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如何培育创新能力
创新是个人、企业和国家创造财富的关键，那么国家层面应该采取何种公共政策呢？从历史上看，世界的创新中心已经转移过多次。最初，世界的创新中心在埃及和中东，之后转移到了希腊和罗马，再后来转移到了中国。在最近的二三百年间，它一直处在欧洲和美国。那么这些变化背后的因素是什么？什么样的环境可以促进和培育创新？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促进创新？
在创业成功后，我选择前往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将创新作为我感兴趣的专业领域。成功的经济体都有一些共同的必要条件，比如稳定的政治制度、充分的产权保护、运作顺畅的金融业、开放的贸易和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创新建立在既有知识基础之上，因此能够与世界其他地方自由交流至关重要。比如，中国明代选择闭关锁国，切断与其他国家进行商品交换和思想交流的通道，这一措施最终关闭了中国的创新引擎。又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严格的贸易壁垒和不稳定的金融体系，阻碍了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和创新。
时至今日，大多数国家已经理解到经济创新所必需的宏观条件，并且大多数中高收入国家也可以为创新提供这些条件。那么，除了以上宏观条件之外，推动创新的因素还有哪些？
产业政策能否促进创新
产业政策一度被认为能够促进创新。产业政策扶持的对象，是某些在创新方面被认定“有潜力”的领域。这在民间资本不发达的情况下可能成立，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市场经济中，创新的回报如此之大，不乏大量资本去追逐成功的创新。在过去的10年中，全球风险投资业发展迅速。因此，即使在没有政府资金投入的情况下，民间资本也可以很好地资助创新活动。
另外，在评判和选择“有潜力”的技术时，风险资本家的把握能力相对较强。例如，某些国家的政府近年来投入大量资金支持太阳能产业，但它并不善于选择合适的公司或者合适的技术。虽然科技发展推动整个行业获得了健康成长，但政府在此过程中却浪费了不少资金。
由此可见，政府能做出的最好决策，并不是推出产业政策乃至直接投资，而是提供公平、开放、可预期的竞争环境。政府只需要对所有公司提供全面的税收减免优惠，无须自己去投资扶持某些公司或者技术。这也是支持供给侧改革的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即主张低税收、小政府、可预期监管，并允许市场去认定和奖励赢家。因此，其结论是政府不应该过多介入创新和创业。
当然，大多数政府不愿意承认这一结论，因为这使它们脱离了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但对于创新来说，没有什么捷径或者灵丹妙药，否则世界上早就出现更多富裕的国家了。
国家创新力模型
在微观层面，具体的创新方向是不可预测的；在宏观层面，一个国家的创新力源自其创新者的思想交流。所谓创新者，可能是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可能是一个关键零部件的厂家，也可能是一位深度用户。与这些创新者进行交流，是产生创新想法的源泉，所以一个国家的创新力取决于人口数量、人口能力，以及内部交流量和外部交流量。人口能力是指人口中平均的个人能力，其中包括天分、教育、经验、精力、沟通能力和冒险能力等。内部交流量和外部交流量是指本国和国外交流的畅通性，涵盖信息、商品、资金等多种交流形式。一个比喻是，人类社会就像大脑，人就像神经元，神经元越多（好似人越多），神经元越活跃（好似个人能力越强），神经元之间的连接越多（好似内部和外部交流畅通），大脑就会越发达。
用公式表达就是：
创新力= 人口数量×人口能力×（内部交流量+外部交流量）
人口数量、人口能力、内部交流量和外部交流量这四个变量，分别对应规模效应、老龄化效应、聚集效应和流动效应。
人口数量和规模效应
规模效应在现代经济中无处不在。制造行业中，生产100万件产品的单位成本，通常远远低于生产1 000件产品的单位成本。这是因为研发产品、采购设备和建设厂房的投入，一般不会因为产量的增加而等比例上升。餐馆、酒店等服务行业也存在规模效应，因为店面的设计、菜谱和食材配方也只需要一次性投入。连锁店的广告营销，也具有很强的规模效应，因为广告制作和明星代言都不必分散投入成本，大规模媒体投放可以拿到很低的成本。
对于高科技或者文创行业，由于研发创新的固定投入是其主要成本，规模效应就越发显著。例如，投资一部目标市场为10亿人群的电影（或网站）的预算，可以10倍于一部目标市场只有1亿人群的电影（或网站）的预算。又如，在携程旅行网，可以雇用5 000位软件工程师，相比之下，日本市场只有中国市场的1/10，因此，一家类似的日本公司只能雇用几百个工程师。
有人认为，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即使是一个小国也可以进入全球市场。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当今的运输成本和贸易壁垒都很低，来自一个小国的公司完全可以将标准化的制造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
