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中原腹地到长江中游交通线上的驻马店杨庄遗址，具有和二里头文化中心区相似的文化内涵
陕西商洛东龙山遗址，是迄今所知二里头文化分布区西端的一处中心聚落遗址。在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早期时，这里还存在着与二里头文化完全不同的具有浓厚当地特色的陶器群，表明这里还不属于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但是到了二里头文化晚期，其陶器群已与畿内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极为相似[193]。东龙山聚落很可能是在二里头文化的大扩张中在畿外地区营建的一处殖民据点。
商洛东龙山遗址环境素描（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 2011）
东龙山遗址位于秦岭山脉的东部，包括铜矿在内的多种自然资源分布于这一带[194]。同时，东龙山遗址位于长江水系汉水支流丹江的上游，在丹江下游与汉水交汇处附近又有属于二里头文化的淅川下王岗遗址[195]，这两处遗址的文化面貌也较为接近。连接丹江和汉水流域的这些地点，应是中原王朝西南方的交通线。从东龙山遗址稍微北上，就能抵达黄河水系的洛河上游，那里的水路可通达洛阳盆地。
长江边的“飞地”
说到二里头文化的南界，一般认为驻马店以南的河南信阳地区，虽也发现了若干含有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遗址，但其文化内涵与典型二里头文化还存在较大的差别，文化性质应另当别论[196]。至多，二里头文化的南界在鄂豫交界地带[197]。
早期王朝时代，国家的扩张沿着水路、陆路呈线状推进，形成点状的“飞地”，而这些据点的设立，与对自然资源的获取有着很大的关系（刘莉等 2002）
由汉水及其支流再向南，即可抵达长江中游的重镇武汉。武汉市区东北、天河机场附近的黄陂盘龙城遗址，以二里岗时代商王朝在南方的重要据点而著称。外来者最早在此安营扎寨，大致在二里头文化晚期（发掘者认为最早的遗存可以早到二里头文化早期[198]，可商）。至于二里头时代盘龙城遗址的性质，学者们的意见也不一致。究其原因还是其文化面貌与典型二里头文化有同有异，究竟是异大于同还是同大于异，诸家看法各异。总体上看，它的相似度还是很高的。至少，它的文化比其北的信阳地区甚至淅川下王岗、驻马店杨庄等聚落还接近于二里头都邑。鉴于此，湖南大学向桃初教授认为不能排除此类遗存是二里头文化晚期在较短时间内从中原地区直接传入的可能性[199]。
早期国家的扩张方式，最大可能是先沿水路、陆路呈线状推进，有些可能就是点状的“飞地”（中转站或军事据点）。盘龙城，究竟是这类“飞地”还是星星之火“燎原”成了个二里头文化的地方类型，有待进一步探究。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些中原王朝的据点因何而设？二里头文化扩张的背后显然有中原王朝的政治意图，除了利用“天下之中”的有利条件在广大区域建立政治关系网以外，获取各地的自然资源应该也是其重要的目的。而且，这种资源的获取，在当时也就是最大的政治。
对此，美国斯坦福大学刘莉教授和中国社科院陈星灿研究员有精辟的分析。
洛阳盆地是一个相对封闭且肥沃的冲积盆地，能够养活密集的人口，也有利于军事防卫，但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缺乏自然资源。修建宫庙需要大量的木材，制造石器需要石料，铸造青铜器需要铜、锡和铅以及用作燃料的木炭，维持本地区人民生存必须有食盐等等，所有这些资源都难以在二里头周围的冲积平原发现，但是却可以在周围地区半径为20～200公里的范围内获得。
城市中心的发展显然需要这些重要资源不断地向都城输送。二里头处于通向周围地区的陆路和水路交通的中心位置，从这里可以沟通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许多次级中心或据点大概就是为了保证这些资源的开发和运输而形成的。因此，资源的空间分布、主要交通路线和次级地区中心的设置，对于我们理解早期国家控制重要资源的政治经济活动，具有重要的价值[200]。
铜与盐，扩张的动因？
刘莉、陈星灿把二里头和二里岗国家称为早期国家，认为这是东亚大陆最早出现的一批国家。前二里头时代的诸考古学文化所代表的人类群团，尚处于酋邦（chiefdom）时代。早期国家可能从距离首都或远或近的地区获得重要资源。石料、木材和木炭似乎在伊洛河盆地周围的山区就可得到，而青铜合金和盐则需从很远的地方运来。这两种与早期国家密切相关的资源集中在有限的几个地区，因此很可能成为国家直接控制的重要战略物资。他们关注的是，这些资源的开发如何影响了早期国家的聚落分布和领土扩张。
二里头和商代的青铜器是由铜、锡和铅的合金铸造的。从二里头到商代，青铜器的数量增加，重量和体积增大，意味着国家对铜、锡、铅矿开发和供应的控制能力在逐步加强[201]。
这里又要坦陈我们在用词上的尴尬和无奈。二里头和商代，两个非同类项的概念。我们还不能把它们看作是彼此排他的，无法确定二里头是否至少有一部分已属商代早期。在原史（proto-history）时代考古领域，这样的提法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我们应当知道这是权宜之计[202]。
对金属矿藏和盐这些重要资源的获取和控制，影响了二里头主要中心和次级中心的关系（刘莉等 2002）
根据矿产地质学研究，中国铜矿储藏量丰富，但分布并不均匀。其中三分之二蕴藏在长江中下游、云贵高原、晋南和甘肃的部分地区[203]。大多数的铜矿历史上都曾被开采，许多矿的表层已被开采殆尽。此外，许多历史上可能被开采的铜矿曾在过去的文献上留下了记录。锡集中在中国的少数几个地区，储量少，根据地质学的研究，主要的锡矿都在长江以南地区。显然，华北地区是穷锡区。根据文献记载，黄河流域存在小型锡矿且曾被早期王朝开采，只是大部分这样的锡矿历史上就被开采尽了。铅矿在中国有很广的分布，集中储藏于云南、内蒙古、甘肃、广东、湖南和广西等地区。
