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尧故里的当代景观（临汾尧陵）
陶寺工作队老队长高炜研究员敏锐地意识到这种推论的问题所在：“陶寺类型同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传承关系，同豫西的二里头类型更谈不上有这层关系，那么，夏文化是否可能包括前后不相连贯、不同系统的两支考古学文化呢？”
他在回顾自己关于夏文化观点的转变过程时，坦陈“陶寺夏文化说”的思想基础是“二里头商都西亳说”，1980年代随着偃师商城的发现提出的“偃师商城西亳说”对原来的认知体系形成致命冲击。经过十余年从困惑到思考的过程，他接受了“二里头遗址的主体为夏文化说”，从而放弃了“陶寺夏文化说”。
“在对夏、商分界重新思考后，对陶寺文化又怎样看呢？”高炜先生的分析大体代表了目前学界的认识：“鉴于陶寺文化的中心区同后来的晋国始封地大致重合，根据《左传》昭公元年、定公四年记载，这一地域应即史传‘大夏’‘夏墟’的中心区，又是唐墟所在。若仅从地域考虑，陶寺遗存族属最大的两种可能，一是陶唐氏，一是夏后氏。若从考古学文化系统来看，既已判断二里头文化主体为夏文化，而陶寺文化同二里头文化的两个类型又都不衔接，则将其族属推断为陶唐氏更为合理。”[47]
我们注意到，上述假说的提出以及放弃，都是建立在另外的假说及其变化的基础上的。而包括“二里头夏文化说”在内，诸假说都没有当时的“内证性”文字材料的支持。如前所述，精通古文字和古文献的冯时研究员仍然坚持“陶寺夏文化说”。论辩各方也都没有充分的理由彻底否定他方提出的可能性。
新建的临汾尧庙
扎实的田野工作收获，似乎一定要落脚在无从验证的族属和朝代推论上，才能彰显研究的深度。这是数十年来怀揣古史重建理想的中国考古人的执着追求，显现出一种整体的研究取向。显然，在当时的重要文字材料出土之前，这一思路的研究注定不可能有实质性的进展。
衰亡的谜团与意义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国家科学院院士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教授在《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一书中，把一个社会崩溃的原因归结为五点因素，即生态破坏、气候变更、强邻在侧、友邦援助的减少以及社会自身应对之道，并认为最后一点是至为关键的[48]。
到目前为止，就陶寺社会的衰亡原因，考古学家还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数以万计的人口聚集一处，要衣食住行，并供养着一个奢侈享乐的统治阶层，社会繁荣达三百年之久。其间，上述每一个因素都可能发挥影响力，相互作用，使陶寺社会在最后一个诱因的作用下，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革命”虽然削去了陶寺社会金字塔的塔尖，但这个社会仍延续了百年左右才最后消失。在这百年里，陶寺失去了作为权力中心的都邑地位吗？抑或从控制整个临汾盆地到仅保有塔儿山以北的“半壁江山”[49]？它的社会上层在“革命”中仓皇出逃、另择新都，因而导致陶寺的衰落？还是这处都邑接近无政府状态，在高度的阶层分化后，社会归于“平等”，陶寺人在“共同贫困”中走完了他们最后一百年的历程？陶寺人的最终下落又如何？真如有的学者推测的那样，陶寺人是被逼北上到了内蒙古朱开沟一带？不过，与二里头关系密切的东下冯势力在晋西南的出现，应该是陶寺衰亡之后一百余年的事了。那么，又是什么人逼走了他们呢？种种谜团，都有待进一步廓清。
无论如何，随着陶寺文明退出历史舞台，其所在的大中原区域内的晋南地区数千年来自主发展的历程也宣告终结。从随后的二里头时代起，它开始接受来自大河之南中原腹地的一轮轮文明输出的冲击波，最终被纳入王朝体系。这样的命运，也是东亚大陆众多区域文明化或“被文明化”的一个缩影。
在此前的一千余年间，中原周边地区各支文化异彩纷呈的发展曾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如内蒙古东部和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黄河上游仰韶文化大地湾类型、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以及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海岱龙山文化等。但在陶寺文明消亡数百年前直至与陶寺大体同时，这些区域文化相继盛极而衰。此后的二里头—二里岗时代，中原周边地区还存在有夏家店下层文化、岳石文化、湖熟文化、马桥文化、肖家屋脊文化等考古学文化。这些后续文化与此前高度发展的当地文化之间缺少密切的承继关系，甚至显现出文化和社会发展上的停滞、低落甚至倒退的迹象。东亚大陆王朝兴起前后这种大范围的文化起伏现象，或可称为“连续中的‘断裂’”[50]。