但在日益重要的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信息服务领域，大国人口规模的优势仍然无可替代。这是因为该行业的先发优势非常关键。一旦某家企业抢先取得了大量客户，形成了网络效应，其他公司就很难追赶。在一个网络效应发挥巨大作用的行业中，赢家将是那些能够率先跨越客户规模“临界值”（critical mass）的公司。举例来说，如果1 000万名客户代表一个“临界值”，要达到这个临界值，在美国市场上（其人口总数为3亿人）所必需的渗透率约为3%。对于总人口只有1亿人的日本来说，所必需的渗透率则为10%。而在中国，这一比率小于1%。因此，如果比较某项创新达到临界值的时机，美国市场通常会比日本市场快一些。美国的互联网公司，如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亿客行等，在国内市场成功达到临界值以后，就迅速扩展到了其他国家，成功占领世界市场。在互联网行业，起步时机的早晚，往往足以区分赢家和输家。这种先发优势还体现在数据优势上，尤其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行业，用户的数据成了训练算法的要素，用户数据越多，算法就越好。显然，拥有大量本国用户的美国和中国公司更容易取得先机，所以中国和美国的互联网与人工智能公司能够成为全球赢家。
Porter M E.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M]. New York: Free Press, 1990. 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验证人口数量的重要性。著名的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提出了企业战略成功的五要素，并将公司竞争战略理论应用于国家竞争战略。 在他的模型中，一个国家的某种产业想要获得成功，需要具备四个要素：禀赋、需求、零部件产业、竞争。我对波特这个四要素模型的认识是，这四个要素实际上都与人口有关。人口众多意味着庞大的人才储备库和规模巨大的本地市场，即禀赋要素和需求要素。巨大的市场也可以催生更加发达和完整的零部件产业。最后，众多的人口和庞大的市场可以培育更多的竞争者。因此，可以认为波特的模型结论和本书一致，即人口规模其实是创新活动最重要的优势来源。
人口能力和老龄化效应
前文讲了人口规模的重要性，那么是否可以单纯通过加强教育来提升人口能力呢？然而，现在还没有什么课程可以直接教授创新力，因为创新力是一种综合且不确定的能力。普及基础和大学教育只是一个入场券，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再加大教育投入，最终会出现饱和。有些国家甚至出现了教育过度投入和“内卷”问题。中国教育的主要问题是，严重“内卷”带来了巨大的成本，导致家庭没有意愿和能力生更多孩子。
能力的一个重要维度是老化问题。低生育率不仅造成人口规模减小，而且必然导致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有天赋的创业者，一般都是在30多岁时最具创造能力。一个国家如果拥有大量30岁左右且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那么就会提升创新尤其是颠覆性创新能力。相反，如果一个国家正在迅速老龄化，那么潜在的年轻发明家和企业家就会变少。
老龄化社会还存在一种阻挡效应，即老年人会影响年轻人的活力。一个员工获得高级职位的概率，取决于相关领域内的劳动力年龄结构。如果公司里存在大量四五十岁的员工，那么年轻员工就不太可能被赋予更多的管理责任，因为高级职位已经被年长的员工所占据。因此，一个国家的年龄结构，可能成为影响创业的重要因素。整体结构趋于年轻的社会，会为年轻人提供更多机会来获得创业所必需的技能。相反，在一个老龄化的国家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规模不断缩小，年轻员工的晋升较慢，拥有的影响力较小，技能也较差，所以难以成为潜在的企业家。因此，在一个老龄化的国家里，不仅年轻人的数量变少，而且由于他们的发展被数量更多的老年人所阻碍，所以年轻人很难创业。
Liang J, Wang H, Lazear E. Demographics and Entrepreneurship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8. 我和斯坦福大学、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家研究过企业家精神与老龄化之间的关系。我们分析了所有发达国家的数据，发现年龄结构越年轻的国家，创业活力就越旺盛。 日本是一个典型的负面例子，近几十年，日本的初创企业数量随着人口结构的老化而迅速下降。
虽然日本缺乏创业活力，但是如果只看某些创新指标，则日本的创新表现并不差。日本的大公司在研发方面投入巨资，获得多项专利。然而，这些发明大多是微创新，而不是颠覆性发明。例如，日本公司不断改进数字照相机，使其体积更小、质量更好，并且具有更多功能。但是，它们没有产生iPhone（苹果手机）、互联网平台那样的颠覆性发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大型日本企业获得了大量专利，但已经无法跟上美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速度。
