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传承的背景与理论
地球上的生命发展史，就是一部基因创新和传承的历史。碳基生命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多样性，碳是元素中有4个化学键连接的最小的元素，比起其他元素具有更多的连接可能性，更容易形成复杂的高分子。地球上第一个单细胞生物大概出现在35亿年前。大约在20亿年前，地球上第一次出现了多细胞生物，相比原先仅存在单细胞生物的局面，迈出了具有颠覆性的一大步。
到了3.8亿年前，地球上出现了现存最早的两性繁殖可考记录。两性繁殖是一种更有利于物种延续的繁殖方式，这是因为每一个子代的基因来自两个亲代的重新组合，通过丰富基因库来形成抵御自然界变化的能力，本质上就是通过基因重组的创新来提高生命的存活率，进而实现可持续的传承。
到了2亿多年前，也就是三叠纪晚期，犬齿兽演化出最早的一批哺乳类动物。相比当时统治地球的爬行动物，这批哺乳动物要弱小得多。6 000多万年前，一颗巨型陨石的撞击，造成地球生态环境出现剧烈变化，包括恐龙在内的大型爬行动物灭绝，哺乳动物登上了基因传承舞台的中心。
最早的已知人类化石起源于非洲，生活在大约400万年前。后来出现不同的部落并迁徙到非洲之外，遍布亚洲和欧洲。他们使用更先进的工具，可能已经掌握了火的使用。我们的祖先智人，大约于30万年前出现在非洲。大约7万年前，一部分智人离开非洲，迁徙到其他大陆。智人拥有显著增大的大脑，在提取、生产、加工和保存食物方面表现出卓越的创新能力。至于人类后来成为地球的主宰者，显然也离不开其远强于其他物种的创新和传承能力。
人口变迁史
利维-巴奇。世界人口简史[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22. 人类的历史基本就是人口和创新同步增长的历史。关于全世界人口的历史变化，历来存在多种版本的推测与分析。我这里引用马西莫·利维-巴奇所著的《世界人口简史》中的结论，即旧石器时代的人口规模达到100万，新石器时代上升到1 000万，青铜时代则达到了一亿。 暂且不讨论这些数据的精准程度，至少人们能对以下结论达成共识：整体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规模的扩张速度在不断加快。在旧石器时代，可能需要几万年才能实现人口规模翻倍增长。到了青铜时代，需要翻倍的时间会被缩短到几百年的量级。不同时期世界和中国人口变化示意如图3.1所示。
人口与创新和传承是互相促进的。最开始，在人口规模较小的背景下，即便偶然出现重要的创新成果，往往只能在小范围内进行传播，也未必能够实现隔代的传承，于是很难真正形成有利于人口规模增长的条件。直到人口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并且形成聚集之后，各类创新才通过人际关系得到推广、实现传承。这种创新可能是某种高效的钻木取火技术，也可能是培育粮食种子的新方法。当这些个体灵感闪现的创新，被他人学习和被后人传承之后，就能够提升整个群体的能力，进而创造出能够养活更多人口的物质条件。在人口增多之后，参与创新和实现传承的主体规模也随之扩大，反过来又为创新和传承提供了更好的环境，同步推动人口规模和创新水平实现加速提升。
图3.1 不同时期世界和中国人口变化示意
葛剑雄. 中国人口史[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麦迪森. 世界经济千年史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Goldewijk K K, Beusen A, Doelman J, et al. Anthropogenic land use estimates for the Holocene-HYDE 3.2 [J]. Earth System Science Data, 2017. 资料来源：葛剑雄，《中国人口史》 ；马西莫·利维-巴奇，《世界人口简史》；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 ；Kees Klein Goldewijk，Arthur Beusen，Jonathan Doelman，and Elke Stehfest ；中国政府网；中国国家统计局；联合国。
中国人口的历史变迁也符合以上规律，比如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人口总量呈现出逐步抬高的趋势。几个持续时间较长的朝代，其人口总量的峰值都比前一个朝代更高。唐朝的峰值比汉朝高30%~50%，宋朝的峰值比唐朝高20%~30%。宋朝的人口首次突破1亿，人口和GDP占世界人口和世界GDP的30%左右，这是中华文明发展的一个高峰。进入明清之后，尤其是清朝早期和中期，中国的人口总量稳步增长。
有趣的是，尽管古代君主未必能想通人口与创新之间的关系，但基于各类历史经验，他们大多认识到扩大人口规模对于提升国力的重要价值，并且愿意为此推出鼓励生育的政策。比如，越王勾践在卧薪尝胆的岁月中，为了让越国在国力上尽快超越吴国，推出了大幅度鼓励生育的政策，包括由官府出面为孕妇提供免费的接生服务，并对新生儿家庭直接提供物质奖励。越国最终能够对吴国成功复仇，人口政策所做出的贡献远远大于传说中的西施和郑旦。又如，汉高祖刘邦推出了“民产子，复勿事二岁”的政策，即生一个孩子就可以免除两年的赋税和徭役。这些帮助西汉迅速摆脱人口低谷期的措施，被后世赞颂为“仁政”并陆续加以仿效。
