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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作者:南怀瑾 当前章节:15417 字 更新时间:2026-6-22 23:23

好教育要有好方法

做人好,做事对,才是学问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论语·学而》

《论语·学而》包括了孔门当年教学的目的、态度、宗旨、方法,等等。过去我们把它圈开来,分作一条一条读,这是错误的。

这三句话连起来看,照字面讲,凡是中国人,无论老少,一定都知道。照古人的注解,学问是要大家随时练习的。“不亦说乎”的“说”就是“悦”,是很高兴的。假如这是很正确的注解,孔子因此便可以做圣人了,那我是不佩服的,连孔子庙我也不会去了。讲良心话,当年老师、家长逼我们读书时,那情形真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苦’乎”,孔子如果这样讲,我才佩服他是圣人,因为他太通达人情世故了。

至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过去的注解似通非通的,什么道理呢?从一般人到公务员,凡靠薪水吃饭的,是“富不过三天,穷不过一月”,遇上穷的那几天,朋友要来家里吃饭,当裤子都来不及,那是痛苦万分的事,所以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惨’乎”,绝不是“不亦乐乎”。

第三句“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所谓“愠”,就文字解释,是放在心中的怨恨,没有发出来,在内心有烦厌、厌恶、讨厌、怨恨之感。那么,假如别人不了解我,而我却并不在心中怨恨,这样才算是君子,那我宁可不当君子。你对我不起,我不打你,不骗你,心里难过一下总可以吧!这也不可以,才是君子,实在是做不到。

这段话顺着注释来看,好像就是这样讲的。所以几百年甚至千多年以来,不但现在的年轻人对四书反感,过去的读书人也对四书反感。因为它变成了宗教的教条,硬性的法律,非遵守不可。事实上不是这么一回事,等到真正了解以后,就知道孔子真是圣人,一点也没错。

“学而时习之”的重点在时间的“时”,见习的“习”。首先要注意,什么叫作“学问”?普通一般的说法,“读书就是学问”,错了,学问在儒家思想上不是文学,不是知识渊博,哪怕不认识一个字,也可能有学问——做人好,做事对,绝对的好,绝对的对,这就是学问。这不是我个人别出心裁的解释,我们把整部《论语》研究完了,就知道孔子是讲究做人做事,如何完成做一个人。

那么学问从哪里来呢?从人生经验上来,从做人做事上去体会。这个修养不只是在书本上,随时随地的生活都是我们的书本,都是我们的教育。所以孔子说“观过而知仁”,我们看见人家犯了错误,自己便反省,不要犯这个错误。所以,他这个研究方法,随时随地要有思想,随时随地要见习,随时随地要有体验,随时随地要能反省,就是学问。一开始反省时也不容易,但慢慢有了进步,自有会心的兴趣,就会“不亦说乎”。我们平日也有这个经验,比如看到朋友做一件事,我们劝他:“不可以做呀!老兄!一定出毛病。”他不听,你心里当然很难过,最后证明下来,果然你说得对,你固然替他惋惜,对于自己认识的道理,也会更进一层得到会心的微笑——悦,不是哈哈大笑,而是会心的微笑,有得于心。这就是学问的宗旨。

第二点接着下来,是说做学问的人要准备一件事,就我个人研究,有个体会——真正为学问而学问的人,“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该做的就做,不该做的杀头也不干。所谓“仁之所至,义所当然”的事,牺牲自己也做,为世为人就做了,为别的不来。因此,为学问而学问,就准备着一生寂寞。我们看看孔子,他一生就是很寂寞的,现在到处给他吃冷猪头,当年连一个便当也吃不到,但是他没有积极去求富贵。

怎么知道这一套他不来呢?因为他明知当时有拿到权位的可能,乃至他的弟子们也要他去拿权位。因为那时候中国的人口只有几百万,而他已经有三千弟子,且都是各个国家的精英,那是一股不得了的力量。所以有些弟子,尤其是子路——这个军事学的专家,几乎就要举起膀子来:“老师,我们干了!”多么神气,但是孔子不来。为什么呢?他看到,即使一个安定的社会,文化教育没有完成,也是不能解决其他问题的。基本上解决问题是要靠思想的纯正,亦即过去所谓之“德性”。因此他一生宁可穷苦,从事教育。所以,要不怕寂寞、不怕凄凉,有这个精神,这个态度,才可以谈做学问。

