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件
詹姆斯·戈尔曼紧张地盯着镀金的纸巾盒。他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的王
宫里,坐在该国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的右侧。当时是2020年3月初,在
西普里亚尼餐厅举办的颁奖晚会结束一周后,这是摩根士丹利首席执行官正
在为期三天的中东之行的第二站,他将拜访客户和政要。几天前,美国刚刚
报告了第一例死于新冠病毒感染的病例——华盛顿州一名50多岁的男子。西
雅图附近的一家长期护理机构似乎暴发了疫情,加利福尼亚州、伊利诺伊州
和马萨诸塞州也出现了一些病例。不过,在美国,人们的生活基本上照常进
行。他没有想到要取消这次旅行。
周游世界是现代首席执行官的核心职责,尤其是在华尔街,银行家排着
队向各国政府提供经济现代化和投资方面的建议。这些旅行还提供了一个了
解全球趋势的窗口,即使在纽约这个全球资本的十字路口,也很难获得这样
的机会,而在3月初,这样的窗口可遇不可求。
戈尔曼的第一站是科威特,在那里,一名安保人员用体温扫描仪扫了他
的额头,然后才允许他进入大楼,与来自科威特主权财富基金的高级管理人
员会面。这种检查让戈尔曼十分震惊。该国经历了MERS(中东呼吸综合
征),这是一种冠状病毒,2012年曾袭击过阿拉伯半岛。(MERS的致死率极
高,每10个感染者中就有4人死亡,比天花更致命,但事实证明,其传染性并
不强,这种病毒最终自行消退了。)鉴于科威特人在致命病毒方面的经验,
戈尔曼认为,科威特人的谨慎态度表明,西方国家低估了这种病毒的危险
性。两天后,当抵达沙特阿拉伯时,戈尔曼已经吓得让王宫里的礼宾官知道
他不会和他们握手了。他们问他是否生病了。“没有,”他说,“只是担
心。”
虽然沙特能源部长在一次简短的会面中坚持用胳膊搂住这位瘦高的首席
执行官,并将其留在那里,但他基本上还是坚持了减少身体接触的计划。而
现在,当戈尔曼与这位34岁、颇具争议的王储聊起沙特阿拉伯如何实现经济
多元化、减少对石油的依赖时,这位年轻的王储却不停地打喷嚏。每次打喷
嚏时,他都会从大理石桌上摆放的一个金色华丽盒子里拿起一张纸巾,盒子
旁边摆放着一个插着新剪的白色郁金香的花瓶,然后他把揉成一团的纸巾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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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个垃圾桶里,垃圾桶就放在两人膝盖之间的地板上。戈尔曼本来就对接
受这次会面犹豫不决。沙特阿拉伯是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体,正利用其丰富
的石油资源成为全球金融和投资的重要参与者,但2018年《华盛顿邮报》记
者遇害事件——美国情报部门将责任完全归咎于年轻的王储——损害了它在
西方的声誉。现在,随着纸巾的堆积,戈尔曼的焦虑也在增加。当离开王宫
时,他向随行的摩根士丹利国际业务主管弗兰克·佩蒂加斯倾诉了自己的担
忧。戈尔曼心想:“这可能是个大问题。”
这的确是个大问题。多年来,制药公司高管和公共卫生专家一直在警告
一种致命的病原体,这种超级病菌通过大大小小、纵容和意外的方式完美地
进化,以便造成最大的破坏。好莱坞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典影片《极度恐
慌》等热门影片中都采用了这种大流行病的故事情节,该片的灵感来自畅销
书《血疫》,书中一种致命的热带热病席卷全球,携带者是一只在非洲丛林
中被捕获并卖给异国情调宠物店的猴子。埃博拉病毒是现实生活中最接近这
种虚构病毒的病毒,21世纪10年代中期在非洲暴发,到2014年12月22日,已
