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追求方正的传统要在早期王朝所处的黄河流域来寻找。海岱地区史前城址堆筑与版筑技术互见，平面形状多近于规整。真正规矩方正、秉承夯土版筑技术的城址还是出自中原。中原地区最早的城址，是始建于公元前3300～前3200年的河南郑州西山遗址，时值仰韶文化晚期阶段。其平面不甚规则，略呈圆形。此后龙山时代的城址则基本上是（长）方形或接近（长）方形。“考虑到龙山时代之后，中原城址皆为矩形，而有明确边界的仰韶文化早期环壕聚落多为圆形，西山及以降几座史前城址的形制也许正好反映了中原聚落规划思想的转变。”[91]
方正的城圈，当然首先与平展的地势和直线版筑的工艺有关。但方向最大限度地接近正南北，追求中规中矩的布局，显然超出了防御的实用范畴，而似乎具有了表达宇宙观和显现政治秩序的意味。可知，影响古代中国建筑规划与社会政治思想的方正规矩、建中立极的理念，至少可以上溯到四千多年前的中原。而此后，方形几乎成为中国历史上城市建设规划上的一个根本思想和原则。
这类方正城池的早期代表，可以举淮阳平粮台和新密古城寨为例。
“贵族社区”平粮台
在所有已发现的方形城址中，淮阳平粮台是最规整的一个。这里距嵩山主峰已有200公里之遥，地势降至海拔40米左右。淮河支流颍河平原一马平川，斜向东南，城址就坐落在颍河北的一处低丘上。这样的地形有助于最大限度地按既定设想进行平面设计。
城址呈正方形，长宽各185米，方向接近正南北，城外有护城河。小城并不大，城内面积仅3万多平方米，墙宽10余米，残高还有3米多，保存状况相当不错[92]。如此方正讲究的城址在中国古代早期实在不多见。
平粮台城址及其南门
更有意思的是南北城墙的中段各设有城门一座，两门的连接线基本上纵向中分城址，已颇有中轴线的味道。南、北门均较窄，南门门道宽仅1.7米，两侧有用土坯垒砌的门卫房，平时应有卫兵把守。高墙深垒，门禁森严，表明这是一处重要的场所。南门中间的路土下铺设有陶排水管道。这应该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公共排水设施。
城内发现10余所建筑，大多是用土坯垒砌的长方形连间式排房，其方向也基本上是正东西向。有的还建于夯土台基上，房内或有回廊，建筑形式显然不同于一般民居。与当时占主流的半地穴式房屋相比，这样的建筑已相当壮观。考虑到这些房屋多集中分布于城址东南部而非中心，且建筑得十分讲究，估计城中也许还有更高规格的建筑[93]。城内还发现有陶窑，出土过铜炼渣以及埋葬有牛的祭祀遗迹，反映了一种层级较高的聚落生活。
鉴于此，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推测平粮台应是一处享有特权的地方，一处有意兴建的“门禁社区”，贵族阶层借此有意把自身及其活动从与大众的冲突中分离出来。他认为，平粮台围垣聚落的规模相对较小（约四个足球场大），供养着贵族阶层的大多数非贵族人口一定另有居处。青铜时代的城址周围分布着非贵族人口的聚落，平粮台的“郊区”是否也有类似的聚落，这个遗址周围更大区域的聚落形态如何迄今还不得而知，不过华北其他地区的聚落材料开始显示出多级的层级结构。平粮台和其他贵族活动中心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网络，而这个网络后来扩展成为早期中国王朝的核心地区[94]。
一般认为淮阳一带就是《诗经·国风》中所描述的陈国宛丘。“子之汤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无望兮。坎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坎其击缶，宛丘之道。无冬无夏，值其鹭翿。”西周时代那里风景怡人，男女歌舞中回荡着凄婉的爱情故事。
龙山时代平粮台城址的发现，又使今人相信这里就是太昊伏羲之墟、炎帝神农之都的古宛丘，或有直呼该城为“羲皇故都”者。而平粮台城址方正的布局，也被认为正是由于太昊伏羲氏是先天八卦的创始人，强调围合、序列、有意义的方向以及左右对称等，实际上表达了八卦的理念：天人合一的和谐观。这类推想想当然的成分太多，或者干脆已进入当代意义上的“八卦”的范畴。
不可小瞧古城寨
嵩山东麓还有一处颇为方正的城址，那就是新密古城寨。不仅城垣方正，其中的内涵也很令人瞩目。
古城寨城址平面呈长方形，除了西城墙被河流冲毁外，其余三面城墙保存完好。考古学家偶尔也见过保存完好的城址，但没见过时代这么早还保存这么好的。好到什么程度呢，好到保存下来的城墙最高处距现在的地表还有16米多高，相当于五层楼高！这也就难怪文物保护部门一直依当地的地方志，认为这座城是西周时期的一个小国——郐国的都城。1986年，河南省人民政府将其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郐国故城遗址。但经勘查发掘，城内外并无西周时期的文化堆积，看来，郐国故城要到其他地方寻找了。
古城寨夯土城墙断面，最高处距离地表16米多