马尔萨斯理论
Malthus T R.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无论中外，古代的国家都曾在不同时期出台人口政策。但在人口理论研究方面却长期滞后，鲜有系统性的学术研究成果。因此，当托马斯·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在1798年出版之后，引发了轰动效应，马尔萨斯理论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奉为不容置疑的权威。
马尔萨斯理论的主要论点可以表述为：
• 技术进步→经济发展→收入提高→生育率提高；
• 人口增长→人均土地下降→人均收入下降。
马尔萨斯认为，技术进步可以带来短暂的人均收入提高，但是收入提高的人很快会生育更多的孩子，人均土地会减少，农业生产率就会降低，从而抵消了原来的人均收入的增长。因此，技术进步的长期效果，只是增加人口，并不会带来人均收入的提高。
在马尔萨斯理论刚刚被提出的18世纪末，正值工业革命刚刚起步，因此，当时的人们在总结历史规律时，观察视角主要集中在农业社会。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人们发现马尔萨斯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历史上出现过的一些现象，从理论高度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的关系。毕竟，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社会的经济以农业为主，生产技术进步缓慢，少量渐进式的改进确实会很快被人口增长的作用所抵消。因此，在人类工业革命之前的农业社会，人口缓慢增加，但是人均收入却几乎没有变化。可以说，马尔萨斯理论很好地概括了古代经济和人口发展的关系。按照他的观点，过多的人口只会减少人均土地的拥有量，是经济发展的拖累。
然而，马尔萨斯理论已经完全不适用于现代经济的发展规律。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套理论忽略了创新对于现代社会的重要影响。站在今天的视角会发现，农业已经在现代经济中处于一个非常次要的地位。在发达国家中，农业所占的比重不到5%，如今在中国，农业所占的比重也不到12%。现代经济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工业和服务业的技术创新速度比农业技术要快得多，远远超过了人口增长的速度。
至于马尔萨斯理论中人均土地减少导致生产率下降的逻辑，也已经不适用于现代经济的工业和服务业。当然，工业需要土地、原材料、能源以及其他资源。但是资源对工业的约束力，远远不如土地对农业生产的约束力。随着科技的发展，新的原材料和能源不断地被创造出来。200年前，人们造房子主要用木头，现在可以用钢、玻璃、水泥、塑料等，而且新的节能建材还在不断被发明出来。200年前，人类主要的能源是木头和煤炭，而现在已经开发出一系列新能源。一些清洁能源，如太阳能的成本已经接近化石能源。同时，在以互联网和电子商务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更可以在几乎不用资源的情况下，大量复制相关产品和服务。因此，在工业和信息社会里，资源和能源已经不像土地在农业社会那样成为发展的硬约束。而且要解决像全球变暖这样的世界性问题，必须依靠技术进步和大规模的建设投入，这都需要国家有旺盛的生产力和创新能力，也就是要有充足的高素质年轻人口。
压倒马尔萨斯理论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并没有像马尔萨斯理论一样生育出更多的孩子。实际情况完全相反，所有国家，随着收入的提高，几乎无一例外地经历了生育率快速下降的过程，而且一旦达到中等发达水平（人均收入为4 000美元），生育率就会下降到更替水平之下，一旦达到10 000美元，很多国家的生育率甚至降到了不可持续的1.5以下。因此，当代的经济和人口学家，都认为马尔萨斯理论只适用于前工业化社会，或者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最为贫穷的非洲国家。
现代人口增长规律
在工业革命之前，所有国家的人口发展都呈现出低增长率、高死亡率和高出生率的特点。农业社会的医疗水平落后，婴儿死亡率比较高，儿童成年之前的夭折率也比较高，父母需要生育尽可能多的孩子，以确保至少有一个孩子可以活到成年，所以妇女平均都会生五六个孩子，但养大成人的可能还不到一半。虽然生育率很高，但由于高死亡率，整体人口规模还是呈现出缓慢低增长的趋势。如果碰到战争或瘟疫，人口还会急剧减少。
在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完成以后的近200年中，世界经济规模的增长非常惊人，世界人均收入从几百美元增长到几千美元。随着财富的增多，吃饱穿暖已经不是问题。在维持高生育率的同时，死亡率大幅下降，于是人口快速增长。人口增长又反过来促进了科技创新和工业化，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一段人口、科技和经济同时高速发展的时期。
