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山时代“逐鹿中原”的态势
此后，卡内罗继续修订和完善自己的学说，提出对限制理论的两个补充。
首先是“资源集中论”。在亚马孙河流域，宜居宜耕的土地几乎不受限制，河流沿岸为何却有酋邦兴起？卡内罗的回答是，那些地区资源十分集中，资源集中的地方也相当于环境受到限制的地方。亚马孙河的优越条件吸引周围的人们聚集在这里。故而，争夺沿岸土地的战争变得越来越激烈，战败者为了不离开河流，往往屈服于战胜者，因而酋邦在此得以兴起。
另一个社会限制的补充学说是，在一个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对于居住于中心区域的人们来说，也可以产生一种相当于环境限制的效果。具体而言，处于中心区域的村庄，四周被其他村庄所包围，因而难以迁走以逃避攻击，只得加强力量来保卫自己。结果是，中心区域的村庄发展得比边缘区域的村庄规模要大，原因在于，无论是攻击还是防守方面，大的村庄都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激烈的战事也使得中心村庄的头人变得更加强大，他们也是战争首领，其影响力随着战事的增加而扩大。村庄与村庄之间攻防联盟的出现，也比周边地区的情况更为普遍[145]。
限制理论是否也可以用来解释中原国家的兴起，资源集中与社会限制这两种因素在中原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是否也起过作用，卡内罗的理论无疑给我们的相关思考提供了重要的启发。
对于在“逐鹿”中，中原文化走向强大的原因，赵辉教授也有提纲挈领的解读：
中原文化强盛起来的原因，也就是那些曾盛极一时的地方文明衰退消亡的原因。所谓中原，是天下居中、八方辐辏之地。在史前文明的丛体里，它是物流、情报、信息网络的中心。这个地理位置方便当地人广泛吸收各地文化的成败经验，体会出同异族打交道的策略心得，终至后来居上。……中原文化的强大主要依赖于政治、经验的成熟，而并不是因为它在经济实力上占有多么大的优势。反之，前一个时期的那些地方文明由于处在这个网络的边缘，信息来源狭隘，从而导致了它们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和社会运作方向的偏斜，最终在和中原文化的对峙中渐落下风，有的甚至还没来得及和中原文化直接对峙就先行衰落下去了。[146]
关于中原国家形成的动力、途径与机制问题，还有很大的探索空间。
四 大邑二里头
山北的政治图景
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第二部分“嵩山的动向”中，浓墨重彩加以介绍的城邑及以其为中心的聚落群，几乎都分布于嵩山东麓和东南麓的淮河水系。给人的感觉是那里刀光剑影、壁垒森严，热闹非凡。而地处嵩山西北麓、中原腹地的中心，属于黄河水系的洛阳盆地及其周边却相对“沉寂”。
洛阳盆地，是中国田野考古工作投入力度大、基础扎实、成果丰富的地区之一。这里发现的龙山时代聚落数量众多，也不乏面积较大的遗址，已如前述，却至今没有发现城邑和令人瞩目的高等级遗物，而此后超大型聚落二里头却又恰恰是在这里闪亮登场的。因此，二里头在洛阳盆地的崛起，总给人一种突兀的感觉。
郑洛地区龙山时代聚落分布（赵春青 2001）
按照赵春青博士的梳理，黄河以南的伊洛河下游平原和黄河以北的济源—焦作平原一带的龙山时代聚落分布最为密集，这一区域地势开阔，遗址分布呈散点状，较为均匀，无明显集结成群现象。故赵文将其视为同一个大的聚落群（A群）。在其西、南、东三面分布的聚落则有明显的结群现象，可明确辨识的共15群。这15群聚落看似呈内外两圈分布带环绕着前述的大群（B、C群）。
赵文认为，A群聚落不仅占地范围广，而且所含聚落数量多，构成郑（州）洛（阳）地区龙山时代的主体聚落群，而外圈的B、C群聚落则属于一种从属性聚落群，整体呈现出一种主从式分布格局。基于此，赵文进一步提出，郑洛地区龙山时代的聚落是一个有主有次、主次分明的聚落统一体。“极有可能龙山时期的郑洛地区已经存在一个空前统一、坚强有力的社会集团，这一社会集团足以控制整个郑洛地区的聚落分布格局”[147]。
果如此，二里头在作为中原中心的洛阳盆地的问世就是极其顺畅自然的。但这种推想与考古学材料间还有抵牾，在“嵩山的动向”中已有简述。针对这一推想，王立新教授有不同的解读：“赵文所分的B、C两群实际上是由15个相对独立的聚落群组成的。……即使是在A群之内，也还并存有至少4个规模相差不大的Ⅰ级聚落，而未见一个可居主导地位的中心性聚落。若从更为详细的大比例地图上观察，A群聚落群中的这些Ⅰ级聚落和部分Ⅱ级聚落，或许仍旧构成了各自所在的小聚落群的中心，仍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这一分析似乎更具说服力。其结论是：“从诸多考古现象的观察看，嵩山南北的龙山晚期聚落群大多仍处于相对独立、相互抗衡的状态，甚至彼此之间的冲突、战争也频繁发生，远没有达到政治上的完全统一。”[148]
