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一年（西元一九〇五年），停止全国科举，不再用八股文来选天下人才。政府设立“学部”，兴办学校，这也就是清末民初教育部的前身。清廷与民间关于改革文化教育这一连串举动，好像还在写剧本，尚未正式排演出场，不料时势急转直下，很快到了宣统退位下台。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取消了延续几千年的帝王专制政体，隔年改宣统三年为“中华民国”元年，称国家元首为总统。当时有人对“民国”和“总统”的名称非常反感，写了一副对联，上联说：“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下联说：“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极尽讽刺的能事。
接着就有一九一五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也包括“五四”运动），号召全国只要民主和科学，打倒旧礼教，打倒孔家店，废除文言文，倡导白话文。
同年，又请来主张教育实用主义的美国教育专家杜威教授，在北京大学讲学，并在各地演讲，风靡一时而影响直到现在。其实，教育之目的，当然就是学以致用，如果只是为找工作谋生，或是看社会、政府需要哪一种专才，然后才办教育来造就一种实用的人才，那是属于专业教育或技能教育的范围。假使整体文化教育的目标和范围都跟着这种观念走，其流弊和差错就非同小可，我们应当深思反省。
（选自《廿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
近代教育的目标是救亡图存
如要研究我们国家在二十世纪这百年来文化教育的问题，就须了解推翻清朝而称共和民国到今年，还只九十五年；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今年，还只八十八年。如果按照传统古老的观点，以十二年为一小变数，称之为纪，三十年为一大变数，称之为世，那么，在这九十余年间，小变八纪，大变有三世而已。
借用这个数字来说民国以来文化教育的演变，我们必须知道，由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到一九三六年（民国二十五年）这一阶段，国内正值军阀割据、互争权力的内乱时期。无论地方或中央，除了少数留洋（多数留日）回国的革命党人之外，大体仍由前清遗老或趁机而起的投机分子占据。这个时期上位的当权执政者，都是清末民初的军事学校出身，领兵割据的百分之八十都是北洋系所办的“保定军校”学生，极少数是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人。至于下级军官，大半是在清末民初各省所办的初级军士学校出身；各省名称不一，有称讲武堂，有称武备学堂，也有称陆军小学，甚至还有在军队中自办的弁目学堂等。大家试想，在这样局势中，只有古语可以形容它的大概了，那就是“豺狼当道，安问狐狸”。
而且当时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的“民智未开”，教育更不普及。初期在北洋政府时代的一二任教育总长，和后来改称的教育部长，也正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中，几曾有暇为国家民族的教育定出百年大计而精思擘划呢！即使有心，亦无先知远见，谁知半个世纪后的天下变化大势啊！
当时全国只有一个著名大学，就是由清廷的京师大学堂改制的北京大学。各地的公私立中小学还正在萌芽。唯一受人注视的，就是新办的法政学校与北京师范学校，因为法官和教师不可能由军人完全包办。除此之外，各省各地也有少数民办师范学校和高等小学，其目的都是先以普及教育最为重要。至于其他各地的地方首长，先有称为督军的，后有称为省长的，也有从清末举人或秀才出身的书生扮军阀的，都不少见。各级政府机构中的公务员，如果是提过考篮、中过秀才的，那就视为特殊人才了。少数新毕业的大学生或留洋回国的学生，也只好在军阀帐下依草附木存身而已。
凡此等等，都是我童年耳濡目染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亦自少要习武，要进军校，意在纵横天下，据地称雄；同时也想研究政治和法律，以求治平。到了国民军北伐的时期，有一位举人出身的老师对我说：“什么军事北伐，那是虚晃一枪，没有用的。其实啊，军事北伐是空言，政治南伐是事实。”我就问什么是政治南伐。他说：“你还年轻，你看到了吗？他们抢到了天下，懂得什么民政啊？！所谓刑名（刑律和民法），所谓钱谷（经济、会计、统计），他们懂吗？还不是靠一班清末遗老来办公撑场面啊！你们年轻，骂清朝贪污腐败、割地求和、丧师失土，我看啊，照这样下去，将来的这些情形，比现在还严重。所以我告诉你，这便是政治南伐。”这一番话，真把我听呆了，心里念着古文：“其然乎！其不然乎！”我的天哪，中国的苦难还有多久才完啊！