日本公司并非一直都是这种表现。它们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非常有创造力，并产生了革命性的发明，如随身听、数字照相机和游戏机控制台。日本经济在那个阶段获得了快速发展，人均GDP一度超过美国。然而，在1991年房地产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在接下来的20年里一直停滞不前，而美国经济则得益于蓬勃发展的高科技产业，始终走在世界前列。关于日本出现“失落的几十年”的原因，至今众说纷纭。一些经济学家将停滞现象归因于房地产泡沫破灭引发的金融危机。然而，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金融危机的持续时间超过10年，日本的经济停滞却已经超过30年。今天，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意识到，真正导致这一停滞的罪魁祸首，是人口的老龄化和创业精神的缺失。
日本经济比不上美国的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初创企业，导致其IT（信息技术）产业在过去30年中的发展活力远不及美国。如表6.1所示，在美国排名前10的高科技公司中，有6家在1985年以后成立，创始人在成立公司时都很年轻，平均年龄只有30岁左右。相比之下，在日本排名前10的高科技公司中，没有任何一家是在近40年之内成立的。
表6.1 美国和日本排名前10的高科技公司及其创始人
资料来源：CompaniesMarketCap.com，《福布斯》。
由于阻挡效应，当劳动力变得老龄化时，年轻员工的晋升速度就会减慢。如表6.2所示，20世纪70年代，日本大约有32%的经理年龄在35岁以下；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比例下降了一半，只有16%。20世纪70年代，日本大约有25%的部门负责人年龄在45岁以下，而这一比例到90年代时下降了2/3，仅为8%左右。这是劳动力老龄化所导致的，因为通常情况下，员工的晋升会基于工龄。当年龄结构呈现年长者多、年轻人少的倒金字塔形时，员工必须等待更长的时间才能晋升到高级职位，无法在年轻时就得到成为企业家所必备的锻炼和积累。当他们最终获得晋升时，即便拥有了成为企业家所必需的技能、财务以及社会影响力，也已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错过了创业的黄金窗口。
表6.2 日本劳动力的年龄结构经理级别
资料来源：日本厚生劳动省。
在过去的30年里，日本不仅没有出现创新型的新企业，而且现存的大公司在颠覆性创新方面也变得非常迟钝。类似的阻挡效应，同样在大公司内部发挥作用。为实现突破性的技术创新，大公司通常需要组建一个“创业项目部”，最好由30多岁的年轻人来负责。然而，在典型的日本企业中，30岁的员工通常只有较低的级别和技术能力，在公司中的影响力也不大，因此无法有效领导这些项目。鉴于这种情况，在一个老龄化的国家（或老龄化的公司）中，不仅创新型的新公司少，而且现有的大公司往往也会更趋保守，缺乏创造性。
因此，日本经济问题的症结是少子化引起的老龄化，对此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只有提高生育率才能解决问题。日本政府不断加大鼓励生育的力度，近几年的生育率有所回升，目前在1.3左右，已经显著高于中国和韩国的生育率。
内部交流和聚集效应
再讲创新力中的内部交流和聚集效应。在制造业中，聚集效应是相关企业互相靠近的结果。高新技术产业的聚集效应，则是创新人才聚集的结果。当有创造力的人聚在一起时，这种效应可以产生化学反应。在夜晚的硅谷，餐馆和咖啡馆里坐满了身穿休闲装的工程师，他们热情洋溢地讨论着下一次的技术突破和创业机会。
由于无数高科技公司的地址如此接近，人们很容易在不同的公司之间流动。在硅谷企业中，员工的流动性非常大。如果一位工程师有创造性的想法，却不能得到公司的资金支持，他就可以带着想法加入其他公司，甚至可以在风险投资的支持下自行创办一家新公司。员工的高流动性，不仅促进了思想和创新的交流，而且能帮助创业公司快速找到人才。高流动性也降低了创业失败的成本，因为在这种环境中，人们很容易在创业失败后找到新的工作。至于高流动性的必要条件，则是一个地区能够聚集众多高科技企业。
此外，大城市不仅可以使人才与企业更好地匹配，而且可以为更多有不同学科背景的人才提供在一起工作的机会。近年来，互联网和软件领域的技术创新往往需要多学科合作，这就进一步增强了大城市的优势。对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夫妇来说，大城市特别具有吸引力，虽然生活成本更高，但是夫妻双方都可能找到好的职位。
中国的创新也主要来自一、二线大城市。中国人口数量居世界前列，理应出现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所以尽管中国的人口不再增长，但大城市的人口可能还有增长空间。例如，上海的人口目前还不到2 500万，比东京的3 700万少。总之，政府应该积极地扩容大城市，平抑大城市的房价，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在大城市安居乐业，充分发挥聚集效应，提升创新力。
