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佛家、道家的心目中，人类都是愚蠢的，做了许多愚蠢的事。这种种的愚蠢构成了历史，以此推论，历史只是许多错误经验的累积而已。
孟子说这一段话，是因为在战国时代，家庭悲剧太多，简直不可数计。臣子杀君王、儿子杀父母、兄弟家人互杀的情形，追究原因，不是一朝一夕的突发事件，而是整个历史文化、社会的悲剧，其来龙去脉，早就有了前因，才有这样的后果，到孟子这个阶段是如此，再到后世直至如今还是如此。这是很可悲的。
（选自《孟子与离娄》）
诸葛亮的诫子心法
一般人谈到修养，很喜欢引用一句话：“宁静致远，淡泊明志。”这是诸葛亮告诫儿子如何做学问的《诫子书》里说的，现在先介绍原文：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慆慢则不能研精，险躁则不能理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诸葛亮一生并不以文章名世，他的文章只有两篇《出师表》，不为文学而文学的写作，却成为千古名著，不但前无古人，也可说后无来者，可以永远流传下去。他的文学修养这样高，并没有想成为一个文学家。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一个事业成功的人，往往才具很高，如用之于文学，一定也会成为成功的文学家。文章、道德、事功本难兼备，责人不必太苛。
诸葛亮在《出师表》外，留下来的都是短简，文体内容简练得很，一如他处事的简单谨慎，几句话问题就解决了。看他传记里，孙权送他东西，他回信不过五六句话，把意思表达得非常清楚。后人讲养性修身的道理，老实说都没有跳出诸葛亮这篇《诫子书》的手掌心。他以这种文字说理，文学的境界非常高，组织非常美妙，都是对仗工整的句子。作诗的时候，春花对秋月，大陆对长空，很容易，最怕是学术性、思想性的东西，对起来很难。结果，诸葛亮把这种思想文学化。后来八股文也是这样，先把题目标好，所谓破题，就是把主题思想内涵的重心先表达出来。
他教儿子以“静”来做学问，以“俭”修身，俭不只是节省用钱，自己的身体、精神也要保养，简单明了，一切干净利落，就是这个“俭”字。“非淡泊无以明志”就是养德，“非宁静无以致远”就是修身治学；“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是求学的道理，心境要宁静才能求学，才能靠学问培养出来，有天才也要有学问修养的配合，这与孔子“学而不思，思而不学”的道理是一样的。
“非学无以广才”，纵然是天才，如没有学问，也不是伟大的天才。所以有天才，还要有广博的学问。学问哪里来的？求学来的。“非静无以成学”，连贯的层次，连续性的对仗句子。“慆慢则不能研精”，“慆慢”也就是“骄傲”的“骄”字。这个字很有意思，我们中国人的修养，力戒骄傲，一点不敢骄傲。而且“骄傲”两个字是分开用的：没有内容而自以为了不起是骄，有内容而看不起人为傲，后来连起来用叫作骄傲。中国文化认为，人不管有多大学问、多大权威，一骄傲就失败。所以《论语》提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一个人即使有周公的才学，有周公的成就，假如犯了骄傲和很吝啬、不爱人的毛病，这个人就免谈了。
我们中国人力戒骄傲，现在外国文化一来，“我有了他真值得骄傲”这类的话就非常流行，视骄傲为好事情，这是根据外国文字翻译错了，把骄傲当成好事。照中国文化规规矩矩翻译，应该是“自豪”或“欣慰”。这几十年翻译过来的东西，将错就错，积非成是，一下子没办法改。但是，为了将来维护我们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是要想办法的。有许多错误的东西都要慢慢改，转移社会风气才是对的。
再回到“慆慢则不能研精”，“慆”就是自满，“慢”就是自以为是。主观太强，那么求学问就不能研精。“险躁则不能理性”，为什么用“险躁”？人做事情都喜欢占便宜走捷径，走捷径的事就会行险侥幸，这是最容易犯的毛病。尤其是年轻人，暴躁、急性子，就不能理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有些本子是“志”字，而不是“意”字，大概“意”字才对，还是把它改过来。年龄跟着时间过去了，三十一岁就不是三十岁的讲法，三十二岁也不同于三十一岁，人的思想又跟着年龄在变。“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少年不努力，等到中年后悔，已经没有法子了。
看诸葛亮这篇《诫子书》，同他做人的风格一样，什么东西都简单明了。这道理用之于为政，就是孔子所说的“简”；用以持身，就是本文所说的“俭”。但是文学的修养只是学问的一种附庸，这是做学问要特别注意的。
（选自《论语别裁》）
