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清父母师长的责任
父母不要把自己的愿望寄托给孩子
老实讲，上至大学、博士、博士后，下至幼儿园、小学，我对现在整个教育都不满意。别人不可以这样讲，我可以这样讲。这二十多年以来，有三十几所大学每年都发放“光华奖学金”，没有停过。“光华奖学金”是一九八九年成立的，钱是尹衍梁同学出的，但是他硬把我推为董事长，所以我很清楚教育的变化。尤其现在都是独生子女，男的就是家里的太子，女的就是公主，父母和两边的祖父母及所有长辈，大家捧在掌心疼爱，太过分关心宠爱。这下坏了，未来这些人怎么教育？国家民族怎么办？这是大问题。
我也是独生子，原来家里环境很不错，但是我十二岁起就晓得什么是困难。当时家里被海贼抢光，从此以后没有钱读书，我就立定志愿，不靠家里出钱。当时在战乱中，可我还是要读书，还要起来救这个国家。我的父母没有像诸位做父母的那么关爱子女，难道是他们不关心我吗？他们当然很关心我，但是教育方法不一样，由我自由发展。我十九岁出来做事带兵打仗，因为太年轻了，就留个胡子冒充四十几岁。后来我的家乡也被日本人占领，音信隔绝，家里人生死如何都不知道，有国破家亡之痛，我就靠自己站起来。这些人生的经历，通通与教育密切相关。
我认为古今中外的教育，大部分都犯一个错误，父母往往把自己一生做不到的愿望，下意识地寄托在孩子身上，可是却忘记了自己子女的性向与本质。做父母的应当思考，如何正确地培养与辅导孩子，让他们成人立业。如果只是一味地要求读书、考试、上进，希望出人头地，是极大的错误观念。这样爱孩子，其实只会害了他们。
我简单明了告诉大家，《大学》上说“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父母对儿女有偏爱，所以只看到他的优点，而不晓得他的缺点。我们做父母的，要注意这两句古圣先贤的告诫。但是古人有另一面的说法，叫作“知子莫若父”，指出很重要的教育重点，是父母需要懂得自己子女的禀赋性向，因为老师和别人不见得真正全盘了解每一个学生。现在父母对孩子们的教育，只是过分宠爱关心，反而对子女的禀赋性向都没有深切关注。
我个人的经验，看了古今中外，全人类几乎都一样，都会犯这个错误，不过外国人好一点，中国现在这一代太过分了。“知子莫若父”，实际上，对儿女的禀赋性向，做父母的不一定看得清楚，因为有偏见，有偏爱。刚才讲这两个观点，看起来相反，但不尽然。
我没有兄弟姊妹，一辈子靠自己站起来，而今孙子也有孩子，已经四代了，我一概不管。为什么不管？天下儿女都是我们的儿女，为什么我家里的孩子一定要好？那别人家里怎么过？所以我对天下人的子女，都是平等看待。我只吩咐孩子们，不要一定想升官发财，一定想做什么大事业，一定想读什么名大学，只要好好学个谋生技术，可以生活糊口，一辈子规规矩矩做事，老老实实做人就好了。发财做官，都是过眼云烟的事。我对孩子的教育是这样，一切要他们自立发展，这就是古人所说“人贵自立”的道理。
举一个小例子给你们听。中国商业历史上有名的大商人群体，第一个是晋商，山西的票号很有名；第二个是安徽的徽商，扬州是徽商的天下。中国有十大商帮。讲到做生意，徽商第一，晋商第二。宁波是近代的，江南有龙游商帮，广东有广东商帮等，这十大商帮大大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安徽人不只对经济财经的发展有贡献，对中国文化也有贡献，尤其是安徽妇女。我常讲中国文化能维系五千年，是靠家里有一个好太太，有个贤妻良母，不是靠男人，家中的妇女为中国文化挑起了担子。
安徽人很辛苦，对自己出身很感慨。注意，重点在这里，“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古代孩子是这样，父母对孩子用心培养，忍心把十二三岁的孩子送出来当学徒，绝没有像现在父母对孩子这样溺爱。我们当年也是这样。像我十九岁离家，十年后抗战胜利才短期回家，以后再没有回去过！也没有靠兄弟父母朋友的帮忙，都是自己站起来的。一个孩子要自立，只要希望他有一口饭吃，不要做坏事，出来做什么事业是他的本事与命运。
小孩子十二三岁就去做学徒，跟着学商，到外地发展；长到十七八岁或二十岁回来，家里给他订婚。旧时订婚，男女不必见面。讨了老婆，过个一两年又出来了，出来七八年，甚至十来年才回去一趟。所以安徽的男人对这些好太太都非常感激，老了为她们修个贞节牌坊。
你看那些伟人都是自己站起来的，没有什么教育，都是自学出来的。我再一次跟你们讲，不要只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现在讲爱的教育，中国古文有一句话，“恩里生害”，父母对儿女的爱是恩情，可是爱孩子爱得太多，反过来是害他不能自立，站不起来。