考古发现表明，这些富含金属矿藏的主要矿带，至少有两个进入了二里头和二里岗商王朝的视野：晋南的中条山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它们的金属矿藏应该是最早被开发利用的。
盐是人类饮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可以用于其他生计活动，比如加工兽皮。在中国古代，山西南部运城盆地的河东盐池（解池），为黄河中游地区和淮河流域部分地区的人民提供了食盐资源。河东盐池的盐是自然蒸发结晶的，易于采集，因此它可能是在历史时代以前很久就被人们利用的最早的盐业资源之一。食用解盐的地区恰是中国最早城市出现的地区，因此，河东盐池可能在早期国家的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204]。
国家群与“国上之国”
如前所述，无论伴随对金属等重要资源开发的扩张势头、青铜礼器和兵器的制造工艺，还是都邑的庞大化、宫室建筑的形制布局，在诸多的方面，至少二里头晚期到西周时代的中原王朝（或称早期国家、早期王朝），更多地显现出一种连续发展的态势。考古学文化的聚类分割或可能的王朝更替都没有导致这一总体趋势的断裂。
那么，中国学界近年常用的“早期国家”（early state）的概念，能否完全诠释以二里头为开端的中原王朝崛起于东亚的意义？以王都为顶端的如此巨大、复杂的社会，能否称为单一的“国家”？古文字学家早已指出早期王朝的地域统治并非稳定不变，周边政治集团时服时叛，那么当时的社会模式究竟如何？
二里头 1号基址复原图（杨鸿勋 2001）
盘龙城 1～3号基址复原图（杨鸿勋 2001）
岐山凤雏甲址复原图（傅熹年 2008）
宫室建筑形制布局的延续性。封闭式结构、坐北朝南、中轴对称等要素，体现的是“建中立极”、王权至上的政治思想
日本学者黄川田修博士在整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概括出从二里头到春秋时代以王都为顶端的早期王朝社会统治结构的三个特点：
（一）“早期王朝”绝非单一的国家（state）。它是由无数的诸侯国构成的“国家联盟”，应总称为“国家群”（state complex）。王室与各地诸侯均有自己的国家，而各地诸侯所统治的社会对于王室相对保持一定的独立性。
（二）各国家的聚落群都可见一定的阶层结构，即“大族邑—小族邑—属邑”，总体上构成“邑制国家”[205]。
（三）早期王朝并非如战国时代出现的那样高度发达的中央集权社会。
早期王朝在统御各诸侯之际，可用的政治手段以宗教仪式为主，而二里头文化期形成的“礼乐文化”在该仪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商（殷）、周以及传说中的夏，都是以礼乐作为纽带由邑制国家群组成的共同体”[206]。
美国匹兹堡大学的许倬云教授在英文版《西周史》一书中，曾将西周王朝及其在黄河、淮河、长江流域分封的诸侯群总称为“周系国家群”（the Chou states），但后来的中文版做了改订，把每个国家都称为“华夏国家”[207]。黄川田修采用许氏之说并加以修正，将二里头时代至春秋时代在黄河中游及周围形成的共同体称为“华夏系统国家群”（Hua-xia state complex）。
中国社科院王震中研究员则认为，“夏商周三代的王国，属于‘国上之国’，王国与邦国代表了当时国家类型的两种形态，而夏商周三代历史的特殊性之一也就在于中央王国与诸地域的邦国所存在的这种特殊关系”。认清这种关系，“不但有助于对当时国家概念的多层次的理解，也有助于加深对当时国家结构特殊性的认识”[208]。
如是，以“国上之国”为核心的“华夏系统国家群”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文明圈——华夏文明圈。
软实力催生“中国”世界
无论二里头属何种国家类型，可以肯定的是，它在内部高度发展的同时，向四围发射出超越自然地理单元和文化屏障的强力冲击波。显然，更大范围的这种文化的远播，不是靠军事推进和暴力输出，而是凭借其软实力的巨大张力。
从空间分布上看，盉（鬶）、爵等二里头风格的陶礼器向北见于燕山以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南及由浙江到四川的长江流域一带，西达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一带。进入二里头时代，第二部分“嵩山的动向”中所述起源于海岱地区的玉璋，又以二里头都邑作为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向长江中上游甚至岭南一带传播，直至越南北部。长江上游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出土的变形兽面纹铜牌饰，一般认为是以二里头文化的同类器为原型仿制而成。在黄河支流渭河流域的甘肃天水，也采集到了一件兽面纹铜牌饰，与二里头遗址出土铜牌饰相类。
这些都应是当地的土著文化选择性地接受中原王朝文化因素的结果。
需指出的是，目前各地所见二里头文化因素较为复杂，时间上也有早晚之别。有的可能与二里头文化大体同时，有的则要晚到二里岗文化甚至殷墟文化时期。有的大概属于早年的“传世品”，有的则可能是模仿二里头文化的器物而制作于当地，因而加入了若干当地的文化因素。有的文化因素还可能是经多次“接力”而间接向外传播的。由于传播距离的遥远，器物形制和装饰风格在不断变化，年代上也会大大晚于二里头时代[209]。
二里头文化前后东亚玉璋的分布。如果把这些相距甚远的出土地点联系起来看，可知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应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据邓聪图改绘）
东周时代中原式青铜剑的分布（西江清高 1999）