就这样，公元前二千纪之初，中国历史上的“英雄时代”——龙山时代过去了。陶寺，则当之无愧地成为这个时代的顶峰和绝响，同时也昭示了一个新纪元的到来。
二 嵩山的动向
“地理王国”出中原
从海拔500～400米的陶寺大邑，向东南过黄河，山地丘陵连绵起伏，其间的河谷盆地降至海拔300～100多米。这就是以中岳嵩山为中心的中原腹地。
如果论险峻秀美或“养眼”度，中岳嵩山至少在著名的“五岳”中排不到前面去。独拔头筹的是它在东亚大陆上卓越的地理位置，以及由此带来的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
在大家熟知的中国地形图上，除了高耸的青藏高原外，巨大的中国版图基本上是由西北的棕黄（第二阶梯）和东南的青绿（第三阶梯）两大板块组成的。值得注意的是，五岳平均分布于两大板块：北岳恒山和西岳华山位于棕黄板块，东岳泰山和南岳衡山位于青绿板块，而中岳嵩山，正处于两大板块的交界处。
在黄河即将冲出黄土高原的地方，嵩山像一座灯塔，引导着她奔向广袤的华北大平原。以1500余米高的嵩山主峰为中心，其北的太行山、王屋山，其西北的中条山、崤山，其西的熊耳山，其西南的伏牛山等2000米左右的诸山脉，围起了一个坐西北朝东南的小座椅，东边则是河道与若干大泽形成的断续的隔离带，形成了一个“地理王国”。
从地理大势上看，这把座椅绝不封闭。太行、王屋雄峙黄河北岸，伏牛分割淮河与长江水系。其间各山脉之间，中国古代四渎中的河、济、淮三水及其支流呈放射状外流。这些河流及其支流组成了密集的水路系统，连通中原腹地内部及周边区域，形成交通枢纽。
以嵩山为中心的“座椅”地势
环嵩山区域地形三维图
中原腹地的地理地貌（张海 2007）
向南。由中原腹地南下至南阳盆地，即可到达汉水的支流白河进入长江水系。由颍河、汝河入淮河向下，则很容易地进入长江下游；由白河入汉水向下，则可顺利抵达长江中游。
向北。黄河以北，有沿太行山脉东侧连接燕山南北一带的通道、沿其西侧的晋中盆地连接内蒙古鄂尔多斯和内蒙古中南部的通道。中原腹地恰好位于这两大通道的南端，是两者的交汇之地。
向东向西。中原腹地也正位于以西的关中平原和以东的海岱地区之间，是与东西双方保持紧密的交通联系的重要孔道。向东由黄河、古济水、淮河可达黄河下游；向西由黄河、涧河河谷过三门峡、函谷关可达关中甚至更西的地区。
同时，与南方水系相关联的生态环境，和以黄土地带所代表的黄河水系的生态环境，也在嵩山南北一带相交错。丰厚肥沃的黄土、暖温带半湿润半干旱气候，造就了适应旱作农业甚至多种经济的温床。“座椅”内，不同水系间的分水岭多为低山，河流谷地与山间盆地相连，便于交通。古文化遗址就往往分布在河畔的黄土塬或河流阶地上，它们既相对独立，又多有交流。
这就是中原腹地。
人们常形容整个中国版图是一把坐西北朝东南的大座椅，座椅内山地高原和平原丘陵区的交界处，又形成了中原腹地这把小座椅。有学者称之为“嵩山文化圈”[51]。这样的生态环境边缘地带，也正是文化板块的碰撞交汇处。高度发达的文明，往往就是这种碰撞交汇的结晶。最早的“中国”也就诞生在这里。
两大集团
到了大约公元前2400年以后的龙山时代晚期，中原腹地的考古学文化一般被称为“王湾三期文化”[52]。与此同时，几乎没有学者认为它是铁板一块。一般以嵩山为界，将山北山南有地域差别的文化又分为两大类型，称为“王湾类型”和“煤山类型”（或“王城岗类型”“郝家台类型”）[53]。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嵩山南北两大文化板块的差异，已到了可以划分为两大考古学文化的程度[54]。
有趣的是，这种考古学本位的、基于文化面貌的划分方案，恰好与中原腹地黄河水系和淮河水系的划分是一致的。人地关系，密不可分。
考古学家只能“由物见人”，最拿手的是通过日常使用的锅碗瓢盆分辨不同的人群。一般认为嵩山南北这两个区域（或称汝颍区、郑洛区）人群的最大不同在于其做饭的炊器：山北的王湾类型以深腹罐为主，同时有鬲；而山南的煤山类型则以鼎为主。中国远古文化以鼎鬲文化著称，大体上看，用鼎（三实足炊器）的人群居东南，用鬲（三空足炊器）的人群处西北，交汇处恰在中原。日后二里头文化中鼎、深腹罐、鬲兼有，到二里岗文化鼎鬲并存以鼎为重，显现出这两大板块融合交汇之势，这是后话。
两大板块的其他不同之处还有不少，事涉考证过于烦琐，兹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从接受周边地区不同文化影响的程度上，也能看出二者明显的地域差别。