但是到了20世纪，人们逐渐意识到，随着健康水平的提高和婴儿死亡率的降低，不再需要生育很多孩子来确保有子女活到成年。同时，方便高效的避孕工具开始普及，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女性的生活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于是出乎很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意料，生育率开始迅速下降。
然而，在婴儿死亡率下降和生育意愿下降之间，通常会有一代人的时间差。因此，当一个国家开始繁荣的时候，低婴儿死亡率和高生育率的叠加，就会形成一个人口爆炸阶段。过了几十年以后，生育率才会开始下降。即使此时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总人口往往还会继续增长一至两代的时间，这是因为人们的寿命比以前更长。在大多数中高收入国家中，虽然生育率已经低于更替水平，但总人口仍在缓慢增长。然而，只要生育率水平长期维持在更替水平以下，那么人口规模最终就会缩小。同时，随着新生儿数量的减少和平均寿命的延长，大多数国家的人口将迅速老龄化。
在一个国家完成工业化以后，上述人口特征转变的模式会非常典型。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欧洲国家拥有很高的生育率，人口增长也十分迅速。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些国家的生育率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近几年，这些国家的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剧。在俄罗斯以及东欧和南欧的很多国家，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了1.4以下，这就意味着0~4岁组的人口比例相比31~34岁组的人口比例少了30%。日本的情况更差，其生育率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低于更替水平，最近只有1.3~1.4。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口总量自然减少的大国。20世纪50—70年代，中国也出现过一个人口迅速增长的时代。然而，部分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中国现在的生育率极低，在2022年降到了1.05。预计在今后几年，中国的人口将持续负增长。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展，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经历生育率下降的过程。印度的生育率过去10年下降很快，现在已经略低于更替水平。少数例外出现在最不发达的那些国家（如尼日利亚），它们还没有全面进入工业化阶段。整体而言，当今世界上有超过一半的人口，都生活在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国家中。
图3.2预测了世界人口的发展。目前世界的人口总数大约是80亿。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将告别人口高峰期，世界人口将呈现下降趋势。印度人口在2023年已经超过中国，其生育率也已经略低于更替水平。根据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22》的预测，印度人口峰值将出现在2064年，而世界人口将在2085年达到104亿左右的峰值，之后将会停止增长甚至下降。
图3.2 1950—2100年世界主要地区的人口数量预测
资料来源：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
人均收入与总和生育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看起来相当紧密且普遍（见图3.3）。随着一个国家人均收入的提高，生育率快速下降，几乎毫无例外。
图3.3 选定国家生育率与人均收入的关系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调查局，世界银行。
前文提到，家庭规模下降的原因之一是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另一个原因则是现代避孕措施的普及。这是中等收入国家生育率下降的两个主要因素。然而，在婴儿死亡率和获得避孕药具这两个方面，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因此，人们认为，当一个国家从中等收入国家发展到高收入国家的时候，其生育率应该会稳定下来。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当中等收入国家发展成为高收入国家之后，其生育率通常会继续下降。