日本学者西江清高教授指出，在东亚大陆，秦汉帝国问世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原式直刃青铜剑的分布基本上可代表文化意义上“中国”的扩展范围。其北、南、西界分别及于长城、岭南和四川成都平原。这一范围，与上述二里头文化陶、玉礼器的分布范围大体相合，意味深长。或许，“中国”世界的空间轮廓，早在公元前二千纪前叶的二里头时代，就已显现出了它最早的雏形[210]。
这一范围，甚至突破了《尚书·禹贡》所载“九州”的范围。
邵望平研究员通过对中国内地考古学材料与古文献的整合研究，指出《禹贡》“九州”既不是中国古代的行政区划，也不是战国时的托古假设，而是自公元前2000年前后就实际存在的，源远流长的，自然形成的人文地理区系。公元前第二千纪，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区系先后建立起凌驾于其他区系之上的中央王国，成为三代京畿之地。中央王国以军事、政治的纽带把已经自然形成的中华两河流域文化圈进一步联结在自己的周围，迫使各区进贡其文化精华，并予以消化、提炼，再创造出更高层次的文明成果，从而迅速地发展壮大了自身，并以这些成果“赐予”、传播至周围各区，加速了各区文明发展的进程，同时也削弱了它们的独立性，从而产生了具有双重来源或多源的商代方国文化、周代侯国文化[211]。
作为广域王权国家的“中国”，由此起步。
余 论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李峰教授在《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家》“中文版序”中指出：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对西周国家的认识基本上可以在西周当代的史料（Contemporaneous Historical Sources）也就是青铜器铭文上建立起来，可以相对较少地受到后代文献史料价值观的困扰。
重要的是我们首先要把西周金文中的情况搞清楚（哪怕是不能完全搞清楚），这样我们即使使用后世文献才会有一个可靠的基础。如果我们从后世文献譬如说《周礼》这本书出发，我们将搞不清这些文献中记载的哪些是西周真正的制度，哪些是后世的创造。我想对于重视史料价值的史学研究者来讲，这一点是很好理解的。因此，在西周政府的研究中我是不主张用，至少是不首先用《周礼》的。这不是“二重证据法”所能解决的问题，而是我们有关西周历史的研究真正的立足点究竟在哪里的问题。[212]
与李峰出于同样的考虑，我们“描述”这段历史的出发点也没有放在后世的文献上。虽然没有甲骨文、金文那样直接的文字材料，但相比之下，不会说话的考古材料本身还是具有很强的质朴性。我们只要充分地意识到考古学材料和学科手段的局限性，注意过度解释的危险，避开它回答不了的具体族属、国别等问题，考古学还是可以提供丰富的历史线索的。抛却了王城岗究竟是“阳城”还是“羊圈”之类的争执，我们看到了一片广阔的天地。
对中原腹地文化态势和集团动向哪怕是粗线条的勾勒，正是中国考古学在历史建构上的重大贡献。公元前2000年左右中原腹地的考古学景观，导致源自后世文献的统一强势的早期“夏王朝”可能被解构，不能不认为是极具震撼力的。要强调的是，整个学科意欲逐渐摆脱“证经补史”的取向，意识到必须用自己特有的“语言”才能做出历史性的贡献，也只是十几年间的事。这使我们有理由对考古学参与古史建构的能力和前景感到乐观。
［注 释］
[1]许宏：《方法论视角下的夏商分界研究》，《三代考古》（三），科学出版社，2009年。
[2]许宏：《方法论视角下的夏商分界研究》，《三代考古》（三），科学出版社，2009年。
[3]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4]一般认为相当于公元前3000～前2000年左右。严文明：《龙山文化与龙山时代》，《文物》1981年第6期。严文明：《龙山时代城址的初步研究》，《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7年。根据最新的考古学和年代学研究成果，这一时代的下限或可延至公元前1800年左右，与二里头文化相衔接。
[5]存在了大约四百年的陶寺文化，被分为早期（公元前2300～前2100年）、中期（公元前2100～前2000年）、晚期（公元前2000～前1900年）三个阶段。公元前2000年左右，正值陶寺文化的中、晚期之交（何驽：《陶寺文化谱系研究综论》，《古代文明》第3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山西襄汾陶寺城址2002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墓葬》，《考古》2003年第9期。
[8]据最新的相关发现和对以往考古材料的再检视，发掘者又提出了陶寺晚期“石峁集团”入侵—本地政权复辟——最终被剿灭的假说。何驽：《对于陶寺文化晚期聚落形态与社会变化的新认识》，《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续）》，科学出版社，2015年。史实是唯一的，而阐释是无穷的，一切均有待进一步的探索。这里，我们讲述的只是一种可能，故标题附以问号以示不确定性。
[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山西襄汾陶寺城址2002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墓葬》，《考古》2003年第9期。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5年。高炜：《中原龙山文化葬制研究》，《中国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1993年。
[12]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1217号大墓》，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8年。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5年。