对外开放和流动效应
最后讲人口模型中的对外开放和流动性的作用。创新力为什么依赖对外开放？因为创新活动的本质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个肩膀就是全世界人类知识的结晶。如果只能接受本国积累的知识，那么这个巨人会矮很多，培育不出全球领先的创新力。这正是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虽然当时中国与国外尚有一些贸易活动，但是科学知识和其他先进思想的交流却非常弱，几乎没有什么人员交流。其中一部分原因是路途遥远，另一部分是由于官方和民间自诩“天朝上国”的盲目自大和排外观念。二三百年前，当西方科学界已经研究物理和化学等现代科学时，中国精英对西方科学堪称一无所知且毫无兴趣。与中国近代的闭关锁国类似，历史上也有一些国家实行过贸易保护主义，结果都尝到了创新停滞的苦果。
国际交流不可替代性的根本原因在于，再大的国家，相对于世界还是很小。再多的国内人口，相对于世界人口还是少得多。而且远方的物产、商品和创意，往往更具有多样性或者启发性。例如，当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以后，各种新的物种不仅提升了农业发展水平，也催生了博物学和进化论，还促进了天文和物理学的发展。因此，即使是人口大国，也必须抱着开放和虚心的态度向全世界学习。
有人说，当今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不再需要对外开放，只需要学习教科书就够了。这个观点最多也只能适用于一两百年前的经典知识，现在的科技创新迅速膨胀，书本上的知识只是很小一部分，很多知识出现在日新月异的学术文献里，更多则散落在互联网上的各个角落，以及全球科研人员的脑子里。因此，书本上的知识只是基础，还必须在互联网上获取全球信息，而且要重视跟全球科研人员进行深度交流的机会。总之，除了信息、贸易、投资的开放，更需要人员的开放与流动，尤其是鼓励外国人到中国来旅行、工作和定居，从而促进对外交流和提升创新力。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贸易大国，投资开放程度高，但是在信息和人员流动开放方面还有提升空间。尤其是人员流动方面，近些年每年来华访问的外国人数呈下降趋势，这和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政策方面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包括签证便利度、支付便利度、上网便利度等。
总结一下，我们详细介绍了国家创新力模型，其推论是提升创新力的根本就是人口和开放。中国如果要维持人口规模效应或者避免人口结构极度老化，没有捷径，只有提高生育率。有人问，中国是否可以像美国、加拿大等移民国家那样，通过大量引进移民来解决低生育率问题？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比较大，历史上也不是传统的移民国家，所以不可能大量引进移民。同时，即便引进移民，也需要解决教育、医疗、房价等养育成本问题。
其实从政策角度来看，培育人口数量是最难的。难在何处？无论是提高生育率还是引进移民，都是一项综合工程。首先需要有高质量的教育，但学习负担不能太重；其次需要宜居的城市，但房价不能太贵；最后还需要向家庭倾斜的福利政策和其他方面的民生保障，这样才能让家庭愿意生更多的孩子。
文明的兴衰
我之所以如此关心创新，是因为创新是文明进步的关键要素。历史上，文明和创新的中心经过多次更替，其规律也可以用创新公式来解释：
创新力=人口数量×人口能力×（内部交流量+外部交流量）
文明和创新的中心，往往是商品交换和思想碰撞最旺盛的地方。因此，创新中心总是位于商品和人员的流动枢纽核心。纵观历史，由于运输和通信的技术进步，这些中心的位置不断发生迁移。由技术进步引发的枢纽位置改变，可以用来解释包括西方崛起在内的主要文明兴衰。
3 000年前的原始航海技术时期，欧亚大陆的地理中心是埃及和中东。这两个地区成为最先进的文明和创新中心的家园，同时也是世界主要宗教的诞生地。后来，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地中海成为商品和人员流动的高速通路。希腊和罗马位于地中海区域的中心，因此成为流动枢纽，也是当时的创新中心。
比较罗马帝国和汉代中国在同一时期的规模，罗马帝国的人口峰值约为8 000万，大于汉朝约6 000万的人口规模。人口为100万的罗马，也比人口为50万的长安大得多。因此，罗马帝国的人口最多、贸易量最大，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创新中心。
后来，罗马帝国和汉朝相继解体，进入四分五裂的状态，曾形成人口和贸易量都很小的诸多小国。在黑暗的中世纪，欧洲仍然分崩离析，贸易和交流受到阻碍。而中国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分裂后，终于在唐宋时期重新统一。据估计，唐朝人口为8 000万至1亿，宋朝人口估计有1.2亿，这比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都庞大。宋朝不仅有最大的国内市场，还与东南亚各国进行广泛的贸易。宋朝有20多个通商口岸，关税收入一度占财政收入的15%以上。当时中国在技术创新方面领先于世界，典型的例证是火药和雕版印刷术的广泛使用。