修身齐家要注意五个心理问题
《大学》有“齐其家在修其身”一段，特别提出了五个心理问题，是主持传统大家庭、大家族之家政的人，也包括所有主持社团或政党的领导人，最需要有自知之明，避免容易偏差、犯错的主要修养所在。
人之其（有）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有）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有）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有）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有）所“敖惰”而辟焉。
这五个“而辟焉”就是人们容易犯错误的五个最浅近平常的心理问题。上至帝王将相、王公大臣乃至工商业团体，甚至现代所谓的民主党派，下至每一个平民、小人物、小家庭，随时随地都普遍存在这些问题。“辟”字在古书古文上有多重释义，有开辟的辟，有庇护的庇。在《大学》里，“辟”等于偏僻、偏差甚至病癖。
先说亲爱。人一牵涉到亲情爱情，心理就有偏差，严重一点就心理失常，所有智慧、理性都会被感情蒙蔽。正如欧阳修所说：“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岂但国家大事，就是三家村里的贫困小户人家，也随时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何况有权有势的家庭呢！可见“齐家”之道在“先修其身”的不容易。尤其现在只生一个孩子的家庭，大人们的亲爱、哀矜、畏敬、敖惰及至贱恶集中于一个孩子身上，真使人不寒而栗，更不敢想象将来后一代子孙是怎样的情况。
第二是贱恶。有关贱恶的事例，可见《春秋》及《左传》中旨在责备贤者的历史故事“郑伯克段于鄢”，这是最重要的先例。
第三是畏敬。包括两种成分：一是畏，二是敬。《大学》把这两种内涵合称为一个名词，等于是由畏而敬。这种现象在人的心理作用上，严格说是普遍存在的。畏敬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尤其在宗教心理上更明显。举例来说，人为什么惧怕鬼神？因为你不知它究竟是真的有或是真的无。而且从有人类以来，个个说有，而又没真正见过，说看见过的或肯定相信的，究其实际，仍然多是捕风捉影，并不可以拿出实质证据。
所谓鬼神之说，也就是概括“敬天”或“敬事上帝”等“形而上”的，似乎另有一个作用的存在。任何一个顽强的人，虽然绝对不理会这些说法，但在他有某种身心状况发生时，仍然难免会起一种异常感受，或恐慌，或怀疑，那就是畏敬心理的原始作用。人的生命，有生必有死。但谁都一样，平生所最畏惧的就是死，因为人人都没把握自己几时会死，是怎样死，死了以后究竟又是怎样，还有来生吗？这些问题也都和畏敬心理密切相关。
不说死而说生吧！谁也不知道自己活着的一生，前途遭遇会怎样变化，受苦或享福？和我生活有关的父母、夫妇、儿女、财产、权位、主管、老板、政府、国家、世界等等，都是无法自定，无法可以前知的。因此，要算命看相、求神问卜、看风水甚至请人来相看办公室、床位等等。所谓“不迷而信”的“迷信”专家，就普遍地无所不有了，因为人们心中，从来就存在“事事不可知”“患得患失”的畏惧心理。除了贪生怕死以外，怕没饭吃、怕没衣穿、怕没钱用等等，无论穷富，谁也难免一怕，这就叫作畏惧。
至于从小在家畏惧父母和兄弟姊妹；读书入学畏惧师长；学成做事畏惧长官、老板甚至同事、同僚；出门怕赶不上车；天晴怕下雨；不下雨又怕天晴。有人因为怕穷，怕失去了不能占有一切的希望，就不惜作奸犯法去偷人、抢人、害人；但也有人为了怕违背道德，怕违犯法纪，甘愿穷途潦倒一生。几乎一个人的一生，随时随地都在畏惧中，但又自以为是、自得其乐地过了一生。
总而言之，谁又不在畏敬中过了一生？但是，世界上什么最可怕呢？鬼神并不可怕，因为没见过。上帝、佛、菩萨也不可怕，天堂和极乐世界都距离我们太远。最可怕的是人，更可怕的是自己，尤其可怕的是人所造成的“人神”，它的代号叫作“权威”。其实，权威只是虚名，它没有一个实在的东西，但又把握支配了一切。它是以一个孤苦伶仃的可怜人为形象，是“寡人”“孤家”，使人不想接近又想接近，望望然是很渺小，又好像很伟大。总之，是人人自我矛盾所造成的一个“偶像”。最好的偶像是没有自我形式，而以人人心中各别自我所形成的样子，它使人人心中自我自生有畏敬成癖之感，这就是“（人）之其所畏敬而辟焉”的最高原理。