相比之下，位于嵩山西北麓的洛阳盆地，缺乏城邑和贵族奢侈品的发现，其地域集团的社会分化程度似乎不及嵩山东南的颍河中上游地区。从这样的政治图景看，随后统驭盆地乃至更大区域的二里头统治者似乎并非当地土著。
二里头人从何而来？
从以陶器为中心的文化面貌看，二里头文化是在继承嵩山南北的王湾三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新砦类遗存”在其中起到了某种整合和催化的作用。这是大多数学者的共识。但如果把整个王湾三期文化看作铁板一块，就会给人一种单线渐进式演进的感觉。
细究起来，学者们注意到，从龙山末期开始，以嵩山东南麓为大本营的煤山类型文化因素已开始陆续向北渗透甚至穿插在王湾类型的分布区中。其传布的路线似乎是沿嵩山东侧北上，经由郑州地区而进入嵩山北麓王湾类型的腹地。而“新砦类遗存”，正是煤山类型与王湾类型相互碰撞、整合的开始。就目前的资料而言，在嵩山南北的文化整合过程中，煤山类型可能居于更为主动的地位。对二里头陶器的文化因素分析也表明，二里头文化除了继承嵩山南北区域龙山文化的共有因素之外，承袭煤山类型的特征性因素相对也要多于王湾类型的因素。所以，在嵩山南北的文化由各自独立而走向整合的过程中，煤山类型显然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149]。
由中心聚落的内涵看，新砦聚落似乎也更多地继承了来自嵩山东南麓的瓦店遗址的文化因素。如前所述，瓦店地处煤山类型分布区的中心位置，是目前发现的该类型中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遗址，它同时还吸纳了来自东方和南方的文化因素。瓦店遗址发现的制作精美的觚、盉、杯等高规格酒礼器亦见于新砦遗址。以环壕为特色的瓦店聚落，或许就是新砦环壕聚落形态的最初来源？而迄今未发现城圈的二里头都邑也有壕沟存在的迹象（详后），从中也可窥见二里头人和二里头国家缘起的若干轨迹？这都是饶有兴味的问题。
简言之，瓦店、新砦、二里头集团，似乎有较密切的关联。当然，关于二里头文化的来源问题，还有多种推想。如“山西龙山文化也应视为二里头文化的一个重要来源”[150]，夏族兴起于古河济之间[151]，或夏王朝崛起于东南而后北上中原说[152]等等，不一而足。
总体上看，二里头文化中的所谓外来因素，多可从王湾三期文化中找到源头，可以认为它们大多是“垂直”继承自中原当地龙山文化的，二里头人不大可能是在二里头文化崛起时才从外部“挺进中原”的，它只是在一个新的高度上接续和整合了龙山时代逐鹿中原的“群雄”的文化遗产。
此洛河非彼洛河
整个洛阳盆地，西高东低。伊、洛两大历史名河横贯其中。面积约1300平方公里的洛阳盆地，有“十三朝故都”之称。这说的是在夏商至唐宋间的两千余年时间里，有十多个王朝曾在此建都。一个并不太大的盆地作为权力中心而受到长期的青睐，这在全球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这所谓的“十三朝故都”，遗留下了五大都邑遗址。它们绵延分布于长达30多公里的盆地中心地带，由西向东分别是东周王城、隋唐洛阳城、汉魏洛阳城、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被誉为华夏文明腹心地区的五颗明珠。这几座都邑遗址都分布于盆地北侧宽广的二级阶地上。中国古代以水之北、山之南为“阳”。上述几大都邑，都背靠邙山、面向古洛河（隋唐洛阳城虽跨洛河而建，但其重心仍在洛北），是为“洛阳”[153]。
任何历史，都是在地理这部大书中写就的，所以治史者都极注重古代地理环境的复原。
据研究，现在洛河下游自今洛阳市与偃师交界处，汉魏故城西南到伊、洛河交汇处河段就并非先秦时期的古洛河。它不仅形成晚，而且还应是因人工干预而改道的。从汉魏时期开始，为了保证“东通河济，南引江淮”的漕运的畅通，人们在作为都城的汉魏故城西南一带，用堰塞疏导的方法迫使部分洛河水流入人工渠——阳渠（谷水），增大其流量以助行舟。这就是所谓“堰洛通漕”的水利工程。洛河故道则应在今洛河河道、汉魏洛阳城和二里头遗址以南[154]。
洛阳盆地平原区地貌结构
现在我们从偃师商城去二里头要跨越洛河，进入（伊、洛）“夹河滩”地区，但一定要知道当时这两座大邑都在古伊洛河的北岸，这是我们在地理上了解二者的重要前提。
为什么我们在这里称古伊洛河呢？现在的洛河、伊河交汇处，位于偃师商城东南，以下河段称为伊洛河。但古伊河、洛河则合流于汉魏洛阳城南一带，在二里头遗址的上游，所以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当时流经二里头和偃师商城南的河段应称为古伊洛河，而非古洛河[155]。
华夏文明腹心地区的五颗明珠——五大都邑遗址，都背靠邙山，面向古洛河
一水冲三都