15世纪，随着航海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横跨大西洋不再是妄想。西欧位于大西洋与非洲和美洲之间贸易路线的前沿，重要的战略性地位使其成为世界中心。中国在15世纪的航海技术实际上更为先进，但还不足以跨越比大西洋更广阔的太平洋。可惜的是，中国的著名航海家郑和没能领先于欧洲探险家发现美洲大陆。再之后，中国皇帝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完全隔断了与外部世界的商品贸易和人员往来。
西欧在成为世界贸易中心后，位于该地区的国家竞相成为世界领导者。通常的模式是，短期内，小国可以取得新技术或组织形式的突破，发挥引领作用。然而，从长期看，大国会实现技术赶超，取而代之成为领导者。起初，仅有数百万人口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是领先国家，后来被人口数达千万的英国和法国取代，再后来又被人口更多的德国赶超。最终，人口超过一亿的美国取代了德国的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只有印度、中国和苏联的人口规模超过美国。此时1亿人口的日本异军突起，在创新竞赛中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但受制于人口老龄化，日本很快被甩到了后面。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衣钵，但是人口只有苏联时人口的一半，而且生育率低，因此不具备与美国开展创新竞争的实力。即使以欧盟为例，欧洲国家由于语言和文化不同，迄今仍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单一市场。此外，许多欧洲国家特别是南欧国家，饱受严重的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之苦。因此，有机会与美国竞争的国家只剩下中国和印度。
时至今日，得益于现代通信和航空技术的襄助，跨国旅行也不过一天的航程，因此当今世界已经不存在自然地理中心的概念。竞技场上呈三足鼎立态势的国家分别是中国、美国和印度。相对于美国，中国具有人口规模的优势。美国的人口规模小于中国和印度，但美国具备能够吸引全世界人才的优势。印度的人口刚刚超过中国，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实施经济改革开放政策，所以总体经济水平和中国还有20年的差距。在今后几十年，中国和美国将成为世界创新的领导者。但从长远来说，中国的人口规模会由于低生育率而逐步衰减，而印度得益于其人口规模，也会成为世界创新的一极。中国、美国和印度三个国家的人口之和接近世界人口的一半，如果中国、美国和印度都成为创新中心的竞争者，世界将会大大不同。当近一半的世界人口在创新的竞争中相互学习时，人类文明程度也将随之提升到新高度。
未来，大国的竞争是经济竞争，这与历史上的竞争完全不同。过去，竞争通常是一种零和游戏，国与国之间对领土和资源展开激烈的争夺，往往会导致冲突和战争。今天，在主要大国之间开展对创新和人力资源的竞争，已不再是零和竞争，因为创新不仅对创新者有利，对其他国家也会产生有益的影响。此外，对于人才的激烈竞争可以提高教育的投资回报，并且促使政府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因此会造就更多的人才。但是，这依然是一个高赌注的游戏，毕竟世界上只能有为数不多的创新中心。当一个城市或者地区成为某一领域的创新中心时，就会比其他城市更具活力，也更加富裕。资源和土地不再像以前那样重要，经济竞争将体现为创新的竞争和对人才的争夺。
大国的政策陷阱
在全球的创新竞争中，大国有许多优势，包括更大的市场、更多的人才、更大的城市。作为一种应对，小国则可以通过自由贸易区来构建更大的市场。欧盟就是这样一种自由贸易区，在欧盟国家之间，所有关于货物和劳动力流动的限制都被解除了。然而，由于文化、语言、法律法规的差别，以及其他的非关税壁垒，小国很难获得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全部好处。即使在欧盟这样的单一劳动力市场上，文化和语言的差异也会妨碍劳动力自由流动，这与美国、中国和印度等统一国家有所区别。
一个国家拥有大量人口，有什么隐患吗？人口增长会造成自然资源短缺吗？前文论证过，自然资源已不再是现代经济最重要的制约因素。在发达国家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中等收入国家中，自然资源的价值占比不到全部经济的10%。在现代经济中，取得成功的关键是创新，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有时反倒会起负面作用，即所谓的“资源诅咒”。大国拥有大型国内市场和庞大的人才库，这两者都是创新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