清朝才子郑板桥（郑燮）有一句名言，叫作“难得糊涂”。他是江苏人，出身也很贫寒，自己站起来的，没有考取功名以前，靠卖画教书过活。后来考取功名，做到山东潍坊县令。我曾看过他给家里写的信，对我影响很深，这个就是教育。他叫家里的子弟们不要一定想多读书求功名，读书读出来，有学问，有功名，又做官，不一定有什么好处。
他是个才子，琴棋诗画无所不能，所以他说我们郑家的风水都给我占光了。以后的子弟们要像我这般样样都会，是做不到的啊！你们只要规规矩矩，学个谋生的技术，长大了有口饭吃，平安过一辈子，就是幸福。所以他写了“难得糊涂”四个大字。怎么叫难得糊涂呢？笨一点没有关系啊，但是做人要规矩。他对自己写的“难得糊涂”四个字有注解，你们必须留意，他说：“聪明难，糊涂亦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
老实讲，哪个父母晓得自己的孩子够不够聪明？像我看我的孩子，跟我相比都马马虎虎，不够聪明。我告诉孩子们，不要学我，充其量读书读到我这样多，事情文的武的都干过，有什么好处啊？没有好处，只有更多的痛苦与烦恼。知识愈多，烦恼愈深；受的教育愈高，痛苦愈大，我只希望你们平安地过一生。
昨天有个孙子打电话找我，我问：“你是谁啊？”“我是你的孙子啊！”“哦，我知道了，什么事啊？”“我的孩子要考某个中学，分数差一点点，他们告诉我，请爷爷您写一封信就行了。”我说：“你叫我爷爷对不对？你是我的孙子，你难道不知道吗？为自己的子孙写信，向地方管教育的首长讨这个人情的事，我是不做的，你怎么头脑不清楚啊！”“是啦，爷爷！这个道理我懂，可是我被太太逼得没有办法，一定要给你打个电话。”我说：“你告诉你的妻子，随便哪个学校都可以出人才，你看我一辈子都靠自己努力，这事绝不可以做。”
今天这个孙子又给我打电话：“昨天爷爷的教训，我都跟家里的人讲了，大家都明白，您是对的。”我说：“我知道你心里也不舒服，但你们去反省，读的学校好不好有什么关系？你说历代的状元，每个大学考取第一名，有谁做出了事啊？那些做大事的人，譬如美国的汽车大王、钢铁大王，都不见得是大学毕业的，为什么要这样注重学历啊？”
所以郑板桥说“聪明难，糊涂亦难”，真做个笨的人，也不容易，就怕孩子不笨，真笨了倒是真规矩、真老实，不敢做坏事。聪明的人容易做坏事，反而有危险，所以“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注意第三句话，很聪明，却要学糊涂，这就更难了，一切听其自然，好好努力，这是郑板桥“难得糊涂”的几句话。
再说中国历史上的圣人尧、舜、禹，后代都不好，并不是坏，是不够聪明。我也做过父母，还四代同堂，我晓得孩子不够聪明，这四代聪明给我占完了。你们看水果树，有一年长了很多果子，接下去就要休息好几年。你们都是了不起的聪明人，不要再往孩子身上加压力。
我经验很多事，见到很多人，问到人家的父母时，不说“你爸爸干什么的，你妈妈干什么的”，以前我们对部下是很礼貌的，“你的老太爷做什么的？你的老夫人是农村的吗？几时来？我请你老太爷、老太太吃饭”。这样就可以晓得这个人的个性，其中有一部分是父母的遗传和家教。这里头学问很深的，大家要注意。
所以对孩子们不是叫你们不关心，而是不要爱得过分，放一步，让他自由发展。但是现代人都关心得过头了。教育的目的，不是教他知识，是把孩子天生遗传不好的个性转化，所以真正的教育不是只靠学校，而是家庭教育，父母最重要的是不可偏爱。孩子们有许多的个性，遗传自父母的优点很少，缺点特别多，大家仔细研究一下，拿孩子做镜子反照一下自己。有些孩子脾气特别大，有些孩子很忧郁，都是爸爸妈妈内在的遗传，孩子各种各样的心态跟父母都有关系。所以教育从家教开始，真正的教育在反省自己，孩子的缺点就是父母的缺点。学校不过是帮忙一下，现在人把教育都寄托在学校，这是错误的。
父母怎么样培养孩子呢？把自己的孩子看成别人的孩子，把别人的看成自己的孩子，要孩子能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并且改过来。所以如何培养孩子，让他平安地过一生，虽是很重要的，但也全靠孩子自己。
（选自《廿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
教育是引而不发，不是填鸭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公孙丑曰：“道则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为可几及，而日孳孳也？”
孟子曰：“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
——《孟子·尽心上》
孟子说，教化有五个重点。