喜怒无常的河水往往是不驯服的。“堰洛通漕”使阳渠（谷水）成为主水道，最终冲决成了现在的洛河。这一人工改道对当时人来说也是一利一弊，虽有通航之便，但河水在泛滥时极具破坏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以后的岁月中，它不但冲毁了汉魏洛阳城的南垣，也破坏了偃师商城西南城垣的外角。另外，它使得原洛河河道水流量减少，流速减慢，逐渐淤塞，以致最终废弃。
说到现洛河之于二里头，则令人扼腕叹息。如果说肆虐的河水仅“剐蹭”了偃师商城的一角，那么它对二里头遗址的破坏则是巨大的。六百多米宽的洛河河道横扫遗址北部，现存面积300万平方米是“劫后余生”，推测至少有100万平方米的遗址被彻底切割破坏[156]。
洛阳盆地中东部水系变迁与先秦遗址分布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貌特征是，上述“堰洛通漕”工程居然兴建于一条东西向的隆起地带上，学者们认为它应当就是古文献所称的“亳坂”[157]。说到“亳坂”得稍作解释。这地名最早见于晋《太康地记》，说的是“尸乡南有亳坂，东有城，太甲所放处”。这段话在夏商分界讨论中引用频率极高，“尸乡”、商都“亳”、商王“太甲”所包含的丰富的历史信息，引人遐思，同时也无从验证。“亳坂”是坂，一处有缓坡的高地没有问题，是否就是商都亳邑之所在，不知道。至少，先秦文献中没提。
这片被称为“亳坂”的微高地绵延20公里有余，西逾汉魏洛阳城，东达偃师商城。汉魏洛阳城和偃师商城的地势都是南北高、中间低，向北均随邙山地势逐渐抬升，向南的抬升则是因为古“亳坂”的存在。东汉洛阳城南宫及灵台、明堂、辟雍等礼制建筑和中国最早的国立大学——太学都位于这“亳坂”之上，偃师商城的宫殿区及若干重要建筑也位于城的南部，都应与这一带地势较高有关[158]。
前已述及阳渠就建在“亳坂”上，洛河更肆无忌惮地把这一条状高地撕成两半。位于高地北坡的偃师商城似乎“伤势”不重，但其南垣南门外是否有重要遗存已无从知晓。汉魏故城南垣被彻底破坏，城南重要礼制建筑和太学，已与城内宫室及永宁寺、白马寺等隔河相望。
如果在汉魏洛阳城和偃师商城之间画一连线，你会发现位于二者中间的二里头遗址明显偏南，整个遗址正坐落在坂上，因而其北部遭受重创。而“亳坂”北有一条蜿蜒东行的凹地槽，横贯偃师商城中部的所谓“尸乡沟”就是它的东段。这一凹地槽或为汉魏时期的漕运河道——“阳渠”遗迹[159]。
洛阳盆地南北地貌综合剖面图（T1～T3分别为一至三级阶地）（夏正楷等 绘）
“半岛”上的新居民
幸运的是，濒临伊洛河故道的二里头遗址，占据了“亳坂”南坡一处向南伸出一公里余的半岛状高地。此后，这处都邑的中心区就建立在这高起的“半岛”之上。“半岛”的东西两面是河湾浅滩或沼泽湿地，南端至今还有2～3米高的断崖，从上面可以俯瞰宽阔的古伊洛河河床低地。三千多年前的当时没有大堤，只能任河水漫延，所以水大的时候从半岛南端的作坊区向南望，一定是汪洋一片。到了四公里外的现伊河南岸，地势才提升起来，可以住人。那时没什么污染，天晴时能见度高，从二里头都邑向南远眺，应当能看到隔岸高崖聚落的炊烟（现伊河大桥旁的高崖村有一处同时代的遗址）。
一位当地老农侃二里头“半岛”的优越性，其权威性似乎不逊于学者：1982年夏天伊洛河流域发大水，整个“夹河”地区全部被淹，只有这片高地在水面之上！这块宝地成了附近村民的“诺亚方舟”。他给我们指当时的水位线，大致在海拔118米左右，与我们钻探所得二里头遗址的边缘线基本吻合[160]。
但这块宝地，在二里头人到来前却并未被充分地开发利用。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阶段，这里仅分布着数个小型聚落，大都在古伊洛河北岸的近河台地一线。王湾三期文化时期，这几个小聚落也不见了，居民极少，仅发现有零星的遗存。最近的古代环境研究表明当时水势很大。
二里头的聚落变迁
到了距今3800年左右，这里突然热闹了起来。大量人口涌入，使得它在极短的时间内膨胀为一个超大型的聚落，或者是由若干聚落组成的大聚落群，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无论上述哪种情况，它已显现出不同于嵩山周围同时期一般聚落的规模和分布密度[161]。由于后来人们在此地的频繁活动，这些第一批到达二里头者的遗存深埋于地表两米以下，所剩无几，支离破碎。考古工作者只能通过蛛丝马迹来推测他们的生存状况。我们不知道他们来自何方，就把他们称为“二里头人”吧。
他们使用的陶器有新砦甚至龙山的风格，但又融合进了一些外来的因素，发展出自身的特色。他们已掌握了冶铜技术，使用铜刀等小型工具；用绿松石珠和远方来的海贝作为装饰品，这是只有贵族才能佩戴的；他们还用牛、羊、猪的肩胛骨来占卜；破碎的陶器上保留着刻画符号[162]。说到“不动产”，只见有小型墓葬和垃圾坑等，显然“等级”不够高。所以，我们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说这批二里头的新居民是控制广大地域的统治者。