那么大国真的可以“躺赢”吗？我在北京大学开设了一门课程，曾有一位博士生提问：“梁教授，你一直告诉我，人口众多对创新有好处，但在商业世界中，为什么小公司反倒比大公司更有创新力？”我的回答是：“如果你看一下专利的产出，很快就能否定这个问题的假设，实际上还是大公司比小公司更有创新力。”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一直在思索，虽然大公司一般更具创新力，但确实有许多初创企业在创新方面击败了大公司，很多大公司在跟进最新技术潮流方面不如小公司。比如，有一段时间，携程由于过度自满和过度集中而错失了很多创新机会。
同样，在国家层面，自满和过度集中，往往是大国施政的隐患。越是庞大的国家，越容易过于自信。清朝的乾隆皇帝在被问及实行闭关政策的原因时说，中国如此庞大，在领土内就可以得到所需要的一切。但他错了，因为外面的世界大得多，也有规模更大的人口。中国皇帝实施的闭关锁国政策，削弱了中国在创新方面的规模优势。这是过去的500年，中国在与西方的创新竞争中失败的主要原因。
另一个政策陷阱是过度集中。大国倾向于按照自上而下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统一的政策法规。从效率方面考虑，这显然是一个优势。例如，如果欧盟是单一国家，那么一家在欧洲各国经营的企业，不用担心各个国家的不同税法。不过，实行统一的政策也有不利之处。第一，“一刀切”的政策可能不适合所有地区，每个区域的最佳政策可能有所不同。第二，政策的高度统一，会禁止不同政策进行足够的试验，不同地区之间也不易形成竞争。像中国这样的统一国家，应该允许在不同地区试行不同的政策。成功试行的政策将被其他地区模仿，居民也能迁徙到推行成功经济政策的地方。政策法规的适度自由竞争是有益的，完全“一刀切”的代价和机会成本很大。
比如，中国曾推行的“一刀切”计划生育政策，并不适合全国所有省份。在中国一些边远地区的贫困农业省份，其发展状况可能仍然处于马尔萨斯经济阶段，但大部分沿海地区如上海和广东等，同一时期却已经出现极低的生育率，与韩国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没有太大的差别。如果允许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实行不同的生育政策，那么富裕省份也许在多年前就可以结束“独生子女政策”。
最优的政策，应当在统一政策的高效率与区域政策的多样性之间取得平衡。大国应允许不同地区在经济政策上略有差异，比如允许试验一些新技术。而对有利于交流和贸易的一些制度与文化则贯彻统一，例如语言、度量单位等。中国自秦朝以后，就统一了文字和度量衡，内部交流的效率大大提高。但是秦朝以后，由于在文化和制度上过度集权减少了多样性，不利于创新。因此，大国的中央政府（或像欧盟和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跨国机构），需要在统一性和多样性方面寻求最佳平衡。
大经济体的陷阱，也可能成为小经济体的机会。当一个大经济体设置贸易壁垒的时候，小经济体可以充当前者的窗口。例如，20世纪80年代，中国内地刚刚开始对外开放，内地希望与世界接轨，却还存在很多障碍，此时香港地区作为内地与世界连接的窗口，很快就变得繁荣起来。近年来，随着贸易壁垒的降低，香港地区的窗口作用自然降低了。
虽然大国可能犯政策上的错误，但是在同样的条件下，人口规模是基础性优势。大国拥有人才和市场优势，可以培育出巨型的创业公司和完整的供应链。大国可以集中财力完成太空探索和高铁等巨型项目，大国还有很多充满活力的大城市，可以吸引全世界的人才和资金。不出意外的话，未来世界创新领先者的争夺，将在美国和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之间进行。
中美科技竞赛
得益于巨大的人口规模，近年来中国的创新力突飞猛进，在一些创新力指标如专利数和论文数方面已经接近美国，甚至在高铁、光伏和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已经领先世界。但是中国创新的隐患也是人口数量，因为中国近年的新出生人口出现了断崖式下降。而美国的优势则在于其持续吸引全球人才的能力。我们可以用创新力模型来量化预测中美科技竞赛的走势：
创新力=人口数量×人口能力×（内部交流量+外部交流量）
美国的外部交流量略强于中国，而中国的内部交流量略强于美国。因此，归根结底是人口数量和人口能力的竞争。中国的人口数量是美国的4倍，但是中国的人口正在迅速老龄化。比较中国和美国2040年的人口结构预测，可以看出，中国的人口结构呈现明显的倒金字塔形（见图6.1）。
图6.1 2040年中国和美国的人口结构预测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调查局。
考虑到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负面效应，我们只比较两国的中青年（25~44岁）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数量。另外，美国顶尖人才的质量比中国高，原因是美国的顶尖人才不局限于本土，而是来自全球更大的人才池，我们可以称其为“外来天才”效应。美国每年吸引几十万留学生和高技术移民，这些人对美国的贡献有多大呢？如何把这部分对美国人才的质量提升进行量化呢？其实也不难，因为从各种统计来看，这些高技术移民贡献了差不多一半的顶尖科学家和企业家，所以可以粗略推断，移民把美国的人才质量提升了一倍，或者把可用的人才池扩大了一倍。
