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测试
斯蒂芬·谢尔步履蹒跚地走进他在汉普顿的周末别墅。汉普顿是长岛的
一个富人区，离纽约市大约两小时车程，那里是许多华尔街高管的周末居
所。当时是3月13日星期五晚上7：30过一点儿，高盛首席财务官正努力回想
刚刚结束的一周。股市崩溃了，石油、黄金和公司债券的价格也是如此。没
有人买任何东西。投资者陷入了防御状态，卖出他们拥有的大部分财产，都
是为了换取冰冷、坚硬的美元。
负责监管高盛1万亿美元资产负债表的谢尔，在与华盛顿官员的通话中一
直跳来跳去，这些官员希望他能保证这家美国第五大银行的稳健性。“形势
不妙，”他对财政部首席副部长斯汀·穆奇尼奇说，“但我们会克服的。”
对于表现出的自信，他自己也只感觉到一半。华尔街的循环系统，即证
券和现金在买卖双方之间顺畅循环流动的系统，因恐慌而陷入瘫痪。投资者
想要他们的钱，为了拿到钱不惜抛售一切。还有数十亿资金被困在华尔街的
边缘地带，因为交易结算——在正常情况下，是一项琐碎的后台工作——陷
入了文书工作的地狱。结果，现金以令谢尔震惊的速度流出高盛。
最重要的是，他整个星期都在开会讨论如何让公司的3.6万名员工过渡到
远程工作，这种可能性在星期一似乎不太可能，但几天后就不可避免了。高
盛有很多灾难应对计划。2012年，在飓风桑迪肆虐期间，当曼哈顿下城其他
地方一片漆黑时，高盛地下室里的数百个沙袋使高盛的电力得以维持。《纽
约时报》刊登的一张照片记录了当时的场景，也让高盛的领导层更加认识到
未雨绸缪的重要性。在曼哈顿，恐怖主义始终是一种威胁。（2017年，一辆
面包车在距离高盛市中心总部几个街区外的拥挤人行道上冲过，造成8人死
亡，随后高盛更新了相关程序。）但银行的所有计划都没有料到会发生全面
的病毒大流行。这就是新冠病毒现在的情况：世界卫生组织在两天前正式宣
布了这一消息。全球的高管们，尤其是纽约的高管们，必须想办法在保证业
务正常运转的同时，安全地清空办公室，因为纽约已迅速成为美国的疫情中
心，截至3月9日，确诊病例已达142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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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周前，高盛在亚洲各地的少量员工已被拆散，并被派往备用地点，以
疏散拥挤的交易大厅。但在高盛总部，在这座10年前耗资20亿美元在哈得孙
河畔建造的玻璃和钢铁结构的摩天大楼中，员工众多，人口密度很大。每
天，约有1万名员工从纽约、新泽西和康涅狄格州的各个社区涌入公司的全球
神经中枢，他们从地铁和城市汽车上下来，进入狭小的电梯，然后进入11层
的大厅，在公司内部的星巴克喝咖啡，挤在两层楼高的中庭两边的皮垫长椅
上，欣赏自由女神像的壮丽景色。从那里，他们进入办公室套间，进入拥挤
不堪的交易大厅，这里现在已成为危害健康的公共场所。
谢尔与高盛公司总裁约翰·沃尔德伦及其首席行政官劳伦斯·斯坦的任
务就是想办法处理这些人。第一名受感染员工是高盛内部健身房的一名合同
工，在那个星期他的病毒检测呈阳性，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紧迫了。他们仨决
定从3月16日（下个星期一）开始分头行动。高盛纽约市的一半员工将像往常
一样到总部报到。另一半员工将在河对岸新泽西州的备用地点或家中工作。
员工将被分配到“蓝队”或“白队”，这既是对高盛公司标志颜色的致敬，
也是为了在日趋紧张的员工队伍中播下一些团队精神的种子。
这个计划理论上很简单，但实施起来复杂得令人抓狂，世界上最强大的
金融机构之一的三位高管变成了匆忙安排巡回演唱会的路演人员，他们为场
地和设备争得不可开交。这让55岁的谢尔疲惫不堪。他希望在汉普顿与家人
团聚时能得到短暂的喘息，结果刚进门手机就响了。电话是他的邻居——高
盛的财务主管贝丝·哈马克打来的，几分钟前他刚刚送她回家。两人的周末
住所相距不到1英里，都在萨加波纳克，两人是一起从城里拼车回来的。
哈马克也一直希望能平静地结束这令人头疼的一周。作为财务主管，她
的工作既枯燥又重要：确保银行在任何时候都有足够的现金存放在正确的地
方，使用合适的货币，以履行其财务义务。像高盛这样的银行，每天都有数
十亿美元的资金在流动，用于购买和出售证券、过账和接收抵押品以支撑未
