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都始于一块波斯地毯。病人把它作为礼物送给特德·卡普特丘克，因为特德“治愈”了她。特德落落大方地接受了礼物，尽管她说的话他一个字都不相信。特德不是外科医生或肿瘤专家，也不是医学博士，他只是调制草药和做针灸而已。
特德是一个真诚且通情达理的人。他相信自己的工作能在一定程度上使病人好受一些，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做这些工作。但这个女人说他治好了她本来需要手术的卵巢疾病。正如特德告诉《纽约客》的那样：“针灸或草药对那个女人的卵巢没有任何作用，它们一定是某种安慰剂，但我当时从来没有注意过安慰剂效应。”
几年后，特德被邀请访问哈佛大学医学院。他们正在探索基于替代医疗的潜在新疗法，并希望听到他的见解。这是特德第一次正式接触安慰剂效应。这种效应是如此明显，以至于它经常比被测试的药物还要有效。这让医生们很生气，因为它碍手碍脚。特德很困惑：既然我们正在试图减轻病人的痛苦，而这能减轻他们的痛苦，你们为什么还讨厌它？
就在那时，特德知道了他将在余下的职业生涯中做什么了。他想通过了解这个“讨厌的东西”来帮助患者，因为它给许多人减轻了痛苦。特德说：“我们一直在努力提高药物效果，但没有人努力增强安慰剂效应。”他认为我们忽视了医学中最强大的工具之一。因此，特德致力于向医生说明他们一直在犯的错误。
这并不容易。他必须在科学上证明这一点，否则没有人会听他的。他没有医学博士头衔或者其他专业的博士学位。他对如何进行临床研究和研究所需要的统计方法一无所知，所以他必须学习……
电影《洛奇》1的主题曲响起……
11976年在美国上映的电影，由史泰龙主演。影片讲述了一个寂寂无名的拳手洛奇获得与重量级拳王阿波罗争夺拳王的故事。后诞生了以洛奇为主角的拳击系列电影。—— 编者注
特德请求哈佛大学的顶尖医学统计学家将他纳入他们的羽翼之下并传授他知识。从原来的草药和针灸到要学习的严谨的数学，特德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但他非常投入，很努力地工作。当他开始领导研究项目时，特别是当他开始看到结果时，这种努力得到了回报。他并没有疯。安慰剂效应不能杀死病毒或切除肿瘤，但它有着让人难以置信的力量，它可以让“真正的”药物变得更有效。
他将偏头痛患者分成3组。第1组收到的安慰剂装在一个标有 “Maxalt”（FDA批准的一种偏头痛药物）的信封里。第2组从标有“安慰剂”的信封中得到了真正的Maxalt。第3组则从标有 “Maxalt”的信封中得到了Maxalt。结果是什么？服用标有“Maxalt”的安慰剂的被试中，有30%的人感觉更好。而服用标有 “安慰剂”的真药的被试中，有38%的患者的症状得到了缓解。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两组结果没有太大区别。在缓解疼痛方面，安慰剂与药物竟然一样有效。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观察结果。服用标有“Maxalt”的Maxalt的被试中，有62%的人感觉更好。这比在不同标签下的同种药物效果好24%。所以，为了获得最佳疗效，你需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安慰剂效应。
特德知道了自己以前的工作是如何帮助人们的。特德给一组病人提供了针灸治疗，给另一组病人提供了“假”针灸治疗（在被试看来是一样的，但针头并没有刺入身体），两组病人都报告了相似的改善结果。这说明，特德的针灸并没有“真正”缓解症状，但安慰剂效应做到了。
当然，特德的研究遇到了阻力。但现在他可以用严谨的研究结果来回击了。他说得很清楚，自己并不是在说安慰剂效应可以治愈癌症或修复骨折，而是可以证明，当涉及疼痛、焦虑和提高“真正”的治疗效果时，安慰剂确实对病人产生了生理影响。
特德展示了这不是魔术，也不是造假。纳洛酮是一种阻断阿片受体的药物，通常用于治疗海洛因吸食过量。但纳洛酮也会阻断人体的天然阿片剂，即内啡肽。猜猜看，当你给人们服用纳洛酮时还会发生什么？安慰剂效应不再起作用。所以安慰剂不是多维量子水晶治疗魔法，而是一个正常过程，它以现代医学尚未了解的方式利用了人体的天然止痛药功能。安慰剂效应的影响可能是深远的。
没过多久，这个没有医学博士学位的家伙就获得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资助以推进他的研究。但现在困扰特德的是，尽管他知道安慰剂效应是真实有用的，他仍然不确定它如何和为何发挥作用。而且他在数据中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结果，这些结果告诉他这个“兔子洞”2比他想象的还要深……
2用来描述陷入一个愈发奇怪、令人摸不着头脑或出人意料的状况，表达一种掉进无底洞的感觉。—— 编者注
一天吃4颗安慰剂比吃两颗效果好。蓝色的安慰剂药丸在改善睡眠方面优于其他药丸，而绿色的安慰剂药丸可以减轻你的焦虑。而且，安慰剂胶囊的效果胜过安慰剂药丸，注射安慰剂的效果甚至更好。还有，昂贵且有品牌的安慰剂胜过廉价的普通安慰剂。咦？提供的（非活性）物质是相同的，为什么给药方法会产生如此大的差异？这其中最疯狂的结果是什么？安慰剂甚至在被标明是“安慰剂”时仍然起作用。也就是说，你可以告诉人们药是假的，但他们仍然会感觉好一些。