造成7000多人死亡,血迹斑斑的医院地板和葬礼火堆的照片在全球新闻媒体
上传播,引发了人们的恐慌。
但是,像埃博拉这样的热带疾病杀死受害者的速度太快,根本无法传播
到全球。那些没有死亡的人也会因病重而无法去餐馆、电影院或其他可能将
病毒传染给其他人的公共聚集场所。而且这些疾病大多是血液传播的,这意
味着只有与患者的体液有密切接触的人,才有可能感染这些疾病。
公共卫生专家警告说,真正的威胁不易察觉,它是一种通过空气或偶然
接触传播的病毒,类似于季节性流感。它看起来更像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期
在中国出现的SARS病毒,而不是好莱坞电影制片厂制作出来的病毒。它不会
大费周章地液化器官或撕碎血管。相反,它会在人体的肺部扎根,并在那里
造成缓慢、安静的破坏。它的早期症状就像成千上万种病毒中的任何一种,
通常会被当作重感冒。而且,带来“大问题”的病毒不会具有像虚构的“恶
人病原体”那样的高致死率,而是会活在令病毒学家恐惧的死亡率最佳点
上。它将杀死足够多的受害者,引起公共卫生部门的警觉,但会让大多数人
活着,甚至可以活动,感染者体内的病毒量足够高,具有传染性,但感染者
可以维持日常生活。
这种中庸之道很可能是一种生物学上的怪癖,是遗传密码链中的一个突
变。但这将是进化的胜利。病毒的目的只有一个:传播。过快地杀死宿主会
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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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 Yang,Peihua Cao,Peipei Du,ZitingWu,Zian Zhuang,Lin Yang,Xuan Yu,Qi Zhou,Xixi Feng,Xiaohui Wang,Weiguo Li,Enmei Liu,Ju Chen,Yaolong Chen,and Daihai He,“Early Estimation of the Case Fatality Rate of COVID-19 in Mainland China:A Data-Driven Analysis,”Annals of Translational Medicine 8,no.4(2020).
随着2020年3月的到来,新型冠状病毒似乎满足了所有这些条件。虽然有
迹象表明病毒起源于武汉一个海鲜市场,但早期病例包括几个家庭成员,每
个人都不太可能被同一个笼子售出的旱獭、马来豪猪或其他在那里出售的野
生动物感染。这表明病毒是通过密切接触传播的,也可能是通过空气中的飞
沫传播的,所有人在说话时都会交换飞沫。2月的一项早期科学研究将该病
毒的死亡率定为5.25%,约为SARS的一半,是典型的冬季流感的50倍。这恰好
是病毒学的最佳点。早期的报告表明,新冠病毒感染者在出现症状之前就已
经具有传染性,这将大大增加控制的难度,后来的报告也很快证实了这一
点。任何工作场所或学校都可以证明,让知道自己生病的人待在家里已经够
难的了,而让健康人被隔离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种病毒跨越了国界。虽然它与现代医学所熟知的病毒家族有着共同的
基因根源,但病毒出了名地难以预测。有些人对治疗反应良好,有些人则不
然。有些病毒可以用疫苗对付,有些则不行。(普通感冒至今仍无药可治,
几十年的研究也未能研制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疫苗。)病毒是狡猾的、复杂
的和专一的。而这种病毒已经先发制人。
几天后,戈尔曼回到纽约,那里的生活似乎一如既往。他与另外三对夫
妇一起在埃利奥餐厅用餐,这是位于纽约上东区的一家白色亚麻风格意大利
餐厅,其中包括澳大利亚驻纽约总领事和他的妻子,他们是来参加第二天在
