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陈中梅译注，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47页

可是，我们还得研究，在这些属性[即怡悦和解倦效用]上，音乐是否另有比先前所说的更为高尚的本性。无论年龄差别多大，性格差别多远，人们的确都能对音乐自然地感受到怡悦，也许在这种共同的怡悦上，还另外有所感受——也许我们正应考虑到音乐是否对我们的性格和灵魂有所影响的问题。倘使音乐影响情操，则显然可见，其效应亦将及于性格。若干不同的曲调引起人们不同的感受，奥林帕斯的歌曲尤甚：这可证见音乐对于性格的影响。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

第八卷），吴寿彭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426页

【阐释】

据《史记》记载，《诗经》之前有三千多首，三百零五首是经由孔子删订之后而确立下来的。三百零五首的内容已经相当丰富了，爱情、家园、征战……表现了西周、春秋时期生活的方方面面，有歌颂，有揭露，有赞美，有批判，反映出了华夏先民们淳朴而活泼的性灵。孔子用“思无邪”三个字来概括《诗经》，实在是简洁至极。

亚里士多德认为文学艺术源于对生活的摹仿，这种摹仿出于人的天性，诗歌表达了人类所共通的情感。

“诗”的本义是歌词，古时诗与乐是一体的，诗教就是乐教。东西方文化都推崇诗歌和音乐对人的教化作用，《礼记·经解》云：“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音乐能够陶冶人的性灵，塑造人的性格。

【例说】

例一：英国诗人托马斯·斯特尔那斯·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谈道：“诚实的批评和敏感的鉴赏，并不注意诗人，而注意诗。”“诗人的职务不是寻求新的感情，只是运用寻常的感情来化炼成诗。”“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托马斯·斯特尔那斯·艾略特认为，诗人要尽可能避免抒发个人色彩的情感，而关注更加朴素和基本的情感类型，这样诗人才能更好地引发读者的共鸣。因此好的诗人的作品不需要关注诗人的身份和经历，因为诗人逃避了过于个性化的情感。由此开启了20世纪中叶在西方流行的“新批评”（The New Criticism）文学理论派别，“新批评”学派提出“回到文学本身”，即无须考虑作者、时代等外在因素，强调文学作品是一个独立的世界，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流传后世是因为它自身具有“文学性”。

这和中国传统的诗歌鉴赏原则“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孟子·万章》）相背离，后者的意思是，要从诗歌的意象语言之中推断作者的志境怀抱，要把文学作品放到具体的时代环境中去考量和理解。

请比较这两种诗歌鉴赏方式的区别。你认为哪些文学作品适合用“新批评”的方式来阅读，哪些作品适合用“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方式来阅读？

思路提示：“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鉴赏方式旨在通过分析作者的生平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来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的含义，这种阅读方式主要针对时代和作者确定、内容偏个性化的作品。“新批评”学派则强调文本细读，注重对文字本身的理解和感悟，适合时代作者不确定或者不重要，表达人类普遍情感的文学作品。以先秦时代的诗歌为例，《楚辞》更适合“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方式，通过了解屈原的生平遭遇来体会诗句的含义。《诗经》则更适合“新批评”学派的鉴赏方式，因为《诗经》属于民歌，表达的是人类基本且共通的情感。

例二：《毛诗序》有言：“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古诗词研究大家叶嘉莹先生将这句话总结为“感发的力量”。她在接受纪录片《掬水月在手》剧组的采访时说，自己一生研究、从教，不仅是为了追求学问知识，更是为着古典诗词中的感发生命。人对于宇宙、人生应当抱有一种关怀和爱心，学诗就是要对天地、草木、鸟兽，包括人世的聚散离合，都有所关怀。说到一首诗歌的好坏，先要看作诗的人是不是内心真正有一种感动，是不是有他自己真正的思想、感情、意念，还是在那里说一些虚伪、夸张的谎话。

请谈谈阅读中带给你最多感发的一首诗。

第十三则　《论语·雍也篇》（6.21）

【原文】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①^｛①｝①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注释】

①语：告诉，谈论。

【今译】

孔子说：“中等智慧以上的人，可以与他谈论高深的道理；中等智慧以下的人，不可以与他谈论高深的道理。”

【对读】

人们如欲有所作为，必须注意两项标的——可能标的和适当标的；人们努力以赴各自的标的，尤应注意这些标的的可能性和适当性确实与本人的情况相符合。就音乐而言，这些情况随人的年龄而相异。年老气衰便难再唱高音乐调，他就只能低吟较轻柔的词曲……对于儿童们，凡内含有益的教训并可培养秩序的曲调就应该一律教授；而吕第亚调则两者兼胜，尤为相宜。这样，音乐教育显然应该要求符合三项标准——中庸标准、可能标准和适当标准。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