虽然做学问可能一辈子都没有人了解,但是孔子说,只要有学问,自然有知己,也就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一个人在为天下国家、千秋后代思想着眼的时候,也正是寂寞凄凉的时候,有一个知己来了,那是非常高兴的事。而这个“远”字,不一定是远方外国来的,说外国来几个人学中国文化,我们就乐了吗?那是为了外汇,多赚几个钱罢了。孔子不是这个意思,他这个“远”字是形容知己之难得。我们有句老话:“人生得一知己,死而无憾。”任何一个人做了一辈子人,包括你的太太、儿女、父母在内,可不一定是你的知己,所以人能得一知己,可以死而无憾。一个人哪怕轰轰烈烈做一辈子,不见得能得一知己,完全了解你,尤其做学问的人更是如此,所以孔子第二句话才跟着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你不要怕没有人知道,慢慢就有人知道,这人在远方,这个远不一定是空间地区的远。孔子的学问,是五百年以后,到汉武帝的时候才兴起来,才大大地抬头。董仲舒弘扬孔学,司马迁撰《史记》,非常赞扬孔子,这个时间隔得有多远!这五百年来是非常寂寞的,这样我们就懂得“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了。

第三句“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就是说做学问的人,即便一辈子没有人了解,也“不愠”。“怨天尤人”这四个字我们都知道,任何人碰到艰难困苦,遭遇了打击,就骂别人对不起自己,不帮自己的忙,或者如何如何,这是一般人的心理,严重的连对天都怨,而“愠”就包括了怨天尤人。

人能够真正做到为学问而学问,就不怨天、不尤人,反而问自己,为什么我站不起来?为什么我没有达到这个目的?是自己的学问、修养、做法种种的问题。自己痛切反省,内心里并不蕴藏怨天尤人的念头。拿现在的观念说,这种心理是绝对健康的心理,这样才是君子。君子才够得上做学问,够得上学习人生之道,这就是讲究人生哲学的开始。

再说,连贯这三句话的意义来说明读书做学问的修养,自始至终,无非要先能自得其乐,然后才能“后天下之乐而乐”,所以这三句话的重点在于中间一句的“不亦乐乎”。我们现在不妨引用明代陈眉公的话,作为参考:“如何是独乐乐?曰:无事此静坐,一日是两日。如何是与人乐乐?曰: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如何是众乐乐?曰:此中空洞原无物,何止容卿数百人。”有此胸襟,有此气度,也自然可以做到“人不知而不愠”了。不然,知识愈多,地位愈高,既不能忘形得意,也不能忘形失意,那便成为“直到天门最高处,不能容物只容身”了。

(选自《论语别裁》)

先有求知欲和质疑心,才能激发智慧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论语·述而》

这是孔子教育方法的原则。所谓“愤”就是激愤。对于不知道的事,非知道不可,也是激愤心理的一种。如有一件事,对学生说,你不行,而他听了这句话,就非行不可,这是刺激他,把他激愤起来。“启”就是发,在启发之前,先使他发愤,再进一步启发。这种教育方式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清代名将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子弟,幼时非常顽劣,他父亲前后为他请了好几个老师,都被他打跑了,以至没人敢去应聘教他。最后有一个隐士,有说是顾亭林的兄弟——顾亭林虽然一生不做清朝的官,从事反清地下活动,但为了同胞的福祉,还是叫别人出来做些事——自愿任教。年羹尧的父亲说明自己儿子的顽劣,老先生说没关系,唯一的条件是一个较大的花园,不要设门,而且围墙要加高,就这样开始教了。

年羹尧最初想将这位老师打跑,不料老先生武功很高,打又打他不着,却什么也不教他。到了晚上,老先生运用他高强的轻功,一跃出了围墙,在外逍遥半天,又飘然跳了回来,年羹尧对这位老师一点办法都没有。老先生有时候吹笛子,吹笛是可以养气的,年羹尧听了要求学吹,于是利用吹笛来使他养气,这才开始慢慢教他。后来老先生因为有私事,一定要离开,临走时说,很可惜,这孩子的气质还没有完全变过来。虽然如此,年羹尧已经够得上是文武双全,所以后来成了平藏名将。而他以后对自己孩子的老师非常尊敬,同时选择老师也很严格,有一副对联:不敬师尊,天诛地灭;误人子弟,男盗女娼。就是他写了贴在家里的。

这个故事可说明孔子教学的原则,必先刺激他的思想,使他发愤,非要有坚强的求知心,才能启发出他本有的智慧来。

第二就是引起他的怀疑。“悱”就是内心有怀疑、不同意。孔子所谓“当仁不让于师”,韩昌黎所谓“师不必贤于弟子”,老师不一定完全是对的,不是光靠服从接受便行,如果呆板地接受,学问会越来越差。多怀疑就自然会去研究,“发”就是研究。

所以在教育方面,一定要激发他愤、悱的求知欲。我们看儿童教育,有的孩子对什么事都不服气,而做家长的总希望孩子服气,尤其老一辈的人,往往把自己的经验看得非常重要,希望孩子接受。实际上要使孩子服气,接受上一代的经验,在教育方法上必先使他能愤、能悱才行。