总体上看，龙山时代中原腹地接受的周边地区文化因素可以分为三大类，即泛东方文化系统（含主要分布于豫北、豫东及更东的后冈二期文化、造律台文化或称王油坊类型，以及海岱龙山文化）、南方文化系统（主要是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和泛西北文化系统（含晋陕高原的各支龙山文化和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就地域而言，中原腹地偏东的郑州地区，受“泛东方文化系统”的影响较多，嵩山西北的洛阳盆地、涧河流域，受“泛西北文化系统”影响较多，偏东南的伊河流域、颍河中上游地区和沙汝河流域，受“南方文化系统”和“泛东方文化系统”影响较多，而黄河以北的济源盆地，则主要受“泛东方文化系统”和“泛西北文化系统”的影响[55]。
鼎（安阳后冈）
鼎（永城王油坊）
鬲（三门峡三里桥）
鬲（襄汾陶寺）
可见，周边地区不同考古学文化的影响，是构成中原腹地各区域社会文化面貌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从考古学现象上，可以窥见周边地区的人群通过不同的途径施加各自的影响，从而参与到“逐鹿中原”的过程中来。
那么这两大集团究竟是战是和，关系如何呢？不少学者认为二者应是由对峙走向统一的。吉林大学王立新教授即认为，“由龙山晚期至二里头文化阶段，伴随嵩山南北地区的两支考古学文化由南北对峙而走向整合，聚落形态亦由多中心、对抗式聚落布局演进到单中心、凝聚式的布局结构。这显然是统一的政治秩序得以建立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区域内背景复杂的不同人群得以整合的结果”[56]。
对二里头国家崛起“前夜”中原各集团关系而言，这还只是解读方案之一。对这一段历史，学术界仍不得其详。
林立的聚落群
上面的划分当然是一种极粗线条的归纳和概括。从考古学上，可以观察到分布于众多小流域和盆地中一簇簇的聚落群，显然是众多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小集团的遗存。它们大致以各自所在的地理单元为区隔。各聚落群都由一处较大的聚落和若干中型、大量小型聚落组成，每个聚落群大致与现代一个县的规模相当。
在嵩山东南的豫中地区，以嵩山、伏牛山和黄河故道相隔，是淮河水系的颍河、双洎河和沙河、汝河流域，这一带共发现300余处龙山文化遗址。其中错落分布着20余处大中型聚落，应是各小区域的中心聚落。这些中心聚落中又有6处围以夯土墙或壕沟。每个聚落群都由一、二级中心聚落（面积在10万和20万平方米以上）和若干小型聚落（面积在数千至数万平方米）组成。所有中心聚落都位于河流附近，它们的距离在25～63公里之间，平均距离40公里，平均控制区域面积1200多平方公里。聚落群之间往往有遗址分布稀疏的地带，表明这些共存的政治实体似乎有一定的疆域限制。大致等距分布的中心聚落和防御性设施的存在，显示这些政治实体具有分散性和竞争性[57]。
豫中地区的龙山遗址群（刘莉 2007）
嵩山西北的洛阳盆地及周边、洛河中游和伊河等区域的聚落状况也由于新世纪以来开展的区域系统调查而不断明晰起来。
以洛阳盆地及周边区域为例。古伊河和古洛河在盆地中部交汇为古伊洛河，最终流出盆地。遗址多分布于河流两岸的阶地和黄土丘陵上。研究者将盆地中东部区域系统调查区域内发现的95处龙山文化遗址分为三群，即北部邙山与古洛河—伊洛河之间的“邙山聚落群”、南部嵩山与古伊河—伊洛河之间的“嵩山聚落群”以及伊、洛两河之间夹河冲积平原上的“夹河平原聚落群”。各群分别包括19处、61处和15处龙山文化时期的聚落，最大的遗址面积达60余万平方米，而1万～20万平方米的中小型遗址占半数以上。各聚落群之间在大中小型聚落比例、聚落结构和分化态势等方面都有较明显的差别[58]。位于嵩山北麓、伊洛河下游支流的坞罗河和干沟河流域也显现出与洛阳盆地中“嵩山聚落群”相近的聚落结构。坞罗河流域龙山文化时期出现的20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聚落引人注目[59]。
总体上看，龙山时代晚期阶段以各小流域为单元的聚落群广泛分布于中原各地，它们多为一个中心聚落所控制，内部等级分化明显，从而形成了一种“邦国林立”的局面。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研究表明，这些聚落群分别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传统，而大量的杀殉现象、武器的增多和一系列城址的发现又表明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关系，冲突频繁地发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区域间的交流和融合也不断得以加强，并最终促成了二里头广域王权国家的形成。
扑朔迷离话城址