第一种“有如时雨化之者”。所谓“时雨”不是时时下雨，而是天旱久了，田里的禾苗快要全部枯死，在这重要的关头，突然来一场大雨，把禾苗全部救活了，这场雨就是“时雨”，适时而至的雨，又叫“及时雨”。当人在疑难未决的关键时候，应机施教，等于机锋相对，豁然开朗，心开意解。这种诱导式的，比较自然的教学方法，可说是如沐春风，扬眉瞬目，受教者领会于心，于有形无形中受到感染，与后世带有强制性的教育管理不同。古诗说“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正是不着痕迹地影响改变了一切，真是“时雨化之”的最高境界。
第二种“有成德者”。隋末有位学者王通，造就了一个时代，在他死后，弟子门人私谥他为“文中子”。他生逢隋末的乱世，为了中国历史的继往开来，本想出来有所作为，后来与隋炀帝见面一谈，知道时机未到，立即回河西，教化子弟。三十年后，大唐开国的文臣武将，如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等人，大多是他的学生。可以说在他的教化之下，开创了历史上一个新的时代，这正是“有成德者”的说明。可惜一般研究历史文化的学者都忽略了他。
第三种“有达财者”。是去教人发财吗？当然不是，古代“财”与“才”两个字有时候简化，可以通用，就是造就智慧、学问非常通达的人才。教化出一个“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达才是很不容易的。明清两代五六百年间，以八股文体为标准考试取士，限于宋儒四书章句范围，这种作风实际上扼杀了天下英雄气。
清末变法时有两句话，“消磨天下英雄气，八股文章台阁书”，大家纷纷要推翻科举制度的框框，希望学术教育开放自由发展。但清末民初之间，在极力推翻八股取士制度以后，近百年来的现代教育，又限于当局自定的思想意识形态之中，学术科目形成新“八股”，比之旧八股更拘束困扰人才。如此过犹不及，更不可能造就通达之才。在我“顽固、落伍”的思想中，看到现代的教育，则有无限的悲凉、哀伤。尤其现代教育造就出来的人才，通才越来越少，专才越来越多。专才固然不错，但是一般人意识都落在框框条条款款之中，很难跳脱。再看未来时势的演变，是趋向专才专政，彼此各执己见，沟通大大不易，因此处处事事都是障碍丛生，这都是更加严重的问题。
能够明道而又通达的人士愈来愈少，社会也愈将演变得僵化。在这些问题还未表面化的时候，这个道理大家不会有深刻的了解，我在这里先做预言（讲此课是一九七六至一九七七年之间），在今后的五十年到一百年之间，全世界即将遭遇这种痛苦。虽然我这个预言似乎言之过早，而言之过早的人往往会像耶稣那样被钉上十字架，但是言之过迟则于世无益。如果不早不迟地说出，则恐怕来不及，所以只好在此自我批判，有如痴人说梦，不知所云了。
第四种“有答问者”。有问必答，无问不答。可是有的人，只是听老师讲而不问；去看老师，也不是质疑，只是想听老师讲课，却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因此找到老师也提不出问题来。这是最近几十年来的现象。以前的学生很会提问题，老师也会答，例如禅宗的教育，有人问宋朝的大慧宗杲禅师：“眉间挂剑时如何？”他立即答道：“血溅梵天。”同时又连下几十个转语，这就是会问会答。现代的人，既不会问，给他说了答案也没有用，也听不懂。
第五种“有私淑艾者”。现在所谓“私淑弟子”，就是根据孟子这句话来的。有时觉得中华民族很妙，我们每感叹今日青年不懂自己的文化，但也常接到陌生青年的来信，下面署名私淑弟子，意思就是并没有直接听过课，也没有见过面，只是读了著作，而对作者非常敬佩，感到从著作中学到了学问，受益良多，便认作者为师，自称私淑弟子。
这就是孟子提出的五种教化方式。孔孟的教化，因古代文字简化，从他们教学的经验，确定有一个范围，但这个范围，也可以融会贯通古今中外的教育思想与原理。又例如印度释迦牟尼佛的教育方法，也和孟子这里所说的差不多。在他的教育方法中，关于“答问者”的方式就有四种：
一、决了答：这近似于现代考试的是非题，为提问题的人做一个肯定答复。例如问：明天我可不可以来听课？答复：可以。凡是肯定性的、否定性的以及对事物有决定性的答复就是决了答。
二、解义答：这是解释性的答复。例如问：为什么明天我不可以来听课？答：明天是假日，这里不上课。孟子对于学生们的问题，许多都是用“解义答”的方式作答。
三、反问答：就是以问题来答复问题。例如问：停电了，电梯不能动，怎样下楼呢？答复说：你不能用脚走楼梯下去吗？这种答复的方式，除了答复问题外，还可以在无形中训练受教者的思考能力。