畏敬心理不只是在对上辈的父母或长官而言，如兄弟之间、夫妻之间也很容易形成偏差。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家庭，因为有一个哥哥或弟弟、姊姊或妹妹，个性特别或比较有才能，也就容易形成畏敬心理，甚至父母反而怕子女。这些事例，古今中外社会上，并不少见。至于普通一般人所说的怕老婆，当然也包括妻子怕丈夫的，那也是并不少见。历史上比较出色的，就如汉宣帝时代的霍光，功在汉室，但为了畏敬他的妻子霍显，为了女儿做皇后，最后弄得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又如，隋文帝杨坚畏敬他的老婆独孤皇后，结果两夫妻都受了第二个儿子杨广的阴谋欺骗，弄得一手所创的统一国家局面就此而亡。
第四说哀矜。“矜”这个字有“自满”及“怜惜”几重意义。“哀矜”用现代话来说便是怜悯和同情，犹如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它是人性固有的爱心和同情心，尤其是女性在这方面的反应，比之男性更为明显。因此常常有人引用古代成语，所谓“妇人之仁”。其实不要轻易曲解“妇人之仁”这句话，把它当作无用的代名词，扩充“妇人之仁”，才是大仁大义、大慈大悲。就怕你连“妇人之仁”的仁心都没有，就不必假借大仁大义来掩饰自己了。
例如，佛说慈悲，就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仁”字同一意义。但佛把“仁”心用两极分开来说，便叫“慈悲”。“慈”是如父（男）性、阳性的爱，“悲”是如母（女）性、阴性的爱。“慈悲”“仁爱”“哀矜”本来都是好事，但亦不可受自己心理的蒙蔽，发展成偏向的一面。如果变成偏心、偏爱，不但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甚至也不能“修身”，不能自处。
我们也可以从佛学中了解“慈悲”另一面的作用，如说“慈悲生祸害，方便出下流”。这种道理和人生实际行为的结合，“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不然，就犹如现代一般人，在那些报屁股或杂志的尾巴上，看到学到一句“爱心”或“爱的教育”的皮毛，就一味只以“爱”来教养子女，最后多半变成“爱”之反而“害”之。希望大家真要“好学”“慎思”“明辨”它才对。
第五是敖惰。必须先了解“敖惰”两个字的意义。古文的“敖”就是后世常用的“傲”，也就是骄傲的傲。但严格来讲，骄比傲更厉害。傲是内在的，正如古人所谓此人有傲骨或有傲气，这还代表了一点赞许，而骄就有使人受不了的粗暴之感，如果又骄又傲，那就什么都免谈了！例如我们现代，常常为了某件很荣耀很得意的好事，便说“值得骄傲”，那就完全用错了词句，把中国人自己变成没有文化的国民了。这是几十年前那些翻译者的粗心大意，把proud这个洋文字译错了，事实上是“值得自豪”的意思。“惰”字当然是指懒惰。但严格地说，惰是不太勤快。借佛学来说，叫作“懈怠”，太过松懈，得过且过，马马虎虎，就是怠。换言之，懈怠就是惰。“懒”就不同了，此“心”从“赖”，根本上就是什么都不愿意做，不肯动，不想动作。正如《西厢记》的一句诗说：“万转千回懒下床”，那是真懒。
《大学》把“敖”和“惰”放在一起，这个用法真妙，它就代表了一种心理状态，自“傲”而养成“怠惰”的习性。犹如富贵中人的子弟，古代所谓“世家公子”或“千金小姐”，现代所谓“高干子弟”或“豪门”，因为从小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不知不觉“傲”惯了，就什么事都“懒”得去做，变成“颐指气使”，努努嘴、抬抬手，或用一个指头点一点，或用眼睛瞪一下，指挥别人去做，这就是“傲惰”。我看，现在很多年轻的父母，专讲所谓“爱心”的教育，常常养成孩子指挥父母大人去做事，孩子反而大模大样，坐在那里摆架子，这真使人“望之生畏”！
我们人与人之间的闲谈，经常会碰到有人问起：你看将来的社会或将来的时势怎么样？这是人人关心的问题。从前跑江湖、混饭吃的算命先生，有一句成语说“上门看八字”。这是说，只要进到你的门口，四面八方看一看，早已知道了你这一家兴旺不兴旺，不必等你报上生辰年月，命已算过了。你要问将来的时势和社会趋势，多看一下后一辈的孩子教育文化，就可大概知道未来了。孟子有段话说得很对：“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富贵家庭或是社会富有了，就会养成青年人多“赖”，爱炫耀、爱耍阔、爱奢侈、好高骛远。社会苦寒，家庭贫穷，就会使青年人容易走上“暴戾”愤恨的路上去。这并不是天生人才有什么差别，只是因为受环境压力造成的心理沉没的后果。除非真能刻苦自励、专心向上，才有可能跳出“世网”。又如我们小时候读的名句，“国清才子贵，家富小儿娇”“马行无力皆因瘦，人不风流只为贫”，虽然短短一两句话，如果你能“闻一而知二三”，也可了解它和孟子所说的都是同一意义。这样就可以知道《大学》所说“敖惰”的心理情状，它的内涵并不简单。