把美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中青年人口数量扩大一倍后，将其和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中青年人口数量进行比较（见图6.2）。
图6.2 1995—2060年中美两国25~44岁人口中拥有大学以上学历的人数
注：2020年之后的数据，根据公开资料预测得到。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国家统计局等。
图6.2显示，中国现在的总体人才规模和创新力还是弱于美国，但在2025年之后会赶超美国，并在2045年前后到达顶峰，超过美国约20%。但在那之后，中国就会被少子化和老龄化拖累，到2055年前后甚至可能被美国反超。
要避免这种长期的竞争劣势，现在必须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来扭转持续走低的生育率。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的新出生人口在过去7年出现了断崖式下降，从2016年的1 800多万下降到了2022年的900多万。
中国的生育率将是世界最低？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这还不是底部，中国的生育率可能继续走低，成为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数据开始印证上述预测。首先，中国人的生育意愿比日本和韩国低得多。根据原国家卫计委在2017年进行的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2006—2016年，中国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96个，而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的子女数为1.75个。根据JGSS（日本综合社会调查）和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2000—2012年，日本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2.41~2.60个。根据KGSS（韩国综合社会调查）和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2006—2014年，韩国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2.45~2.55个。可见，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显著低于日本和韩国。
面对这些冰冷的数据，有些学者觉得难以置信：中国人怎么突然成了全世界最不想生孩子的人？根据我近几年的研究，中国生育率降至世界最低水平并不奇怪。中国生育率下降的最主要原因是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大趋势。但同样是现代化和城市化，为什么中国的低生育问题比所有发达国家都更加严重呢？除了中国曾实行限制生育的政策，还有以下三个原因使中国的生育率比其他国家低。
第一，中国大城市的房价相对于收入是最高的。中国的房价收入比超过20，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两倍左右，尤其是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更是非常高。比如，Numbeo（发布全球国家和城市数据的数据库）的数据显示，深圳房价收入比达到40，也就是说，对于深圳的普通家庭来说，就算全家不吃不喝也需要40年才能买得起一套房子。中国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伦敦、纽约和东京等国际大都市要高出两三倍，如此夸张的高房价，极大地压抑了城市夫妇的生育意愿。
第二，中国小孩的教育压力和成本也是最高的。中国独特的高考制度，导致家长不得不为此消耗高昂的费用和精力，同时庞大的补课产业使中国的育儿成本相对于收入也是最高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的调查研究显示，在上海养一个孩子从出生到上初中要花约80万元，远超发达国家抚养一个孩子的成本，而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3，可见教育支出的压力有多大。
第三，中国的生育环境远不如发达国家友好，在产假制度、托幼机构以及女性平权等方面，还有很多短板需要补齐。就拿托幼机构举例，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严重缺少托儿所。国家卫健委2021年的数据显示，0~3岁婴幼儿在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5.5%，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50%的比例。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大城市中的养育成本为世界最高。育娲人口研究发布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版》估计，中国养育一个孩子到18岁的平均成本大约是50万元，一线城市大约是100万元，养育成本相对于收入而言几乎是世界最高的，大城市更甚。这也导致了中国大城市的生育率为世界最低，北京和上海在2020年的户籍人口生育率只有0.7左右。
