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何以中国
作者：许宏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副标题：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出版年：2016-5
页数：184
定价：42.00元
装帧：平装
丛书：解读早期中国
ISBN：9787108056832
作品简介：
公元前2000年，在以传世文献为本位的夏王朝始年的推定上，是个便于记忆的数字。
公元前2000年，在所谓的夏王朝前夕，考古发现中看不到与传世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
公元前2000年，在中原地带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为随后以二里头为先导的中原广域王权国家的飞跃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2000年——中国文明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
从考古发现入手，站在考古学家的角度，解读从神话到历史的进程，讲述早期中国的故事
作者简介：
许宏1963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从事中国早期城市、早期国家和早期文明的考古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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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许宏著．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5
（解读早期中国）
ISBN 978-7-108-05683-2
Ⅰ．①何… Ⅱ．①许… Ⅲ．①中原–文化史–古代 Ⅳ．①K29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4001号
责任编辑 曹明明
装帧设计 康 健
责任印制 徐方
出版发行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5月北京第1版
201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6
字 数 73千字 图138幅
印 数 00,001-10,000册
定 价 42.00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目 录
解 题
一 陶寺的兴衰
陶寺“革命”了？
都城与阴宅的排场
龙盘、鼍鼓和特磬
“革命”导致失忆？
“拿来主义”的硕果
大邑小国
小铜器的大问题
是字吗？什么字？
寻“夏墟”找到陶寺
禹都乎？尧都乎？
衰亡的谜团与意义
二 嵩山的动向
“地理王国”出中原
两大集团
林立的聚落群
扑朔迷离话城址
城邑分布有玄机
危险来自邻人？
近看大邑王城岗
“王城”是怎样造出的
大洪水，传说还是史实
大禹在哪儿治水？
“王城”下游有大邑
大邑瓦店的气派
方正城池的由来
“贵族社区”平粮台
不可小瞧古城寨
暴力：现象与动因
三 新砦的发轫
新砦的分量
众说纷纭话新砦
困惑与收获
从围垣到环壕
铜礼器的讯息
古书中“挖”出铜鬶
龙形象，权贵的秘符？
墨玉璋的来龙去脉
那年月，有国家吗？
逐鹿何以在中原
四 大邑二里头
山北的政治图景
二里头人从何而来？
此洛河非彼洛河
一水冲三都
“半岛”上的新居民
都邑大建设
走向全盛
持续辉煌与都邑终结
不堪重负的陶器
难哉，一刀断夏商
五 中原与中国
文化大扩张
二里头国家的“疆域”
“畿外”的殖民据点？
长江边的“飞地”
铜与盐，扩张的动因？
国家群与“国上之国”
软实力催生“中国”世界
余 论
［注 释］
后 记
解 题
“何以中国”，本来是拙著《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最后一节的标题。它以设问的形式给了这本小书一个开放式的收束：
深入发掘“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环境与文化底蕴，无疑会更全面地澄清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轨迹。对中国历史的长程观察有助于了解最早的“中国”何以诞生。