在陶寺大邑偏安晋西南一隅、独尊独大的同时，大河之南的嵩山周围却是一片“战犹酣”的热闹景象。各方势力在此展开角逐，其情势可谓“城头变幻大王旗”。
在林林总总的中原大小聚落群中，最令人瞩目的要算是十几座城址了。先给它们拉个清单：
续表
这类围以夯土城墙的聚落，其军事防御色彩无可置疑，即它的主要功能是防人，充分显现了地区局势的紧张。但说到功能就比较复杂，而且各城址的分化程度很可能并不一致。北京大学赵辉教授等进而指出，“如果遗址面积也是衡量居住其中的集体实力的一个指标的话，各城址的情况也不一致”[60]。在有城址的遗址群中，就面积而言城址卓尔不群者有之，非围垣聚落大于城址的情况也有之。所以要用“城堡”称呼吧，对于内部已高度复杂化、特殊化，显然属中心聚落的某些城址来说，显得名实不符；如果直呼其为“早期城市”或“都邑”吧，恐怕其中还真有村落围起来个土围子的。比如我们在安阳后冈城址中就没有发现什么高等级的遗存。因此，赵辉教授提醒到，“将这些城址一概而论是危险的”[61]。
就聚落与城圈的关系而言，有的将整个聚落通通围起来，无论居民高低贵贱，从而凸显“全民抗战”的架势；有的只围起了一部分可能属社会上层的区域，而把普通百姓隔在城外。或许没有囊括整个聚落的小城圈只不过是一处战时避难所，也未可知。从时间上看，城圈与聚落相始终，还是只存在于其中的一个时间段，也很重要。
此外还涉及这些城究竟是防谁的问题，社会主要矛盾究竟是群团内部的“阶级斗争”还是大敌当前的一致对外。进而，所谓敌人，究竟是中原集团内部邻人聚落、聚落群或更大的集团，还是中原文化区以外的另一系统的大集团？
遗憾的是考古学的对象本来就是残缺不全的，田野工作又有很大的随机性，许多场合的情况已根本无法搞清或尚未搞清楚。这就使问题变得颇为复杂，同时也给学者的解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城邑分布有玄机
我们先看河南学者魏兴涛博士新近提出的一个假说，这一假说可以概括为大集团间或文化间冲突说[62]。
他注意到了这样一个现象：在龙山时代晚期的中原地区，除了地处中原腹地西北、晋西南地区的陶寺大邑外，其他11处中小型城址的兴废时间大体一致，使用时间都不长。尽管无法做细致的把握，大胆诉诸绝对年代，主要存在时间集中在公元前2100～前2000年前后。更有意思的是它们的空间布局，居然大体由北向南蜿蜒一线，分布于中原地区的东缘！
具体言之，位于中原东北、太行山东麓山前平原上的安阳后冈、辉县孟庄和濮阳戚城城址，属于后冈二期文化；位于最东南的淮阳平粮台城址，属于造律台文化（或称王油坊类型）。这两个文化类型尤其是后者介于中原与海岱两大文化区之间，至于究竟归属于东西方哪个大阵营，学者们辩论了多年也没个明确的结果。不过说它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颇起到桥梁和中介的作用，是争论各方都没有异议的。除此之外的七座城址，都属于前述的王湾三期文化。其中黄河以北的博爱西金城和温县徐堡两座，处于王湾类型的东北部边缘；其余的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新密新砦、平顶山蒲城店、郾城郝家台等五座则都位于颍河上游及其支流双洎河、沙河流域。
中原龙山城址的分布（魏兴涛 2010）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王湾类型的中心区洛阳盆地遗址密度大、聚落规模也偏大，遗迹档次与遗物制作技术水平也不比嵩山东、南的煤山类型低，处于大致同一生产力水平、同一社会发展阶段、同一考古学文化内部的两个类型，何以后者已发现多座城址，而前者中心区尚无一发现？魏兴涛认为，对于这一问题，用考古工作不足的原因恐无法解释。兴衰倏忽的上述城址，也无法用洪水冲毁、聚落搬迁、暴力易主、城乡差别或聚落（群）间关系紧张来解释。
他进而注意到这些城址的出土遗物中较集中地出现了海岱龙山文化和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的因素，认为应是海岱区和江汉区文化影响的结果，而以前者的影响为主。如果放眼更大的时空范围，便会发现史前大的集团或文化区之间曾屡屡发生强烈的影响或碰撞。他的解释是，龙山时代后期之初，为了抵御来自其他集团尤其是东夷集团的侵袭，正在崛起的华夏集团的东部一带一定区域内的中心聚落或重要聚落筑城自卫，或许正是上述古城大体同时出现的具体背景。
考虑到这时正处于文献所载的夏王朝早期，魏兴涛博士也与不少学者一样，认为中原龙山文化中的东方因素应与夏代早期的“夷夏交争”相关联。
但问题似乎并不那么简单。
危险来自邻人？
“共时性”的确认是最令考古学家头疼的事。由于考古学上的一期可逾百年甚至更长，所以同属一期的遗存并不一定具有“共时性”。这些使用期短暂的城址，究竟是否同时存在过，颇难敲定。对历史事件和绝对年代的把握本来就不是考古学的强项。随着年代学的长足进展，仰韶—龙山时代遗存的碳素测定年代有趋晚趋短的倾向，既往的推定与最新的数据可以相差二百年。种种因素的限制，使得各城址的标本采集和测定难以统一实施从而放到同一平台上来比较。就龙山时代而言，精确到百年就显得捉襟见肘。宜粗不宜细虽属无奈，但却往往被考古学家奉为准则。