一些高收入国家（以及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低于1.5，这是一个超低的水平。1.5的生育率，意味着每一代人口数量都将比上一代减少25%。超低生育率，在很多国家已经成为一个令人担忧的社会问题，涉及欧洲南部和东部的国家，以及日本、中国和韩国等东亚国家。
超低生育率的原因
Cost of Raising a Child Ticks Up [J].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10.梁建章，任泽平，等. 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版[R]. 育娲人口研究，2022. 首先，在高收入国家中，教育受到高度重视，教育的成本很高。因此，培养高学历后代的支出很大。根据《华尔街日报》2010年的一份报告，在美国，抚养一个孩子到18岁的费用是222 360美元，是美国人均年收入的4倍 ，而且这一数字还不包括大学学费。在富裕的亚洲国家，父母通常更加关心子女的教育问题，在教育上的开支甚至更高，因为父母通常不仅需要支付孩子的大学学费，而且要投入不菲的资金让孩子参加补习班，提高孩子考上名牌大学的概率。中国家长对补课的热衷程度远超欧美家长，根据育娲人口研究的报告，2021年中国抚养孩子到18岁的成本接近10万美元，是人均收入的6.9倍，这一水平几乎是世界上最高的。 这是中国现在出现超低生育率的重要原因。
其次，随着经济更多转向服务导向型和创新驱动型，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力参与率都在稳步上升。在许多国家，女性的大学入学率与男性不相上下，甚至高于男性。在美国和英国，女性大学毕业生的人数几乎比男性高出40%。中国虽然仍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但是女性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多于男性。此外，中国城市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为70%，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比较高的。可以想见，女性在教育和事业发展方面投入的时间越长，用于养育子女或者投入在自己身上的时间就越少。当然，女性能够更多地参与创新并且实现职业生涯的成功是社会的巨大进步。而且女性独立和生育率的关系并不是完全矛盾的。如果一个国家提供了充足的生育福利，女性就有权力自由选择兼顾职业发展和家庭幸福。例如，北欧国家提供了包括幼托服务在内的完善的生育福利，这些国家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的女性地位和生育率都是最高的。
再次，在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体中，养老是养育子女的主要原因之一。在高收入国家中，老年人主要依靠自己的储蓄和公共养老金生活。尽管抚养孩子的费用越来越高，孩子对赡养父母却没有投入多少。因此，仅仅从财务的角度来看，在现代社会中养育孩子是赔钱的。当高收入国家能提供很好的养老福利时，人们往往会倾向于养育更少的孩子。
最后，现代城市给人们提供了许多娱乐休闲的生活方式，因此人们用来养育孩子的时间变得更少了。正因如此，城市中的年轻人不断地推迟结婚时间，晚婚已成为大势所趋。有些人选择不生孩子，甚至宁可过单身生活。另外，网络游戏和虚拟世界等让人上瘾的娱乐方式，严重影响了年轻人在现实世界中寻找伴侣的欲望。
对各国人口的预测
联合国和美国的人口调查机构以及世界银行都发表过各种人口预测。虽然各个机构的假定和预测数值各有不同，但对人口发展模式和趋势的预测结果则基本相似。联合国预测，世界人口虽然将继续增长，但相比于此前的几十年，增长率将会下降。10年前，世界人口以每年1.24%的速度不断增长。现在，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是每年1.18%，大约每年增长8 300万人。
大多数报告都预测，世界人口总数大约在21世纪末将达到100亿的峰值，此后就会逐步下降。以人口数量为指标的国家排名将发生变化。印度的人口已经超过中国，新出生人口数更是中国的两倍以上，未来的总人口将远远超过中国。未来世界的人口增长主要来自非洲和南亚国家，一些移民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仍将依靠移民保持人口增长。而世界其他国家，包括大多数中等收入和发达国家的人口都会不同程度地下降，尤其是低生育率的东亚国家，如韩国、日本、中国，则会成为绝对量和相对占比下降最快的国家。