四、置答：就是把问题搁置，默然不语，不做口头答复，实际上是逼他启发本有的智慧。这种不做答复有时正是答复，因为有许多问题是无从答、无法答、不该答或不便答的。所以圣人亦有所不答。孔子、孟子都碰到过这种情形，释迦牟尼佛对于这些问难也是置而不答。假如我们问先有鸡或先有蛋？置答。问先有男的或先有女？也置答。因为这些问题讨论下去，争辩将无止境，这不是人类的一般世俗知识所能了解的事，因此默然不语而置答。
古今中外，人心到底是相同。公孙丑接着问孟子“道”，也和现在许多同学向我问禅和佛法一样。公孙丑说，道真是好极了，可是太玄妙，太难了，像登天那样难，就是学不会，达不到，为什么不设法使人容易学呢？这就像有人说，我们中国文化不科学，何不用西方的科学方法，把它一条一条列出来，或者编成一个公式，大家照着公式不就可以学到了吗？
例如，有一个青年同学说，从前看不懂《易经》，现在看了英文本《易经》就懂了，因为英文《易经》上面清楚列出来了。我反问他，真的吗？可是我读了几十年《易经》，也还不敢说完全懂得；你花三五天时间，看了英文《易经》就说懂了，你既然懂了，为什么又来问我呢？然后我告诉他，外国人多半只知道一点皮毛就立刻翻译，立刻发表，自以为已经精通。一个教育家，谁不想把这“道”传给别人呢？但有时候正如佛所说的“不可说”“不可思议”。但“不可说”并不是“不能说”，“不可思议”并不是“不能思议”，而是对于至高无上的“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因为没办法用言语文字表达清楚。所以公孙丑对于道很困惑，也希望编纲列目画成框框，像现代的统计表一样，一看就懂。
于是孟子告诉他：“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绳墨就是木工用来画直线与方格的工具，也叫作墨斗。一个好的木匠，不会因为徒弟太笨，而去改变原来已定的标准，因为一加一必定是二，一加二必定是三，没办法改变；羿教人射箭，也有一定的标准，不能因徒弟射不好而改标准，这便是“君子引而不发”。所以，教化最高的道理，是引发人性中本自具有的智慧，“无师自通”，并不是有个东西灌注进去使你明白。这种启发式的教育，活活泼泼的，如孟子所描写的“跃如也”，因此可以不偏不倚，“中道而立”。如果老师呆板地告诉学生，填鸭式教育，那就钉在一个死角，钻到牛角尖里去，不是“中道而立”了。
如果老师呆板地告诉学生，学生虽然懂了，但已经落后了几十年，等到学生赶上老师，老师又往前去了，而教育的目的是希望后一代超越前一代。如果引用禅宗的教育方法，来发挥孟子的教育思想，可举出很多例子。禅宗的大师们经常用“引而不发”的教育手法，对于聪明、伶俐、有智慧的人，轻轻点拨一下，使人自肯自悟，不然就是“误”了。
例如，宋代有位大禅师，遇到一位学问好、官位高的人，这人很恭敬地向大禅师问道：“何谓黑风吹堕罗刹鬼国土？”什么是“突然一阵黑风把人吹到恶鬼的国度里去”？这位大禅师本来一脸慈祥，听了问题，突然变得一脸怒容，一拍桌子，瞪眼看着他，大声斥骂道：“你哪有资格来问这句话！”那位大官原来很恭敬，无缘无故挨了顿痛骂，火可大了，回骂道：“你这个和尚，浑蛋！我客客气气问你……”还不等他说完，大禅师立刻笑着说，你现在正是被“黑风吹堕罗刹鬼国土”了。这位大官忽然大悟，马上跪拜礼谢。
这就是“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禅宗的教育往往是这样。这还是容易了解的，有时被大师们蒙了一辈子。曾经有一部小说，里面有一个人武功最好，人也聪明，自认为天下第一。可是，另有一个人对他说，只要你能答复我一个问题，我就承认你是天下第一。这人问：什么问题？那人就问：你是谁？于是这个武功高的人自问：我是谁？可是答不出来，便一天到晚自问我是谁，就此疯了。
这个“我是谁”的话头，也正是孟子“君子引而不发”的教育原理，必须“能者从之”。倘若不是“能者”，是会发疯的。懂了这种道理，再去参禅宗“我是谁”的话头，也可恍然而悟了。
（选自《孟子与尽心篇》）
父子之间不责善
公孙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孟子曰：“势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继之以怒；继之以怒，则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于正也！’则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则恶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
——《孟子·离娄上》
孟子的学生公孙丑有一天问老师：依照古礼，父亲自己不教儿女，这是什么道理？青年朋友们要注意，将来自己有了儿女时，要怎样教育他们才比较妥当？儿女不由自己教，又交给谁去教？都要注意这一段对话。