古城寨平面图和卫星影像
2001年，国务院公布该城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称：古城寨城址；时代：新石器时代。这要归功于考古工作者自1997年以来的重新勘查发掘。四千多年前的城垣能够保存这么好，则首先要归功于现代化城市化的脚步还没有到达这里，它侥幸躲过了“人定胜天”时代的平整土地和圈地拆迁的推土机。
除了作为断代标尺的陶片，这城墙的夯筑方法也显现出了它的原始性。被考古学家称为“小版筑法”的夯法，类似搭积木。在没有掌握外缘夹板的“大版筑法”之前，先民们用的是错缝垒砌的办法。说起来比较笨，但这是当时最先进的筑城法。用1米多见方、积木似的夯土版块向上垒，宽度就一定要大，逐层收缩，才能达到一定的高度。所以墙基的宽度可以达到40多米甚至更宽[95]。前面讲过古城寨的城址面积有17多万平方米，其实城内可使用的面积也就是11多万平方米。为什么？墙太宽。
南北两墙的中部偏西有相对的两个缺口，至今仍是居住于城内的村民出入的唯一通道，估计也是龙山时代当时的城门，东墙则一线贯通，不设城门。城外有护城河，引城西河水流入。城北和城东还有人居住活动，城内外是否有功能分区上的意义，居民是否有身份差别，都有待探究。整个遗址的面积近30万平方米。
城中部略偏东北，已发掘出一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基址坐西朝东，南、北、东三面都有回廊，总面积应在2000平方米以上。其主殿的规模与二里头遗址1、2号基址的主殿相仿，达300余平方米。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明确的二里头大型宫殿基址的“前身”。
城内出土的陶器大多形制规范，做工精细，还出现了施釉陶器，另外还发现有卜骨、玉环和刻符陶器等。城址内外曾发现有数量较多的厚胎陶缸片，一些残块内壁还有烧炼留下的深灰色层面，有的有明显的用后修补泥层。青铜器复制专家认为这应是“熔铜炉”残块，经过多次熔铜[96]。古城寨城邑熔铜手工业的存在，是今后需要继续探索的课题。
新郑一带有黄帝的传说，所以古城寨一发现就被对号入座为黄帝轩辕丘，说其有“风马牛”之嫌也不为过。业内人士知道其仅早于新砦和二里头，故推定为与王城岗、瓦店、新砦一道，属于“进入夏纪年的夏代早期重要城址之一”[97]。
这城用了没多久即告废毁，离此仅7.5公里之遥的新砦大邑兴盛起来。只从现新密市东南部挪窝到相邻的乡镇，即便这些都是夏国的都邑，这夏国也未免太局促了些。但新砦的确有了新气象，这是后面要谈及的。
暴力：现象与动因
上述城址的忽兴忽废，一般被解读为当时各聚落群背后的集团之间存在军事冲突。城址的存在时间都很短，与山东、长江中下游史前城址多长期沿用的状况有很大的不同。不少学者认为这种现象的存在反映了各集团之间矛盾的激化和战争的频繁，表明这一时期社会处于急剧的动荡状态。
王城岗城址内埋有人骨的奠基坑
在登封王城岗西城不足1万平方米的小城内，曾发现埋有人骨的奠基坑13座，坑内人数不一。一个奠基坑的夯土层内有7具完整的人骨架，显然系非正常死亡。有的坑中则埋有被肢解下来的人头骨、肢骨或盆骨。这些死者中既有成年男女，又有儿童，很可能是在集团冲突中掳掠来的战俘[98]。
洛阳矬李、王湾、孟津小潘沟、汝州煤山等遗址中则发现有所谓的“乱葬坑”或“灰坑墓”[99]。如煤山遗址一座墓坑内有两具成年男性骨架，作十字交叉叠放在一起。孟津小潘沟一座墓内人骨架腹部以上骨骸全无，断茬处也很规整，可能系腰斩致死。另两座墓一名死者两肩紧缩，两手交叉于腹部，两脚交叉，另一死者侧身屈肢，两手举于头部两侧，很可能都是被活埋致死的。这些非正常埋葬的现象也常见于同时代的其他遗址中。
此外，各地龙山时代晚期遗址中出土箭镞的比例也高于此前的任何一个时期，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暴力冲突的加剧。
尽管和平相处一直是人类怀有的美好愿望，但纵观世界文明史，以战争为主的暴力杀戮反而层出不穷。为什么？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有直接的论断，这是因为人的贪欲：
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100]
中国社科院邵望平研究员一直认可“贪欲是文明社会形成的动力”的观点。她指出：贪欲使社会分裂，走向野蛮，最终面临全社会同归于尽的危险。社会发展只有动力不行，正如汽车，有发动机还要有方向盘和刹车，否则车毁人亡。而王权、国家就是贪欲的制衡器。“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恩格斯语），国家出现的进步意义在于，当氏族制度驾驭不了日益强大的野蛮、贪欲这一动力时，社会呼唤一个最硬的拳头，使社会得以有轴心地正常运转，走向秩序。国家应运而生[101]。
在中原，各个社会集团因贪欲而导致的争斗与动荡，最终也以一个“最硬的拳头”的出现而接近尾声。