再进一步来说，《大学》提出的“亲爱、贱恶、畏敬、哀矜、敖惰”五个重点，最容易构成人的心理偏差。上面只是大略加以研究理解而已，实际上还是很简化的。倘使照中国文字学来说明，这五个名词所包含的问题，都有正反双向和多方面的内容存在。而且一个字就包括了一个概念，并非两个字只包含一个问题。例如，亲和爱、贱和恶、畏和敬、哀和矜、敖和惰，每一个字都包含不同心理状况、不同意识形态的心理现象。并非两个字或多个字，只代表了一个概念。这就是今文和古文不同的特点。
接着，《大学》便说出了最重要的结论：
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这是说，一般人尽管疼爱自己的家人和儿女，但必须明白在疼爱的同时，还要了解他有反面的坏处和恶习惯。换言之，当你讨厌家人和儿女的同时，也要切实了解他有美好的一面，不可单凭私心好恶就全盘偏向。但是，人是很可怜可悲的，往往只凭主观成见就否定了一切。人最难反观自己，最难反省自己，所以曾子很感叹地说，能不被主观成见所蒙蔽的人，举目天下，实在是很少见啊！但他并非说绝对没有，实在是太少了而已。因此他又引用当时民间老百姓的俗话：一般的人们都不知道自己的子女有潜伏的恶性习气，正如不知道自己种的稻谷苗芽天天长得多大多好啊！
“莫知其苗之硕”这句很有意思，如果你是在农村长大便会知道，老农友们每天还没见亮就起身，走到地里转一圈，看看自己种的稻谷麦子老是那么高，没有长大，很着急。但偶然回头，四面一看，别人种的好漂亮，长得又快，看来实在很泄气。其实别人看他的，也是一样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天天在眼前看，就看不清楚究竟，所以凡事要冷眼旁观才清楚。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看人也是同样。又有一句土话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这是因为丈母娘“爱屋及乌”，受自己女儿“所亲爱而辟焉”的影响啊！
再进一层来讲，《大学》所讲的“修身、齐家”的方向，并不是对现代小两口子的“小家庭”来说，这是针对古代宗法社会所形成的“大家庭”“大家族”来说。换言之，这里所说的“修身、齐家”之道，由小扩大，也就是对做国家领导人的王侯将相所讲的领导学问和修养。如果照现代来说，凡是政府或政党、社团，工商业的公司、会社等的领导主管，要讲什么治理或管理之学的，便首先需要了解自己的修身问题。
我们须知道所谓的“家”，是由一个人和另一个异性的密切结合，共同组成物质生活和精神生命的具体象征。由一男一女变成夫妇的关系，必然就会有了子女，再变而成为父母。有父母子女，当然会有兄弟姊妹的形成。
在以人为中心的世界里，基本上始终不能解脱以家为中心的作用。因为人是有情欲也有理智的，毕竟不同于无心无知的矿物、植物，也不同于一般动物，可以完全机械式地加以限制管理。因此，在人的社会中，始终存在着以家为主体的结构。但这个结构在哲学逻辑上也只是一个具体的象征而已。可是由于有这个具体的象征，家与家的联合集成，便形成为一个社会。换言之，家是社会的基本单位，由于家扩大为社会，社会便是一个大家庭。家与社会再扩大结合，就形成为一个更大的结合体，那就是所谓的国家。由此可以了解，无论是旧学或新知，说过来说过去，“歪理千条，正理一条”。
明白了原本《大学》所说家的观念，是大家庭、大家族的内涵，它跟西方后期文化所说的社会具有相同的性质。同时，需要了解《大学》所说的修身齐家之道，可说是指示我们对于家庭和社会团体乃至政府、政党、公司等领导哲学的认识，和领导人的学问修养的目标。
例如一个人，处在社会领导的地位，不管所领导的人有两个或多个乃至成千上万，他所负担的责任就是这个社会的大家长的任务，又略有不同于自己血缘所属家庭的关系。因为所领导的人来自四面八方，每个人的出身背景、家庭教养、文化教育程度，甚至宗教信仰等等，都各不相同。尤其如我们大中华的民族，因为有几千年文化的各种熏习，更为复杂。我还住在美国的时候，常常对华侨社会中的同胞说：我们的民族习性，有两个人在一起，就会有三派意见。而且正如我们自己的批评，“内斗内行，外斗外行”，这真是最可耻、最要命的恶习。所以我们上古传统的文化，早就教导我们做一个领导人的三大任务，就是要“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并“如临父母”“如保赤子”。必须要求自己学养的成就，可以做这个社会的长官（老板），也可以做这个社会的父母亲人。更重要的是，也可以做这个社会的大导师。同时，对于所领导的社会成员，要有耐心地教育他、教养他，就像父母或保姆对待孩子一样。
当然，如果是在负责教育的岗位上，也必须有做学生的领导、父母、保姆一样的修养学识和心情才对。不是只做一个“经师”，传授知识，必须同时是一个“人师”，有形无形教导一个学生或部下，怎样做一个人。当然，假如能教导出一个学生，最后成为“完人”或“真人”，那就可说已对得起自己的一生，是为“圣人师”或“天人师”了！
（选自《原本大学微言》）