王城岗遗址发掘现场
王城岗遗址发掘主持人方燕明研究员，就排定其中四座城址使用时期的相对顺序为：
王城岗小城（公元前2165～前2077.5年，两个数据取中间值，下同）
→王城岗大城（公元前2102.5～前1860年）
→瓦店（公元前2105～前1755年）
→古城寨（公元前2017.5～前1997年）
→新砦（公元前1870～前1720年）[63]
至于郾城郝家台城址，则较王城岗还要早些，殆无异议。
另外，我们在上文中已对遍布中原各地的聚落群作了梳理。尽管它们在日用陶器等方面有若干共性，但同时又表现出很强的地域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在整个中原地区并没有发现超大规模的、具有跨区域影响力的中心聚落，没有显著的区域整合的迹象。由是，也就难以想象整个中原集团在其东部“边境”一带会组织起统一有效的防御系统。
西北大学钱耀鹏教授曾提出中原地区龙山时代“以城址为中心的扇形聚落群结构”的概念，指出这些城址并不在所属聚落群的中心部位，而是偏于一侧，处于扇心位置。他进而根据扇形聚落群所具有的对抗性极强的特点，推测这种结构“须是在长期而比较激烈的对抗局面下形成的，而且须以超越聚落群的社会组织存在为前提条件”[64]。“超越聚落群的社会组织”的存在，也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究。
已有学者指出没有发现城邑的洛阳盆地，其社会分化程度也不似嵩山东南的颍河中上游高。后者的聚落群在龙山文化晚期时规模急剧扩大，而其他地区则基本保持稳定。从仰韶时代到二里头时代，“中原腹地区域聚落群的发展重心逐步由洛河中游地区、颍河中上游地区等中原的‘边缘’区域转移到作为中原腹地中心的洛阳盆地”[65]。的确，二里头都邑在洛阳盆地的出现具有突发性，缺乏源自当地的聚落发展的基础，应当不是洛阳盆地龙山文化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66]。
也就是说，如果把城址集中出现的中原东部地区看作一个大集团的“前线”，那么其后方的中原腹地的中心区域迄今并没有发现一个足以统御全境并必须拼死保卫的中心。
目前，更多的学者认为，城址产生的主要原因应是聚落群之间的紧张关系。赵辉教授的解读是，“危险首先出现在规模和城址相当乃至更大，且内部结构大致相同、却无城垣建筑的附近村落之间的可能性甚大，而未必从一开始就来自距离更远的集团。只是随着在一系列冲突中某个聚落，譬如平粮台或古城寨最终取得了在整个聚落群中的支配地位后，越来越多的紧张关系才逐渐转移到更大的群体之间来了。这似乎是目前资料所见有关中原早期国家形成的方式”[67]。
近看大邑王城岗
嵩山东、南麓集中出现的城邑，以颍河中上游的王城岗、瓦店最具代表性。一叶知秋，我们不妨先剖析一下这两座城邑。
位于颍河上游的王城岗遗址，最先发现的城垣建筑是遗址东北边缘的两座小型城堡[68]。两座小城东西并列，西城保存较好，面积不足1万平方米，东城大部分被河流冲毁。进入新世纪以来，又发现了面积超过30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确认大城是在小城废毁后建成的。大城城墙外有壕沟，城垣基本上圈围起了龙山时代的整个遗址[69]。据分析，小城之西城先是被作为仓窖区使用，后又改建为大型夯土建筑区并修筑了城墙。但不久，随着大城的兴建，大型建筑区可能移到大城以内，小城西城又重新作为仓窖区使用，直到龙山文化最末期[70]。
王城岗城址与东周阳城
王城岗与阳城（西南 -东北）
颍河中上游以王城岗和瓦店为中心的两个龙山文化晚期聚落群
除了大型夯土建筑的线索，王城岗的小城和大城内都发现了若干“奠基坑”。这些“奠基坑”系将废弃的灰坑用夯土填实，其间夹杂着完整的人骨架或残碎的骨骸，它们一般在大型夯土建筑的地基之下，显然与这些特殊建筑的奠基有关。
王城岗遗址还发现了一件青铜容器的残片，可能是铜鬶的腹底部。此外，还出土有琮等玉器、绿松石器和白陶器等特殊的手工业制品。这些仅见于大中型聚落的高等级器物，由于原料不易获得或制作技术复杂，其生产、流通和使用常为社会上层所垄断。
王城岗遗址所处的颍河上游的登封盆地，迄今已发现了12处与其同时期的遗址，构成一个小聚落群，大中小型聚落呈金字塔式分布，其中1万平方米以下的聚落占绝大多数。因此，规格较高的王城岗遗址属于一定区域内的中心聚落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它究竟是多大地域内的中心。
“王城”是怎样造出的
这一带历来是盛产传说的地方。由于附近发现了战国时代的阳城遗址，学界从王城岗小城堡一发现，就开始把它和“禹都阳城”或大禹之父“鲧作城”挂上了钩。