三 新砦的发轫
新砦的分量
考古圈外的朋友大概还不太熟悉“新砦”这个词，至少它的知名度还不似“龙山”或“二里头”那么高。和二里头一样，它原来也是中原大地上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庄的名字，细心的读者还会记得在前文的中原地区龙山城址列表中有它的名字。但它的重要性还远不止是龙山时代的一处城邑。那么，它重要在哪儿呢？
首先是它的时代。初兴于龙山时代末期，兴盛于所谓的“新砦期”，这两个阶段供参考的绝对年代分别是公元前2050～前1900年，公元前1850～前1750年[102]。
前文已提及，在群雄竞起的龙山时代末期，曾经光灿一时的各区域文化先后走向衰败或停滞，与其后高度繁荣的二里头文化形成了较为强烈的反差。我们称其为中国早期文明“连续”发展过程中的“断裂”现象[103]。我们注意到，这一“断裂”现象在嵩山周围虽也存在，但不甚明显，二里头文化恰恰是在这一地区孕育发展，最后以全新的面貌横空出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核心文化的。身处这一演进过程中的新砦大邑及以其为代表的“新砦类遗存”，以及它们背后的新砦集团（我们暂时还不知道它的具体“番号”，当然不少学者认为应是早期夏文化），无疑是解开二里头文化崛起之谜的一把钥匙。
新砦大邑走向兴盛时，其他龙山城邑已经衰落甚至废弃，它全盛时其他龙山城邑中心聚落已全部退出历史舞台。逐鹿之群雄一蹶不振，新砦集团开始傲视中原。一个送走风云激荡的龙山时代并孕育着此后辉煌的二里头时代的存在，其意义当然非同小可。
新砦大邑，壕沟与河道圈围起上百万平方米的聚落空间
其次，其地位之重要还在于这一大邑的规格和内涵。70万平方米的设防聚落规模，在龙山时代末期的中原腹地独一无二。大概到了“新砦期”，三面临河的、半岛状的聚落北缘又有人工开挖的壕沟连通河流和自然冲沟，形成面积达100万平方米的封闭空间。外壕内有中壕（内侧城墙的有无尚无法遽断），中壕内地势较高的西南部又有内壕，圈围起约6万平方米的封闭空间，应是聚落的中心区。这一区域分布有大型建筑，发现了包括铜容器残片在内的重要遗物，令人瞩目。这些在后面还要展开分析。
我们把与新砦遗址“新砦期”遗存相类的一群遗存称为“新砦类遗存”。这类遗存空间分布范围并不大，一般认为主要分布于嵩山周围尤其是东南部地区。其周围，还是龙山文化的汪洋大海。这样一个“异质斑块”，却是处于整个东亚大陆文化发展低潮期的中原文明，接续既有文化传统和生发新的文明因素的重要纽带。
与此同时，历史的疑团让我们看新砦犹如雾里看花。从新砦进入考古学家视野的那一天，围绕着它的争议就没有停息过。
众说纷纭话新砦
那么，“新砦类遗存”究竟是怎样一个存在呢？如果放到此前的新石器时代研究中，这根本不是个问题。在考古学既有的话语系统里，它可以顺理成章地被称作“文化”或“类型”，但研究对象处于社会复杂化阶段和剧烈的转型期，对“新砦类遗存”的定性都成了问题。
首先，它的时间跨度并不长，充其量约一百年，也许还要短。至于相对年代，就连它绝对早于二里头还是在偏晚阶段与初兴的二里头共存过一段时间，学者们也还有不同的看法。它的分布范围也并不大，按新砦遗址发掘主持人赵春青博士的说法，“新砦类遗存”的分布以嵩山为中心，集中见于今郑州地区，似乎北不过黄河，南不过禹州[104]。当然，对外影响的范围更广些，含新砦因素的遗存至少在郑州地区、洛阳盆地、伊河流域、颍河中上游和沙、汝河流域都有发现[105]。
发掘中的新砦遗址
其次，它的文化特征虽有一定的个性，但更让人感觉是龙山因素、二里头因素以及形形色色或多或少的外来因素的“杂拌”。有学者认为它是龙山余绪，有的认为它是二里头的前身，有的则断然否认其与二里头的关联性。有的学者强调这类遗存在中原地域社会巨变中的整合作用：“所谓的新砦期遗存正是煤山文化与王湾三期文化二者大规模整合阶段的遗存。”[106]有的学者注重这类遗存的外来色彩，认为其“主要是在继承本地王湾三期文化（即龙山文化晚期遗存）的基础上，大量吸收了泛东方文化系统的因素和部分泛西北文化系统和南方文化系统的因素而发展起来的”[107]。有的则指出“正是来自（东方文化系统的）造律台和后冈二期的传统文化因素，才引起了新砦期在王湾三期文化基础上的兴起”[108]。
这样一个很“别扭”的存在，显然已超出我们既往的认知框架。因此有学者把它称为“新砦期”文化或“新砦类型（亚型）”，让它从属于或不从属于二里头文化，只表示一个期别。但期别在考古学话语系统中具有“普世”的意义，而这类遗存又只见于嵩山一端。有学者尽可能用碳素测年上下限的极限数据，把这一“期”拉长为150～200年，或者将其与文化面貌相近的二里头文化第一期遗存合并，使它看上去更像个“文化”，称为“新砦文化”。有的干脆不认可其为一个独立的存在，将其划归龙山文化末期或二里头文化第一期[109]。最新的提法是“新砦现象”[110]，认为这类遗存虽然“体现了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早期之间的过渡特征”，但仅为一种昙花一现的“现象”。