中国在2022年的生育率只有1.05，在世界范围内只有韩国的生育率比我们低。如此低的生育率，意味着每代人口会减少一半。我们已经多次论证，人口的急剧萎缩，将意味着规模效应和创新能力的持续弱化，进而导致综合国力衰退。因此，为缓解未来的低生育率危机，中国应尽快放开限制，并推出一系列强有力的鼓励生育的政策。
这些政策的核心是各种现金补贴、减税补贴、房贷补贴等，还要出台各种配套的对生育友好的政策，例如建设托儿所、男女平等的产假、开放外国保姆、辅助生殖和平等对待单亲家庭、鼓励混合办公等相关政策。提供生育福利大概需要花费GDP的2%~5%，才会产生显著的效果。这个力度略高于鼓励生育比较成功的北欧国家，北欧国家鼓励生育的支出占GDP的1%~3%。因为中国的低生育率问题更严重，所以需要出台比其他国家力度更大的鼓励生育政策。当然还有最难的教育改革，只有重塑现有的高考和中考制度，才能扭转超低的生育率。
这些政策改革难度都很大，需要全社会达成共识才能推行。其实每年拿出2%~5%的GDP来鼓励生育，可以看作一种长期投资，20年后就会产生回报。因为更多的出生人口，20年后将成为年轻劳动力，所以对于现在的中青年来说，20年后就可以获益；对于老年人来说，这可能意味着某种牺牲，但这是为了后代和社会，换句话说是为了文明传承。
生育福利的政策建议
下文列举一系列鼓励生育政策的建议，其中最重要、花钱最多、收效最大的，要数真金白银的补贴政策。
现金、购房和税收补贴
由于不同地区和人群之间存在很大的收入差距，我建议个人所得税减免和现金补贴的方式并重，对高收入家庭通过孩子数量抵税的方式减免个人所得税。由于收入较低者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所以减免税收未必适用于低收入家庭，可以对这些家庭直接发放现金补贴。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2017年部分发达国家现金补贴家庭福利的金额占GDP的比重如下：英国2.12%，法国1.42%，瑞典1.24%，日本0.65%，韩国0.15%。可以看出，欧洲国家现金补贴占GDP的比重远高于日本和韩国，这也是欧洲国家生育率普遍高于日本和韩国的原因之一。
可以在借鉴这些国家经验的基础上制定补贴政策。对于二孩家庭的每个孩子，给予每月1 000元的现金补贴。对于多孩家庭的每个孩子，给予每月2 000元的现金补贴，直至孩子满20岁。对于二孩家庭，实行所得税和社保减半，三孩家庭所得税和社保全免除（对于特别富裕的家庭，可以设定一个封顶补贴的上限）。
高房价是制约育龄夫妇生育孩子的重要因素。尤其在大城市，生活成本高主要是由于房价高，其他的衣食行并不比小城市贵多少，教育成本如果只涉及公立教育也不会贵多少。因此，在大城市里，养育的高成本主要体现在房价上，这是大城市的生育率低于小城市的重要原因之一。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2020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1.3，其中上海和北京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仅有0.74和0.87，而山东、河南、江西等地的总和生育率为1.4左右。因此，如果要减轻育儿家庭的负担，除了现金和税收补贴之外，还需要对多孩的家庭实施买房补贴政策，具体方式可以通过按揭利息返还或房价打折进行补贴。比如，返还二孩家庭房贷利息的50%，对于三孩家庭的房贷利息可以全部补贴返还。或者在高房价的地区实施一孩房价九折，二孩房价七折，三孩房价五折的政策（不超过一个封顶补贴的上限）。这部分补贴的成本，可以通过增加人口流入地区和大城市的住房土地供应来覆盖。
以上几项是最重要的鼓励生育的措施，总共需要的财政投入占GDP的2%~5%，能够大幅降低养育成本，有效提升生育率。我针对各国鼓励生育的力度和生育率进行过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如果平均拿出1%的GDP用于鼓励生育，生育率就会提升0.1，当然这只是相关性，只能支持而不是证明鼓励生育有效。但也并没有数据支持鼓励生育没有效果。一些北欧和西欧国家出台了慷慨的鼓励生育政策，同时获得了比较高的生育率。例如，法国和瑞典都拿出了GDP的3%~4%鼓励生育，它们的生育率也在1.8~1.9，接近更替水平。相比之下，南欧国家鼓励生育的力度普遍只有GDP的1%~2%，生育率则普遍低于1.5。近几年，德国加大了原来偏低的鼓励生育力度，生育率也有所提升。
由于中国的生育成本相对于收入要比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高，与生育率最低的韩国差不多，所以中国如果希望把1.1的生育率提升到发达国家1.6的水平，就需要推出力度更大的鼓励生育政策。相当于GDP的5%的财政投入，差不多可以把生育率提升到1.6左右。虽然离更替水平还比较远，但至少可以极大地缓解低生育率的问题，避免比发达国家更加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