“何以中国”，本来是对原因的追问，按说回答也应是思辨性的、哲理性的讨论，但这本小书基本上是在叙述一个过程，讲一个故事——最早的“中国”诞生的故事。显然，仅仅叙述过程，无法圆满回答“何以中国”的追问，但对过程的叙述或许比论理更能迫近答案。这本小书所做的就是这种“迫近”的尝试。
如果说《最早的中国》写的是二里头王都这一个“点”，那么《何以中国》则试图讲述二里头这个最早“中国”的由来。故可以认为，它是《最早的中国》的姊妹篇。
自“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1926年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发掘河南安阳殷墟以来，中国考古学参与古史建构的历史已近百年。通观上个世纪学术界对中国早期文明史的探索历程，由于丰富的文献材料及由此产生的史学传统，这一探索理所当然地以对具体国族、王朝的确认为中心。“证经补史”情结与研究取向，基本上贯穿了学术史的始终[1]。
在超脱了“证经补史”的理念和话语系统之后，古史建构仍被考古学者引为己任，这里的“史”开始被看作囊括整个社会文化发展进程的大历史。作为兄弟学科的文献史学和考古学，则更多地可以看作建构这一大的历史框架的途径和手段。解读文字诞生前后“文献不足征”时代的无字地书，进而构建出东亚大陆早期文明史的框架，考古学的作用无可替代，已是不争的事实。考古人参与写史势所必然，但话语系统的转换却并非易事。本书就是这一路向上的一个尝试，试图夹叙夹议地勾画出那个时代的轮廓。
只能勾画一个轮廓，这主要是由考古学的学科特点决定的。那就是，其以长时段的、历史与文化发展进程的宏观考察见长，而对精确年代和具体历史事件的把握则不是它的强项[2]。受这些特性的影响，考古学角度的叙述与文献史学对历史时期的叙述相比肯定是粗线条的。由此，可以理解的是，公元前2000年这一时间点，上下浮动数十年乃至上百年都是可能的。这个绝对年代只是一个约数，考古学观察到的与这个年代相关的现象只是考古学和年代学目前的认识。以耶稣诞辰为计数起点的这个时间整数，本不具有太多的历史意义。在本书中，它只是我们探究中国早期文明进程的一个切入点而已。
话虽如此，它又是一个颇具兴味的切入点。
按古典文献的说法，夏王朝是中国最早的王朝，是破坏了原始民主制的世袭“家天下”的开端。一般认为，夏王朝始建于公元前21世纪，“夏商周断代工程”把夏王朝建立的年代估定为公元前2070年左右[3]，也有学者推算夏王朝始年不早于公元前2000年。总之，在以传世文献为本位的夏王朝始年的推定上，公元前2000年是一个便于记忆的年数。
但文献中的这些记述，却不易与具体的考古学现象相对应。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无法在缺乏当时文字材料的情况下，确证尧、舜、禹乃至夏王朝的真实存在，确认哪类考古学遗存属于这些国族或王朝。狭义的王统的话语系统和视角，也不足以涵盖勾勒出这段历史的波澜壮阔。在考古学上，那时仍处于“龙山时代”[4]。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一二百年时间里，也即在所谓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学上看不到与传世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依考古学的观察，这段历史还有重新叙述的必要。
但纷乱中又孕育着新的动向。大体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大河以东的晋南地区，辉煌一时的陶寺文化由盛转衰；几乎与此同时，大河之南的嵩山一带，在“逐鹿中原”的躁动中逐渐显现出区域整合的迹象，新砦集团开始“崭露头角”。显然，它的崛起，为随后以二里头为先导的中原广域王权国家的飞跃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地缘政治上，地处中原腹地的郑州—洛阳地区成为中原王朝文明的发祥地。
鉴于此，公元前2000年，是中原文明史乃至中国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一 陶寺的兴衰
陶寺“革命”了？
对于陶寺都邑的贵族来说，公元前2000年前后[5]的这个“千禧年”带来的可不是什么好运，而是临头的大祸：大中原地区首屈一指的陶寺都邑，居然泥腿子造反，发生了“暴力革命”！
“革命”一词，在中国古典文献中，本来指朝代更替，如“汤武革命”（《易》）等。这里则是取其新意，也即社会政治变革，更进一步说，借用的是经典作家“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的概念。