困惑与收获
著名考古学家、加拿大麦基尔大学教授布鲁斯·炊格尔（Bruce Trigger，又译为特里格）指出：“考古学文化的概念看起来最适合于对小规模的、同族的和相当固定的集团的遗存的研究。”而“在复杂的文化里，社会的和经济的差异在社区之内和社区之间产生了不均匀性”，因而考古学文化的概念在观察这样的社会时就显得力不从心[111]。
的确，处于社会复杂化，社会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时代的旋涡之中，处于二里头集团崛起“前夜”的“新砦类遗存”的样态，对于考古学既有的研究思路和模式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新砦现象”的提出，可以认为是超越既往话语系统的有益尝试。但稍加分析，又感觉“新砦现象”的提法也有可商之处。
与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均质性不同，社会复杂化阶段的共同体中，中心聚落或都邑包含着上、中、下层文化及复杂的外来文化因素，次级中心聚落中包含着中、下层文化，普通聚落则仅有下层文化。变化最剧烈、最与时俱进的是上层文化，下层文化则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滞后性。这似乎可以称为聚落的异质性，它构成了社会复杂化阶段考古学遗存的一大特质。
在龙山时代向二里头时代转化的过程中，“一些遗址较多延续了本地龙山文化的传统，另外一些遗址则更多接受了外来文化中的上层因素，从而发生了独特的‘新砦现象’”。“其独特性既在于外来文化所导致的社会上层的变化方面，也在于这种现象的发生仅局限在单个的遗址上”[112]。显然，这里是把中心聚落或都邑的社会上层遗存单独抽出来作为衡量一类文化遗存的标尺，它当然也就把大量的下层遗存排除在外，这类复杂化的特征也就成了仅发生在个别中心性遗址上的“现象”。但社会复杂化阶段的人类共同体上下层相依共生，可以把社会上层遗存（及其所在的中心聚落）单独从共同体中抽出吗？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对内涵如此复杂的文化遗存作界定和聚类分析的标准是什么？是以贵族遗存还是以民间遗存为基准，抑或兼顾二者？
这些都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事。面对复杂的研究对象，我们的思维也不得不随之复杂化。
无论如何，关于“新砦类遗存”学术界还是取得了不少共识。它们包括：嵩山南北两大集团整合了，外来因素进来了，文化进一步杂交了，新砦开始独大了，“最早的中国”呼之欲出了。如果说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东亚大陆最早出现的核心文化和广域王权国家[113]，那么新砦显然已是曙光初现。
其实，这些共识的取得已经很可喜了。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在大时代来临前的酝酿期，总是充满着动荡、阵痛和不确定。考古学家做的工作更像是在猜谜、破案，能从残缺的遗墟中梳理出这样的信息，已相当难得。说句略嫌悲观的话，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获知当时的真相，但仍怀着最大限度迫近真相的执着。
龙山时代末期嵩山东南麓的聚落形势（李宏飞 2011）
由于新砦是个太特别、太重要的存在，所以我们先花了些笔墨“宏观”了一下它的时空与历史定位。看不懂的还有微观的考古现象，还得“抓大放小”地加以剖析。
从围垣到环壕
在中国历史上，城址林立的时代一般也是群雄竞起、战乱频仍的时代，如龙山时代和春秋战国时代。而大凡存在有国势较强的广域王权国家或帝国、社会相对稳定的时代，设防都城的比例也相对减少，如夏商西周三代和秦汉时代[114]。可以说，新砦大型设防聚落的出现，给数百年来中原地区城邑林立的争斗史画上了一个句号。新砦是战乱状态的终结者。
比较一下新砦与既往龙山城邑的聚落形态，差异立现。首先，在大河以南的中原腹地，100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还是首次登场。其次，它抛却了方正的城垣规制，而以并不规则的壕沟连通自然河道、冲沟形成防御体系。这种传统的中断是迫于政治军事形势，还是因人群的更替而显现出更质朴务实的思想，抑或折射的是由“大同”向“小康”过渡的社会结构转换的进程[115]，引人遐思。
无独有偶，“新砦类遗存”的另一处重要聚落巩义市花地嘴，也有内外两重（四条）环壕，与伊洛河及其支流共同构成防御体系[116]。这类多重防御设施划分出的多重空间，一般被解读为“同一聚落内不同安全等级的空间区域”，居住在不同区域的“社会成员很可能分别具有不同的社会等级地位，聚落内部的分化较为明显”，当然也有可能“不同壕沟之间为聚落不同性质的功能区划”[117]。
新砦大型浅穴式建筑鸟瞰