平仓的交易头寸、为数十个国家的贷款提供资金，并满足客户提取存款的需
要。
管理账簿的重任落在了48岁的哈马克身上。哈马克是华尔街传奇人物霍
华德·摩根的女儿，摩根曾帮助创立了算法交易前沿对冲基金文艺复兴公
司，她在高盛工作了大半辈子，其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国债交易员。她思维
敏捷、一针见血，有一次上司问她，为什么高盛比摩根大通等大型商业银行
更难通过监管机构的审核，她用一首诗回答了这个问题（其中一句是“在危
机中，摩根大通有资金流入”）。2018年，她被任命为该行的财务主管，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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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份重要但并不讨好的工作——在顺境时无法被看见，在逆境时被置于耀
眼的聚光灯下，这恰好描述了刚刚结束的那一周。
她刚安顿下来，倒了一杯杜松子酒和芬味树汤力水，又加了一勺圣日耳
曼接骨木花利口酒，手机就亮了。汉普顿的手机服务出了名地不稳定，因为
多年来富裕的居民一直反对建造可能会破坏他们海景的新通信塔，哈马克在
和老板坐车回家的路上一直处于通信中断状态。她刚连接上家里的无线网
络，纽约和伦敦的副手们就纷纷发来电子邮件和语音邮件，但没有一个是好
消息。她拨通了谢尔的电话。
“你喝酒了吗？”她问，看了看自己的酒杯，还没碰，水珠都滴到桌子
上了。他没有。“很好，因为我们有麻烦了。”她说。
上个星期五晚上统计的高盛财务账目显示，本周有数十亿美元的现金流
出，几乎没有现金流入。正如哈马克对她的老板所说，市场动荡导致“大量
流动资金莫名其妙地离开了公司”。
流动性是现代企业的命脉。它指的是现金和政府债券等有价证券在紧要
关头可以被轻易出售，为日常运营提供资金，并偿还欠款。流动性对任何公
司来说都很重要，对银行更是至关重要，因为监管机构要求银行保持足够的
现金储备，以确保其能够履行交易义务，为贷款承诺提供资金，并兑现客户
的提款。即使是账面上看起来很富有的银行，如果流动性枯竭，也可能面临
致命的危险。它们可能被迫出售资产以筹集现金，这将吓得客户撤回更多资
金。结果就是老式的银行挤兑，现金和信心同步蒸发。这就相当于拥有一座
金矿却没有铁锹。
高盛拥有大量的黄金，账面资产超过1万亿美元。而且，至少在正常情况
下，它有足够的资金——其年终账簿上有超过2300亿美元的现金和其他资
产，如政府债券，这些资产通常被认为与现金一样好。但前一周的情况不太
正常。交易客户从混乱的市场上撤出，带走了他们的现金。大公司担心病毒
扩散，纷纷使用信用额度，迫使高盛为数十亿美元的贷款提供资金。高盛的
2300亿美元流动资金池在几周前看起来还很充裕，但现在正在迅速枯竭。
“Form 10-K Goldman Sachs Bdc,Inc.,”U.S.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February 2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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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这些资金中的大部分实际上并不是现金，而是持有的政府
债务。截至2019年底，高盛持有美国财政部以及房利美和房地美（为美国住
房抵押贷款提供担保的准政府机构）发行的价值超过1000亿美元的债券。
在正常情况下，这些债券交易顺畅，其价格可以通过华尔街其他经纪商的出
价随时确定，这意味着高盛可以很容易地出售这些债券，并清楚地知道它们
的价格。这就是投资的流动性，它和现金一样好。
但在这一周里，债券市场陷入停滞。卖方的要价与买方愿意支付的价格
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距，在某些情况下，差距大到交易完全枯竭。即使是通
常世界上最容易交易的金融资产——美国国债，也无法一次交易超过几百万
美元。由于这些债券没有活跃的买方市场，高盛很难确定它们的美元价值，
这让哈马克的员工束手无策。