领事馆举行的活动的,戈尔曼将在那接受澳大利亚平民的最高荣誉——澳大
利亚勋章。几个月后,当被问及在大流行“之前的时代”他做过的最后一件
正常的事时,他会用一种严肃的、半开玩笑的口吻说,这次晚餐是他最后一
次毫无顾虑地外出。
夕阳西下,埃德·巴斯蒂安在沙漠中啜饮着饮料。此时正值1月底,达美
航空首席执行官正与6名副手在智利北部的阿塔卡马沙漠庆祝他们向南美最大
的航空公司拉塔姆航空公司投资20亿美元。几周前完成的这笔交易是一次政
变:达美航空将拉塔姆航空公司从其长期的美国合作伙伴美国航空手中抢了
过来,他们在纽约和迈阿密的秘密会议上进行了长达数月的谈判。为期4天的
阿塔卡马之行是两个更大的管理团队的首次会面。拉塔姆航空团队急于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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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国家,达美航空团队则急于看看他们的20亿美元买到了什么。团队徒
步旅行,在当地温泉泡泥浴,参观世界上最大的地下矿山,然后在酒店露台
上喝鸡尾酒,品尝智利烤肉,俯瞰火星的景色,红色而嶙峋。
巴斯蒂安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他悄悄地从人群中溜走,示意达美航空
总裁格伦·豪恩施泰因和国际业务主管史蒂夫·西尔跟上。他们挤在露台的
一角。巴斯蒂安对他们说:“我们必须想办法解决问题。”
除了另有说明,除了中国的其他国家、地区有关病例数、死亡人数和其
他大流行病医学事实的统计数据均来自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冠状病毒资源
中心,该中心已成为大流行病相关公共卫生数据的主要交换中心。
据报道,截至2020年1月29日,新冠病毒已在中国造成170人死亡,累计
报告确诊病例7711例,超过了2003年SARS暴发时创下的传染病死亡人数的里
程碑。
他们现在开始退缩了。一周前,迪士尼关闭了在上海的乐园。麦当劳关
闭了在武汉的餐厅。星巴克关闭了整个湖北省的咖啡馆,并向中国其他地方
的咖啡师分发口罩,中国是星巴克的第二大全球市场。达美航空本身对新订
单的需求开始下降,它将中美之间的每日航班计划减少了一半,而美国联合
航空则取消了从洛杉矶飞往上海和北京的主要航线。
巴斯蒂安认为,美国政府迫使他们完全停止飞往中国的航班只是时间问
题。来自阿肯色州的保守派参议员汤姆·科顿曾公开向特朗普政府施压,而
政府高级官员也曾告诉几家航空公司的高管,他们正在考虑采取这一行动。
巴斯蒂安希望先下手为强,尤其是考虑到唐纳德·特朗普喜欢在推特上
直接发布政策决定。该公司已经允许1月最后一周出行的数千名持票乘客在不
支付费用的情况下改签航班,但巴斯蒂安告诉他的副手,这只是一个折中的
办法。他们计划取消整个来往中国的航班,这意味着取消每天几十个航班,
而它们是公司按里程计算利润最丰厚的航班。
“这是相当戏剧性的一步,”豪恩施泰因说,“你确定吗?”豪恩施泰
因知道这样的表态会让整个行业陷入混乱,也会让已经在国外的乘客感到恐
慌。另外,亚洲业务约占达美航空业务的7%,虽然低于一些竞争对手,但也
足以造成损害。抛开眼前的经济损失不谈,达美航空一直努力在中国建立立
足点,因为中国对西方商务旅客越来越重要。这并不容易。2015年,达美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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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斥资4.5亿美元收购了中国三大航空公司之一——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的一小