为符合这一历史推想，发掘者在报告中甚至更改了地名。一本文化游记中讲述了这样一段故事：
最早它的名字并不叫王城岗。1955年文物部门在这里调查发现是处古文化遗址时，称之为“告成八方遗址”。1977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与河南省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在这里发掘时，称之为“告成遗址”。1983年发现岗上有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址，并且认为这座城址很有可能就是禹都阳城时，便又把告成遗址改成了“王城岗遗址”。其实，当地群众原来是把这块土岗俗称为“望城岗”的。所谓望城岗，是说站在岗上朝东北和东南方向望去，可以清楚地看到嵩山脚下的告成镇和古阳城，还没敢想得太远。[71]
发掘报告的作者推定王城岗城址即夏都阳城的理由之一是：“龙山文化中晚期城址所在地的‘王城岗’及西北方‘王岭尖’这两个地名，是当地群众久传下来的以‘王’字命名的古老地名。从已发掘出来的王城岗龙山文化二期的城址范围看，正和群众传说的‘王城岗’的大小相一致。所以，估计就是夏代阳城遗址大致不误”[72]。地名和遗址名的更改可以看作关于夏都传说的延续。
但“禹都阳城”说法一问世，就招来一片质疑声[73]。学界坊间传播甚广的一句笑谈是：王城岗，有人说是阳城，有人说是羊圈。这指的是王城岗小城的规模，仅大致相当于一座现代足球场，还没有二里头1号宫殿大。
30多万平方米的大城的发现，似乎又为“禹都阳城”说增加了证据。目前最新的解读是，王城岗小城有可能为“鲧作城”，而大城才是“禹都阳城”[74]。考古与上古史探索就是这样经历着发现—推想，再发现—再推想的过程。
据发掘者模拟实验和估算的结果，如调动1000人以当时的生产工具完成王城岗城墙的修建，需要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如果根据当地现代农村的经验，按照一个村落能够常年提供50～100个青壮年劳力计算，要一年完成这个工程，需要征集10～20个聚落的劳力。这与前述田野调查发现的登封地区龙山文化晚期聚落的数量基本符合。很可能王城岗城址的建设工程，是动员了以王城岗为中心的整个聚落群的力量来共同完成的[75]。
王城岗龙山城址远眺（由王岭尖南望）
这说明，即便像王城岗这样面积达30余万平方米的大邑，其筑城工程也只需十几个聚落组成的小聚落集团即可完成。因此，认为这类城邑如不具有广大地域的社会动员能力则无以为之的推论，以及由此断定它们应属夏王朝都城的思路，都有重新审视的必要。
大洪水，传说还是史实
说到禹都阳城，相关的还有大禹治水，大家都知道它与夏王朝的建立有关。自先秦至上个世纪之前，历代都把大禹治水视为历史上真实发生的重大事件。现代学者则多视之为神话传说。中国的大禹治水与西方的诺亚方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两个大洪水传说。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探索中国文明史所不能回避的问题。
汉画像石上的“大禹治水”图像（山东嘉祥武梁祠）
在当代，除了文献学、考古学之外，人们开始从古气候学、地理学、地质学、环境考古甚至天文学等多个角度，多学科整合探讨这一问题。地球科学和环境考古研究表明，距今4200～4000年，北半球普遍发生了一次气候突变事件。而距今4000年前后世界许多地区的古代文明发展进程也发生了巨变[76]。一般认为，大禹治水也应是这一气候事件导致的历史事件中的一环。有学者认为距今4000年前后的九星地心会聚，引发了包括洪水在内的自然灾害，由此导致了黄河南北改道，改道又加剧了洪水泛滥。大禹治水就是在这样的地理背景下展开的[77]。
“洪泉极深，何以填之？地方九则，何以坟之？河海应龙，何尽何历？鲧何所营，禹何所成？”从战国时屈原的《天问》开始，人们就质疑以当时的知识水平和物质条件，是否真的能治理好洪水灾害。根据文献记载，鲧采用“堙障”“壅防”法，即修筑堤坝围堵洪水，而大禹成功治理洪水的关键是采取“疏”“导”的方法。但众所周知，黄河每年泥沙沉积的体量如此巨大，所造成的洪水灾害即便是现代科学技术手段也很难控制。无论是鲧的“堙障”还是禹的“疏”“导”方法都不可能治理好洪水，因而有理由怀疑大禹治水的真实性。
环境考古学者最新的解释是，大禹之所以能够治水成功，可能主要得益于距今4000年以后的气候好转而并非人力之所为。一旦气候好转，气候带北移，季风降雨正常化，植被恢复。洪灾灾害自然随着气候的好转而好转。但限于当时的知识水平，先民们可能并不知道气候突变与洪水灾害之间的关系，他们将水患的平复归功于领导他们治水的大禹，自然比较合情合理。这可能就是鲧、禹治水传说背后的真实故事[78]。专家们认为他们的研究结果较好地解释了多数学者相信史前洪水的发生但却怀疑大禹能否治水成功之间的矛盾。