前已述及新砦大邑的主要防御设施是壕沟。其中中壕内缘的若干处地点还发现了宽10米左右的带状夯土遗存，发掘者推定为城墙[118]。但从夯土全部位于沟内，远远低于当时的地面，夯层多向外倾斜的情况看，这应是为防止壕沟壁坍塌所实施的加固处理措施[119]。迄今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新砦遗址有高出地面的城墙存在。就现有的材料看，当时的新砦遗址应是一处大型环壕聚落。
内壕以内发现的所谓“大型建筑”，实际上是一处长条形的浅穴式露天活动场所，活动面低于当时的地面，发掘者直呼其为“浅坑”。这个大浅坑近东西向，现存长度近百米，宽十余米。浅坑内垫土和踩踏面呈“千层饼”状，只是在南北两壁上发现有加固修整的迹象。“大型建筑”的南侧地面上发现有整猪骨架和埋有兽骨的灰坑，此外还有若干柱洞，或与附属建筑有关。
类似的浅穴式遗迹在二里头遗址宫殿区以北的祭祀遗存区也曾有发现，只是规模没有这么大。两处遗址的发掘者都推测这类建筑很可能就是《礼记》《尚书》等书中所载“墠”或“坎”之类的祭祀活动场所[120]。
新砦聚落的发掘与研究还刚刚起步，像古城寨和二里头那样高出地面、显现政治威势的大型宫室类夯土建筑尚未发现，已揭露的新砦浅穴式建筑并不是这一系统中的链条之一，不属同类项。因此，认为其“面积比二里头遗址1号宫殿的殿堂还要大，很可能是一座宗庙建筑”，并据此推测“新砦城址很可能就是夏启之居所在地”的观点[121]，还缺乏考古学材料的支持。而“新砦期”的大冲沟“不禁使人联想到传说中大禹治水的历史背景”[122]的推想，恐怕也还限于联想的层面。
坚信会有更多的信息在今后新砦的田野工作中面世，不断满足人们揭秘的欲求。
铜礼器的讯息
第一部分“陶寺的兴衰”已介绍过陶寺铜铃，它是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完整的复合范铜器。它的出现，说明中原地区在龙山时代已掌握了复合范铸造工艺，为青铜礼器群的问世准备了技术条件。数年前，陶寺又发现了一片含砷的铜容器（盆？）残片，表明此时陶寺都邑已经使用铜容器。这件铜器并非大墓的随葬品，是否属礼器尚难遽断。即便其属于礼器，也与后来三代王朝以酒器为主的青铜礼器群没有承袭关系。
王城岗铜器残片
王城岗铜片出土情况
大河之南的嵩山一带则陆续发现了铜礼器的蛛丝马迹。
1980年，在王城岗遗址小城之西城内的灰坑中发现了一片青铜器残片。该灰坑的时代属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第四期），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050～前1994年[123]，此时的王城岗小城和大城均已废弃。铜片不大，只有5、6厘米见方。薄壁，略呈圆弧状，下部有转折。发掘者比照王城岗出土龙山文化陶鬶的形制，推测应为铜鬶的腹与袋状足的残片。经冶金史专家分析检测，可知该铜片系由锡铅青铜铸造而成[124]。
龙山时代能够铸造出铜容器，还是超出了当时学界的认知范围。随后即有学者对王城岗铜容器残片的出土层位和时代，以及龙山时代是否能铸造出较为复杂的袋足铜器提出质疑[125]。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考古学家也没有再发掘到龙山时代的铜容器，哪怕是残片。但多数学者认为，王城岗出土铜器残片是中原地区迄今发现最早的用复合范法铸造的容器之一。北京大学朱凤瀚教授评价道：“它不可能是青铜铸造业刚刚产生时期的制品，而是青铜铸造业经过了一段长时间的发展后，趋于成熟的标志。”[126]
直到二十年后的2000年，新砦遗址又有了新的发现。在内壕以内的“新砦期”地层中，发现了一件残长8厘米多、形似镰刀的铜片。笔者有幸在这件铜器出土后不久即在新砦观摩过。第一眼的印象就是，这显然是鬶或盉类酒器的流部（倾酒的槽或管）残片。经分析测试，这件铜器系红铜铸造而成[127]。
这样，依据当前的年代学认识，试排列东亚地区最早的几件复合范铜铸件的年代如下：
陶寺中期砷铜容器（盆？）残片——公元前2100～前2000年；
陶寺晚期红铜铃——公元前2000～前1900年；
王城岗龙山后期锡铅青铜容器（鬶？）——公元前2050～前1994年；
新砦“新砦期”红铜容器（鬶、盉？）——公元前1850～前1750年。
新砦铜器残片，显然是鬶或盉类酒器的流部
新砦出土陶盉
众所周知，目前所知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是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铜刀，年代约公元前3000年。此后的铜制品多为器形简单的小件工具和装饰品等生活用具，锻、铸均有，红铜、黄铜、砷铜和锡铅青铜互见，而不见容器和兵器。制造工艺处于初级阶段，尚未熟练掌握合金比例，不懂得复合范铸造技术。
如果把这个阶段称为“铜石并用时代”[128]的话，那么我们从陶寺、王城岗和新砦的上述发现中，显然已看到了中国青铜时代的曙光。