但考虑到此时的新砦大邑至少已经衰落或已退出历史舞台，二里头似乎成为嵩山南北一带独一无二的超大型聚落，有理由推断这里在“二里头人”到来之初，可能已成为较大区域的中心性聚落，只是我们对他们的了解还太少。
无论如何，这批最早的“二里头人”的到来，奠定了这座都邑日后全面兴盛的基础。
都邑大建设
历史进入公元前1700年左右，即考古学家所谓的“二里头二期”时，二里头迎来了她作为都邑的大建设、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遗存开始遍布现存300万平方米的遗址范围。显然，这是人口高速膨胀的证据。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全面铺开。
城市建设，规划在先，现在听来属于常识。但在二里头以前的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哪处中心性聚落或都邑有过如此缜密的总体规划设计和明确的城市功能分区。如前所述，无论陶寺还是新砦，都是因地制宜，不求方正。这与二里头都邑的布局结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里头都邑中心区的演变
二里头5号基址——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多进院落宫室建筑
二里头宫殿区发掘
首先，地势最高亢的“半岛”上，也即遗址中南部成为中心区。那里先有了“井”字形的主干道网及最早的一批大型建筑。道路的方向决定了当时及此后二里头都邑单体建筑的方向，以及宫室建筑群中轴线的方向。纵向南偏东174°～176°（即习称的北偏西4°～6°。但我国处北半球，建筑多以南面为正向，应以南为准）左右，可称为“二里头方向”。
如果上挂下联，值得注意的是新砦的浅穴式大型建筑为86°（因横向无门，以东向计）[163]，与二里头宫室建筑的方向大体一致。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嗣后二里岗、殷墟期的城址建筑基本为南偏西，有学者认为应是二者分属夏、商王朝的重要依据[164]，但仍有学者持别样的解说，无法成为定论。
两纵两横的大路，把遗址中心区划分为不同的区域。四条大路围起的区域内，分布着成组的大型夯土建筑，应为宫殿区。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两座大型宫室建筑，均为一体化的多进院落的布局。由于中国土木建筑难以高耸的特性，作为身份地位象征的宫室建筑不得不向“纵深”发展，因此，多进院落成为中国古代宫室建筑的主流。所谓“庭院深深深几许”，此之谓也。而我们在3600多年前的二里头，找到了这类建筑最早的实例。
宫殿区以北已开始作为祭祀区使用，祭祀遗迹与墓葬散布其间。宫殿区以南制作贵族用品的作坊区开张，沿大路内侧围以夯土墙，显现出对这一特殊区域的重视。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铸铜作坊就发现于此。中国社科院杜金鹏研究员，把围垣作坊区称为“工城”，认为祭祀区、宫殿区（后来建起了宫城）和“工城”，构成了二里头都邑的大中轴线[165]。
二里头都邑中心区的重要遗存
墓葬散见于遗址各处，整个都邑范围内没有固定而长期使用的埋葬区域。这种状况与二里头文化相始终。
遗址东北部至东缘一带曾发现大型沟状遗迹，已知长度达500米许，宽10米左右。之所以不称其为壕沟，是因为它有多处中断，应该不具有防御功能。但它是二里头聚落的东部边界，显然具有区划的作用。这一沟状堆积形成于二里头二期，应系大量取土所致，后来成为垃圾倾倒处[166]。考虑到大沟内土的容积，不是一般聚落建房用土所能消化，因此不排除用于宫殿类大型夯土建筑取土，或大型制陶作坊采取原料土的可能，而大沟附近尚未发现这类需大量用土的遗迹。因此，有理由推测这一取土沟是经过有意规划而不是随意挖成的，甚至不排除它提供了数百米外宫殿区的建筑用土。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都邑建设上的规划性。
走向全盛
对二里头文化如做二分法的观察与描述，那么二里头第一、二期和第三、四期，就分别被归并为二里头早期和二里头晚期。这早、晚期之间还真有显著的变化。在二里头都邑，可以用走向全盛来概括。从遗存的分布范围和内涵看，二里头文化三期持续着二期以来的繁荣。总体布局基本上一仍其旧，道路网、宫殿区、围垣作坊区及铸铜作坊等重要遗存的位置和规模几同以往。但与上一期相比，这一阶段的遗存也出现了若干显著变化，值得关注[167]。
明清紫禁城。纵长方形的二里头宫城，里面林立的宫室，带门楼的南大门，应该与其一脉相承