第八卷），吴寿彭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440页

【阐释】

因材施教是指对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教育方式施以不同的教育内容，是孔子坚持的一个教育原则。人的基础有厚薄，悟性有深浅，见识有高低。对此，教师都应当有清醒的认识，否则，他的教育行为是低效甚至无效的。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最后一卷简短地谈到了教育原则，并以音乐教育为例子。他在文中提出了著名的教育的三个标准：中庸标准、可能标准和适当标准。中庸标准即教育的手段要中正平和，不能过度。可能标准指教育的目标要合理设置，具有可实现性与可操作性。适当标准指教育的方案要顺应受教育者本人的天性和实际情况。这三项教育标准是互相联系、互为因果的。

我们不难看出，东西方先哲在教育方面的立场是相近的。

【例说】

例一：《论语·先进篇》记载的一则小故事形象地展现了孔子的因材施教。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例二：汪曾祺在《西南联大中文系》中写道：“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对学生的要求是不严格的。除了一些基础课，如文字学（陈梦家先生授）、声韵学（罗常培先生授）要按时听课，其余的，都较随便。比较严一点的是朱自清先生的‘宋诗’。他一首一首地讲，要求学生记笔记，背，还要定期考试，小考，大考。有些课，也有考试，考试也就是那么回事。一般都只是学期终了，交一篇读书报告。联大中文系读书报告不重抄书，而重有无独创性的见解。有的可以说是怪论。有一个同学交了一篇关于李贺的报告给闻先生，说别人的诗都是在白地子上画画，李贺的诗是在黑地子上画画，所以颜色特别浓烈，大为闻先生激赏。有一个同学在杨振声先生教的‘汉魏六朝诗选’课上，就‘车轮生四角’这样的合乎情悖乎理的想象写了一篇很短的报告《方车轮》。就凭这份报告，在期终考试时，杨先生宣布该生可以免考。”（汪曾祺著，《人间有味》，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98页）

例三：你认为因材施教和教育公平是否矛盾？为什么？

思路提示：因材施教不仅与教育公平不矛盾，而且是教育公平的一种实现方式。关键在于教师能否真正掌握不同学生的“材”，了解每一个学生的性格特点与天赋所在，并给予针对性的指导。

第十四则　《论语·述而篇》（7.11）

【原文】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①^｛①｝①，惟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②^｛②｝②冯河③^｛③｝③，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④^｛④｝④，好谋而成者也。”

【注释】

①舍之则藏：舍，舍弃，不用。藏，隐藏。

②暴虎：赤手空拳和老虎搏斗。

③冯河：不乘船而徒步过河。

④惧：谨慎。

【今译】

孔子对颜渊说：“用我呢，我就去干；不用我，我就隐藏起来，只有我和你才能做到这样吧！”子路对孔子说：“您如果统帅三军，那么您和谁共事呢？”孔子说：“赤手空拳和老虎搏斗，徒步涉水过河，死了都不会后悔的人，我是不会和他共事的。和我共事的一定要是遇事谨慎，善于谋划而能成事的人。”

【对读】

苏格拉底：因此，你一定明白，我们挑选战士并给以音乐和体操的教育，这也是在尽力做同样的事情。我们竭力要达到的目标不是别的，而是要他们像羊毛接受染色一样，最完全地相信并接受我们的法律，使他们的关于可怕事情和另外一些事情的信念都能因为有良好的天性和得到教育培养而牢牢地生根，并且使他们的这种“颜色”不致被快乐这种对人们的信念具有最强褪色能力的碱水所洗褪，也不致被苦恼、害怕和欲望这些比任何别的碱水褪色能力都强的碱水所洗褪。这种精神上的能力，这种关于可怕事物和不可怕事物的符合法律精神的正确信念的完全保持，就是我主张称之为勇敢的，如果你没有什么异议的话。

格劳孔：我没有任何异议。因为，我觉得你对勇敢是有正确理解的，至于那些不是教育造成的，与法律毫不相干的，在兽类或奴隶身上也可以看到的同样的表现，我想你是不会称之为勇敢，而会另给名称的。

——[古希腊]柏拉图著，《理想国：权威全译本》（

第四卷），郭斌和、张竹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51页

【阐释】

孔子和苏格拉底在“勇敢”这一命题上的见解是相似的，他们都反对鲁莽的匹夫之勇。

孔子认为，“暴虎冯河，死而无悔”的人，虽然视死如归，但有勇无谋，是不能成就大事的。勇是仁者必具的品性，但勇不是蛮干，而是“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从这一点上我们也能看出孔子对生命的珍视，对谨慎的推崇。

苏格拉底则点明了将匹夫之勇修炼为战士之勇的途径：教育的熏陶和法律的约束。

【例说】

例一：《孟子·告子上》有云：“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孔子推崇的“临事而惧”与孟子主张的“舍生取义”是否矛盾？为什么？