古书中“挖”出铜鬶
如果看前文排列的几件重要铜器的年代，感觉陶寺在复合范技术的掌握上似乎略早一步，我们也曾谈及陶寺所在的山西历来是中原与北方交流的重要孔道，不排除高超的铸铜技术来自西北方的可能。但一则来自古书的信息，又把我们探寻铜礼器来源的目光引向了中原东方的海岱地区。
话说清朝乾隆年间，乾隆敕令编撰宫廷所藏铜器图录，最大的一部叫《西清古鉴》。限于当时鉴别水平较低，在所收一千多件铜器中，不乏伪器赝品，但这部图录仍有其保存国故和两宋之后复兴青铜器研究的重要意义。何况经世事沧桑，这些东西大部分去向不明，器物的线图和说明性文字就成了相关研究的重要线索。
其中著录了一件在当时人看来稀奇古怪、独一无二的铜器，这件器物被图录的编撰者定名为“匜”。稍懂文物的人都知道匜特指盥洗时舀水用的器具，形状像瓢，与这件有三个乳状足的器物完全不搭界。器物上还有两字铭文，被释为“子孙”，年代断为“周”，所以这件器物被称为“周子孙匜”（《西清古鉴》卷三十二）。此后，著名收藏家、古文字学家容庚论证此器为商代器物，系真品。罗振玉、郭沫若、闻一多、贝塚茂树等不少学者还对铭文提出了各自的解释。
到了当代，考古学家一看到它，就跟见了老熟人似的，顿生亲切之感。那上仰的流，那绳索状的把手，那肥大的袋足，甚至只见于袋足上的那两周弦纹，都像极了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的陶鬶[129]！
陶鬶，作为最具海岱地区大汶口—龙山文化（东夷集团或其前身）特色的典型器，曾向四外传播，在东亚大陆东起海滨，西至关中，北自辽东，南达岭南的数百处遗址上都有发现。追根寻源，公元前3500年以前的大汶口文化应是它的祖源[130]。后来三代青铜酒礼器的若干器形，都与其有着或远或近的关联。中原腹地一带龙山时代的王湾三期文化中，也有陶鬶的身影，它们既脱胎于海岱地区的原型，又具有当地的特点。比较而言，《西清古鉴》上铜鬶的形制，更近于海岱龙山文化的陶鬶。因此，邵望平研究员推论道：“所谓‘周子孙匜’者，实则是山东的龙山文化中一类陶鬶的铜质仿制品。铜鬶、陶鬶很可能是同时代的产物。即使铜鬶时代稍晚，亦不致相差数个世纪。”[131]这是颇有道理的。
《西清古鉴》中收录的“周子孙匜”
潍坊姚官庄龙山文化陶鬶
临朐西朱封龙山文化陶鬶
在中原周边地区的诸考古学文化中，黄河下游地区的大汶口—龙山文化系统在文化和社会发展上与中原文化并驾齐驱，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中原同期文化的发展水平。自仰韶文化晚期阶段以来，它的许多文化因素为中原系统的文化所吸收。不少学者都列举过该区系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方面可能给予中原夏、商文化以影响的诸多因素，这是其他中原周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甚至前述的陶寺文化所无法企及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系统的文化最终融入了中原王朝文明之中，其自身也成为中原王朝文明的重要缔造者之一[132]。
问题是，大汶口—山东龙山文化究竟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又是以怎样的方式参与到创建中原王朝文明的过程中来的。至少到今天，我们还无法对此做出圆满的解答。出土于中原腹地，和可能出自海岱地区最早的铜礼器的讯息，或许就是这一历史疑案的冰山一角。
龙形象，权贵的秘符？
前已述及，新砦与二里头在民间日用陶器层面上的异同，众说纷纭，这里存而不论。但信仰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关联，显然是有迹可循的。
1999年，在后来确认属内壕以内的台地发掘中，出土了一块“新砦期”的陶器盖残片。在打磨光滑的黑色器表上，以阴线刻出兽面纹样。兽面面额近圆角方形，蒜头鼻，两组平行线将长条形鼻梁分割为三部分，梭形纵目，弯月眉，两腮外似有鬓。刻制技法娴熟，线条流畅。发掘者直呼该兽面纹为饕餮纹，并论证其具有明显的东夷文化色彩，其造型应含有虎的因素[133]。
二里头绿松石龙形器
新砦陶器圈足上的龙纹
二里头绿松石龙形器面部
新砦陶器盖上的龙纹
饕餮，一种想象中的神秘怪兽，传为东海龙王的第五子。因《吕氏春秋》有“周鼎著饕餮”之说，宋代人开始将商周青铜器上图案化的兽面纹称为饕餮纹。细究起来，这“饕餮纹”有人说像龙像虎，有人说像牛像羊，也有人说像鹿，或者像鸟、凤，甚至像人，或者你看像什么脸就像什么脸，反正是人想象的产物。当代学者意识到“饕餮”的模糊性，故大多放弃饕餮纹的称呼，代之以相对平实客观的“兽面纹”。
与前述兽面纹器盖出土地点相隔不远处的一条沟内，还出土了一块器物圈足部分的残片。其特殊之处在于装饰有一周线条优美的连续图案，虽因过于残破而不辨首尾，但无疑表现的是动态的龙纹。发掘者称其为夔龙纹[134]。依许慎的《说文》，夔这种奇异动物“如龙，一足”。而陶片上的龙似乎无足，青铜器上的所谓“夔龙纹”也不一定都为一足。所以“夔龙纹”的用法也和“饕餮纹”一样，都因取自文献而具有不确定性。