再引一个不伦不类的故事来说明。清乾隆时代,有一位世代书香的大员,他有个儿子,文学很好,但不成器,行为不检点。有一年,大员给这孩子五百两银子上京考功名,结果他到了京里,把银子在妓院中花光了,被老鸨赶出来,剩下一身病,骨瘦如柴。回到家里,大员知道了,气得要把他打死,但一检阅行李,发现儿子写的两句诗,大员笑了,五百两银子值得,这个孩子在文学上很有心得。以文学的观点来看,这两句诗的确很好!原句是:“近来一病轻如燕,扶上雕鞍马不知。”这是古人对文学的推崇。如果是现在,科学搞不好,光作两句诗,不把父母气死才怪。

我们举这个例子,也可说明“愤”与“悱”的一隅道理。

“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是讲一个人的领悟力。一桌四角,讲了一角,其余三角都会了解,那么就可以“复也”,就是回来,回到哪里?回到思想智慧的本位,就是回到自己智慧的本有境界。有些人读书学习很用功,但是领悟力不够,充其量只能成一个书呆子。譬如拿研究历史来说,前代的事情和现在的事情原则差不多,道理是一样,只是时代不同,地区不同,现象两样而已。多读历史,能够举一反三,就可前知过去,后知未来。否则,白读死书,学识又有什么意义呢?

(选自《论语别裁》)

专注与持续是学习的关键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论语·述而》

这是孔子做学问的态度和教学的精神,说明他人生的志趣。

“默而识之”,学问要靠知识来的。“识”在古代文字中是与“誌、记、志”字通用。所以这句话是说做学问要宁静,不可心存外务,更不可力求表现,要默默然领会在心,这是最要紧的。

“学而不厌”,做学问的志趣永远不厌倦,这在文章上读起来很容易了解,乍看起来没什么了不起,但深深体会一下,孔子的学问就在这里。虽然非常平凡,但要知道,世界上最伟大的就是平凡,能安于平凡是很难的,这也是“人不知而不愠”的引申。以自己的经验来证明,假如发狠学一样东西,肯下功夫去学习,最多努力一段时期,就不能继续不倦地去搞了。所以一生能够学而不厌,不是件简单的事。像写毛笔字、打太极拳,开始很有兴趣,再继续下去,到快有进步的时候,对自己的毛笔字,越看越讨厌,简直不想看;打拳也打得自己不想打了,认为学不好。这正是一个关键,是个进步的开始,可是大多数都在这种情况下厌倦地放弃了。因此,就觉得孔子这句话,的确了不起。

另一点便是“诲人不倦”的教学态度,也是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孟子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但是如果“得天下笨才而教育之,一苦也”!教育的事有时真使人厌倦不堪。尤其是现在青年的教育,从小底子打得太差,几乎必须重新打基础。所以一个真正的教育家,必须有宗教家的精神,爱人爱世,需要有舍身饲虎、入海救人的牺牲精神,又像是亲自施用换心术,硬要把自己的东西,装到他的脑子里去的这种心情。但有许多学者有了学问,却当成千古不传之秘,不肯教给别人。

这三句话,表面上看是很容易的,做起来就非常难。后世为人师表者,可以将这几句话做成格言,在碰到厌倦的时候,提起孔子这几句话,脸红一下,马上改正过来。

孔子在这三句话之后便说:“何有于我哉?”翻成白话便是,我没有什么学问,只不过到处留意,默默地学习,把它强记下来,求学问不厌倦,教人也不厌倦,但是除了这三点以外,我什么都不懂,什么都没有。就是这个意思。可是这三点都是真学问,我们大家都很难做到。

(选自《论语别裁》)

真正的学问是无知

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论语·子罕》

这是孔子的真正修养。他说,你们以为我真正有学问吗?我老实告诉你们,我一点学问都没有,我什么都不懂。有不曾受教育的人来问我,我实在没有东西,就他的程度所问的,我便就我所知的答复。如果他本身很鄙俗,来问我一个问题,我的确答不出。那我怎么办?因为没有主观,没有成见,就“叩其两端而竭焉”,反问他提出问题的动机,就他相对思想观念的正反两面研究透了,给他一个结论。所以我没什么学问,不是我给他答复,是他自己的意见提出来问我时,我替他整理做个结论而已。

教育本来就是这样,真正的学问修养也是这样。知识最高处就是“无知”,就是始终宁静,没有主观,先没有一个东西存在,这是最高的学问境界。不但孔子如此,世界上很多大宗教家、教主、哲学家,都是如此。希腊第一位哲学家——西方文化中的孔子——苏格拉底,也和孔子一样,出身贫苦,什么都懂,行为做人也很相似于孔子,他说:“你们把我看成有学问,真笑话!我什么都不懂。”这是真话。