何以排除了外来族群的攻掠，可以推断这场“革命”是陶寺社会底层对上层的暴力行动呢？数千年后的考古学家，面对这样的场面也不寒而栗：
原来的宫殿区，这时已被从事石器和骨器加工的普通手工业者所占据。
一条倾倒石器、骨器废料的大沟里，三十多个人头骨杂乱重叠，以青年男性为多。头骨多被砍切，有的只留面部而形似面具，有的头骨下还连着好几段颈椎骨。散乱的人骨有四五十个个体，与兽骨混杂在一起。
大沟的底部一具三十多岁的女性虽保有全尸，但颈部扭折，嘴大张呈惊恐状，两腿叉开，阴部竟被插入一根牛角。
壕沟里堆积着大量建筑垃圾，戳印精美图案或绘制蓝彩的白灰墙皮等，暗示这一带曾存在过颇为讲究的建筑。联系到曾高耸于地面的夯土城墙到这时已经废弃，多处被陶寺晚期的遗存所叠压或打破，有理由推测这里曾发生过大规模人为毁坏建筑的“群众运动”[6]。
被砍切下的人头骨
阴部被插入牛角的受害女性
包括“王墓”在内的贵族大中型墓，往往都有这个时期的“扰坑”直捣墓坑中央的棺室，扰坑内还有随意抛弃的人头骨、碎骨和玉器等随葬品。这与安阳殷墟西北冈王陵的遭遇颇为类似，而并不像后世的盗坑。两三座贵族墓扰坑中出土的石磬残片，居然能拼合为一件完整器，说明这些墓同时被掘又一并回填，毁墓行为属于“大兵团作战”。掘墓者似乎只为出气而毁墓虐尸，并不全力搜求宝物，所以给考古学家留下的宝贝还有不少[7]。当然，顺手牵羊的事也是有的。一些小墓里就偶尔随葬有与死者身份并不相称的个把高级用品，让人联想到这可能就是“革命者”的战利品。
种种迹象表明，这似乎是一种明火执仗的报复行为。而考古学家从日用品的风格分析，延绵数百年的“陶寺文化”又大体是连续发展的，也就是说，报复者与生前显赫的被报复者，应当属于同一群团。显然，作威作福的陶寺贵族遭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这场来自群团内部的血雨腥风，摧毁了它的贵族秩序和精英文化。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大概就是从这类历史事件中被我们的先人提炼出来的，而陶寺“革命”应当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实例[8]。
都城与阴宅的排场
在此之前，陶寺都邑已经历了二三百年的辉煌。其所在的公元前三千纪后半段，即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晚期，被称作中国历史上的“英雄时代”。这也正是陶寺古国“大出风头”的时代。其都城规模巨大，内涵富于“王气”而傲视群雄，使同时代的众多古国相形见绌。
这个时代，在黄河和长江流域，最显著的人文景观应当就是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城圈了。散布于黄河两岸的一座座土城，就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适应黄土和黄河的产物，是这一地区迈向文明时代处理人地关系和人际关系的杰作。直立性和吸湿性强的黄土，使得版筑（在夹板中填入泥土夯实的建筑方法）成为可能。高大的夯土城墙和筑于高台上的宫室建筑等，昭示着社会的复杂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文明纪念碑。这一颇具中国特色的土木工程建筑方法，在现在的黄河流域农村还时有所见。
陶寺都邑就环绕着这样一周夯土城墙，城墙圈围起的面积达280万平方米[9]，城墙周长约7公里。有人测算过，人走路的速度一般是每小时4～7公里，那么一队守城士兵快速绕陶寺城巡查一周，就需要一小时的时间。城墙宽一般在8米左右，高可阻人。绵延达7公里的城墙是多少人，怎么样夯筑起来的？城里又会容纳多少人？巨大的用工量显示的社会动员力，庞大的城区中生活的人口数，都让人产生无限的遐想。
陶寺城址，城圈围起的面积达280万平方米
隔河相望的河南，此后要在中国文明史上大放异彩，这时也是城址林立，但与陶寺的气派相比则要小巫见大巫了。最大的登封王城岗城址30多万平方米，禹州瓦店遗址有两处围以环壕的区域，各为40多万和50多万平方米。其他城址的面积则大多仅有10余万甚至数万平方米。与中原相映生辉的山东，此时最大的城址面积也只有30多万平方米。
这就是陶寺，卓尔不群。
我们再把视线从地面转到地下，看看陶寺社会上层“阴宅”的排场。
近年发掘的一座陶寺文化大墓（编号M22），堪称同时期墓葬中的“巨无霸”。这座墓也毫无例外地被扰乱了一通，但还是出土了100多件套的随葬品。为了安葬这位贵族，长宽分别在5米和3米以上的长方形墓穴穿地而下，残深仍有7米多。陡直的墓壁上还装饰着五周平行的手抹草拌泥宽带，也许就是对居室装修风格的模仿。古代中国人“事死如事生”，墓葬是生前生活环境的缩影。