德行教育的四个重点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论语·述而》
孔子说，三个人走在一起，其中一定有可以做我老师的。其实这句话还是打了折扣，应该说各个都是老师。比我好的固然是我的老师，不如自己的也是老师。因为看到他笨、他坏，自己就会反省。这句话同时说明，研究学问不光是在死书本上下功夫，还要在社会上观察。
这话听起来很平常，大家都懂得它很对，应该这样做。可是照我们的经验，人都不肯这样做，包括我在内，人们多半有一种傲慢心理，发现一个比自己好的人，心里很难受，再过两秒钟，觉得自己还是比他好，于是越想自己越好，有如当年乡下人说的：“天大，地大，我大。月亮下面看影子，越看自己越伟大。”人类就天生有这种劣根性。所以孔子这几句话看起来很平淡，没有什么难处，仔细研究起来，若说在人群社会中，真发现了别人的长处，而自己能从内心、从根性里发出改善、学习的意念，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跟着下面又提出来孔子的教育宗旨。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论语·述而》
现在有些研究孔孟学说的人，跟着新时代走，说孔子非常科学，在当时就有文、行、忠、信四门类别，好像现在分科分系的教育法，这是说笑话了。
第一项是“文”。包括了知识和文章。广义的文章包括文采、字句和条理，章是连起来的一大篇文理。狭义的文章是指文字作品，这是后世观念。在春秋战国时候，文应该是广义的，包括了一切知识及文学。
第二项是“行”。文章好，知识好，充其量变成文人。学者们要注意，古人早就有“文人多无行”的说法。就是说，知识多了，正理、歪理，条条有理，因此凡事满不在乎，便成了“名士风流大不拘”。还有，往往文章写得好的人，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功业。看中国三千年来文学史，文学造诣高、诗词歌赋都行的人，在事业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之处。以诗人来说，杜甫、李白在其他方面没什么大成就。在功业上有成就的人，不一定文学是好的。
不过，像唐代几个皇帝，文章诗词都非常好，尤其唐太宗诗作得非常好，不过他不肯作，书法也好。所以唐代文学好，是帝王们提倡的。宋朝的儒家，理学讲得好，推其原因，也是受宋太祖的影响。赵匡胤本身就内行，所以说转移社会风气在于一二人者，但不是你我一二人。然而，有功业的人，他的丰功伟业又往往盖住了文学上的才气。所以孔子四教中的“行”也不是单指普通的操行，而是指一生事业的成果。
第三项是“忠”，不是唐宋以后所讲的忠于某一个人的意思。孔子讲的忠，是对国家、社会、父母、朋友，任何一人一事，答应了就贯彻到底，永远不渝的诚心。
第四项是“信”，就是有信义。
这是孔子教育的四个重点，不能够分开的。如果说他是分科，那就是笑话。
谈到这里，我们对于中国现代教育，感慨很多。今日的教育，实在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对于我们国家民族文化的前途，更是个大问题。我经常觉得，中国这几十年来的问题，根本发生在教育上，而且很严重。西方偏激思想之侵入，就是当年教育出了问题。试看全世界每一地区、每一个国家，开始转变，开始倾向偏激思想的，都是知识分子，等到大家觉悟已经迟了。其次偏激的是资本家，这实在是大问题，需要有学问、有眼光的人去研究它的道理。
至于穷人翻身的问题——翻了身，还是一穷二白。为什么这样呢？这与教育问题有绝对关系。甚至三千年来的历代兴衰，都与教育问题有关。古时候，我们没有明文规定教育的目标，而现在规定了，但在学校里并不算成功。什么道理，很值得研究。过去虽没有明文规定的教育宗旨，但读书人根本上要把品德修好，这是公认的目的。
可是近几年来，跟着西方文化转，尤其是现在美国标榜“教育就是生活”的教育方针，大家体会到的生活就是现实，不外物质。教育的目标也因而移转，完全忽略了心性的修养。搞到现在怎么样呢？有一个学生，是前几年师大毕业的，已得到硕士学位。一天来看我，我问他我们的教育目的是什么？他说：“老师，我们的教育目的是考试啊！”这句话讲得很沉痛，我们只好相对苦笑。是嘛！小学毕业以后考中学，考进了中学，小学所学的没用了，丢了；中学毕业考高中，考进了高中，初中学的没用了，又丢了；高中毕业考大学，高中所学的又没有用了，当然也丢了；等考取留学又丢了大学的；留学回来，参加公务员考试；当了公务员，还有升等考试。三年一大考，两年一小考。是嘛！我们的教育就成了考试。其实，考过了又不算数。清代有人对考试的评语是：“销磨一代英雄气，官样文章殿体书。”现代科学八股的考试方法更可怕，将来很可能要变成“销磨一代精神气，电脑规程机械书”。