到了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外患内乱，还正在纷纷扰扰之中。孙中山先生和革命党人鉴于中国历史上非武功不足以统一的经历，正如杜甫诗所谓“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便在他到北京之先，在广州创办了黄埔军校，欲以现代崭新的军事教育，收拾北洋旧军阀们的恶势力。稍后，在文治思想方面，又开办了以三民主义为中心的国民党党校，以配合随军北伐的政治工作。但以当时交通和资讯的困难，又加上旧社会“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老观念，全国青年，要艰难到达广州进入这两所革命大本营的学校，实在很不容易。尤其家族怕子弟到广州参加革命，那是杀头的事，多半阻止不前。所以对一、二、三期的黄埔同学而言，谁也没料到在一二十年前后就跻身独当一面的方面大员，资兼党政军三合一的文武重任，更借此而接替了保定一系老一辈的权力，岂非异数！
换言之，在民初到抗日战争开始的三十年间，我们的文化教育，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的，还在“军政时期”。他那时所说的“民智未开”，是说国人文盲太多，对于民权和民主，实在还没有个人自主的思辨能力，故要先求军政的统一，所以叫“军政时期”。同时，要积极提倡教育的普及，使大家明白真正的民主是什么，这便叫作“训政时期”。所以在这个阶段，随军所在的政治工作，也就到处办“民众识字班”，张贴大字的“壁报”，借此以开发民智，以补公私立学校教育的不足。这种“壁报”，也就是后来诸位所讲的“大字报”的前身，有民间文艺，有民意言论等。当然，我所说这一时期，也有人叫它是大革命时期，是两党合作阶段的先后期，各地所谓“农会”“工会”“妇女会”等的成立，“地方自治”“乡村自治”等的宣传推广，都在这个时期。
在这同一时期，外侮“蚕食”的侵略，与清末差不多，压力甚大。列强敌国的日本，随时都在施展“鲸吞”的外交手段，并非只求“蚕食”。在这种时局情势之下，整个国家民族都处在寝食难安的状态中，异常紊乱，所以对于全民的文化教育，可想而知就更无余力能及了。祸患随之而来的三十年中，又有两党分裂，两党中党内有党，党内又各自有派系，而且党内党外知识分子的思想分歧，外来的学说和传统固执的意识，也随之莫衷一是，紊乱如麻。
这时，正反两派口诛笔伐的地盘，大多在上海一隅和香港，这两地几乎足以代表全国。因为上海还有英法等外国租界的“治外法权”，香港还是英国的租借地，可以借此以避祸害。所以在民初三十年间，一切正反派的言论报刊，都以上海、香港为革命或反革命的温室基地。
接着便是“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对日抗战的战火点燃，终于迫使国民政府撤到大后方重庆，将全国分为十二个战区，全民奋起而抗日。这些我想大家并不陌生，但细说其详，也非易事。至于这十二个战区的司令将官，大多仍是如前面所说，是“保定军校”出身的人物。因为人生际遇不同，后来多位都与我有友生之间的关系，所以其中的得失是非，颇难细说。
抗战期间，无论普通大学或中小学，除了在沦陷区之外，大部分的学校成员都变为随政府迁移到大后方的流亡师生，有的或转入“战干团”等进行各种战时军训教育，名称不一。这种流徙播迁文化教育的情形史无前例，我也几乎是亲身经历并目睹耳闻。
例如大学方面，在西南的成立了西南联大，在西北的成立了西北联大，在四川成都华西坝和望江楼的，便有金陵大学、齐鲁大学、朝阳大学等，在四川本土的有四川大学、华西大学等。全国老少菁英聚集，也可算是济济一堂，际遇特殊了。至于在东南、西北各地，以及全国中小学生，随学校流亡迁移，寸步维艰而到战地后方继续求学，那一幕幕的景象，一点一滴的艰辛血泪，也是史无前例地说之不尽、知之难详。
那些学生在流亡途中，自身背着书包、小板凳，随地上学，他们用的课本，虽然纸张不像纸张，装订不像装订，却又是哪里来的？这就使我要讲到后来在中国台北街上摆地摊出租武侠小说的一位朋友宋今人。他在战时担任正中书局的重要人物，负责出版中小学教科书。当时战地课本虽然粗制滥造，但他眼见青少年的爱国壮志，为了职责所在，尽了无米之炊的最大供给能力。所以我很佩服他，也为大家所不知而感激他。他到了台北，不向任何机构报到，不去求人，自己把随身所带最喜欢看的武侠小说摆地摊出租，维持最低生活。同时又发动同好写武侠小说，后来就成为出版武侠小说的老祖师，这便是我给他的封号。因此，我也戏笑他们为凭空捏造、乱了中国武侠文化的罪人。他们答复我说，那大多是从你著作佛道两门的书中所启发的，我们对武术一无所知，只好写左手打右手，捏造从无到有的武功啊！
