，是终无由悱也。若因不发而悱，亦事之未可料者也。不悱而发，是终无由悱也，若因不发而悱，亦事之未可料者也。学者日望吾之发而自思之，悱乎未也。（结句）愤勿但咎其不启，不发为也。
该文作者秦道然的年代、籍贯难以考证，这是他少年时代的作品，是从清代八股文的汇编《初学度 》中摘录出来的。该文全篇的思想与现在教育学的原理和教育哲学完全吻合，不能说只是无病呻吟的考试文字而已。以下所录的，便是阅者的总评。如说：
此题之理，在欲学者勉于愤悱，以为受启发之地。此题之情，在反言以激之；故全神都在四不字，从愤悱转启发，正是题理，从不愤不悱转到不启不发，正是题情。又从不启不发，转到可以使其愤悱，正是题神。神者，兼情理而得之者也。至其就题两扇，劈分八股，如连环锁子，骨节相生。不用单句转接，局法最为高老。中股后接起，皆有藕断丝连之妙。每股煞脚，摇曳多姿。股中诠发实义，字字透辟细切。无一字一句，不可效法。允为初学津梁、发蒙妙药。如诸葛八阵图，知入而不知出。余线批已细细指明，万勿粗心阅过，以为平平无奇也。文所以明道也，代圣贤立言，而不得其意之所存，炳炳烺烺徒然耳。顾生千百载后，欲道千百载以上人之意，已难，况圣贤微妙之言乎！况初握管而效为之者乎！故言文于初学最难言也。初学作文，最患将题含糊诵去，不能逐字洗刷。才高者，辜负才情，不顾题理。质钝者，缚杀笔底，不透题情。是二人者，其失不同，而为无当于文则一也。夫文之为道，题而已矣。一题有一题之理，一题有一题之情，得理与情，而思过半矣。顾其端，全在从题字中，层层搜剔而出。反正闭合，轻重抑扬，使其来路至精也，去路极清也。前后倒乱，非题理也。步骤逾越，非题情也。只此一诀，神而明之，知者不易学，愚者不难为。可以探千百载以上人之意焉，可以代圣贤立言焉，可以明通焉。安得谓初学作文，可不自此始哉！
再看一篇：
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八比正格
向日贞
节能有守者，臣职克尽矣。夫人臣非才为难，而节为难也。临之而不可夺，殆克守其节者欤！且夫事未至而谈节义，在在可以为忠臣。事既过而论坚贞，人人可以为志士。然矜言气节之人，未必真能气节者，何也？曰：以其非临事也。盖臣品之邪正，居恒未可深知，独危急困顿之时，一生之贤奸莫不分其梗概。学术之真伪，平昔未可遽辨，独艰难纷集之际，毕生之忠佞，莫不定其权衡。嗟乎！孰是临大节而不可夺者乎？朝廷养士数百载，岂无责报之一日。及势至凌夷，而漫无足恃者，功名之士多，节烈之士少也。若人秉忠贞以为怀，故刃可蹈，鼎可甘，独此百折不回之意，必不可改。此国存与存，国亡与亡者，盖自匡居坐论时而已决矣。宁于委贽为臣也而忍负之。吾人读书数十年，岂无自靖之一念。及时至颠危，而顿易其操者，自家之念重，爱国之念轻也。若人本精白以自将，故家可亡，身可戮，独此靖共自献之心，必不可回。此不为威屈，不为势阻者，盖自草茅诵读而已定矣。宁于登朝致主也而忍忘之。幸而邦家徐定，则正色以立朝，而上可告无咎于君父，下可告无过于苍生。即特立之孤忠，自足树一代人臣之表。不幸而帝命难留，则从容以就义，而精诚可表于天地，志节可昭于日星。即一己之捐躯，亦足酬数世尊贤之报。持此志也，希贤希圣，已为天壤之全人。勿二勿三，庶几名教之正士。谓之君子，谁曰不然！
该文是一篇八股小品，但它对于人格的养成教育，以及人品和气节的思想，也并没有腐败到哪里去啊！现在再看当时阅读该文者的评语：
字挟风霜，词奔雷电，他日立朝，风节于此窥一斑。
——左笔臣
忠贞如铁石，文信国公之《正气歌》也。
——鲁木斋
我们读了这些八股文，便可发现历史有今古的差别，文章体裁的做法也有时代的不同，但是青少年们的思想和心理，并没有因为历史时代的不同就有太大的差距啊！只有经过不同的教育方式的熏陶，各自发展成不同的意识形态而已。
（选自《廿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