一项模糊的政府规定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像高盛这样的经纪商必须圈
存现金，这意味着他们每周至少要清点一次仍未平仓的交易价值——他们欠
客户的和客户欠他们的，并将差额存入不能动用的受保护账户。随着市场的
动荡不安，有些头寸几乎无法被估值。了解谁欠谁的钱，以及高盛需要在这
些“锁定箱”账户中留出多少现金，正在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
当晚，哈马克在电话中警告谢尔，如果这种动荡持续更长时间，高盛就
有可能跌破美联储规定的最低流动性水平，这可能迫使高盛以低价迅速出售
证券来筹集现金。她没有说的是，一旦消息被传出，接下来什么事情会发
生。担心高盛偿债能力的普通借款人会将他们的信用额度最大化，交易客户
会要求额外的抵押品，存款人会提取现金。所有这一切都可能导致新一轮抛
售，从而导致更多的提款。
在此之前，流动性死亡螺旋就曾扼杀过投资银行。2008年秋天，雷曼兄
弟拥有价值数千亿美元的资产，但由于现金耗尽还是申请了破产。虽然高盛
还没有到那种地步，但谢尔和哈马克都是久经沙场的人，知道结局会怎样。
“好吧。”哈马克说完后，谢尔说，“我想我们明天一早就应该回办公
室，把这件事搞清楚。”他说他早上6点去接她。哈马克一直在和伦敦的副手
拉伊德·奥金尼保持联系，奥金尼在当地时间午夜过后还在计算数字，哈马
克让她去睡觉。哈马克说：“我们需要你明天继续工作。”
哈马克拿起她的杜松子酒和芬味树汤力水，又想了想，还是算了。她也
需要新鲜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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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星期六上午8：30，20多位高盛高管已经集聚在曼哈顿下城高盛总部41
楼一间简陋的会议室里，自由女神像和纽约港的美景尽收眼底。除了在黎明
前乘坐谢尔的黑色奔驰SUV（运动型多用途汽车）回来的谢尔和哈马克，小组
成员还包括高盛财务总监希拉·弗雷德曼、风险主管布赖恩·李、首席行政
官劳伦斯·斯坦、高盛交易部门的运营主管菲尔·阿姆斯特朗和他负责运营
的副手埃里卡·莱斯利。组建这个临时小组是为了弄清楚高盛的现金去了哪
里，他们还需要多少现金，以及如何才能获得这些现金。
因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的蔓延而动荡的金融体系与2008年崩溃的金融体系
（当时的金融体系也伴随着全球经济的崩溃）不同。
金融危机后出台的新法规重塑了华尔街，约束了其自由的赌场文化，巩
固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2010年出台的《多德-弗兰克法案》是应对金融危机
的首要立法措施，几乎没有人对其感到满意（该法案是幕后政治妥协的结
果，在美国参议院以60票勉强获得通过），但他们正视了抵押贷款危机的一
些根本原因。大银行的交易员不能再用银行的钱下大赌注了，从技术上讲，
银行的钱是股票持有人的钱，但正如2008年危机所显示的那样，实际上那是
纳税人的钱。相反，他们被重新塑造成单纯的收费员，为想买股票、债券或
石油的客户与想卖股票、债券或石油的客户牵线搭桥，收取少量费用。银行
也不能通过大量借贷来增加收益。更少的债务意味着银行更安全，在压力下
崩溃的可能性也更小。
现在，银行每年都要进行“压力测试”，模拟在华盛顿监管机构设想的
末日情景下，银行的业务和持有的大量证券的表现。最近的版本，即2019
年，设想一场始于欧洲并蔓延到美国的经济衰退，届时失业率将达到10%，股
市将下跌一半，房价和利率都将下降。这对金融高管来说是相当可怕的事
情，几乎所有大银行都通过了测试。
但那只是一个实验室实验，是华盛顿的官员想象出来的，他们虽然用心
良苦，却无法想象2020年3月中旬正在上演的活生生的恐慌。2008年金融经济
危机波及实体经济（人们在实体经济中买房、创业和旅行），而现在的情况
与2008年不同，人们的担忧恰恰相反：始于实体经济的危机将演变成一场金
融危机。这次危机不管会变成什么，都不是华尔街的错。但它现在是华尔街
的问题。
当务之急是爆炸式增长的交易量堵塞了通道。交易结算，即向买方交付