发达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多数发达国家都经历了一次人口快速增长的“婴儿潮”。然而，不久之后，生育率就开始下降。美国经历的“婴儿潮”，出生人口最多，持续时间也最长，从1945年一直到1965年；欧洲的“婴儿潮”规模小于美国，时间也更短；而日本的“婴儿潮”时间最短，几乎战争结束后，就开始了生育率下降的进程。到了1980年，所有发达国家都进入人口增长缓慢的时期。近几年，个别发达国家——例如日本——的总人口规模已经开始下降。
当前在主要发达国家中，除了以色列，所有国家的生育率都低于2.1的更替水平。生育率最高的国家是法国、丹麦、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它们的生育率略低于更替水平。而亚洲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生育率远远低于更替水平。
表3.1显示了2020年主要发达国家的生育率。
表3.1 2020年主要发达国家的生育率
资料来源：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丹麦统计局，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英国国家统计局，澳大利亚统计局，德国联邦统计局，加拿大统计局，日本厚生劳动省，意大利国家统计局。
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意识到低生育率对经济发展不利，并且采取了各种程度不同的鼓励生育政策。南欧和东亚的一些国家似乎陷入了超低生育率的陷阱。因此，它们的经济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遭遇挫折。
东亚及东南亚文化圈国家和地区
东亚及东南亚文化圈中的国家，包括日本、韩国、中国以及新加坡。从古至今，这一文化圈主要推崇孔子哲学，使用汉语书面语。这一地区之所以出现超低生育率，可能是因为儒家重视教育的文化传统。畅销书作者“虎妈”蔡美儿是一位美籍华人，她以用中国传统方式抚养孩子而闻名。像她一样，有许多亚裔父母为了让孩子进入一流大学，不惜花费大量时间，这种育儿方式使他们没有足够的精力抚养多个孩子。因此，在美国少数族裔中，亚裔美国人的生育率最低。与之相似，东亚国家如韩国、日本和中国，国内的高考竞争十分激烈。生活在这些国家的父母，不仅需要花费很多精力辅导孩子的家庭作业，而且需要花很多钱让孩子参加补习班。数量众多的培训机构，在这些国家形成了庞大的产业。东亚父母似乎更关心孩子的质量而不是数量，由此出现了世界上最低的生育率。
2022年部分东亚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如表3.2所示。
表3.2 2022年部分东亚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台湾户政事务主管部门，中国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日本厚生劳动省，新加坡统计局，韩国统计厅。
部分东亚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婚生育比例很低。在上述国家和地区中，非婚生子女仍然是社会禁忌。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2020年日本和韩国的非婚生子女占新生儿的比例只有2.4%~2.5%，欧盟国家非婚生子女占新生儿的比例平均是41.9%。在北欧国家和法国，非婚生子女的比例超过50%。在全球结婚率普遍迅速下降的情况下，这是低生育率的原因之一。
老龄化趋势
由于低生育率和高预期寿命两种因素的叠加影响，世界人口正在逐渐呈现老龄化的趋势。根据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22》的数据，2022年全球人口年龄中位数为30.2岁，到2030年，预计全球人口年龄中位数将上升到31.9岁；到2050年，年龄中位数将上升到35.9岁，并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到2050年，日本和韩国将是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年龄中位数分别达到53.6岁和56.7岁。在欧洲一些超低生育率的国家，例如意大利和西班牙，年龄中位数将超过50岁，比2022年时增加了6~9岁。到2050年，中国人口的年龄中位数将达到50.7岁，比现在的平均年龄大12岁（见图3.4）。
“老年抚养比”这一概念，衡量了非劳动年龄人口中老年人口（65岁以上）与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之比，用来表明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名老年人。按照育娲人口研究的预测报告，中国的老年抚养比在2050年将超过50%。随着老年抚养比的迅速上升，未来中国的养老体系将承受很大的压力。
图3.4 各国年龄中位数预测（2022—2050年）
资料来源：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
中国人口危机