依照古礼，父亲不教自己的儿女，但为了子女日后的立身处世，社会上有些坏事情是应该让儿女知道的。反观我们中国的父母，有几个敢把社会上的坏事，或者某些人的丑事，叫儿女去了解？从前我有一个朋友就很难得，对于烟、酒、嫖、赌等不良嗜好，都带儿女去看。可不是由自己带，而是转托朋友带他的儿女到这些场合去，好让他们认清楚什么是坏事，对自己有害无益的都不能做。这是教育的一种方法。
现在的年轻人真可怜！家长们拼命要他们读课本，不许看小说，结果读得一个个呆头呆脑，念到大学、研究所都毕业了，对于人情世故却一点都不懂。所以我常常鼓励他们看小说，我对自己的孩子也是如此，我不喜欢他们读死书，有时候我带着他们看小说，武侠小说、传奇小说什么都看。不过他们自己找来的小说要告诉我一声，因为有一部分小说，如果还没有到一定年龄则不必看，看早了不见得有好处。小说看多了，会懂得做人，也会通晓人情世故。小说上的那些人差不多都是假的，而所描写的事情却往往都是真的，至于历史上那些人都是真的，但有些事情你没有经验就无法了解，没有做过大官就不知道大官的味道，那就只有看小说才能通晓。
孟子在这里说，对儿女的教育，由父母亲自来教，在情势上是行不通的，因为父母望女成凤、望子成龙的心态，正面的教育很难。孩子想看个电视，父母就摆出威严的态度，用命令的口吻禁止；而朋友较为客观、理智，不至于过分严肃，实际上儿女已经很累了，看一点电视轻松轻松，并不过分。
孟子说，对于子女，我们当然要以正道教导他们。子女如果不听，就“继之以怒”，发脾气了，不是打就是骂，于是反效果出来了。据我所知，许多家庭教育所得的都是反效果，一些青年男女出了问题，都是家庭教育有问题，而不一定是问题家庭所造成的。父母太方正了，教育出来的儿女多半死死板板，这样的儿子再教出来的孙子，就板板死死，更糟糕。另有一种是反效果，方正、严厉的教育下，激起了叛逆的心性，那就更麻烦。这样看下来，我非常同意孟子这个观点。
而且，父母不许孩子说谎，而孩子却看见父母随时都在说谎，这是一个事实。父母要求孩子要这样那样，自己所做的又与所教的恰恰相反。像孔子、孟子常常教别人要守信，而他们自己有时却不守信，这又怎么解释？这就有层次上的差别，程度上的不同，教育有时候需要权宜变通，但子女还小的时候，是不会了解的。
所以教子女正，子女如果不正，就生气责罚他们，子女心里已经不满，再看看父母所做的，正与他们教自己的相反，就更愤愤不平。因此，父子之间的代沟，相互的不满，早在子女幼儿时期播下了种子，所以孝道是很难讲的，父母子女之间，如果有了芥蒂、嫌隙，那就太不幸了。
现在许多青年人都不满现实，其实不只是现在，无论古今中外，青年人都是不满现实的。纵然是最好的时代，一切都上轨道的社会，在青年人看来也是不满的、要挑剔的。中年以上的人都曾经走过青年时期，多少可以体会现代青年人的心理；只要从年轻人的一些小动作，就可以看到他们不满现状的心态。例如一堵墙壁，装修得蛮漂亮，他却要画上一条痕迹；一个好好的瓷瓶，他却要用东西去敲敲似乎才过瘾。他们这样做有理由吗？没有理由，这是潜意识的反叛性和破坏性作怪。所以青年人之不满现实，是当然的。作为一个领导人，在教育上、领导方法上，就要懂得这个道理。
古人易子而教，两个互敬的朋友，往往相互教育子女，因为父母有不方便亲教之故。像现在的青年，几乎没有不犯自渎毛病的，但父母们对于这种事都不教，因为不好意思开口。直到最近，教育界才开始正视和讨论有关性教育方面，但在有些偏僻的地方，老师们碰到这一部分的教材就避而不谈。
其实在六七十年前也有这种教育，聪明的父母们就想出变通的办法。其中之一，就是易子而教，由朋友来教，或者用讲故事的方式，引用某些因此受害的现实例子，做启发性、暗示性的诱导。这是为了孩子一生健康所系，不得不教。
孟子“父子之间不责善”这句话，千万要记住。父子之间不可要求过多。这个“责善”的“责”是责备求全的意思，“不责善”也就是不要过分求好。例如子女升学，参加联考，为父母的就要采取“考得取最好，考不取也没关系”的态度。许多眼前的例子都证明孟子这句话的道理，但也有许多为人父母者犯了过分要求的错误，犯得还很深，这千万要注意。
父子之间如果责善，就会破坏感情，就会有嫌隙。孝道要建立在真感情上才会稳固，父子之间能像好朋友般相处的很少。试看生物界，飞禽也好，走兽也好，子女长大以后，就各走各的，人为生物之一，本性上也是如此。由此可知，父母对于子女的责任，只是把子女教育成人，使他们能够站得起来，有了自己的前途，父母也就完成教育的责任了。至于子女以后对父母怎样报答，那是子女自己的事情，也不必存什么希望。再见吧！人生本来就是如此的。
父子之间一责善问题就大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万一遇到坏的父母呢？也同样地，子女不可以对父母责善，不可过分要求父母。