前天，一位有名的国文老师来看我，也叹说电脑教育、电脑考试，越来越不对。现在高中三年级的教育，谈不到教学问，只是告诉学生，用什么方法应付这种考试。像国文方面，一个名词除了教他们正确的解释之外，还要告诉他们四五种不正确的答法。再加上一些课本在编的时候本身就有问题，中学老师接到这种课本，发现有问题，早已向教育部提出来，但没有人理会。现在临阵了，报上才登出来说有问题。而这些地方在上课时，只有告诉学生，这是有问题的，只要注意将来如何应付考试就好了。
这就是教育！怎么办呢？
现在我们讲到孔子教育的宗旨，就是文、行、忠、信。过去向德行的路上走，对于学生知识、学问的成就，还是第二步的要求。既然受过教育，至少第一步要打好品德的基础。几千年来，我们中国人的道德为什么如此敦厚呢？就是德行教育的结果。所以文、行、忠、信并不是四科，以现代观念勉强来解释，应该是它的教育中心。文，包括了文学乃至一切学问的完成；行，狭义的是行为、品德，广义的是事业的成果；忠、信是内心的修养，人格的造就。
（选自《论语别裁》）
师道尊严与人格修养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门也，若在所礼；而不答，何也？”
孟子曰：“挟贵而问，挟贤而问，挟长而问，挟有勋劳而问，挟故而问，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孟子·尽心上》
孟子这段话，是中国文化一项很重要的师道精神。
“中国文化”这个名词是现代人提出的，以前只是叫人读书明“道”，而且要读通。要注意的是“读通明道”不是只读“懂”而已。读一本书，懂得它的文字和含义不难，可是要“通”就难了。依古人的目标来，许多人读书并没有读通，而是读“塞”了，那是不通。所谓“通”，就是所做的学问，经也好，史也好，包括农工科技等各种学术，都能相互通达，融会贯通；而且做人处世之间，也能明白畅通，这就太不容易了。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这个“殉”字，有自然顺从的意思，可不要看成是“殉葬”或“殉情”。当天下有最高度文化的时候，人类就完全自然生活在“道”的文化中，一辈子都活在道的自然德性中。
其次是“以身殉道”。当时代社会处在变乱中，道德沦丧，文化堕落，一般人为生存只好不择手段，互相争斗，唯利是图，只顾个人生命需要而自私自利，没有时间管什么道啊德啊。这种情况，就是古人所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一个有道德的人再想做“中流砥柱”，绝不可能。所以自古以来，道家或儒家的有道之士，就采取避世、避地、避人，隐遁山林，以待时机再出山弘道。
这种时势在我们五千年的历史上，有很多次的惨痛经历，大家只要一读历史就可以明白。再说老子、孔子、孟子这些圣贤，也都生在时代离乱的环境中，他们无可奈何，只好讲学传道。他们在滔滔浊世中，做一盏暗路的明灯留给后世，薪火相传，不断道统，这就是“以身殉道”的精神。
依孟子所说，自古传承道统的圣贤只有两条路：在太平盛世，天下有道时，以道殉身；在天下变乱时，以身殉道。至于“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是说，不论人类社会的思想、教育、物质文明如何演变，道的文化精神，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万古长存，变动不居。所以不管贫穷低贱、富贵通达，都要安于这个道，独立而不移，不要因时代的变乱，各种学术的混杂而改变自己，对别人的学说盲目随声附和。如果歪曲自己的正见，而讨好时代的偏好，就叫作“曲学阿世”。
接下来，“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门也，若在所礼；而不答，何也？”这是孟子所说五个教育方法中的“答问”问题。孟子的学生公都子提问，有一个名叫滕更的人，是一个小诸侯的弟弟，类似后世的亲王、高干子弟之类。大概他有什么问题，孟子没有答复他，所以公都子问老师，滕更也是你的学生，至少也算是及门的弟子，他问你，你不答复，这是为什么？
孟子回答了五种不答的情形。首先是“挟贵而问”，就像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那种口气——“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老头儿，你那么远跑来，对我国有什么好处？这就是“挟贵而问”。孟子一听，就给梁惠王过不去，说：“王何必曰利？”给梁惠王碰一个橡皮钉子。
有人是“挟贤而问”，这在社会上常常看到。有人修为了几十年，自认有道，对于不知道的问题，向人求教，学来以后，装成一副自我高明的样子说：“你说的和我的意见差不多。”
有人是“挟长而问”，自认年高，总以为自己是对的。他不懂的问题，向人请教以后，大摇大摆捋捋胡子说：“可以，可以。”好像说，你这小子还不错。