部分股份,以深化其业务。豪恩施泰因现在警告说,膝跳式反应可能会阻碍
达美航空在中国的发展,特别是如果病毒比人们担心的要轻。他说,如果白
宫下达命令,那是一回事,但如果主动取消所有飞往中国的航线,达美航空
在中国的进一步扩张就需要得到官员们的支持,这对达美航空的发展不利。
他温和地敦促他的老板考虑所有的论点。
巴斯蒂安的眼睛眯了起来。“了解了我们所知道的情况,你还想在这些
航班上担任机组人员吗?”毕竟,乘客可以选择是否值得冒险乘坐国际航
班。而达美航空的飞行员和空乘人员必须服从命令。此外,他还补充说,如
果白宫无论如何都要让他们这么做,那么先行一步是有价值的。
西尔的副手佩里·坎塔鲁蒂手拿饮料走了过来。“我想我们刚刚决定撤
掉中国区的日程安排。”西尔对他的同事说。
几天后,美国联合航空和美国航空也宣布了类似的计划。美国最大的三
家航空公司是激烈的竞争对手,它们都做出了同样的决定,这表明了人们的
强烈担忧。现在不是试图抢夺市场份额的时候,也不是在竞争对手退缩时一
鼓作气的时候。
尽管他们一致表示关切,并同时采取了最强硬的手段,但是对暂停中国
航班的时间却没有达成共识。美国航空的计划是在3月27日停止飞往中国的航
班。达美航空和美国联合航空在取消航班计划之前,还将按原计划飞行一周
——美国联合航空至3月28日停飞,达美航空至4月30日停飞。没有人知道病
毒的威胁会持续多久。航空公司提前数月制订航班计划,并将大量数据输入
其软件以便做出决策,例如,决定是否增加一条从芝加哥到奥兰多的额外航
线,或抓住《权力的游戏》引发的冰岛旅游热潮。
“Airlines May See$10-Billion Loss as SARS Takes Its Toll,”Los Angeles Times,May 6,2003.
在试图评估此次事件对航空业的潜在影响时,高管和分析师们唯一可以
借鉴的先例是SARS。2003年暴发的那场疫情导致跨太平洋航班停飞,恐惧
的旅客待在家中,全球航空公司因此损失了约100亿美元的收入。但在这几年
里,中国对国际航空业的重要性急剧上升。到2020年,进出中国的国际客流
量将是2003年的10倍,每年将增加4.5亿人次。对大型航空公司来说,商务旅
客是最赚钱的乘客,他们涌向中国,开设工厂,达成交易,并深入了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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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勃发展的技术领域和繁荣的消费者阶层。这次情况会更糟糕,至于糟糕到
什么程度,谁也说不准。
于是,企业首席执行官们开始踌躇满志地重新制订现有计划,却不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随着病例一天天增加,模糊的生物科学开始被填补,指
令每天都在变化。习惯了三年计划的高管们不得不临时做出决定,几天后不
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修改计划。
当听到自己的名字时,玛丽·弗勒里正坐在底特律机场附近一家不起眼
的酒店一个不起眼的走廊里。弗勒里曾长期担任福特公司的安全主管,她的
任务是监管世界各地的几十家工厂和高管,保护前来工厂合影的政客和其他
政要。她目前的任务相对来说比较低级。她正在酒店套房外站岗,她的老板
韩恺特和公司董事长比尔·福特正在那里进行一个绝密项目。自两人在棕榈
泉会面,为韩恺特的退休制作时间表以来,已经过去了几个星期。现在,他
们正在计划第一步:对管理层进行调整,让任职已久的公司汽车部门主管离
职,让福特战略主管吉姆·法利成为韩恺特的接班人。
Mike Colias,“Ford Increasing Electric Vehicle Investment to$11 Billion by 2022,”The Wall Street Journal,January 14,2018.