释迦牟尼也讲过这样的话。他十九岁放弃了王位而出家修道,到了三十二岁开始传教,八十一岁才死。四十九年之间,他最后自己的结论说:“我这四十五年中,没有讲过一个字,没有说过一句话。”真理是言语文字表达不出来的。

我们可以退一步说,孔子所讲的“无知”,是俗语说的“半罐水响叮当,满罐水不响”。学问充实了以后,自己硬是觉得不懂,真的自己感觉到没有东西嘛!空空洞洞的没有什么,这是有学问的真正境界。如果有个人表现出自己很有学问,不必考虑,这一定是“半罐水”。

从学武的人就很容易看到,那些没练到家的人,就喜欢比画,他是筋骨发胀,并不是故意的。而练到了家的人,站在那里好像风都会把他吹倒,打他两个耳光,他会躲开,绝不动手。学问也是一样,一个人显得满腹经纶的样子,就是“有限公司”了。所以孔子这一点,就是学问修养成就的真正境界。

(选自《论语别裁》)

道理都懂,怎么做到才是关键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论语·雍也》

世界上谁不想做好人做好事?都想做。有很多人知道应该怎么做,道理都懂,可是做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我也曾经提到,许多人“看得破、忍不过”。比如,“算了吧!生活简单一点吧!”这是看破了,但到时候却忍不过。看到不义之财,第一个念头是不要;多看一眼,眼睛就亮了;再看一眼,眼睛就发红了。还有“想得到,做不来”。有许多事我们都想得到,但就是硬做不来。也就是说,学问、道理虽然懂得,身体力行时却做不到。所以,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做学问必须养成习惯,一日不可无它。

《论语》第一篇《学而》中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习”字就是要“好之”。“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爱好它,喜欢虽然喜欢,并不认为是生活中的一件乐趣。以现在最流行的太极拳来说,绝没有打麻将那么受人欢迎。因为打麻将是一乐事也,坐在那里快乐得很,而打太极拳,知道对身体有益,是知之者,天天打,是好之者,可是摸两下,觉得今天好累,明天再打,那就还不是乐之者。

欲期学问的成就,进入“乐之”的境界,太不简单了。我们对于子女的教育,就要注意这一点,看他乐于哪一面,就在哪方面培养他。就算爱打麻将,也可以培养他,当然不是培养他去打麻将,而是将他打麻将的心理转移到近似的正途发展。这才是师道的原则,不但对人如此,自己修养学问也要如此,但是孔子又说了一句话: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论语·雍也》

这是说人的智慧不能平齐,姑且把它分作上、中、下三等的差别。中人以上的资质,可以告诉他高深的理论;至于中人以下的资质,在教育方面,对他们就不要做过高的要求,千万不要“儿女都是自己的好”。教育后代,只是希望他很努力,很平安地活下去,在社会上做一个好分子,这是最基本的要点,并不希望他有特殊的地方。但中人以下的人,他们的成就,又不一定永远在中人以下,只要他努力,最后的成就,和中人以上的会是一样的。这在历史上可以举很多的事例来说明的。凡当过老师的,做过领导人的,都能体会孔子这一段话是绝对正确的。

(选自《论语别裁》)

越是受压制,孩子的反抗心越大

夫子循循然善诱人。

——《论语·子罕》

这是孔子教育人的态度。“循”是跟着走。不但是教育如此,做人处世也是如此。讲理论容易,做起来很难。在学校里教学生,就常会感到非常讨厌,有时候心里会想:“你还没有懂?!真蠢!”我们有了这个心理,马上感觉自己到底不是孔子,孔子对学生不会发这种脾气。

教育是诱导的,东方和西方都是一样。什么是诱导?这是好听的名词,说穿了只是“骗人”而已,善意的“骗”。好像小孩子玩火柴,这是多危险的事,你如说不准玩,他非玩不可,就要赶快拿另外一件玩具骗他,要诱导他,使他觉得别的玩具更好玩,把火柴丢了,来拿其他的玩具。这就是“循循善诱”,就是这样“骗”人。

教育如此,推而广之,诸位出去做领导,从事政治,都要做到这点。“循循然”就是循他的意志,循他的个性,循他的道理,绕一个圈子,还是把他带上正路。人性就必须这样处理。所以从孔门思想推演,到了孟子,讲到人性,就主张堵不得的。你说:“不可以!不行!”他就非做不可,尤其是对一个小孩,他非反抗不可,至少在心理上反抗。表面上你是父母、是老师,听你的,但心里非常反感。从心理学来看,就只这一点反感,慢慢积累起来,到最后他对一切事物都有了反抗性的习惯。越是受压制的孩子反抗越大,所以要想办法循循善诱。

当然有时候有例外,像军人带兵,老实说没有那么多理由,命令就是命令,教你如何就如何,因为战场上必须这样,也就是孔子说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所以循循善诱是一个原则,方法怎样运用,则和用兵一样,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孔子的教育是依受教者的思想、品格而施教,不勉强人,不压制人,不挡住人,把门打开给他看,诱导他进去。但用什么诱导他呢?用什么“骗”他呢?