孟子为什么推崇舜？舜的家庭状况是“父顽，母嚣，弟傲”。父顽：这个“顽”不是顽皮，是非常固执成见、贪婪，像土匪一样。母嚣：嚣就是泼辣，十足的泼妇。假如有人在她门口弄脏了一点，她可以拿把菜刀，到人家门前骂上十天半月。弟傲：对于父母的坏处，他都遗传了，对哥哥舜，视如眼中钉，常想对付哥哥，是一个现代所谓“太保”型的人物。舜就出自这样的家庭，有这样的父母。
但舜和弟弟却截然不同，舜成为圣人。这在佛家的学术而言，应该是宿世种的因，现世的果报。以现代科学的遗传学来讨论，据我个人的研究，则属于“反动”的遗传。从历史上可以得到许多例证。譬如，父母非常老实的，往往生一个调皮儿子；父母很调皮的，往往生一个很规矩的儿子，道理就是“反动”的遗传，这是我个人的研究。
这个道理是根据生理学而来。例如一个好人，他的行为绝对是好的，可是这个好人是勉强做的，其实他对人恨透了，想发怒又不敢发，于是许多情绪都压制下去了。这种被压制的愤恨怨气潜伏在下意识里，遗传给了下一代，于是这孩子将来又凶、又坏、又狠，充分表现了上代内心坏的一面。至于一个坏人，也有大好心思的时候，他的这一面刚好遗传到子女身上，这个幸运儿将来就会孜孜为善。舜就是这样一个人，再配合他自己的先天禀赋，以及后天努力，于是成为圣人。舜有这样一个家庭，他的父母及弟弟多次害他，欲置他于死地，而他都幸运地躲了过去。后来当了君王，他还是依旧爱他的父母以及弟弟。
总之，父子之间应该不责善，宋明以后的理学家们有一句话，“天下无不是之父母”。我反对这句话！天下确有“不是之父母”。我们现在也为人父母，反问一下，我们样样都对吗？随时都有做错的可能，也有教错的时候。但是，身为儿女的，应该有“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的精神，以之来对待父母。父母有时要宽恕子女，而子女尤其要孝敬、体谅、了解父母，为了孝道，更要设法婉转改变这个“不是”的父母。这样并不是和父母对立，也不是反叛，所以“父子之间不责善”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双方面相互的。
扩而充之，不但父子之间如此，师生之间也是如此，长官部属之间也是如此，都不能责善。过分地要求，终究会发生问题的。明太祖朱元璋读《孟子》，读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才肯承认孟子是圣人；而我在读到《孟子》这一节时，最赞成孟子被称为圣人，孟子如此通达人性心理，而处理方法又如此之适当、清楚，真让人拍案叫好。
这一段话是公孙丑提出来问孟子的。那么我们要研究了，公孙丑为什么会向孟子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当然不是师生之间吃饱了饭没事做，在这里闲磕牙。闲磕牙的话，也不会把它记录下来传诸后世了。或许是有问题家庭向公孙丑请教，公孙丑没办法作答，只好来请教老师了。我们要知道，在孟子那个时代，贵族的子弟们非常骄纵，孟子也说“富岁，子弟多赖”。像我们这个时代，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国民富强康乐，而后代子弟，每易堕落。所以看到今天社会的繁荣，不禁为之担心。所谓“多难兴邦”，现代青年要多加警惕，不要一代不如一代。
（选自《孟子与离娄》）
曾国藩的教子经验
因为谈到父子之间的教育问题，让我们看看曾国藩介绍的有关父亲教子弟的一则笔记，他搜集得非常好，不需要我们再整理了。他为这一笔记安了个题目叫《英雄诫子弟》，大家可以找全文来学习。
在文章开篇，曾国藩说，历史上的英雄，思想、意境、度量都特别宽大，即“意量恢拓”。现代家庭、学校培养年轻人，特别要注意这四个字。现代的青年人差不多都胸襟狭隘、眼光短浅，薪水两万块一个月就可以了，如果能赚钱盖一栋十二层楼，那就更好。他们没有志在天下，也没有志在千秋万世，所以今天的青年看起来大多不可爱。
古代的英雄，虽然自己有那么大的器度，那么高的成就，可是在教育子弟上，却都流露出恭谨、谦退的修养。于是曾国藩列举出几位前辈英雄教育子弟的实例来。
第一个故事是刘备托孤。
刘备病危时，当着诸葛亮的面，告诉儿子阿斗“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你自己有道德才能使人敬服，可不要跟我学，我一辈子都不行，道德修养还不够，你要好好跟丞相学，你对丞相要像对我一样。所以阿斗称诸葛亮为尚父，二人就是义父义子的名分。
刘备这几句是真心话，也很厉害，他非常清楚儿子是块什么料，也非常清楚诸葛亮是什么人。古人说“知子莫若父”，了解孩子最清楚的是父母，家长对子女做的事，常会处理不当，那是被偏爱、溺爱的心理蒙蔽了。