在可以想见的排场的安葬仪式上，人们把一具船形木棺安放在深深的墓室底部正中。木棺由一根整木挖凿而成，通体红彩鲜艳夺目，上覆布质棺罩。由于毁墓行为，墓主人的尸骨和贴身随葬品都已被扰乱。
极尽考究的陶寺大墓，墓室与壁龛内遍布各类随葬品
一副完整的公猪下颌，被高高地放置在墓主人头端的墓壁中央，公猪的头似乎在威严地俯视着整个墓室。以其为中轴，这面墓壁下方两侧各倒置着3件彩漆柄的玉石钺和戚（钺的一种，两侧边缘有扉齿），兵器的陈设显现出仪仗的威风。棺木的左侧与墓壁间排列着4柄青石大厨刀和7块木案板，厨刀下的骨骸和朽灰表明下葬的当时案板上放着鲜猪肉。墓主人脚端一侧摆放着20爿一劈两半的猪肉，应是用10头猪来殉葬。墓室周围还放有多槅木盒、带漆木架的彩绘陶器、漆器、装在红色箙（盛弓箭的袋）内的骨箭头和木弓等。墓的四壁底部掏有11个壁龛，里面放置精美的玉器、漆器和彩绘陶器等随葬品和猪肉。在墓葬回填、葬仪临近尾声时，一名青年男子作为牺牲被腰斩，尸体埋于墓室的填土中[10]。
陶寺上层人物的排场，由此可见一斑。掘墓人怀有刻骨仇恨的种子，或许就埋藏在这类大墓中。
从毁墓者总是可以准确地直捣墓室看，这些贵族墓在填平墓穴后，地面上一定设有某种标志，至少在他们掘墓时标志还存在。
在已探明的数千座陶寺墓葬中，这样的大墓凤毛麟角。已发掘的陶寺墓葬，呈现出“金字塔”式的结构。一处墓地已发掘的1300多座墓葬中，近90%是仅能容身、空无一物的小墓，10%左右的墓随葬几件乃至一二十件器物，而不足1%的大墓各有随葬品一二百件，包括各类重器。人们相信这是陶寺社会“金字塔”式等级结构的反映，王者、高中低层贵族、平民、赤贫乃至非自由人，分化已相当严重[11]。
龙盘、鼍鼓和特磬
提及陶寺，最令人瞩目的是贵族随葬品中显现出的“礼”——三代礼乐制度的雏形。这些“老礼儿”，是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文明精髓所在。
礼制的核心是等级制度。与体现平等观念的原始习俗迥异的是，礼乐制度体现的是特权和社会成员间的不平等。礼制即等级名分制度，用以确定上下、尊卑、亲疏、长幼之间的隶属服从关系。举行祭祀、朝聘、宴享等政治、宗教性活动的建筑物及使用的礼器，既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又是用以“明贵贱，辨等列”（《左传·成公二年》），区别贵族内部等级的标志物。
所以有学者提醒我们，很多人在自豪于“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时候都忘了，尊卑贵贱恰恰是中国古代“礼”的核心思想。
这里仅由陶寺文化早期社会上层专用的三种重器，一窥华夏礼制的传承脉络。
龙盘，即彩绘蟠龙纹陶盘。绘于黑色磨光陶衣上的朱红色龙纹，在陶盘的内壁和盘心作盘曲状。龙纹蛇躯麟身，方首圆目，巨口长舌，无角无爪。似蛇非蛇，似鳄非鳄，应是两种或两种以上动物的合体。陶盘本是盛食器或水器。但这类彩绘陶盘火候很低，烧成后涂饰的彩绘也极易剥落，所以应是用于祭祀的祭器而非实用器。
彩绘大龙盘为陶寺高级贵族所特有
在陶寺早期墓地中，龙盘只见于几座大型墓，且每座墓仅有一件。稍大的中型墓虽有绘朱彩的陶盘，但其上绝无蟠龙图像。这表明龙盘的规格很高，蟠龙图像也似乎有特殊的含义，而非一般纹饰。有学者推测它很可能是族团的标志，如同后来商周铜器上的族徽一样。
鼍为扬子鳄的古称，鼍鼓即上蒙鳄鱼皮的木鼓。特磬，指单枚使用的大型石质打击乐器。《诗经》中已有“鼍鼓逢逢”（《大雅》）、“既和且平，依我磬声”（《商颂》）的生动描述。《吕氏春秋·古乐篇》还记载了鼍鼓的制作过程。这两种仅见于古代文献的宫廷庙堂乐器，在1930年代安阳殷墟商王陵的发掘中首次出土[12]。陶寺的发现又把这组重要礼乐器的历史提早了千年以上。
鼍鼓与特磬 最早的宫廷庙堂乐器
作为古代王室、诸侯专用的重器，鼍鼓、特磬也只见于陶寺早期的几座大型墓。一般每墓放鼍鼓两件，其旁置石磬一件。鼍鼓的鼓腔呈竖立筒状，高1米，直径0.5～0.9米，系以树干挖制而成，外壁通体施彩绘。鼓腔内散落着鳄鱼骨板，可知使用的当时是用鳄鱼皮来蒙鼓的。特磬长达0.8～0.9米，只是未经琢磨雕刻，略显粗陋[13]。
上述情况表明，在陶寺都邑确实已存在某种约定俗成的、严格按照等级次序使用礼器的规制。华夏礼制在龙山时代应已形成[14]。
“革命”导致失忆？
值得注意的是，陶寺贵族墓葬所显现的这套礼仪制度，既有日后被三代王朝文明继承下来的，也有大量就此失传成为绝响的。
回观夏商周三代更替，尽管是伤筋动骨的改朝换代，但诚如孔老夫子总结的那样，“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下一个朝代对于上代，继承是主流。而始于二里头的三代王朝对陶寺礼制的扬弃，是否要归因于这场内部革命对旧传统的“砸烂”，从而导致了文化上的失忆？想来意味深长。