为了保存文化，我把手边仅有的梁漱溟先生的《印度哲学概论》叫他翻印出来，以免绝版。我们两人还笑说，把梁先生的大作交给出武侠小说的真善美出版社来印行，也是大变乱中的奇事。因为我怕前辈的心血就此丧失在乱离之中，未免罪过。
（选自《廿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
教育行业越发达，教育水平越低下
几十年前，我们读书求学可没有像诸位现在那么容易。尤其像我们这些不今不古、不中不西、不老不少的老朋友，讲到读书求学的故事，真有不胜今昔之沧桑感慨。
当年，像我们这些来自乡村的老少年，大多先在家里接受了旧式读经书的家塾教育，既不是像现在青少年为求职业、求学历、求出路而接受教育，更不是为了科举、考八股以博取功名。我们从小先要接受旧式教育的动机，那是传统历史文化上旧观念的习惯所驱使，同时也是受了旧观念“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意识所影响。因为当时在新旧社会形态的变革时期，许多乡下人真还弄不清国家教育政策的方向。除非有些在通都大邑的人，得其风气之先，才真是为了读书救国、为了学问而学问地接受教育。
我们当时旧式读书受教育的方法，是“读古文，背经史，作文章，讲义理”，一贯的作业。那种“摇头摆尾去心火”的读书姿态，以及朗朗上口的读书声，也正如现在大家默默地看书，死死地记问题，牢牢地背公式一样，都有无比的烦躁，同时也有乐在其中的滋味。
不过，以我个人的体验，那种方式的读书，乐在其中的味道，确比现在念书的方式好多了。而且一劳永逸，儿童时代背诵的“经”“史”和中国文化基本典籍，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当年摇头摆尾装进去，经过咀嚼融化以后，现在只要带上一支粉笔，就可摇头摆尾地上讲堂吐出来。所以现在对于中国文化的基本精要，并不太过外行，更不会有空白之感，这不得不归功于当年的父母师长保守地硬性要我们如此读书。
家塾读书受“经”的遗风当然存在不了好久，时代的潮流到底很自然地打开了风气，马上就需要转进“学堂”（当时俗语称新式学校叫洋学堂）去上学。但是，就以高等小学（等于现在的小学）来说，一个县里也没有两三个，有些地方隔一两县才有个中学，虽然路途只隔十多里或二三十里，可是要一个生长在保守农村的小孩子（基本上是先受旧式教育读书的）背上一肩行李，离开家园而进入学堂，过着团体受教育的生活，其中况味，比起现在出国读书还要难过。
如果由高等小学毕了业，有能力，有志趣，再上进去读中学，那种气氛就像专制时代进省考举人一般严重。三四十年以前，在守旧保守的农村社会，一个乡村没有几个中学生。当时，他们便等于是洋举人，风头之健，足以博得人们的刮目相待，或“侧目以视”，至于偏僻地方，一个县能有几十个中学生，已是了不起的事，再能进读大学的真是寥寥无几。但是那时一个高等小学毕业生的学养程度，比起现在中学毕业的还高得多，一个中学生比起现在大学毕业的也要胜出一筹。
如果大家不说假话，当代多少知名之士，在各界有所成就的中年以上人物，很多都是在这种不新不旧的中小学教育环境中成长自立起来的。尤其站在中国文化方面来讲，的确如此，其中原因固然很多，最重要的还是因为时代不同，从小学开始对于中国固有文化已打了较好的基础，这是不必讳言的事实。这就是我们国家在几十年前，由农业社会转进工商业社会，因教育形式的不同，而使得半个世纪的心理和思想上，产生许多新旧的差异。
为什么当时读到中学的人那样少呢？这就涉及政治、经济、交通、教育等许多问题，而且这都是现代教育上的专题。现在追溯从前，只从经济方面来讲，当年的农业社会，较为僻远的地方，能够使一个子弟读完高等小学，在学费的负担上已经非常吃力。要使一个子弟读完中学，在学费、路费、住宿、膳费等的负担，如非“中人之生产”的家庭，实在很难负担得起。除了通都大埠以外，一般农村社会，除了要子弟读书做官来光耀门楣，否则，教育对他们而言，真是过于奢侈的事。
倘使再要上进去读大学，就等于清朝的上京考进士一样严重。因此那时候一个大学生，除了少数真正毫无出息的世家公子或富家纨绔子弟以外，只要能够进入大学读书的，学识才能的程度，就远非今日的大专同学可比。当然，大学生们也许会盲目地责怪上一代老少年们对于国家历史上的贡献。
事实上，如果真能深切地研究、了解了我们国家这半个世纪中遭遇的内忧外患，便会体谅上一代的老少年们，是如何地运用不今不古、半中半西的学问知识，极其艰辛地撑持了这“六十年来家国，八千里地山河”的历史局面。在艰危变乱中，诚然不免忙中有错，何况世界上最难了解、最难判断的便是人和事。因此对于这个问题，很可以引用两句古话来说：“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
这二十多年来教育的发达和普及远非从前可比。但是无论教师或家长，都感觉到教育水准的低落，一代甚于一代，而远不及从前。其中原因复杂，不能只苛求于学校的教育，例如社会风气与社会教育的关系，家庭教育与家长思想的关系，整个教育精神与教育制度的关系，在在处处，都是整体连锁性的因素。不过，单以中学教育而言，问题就颇为严重。