有人是“挟有勋劳而问”，有身份、有地位、有高官厚禄的人，被恭维惯了，他有问题问你，心中已经觉得是看得起你，你可以笑而不答，或婉转推开了事。
还有人是“挟故而问”，出于其他的原因，故而假借一个什么问题来接近质问你。
孟子说，这五种情形都是有问题的，而滕更占了其中两样：第一，他是高干子弟，“挟贵而问”；第二，他另有目的，“挟故而问”，所以不答复。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孟子的人格，表现出师道的尊严，而且比孔子看得还更严重。孔子是有教无类，孟子是有所斟选。
孟子讲教育、文化思想，以及态度方面的问题，到此告一段落。接着是另一高潮，讲到个人的修养。
孟子曰：“于不可已而已者，无所不已；于所厚者薄，无所不薄也。其进锐者，其退速。”
——《孟子·尽心上》
孟子这一类的文字，年轻人看来，会感到头痛。“不可已”“而已”“不已”，已来已去，两句话三个已，其他多是虚字，不知说了些什么。译成白话就是：“有些人，对于明知做不到的事，还偏要去做，做得乱七八糟。这种作风发展下去，就没有他不敢做的事了。”个性僵化的人对于一切事都僵到底。
这种倔强的个性有时候很可爱，但是犯了一个“于所厚者薄，无所不薄也”的毛病，对轻重厚薄分不清楚。这类个性并不是坏事，一个人除了缺点以外没有长处，任何一个人都有他的缺点，但是他的长处亦就在他的缺点上。例如，老实是长处，老实人就笨，笨即缺点，但人不笨就不老实。长处也一样，太过分就是缺点，人若聪明过分，就会滑头。所以人要能认清自己的长处与缺点，轻重厚薄也能分得清楚，那么缺点就会变成长处了。该厚的时候厚，该薄的时候薄，该轻的时候轻，该重的时候重，对自己处理得恰到好处。所以僵化的个性，不是不可以，但是也要做到适当的程度才好。
因此孟子下一个结论，也是千古不易的铁则：“其进锐者，其退速。”进步得太快，退下来一定也很快。就教育而言，有些父母，如果自己的子女聪明过度，不能再把他当作聪明去培养，不能使他做超越年龄的进步；宁可培养他的厚重，让他在知识上的进步慢一点，向下扎根基深厚一点，培养健壮的身体。否则的话，把他当“天才”去教育，到最后会把孩子弄到岔路上，这就是进步得太快，退步得更快。做事业如此，做学问如此，做功夫谈修养也是如此，不要求急进，太快了不是好事。急进容易落于侥幸，侥幸得来的，就不能长远保存，一定要功夫到了才行。凡事要慢慢来，这就要记住孟子这两句名言。现代青年往往犯了“喜欢快速成就”的毛病，结果基础不稳固。就像写毛笔书法，只求快意，草书不像草书，简直是鬼画桃符，他自己却说是创新的书法。假如古代有草圣之誉的米南宫（米芾）见到，恐怕也要跪下来投降了。
（选自《孟子与尽心篇》）
尊师重道精神的沦丧
尊师重道是人类文明的共通德性，无论中外都一样，只有礼仪形式上的不同，并无精神上的差别。但在五千年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师道的尊严、尊师重道的精神和礼仪上的风气，俨然已与君道互相对峙，构成“政”“教”互助的特质。只要读过历史（不是现在学校里的历史课本），懂得中国文化史的人，都是了然于心，不待细说。即使没有读过书，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在文化传统熏染中，也都知道尊师的重要。尤其在过去民间社会，不读书，不进学校，自由从师学习百工技艺为业的人，终其一生，尊师重道的精神和行为，比起读过书、受过教育的人，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习武的人，对于尊师更加重视。但在二十世纪，师之不尊，道之不行，其所由来者久矣。因此政府与社会苦心复兴中国文化，强调尊师重道的行谊，每逢一年一度的教师节，特别提倡敬师的运动，实在是煞费苦心。
可是多少年来，尊师重道的风气，确实改进了吗？事实并不如此。相反地，如果深入观察，反而看到现代师生之间的彼此排挤、倾轧、嫉恨、轻视甚至互相谩骂，处处皆是。
现在我们来检讨一下，教授、老师们何以会受如此冷落，这也许与现行教育制度和学风有绝对关系。
旧社会，书院或家塾里请一西席老师，无论家长或代表学生和家长的是什么地位，都需不厌其烦地亲自依礼去请老师，表示这并非给恩赏饭吃。可是这种尊师重道的风气，现在变得没有影子，不管公立的大专学校或私立大专学校，只要能聘请你当老师，不但是天大的面子，而且对你真有恩同再造的衣食父母之慨。所以当一纸聘书寄到你家里来的时候，应该犹如接捧古代皇帝诏书一样，喜从天降。身为学校当局的负责人，还有谁肯保持中国文化的礼仪，公然地为学生做代表或派学校的大员，执礼甚恭地送聘书呢？