无论如何，这块陶片上表现的是龙，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神异动物。回过头来看，陶器盖上的兽面纹，与二里头遗址贵族墓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的面部惊人地相似[135]！龙既然是人们糅合两种以上的动物创造而成的灵物形象，而它又变化多端，历代对其形象并无严格的界定与区分，那将它们统称为“龙”亦无不可。
国人大都喜欢龙，但从考古发现和历史记载上看，龙形象几乎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基本上与普罗大众无缘，而是被权贵阶层所独占。由新砦和二里头的龙形象，似乎可以窥见两大集团权贵间亲缘关系的基因密码。
墨玉璋的来龙去脉
前文提到过巩义市花地嘴遗址，这是“新砦类遗存”在嵩山以北的一处重要聚落，坐落于伊洛河与黄河交汇处附近的洛汭地区。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遗址上有内外两重（四条）环壕。
其中数座圆形深坑内有明显的踩踏面，出土了大量完整陶器，还见有玉器、卜骨、农作物和家畜遗骸等。发掘者推测应为祭祀坑[136]。玉器的种类有钺、铲、璋和琮等。最令人瞩目的是一件完整的墨玉璋。玉璋出土时首端向上，略向西南倾斜，其北侧有一人骨架。坑内数层填土褐、白相间，显然系有意而为。
海岱龙山玉璋—新砦墨玉璋—二里头玉石璋
这件玉璋黑色而略泛绿，表面打磨光滑，通高30厘米。要探究它的身世与意义，我们还得对这类器物的发现情况有个大致的了解。
被称为璋（或牙璋）的这类玉器，由器身、柄部以及二者之间的阑组成，器身前端一般有微斜而内凹的刃。学界大多认为它是铲（或耜）形松土工具的仿制品，属于祭祀用器。值得注意的是，在嵩山周围、洛阳盆地一带的中原腹地，整个龙山时代并无使用大型玉器的传统。其后的二里头都邑则出现了成组的大型玉礼器，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花地嘴的这件玉璋，是中原腹地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璋，显然是中原地区大型玉礼器群的“前锋”。
这类器物最早见于大汶口文化末期至山东龙山文化早期的海岱地区。在二里头文化出现前夜的龙山时代，起源于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的数种大型有刃玉器如璋、斧、刀等向西传播，直至黄河上游。进入二里头时代，玉璋又从中原地区向长江中上游，甚至岭南一带扩散[137]。
始见于龙山时代、持续兴盛至二里头时代的玉璋，形制及其流变非常复杂，但如抓大放小，可以把它们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长
度为25～30厘米，一般器形简单、无纹饰，有对称的一对扉齿（或称单阑、单凸式）或扉齿低矮，始见于龙山时代，或可称为龙山式；一类长度可达50厘米左右，器形和纹饰趋于复杂，一般有多组扉齿呈张嘴兽头状，刻有细线纹（平行线纹和网格纹），始见于二里头文化晚期，或可称为二里头式。香港中文大学的邓聪教授直呼其为“龙牙璋”[138]。
花地嘴牙璋已有多组扉齿但尚未呈兽首状，形制特征显然介于龙山式和二里头式之间。从这件牙璋上，也可以窥见“新砦类遗存”及其背后集团动向的蛛丝马迹。已有学者指出“花地嘴玉璋的这些风格有可能渊源自东方”[139]。
与前述几处中心聚落遗址一样，花地嘴遗址也有了较明确的历史定位。发掘者鉴于“《史记·夏本纪》等文献中都有与‘五子之歌’这一夏代早期历史事件有关的记载”，倾向于“将位于洛汭地区的花地嘴遗址‘新砦期’遗存与之联系”[140]。这指的是《史记·夏本纪》中“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一说。其实，早有学者指出所谓“太康昆弟五人”云云，不过是《左传》《国语》提到的作为夏后氏同姓的“观扈”“五观”的演化，先秦文献没有言及太康居于洛汭一带者[141]。“有血有肉”的《五子之歌》，则始见于东晋人梅赜所献《伪古文尚书》。
那年月，有国家吗？
大话“嵩山的动向”，讲了群雄逐鹿的故事，自忖总得有点总结性的话吧。想想，不知道的比知道的要多得多。最想写的，居然还是个问句：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有国家吗？
这应当是个最基本的问题，但却是充满争议，无法给出确切答案的问题。
作为考古人，我们无法像社会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那样，能幸运地深入到活生生的人群中去，观察有血有肉的人们的日常生活，直观了解他们的社会。我们只能通过古人留下的“文化”遗存，来探究他们的存在方式。他们“文明”了吗？他们生活在“国家”社会吗？