刘备教出来的儿子，也是第一流好手，尽管往昔对刘禅有许多责备批评，但我认为他应该是第一等聪明人。当诸葛亮死后，他一看辅佐无人，已经不可为，投降方为上策。当他做了安乐公，司马昭还测验他，问他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不顺心的地方？他立刻说：“此间乐，不思蜀。”看似没有出息，事实上他是第一等的高明，如果不这样说，性命都会丢掉，所以刘禅到底是刘备的儿子，真有一套。
读历史，要懂得当时的时代、环境，再设身处地去思考研究，否则会被历史骗过。如果自己执着一种成见去读历史，就更容易陷于主观的错误，得不到客观的事理与真相。
从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中，也可看出刘禅的聪明，他玩弄了这位义父，诸葛亮对他毫无办法。而且他善于辞令，很会说话，《出师表》说阿斗“引喻失义”，他说的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非常好听，歪理千条，可以把正理唬住，这是诸葛亮最痛心的事。读《出师表》，不要只欣赏它的文学价值，不要只看到诸葛亮的忠诚，这不能算是读懂了。事实上里面大多是他最痛心的话，诸葛亮等于说，你父亲这样诚恳地把你托付给我，而我也对你付出这么多的心血，可是你这个干儿子却如此不争气，有这么多毛病。
第二个故事是西凉李嵩训子。
李嵩是在西晋与刘（裕）宋之间，在边区西凉称王的。历史上描写他“秉性沉重”，很少说话，看起来很老实，头脑非常聪明，气度宽大，学通经史，并熟兵法。李嵩告诫几个儿子：当领导的，对于部队的奖励或惩罚要非常小心谨慎，不可以凭自己的好恶，对所喜欢的人多给奖金或升他的官，对所讨厌的人就不重用，这不是用人之道。要亲近忠正的人，疏远那些唯唯诺诺专拍马屁的小人，不要使左右的人“窃弄威福”。这一点很难做到，因为左右的得力干部往往在大老板身边不知不觉间掌握了许多权力，越是精明的领袖，越容易被左右大臣专权玩弄，做领导的要特别注意。
对于毁誉的处理态度，对于别人批评自己的话，听到时要能做到像不曾听见一样；但并不是糊涂，而是情绪不受影响。对于批评的话，是真是假，有理无理，要心里明白。至于恭维的话，差不多都是靠不住的，所以对于毁誉不要轻易受影响，应该自我反省，去了解这些批评或恭维究竟是真是假。至于听到对其他人的批评或赞许，同样要留心，究竟是真的，还是别有用意，都要辨别清楚才是。
但有时候，甲乙两人本来意见不合，而丙对甲说，“乙某说你很好”，这话虽然是假的，却可以促进他们之间的和睦，是善意的妄语。反过来，如果老老实实说“乙某对你有意见”，那事情的发展可就会更坏了。
扩而大之，在处理人事是非的争执，听取部下双方或多方不同意见时，一定要用客观并且和平的方式。比如说，总务非要增加某一设施不可，而会计说没有预算一定不办。这和打官司一样，各有各的理由。身为领导的，听了双方的意见，到底该办不该办，就非做判断不可，这时一定要和颜悦色，即使某一方面有欺上瞒下或犯了什么严重过失，必须加以处分，在言辞态度上也要尽量和蔼恳切，使对方知道忏悔改过。甚而你听了假话，虽然明知道是假的，也要注意听取，也许其中一两句是真话，同时假话也会反映出真相来，假话如有矛盾，更是找寻真相的线索。所以不可先有成见，认为说话的人是坏蛋，非判他死刑不可，这就容易冤枉人。更进一步，能让人尽量说出他想说的话来，在问话或听话时，还要态度轻松，声音温和，每件事务必听取多方面的意见，正反不同的意见，千万不可自认绝顶聪明而独断独行，如果自己想到怎样办就一意孤行地办了，那就不得了。
他继续告诉儿子要“含垢匿瑕”。一个做领导的人首先就必须做到“含垢”，对于一些脏的事情，不但要包容，甚至要去挑起来；有时冤枉还是替别人承担的，部下错了，宁可让人责备自己。为了培植部下，爱护部下的才具，给他再努力的机会，领导人就要“含垢”。这种修养可真不容易，谁都爱脸上有光彩，“含垢”则是将灰泥抹到自己脸上，这就要气度恢宏才能做到。“匿瑕”就是包容部下的缺点。天下人谁都有缺点，对人求全，则无人可用。
由于李嵩有上述种种优点，所以能做到“朝为寇仇，夕委心膂”，这种本事实在难得。尽管早上还是他的死对头，但是在他道德的感化下，下午就成为知心的好朋友，什么都可以坦诚相告了。李嵩待人就有这样的本领，而且不是故意做作，是自然流露，以诚待人，不论新旧，一律公平，坦然无任何区别，既不偏袒，也不会对某方面有所屈抑。
最后他告诫子弟，宽厚处世，在当时看来，好像没什么出息，显不出作用，但是长远下去，定会得到好处。也就是凡事不要计较目前，眼光、胸襟要放远大，学我这样的处世道理去做，将来或许可以接我的位子，这才不至于愧对历史上的先贤了。
第三个例子是宋文帝。这个宋不是赵匡胤建立的赵宋，而是南北朝时期宋、齐、梁、陈中由刘裕建立的宋。