博我以文,约我以礼。

——《论语·子罕》

所谓人文的学问,就是这两句话。什么是“博我以文”?就是知识要渊博。我时常感觉到,现在的教育,从“五四”运动白话文流行以后,有一大功劳,知识普及了,现在青年知识渊博了。尤其传播事业发达,每个家庭有电视,社会上有电影、报纸、刊物、广播,各种传播知识的工具,以至于现在十几岁的青年,对于知识,比我们当年二三十岁时还知道得更多。当年我们书是读得多,对于普通知识还是傻傻的,乡下出来,看到飞机、轮船,还叫“飞轮机”“火轮船”,现在七八岁的孩子都知道太空了。

可是知识越渊博,学问越没有了,缺乏了“约我以礼”的涵养。我们要了解,“博我以文”的“文”并不限于文字,而包括了一切知识。知识越渊博的人,思想越没有中心。所以中国政治,在过去领导上有一个秘密。当然,这在历史上不会写出来,任何一个皇帝成功了,都不会传给徒弟。这秘密是什么呢?他尽管采用知识多的人,渊博的人,而真守成的干部是找老实而学识不多的人,他稳得住。

知识越渊博的人越靠不住,因为他没有中心思想。对于这种人,给予的官位、头衔非常大,而真正行政的权力并不交给他。知识多了的人,好的可以说成坏的,坏的可以说成好的。像现在的人好讲逻辑,把西方的一种思想方法也当哲学来讲。

例如,说到法理学,如果我们抓到小偷,送官署是对的。但是打了他一下,他可以要求验伤,告你伤害。他说他做小偷是犯了法,但你打他是侵犯人权,至少在判决确定前,他还只是一名嫌疑犯,你打他,侵犯了人权,人权第一,你犯了伤害罪。讲法律逻辑,这是对的。但从另一面讲,善就是善,恶就是恶,坏人就该打,可以不跟他讲这一套。

我们现在讲人权,而有些人却把人权、自由、平等当成了他的武器,这就是死守逻辑的坏处,也就是说仅仅是“博我以文”的流弊。以这句“约我以礼”来救这个流弊就对了,知识要渊博,思想要有原则,走一个专精的道路,做人处世要保持文化思想的中心精神。这是颜回说到孔子教育他的方法,也可以说是他的心得。

第三点他说自己受孔子教育,大有“欲罢不能”之感,他说有时候自己想想算了,不再研究了,可是却像谈恋爱一样,藕断丝连,总摆不下来。“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颜回说他自己尽所有的才能、力量跟孔子学,感觉到很不错、很成功,好像自己建立了一个东西,觉得“卓尔”,站起来了,可以不靠孔子,不依赖老师了。结果冷静下来一反省,还是不行。

“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虽然跟着他的道路走,跟着他的精神那么做,但茫无头绪,不晓得怎么走,简直一点苗头都找不到。颜回口中的孔子就是这样一个人,崇高、伟大、平实而摸不透。

(选自《论语别裁》)

明白了道理,要不要马上去做?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论语·先进》

子路问,听懂了一个道理,马上就去做吗?就言行合一去实践吗?孔子说,你还有父母兄长在,责任未了,处理要谨慎小心,怎么可以听了就去做呢?另外一个同学冉有也向孔子问同样的问题:听了老师你讲的这些道理,我要立刻去实行吗?孔子说,当然!你听了就要做到,就要实践。

他答复这两个学生的话,完全不同。

公西华觉得奇怪,跑来问孔子。“敢问”就是鼓起勇气,要请你原谅一下,告诉我同一个问题为什么做两种答复?孔子说,冉有的个性,什么事都会退缩,不敢急进,所以我告诉他,懂了学问就要去实践力行;子路则不同,他的精力气魄超过了一般人,太勇猛,太前进,所以把他拉后一点,谦退一点。

我们在教育界久了,有时看到太用功的学生,也是劝他多休息、去玩玩,太懒的就劝他长进一些、多用功一点,这大家都做得到,何必孔子?但这只是文章的表面,进一步就看到孔子对学生的培养。