首先，宫殿区的周围增筑了宫城城墙。二里头二期时的大路本来就宽，一般10余米，局部地段可达20米，发掘的同仁戏称其堪比现代四车道。宫城城墙就建在这“井”字形的四条大路上的内侧。好在墙不宽，2米左右，墙外的道路仍继续使用。宫城城墙围起的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纵长方形，与磁北仅数度之差的“二里头方向”，里面宫室林立，带门楼的南大门。人们看着会觉得眼熟：这太像紫禁城了。它的总体面积虽仅是明清紫禁城的七分之一，但这可是3600多年前的，中国最早的“紫禁城”！
一大批大中型夯土建筑基址兴建于这一时期。在宫城南大门中轴线上，一座面积达1万平方米的庭院式宫殿拔地而起。这就是著名的1号宫殿。1万平方米是个什么概念呢？它比占地7140平方米的国际标准足球场还要大一圈。逾10万平方米的宫城和1万平方米的大型宫殿凸现于东亚大陆的地平线上，史无前例，它的象征意义和历史地位都是可以想见的。
迄今为止，二里头宫城内共发现两组大型建筑基址。上面说的宫城南大门门塾及其内的1号宫殿位于宫城西南部，另一组建筑则坐落于宫城东部。宫城东部在二里头二期时本来有并列的两组建筑，由前后相连的多重院落组成（3号、5号基址）。三期时它们都被彻底平毁，新建的2号、4号基址另起炉灶，采用单体建筑纵向排列，压在被夯填起来的3号基址的遗墟上。两个时期的建筑格局大变，同时又基本上保持着统一的建筑方向和建筑规划轴线。
二里头1号宫殿复原
随着宫城城墙与一批新的大型建筑基址的兴建，宫城内的日常生活遗迹，如水井、窖穴等在数量上显著减少。这一现象似乎昭示了宫殿区的特殊功能，它成为一处为统治阶层所独占以从事特殊活动的、更为排外的场所。
公共空间的阙如，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北京大学唐晓峰教授指出：“不让看，也是中国传统城市建筑景观的一大特点……‘金銮宝殿’固然了不起，但看不见，它只属于同样看不见的皇帝，而不属于城市，不易转化为城市纪念物。”[168]看来，这一传统至少可以上溯到二里头，甚至更早。
在围垣作坊区的北部，一处面积不小于1000平方米的区域被用作绿松石器的生产，发现于贵族墓中的嵌绿松石铜牌饰以及其他绿松石饰品，应当就是这类作坊的产品。与此同时，铸铜作坊开始生产作为礼器的青铜容器。
除了青铜礼器，贵族墓中也开始随葬大型玉礼器，其奢华程度较二期又上了一个台阶。联系到大型宫室的营建，日本京都大学冈村秀典教授认为，真正的“朝廷”与“宫廷礼仪”应是发端于这个时期的[169]。
持续辉煌与都邑终结
二里头四期，其时间下限已接近公元前1500年。作为二里头文化的最后一个发展阶段，下接更为辉煌的二里岗期商文化，此期的二里头想不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都难。
以往的一般认识是，二里头文化四期（至少是其晚段）的二里头遗址已出现衰落的迹象，1号宫殿基址已经废弃；偃师商城与二里头遗址的关系可大体用“一兴一废”来表述。因而，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幕改朝换代的悲喜剧——“夏殷革命”就是在这里上演的。
增筑于二里头文化末期的大型基址—6号基址
二里头都邑真的衰败甚至废弃于此期吗？是毁于敌手吗？作为都城的二里头终结于何时？近年的发现有助于加深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勘察发掘与初步研究结果表明，这一阶段的遗存在遗址中心区分布相当密集，周围地区则较此前有所减少，但遗址规模并未缩小，已发掘的遗迹数量也与二里头文化三期相近。同时，宫殿区仍延续使用，范围甚至有所扩大。1号、2号等多座始建于三期的夯土基址、宫城城墙及周围大路等重要遗存，直到此期的偏晚阶段均未见遭遇毁灭性破坏的迹象。宫殿区范围此期遗存的丰富程度远远超过三期。在宫殿区东部还发现了增筑于这一时期偏晚阶段的大型基址（6号基址等）和庭院围墙[170]。
在此期晚段，宫殿区以南的围垣作坊区又新建了一道大型夯土墙，夯筑质量远远高于宫城城墙。制造贵族奢侈品——青铜礼器和绿松石器的作坊一直延续使用至二里头文化四期。
这一时期，二里头墓葬所见青铜容器和玉器等礼器的数量和质量都超过了第三期。据我们对二里头出土铜、玉礼器的重新分析，属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的青铜容器只有爵一种，大型玉礼器只有圭和璋等；迄今为止可以确认的最早的青铜兵器戈、戚（有学者认为是战斧）属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至于盉、斝、鼎等青铜容器，多孔玉刀、戈、璧戚等大型玉礼器，都是在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才出现的[171]。此外，形体较大、纹饰精美的陶器也屡有发现。