1953年，新中国进行了首次人口普查。普查结果显示，当年的人口有5.8亿。中国人口在1960年达到6.6亿，1970年为8.3亿，1980年为9.9亿，1990年为11.4亿，2000年为12.7亿，2010年为13.4亿，2019年达到14亿。
用这些数据对比世界人口就会发现，1950—2019年，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比中国快。虽然1950—2019年中国人口从5.5亿增加到了14亿，增长了1.5倍，看起来增速很快，但同期的世界人口从25.4亿增加到77亿，增长了2倍多。
近200年来，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
1820年，中国人口约3.5亿，世界人口约10亿，中国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35%。
1900年，中国人口约4.3亿，世界人口约16亿，中国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27%。
1950年，中国人口约5.5亿，世界人口约25亿，中国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22%。
2019年，中国人口约14亿，世界人口约77亿，中国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18%。
1950—2022年中国出生人口情况如图3.5所示。
图3.5 1950—2022年中国出生人口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育娲人口研究。
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中国的生育率也经历了迅速下降的过程。在推出计划生育的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生育率已经降到了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降到了1.5以下，出生人口也从20世纪80年代的每年2 000多万，降到了每年1 000多万。两孩政策放开后，新出生人口小幅反弹到了1 700万，但又快速下降到了2023年的902万。生育率也下降到了1.0，比日本还要低不少，几乎成为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仅略高于韩国）。而且这还不是最低谷，中国的生育率未来可能继续下降。
除了实行限制生育的政策之外，还有多个原因使中国的生育率比其他国家低，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中国一线城市的住房收入比是世界上最高的，高房价严重压制了城市夫妇的生育意愿。第二，中国孩子的教育压力和成本高。第三，中国的生育福利政策落后于发达国家。
有关生育成本的具体分析和对策，将在下文展开讲述。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生育成本几乎是世界上最高的。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也不大力鼓励生育，中国的生育率会比其他国家低得多，甚至有一天中国的生育率会是世界最低的。
梁建章，任泽平，等. 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1版 [R]. 育娲人口研究，2021.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2022年出生人口跌破1 000万，总人口进入负增长，然后持续下降。按照育娲人口研究2023版的低预测，到2030年、2050年、2100年，中国总人口分别为13.6亿、11.7亿、4.8亿，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分别为16.0%、12.3%、4.8%。新出生人口还将继续下降，到2030年、2050年、2100年，分别为607万、493万、95万，占世界新出生人口的比例分别为4.7%、3.8%、0.89%。
由此可见，中国的低生育率问题非常严峻，会对未来的中国社会产生负面影响，尤其会对创新力和综合国力造成削弱。
人工智能和劳动力市场
有人说未来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将大量取代人的工作，所以不需要这么多的人口。这样的观点似是而非，因为从创新的角度看，人工智能的存在反而凸显了人口的重要性。近年来，最热门的词莫过于人工智能。自从深度神经网络出现以来，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超乎想象。ChatGPT（聊天机器人程序）的出现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超出了几乎所有计算机科学家的预料。一个简单的神经网络模型，一旦拥有了几百亿的连接，并且通过大量的机器学习，就能产生近似人类大脑的通用智能。虽然如今的人工智能技术有待完善，但足以证明人类大脑没有什么特殊性。人类通过机器模拟所有人类智能只是时间问题。未来的问题不是人工智能能够干什么，而是人类选择让人工智能干什么。