这个历史故事真的已被说“圆”了吗？大洪水事件可能是真实的，但又不能被很好地证实，这应是当代大部分学者的认识。由于受测年技术条件和气候重建上时间分辨率的限制，相关论证的说服力都嫌不足。考古年代学的局限性前面我们已谈了不少。距今4000年的未经树轮校正的碳素测年数据如经树轮校正，其年代可早至距今4400年以前，以前认为属距今4000年的遗存年代现在改订为距今3800年，那它对应的还是文献中的大禹治水、天文学上“夏初”那次九星会聚以及地理学上“夏初”那个阶段的黄河改道吗？对洪水遗迹的寻找，对洪水气候背景的重建等，恐怕都还任重道远。
大禹在哪儿治水？
前述这么多的“夏代”早期城邑集中于丘陵台地为主的中原腹地，大洪水的发生和大禹治水也在这一带吗？大部分学者是这么认为的。相传洛阳龙门石窟所在的伊阙，就是大禹凿通的。或言大禹所凿龙门，在陕西韩城和山西河津之间。
考古学家也不肯放弃类似的推测：“（登封王城岗）城壕底部大体接近水平的设计和开挖，增加了人们对历史上夏禹治水的可信度”，“如果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大城真的与禹都阳城有关，历史上大禹治水的传说将更为可信”[79]。
但著名古史学家徐旭生早已指出：“如果详细考察我国的地形，各代河患的沿革，以及我中华民族发展的阶段，就可以明白洪水发生及大禹施工的地域，主要的是兖州。豫州的东部及徐州的一部分也可能有些小施工。此外北方的冀州，西方的雍、梁，中央豫州及南方荆州的西部，山岳绵亘，高原错互，全不会有洪水。”“兖州当今日山东西部及河北东部的大平原，豫、徐平原当今日河南东部、山东南部及江苏、安徽的淮北部分。换句话说，洪水所指主要是黄河下游及它的流域。淮水流域的一部分也可能包括在内，此外全无关系。”[80]
黄淮流域的河道变迁与龙山聚落群分布（刘莉 2007）
他注意到《禹贡》中关于洪水的记述：“（在）总冒和总结中没有，各州条下全没有，只有兖州下有这几句话，这不是已经可以证明洪水只在兖州境内发生吗？”
其中的一句是“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说的是洪水平治后，原来宜桑的土地又可以养蚕，人民从高地下来，住到平地。考古学家注意到这一带有许多高出平地数米的堌堆遗址，与一马平川的自然地貌很不协调。经调查发掘究明其并非自然形成，而是先民在同水患的斗争中选地势稍高处靠人力堆筑而成，此即所谓“丘”[81]。
环境考古学家则指出，与黄淮平原形成对比的是，中原腹地的豫西晋南地区“山前黄土台地分布广泛，台地面宽阔倾斜，河流下切较深。当异常洪水来临时，上涨的洪水一般只能淹没台地的前缘或在台地上形成决口扇和漫洪河道，冲毁部分遗址，给史前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一定的威胁。但这里特定的地貌条件给先民们保留了较大的迂回空间，人们可以通过就地后退选择新的栖息地，从而使文化得以延续”[82]。
鉴于此，历史学家沈长云教授主张夏族的中心区域在古河水和济水之间，而禹都阳城应在河南濮阳。“质言之，禹所率领的夏后氏及其他夏族所居住的地域，必当在易于受到洪水侵袭的范围之内，他们之治水，不过是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而已。因而那些远在洪水发生地域之外的地方，自不应是我们考虑的‘禹都’或禹所居处的范畴。”所以嵩山脚下的丘陵地区“不仅是禹都，夏族及夏王朝兴起的地方，都不会是在这里”[83]。这一观点虽非主流，却是值得重视的。
“王城”下游有大邑
再回到嵩山脚下。我们把视野放宽到整个颍河中上游，就会对王城岗这类中心聚落的定位有更清晰的认识。
颍河中上游谷地以海拔200米等高线为界，可以分为登封和禹州两个自然区域，河流落差在禹州地段急剧变缓。由上游的王城岗顺河而下就是地处中游的另一处大邑——禹州瓦店遗址[84]，二者的直线距离约37.6公里。
从两个聚落群所处的自然环境看，登封盆地地势局促，水流落差大，可耕地范围相对狭小，但丰富的动植物和石料资源都处于聚落群的可控范围内。而禹州境内河道宽阔，地形呈半开放状态，可耕地相对较多。但与登封聚落群相比，某些资源尤其是日用石器的石料资源获取需花费更多的时间和劳力，因此聚落群内外的交流都较密切，整个聚落群的发展趋于开放[85]。
颍河中上游岩石资源与龙山晚期的开发
以瓦店遗址为中心的禹州聚落群，目前共发现同时期的遗址14处，基本上沿河分布。中型聚落的规模较大，比例也高于以王城岗遗址为中心的登封聚落群。
研究表明，这一时期的登封聚落群与禹州聚落群的文化面貌存在差异。总体上看，登封聚落群基本不见外来文化因素，而禹州聚落群，除了本地的王湾三期文化因素之外，还掺杂了大量来自东方海岱龙山文化和南方石家河文化的因素[86]。有学者进而推断这些文化现象的渗入，很可能与人口迁徙有关，而不一定限于物品的远程交换。