陶寺大墓的随葬品一般都有一二百件，包括由彩绘（漆）木器、彩绘陶器及玉石器组成的成组家具、炊器、食器、酒器、盛贮器、武器、工具、乐器和装饰品以及以猪为主的牲体等等，随葬的礼乐器中又以蟠龙纹大陶盘、鼍鼓和特磬最引人注目，已如前述。后来商周贵族使用的礼、乐器，有不少在陶寺都邑已经现身。
但与三代礼器群相比，它又有些较显著的特点。首先这些礼器都不是用青铜来制作的，因此有学者称其为“前铜礼器”[15]。此时的陶寺都邑已经在使用铜器，但还没有用青铜来制作礼器。关于这一点下面还要专门谈及。
陶寺陶鼓（推测即文献中的“土鼓”）
陶寺彩绘陶壶
陶寺“前铜礼器”群的第二个特点，是礼器组合种类齐全，还存在以量取胜的倾向，食器、酒器、乐器、兵器、工具都是成套出现，看不出“重酒好酒”的倾向。这也大大不同于后来二里头至殷墟王朝以酒器为主的“酒文化”礼器组合。
前述独木船棺的特殊葬具，以及有棺无椁（套于棺外的大棺）的简单葬具，到了三代王朝时期也被复杂的成套棺椁所取代。
尽管社会阶层分化严重，但各等级的墓又同处于一处墓地，并不见殷墟那样独立的王陵区。甚至，几乎所有居民都被囊括进一个大的城圈。这种“全民性”，使我们对陶寺社会的进化程度也无法作过高的估计。
与后世的三代王朝相比，这些现象或者是原始性的显现，或者是区域和不同族群间文化特征的差异。
无论如何，陶寺和同时代其他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人群间明确的等级划分以及“前铜礼器”群的存在，说明在中原及其周边各地域社会中，作为早期复杂化社会建立新秩序的重要支柱，礼制已经初现于世。但各区域社会的“前铜礼器”各有特色，尚未形成跨地域的统一定制，表明各区域社会尚处于礼制形成的初期阶段。正是这些人类群团的持续竞争与交流影响，奠定了后来华夏礼乐文明的基础[16]。
由于陶寺晚期社会“金字塔”塔尖的折断和贵族传统的中断（这一时期尚未发现社会上层的遗存，能随葬几件玉器的墓主人已属较高层级），三代王朝诞生前后向其汲取养分的程度或许也受到了影响。
“拿来主义”的硕果
细究陶寺“前铜礼器”群来源之复杂，不能不令人惊叹。
从日用陶器为主的民俗层面看，它显然传承自当地黄土高原的土著文化，同时还受到北方地区文化的若干影响。但陶寺的礼器群或说高层次遗存，特别是彩绘陶器、漆器和上面的花纹，以及大部分玉石礼器，并不是仰韶文化或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固有传统，却能在中原的东方、东南方、东北方、西方和南方找到源头。
譬如，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尖首圭，见于甘肃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的殿堂式建筑中，陶寺墓葬出土的尖首玉圭，很可能是受到了中原以西的影响。
陶寺出土的尖首玉圭
彩绘陶簋 磨光黑陶搭配朱红，极富装饰效果
陶寺大墓随葬的木俎及其上面的石厨刀、猪蹄骨
江浙地区史前破土器（开沟犁）的用法
陶寺出土的陶器，能在大汶口文化中找到相似器形的在十种以上。有的器形则见于内蒙古东部和东北地区的“后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或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
彩绘陶器上的纹样，在本地尚找不到直接的来源，而与大汶口文化的彩绘风格颇多接近。如大汶口文化晚期墓的器物，有在沿面和圈足底缘涂红，在肩部或上腹部绘出三个大红圆点的习俗，陶寺的装饰手法与其如出一辙。不同的只是，陶寺随葬陶器个体较大，纹样也相应放大，朱红颜料绘在磨光黑陶衣上，色彩鲜艳，花纹斑斓夺目，具有更强的装饰效果。
至于陶寺彩绘图案中的云纹、回纹、几何勾连纹和灵物图案等，甚至可以在距今六千多年前的北方赵宝沟文化陶器图案中找到源头。
陶寺大墓中与木俎（切食品时垫在下面的砧板）配套使用的V字形石厨刀，与良渚文化的同类器也十分相似，应同出一源。有趣的是，在江浙地区史前文化中，这类大型有刃器一般被认为是“破土器”，也即“开沟犁”[17]。有学者推测，或许V形石刀从良渚文化传播到陶寺文化后，其功能有了本质性的改变。
琮、璧是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最富特征的玉礼器，钺则常见于良渚文化和海岱地区[18]的大汶口—龙山文化，双孔玉刀的渊源则可以追溯到江淮地区。陶寺玉钺与海岱地区同类器的形制更为接近。璧、环类玉器中还含有红山文化的因素[19]。