证券、向卖方支付现金的神秘过程，并没有发生。高盛账面上失败交易（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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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债券或其他资产的未决交易）的价值在3月的第二个周末是应有价值的4
倍。原因有很多，但都不容易解释清楚。华尔街的交易员现在也远离了这
里，他们记录交易的速度较慢。托管银行的后台中间人持有一半客户的证
券，他们在发送路由指令方面同样落后。
客户对抵押品的要求也变得更加谨慎。公开交易要求交易双方根据交易
期间的价格变化，定期向对方汇入现金或其他优质资产。有些交易很容易被
算出来：对苹果公司3个月后股价走势的赌注就可以得到准确评估。但更复杂
的交易则有多种解释。而在混乱的市场中，资产价格每天都在剧烈波动，使
得这些计算变得更加困难。到了3月的第二周，争议交易的价值（即高盛与交
易伙伴之间谁欠谁多少钱的分歧账簿）是正常水平的3倍。与此同时，交易所
和清算所要求银行提供抵押品的态度也越来越强硬。正常情况下熙熙攘攘的
双行道变成了死胡同。银行被困在其没有计划的证券中，没有为这些证券提
供资金所需的现金，结果是流动性枯竭。
华尔街居家办公的事实加剧了市场的波动。大批交易员现在的任务是驾
驭他们职业生涯中最动荡的市场，他们不再被允许进入交易大厅，因为那里
拥挤的空间违反了公共卫生官员现在发布的社交距离准则。高盛在纽约的4个
交易大厅通常有3000名交易员，而现在只有不到100人。就连格林尼治和新泽
西的备用场地也被认为是不安全的。
华尔街的交易依赖于高度数字化、精心设计的房地产市场。交易员使用
多个屏幕监控市场并下订单。庞大的台式机电话银行为老板、其他经纪人和
顶级客户提供瞬间的双向通信。家用笔记本电脑无法满足需要。（从监管角
度看，家用设备也存在问题。银行交易员受到严密监控，记录软件会监控他
们的电话交谈，某些邮件应用程序以及推特等浪费时间的应用程序会被屏
蔽。）取而代之的是，曼哈顿的银行高管们用优步，甚至自己的车运送硬
件，以保证公司的核心交易业务正常运转。
同一个周末，在600英里之外，一场秘密会议正在进行。3月15日星期日
中午，底特律三大汽车制造商通用、福特和菲亚特·克莱斯勒的首席执行官
们加入了由罗里·甘布尔组织的电话会议。甘布尔是美国最强大的工会之一
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的负责人。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代表了福特、通用、菲
亚特·克莱斯勒以及其他为汽车和航空航天制造商生产零部件的公司的近40
万美国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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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3月13日开始，这三家汽车公司已将公司员工遣散回家，但工会的15万
名工厂工人还在工厂工作。工厂环境带来的健康风险显而易见。制造汽车是
一项实践性很强的工作，工人要近距离传递零件，聚集在休息室，换班操作
重型机器。3月12日，印第安纳州科科莫地区的一名受薪员工成为美国汽车工
人联合会第一名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员工，而工厂的工人也开始自带洗手液到
底特律地区的工厂。甘布尔指派他的健康与安全团队研究控制病毒的最佳方
法。他还责成工会的律师深入研究与三家公司签订的合同，以了解在发生健
康突发事件时三家公司应承担的义务。
那一周的早些时候，甘布尔曾主动联系三位首席执行官，试图在病毒开
始肆虐美国的时候让他们在电话里讨论关闭美国工厂的问题。他的目标是让
三巨头同意并记录在案，迅速有序地关闭他们的装配厂，然后利用这一势头
对零部件供应商和其他下游企业采取同样的行动，这些企业的工人都是工会
的成员。
Michael Wayland,“UAW Strike Cost GM up to$4 Billion for 2019,Substantially Higher Than Estimated,”CNBC,October 29,2019.