种种迹象表明，在一般认为已实现了王朝更替的二里头文化第四期（包括其晚段），这里的宫殿区仍在使用中，仍在兴建新的大型建筑工程，仍集中着大量的人口，存在着贵族群体和服务于贵族的手工业。它的繁荣程度并不逊色于第三期，在若干方面甚至较第三期有所发展。因此，从考古学的层面上看，这一阶段的二里头遗址仍属都邑性质的大型聚落。即便在其间发生了王朝更替的历史事件，也并未导致这一都邑迅速而全面的衰败。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的二里头遗址，仍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遗址中罕见相当于二里岗下层文化晚段的遗存，表明二里头此时全面衰败，人烟稀少[172]。
您可能要问，那么二里岗下层文化早段遗存呢？我们认为二里头文化的下限应已进入这一时段。换言之，二里头文化第四期与二里岗下层文化至少有一段时间是共存的。
不堪重负的陶器
前已述及，不同空间的遗存“共时性”问题是令考古人挠头的一大难题。我们虽摸索出了“搭桥法（桥联法）”，即通过器物（主要是日用陶器）间的相似度来推断所在遗存的共时性，但说到底还是推断，不是确证，结论的不确定性是可以想见的。不要说相似相近，即便是看起来相同的器物就一定是同时的吗？时空差，文化谱系的差异，历史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都会使文化现象变得错综复杂，让人眼花缭乱。
对二里头文化第四期与二里岗下层文化早段（约当偃师商城第一期）究竟是前后相继还是至少有一段时间共存，就存在着不同的看法。问题的症结主要在于已发表的材料中，尚缺乏能够确证二者早晚关系的层位依据，目前的研究还仅限于陶器形制风格上的排比推断[173]。鉴于此，二里头遗址作为重要都邑，是否与初建期的偃师商城并存过一段时间，也尚存异议。
这里不拟一一列举学者们通过日用陶器来分辨夏商王朝的丰硕成果。夏商分界研究的每一家都认为自己有过硬的以陶器为中心的文化因素分析上的证据。正因为每一家都能拿出自认为过硬的证据，才让我们对这种证据的可信度及其立论前提产生怀疑。显然，其立论前提是，日用的、锅碗瓢盆的风格是以改朝换代为转移的。我们曾对王湾三期文化晚期至二里岗文化早期的陶器群组合演变情况做过梳理。发现从以陶器为主的文化特征上看，这一长时段的文化演进过程是渐进的，其间缺乏大的突变和质变现象[174]。
可以认为，在相关文化分期与谱系研究乃至文化归属问题上的种种歧见，也应主要归因于该地域文化发展上的渐进性或曰连续性。这一区域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考古学文化面貌既以当地先行文化为主源，随时间的推移按惯性连续演进，又不断吸纳新的文化因素，形成各阶段的特色。尽管有族群甚至王朝的更替，但它们却没有像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那样由于外族入侵而导致文化上的大断裂。这种连续性的特征，应是中国上古史上这一社会剧变时期人们共同体的分化与重组的真实写照。后世中国王朝更迭而文化内核大致不易，其渊源或可上溯至此期，也未可知。
难哉，一刀断夏商
让我们从后向前捋一捋夏商分界诸家的论断，并愿意代其罗列或补充有利于其论断的“证据”。
认为只有二里头文化才是夏文化者，多认为该文化与二里岗文化未曾共存、前后相继。持此说者以一支考古学文化只能属于一族一王朝为立论前提，在两支文化间“切刀”，分割夏商，干脆利落。此说将物质层面的考古学文化与族属、王朝之类人群或其发展阶段等量齐观，而这在理论和实际两个层面都需要加以深入论证。考古学上的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文化同属商王朝文明，即是反证。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材料也不支持这样的推论[175]。
二里头至二里岗时代青铜容器的流变
在二里头文化以内“切刀”的学者应该不认同上述观点，但持不同“切法”者的看法又有差别。持二里头三、四期分界，或二里头四期早、晚段分界说者，可以认为是对上述认识做了修正，他们多视四期（或其晚段）遗存为进入商纪年的夏遗民的文化。
近年，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了这样的观点：由郑州、偃师两座商城的早期和二里头末期都存在下七垣、岳石和二里头三种文化因素，可知它们具有“共时性”。对于偃师商城崛起于洛阳盆地二里头都邑近旁，时间上看又大体上“一兴一废”这一现象，一般用“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理论，解释为若非夏商更替，断无可能[176]。这大概是迄今为止最能自圆其说的一种解释。除了日用陶器所标识的物质文化面貌，建筑学上的“二里头方向”不同于诸商代城址的方向，也被用来作为划分两大族团两大王朝的重要佐证。但并非无懈可击。