历年来为众望所归的几个著名小学或中学，尤其是某些“女中”，为了争取校誉（以升学率的高低而定校誉的声望），大半时间在教“考”。除了背考试题以外，就不知什么叫教育了。而且功课的繁重，根本没有时间多读课外书。我与学生及在中学里当教师的同学们谈话，他们或她们在夜里做梦的时候，经常都还梦见“赶考”——被考或考人。除“考”以外，简直不知什么是学问。旧式考试考思想，现在考试考记诵。《礼记》有言：“记诵之学，不足为人师。”
可是现在能记诵而善于考试的学生，家庭与学校都认为是好学生。稍加活泼而稍富于才能与思想的，反而考得不好。而社会、家庭与学校，根本就抛弃诱导天才的教育原理，很轻易地认为是坏学生——太保或太妹。所以这些不“太”而也被汰的青少年，率性就抗拒到底，一路汰下去了。家长期望于现在好学校的心理是如此，所谓好学校的校风恰也合于家长和社会的要求，你能说是有错吗？其谁之过欤！其谁之过欤！
（选自《新旧教育的变与惑》）
反省中国教育的错误观念
大致了解了两千多年来中国教育的概况，无论我们的先圣先贤、诸子百家，关于教育与学问做过如何庄严神圣的定论，教育的理想与一般社会对教育的暗盘思想，毕竟存在一段很大的距离。如果我们真肯深切反省检讨，那么就可以明白地说，我们的一般教育思想，历经两千多年来，始终还陷落在一个一贯错误的暗盘里打转。
这个暗盘思想错误观念的由来，首先便是自古以来中外一例的重男轻女思想。
为什么要重男轻女呢？
因为男主外，女主内。男儿志在四方，有子克家便可以光耀门楣、光宗耀祖，而最好的出路只有读书。尤其在古代轻视工商业的观念之下，当然就会产生“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看法了！
读书为什么有这些好处呢？
因为读了书，可以考取功名，登科及第而做官。因此读书做官自然而然就成为天经地义的思想。
做官又有什么好呢？
做了官，就能得到坐食国家俸禄的利益，由此升官发财便顺理成章地被民间视为当然的道理。
由于这一系列错误观念的养成，读书读到后来，所有经史子集也成了剩余物质，只有八股的制义文章才是生活宝典，这都是很自然而形成的思想，无足为怪。
到了十九世纪末期二十世纪初，西方文化思想东来，慢慢地把旧有家塾、寒窗、书院和国子监等中国传统教育方式变成西式学府制度。由洋学堂开始，一直到现在三级制学校制度而至于研究院为止，教育是真的普及了，一般国民的知识水准是真的提高了。但是知识的普及，使得一切学问的真正精神垮了，尤其中国文化和东西文化的精义所在，几乎是完全陷入贫病不堪救药的境地。
不但如此，我们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虽然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而换旧更新，可是我们教育的暗盘思想，依然落在两千多年来的一贯观念之中，只不过把以往读书做官、光耀门楣的思想，稍微变了一点方向，转向于求学就可以赚钱发财的观念而已，然后引用一句门面话来自我遮盖，以“教育即生活”作为正面堂皇的文章。几家父母潜意识中对子女的升学大事不受这个观念的影响？又有几家子弟选读学校、选修科系的心理不为这个观念所左右？
于是，新的“科学八股”的考试方法，但凭“死记”“背诵”为学问的作风，依然犹如以往历史的陈迹。只是过去的风气，但须记诵八股文章作为考试的本钱；现在的风气，但须记诵回答和猜题，便能赢得好学校以及联考的光荣。过去的读书为考功名、为做官；现在的读书和考试为求出路、为求职业、为赚大钱。
过去读书的“志在圣贤”，做官的一心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如此立志者大有人在，而抱着“君子乘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以行”，归到农村社会，以耕读终生的也不少。现在人受了教育，不能谋得一个出洋、赚大钱的机会，至少也要做个公教人员，才算是不负平生一片读书求学的苦心。尤其是工商业时代都市生活的诱惑，小市民思想的深入人心，如果不能如此，只好优游等待机会，或者自己封个“马路巡阅使”来怠荡怠荡也可以。至于其他的事，只有付之于命运的安排了。
我们只要息心反省教育的现状，就可明白现代青少年陷落在一片迷惘境地的前因和后果。因此，我们为了后一代，对于家庭教育思想、社会教育思想以及学校教育的思想制度，必须多做检讨，以建立一番复兴文化的新气象。虽然说问题并不简单，但问题终须寻求出答案和调整的方法。这不但是我们老一辈的责任，也正是落在现代青年身上的重要责任，亟需渊博通达的学问，才能挽救亟待复兴图强的中国文化。
（选自《新旧教育的变与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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