“物以稀为贵”。显然，陶寺都邑的贵族把远方的输入品作为等级身份的标志物，颇有兼收并蓄、开放包容之胸襟。陶寺文化的礼器群包含的外来因素，表现出中原与周邻区域文化的交流与沟通，尽管这些交流与沟通的具体方式还不得而知。已有学者指出“陶寺类型绝非晋南庙底沟二期类型的自然发展，而是东方文化西渐的产物”[20]。无论如何，我们从陶寺都邑已可看到一种集多源于一体的趋势。
大邑小国
与这种宽大的胸襟，与陶寺都邑“巨无霸”式的庞大气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它的“国土”并不辽阔。
严格说来，后世国家领土、疆域的概念在那时还根本不存在，这里我们指的是作为权力中心的陶寺，它大致的控制范围。但即便是说明它的控制范围，对考古学来说也是勉为其难的。没有当时的文字材料，没有可靠的后世文献，考古学只能根据盛行于中心聚落或都邑的一群面貌相近的“物品”向外散布的范围，即所谓的“考古学文化”的分布，来揣测这个群团或政体的空间扩展。其推论前提是这两项指标往往大致相合，但肯定也有例外，因此，这样推导出的结论当然也就存在着危险，但舍此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陶寺聚落群的遗址分布（2009～2010年调查）（何驽 2011）
考古调查表明，陶寺文化聚落的分布，基本上限于陶寺都邑所在的临汾盆地。盆地位于汾河下游，迄今已发现百处以上同时期的遗址。从面积和内涵上看，遗址可以分成不同的等级，形成以陶寺都邑为中心的多层次的聚落群。距陶寺都邑直线距离不过20公里、中隔塔儿山的方城—南石遗址，面积逾200万平方米，左近的开化遗址面积100余万平方米，可能是陶寺古国的另两处重要的中心聚落[21]。在近年的区域系统调查中，又在陶寺以北的古湖沼区附近，发现了以县底遗址（面积约110万平方米）为中心的聚落群[22]。
山西及其邻境的地理大势（常怀颖 绘）
陶寺的统治者，似乎是一群耽于享乐而不思开疆拓土的贵族。它的文明高度发达但却“不称霸”，因而没有形成“广域王权国家”。
鉴于此，陶寺考古队老队长高炜研究员总结道：“从考古发现看，在同时期各区系中，陶寺文化的发展水平最高，但它的覆盖面大致未超出临汾盆地的范围；它同周邻文化的关系，则表现为重吸纳而少放射。若同二里头文化比较，可明显看到陶寺文化的局限性，说明陶寺尚未形成像二里头那样的具全国意义的文化中心。”[23]
这让我们想起山西，太行和黄河之间这块山河控带、相对封闭的宝地上上演的一幕幕历史剧。
首先是陶寺。大范围吸纳，高度兴盛，但势力范围不出晋西南，甚至仅在临汾盆地，对外影响显然偏弱。真正对其礼乐内涵加以扬弃而发扬光大的，是在河之南、山之东的二里头、二里岗和殷墟文化这个王朝文明的系列。
到了西周时期，晋国继承周文化的衣钵，虽盛极一时，但势力仍不出河东山西。逮至三家分晋、战国诸雄争雄，韩、赵、魏的都城无不迁出山西，定都于外围的河之南、山之东，然后成就其跻身“七雄”的霸业。
后来，又有北魏都城由平城（今山西大同）向洛阳的迁徙……
任何历史剧，都是在地理这一大舞台上上演的。也许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上述历史现象：“起于河东山西，成于河山之外”。山西这方神奇的黄土地，成为一波一波华夏文明潮的策源地。
小铜器的大问题
关于中原青铜器的出现，青铜礼容器的产生以及青铜时代的到来，究竟是本土起源还是受到了欧亚大陆中西部兴盛已久的青铜文化的影响，学术界历来聚讼纷纭。
陶寺文化所处的龙山时代，在时间上正处于以礼容器为特征的中国青铜时代的前夜，北京大学严文明教授认为属铜石并用时代[24]，也有学者认为龙山时代的中原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空间上，黄河与太行山之间的山西，历来是中原与北方交流的重要孔道，而陶寺所处的晋西南，本身就是大中原的组成部分。因此有理由相信，陶寺一定在中原青铜文明的崛起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也正因此，陶寺零星铜器的发现，惹人注目。
陶寺红铜铃
中国最早的复合范铜器
最著名的，是陶寺铜铃。1983年发现于陶寺墓地，这是陶寺遗址首次发现铜器[25]。铜铃颇不起眼。首先是小，长五六厘米，宽两厘米多。其次是做工粗劣，表面有铸造的缺陷和气孔。经成分测定，铜铃系将近98%的纯铜铸成。纯铜质软性脆，呈红色，所以一般称为红铜。较之合金制品的青铜，它当然具有相当的原始性，但陶寺红铜铃却意义非凡。
众所周知，在陶寺古国消亡一二百年后，坐落于中原腹地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都邑，出现了迄今所知东亚地区最早的青铜礼器群。铸造这些腹腔中空的容器，与冷锻或铸造实心的小件工具、兵器或装饰品等在制作难度上不可同日而语。最难的是必须用复合范，也即两块以上的范，才能造出中空的器具。而如此复杂的造型，又决定了以往简单的石范无法完成铸造任务，灵活多变、易于把握的陶范应运而生。因此，以复合陶范铸造青铜礼乐器，成为中国青铜文明的标志性工艺。