有利于此说的现象还有，鼎、斝这类二里头文化纯日用陶器，在二里头四期居然被作为青铜礼器铸造使用。这与第三、四期铜爵、盉仿自同类陶礼器形成鲜明对比。对于特定的人群来说，这应是“伤筋动骨”的大事。同出一墓的铜鼎和圜底铜斝是迄今所知青铜器中最早的外范采用三范的例证，这种制造工艺习见于其后的二里岗文化[177]。
至于宫城和1号宫殿的兴建，在彻底平毁二期宫室后于其遗墟上另建格局不同的2号、4号基址，青铜礼器的铸造使用，以及陶鬲等“新生事物”的出现，都可作为有利于二里头二、三期分界说的证据。
二期都邑大建设开始，初现大型宫室建筑群，地域上的势力大扩张也随之展开，陶器群从具有浓厚的龙山、新砦风格到形成自身特色，又可以作为一、二期分界说的证据。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有哪一家持有决定性证据。难哉，一刀断夏商！
说到底，在考古学家致力解决的一长串学术问题中，把考古学文化所代表的人群与历史文献中的国族或者王朝归属对号入座的研究，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暂时不知道二里头姓夏还是姓商，丝毫不影响它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分量。再说句大实话，这也不是考古学家擅长之事。考古学家最拿手的，是对历史文化发展的长程观察；同时，尽管怀抱“由物见人”的理想，但说到底考古学家还是最擅长研究“物”的。对王朝更替这类带有明确时间概念的、个别事件的把握，肯定不是考古学家的强项。如果扬短避长，结果可想而知。回顾一下研究史，问题不言自明[178]。
五 中原与中国
文化大扩张
还是回到考古学，谈谈我们擅长的事吧。
第二部分“嵩山的动向”曾介绍过“新砦类遗存”的分布范围，它以嵩山为中心，集中见于今郑州地区，似乎北不过黄河，南不过禹州[179]。二里头一期遗存的分布地域则以嵩山北麓的伊洛平原和嵩山南麓的北汝河、颍河上游一带最为密集。这一带恰是王湾三期文化、“新砦类遗存”和二里头文化的核心类型——二里头类型的中心分布区。“新砦类遗存”的晚段和二里头一期遗存的早段可能同时并存。但到了二里头一期遗存的晚段，新兴的二里头文化已覆盖了包括原“新砦类遗存”分布地域在内的更大的范围[180]。但总体上看，二里头一期遗存的分布西至崤山，北以黄河为界，东未及郑州、新郑一线，南不过伏牛山[181]。与其后二里头文化的大扩张相比，它就小巫见大巫了。
大体与前述二里头都邑的膨大化和大建设浪潮同步，以其为辐射源，二里头文化的冲击波也以前所未有的势头铺展开来。
自二里头二期始，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开始跨过黄河，北抵沁河岸边，西北至晋西南的运城、临汾地区，向西突入陕西关中东部、丹江上游的商州地区，南及豫鄂交界地带，往东至少分布到豫东开封地区[182]。说二里头文化一统中原，似不为过。与早于它的众多史前文化相比，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首次突破了地理单元的制约，几乎分布于整个黄河中游地区。
二里头文化的扩张与控制模式（宫本一夫 2005）
与此相应，二里头文化也被划分为二至五个地方类型，显现了这支核心文化与当地土著文化的交汇和融合。其中以嵩山一带为中心的二里头类型和晋西南的东下冯类型被认为是最具代表性的遗存[183]。
也有学者认为分布于晋西南的东下冯类型不属于二里头文化。就中国考古学的传统而言，对考古学文化的界定尽管在理论上包含对各类遗存的分析，但在实际操作中主要还是以日用陶器尤其是炊器作为最重要的指标的。对二里头文化的指认也不例外。众所周知，二里头文化以深腹罐、圆腹罐、罐形鼎为主要炊器，而以山西夏县东下冯为代表的文化遗存的主要炊器组合则为鬲、甗、斝等。鉴于这种情况，故宫博物院张忠培教授等指出东下冯一类遗存与二里头文化的炊器“不仅泾渭分明，而且均渊源有自”，与其归入二里头文化，不如“将其视为源于三里桥文化发展出来而接受了二里头文化巨大影响的一支考古学文化”[184]。在不改变既有界定指标的前提下，东下冯一类遗存由于炊器群的显著差异而不应被划归二里头文化[185]。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考古学文化本来就是一种人为的聚类分析，不必过于较真。我们还可以从研究史的角度来加深对东下冯问题的理解。“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的概念提出之初，北京大学邹衡教授就把它称为“东下冯型夏文化”[186]。从该用语的字面意义，可以窥见这一文化界定的研究史背景：对考古学文化归属的判定与对其所属人群的族属推断密切相关。
但这些认识上的差异并不太妨碍我们对这一时代文化大势的把握。无论如何，曾诞生了辉煌的陶寺文化的晋西南地区，在进入二里头时代，出现了至少是“接受了二里头文化巨大影响的一支考古学文化”，甚至就是二里头文化的地方类型。差异是解释之间的差异，遗存就是那一群。只要不执着地非要追究它主人的身份，关于东下冯类遗存是二里头文化大扩张的产物，还是取得了共识的。