思路提示：“临事而惧”和“舍生取义”并不矛盾，因为两者针对的是不同层级的事。“临事而惧”针对的是有危险但无关原则的“小事”，“舍生取义”针对的则是关乎个人信仰、国家大义的“大事”。

例二：教育部2004年版《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第四十条写道：“见义勇为，敢于斗争，对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要进行劝阻，发现违法犯罪行为及时报告。”2015年修订的《中小学生守则》将这句话删去，改为“会自护懂求救”。你怎么看待这一修订？

思路提示：教育部修订条例的初衷在于保障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比起“见义勇为”，更提倡“见义智为”，体现出生命至上的原则，是正确的修订。

第十五则　《论语·泰伯篇》（8.4节选）

【原文】

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今译】

曾子（对孟敬子）说：“鸟快要死时，它的叫声是悲哀的；人快要死时，他说的话是善意的。”

【对读】

苏格拉底起身在屋子里踱步，过了一会儿他说腿发沉，于是躺了下来，这是那个监刑官的吩咐。那个人，也就是那个监刑官，把手放在苏格拉底身上，过了一会儿又检查他的脚和腿。他起先用力掐苏格拉底的脚，问他是否有感觉。苏格拉底说没感觉。然后他又用同样的方法掐他的腿，并逐渐向上移，这种方法使我们知道苏格拉底的身子正在变冷和僵硬。监刑官又摸了一下苏格拉底，说等药力抵达心脏，苏格拉底就完了。

苏格拉底的脸上被盖了起来，但当他的腰部以下都已冷却时他揭开了盖头，说出了他最后的话：“克里托，我们必须向阿斯克勒庇俄斯祭献一只公鸡。注意，千万别忘了。”

“不会忘，我们一定会这样做的”，克里托说，“你肯定没有别的事了吗？”

苏格拉底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他微微地动了一下。当那个监刑官揭开他的盖头来看时，他的眼睛已经无光了。克里托说话的时候，苏格拉底已经合上了嘴和双眼。

——[古希腊]柏拉图著，《柏拉图全集》（

第一卷），王晓朝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32页

【阐释】

这是曾子生病时对人说的话。意思是当人走到生命的尽头时，会反省自己的一生，回归到生命的本质，所以说出来的话往往是真心的，有着对生命的真切感悟的体验。

对读的段落是柏拉图记载的苏格拉底快要死时的场景，苏格拉底的临终遗言是“我还欠阿斯克勒庇俄斯一只公鸡”。阿斯克勒庇俄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医药神，为什么苏格拉底临终时挂念着要向医药神献祭呢？千百年来众说纷纭。比如弗里德里希·尼采认为，这句话喻示生命是一种疾病，它依靠死亡而被治愈了，因而暴露了苏格拉底骨子里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从容赴死的苏格拉底似乎是因为参透了文化的衰败命运而厌倦了生命。而苏格拉底的理性也不过是为了对抗这种衰落而不得不“强行获得的权力”，同时又是这种文化的衰落命运必然选择的结果。这只是弗里德里希·尼采加入了个人色彩的解读，至于苏格拉底的原意究竟为何，大概永远是个谜了。

【例说】

例一：秦相李斯被赵高诬陷谋反，具五刑，腰斩于咸阳，夷三族。临刑前，他回头对二儿子说：“我想和你再牵着黄狗一同到蔡东门去追逐狡兔，又怎能办得到呢！（原文：‘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后人遂用“黄犬之叹”这一成语来形容蒙祸受害，后悔莫及。

“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被钟会诬陷，致使司马昭下令处死嵇康。行刑当日，三千名太学生上书朝廷，请求赦免他，并要求让嵇康来太学任教，他们的这些要求并没有被同意。临刑前，嵇康神色不变，如同平常一般。他看了看太阳的影子，知道离行刑尚有一段时间，便向兄长嵇喜要来平时爱用的琴，在刑场上抚了一曲《广陵散》。曲毕，嵇康把琴放下，叹息道：“袁孝尼（袁准）曾经向我请求学习《广陵散》，我每每吝惜而固守不教授他，《广陵散》现在要失传了！（原文：‘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

嵇康的好友向秀在《思旧赋》中写道：“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表达了对往日美好的追忆、故友逝去的悲哀，以及对当时黑暗的政治环境的怵惕之情。

例二：墓志铭作为对逝者一生的盖棺定论，其意义不言而喻。许多历史文化名人的墓志铭都颇具巧思，如古希腊“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的墓志铭出自哲学家柏拉图之手：“美乐女神要寻找一所不朽的宫殿，终于在阿里斯托芬的灵府发现。”爱尔兰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的墓志铭是他去世前夕写的一首诗的最后十七个字：“对人生，对死亡，给予冷然之一瞥，骑士驰过。”

请查阅资料，和同学分享你认为的最有个性的墓志铭，或为某位你喜欢的历史人物拟定一则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