电话里的气氛很紧张。几个月前，通用汽车刚刚经历了一场美国汽车工
人联合会工人的罢工，罢工导致停工40天，根据通用汽车自己的计算，这
次罢工给公司造成的生产力损失高达40亿美元。此外，通用汽车曾对菲亚特
提起诉讼，指控菲亚特贿赂工会官员，以在劳动力成本方面获得优势。（那
次贿赂丑闻将当时的工会负责人赶下台，甘布尔于2019年11月上任。）就连
让三位首席执行官都参加会议也是一个挑战；这些公司的律师担心，聚在一
起讨论劳工政策可能会违反反垄断法。讽刺意味显而易见，旨在保护工人的
法律——防止公司合谋降低工资或增加工时——现在却可能将工人置于危险
的境地。甘布尔曾单独与比尔·福特（甘布尔早年曾在福特工厂工会Local 600中担任组织者）、通用汽车首席执行官玛丽·巴拉和菲亚特·克莱斯勒公
司首席执行官麦明凯进行过交谈，并向他们保证，自己的工作重点只放在健
康和安全协议上，并将避免任何有关生产计划的敏感讨论，因为这些讨论可
能会触犯联邦反合谋法。尽管如此，密歇根州州长格雷琴·惠特默和国会女
议员黛比·丁格尔还是给这些高管打了电话，敦促他们做正确的事。
在电话会议上，甘布尔要求首席执行官们立即停产两周。麦明凯以半成
品汽车在装配线上闲置的问题予以回击。它们会生锈，这将损失数百万美元
的材料。麦明凯建议，也许他们可以减少每天来完成已经在生产的汽车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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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量，而不再生产新的汽车。但福特首席执行官韩恺特很快就指出这一想
法的弊端。他说：“病毒并不关心汽车处于生产过程中的哪个位置。”考虑
到他们的律师指示他们不要在电话中承诺改变生产计划，首席执行官们犹豫
不决。他们被要求在48小时内制订一个计划。
摩根士丹利有两名员工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其中一名在纽约韦斯特切
斯特郊区园区，另一名在伦敦（一名银行家前一周在意大利北部的阿尔卑斯
山滑雪）。3月18日上午，首席执行官詹姆斯·戈尔曼给两人都打了电话，询
问他们感觉如何。
3天前，他参加了澳大利亚驻纽约领事馆的一场活动，在那里，他因“对
金融和银行业的杰出贡献”而获得了该国最高平民荣誉。他曾想过是否应该
谨慎行事。纽约各地的活动开始被取消，州长安德鲁·科莫已禁止超过500人
的室内集会。这次活动的规模要小得多，但即便如此，他也给出席的18位客
人发了一张便条，其中包括他上大学的儿子和从澳大利亚飞来的表弟，他告
诉他们，如果他们退出，他会理解的。不管怎样，所有人都来了，看着澳大
利亚总领事将一枚奖章挂在戈尔曼的脖子上，这个当地男孩做得很好。
现在，他又回到了摩根士丹利时代广场总部40楼的办公室里，他浑身止
不住地打哆嗦。那天早上，他已经请维修人员到他的办公室修理过一次空
调，在他看来，空调似乎开得很足，但没什么效果。他把头探出办公室，让
助手把维修人员叫回来。他把一张纸递给助手，开玩笑说：“我希望我没有
感染新冠病毒。”
在病毒传播的早期，这样的玩笑至少还有点儿好笑。紧接着，约有7300
名美国人被确诊感染了这种病毒，现在美国50个州都有感染者，115人死于这
种病毒。人们不再握手，取而代之的是炫耀性地撞肘或碰拳，洗手液成了最
热门的商品。但没有人戴口罩——事实上，政府官员建议不要戴口罩，即使
是现在，日常生活将陷入停顿的想法也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到了下午早些时候，戈尔曼感觉越来越糟，维修工人的第二次修
理也没起作用。就像成千上万的新冠病毒早期患者一样，他的脑海中迅速闪
过一个念头，他们理智地知道这种疾病就在身边，但不相信自己会成为全球
大流行病的一部分。他走出办公室，用手肘按了一下电梯按钮，然后穿过宽
敞的大厅，走向出口。他不想让他的司机有危险，于是步行了40分钟回到市
中心的家，爬上床睡觉。两天后，当他的检测结果呈阳性时，他已是该公司
第13个确诊病例。他一个人躲在公寓里，喝电解质水补充水分（他和妻子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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妮两年前离婚了）。早上醒来，床单已被汗水浸透，门外放着一盒鸡汤，是
他的长期助理留下的。他强迫自己吃下去。他尝不到任何味道，也闻不到任
何气味。这让他感到害怕。
尽管如此，戈尔曼仍试图表现出乐观的一面。他对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
长约翰·威廉斯说：“我病了，但我‘没病’。”作为摩根士丹利的首席监
管者，戈尔曼认为威廉斯应该知道。然后，他告诉了董事会。问题是是否向
公众披露他的病情。对董事会来说，这是个不寻常的问题，既要履行告知股
东重要信息的职责，又要保护医疗隐私。他们一致认为，只要他不住院，他
们就没有必要披露。他说，还有一件事，他们应该开始考虑，如果他死了，
谁来接管公司。
第八天，他告诉了自己的孩子。在电话里，他24岁的女儿命令他挂断电
话，并说她会在FaceTime（苹果视频通话软件）上再打过来。她说：“我只
是想确认你没事。”戈尔曼，一个一向冷静、一直前进的澳大利亚人，哽咽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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