不过，在享受人工智能带来的创新红利之前，人们会担心另外一些问题：人工智能将取代哪些职业？是否会出现大量失业？哪些行业会受到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人工智能将如何影响创新和教育？人工智能会如何影响收入分配？
在解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行业象限图。我们把一些代表性行业分成两个维度和四个象限。横坐标是行业的科技自动化程度，从左边“容易自动化”到右边“难以自动化”。容易自动化的行业会面临价格下降的困境，难以自动化的行业的价格相对稳定。纵坐标是需求层次的维度，从低的“物质需求”到高的“精神需求”。人的物质需求包括衣、食、住等行业，物质需求的行业到一定数量后会相对饱和，而精神需求的数量会随着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和金钱而不断增长。
图3.6把不同行业分在四个象限。左下象限是容易自动化的物质需求行业，如汽车、服装和家电等，这部分的价格会下降，而需求数量会饱和，所以总体的行业规模和经济占比就会下降。左上象限是容易自动化的精神需求，如数字娱乐行业，这些需求的数量会增加，但是单价会下降，总体的行业规模会保持稳定。右下象限是难以自动化的物质行业，如房地产，因为机器人还远不能胜任建筑工人的劳动，所以这个行业的价格稳定，但是房地产的物质需求也会饱和，所以总体规模和经济规模也会稳定。右上象限是难以自动化的精神需求行业，如教育和旅行。以旅行为例，人们如果有更多的闲暇和金钱，就必然在旅行方面有更多消费，所以酒店和飞机的价格还是会保持坚挺，旅行行业的规模和经济占比会不断提高。
图3.6 自动化对不同行业的影响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有些行业会萎缩，如制造业；有些行业会稳定，如房地产业和数字娱乐业；有些行业如旅行业和教育业，会扩大并且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当然，从长远来看，百年以后教育和旅行说不定也能完全自动化。但有一项工作却可能永远只能由人类完成，这项工作就是创新。在图3.6中，创新之所以位于右上象限，是因为创新对人类而言是一种难以自动化的高级行为。创新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行业，而是分布在各行各业的研发和创作活动中。
创新也是可以部分自动化的，人工智能可以帮忙自动做实验、记录数据和分析数据，或者用机器学习来提议可能成功的解决方案。比如，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人类搜寻和测试问题的解决方案（就像人工智能系统AlphaFold），人工智能还可以辅助做一些艺术创作。但是一般来说，人类在提出问题和需求方面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因为人类到底需要什么，从根本上还是要问自己。一些解决方案的选择，会牵涉人类特有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判断。另外，从安全的角度考虑，人类也不会把创新完全交给人工智能来完成。因此，人类会继续把握创新的方向盘和最终决策权，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完成创新（下文会详细论述人工智能技术和创新的关系）。
同时，创新能给人们带来成就感，满足好奇心，并使人们在探索过程中产生乐趣。而且，人工智能取代了一些简单重复的任务，使创新的工作更加有趣。因此，创新将成为一种高级的精神需求，会吸引更多的人从事这项工作。由此产生的结论是，人类创新活动的规模会继续增大，创新行业的经济占比和财富分配的重要性也会提升。
人们对人工智能最大的担心是导致失业问题，通过以上分析，我已经给出了答案：随着效率的提升，有些行业会萎缩，但另一些行业会蓬勃发展，这些行业是难以自动化且能够满足精神需求的行业，包括教育业、旅行业。因此，整个经济的就业构成会出现变化，并不会引发大量失业。当然，有些人会面临技能的升级和转行问题。从整体来看，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水平会更加丰富，尤其是精神需求会得到更多的满足。
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与创新有关，而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只能起到辅助的作用。有人说，创新只需要少数天才而非大量人口就能实现，这种观点显然与历史趋势相悖。人类正在创新方面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本和人力资源，而且人口越是密集的城市和地区，创新力越旺盛，这种趋势现在并没有放缓的迹象。将来会有更多的人具备参与某种形式的创新活动的能力和意愿，其中既包括高技能工作（例如人工智能编程），也包括低技能工作（例如游戏测试和电影评论）。