首先,我们知道子路是战死的,非常勇敢,最后是成仁的烈士。孔子早已看出他是成仁的料子,所以说“由也不得其死然”,这不是骂他,而是感叹。如果当时孔子稍稍鼓励他一下,可能早就成了烈士,不会等到后来卫国变乱才成仁。所以孔子在这里警告他,你的父兄家人一大堆,要先对个人责任有所交代,然后才可以为理想奋斗。如此,以中和子路过分的侠情豪气。而冉有则是安于现状,不大激进的人,所以孔子不大愿意他出来做事。结果他在鲁国季家,竟然弄起权来了,那么孔子就鼓励他,跳出现实的圈子,要有独立不拔的精神。

(选自《论语别裁》)

读书是为了谁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论语·宪问》

怎样为己?怎样为人?一般说为己就是自私;为人就是为大家,也可强调说是为公。古人为自己研究学问,现在人为别人研究学问。这个问题就来了,从文字表面上看,可以说后世的人求学问,好像比古人更好,因为是不为自己而为人家,这是一种观点。

这一观点可以成立,但是有一个事实,我们中国人过去读书,的确有大部分人还保持了传统的作风。这一传统的作风,类似于现代大学中最新的教育,或者西方最新的小学教育,所谓注重性向教育,就是依照个性的趋向,就个人所爱好的,加以培养教育,不必勉强。一个喜欢工程的人,硬要他去学文学,是做不到的。有许多孩子自小喜欢玩破表、拆玩具,做父母的一定责罚他不该破坏东西。在教育家的眼光中,这孩子是有机械的天才,应该在这方面培养他。

中国人过去读书,老实说不为别人求学问。而现在一般人求学问,的确是为别人求学问。一个普遍现象,大专学生为了社会读书,如果考不取,做父母的都好像失面子,对朋友也无法交代。读书往往为了父母的面子、社会的压力,不是为自己。目前在大学里,有些重要的科系,男生人数还不到三分之一,几乎满堂都是女生。譬如哲学系的课,学生有七八十人,他们真的喜欢哲学吗?天知道!连什么叫哲学都不懂,为什么考到这一系?将来毕业了出去教书都没人要。社会上听到哲学系,认为不是算命看相的就是神经。可是为了什么?凭良心说,只是为了文凭。有的女孩子,学了哲学干什么?当然也可以成哲学家,不过没有家庭的好日子过,既不能做贤妻,又不能为良母,那就惨了。

可是现在的教育,任何一系,都少有为自己的意志而研究的。曾经有一个学生告诉我,当年他在大二读书的时候,有一天真被父母逼得气了,就对父母说:“你们再这样逼我,我不替你们读书了!”他说那时候心里真觉得自己努力读书是为了父母在朋友面前显示荣耀的,在自己则并无兴趣。那么今天的人,从文字表面上看,“今之学者为人”,为别人读书,至少是为社会读书。社会上需要,自己觉得前途有此必要而已。说是自己对于某一项学问真是有了兴趣,想深入研究追求,在今日的社会中,这种人不太多。

照目前的状况,如果缺乏远见,我敢说,二三十年后,我们国家民族,会感觉到问题非常严重。因为文化思想越来越没人理会,越来越低落。大家只顾到现实,对后一代的教育,只希望他们将来在社会有前途,能赚更多的钱,都向商业、工程、医药这个方向去挤。如物理、化学等理论科学都走下坡了,学数学的人已经惨得很。在美国,数学博士找不到饭吃,只好到酒馆里去当酒保,替人调酒,还可赚美金七八百元一个月。

放大点说,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全世界文化都如此没落。二三十年后,文化衰落下去,那时就感到问题严重。青年朋友还来得及,努力一下,一二十年的工夫用下去,到你们白发苍苍的时候,再出来振兴中国文化,绝对可以赶上时髦。

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时代到了没落的时候,人类文明碰壁了,就要走回头路。所以今日讲承先启后,的确需要准备。可是全世界的文化,目前还没办法回头,叫不醒,打不醒的,非要等到人类吃了大亏才行。没有人文思想,人类成了机械,将来会痛苦的。所以这两句话,也可解释为:以前的人读书是为了自私,现在的人读书是为公,不过这种解释是错误的。

再另外一个观点,宋代大儒张载(横渠先生)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名言已成为宋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目标,学者为这目的而学,应该如此。今天我们要谈中国文化的中心思想,可以拿他这四句话为主。我们如果以这四句话来研究,学者又应该是为人;不只为自己求学,同时也为人求学。这个“人”扩而充之,为国家、为社会、为整个人类文化。

(选自《论语别裁》)