大邑瓦店的气派
最新的考古收获表明，瓦店遗址所在的两个台地都有环壕连接颍河形成封闭的空间，面积分别在40万、50万平方米[87]，整个遗址的总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
瓦店遗址的文化内涵也颇令人瞩目。遗址西北台地有由数条围沟组成的回字形大型夯土建筑，每边约30米，建筑基址或沟内发现了数具用于奠基或祭祀的身首分离的人牲遗骸和动物骨骼。另有长方形和圆形夯土建筑，建筑基址的铺垫层中也发现了人头骨。发掘者推测应是与祭祀活动有关的遗迹。东南台地灰坑和一般房基较多，出土了大量器物，两个台地可能存在着功能上的差别。
瓦店出土的列觚，有学者推测为量器
聚落中已用牛和羊的肩胛骨作为占卜用器，长大的卜骨上有不规则的烧灼痕。骨卜的习俗源于公元前3000多年前的西北地区，龙山时代分布于长城地带和华北地区，在其后的商代达于极盛，成为早期王朝的重要特质之一。中原龙山时代的中心聚落中出土卜骨的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遗址还出土有以觚、壶、杯、盉、鬶为代表的精制磨光黑陶、蛋壳陶和白陶酒器，一般认为应属贵族用礼器。形制相近大小不同的一组磨光黑灰陶觚形器，被称为“列觚”，学者们认为可能是测定容积的量器[88]。遗址上出土的玉器则有铲、璧和鸟形器等。玉鸟形器与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流行的“鹰首玉笄”相类，二者间应有交流关系。已发现的玉料中也有非本地出产者，或系由外地输入。
从年代学研究成果看，王城岗和瓦店两个聚落的兴盛期大体一致，已如前述。总体上看，瓦店遗址的“级别”似乎不在王城岗之下，至少二者在社会集团中是同一个重量级的，其相互对峙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禹州也是一处盛产关于夏传说的地方。尽管把“禹都阳翟”、禹之子“夏启有钧台之享”落实到禹州一带的说法，最早见于2000多年之后的东汉时期，但仍不妨碍人们把瓦店遗址与“禹都阳翟”等联系起来的历史复原热情。只是禹从王城岗的“阳城”迁到了30多公里外的瓦店“阳翟”，真正建立起夏王朝的启也还在这一带盘桓，嵩山周围又是烽烟四起这么一个状况，已为考古发现所揭示。“各聚落群之间的相对独立性和相互抗衡性，以及各种迹象所体现出的暴力冲突现象的存在，似乎表明当时的嵩山南北尚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秩序，以规范和协调各部族之间的行为。”[89]
这也正是我们认为王朝诞生传说地并无王朝气象的缘由之所在。
方正城池的由来
作为中国人，我们可能对从二里头到明清紫禁城那方正严整的布局熟视无睹，但据说像中国这样在都邑设计上执着地追求方正规矩、中轴对称的古代文明，是整个世界范围内少见的现象。这种绝对理性的平面布局，不难让人感受到规划者对秩序的追求。
如果认为这种理念明确显现于二里头宫城，那么它的源头何在呢？
东亚地区的史前城址，最早出现于约公元前4000年的长江流域（湖南澧县城头山）。在随后的仰韶时代后期至龙山时代（约公元前3500～前1800年），被称为东亚“大两河流域”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许多地区进入了一个发生着深刻社会变革的时期。作为社会复杂化的产物，城址也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
从城垣建筑技术的角度看，黄河、长江流域星罗棋布的城址可以分为三大群。一是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夯土版筑城垣为主（黄淮河下游版筑与堆筑兼有），有的辅之以护城壕；二是长江流域，其特点是以宽壕为主，垣壕并重，城垣堆筑而成；三是以黄河河套地区为主的北方地区，为石砌城垣，一般依山而建[90]。这三类城址，可分别称之为土城、水城和石城。
鸟瞰紫禁城。这种方正规矩、中轴对称的设计，不难让人感受到规划者对于秩序的追求
史前时代东亚城址的三大系统
总体上看，各地区的城垣建造都是因地制宜，是适应当地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产物。如长江中下游多水乡泽国，宽大的壕沟和城垣显然具有行洪防涝的作用。而北方地区的石砌城址，则利用丘陵地带近山多石的条件，垒石成垣。这类城址自然多为圆形和不规则形。长江上游成都平原的城址也系堆筑而成，尽管也有形状略显方正者，但都是沿当地河流山势走向，以接近45°角者居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