由此可知，探索这项工艺的缘起，意义重大。但中国考古学诞生以来的数十年间，考古学家还没有在二里头之前的龙山时代，发现一件完整的铜容器。而陶寺铜铃则是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完整的复合范铜器。它的出现，说明中原地区在龙山时代已掌握了复合范铸造工艺，为青铜礼器群的问世准备了技术条件。这就是陶寺铜铃的出土引起巨大关注的原因所在。
同时，陶寺铜铃也是迄今所知中国历史上第一件金属乐器。从渊源上看，陶寺铜铃是同时期当地陶铃的仿制品。陶铃的起源，则可上溯至仰韶时代的黄河和长江“大两河流域”的广大区域。向下则与二里头文化成熟形态的铜铃有承继关系。发掘者和音乐史专家认为，陶寺铜铃的出现，“标志着构成中国三代音乐文明重要内涵的‘金石之声’时代的来临，可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6]。
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铜铃见于一座仅能容身的小墓，时代属陶寺文化晚期。墓主是一位年过半百的男子，铜铃入葬前应挂于死者腰部至下腹间。墓中除了这件铜铃，别无长物。不可思议处也正在于此。
陶寺早中期大墓礼器群中不见铜制品，表明复合范技术在出现之初可能尚未被用来制作礼器。但铜铃在当时即便不属于礼器，它具有的高新技术含量也势必使其成为“金贵之物”，而不应为贫民所有。说不定真如前文所说，这件出土于小墓的铜铃是陶寺“革命者”的战利品，也未可知。
新世纪以来，陶寺铜器又有新的发现。先是一座陶寺晚期的中小型墓中出土了一件铜齿轮形器，经金相分析，铜齿轮形器系用含砷的铜制成的。这件铜器在墓中与一件玉瑗粘在一起，套在墓主的手臂上，推测可能是臂钏一类的饰物[27]。这墓的主人稍富，颈上戴着蚌片项链，胸部还放着一件玉器，但也并非社会上层。数年前，陶寺都邑建筑区又发现了一片含砷的铜容器残片，发掘者推测可能是盆的口沿，时代属陶寺文化中期，表明此时陶寺都邑已经开始铸造和使用铜容器[28]。这件铜器过于残碎，总体器形难辨，又非随葬品，因此是否属礼器尚难遽断。
无论如何，这些发现为中原早期铸铜工业起源的探索，增添了新的重要线索。
陶寺铜齿轮形器
铜齿轮形器与玉瑗粘连的状态
是字吗？什么字？
另一项引起极大关注同时又引发热议的，是陶寺都邑发现的文字。大家都知道文字的出现被认为是文明的一项重要标志，而文字提供的历史信息又绝不是一般遗物所能比拟的。
1984年，陶寺遗址居住区的一个灰坑（编号H3403）里，出土了一件残碎的陶扁壶。这种正面鼓腹背面平腹的灰陶汲水器，在陶寺遗址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常用器。但就在这件不起眼的残陶器上，竟赫然有朱红彩毛笔的笔画痕迹[29]。发掘者惊喜之余，赶紧在坑内的出土物中找另外的残片或第二件朱书陶器，结果一无所获。回头仔细观察扁壶残器，发现沿断茬涂朱一周，才知道书写字符时扁壶已残。沿断茬涂朱，或许有特定的含义。
陶扁壶及其上的朱书文字
再看朱书内容。扁壶正面鼓腹一侧，有一“文”字。由于此字与甲骨文和金文的“文”字在形体和结构上都十分相似，所以过目的学者几乎没有提出异议者。问题出在扁壶背面的图形上。发掘者凭直觉审慎地认为应是两个朱书“符号”，不识。的确，比较扁壶正面“文”字的大小，背面的图形似属二字，上下两组笔画的间距已超过3厘米。观察过扁壶的美国哈佛大学张光直教授就曾推测过：“会不会是字？”“会不会是‘祖丁’？”[30]
在朱书扁壶的图像材料公布之后，对字符的解释层出不穷。关于“文”字，基本上无异议，一般认为应是表赞美之意。但也有学者明言这一“朱书符号不得释为‘文’字，在此释读基础上发生的一切联想均属凿空，是可以下断语的”[31]。对于扁壶背面的“符号”，则异见纷呈。
中国社科院罗琨研究员认为后“两”个字符应为一个，她释为“昜”字，认为“昜文”也即“明文”，推测陶寺陶文用两个字和一个符号（界划）记述尧的功绩，以便帮助记忆，传诸后世[32]。陶寺工作队现任队长何驽博士同意扁壶背面的字符应为一字，但他认为最接近甲骨文的“尧”字，而“尧”的本意应指“建立在黄土高原上的高大夯土城墙”。扁壶朱书“文尧”与周边划界符号，包含着唐尧后人追述尧丰功伟绩的整个信息[33]。北京大学葛英会教授也赞同此说[34]。中国社科院冯时研究员则释扁壶朱书文字为“文邑”二字，并根据甲骨文、金文有关“文邑”与“文夏”的资料，考定“文邑”实即夏邑，陶寺龙盘图案为“句龙”（即“禹”），也就是夏社。因此陶寺应为夏都，而陶寺文化应属夏文化[35]。最新的解释是，扁壶背面“这个字的象形，非常清楚地代表着原始的缫丝”[36]。更有学者提出这样的疑问：“既然H3403这件扁壶是在已经破损后才写上‘文字’，为什么非要以扁壶的形态决定文字的正反方向呢？如果将扁壶倒着来看其上的‘文字’，更像是符号或尚未超越象形文字范畴的文字。”[37]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客观地讲，上述见解，基本上不出推测的范畴。