宋文帝封弟弟义恭为江夏王，兼领荆、湘八州的都督，掌握长江两岸几省的军政大权。宋文帝写信告诫这位亲弟弟：天下大事多么艰难，国家责任又多么重，我们这个天下是父亲从艰危中打出来的，我们不过是守现成，可是守成和创业一样不容易，将来兴隆或是衰败，安稳巩固或是危险，都是我们兄弟的作为所决定的。你要特别注意体认父亲留下来的责任如此之重，我们随时都要有戒慎恐惧的心理，努力去做。
他又进一步训弟弟说：你的胸襟太狭窄，性子又急躁，想要做一件事，不管有否困难，不管是否行得通，非做不可，结果做到一半，意兴阑珊，不想做了，又改变计划，这是最要不得的，对于你这种个性，一定要设法控制。
他又引用历史上的大人物给弟弟做榜样：汉代的卫青是大英雄大元帅，他有两个长处：一是对知识分子非常有礼貌，肯向人请教；二是对低阶层的人非常体恤、照顾。而关羽、张飞则是任性褊见，不听别人意见，所以后果都不好。
他告诉江夏王，在个人修养以及处理事务上，要以历史上这些人物的优缺点作为借鉴。最后举出周公的例子，这是拿出了皇帝的手段。他说，假如有一天，情势有了变化，我不幸死了，接帝位的是我的长子，也是你的侄子，但是这孩子年龄还小，什么事都不懂，你要以司徒的身份去辅助他，像周公辅助周成王一样，凡事依师道、臣道而行。这许多话等于警告江夏王，这些毛病你如果改不好，再过几个月，我就要你下来了。虽然这只是兄弟之间的家信，表面上好像是闲话家常，而所谈的都是重点。可见在政治上，皇帝仍有许多情报，对弟弟的劝勉都是根据情报、针对事实而言的。
接着，他又告诉江夏王，处理司法案件时，往往会碰到一些疑难重重的案子，实在难以判决。这时候要格外注意，开庭时一定要心平气和地多听，千万不可先入为主，认为被告就一定是犯罪的，更不可嫌烦、动气而草草断案。不仅是司法审判，扩而充之，在行政处理方面，开会听取报告时，心里都不可先有成见，让别人尽量说出他们的意见，要采纳大家的意见，集思广益，而不是凭自己的情绪来决定。对于他人的好意见，好的主张，好的计划，应该照着去做，放弃自己原来并不成熟的构想。这样一来，成功的美誉自然也会落到自己头上来。倘若自满自夸，认为自己有独到的见解，比他人高明，不但遮断了言路，人家也要骂你独裁。
他又教育弟弟要多接近部下，约他们吃便饭，聊聊天，而且要多接见，否则与部下的距离越来越远，情况不明了，政事就无法处理妥善。
曾国藩引用这些人的故事以后，提出自己的意见，告诫子弟说，像刘备、李嵩、宋文帝他们，都是雄才大略，有经营四海、统一天下大志的人，而他们在教育子弟时，却都从最基本的做人处世上说起，谨言慎行，充分流露出谦冲的德性。这是关于“父子之间不责善”所引发的关于古人训导子弟的文章。
对于“不责善”一词的含义，前面也曾解说过，并不是教子弟不做善事，而是对子弟不做过分的要求。同时，“不责善”是对双方而言，孩子们也不应该对父母做过分的要求。扩而充之，师生、兄弟、夫妇、朋友之间，也应该相互不责善，而要适度地包容、体谅。
在《论语》中，子游说：“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对朋友的劝告，或者要求朋友帮忙，次数太多太过分，就会疏远。对于领导人，尽管是非常忠诚的劝谏，而当他个性倔强、执拗不听的时候，就不要再多说了，否则反招屈辱。在古代专制政体下，忠臣往往因而招来杀身之祸。
由古人“易子而教之”的教育方法，可知我国的文化是多么精深博大。现在从大学教育系毕业的同学，乃至于在外国得了教育博士的人，谈起教育理论来，道尔顿制、杜威制，这个制，那个制，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好像头头是道，但往往忘记自己文化宝库中有如此珍贵的、永恒不变的教育原理。
清代彭兆荪在《忏摩录》中说：“家庭骨肉间，只当论恩义，不当论是非；一校是非，则有彼我之见，而争心生矣。”在家庭父子、夫妇、兄弟之间，只能够讲感情，如果一谈到谁是谁非，问题就来了，这也诠释了孟子所说“父子之间不责善”的道理。
我们再研究，当时孟子为什么说这些话？是为了答复公孙丑的问题。而公孙丑又为什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我们知道，当战国期间，齐国是齐宣王当政，后由齐愍王接位，在大梁建都立国的魏国是梁惠王当政，后由梁襄王接位。在这种政权转移之间，可以看到一个很悲惨的画面。一个家庭内，父子、兄弟、姊妹在权力利害冲突下，失去了亲情，甚而互相嫉妒、伤害。所以“家贫出孝子，乱世见忠臣”，由这个观点看到的是人性美好面，因为在艰难困苦中，人性的善良面显露了，但是在富贵权势中却暴露出人性的丑陋面。这是从历史上看人事，所看到的是一种非常妙也非常矛盾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