[14]高炜：《龙山时代的礼制》，《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15]高炜研究员在《中国文明起源座谈纪要》中的发言，见《考古》1989年第12期。
[16]许宏：《礼制遗存与礼乐文化的起源》，《古代文明》第3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
[17]牟永抗、宋兆麟：《江浙的石犁和破土器——试论我国犁耕的起源》，《农业考古》1981年第2期。
[18]指黄河下游以泰山为中心的滨海地区，与现山东省大致相当或略大。
[19]高炜：《中原龙山文化葬制研究》，《中国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1993年。
[20]韩建业：《略论中国铜石并用时代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和不同模式》，《古代文明》第2卷，文物出版社，2003年。
[21]高炜：《晋西南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汾河湾——丁村文化与晋文化考古学术研讨会文集》，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年。
[22]何驽：《2010年陶寺遗址群聚落形态考古实践与理论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1期，2011年。
[23]高炜：《晋西南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汾河湾——丁村文化与晋文化考古学术研讨会文集》，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年。
[24]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
[2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5年。
[26]高炜、吴钊：《陶寺遗址出土乐器的意义》，《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西卷》，大象出版社，2000年。
[27]梁星彭、严志斌：《山西襄汾陶寺文化城址》，《2001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国家文物局编：《早期中国——中华文明起源》，文物出版社，2009年。
[2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考古》2008年第3期。
[29]李健民：《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期，2001年。
[30]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
[31]沈长云、张渭莲：《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4页。
[32]罗琨：《陶寺陶文考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期，2001年。
[33]何驽：《陶寺遗址扁壶朱书“文字”新探》，《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28日。
[34]葛英会：《破译帝尧名号 推进文明探源》，《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32期，2007年。
[35]冯时：《“文邑”考》，《考古学报》2008年第3期。
[36]朱冰：《陶寺毛笔朱书文字考释》，《中国文物报》2010年12月24日。
[37]田建文：《我看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考古学研究》（十），科学出版社，2012年。
[3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考古》2008年第3期。
[39]许宏：《方法论视角下的夏商分界研究》，《三代考古》（三），科学出版社，2009年。
[40]高炜：《陶寺，一个永远的话题》，《襄汾陶寺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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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2002～2005）》，大象出版社，2007年。
[86]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2002～2005）》，大象出版社，2007年。
[87]前者年代已确认；后者不晚于汉代，待察。
[88]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2002～2005）》，大象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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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巩义市花地嘴遗址“新砦期”遗存》，《考古》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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