数年前在陶寺建筑区又出土了一件朱书陶扁壶残片，证明陶寺文化晚期扁壶的朱书“文字”并非孤例[38]。
寻“夏墟”找到陶寺
也许您要说，论史就不能光用考古学的话语系统，这么大个都邑它总得有个说法有个名姓吧？也难怪，我们中国是历来不缺文献典籍的，没名没姓的总说不过去。这是国人的普遍想法。不仅文献史学家在努力，考古学家也深恐被看成不具有古史重建能力的“发掘匠”，当然也热心参与论证。
陶寺遗址远景
的确，在中国，丰富的文献典籍资源，给解读丰富的考古学材料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上世纪初，王国维创造性地用传世文献和地下文字材料互证的“二重证据法”，最终确认甲骨文和殷墟的主人系历代商王，使商代后期的历史成为“信史”。这一重大学术收获给了中国学者以极大的鼓舞。像大师王国维那样，弄清年代更久远的考古学文化主人的身份，把中国“信史时代”的上限再向上推，当然是考古学家心底的梦。因此，“对号入座”研究几乎从每一项重要发现的开始就展开了，成为数十年来中国考古学和上古史研究领域的一大景观和特色。
但正如我们已指出的那样，殷墟时代及其后的“历史时期”考古学与前殷墟时代的考古学，在研究对象与方法上有一个本质的不同，那就是对后者而言，使商王朝成为信史的“二重证据法”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地下文字材料（像甲骨文那样的文书而非个别字符）开始付诸阙如。几乎在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乐观自信的考古学家就开始把严苛的“地下文字材料”放宽到没有文字的“地下材料”，认为从年代、地望、社会形态、文化特征诸方面把它们与传世文献互证、检验，也可以确定夏文化甚至五帝文化等，从而将中国的“信史时代”不断推前[39]。
这就是一系列关于族属和朝代推断的认识前提。数十年来，在中国考古学与上古史领域，将名人望族大国“对号入座”的推测式研究聚讼纷纭，至今莫衷一是，其缘由也概出于此。
有了这样的学术背景，我们再看与陶寺相关的推论就比较清楚了。回观陶寺遗址的探索历程，我们知道这处大邑的发现本身就是有目的地寻找夏文化的结果。
最早循文献记载来晋南寻找“夏墟”的是李济先生，那是1926年的事了。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队于五六十年代在晋南开展的大规模考古调查，是“围绕着探索夏文化的学术任务”。在1970年代考虑田野工作切入点时，曾请教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苏先生也认为山西队的学术任务，就是要探索夏文化。时任考古所所长的夏鼐先生则是敲定1978年陶寺遗址发掘的决策者[40]。
前述陶寺遗址的重大发现，令学界兴奋不已。当时占主流的假说是二里头和东下冯类型属于商文化，而按当时的碳素测年认识，陶寺文化的年代概算为公元前2500～前1900年。发掘者在正负值可摇摆数百年的夏代纪年中，选取了最早的极端值——公元前24～前18世纪。由此认为陶寺中晚期已进入夏纪年，陶寺遗址和墓地很可能就是夏人的遗存[41]。
禹都乎？尧都乎？
在陶寺遗址的材料公布不久，即有学者提出了与发掘者不同的认识。认为“陶寺的许多发掘资料与文献中所说的尧舜时期的情况，实在可以相互对照”[42]。“陶寺类型无论在年代、地域，还是文化特征所反映的社会性质方面都与夏王朝不尽相符，很难说它是夏文化”[43]。
此后，学者进一步论证陶寺文化应为唐尧文化，或认为应是有虞氏或其一支的文化遗存。又有学者提出陶寺文化实非单一的属于唐尧，或虞舜氏族或是夏族的文化遗存，而是以陶唐氏为首的联合有虞氏和夏后氏等氏族部落联盟中心所在的文化遗存[44]。与此相近，有学者认为陶寺文化早期应为唐尧（舜）文化，而陶寺文化晚期应为夏文化，陶寺遗址为尧至禹的都城所在[45]。在认为陶寺晚期龙山文化阶段是最早的夏文化的同时，指认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早期是前期夏文化，河南伊洛地区的二里头类型晚期文化则是后期夏文化[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