这又引出另外的问题：什么是“文明”？什么是“国家”？我们的研究对象虽然是“形而下”的，但却避不开这些“形而上”的问题。你不甘做一个发掘匠，就得去思考这些形而上的问题，成不了思想家也得是个思想者吧。
但是，在没留下文字，死无对证的情况下，但凡头脑清醒些的学者，都知道“对号入座”贴标签的危险性。说有些研究结论就是在猜谜，属于无从验证的假说，毫不为过。意识到自身研究结论的相对性，本属常识却并非易事，把研究结论当成信仰来坚守的学者也不罕见，尤其在我国。
大家可能已注意到，笔者在第一部分“陶寺的兴衰”中把陶寺称为“国”，倾向于它已是东亚大陆众多最早的国家之一。而其后的二里头国家，则较其又上了一个台阶，我们称之为“广域王权国家”，中国最早的王朝也只是到了那时才出现。这仅是一种看法、一种解读。
有学者把龙山时代或稍早的阶段称为“古国时代”或“邦国时代”，认为那时已产生了国家。但也有学者认为文献中的“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的“国”，其实就是一个个小的族邦，大体上相当于人类学上的所谓“酋邦”，还没有进入国家阶段。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当然认为二里头才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国家[142]。由于研究对象天然的稀缺不足和残损不全，加之学者在相关理论的建构和认知，以及研究方法上没有也不可能取得共识，可以预见争论还会持续下去。
话说回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也意识到，穿靴戴帽式的概念界定并不是最重要的。其实，东亚大陆社会复杂化、文明化、城市化、国家化的进程，在一代代学人的努力下，正逐步清晰起来，已是足以令人欣慰的事了。
2005年，著名考古学家、英国剑桥大学的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教授应邀在北京做学术演讲。在交流互动中，他也被问及对中国早期国家形成问题的看法。他的回答很有意思：在做中南美考古的学者眼里，龙山时代的那些共同体应当就是国家了，因为他们发掘出的“国家”就那么大甚至还没那么大；但你如果问从事埃及或美索不达米亚考古的学者，他会觉得只有像殷墟那样的社会才是国家，至少应是二里头那样的规格吧。每个人的看法，取决于他的经验、学术背景和立场。
这样的解释你可能不满意，但历史和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就是这么一码事。
逐鹿何以在中原
“逐鹿中原”一词的含义，已知最早的出处是《史记·淮阴侯列传》“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说的是距今两千多年前秦汉之际的事。后来成为争夺天下的代名词。“得中原者得天下”的概念，也不知起于何时，但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至少可以上溯至距今5000年以前[143]。而如上所述，“逐鹿”行动至少在距今4400年以后约五百年的时间里，已进入白热化的阶段。
为什么龙山时代的数百年，广袤的中原成了“逐鹿”的战场，并最终催生出了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二里头国家？
在国家起源研究领域，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自然史博物馆的卡内罗（Robert Leonard Carneiro）教授，是冲突论的代表人物之一。1970年，他在《国家起源理论》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限制学说[144]。
卡内罗关注的主要是那些受到限制的环境，比如古代的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墨西哥谷地、秘鲁的深山峡谷与海边小河流域。其共同特点是：宜居宜农的土地，被山峦、海洋或沙漠等所隔离，两者截然分隔开来。在那些地区，小村庄逐渐扩大，然后分化、扩展，最终导致较适宜种植的土地都被利用了，争夺土地的战争因而兴起，并且渐趋激烈。由于环境的限制，战败的村民无处可逃，或者基于利弊权衡，不愿逃走，故而屈服于战胜者，或者沦为附属纳贡者，或者整个村落被战胜者吞并。随着这种过程的反复出现，较大政治实体的整合情况出现了。强大的酋邦征服弱小的酋邦，政治实体迅速扩大。最后，政治单位的复杂情况与权力集中情况都演进到一定的程度，国家也就随之产生了。这就是卡内罗限制理论的基本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