二里头国家的“疆域”
要说史就得由物见人，就不能总围着“考古学文化”那堆“物”打转转。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说到底还是二里头人用的东西及其仿制品的空间存在状态。如果进一步追问，它就是二里头国家的“疆域”吗？
这二者当然是不能画等号的，正像二里头文化不能和夏族画等号一样。那么它们就完全没有关系了吗？好像又不能这么说，那堆“物”中应当有它背后的那群人活动的“史影”，否则考古学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
先要讨论的是，二里头国家有疆域吗？常识告诉我们，有国家就有疆域。但早期国家的疆域又很不同于现代国家。它没有“疆界”或“边界”的概念，没有非此即彼的一条“线”的区隔。那时人口虽较新石器时代有所增长，但还没到人挤人的地步。各聚落群团间还有大量的山谷森林绿地旷野相隔，同一族团的聚落也不一定全连成片，准确地说它们是一些“点”的集合。间或还有“非我族类”的敌对势力横在中间，也未可知。所以，即便有“疆域”也是相对的、模糊的甚至跳跃的。
这里介绍一则日本学者对早期中原王朝政治版图推论的思路。
首先，他们承认仅凭考古学材料难以弄清中原王朝政治疆域的范围。同时，他们从确认中原王朝的核心地区（嵩山南北和伊洛盆地一带）出发，进而“假定”陶器的主体与这一核心属同一系统的地区为中原王朝的政治领域。
推论从二里头都邑出发。在二里头时代，青铜礼器的制造和使用基本上集中于王都，具有极强的独占性，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物[187]。青铜礼器以下，作为王都的二里头典型陶器中有一群陶礼器，如爵、觚、盉、鬶等。它们也是具有社会或政治象征性的器物，应该在某些礼仪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以赐予的形式从王朝扩散到各地的器物应该就是这类陶礼器。
二里头时代出土有陶礼器的遗址分布
如是，二里头以外的各聚落遗址是否出土陶礼器，也就应与该聚落的阶层地位有密切的关联。通过确认出土陶礼器的遗址的分布范围，可以论证当时在该范围内可能已形成了一个以政治秩序统一起来的共同体，形成了政治版图[188]。显然，相对于日常使用的锅碗瓢盆，由这类作为身份地位象征物的陶礼器入手，更容易把握住当时国家的政治脉动。
在二里头文化分布范围内至少有20余处遗址出土陶礼器，可以看到其分布几乎遍及整个二里头文化分布圈。除了超过300万平方米的二里头遗址，60万平方米的稍柴（王都近邻加强首都功能的具有特殊作用的大型聚落）和51万平方米的大师姑（中原王朝面向东方或北方，起特殊作用的政治军事据点）之外，其他聚落遗址的面积集中在10万～30万平方米之间。而且，它们在小流域或小盆地等地理单元内，几乎都属于最大规模的聚落。这与占遗址绝大多数、面积不足10万平方米的小型聚落形成对比。可以推测这些出土陶礼器的聚落应是被纳入以礼器为标志的王朝秩序架构的诸区域的中心聚落，它们的分布，很可能与以王都二里头为顶点的中原王朝的政治疆域的范围大体重合[189]。
“畿外”的殖民据点？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日本南山大学西江清高教授等把王湾三期文化到二里头文化早期主要分布区的嵩山南北一带，称为中原王朝的畿内地区，这一区域的陶器在发展谱系上具有连续性。二里头文化的其他地方类型在陶器谱系上则与当地龙山时代遗存不相接续，他们称之为次级地区（“二次的地域”）。这类外围地区含有二里头文化因素的中心聚落，或可看作中原王朝在扩张其政治版图的同时营建的殖民据点[190]。日本九州大学宫本一夫教授将上述次级地区径直称为畿外地区，认为畿内和畿外地区分别具有在政治上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的意味[191]。
位于二里头东南淮河流域的河南驻马店杨庄遗址，地处从中原腹地到长江中游的交通线上，应是畿外地区的中心聚落之一。该遗址从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文化内涵变化显著，可知外来的二里头文化替代了当地的文化传统。虽然驻马店二里头时期的文化因素具有与二里头文化中心区相似的内涵，但也有不少当地因素。与以粟作农业为主的黄河流域同期遗址不同，杨庄的农业经济以水稻耕作为主。杨庄聚落围以环壕，也是畿内地区聚落所罕见的。遗址中还出有大量石矛、石镞等兵器，也暗示着该聚落可能的殖民据点的性质[192]。在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中，这一处于南北交通线上的设防聚落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