这是韩恺特耗资110亿美元对福特公司进行重组的又一举措。多年来,
福特公司一直在蹒跚前行,被中国和硅谷的竞争对手超越,并受到华尔街的
抨击。由于讨论过于敏感,不能在位于底特律市中心外的福特总部进行,而
韩恺特在福特总部实行开放政策,他担心被人窥探。因此,韩恺特在机场酒
店订了一间套房,墙上贴满了模拟管理层变动的组织结构图。他让弗勒里在
外面站岗。
在讨论间歇,韩恺特的思绪又回到了病毒上。一周前,他在拉斯维加斯
参加福特汽车经销商会议,与从全美各地飞来的3000名与会者中的许多人握
手。他对幕僚长说:“如果病毒已经来了怎么办?”在随后的几天里,这种
担忧愈演愈烈,因为病毒先是传播到伊朗,然后传播到意大利。现在,意大
利成了世界末日新闻报道的焦点,医院里的呼吸机用完了,病人窒息而死,
护士们拿着塑料外壳的iPad对着他们的耳朵说再见。韩恺特不是周末流行病
学家,但他的父亲曾是一名大型动物兽医,韩恺特还记得父亲在餐桌上谈起
他治疗的牛群疫情时,脸色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疾病传播得很快,几乎不顾
及其他任何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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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头探出走廊,与安全主管对视。“玛丽,我们有危机处理小组吗?
比如,某种应急特别工作组?”韩恺特问他的安全主管。她说福特确实有一
个危机处理小组,由公司各部门的高管组成。韩恺特说:“我需要你打电话
给他们。”
这种快速传播的病毒及其肆虐的可能性使韩恺特精心策划的继任计划有
可能被打乱。下周一,2月初的一个清晨,即使以密歇根州的标准来看也是寒
冷的,韩恺特早上6点就来到办公室,与由全球主要地区的高管组成的特别工
作组进行了第一次电话会议,随后是每周一次、每周两次,然后是每天一次
的电话会议。会议的重点是中国。与其他工业制造商一样,福特也依赖于精
细调整的供应链,主要从亚洲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然后在北美和中美洲的
工厂组装成成品。中国国内的防疫管理,以及飞往国外的商业航班和货运航
班的减少,使得数百万指定用于福特汽车组装的零部件被滞留。任何延误都
将付出高昂的代价,由于工人短缺以及政府对商业和运输的限制,运输集装
箱开始堆积在中国港口。因此,公司包租了几架商用客机,这些波音747客机
因跨太平洋航线停航而闲置在中国机场的停机坪上。2月中旬,这些飞机降落
在底特律,座椅被拆了下来,机舱里塞满了一箱箱电线夹、油箱盖、车窗按
钮和其他零部件。
现在,韩恺特告诉他的团队,他们的工作重点需要改变。这不再仅仅是
福特在中国的供应链问题,公司需要考虑病毒在美国肆虐并席卷其工厂车间
的可能性。他警告说,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装配线上可能不会有足够的工
人。即使福特能维持生产,消费者也可能会对进入展厅持谨慎态度。他说,
在最坏的情况下,他提出了一个听起来很牵强的末日设想——美国全面停产
数周,随后生态环境持续恶化,这对汽车公司来说是个坏消息。谁会花几万
美元买一辆新车,尤其是在无处可去的情况下?