从长远来看，创新不仅能解决具体问题，更有利于对未知事物的探索。对更多食物和住房的需求很容易饱和，然而，人类总是有兴趣探索新的器具、新的故事、新的游戏，以及新的探索本身。只要人类保持探索世界的兴趣，就不会被机器人替代，也不会让机器人代替。反之，如果人类不再有探索的欲望，那么人类文明将开始衰落。
因此，未来创新活动非但不会被人工智能所替代，而且由于人工智能变得越来越重要，其会放大创新力在财富创造和分配中的主导作用。因此，无论对于个人、企业还是国家来说，创新力模型中的几个要素（人口规模、人口能力、对外和对内的交流）都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是人口规模。人口快速萎缩和老龄化的国家将在未来的创新竞争中处于劣势，人们不仅会变得更贫穷，而且没有成就感。
人口政策和社会共识
虽然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可以替代人类的很多工作，但是人类的创新活动仍将由人类完成。如果人类的低生育率持续下去，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人口，将以每代人口数量减半的速度急剧萎缩，人类的创新能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将大打折扣。以太空移民为例，完成太空移民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可能只有中国和美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才有能力完成。而太空移民对于人类长期传承而言是目前来看最彻底的解决方案之一（第九章将详细论述）。因此，保持一定的人口规模，对于人类种群发展至关重要。
有些自由经济学家认为，只要政府不介入，市场就会自然解决低生育率问题。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在大多数情况下认可政府只需要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但市场机制在人口领域却可能失灵。因为不是所有人都会考虑后代的利益，很多人的目标只是把这辈子过好就满足了。人类历史上繁衍后代的欲望，源于基因里的男欢女爱，基于本能就会生育孩子。时至今日，传统的男欢女爱受到各种科技和娱乐方式的竞争，性爱过程也可以方便地采用避孕措施。虽然说大多数人也会本能地喜欢孩子，但是抚养孩子的代价越来越高，这种喜欢孩子的本能远远不足以使人类的平均生育率达到2的水平。
现在流行的“躺平”文化和“绝后”文化，就是这种代际利益错配的结果。虽然说创新的价值观会产生更高级和长久的快乐，而且大多数人也认同应该为人类长期繁荣做贡献，但落实到个体，大多数人还是主要考虑追求个人利益和当前的快乐。目前抚养孩子的成本主要由家庭承担，但是孩子未来可能做出的创新却主要是贡献给了社会。养育孩子成本高昂，而且大多数孩子可能并不出色，所以生育文化不会自动成为社会主流。
上述结论已经在数据上得到验证，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经历过生育率的直线下降。如果没有鼓励生育的经济政策，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生育率都会远远低于更替水平。在数学意义上，只要低于更替水平，种群最终就会走向灭绝。中国的问题尤其严重，如果按照现在的生育率，每代人减半，那么再过1 000年，中国人作为一个种群就会灭绝，更不必说引领世界的创新了。
因此，在人口政策方面，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只有大规模地调动社会资源，降低养育成本，才有可能逆转和提高生育率（本书将在第六章详细介绍鼓励生育的政策）。当然，全面生育福利需要巨大的财力投入，需要公共政策的相关改革，有些改革如教育改革难度很大。
这些政策的落实甚至需要考虑政治制度的改革。仅仅从当代人考虑，生育福利的本质是没有孩子的家庭来补贴有孩子的家庭，但是有孩子的家庭的确更能促进全社会的长远利益，所以应该让未成年孩子有平等的投票权，并由他们的父母代为行使投票权，这将是一种更加合理的制度。具体的实施方式可以是让每个孩子的联合监护人投半票，每个孩子的单独监护人投一票。现在的技术系统应该容易实行此方案。
政策的改革还需要整个社会达成创新主义价值观的共识——把创新和传承视为人类文明的更高目标。只有这样，整个社会才能下决心做出必要的公共政策调整，以牺牲部分短期利益为代价，来换取文明的延续和长期繁荣。
小结
本章简述了中国和世界的人口历史，以及近年来几乎所有富裕国家，还有中国面临的超低生育率问题。未来的智能社会中，创新力的重要性将日益凸显。人口是创新力的基础要素，很多富裕国家以及中国正面临着严重的低生育率危机，所以必须尽快推出包括生育奖励在内的一系列生育友好型人口政策。但是这些人口政策都需要当代人牺牲一些短期利益，这是为了后代的创新能力和幸福，所以需要强调创新和传承是人类超越当代的意义和使命。下一章将详细分析创新和传承的生命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