天赋、志向不同,学习方法就不同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论语·宪问》

这是教育与天才的关系。孔子说,有些人生而知之,这是天才,上等人。这一点在中外历史上的确可看到,大的军事家并不一定懂兵法。宋代名将狄青作战是“暗合兵法”,就是说他并不是习武出身,可是自然有军事天才。据我所知,许多朋友军事学理讲得非常好,可是打起仗来,老是打败仗。大的政治家也并不一定是政治系毕业的,人情世故通了,自然对。所以,不管文学、艺术,任何一方面都有天才。孔子也不是念哲学系或伦理系、教育系的,耶稣、老子都不曾读什么系,他们的学问就是对的,千秋不易,是生而知之的天才。

其次是“学而知之”,学了才会。

再次,“困而学之”,要勉强,大家要有这个精神,自己勉强自己,规定自己努力。我个人的经验,也许是个人嗜好不同,隔几天不摸书本,就觉得不对头,好像几天不打牌手会发痒的人一样。但这是“困而学之”,自己规定了自己非读书不可,看小说都是好的。

另有一般人,勉强定个范围,让他去学,他还不肯去学,这种人就免谈为学了。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论语·季氏》

在我们的生活思想上,以伦理道德为做人做事的标准,孔子说有九个重点。这一节如在文字表面上来解释,就不必再讲了,如“视思明”,当然看东西要看得清楚,但这并不是指两个眼睛去看东西,现在眼睛看不清楚也没有关系,街上眼镜店多得很。这是抽象的,讲精神上对任何事的观察,要特别注意看得清楚。同样,听了别人的话以后,也要加以考虑,所以谣言止于智者。我经验中常遇到赵甲来说钱乙,钱乙来说孙丙,我也常常告诉他们,这些话不必相信,只是谣言,听来的话要用智慧去判断。

脸色态度要温和,不可摆出神气的样子。对人的态度,处处要恭敬,恭敬并不是刻板,而是出于至诚的心情。讲话言而有信。对事情负责任。有怀疑就要研究,找寻正确的答案。

“忿思难”的“忿”,照文字上讲是忿怒,实际是情绪上的冲动,就是对一件事,在情绪上冲动要去做时,先考虑考虑,每件事都有它难的一面,不要一鼓作气就去做了。

最重要的是“见得思义”,凡是种种利益,在可以拿到手的时候,就应该考虑是否合理,应不应该拿。

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

——《论语·季氏》

上面讲了人生的大原则,这里孔子提供自己的经验,他说有些人见善如不及,看到别人好的地方,自己赶紧想学习,怕来不及去学;见不善如探汤,看到坏的事情,就像手伸到滚开的水里一样,马上缩手,绝对不做坏事。孔子说,像这样专门走好的路子,坏的路子碰都不碰的人,我还看过,也听到过他这样的言论。

第二点,他说有些人隐居以求其志,一辈子不想出来,尤其古代以做官为发展志向唯一的道路,可是有些人一辈子不肯出来做官,自己保有自由意志,做自己的学问,管自己的人生,不想出名,也不想做官,做事则处处要求合宜、合情、合理,走仁义路线。孔子说,这样的言论我听得多了,可是没有看到真做到的人,所以绝对不要功名富贵,行义以达其道的,在理论上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

这里两条作为对比。上面是说专门做好事,坏事碰都不碰,这样的人蛮多;第二条的人难了,一辈子功名富贵不足以动心的,这在理论上讲容易,到功名富贵摆在面前时,而能够不要的,却很难很难!

(选自《论语别裁》)

没有缺点的人就没有个性

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论语·阳货》

这段话并不一定是子路问孔子以后,孔子马上告诉他的,而是平常便这样教育子路,编撰《论语》的人把这几段安排在一起,烘托出一个思想系统,使我们看得更清楚。

孔子问子路,有没有听过六句话,就是六个大原则,也同时有六个大毛病?子路说没有听见过。那么孔子很郑重地说,你坐好,我告诉你。

第一点,仁虽然好,好到成为一个滥好人,没有真正学问的涵养,是非善恶之间分不清,就变成一个大傻瓜。有许多人非常好,仁慈爱人,但儒家讲仁,佛家讲慈悲,盲目慈悲也不对,所谓“慈悲生祸害,方便出下流”。不能过分方便,对自己孩子们的教育乃至本身的修养也是如此。仁慈很重要,但是从人生经验中体会,有时出于仁慈的心理帮助一个人,结果反而害了他。这就是教育的道理,善良的人,好心仁慈的人,学问不够,才能不够,流弊就是愚蠢,加上愚而好自用便更坏了。所以,我们对自己的学问修养要注意,对朋友、部下都要观察清楚,有时候表面上看起来是对某人不仁慈,实际上是对这人有帮助。做人做事,越老越看越惧怕,究竟怎样做才好?有时自己都不知道。