布莱恩·切斯基在iPad上查看爱彼迎的数据、浏览着五颜六色的图表,
这些图表反映了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中国是爱彼迎规模较小但增长迅速的
市场,从2月初到现在(本月最后一天)的3周内,中国的预订量下降了80%。
随着冠状病毒病例在中国持续上升——当时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近8万例,死亡
人数达到2870人,新的预订几乎消失了,已预订行程的退款要求也纷至沓
来。恐慌开始蔓延到韩国,然后是日本,甚至数千英里之外的意大利,到3月
初,那里已有1700例确诊病例,30多人死亡。切斯基每天收到的爱彼迎业务
仪表盘看起来就像全球卫生机构重新发布的数据的镜像,这些数据遍布新闻
机构的主页:一组图表急剧上升,另一组则跌落悬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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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斯基给他的董事会发了一封信,他指出:“爱彼迎的规模第一次比前
一年小了。我们现在正在萎缩。”
在硅谷,萎缩是一个肮脏的词。在那里,如饥似渴的增长不仅受到称
赞,而且被寄予厚望。虽然股东们期望成熟的上市公司实现盈利,但在过去
的10年里,一种奇怪的风气在初创企业的土地上生根发芽:一心一意专注于
增加收入、增加客户、挤走竞争对手,利润见鬼去吧。炙手可热的科技初创
公司每年都要烧掉数亿美元,但是,只要它们的收入不断增长,新用户不断
涌入其应用程序和网站,这些损失就会被原谅,甚至得到风险投资人的鼓
励,他们会给这些公司越来越多的钱。他们的想法是,只要有足够的资金,
公司就能通过购买获得成功,为新用户提供补贴,直至占领市场。
爱彼迎对此乐见其成,其收入从2015年的9.19亿美元增至2019年的48亿
美元。而其成本上升得同样快,亏损额在此期间膨胀了5倍,达到5亿美元。
2019年,该公司每3美元的收入中就有1美元用于营销支出。还有1美元用于支
付服务器、工程师和处理在线支付的公司的费用。2019年,也就是切斯基提
出IPO计划前的最后一个完整年份,公司亏损了6.74亿美元。然而,它的估值
却不断攀升。该公司上一次从私人投资者那里融资是在2017年,当时的估值
为310亿美元,成为全美第二大最有价值的初创企业,仅次于尚未上市的优
步。
现在,这一切都岌岌可危。2020年2月,爱彼迎的总预订额为35亿美元,
虽未达到历史最高点,但也接近了。不到一个月,预订总额就会出现负增
长,也就是说,公司退还给那些取消旅行的恐慌客户的钱比从新预订中获得
的收入还要多。切斯基是硅谷最耀眼的明星之一,他即将发现,当一家本已
无利可图的公司在获得大量收入却又很快花光的情况下,业务突然降为零会
发生什么。
爱彼迎试图颠覆的行业也受到了类似的冲击。
到1月中旬,希尔顿酒店首席执行官克里斯·纳塞塔每天都要与其亚洲区
负责人艾伦·沃茨通电话。该公司在武汉有4家酒店,在中国各地有数百家酒
店,这是纳塞塔任期内的一项重要的国际行动的一部分。
希尔顿曾是20世纪中叶坐喷气式飞机一族的魅力典范,在波哥大和伊斯
坦布尔等异国他乡开设了富丽堂皇的酒店。到了21世纪初,它从国际扩张中
撤退,成为一家昏昏欲睡的公司,加利福尼亚总部每个星期五中午就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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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2007年,当纳塞塔接手时,他的任务是恢复希尔顿酒店品牌昔日的光
辉,并大力进军国际市场。当时,希尔顿在建的酒店客房中约有15%在国外。
到2014年,这一数字达到了70%,其中包括大举进军中国市场,公司很快将在
深圳建立新的公司总部,以密切关注中国这个新兴市场。2019年,中国新建
的酒店每3家就有一家使用希尔顿品牌。同年,希尔顿宣布,计划在新加坡建
造一家拥有1000间客房的酒店,这将是希尔顿在全球最大的酒店之一。在
2020年初,希尔顿正在与中国开发商碧桂园洽谈签署一项新建1000家新酒店
的协议,如果成功,希尔顿将成为中国最大的外国连锁酒店。
现在看来,这种急速扩张成了一种负担。2020年1月底,希尔顿在武汉的
两家酒店已被当地政府预订,用于安置隔离患者。另外两家酒店已经停业。
自2011年日本福岛地震以来,沃茨首次组织了一个由希尔顿管理人员组成的
全亚洲危机工作组。他们研究了国际航班取消率等更可靠的数据,以模拟业
务蒸发的速度,并关闭了数十家被当地政府下令关闭的酒店。
3月伊始,希尔顿在中国的酒店自疫情暴发以来至少60%被暂时关闭。在
这个希尔顿寄予厚望的市场上,纳塞塔重申了康拉德·希尔顿的企业信条
——“让热情好客的光明和温暖充满人间”,但房间里一片漆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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