尤其有一类私立专校，由一两个略识之乎的老板唯利是图地创办起来，请老师是当作赏饭吃，那种踌躇满志、睥睨一切的神气，实在可使书生们不寒而栗。有的同学出去任教，碰到这种情形回来和我谈起。我说：老弟们，学问的养成，气节最要紧。做工、当小贩的职业与你的学问并无关系。甚之“多能鄙事”更可接近孔圣心传，何必一定要做教师呢？何况事实上，一校、一院、一系都画满了圈圈，如果夤缘不到，不能得到学校老板青睐，纵然“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照样投闲置散，无法上得讲台。加以社会安定，一切上轨道，有制度，论资历和年资限制，又正好作为阻挡的借口。稍有才具的人，不免多有些意气，于是，讨厌意气而不欣赏气节，便从此打入冷宫。或者你教学教得太好，碰到老板们不高兴，同事妒忌，就明褒暗贬地从此不给你开课。
由于这些道理，就引出我的第二个故事。这个故事，还只有两三年历史，是我亲身所经历。有一天下大雨，我与某某名经济学者一起候车上课，大家已经半身雨水，不堪其苦。我说：“唉！现在真是工商业的时代了，能够讲礼仪、尊重师道的也只有在军事学校了。他们接教授，有专车，迎送都到家门，始终礼遇不衰。除此以外，其余不足观也已。”这位学者听了以后便对我说：“老兄，说你不懂经济，一点不错。你要知道，现在的学校制度，哪里是工商业行为？其实都是官气。你应该知道，工商业要点是顾客至上，学生固然是顾客，当老师的也是顾客啊！谁叫你不去办个学校，也请我这个顾客上去讲讲课呢！”
除了因为学校制度而形成师道沦夷的因素以外，社会和家庭教育方面也逐渐地丧失了传统文化精神，并不真正重视师道。因此与学校制度互为因果，便使五千年来的礼仪之风，几乎不绝如缕，这也便是最大原因。过去的尊师，因为某一个人的“传道、授业、解惑”之关系，所以对于传授精神生命学问的老师，终身视之如父。现在是以母校为标榜，一切的荣誉归之于学校，教师只是学校的一分子，纵然有好老师，一切荣誉也只有归之于学校，与个人无涉。
而且工商业影响整个时代，老师按月领薪水、拿钟点费，等同工商业行为，所谓上课也者，便是出卖知识而已。品行和人格教导，当然由训导处去负责，何必多事！教室和讲台上的蛛丝尘渍，自有总务处来管理，不必劳心。教师们没有固定的休息室，没有固定的茶水供应，那是活该，又有谁来管你？下了课，赶快要去赶交通车，学生要想在课外请教，实在没有时间，也没有地方。交通车脱了班，自掏腰包划不来，这个月的生活预算怎么办？至于负责德育的训导，以及具有“内相”之才的总务，是否真能做到与负责智育的教务互为一体，那也只有天晓得。
其实，办总务和管训导的，根本各自为政，谁也没有做到，谁也没有责任。因此有许多学生一离开校门，“怨声载道，有口皆悲”，更影响了家庭和社会对于学校的轻视。学店观念和只要有学历的思想便普遍流行，谁还管你老师的好不好呢？结果弄得对于个人尊师重道的风气沦丧殆尽，对于学校的情感和信赖，也只是若存若亡而已。
讲到家庭教育，又使我联想起几个学生在外面当家教的情形。综合他们回来谈话的结果，便会使人想到现在的家庭教育需要重整，更有重于学校的隐忧。旧式的社会，家教便是教师，师严而从道尊。现在的请家教，是由于社会风气和有些家长盲从升学主义的促使。大致说来，可以把他们分为三类。
第一类：家长们也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不过都是现代人，学问思想像我们一样，大多都在不中不西、不古不今的夹缝中。望子成龙心切，更有崇拜自然科学的时髦感，不管子女的天才和本质如何，只是要求老师努力朝这一方向去教导孩子，有时候自己还顺便扮演一下旁听学生兼督学，往往弄得家教老师吃不消，知难而退。
第二类：家长们，尤其主妇们，上了牌桌就六亲不认，孩子学业（考试）的好坏，一切责之于家教老师。学生们考不好，老师便是冤家。学生们考得好，就认为“这个家伙”还不错。
第三类：惨了！学时髦，请家教，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家教老师教完了，还凭特殊的身份，克扣报酬。有一次，一位女同学当家教，碰上了这桩事。这位女同学小人气大，并不管学生家长是什么职位和身份，准备到他办公室去要。双方是否都有错，很难说。但的确有一二人还有要不到的呢！我们试想，家道如此，师道如此，中国文化怎么办？
讲了半天尊师重道的闲话，看来好像都是学校、社会、家庭的不对，老师们都是绝对的对似的。其实，人靠平地才站起来，同时也正因为有了平地才使人跌倒！现在教育的进步和教育的普及，比较三十年前大有天渊之别。但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文化，又加上正在一个古今中外的回旋中求复兴，求建设，所以忘记了旧的人格修养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精神是“学问”，新的学识和技能的教育是“知识”。因此观念的分野，混淆不清，所以教育思想和规定就乱了章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