第二点,有许多人知识渊博而不好学(学问并不是知识,而是做事做人的修养),它的流弊是荡。知识渊博后非常放荡任性,譬如说“名士风流大不拘”,就是荡。这种人容易看不起人,觉得自己样样比人能干,才能很高,没有真正的中心修养,对自己不够检束。

第三点,“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的“信”到底指哪个“信”?假使指信用,对人言而有信,这还不好?贼是鬼头鬼脑,对人对事处处守信,怎么会鬼头鬼脑?其实,这里的“信”,至少在《论语》里有两层意义:自信和信人。过分自信,有时候就会喜欢去用手段,觉得自己有办法,结果害了自己,这就是“其蔽也贼”。

第四点,“绞”是像绳子绞起来一样,太紧了会绷断的。一个人太直了,直到没有涵养,一点不能保留,就是不好学,没有修养,流弊就是要绷断,要偾事。脾气急躁的人会偾事,个性疏懒散漫的人会误事,严格说来,误事还比偾事好一点,偾事是一下子就把事弄砸了。所以个性直的人要反省,在另一面修养上下功夫。

第五点,脾气大,动辄打人,干了再说,杀了再说,这是好勇,没有真正修养,就容易出乱子。

第六点,直话直说、胸襟开阔的人,也可以叫作一根肠子。“刚”的人一动脸就红,刚正就不阿,就不转弯,绝不转变主见。这样的人若不好学,毛病就是狂妄自大,满不在乎。

这六点要特别注意,可以把原文写在本上或案头,随时反省。这六点也就是人的个性分类,这六种个性都不是坏事,但若没有真正内涵的修养就都会做出坏事。每个人的个性长处不同,或仁,或知,或信,或直,或勇,或刚,不管哪种个性,孔子告诉我们,主要是自己要有内涵,有真正的修养,学问的道理,最难的就是认识自己,然后征服自己,把自己变过来。

但要注意,并不是完全变过来,否则就没有个性,没有我了,每个人要有超然独立的我,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长处也是短处,短处也是长处,长短本是一个东西,用之不当就是短,用之中和就是长,这是要特别注意的。教导部下和子弟也是这样,性向一定要认清楚,一个天生内向的人,不能要求他做豪放的事;一个生性豪放的人,不能要求他规规矩矩坐办公室。要知道他的长处,还要告诉他,帮助他去发挥。孔子这段话,特别提出来告诉子路,实在对机而教。六言六蔽,相对地,则有十二种性向典型,其实我们每个人本身知、仁、勇、信、直、刚的因素都具备,不过还要从这些地方用心涵养,这就是学问之道。

(选自《论语别裁》)

好人格在生活中养成

子夏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论语·子张》

这两句话是子夏说的,平常很多人都误引述是孔子说的。“闲”就是范围,上古时没有房门,晚上睡觉,门用木架子挡着就是了。当年在大陆西南、西北地区就可看到,一些山洞门口用木架一挡就算了,并不怕小偷,只防牛羊跑出去,所以叫“闲”。子夏主张大德、大原则不要超出范围,不可以轻易变更,小的毛病大家都有,不要过分责备。人能做到这样也就很好。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论语·子张》

这里记载了子夏教学的事。孔子死后,子夏在河西讲学。他的同学子游说,子夏所教的这些年轻学生,“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这里“洒扫、应对、进退”六个字,包括了生活的教育、人格的教育,是中国文化三千年来一贯的传统。如果有外国人问起我们中国过去的教育宗旨是什么?我不是教育专家,专家说的理论是他们的,我讲句老实话,主要是先教人格的教育,也就是生活的教育。

过去孩子们进了学校,首先接受的教育就是“洒扫、应对、进退”这几件事。洒扫就是扫地,搞清洁卫生等,现在小学、中学都有,好像和古代教育一样,其实是两样。我们从西方文化学来的教育,制度变了,教务、训导、总务三个独立,等于政治上三权分立,三样都不联系,结果三样都失败。教务只教知识没教学问,训导是空的,总务呢?下意识就认为是搞钱的。可见我们整个教育制度没有检讨,因此学生对学校大体上都是坏印象。

这中间细枝末节的事还很多,譬如老师下命令搞清洁,就没有一个搞好清洁。我经常说搞总务之难,一个好的总务,是宰相的人才,汉代的萧何就是搞总务的。总务这门学问,在学校里有家政系,这个翻译得不好,实际上就是内务系,训练内务人才。任何一个机关团体,一上厕所就发现毛病,管总务的也不可能每天去看每一个抽水马桶,这就可见总务上管理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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