上学是为了找个好工作？那就大错特错
明朝三百年来的政权，虽然是在禁锢式的理学文化教育中，但朝廷的权力从头到尾始终离不开那些不男不女的太监当权。甚之，在万历时期，废除天下书院为公廨，而且为了皇室的子嗣之争，下放禅宗的和尚憨山（德清）到广东，引进天主教神父利玛窦，终于形成儒学的东林党和太监们互相争权的斗争，导致满族入关而明亡于清，这岂不是历史上更大的讽刺！
我常说中国历代帝制政权很有趣，汉代皇帝是与外戚女祸（后妃娘家的亲属）共天下，魏晋皇帝是与权臣、学阀共天下，唐代是与藩镇（地区军阀）、女祸、太监共天下，宋代是与贿赂敌国共天下，明代是与太监共天下，只有清初比较稳妥，没有外戚（女祸）、藩镇、太监的跋扈，但却误于只抓小辫子、马蹄袖的八旗子弟，令关外东三省和八旗子弟只准习武，严禁汉化，认为以此即可镇守四方，但不知因此反而使东北文化教育落后迟延。故而清代近三百年的文治，自上到下，都与绍兴师爷共天下。清代三百年来做官府幕宾的师爷，是考不取功名或不愿考功名的读书人，但也都是由家塾或书院自学成才之士，并非从国子监的官学出身，而且多是律法专家。
满族入关建立清朝，一切文化教育制度全盘因袭承接明代，仍然用朱注四书、考八股文等。但自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一百余年间，学者风气却大有转变，汉儒重拾对经学（四书五经）的考证功夫，所以在清代两三百年间，另有对儒家十三经的各家考据大作出现，表示对朱注的积极反省。但又妥协宋明理学，而冠为义理之学。至于文学诗词，在康熙、乾隆之间的一百年来又别成一格，与唐宋诗词各有千秋。这便是清代文化上考据、义理、词章三大特点。但在乾隆、嘉庆之后，也渐形衰落，唯有考据一门，仍与现代考古学衔接而已。我们要知道，在清代入关后的三百余年中，也正是欧洲文艺复兴、西方文明席卷全球的时期。接着，便是咸（丰）同（治）开始中国文化教育演变和现在的关联了。
清朝两百八十余年的帝制政权，对中国本身而言，大概可分为两个阶段。前阶段鼎盛时期，是康熙、雍正阶段，雍正十一年（西元一七三三年）特别颁发谕旨，提倡各省设立书院，此后雍正在位期间，中国的书院就从明朝的两千多所，迅速发展到三千多所。雍正之后到乾隆末年，无论文治武功，也都颇有胜场。因此，乾隆晚年得意忘形，自称“十全老人”。其实，真正衰败的原因，早在他的晚期便已埋下根底，所以嘉庆接位以后就开始衰落。况且当时的中国，上自清廷，下及全民老百姓，完全不知在中国以外还有许多外夷，并且它们分分合合、断断续续，又连接在一起而有不同的文明存在。因此由嘉庆、道光到咸丰，初有鸦片战争，继有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等外侮，内有太平天国的内患种种，大家很明白，不必多加述说。我们现在所讲的，只限于文化教育的专题。总的来说，从咸丰到同治，无论是从中国人的立场来讲，或是从清廷政权来讲，经过上述这许多内忧外患，便如“游园惊梦”般大梦初醒，意识到自己的文化教育必须转变方向了。
同治元年（西元一八六二年）设立“同文馆”，准备有计划地翻译洋书，几经转折而到现在，还始终不见如南北朝时期姚兴为鸠摩罗什法师开设逍遥园译场，或如唐太宗为玄奘法师成立译经院的百分之一的成就。接着又在同治十一年（西元一八七二年）开始，派出留洋学生。光绪廿一年（西元一八九五年），康有为在北京、上海设立半公半私的强学会，由张之洞出资支持。光绪廿三年（西元一八九七年），湖南乡绅王先谦在长沙倡设时务学堂，由梁启超主讲。光绪廿四年（西元一八九八年）设经济特科。但须注意，这个所谓经济，不是现在的经济学，而是要考选能振衰起敝，有经纶济世、安邦定国才能的经济之士。同时，又开办京师大学堂，也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