这时，特德意识到即使在提供替代药物治疗时，他也是一个出色的治疗师。安慰剂效应与仪式相关，它关乎病人的信念，即相信自己会好起来。注射剂看起来比药片更严肃，所以它会提升安慰剂效应。品牌名称和昂贵的价格凸显了合法性，于是安慰剂效应进一步提升了。但这并不是欺骗。来自医生的更多同情、关注和关心也能传递同样的力量。特德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没有接受治疗的情况下，28%的病人的症状在3周后得到了缓解，他们自己就会好起来。但是，44%的病人在接受假针灸治疗后，病情也有所好转。仪式和关注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当假针灸与真正表现出关心的医生相结合时，情况会怎样呢？当医生被要求与病人进行45分钟的谈话时，情况又会如何呢？66%的病人感觉好多了。关怀具有剂量依赖性效应。
虽然安慰剂并不能杀死埃博拉病毒或取代心脏搭桥手术，但我们有多少次是因为严重疾病去看医生的？有多少次只是为了减轻身体上的不适？“真正”的药物在安慰剂效应下效果更好。这意味着，当有人向我们表露关心时，“真正”的药物能够产生更好的治疗效果。
特德证明，虽然我们从科技进步中获得了巨大的收益，但由于忽视了同情心的力量，我们也在这条路上丢失了一些东西。匆忙的医生出诊会减弱安慰剂效应，减缓病人的康复速度。我们只是在口头上说要重视临床态度，但这种态度真的会对病人产生影响。我们当然要使用有“真实”效果的真药物，进行真手术，但辅以人为的“假”安慰剂效应，治疗的效果会好得多。这是有科学证明的。
特德已经20多年没有提供针灸治疗了，但他在新的角色中一直在应用当时获得的经验。2013年，特德被任命为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全职医学教授。他仍然没有医学博士学位或其他专业的博士学位。他领导着哈佛大学的安慰剂研究与互助治疗项目，这是目前唯一一个专门研究安慰剂效应的项目，一个研究体现医疗科学中的人性的项目。
这就是特德的故事……
不过，故事还没有说完。我们还没有解释为什么安慰剂效应会起作用。如果把原因说成“医患关系能够治愈你”，这很好，很有诗意，完全适合本章的内容，但我写这本书可不是为了讲动听的故事。如果我们的身体可以消除疼痛，为什么它不这样做呢？为什么给人们带去温暖的感觉有时和“真正”的治疗一样重要呢？这背后的演化逻辑是什么？
不要把疼痛看作受伤的直接效果，而是把它看成汽车仪表盘上“需要维修”的信号灯。它告诉你有问题出现了，需要解决。你的身体可能会说：“你需要停止正在做的事情，好好关心一下这里。”关心——正如我们看到的——就是安慰剂效应的核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明知道是安慰剂，它也会起作用。当有人关心我们时，他们给予我们的关注越多，他们看起来就越有能力，使用的工具就越好。他们在我们身上花的时间越多，我们的身体就越能注意到。你的身体会告诉你这样一个新故事：“有人在关心我，我不需要再对你喊痛了。我们现在安全了。”然后，“需要维修”的信号灯就被关掉。
孤独会增强我们对负面情绪的关注，因为你感到不安全，没有人来照料你。而且你的身体清楚，从历史角度看，这对智人来说非常糟糕。但安慰剂效应正好相反。它会说：“有人来照顾我们了。后援已到达，我们现在安全了。”多达66%的接受治疗者说，他们甚至在接受第一次治疗前就感觉好些了，这是因为和医生做了治疗前的交谈。“后援正在路上，我可以把灯关掉了。”关爱可以治愈你——当我听到这种心灵鸡汤句子时，我通常会不受控制地翻白眼，但这在科学上是真的。
事实证明，安慰剂确实有一种活性成分，那就是人类相互关爱之心。
那么，在一个如此关注地位和外在价值，而很少关注关爱和内在价值的世界里会发生什么呢？人们变得抑郁。在过去的50年里，尽管我们在物质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西方世界的幸福水平下降了，严重抑郁症的发病率在上升。根据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的数据，目前，23%的40～50岁美国妇女在服用抗抑郁药物。
但是今天，我们把抑郁症的原因搞错了。我们非常迅速地认为抑郁症是化学失衡或其他内源性原因造成的。这绝对是一部分原因，但远远不是最大的原因。心理学家乔治·布朗和蒂里尔·哈里斯进行了一系列研究。研究显示，在没有患过抑郁症的女性中，有20%在生活中存在重大问题。而对于患上抑郁症的女性，这个数字是68%。是的，我知道，这个统计数字唯一令人惊讶的地方是没什么值得惊讶的。生活中的问题会让你难过，但有一个关键问题：导致抑郁症的不仅仅是坏事的数量，而是你生活中的问题和稳定因素的比例。你能从周围人那里得到多少支持？如果你遇到了大问题，却得不到支持，那么你患上抑郁症的概率高达75%。约翰·哈里在他的《走出焦虑》一书中谈到了这项研究结果，他说：“（患上抑郁症）不仅仅是因为大脑出了问题，它是因为生活出了问题。”生活对抑郁症的影响在世界各地反复出现。
2012年一项关于抑郁症的研究得出结论：“现代化的一般特征和具体特征与较高的抑郁症风险相关。”另一项名为“抑郁症和现代化：对女性的跨文化研究”的研究发现，物质条件最差的尼日利亚农村妇女最不可能患抑郁症，而美国城市妇女最有可能患抑郁症。西方国家的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富有，但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抑郁。既然生活中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这显然是一个与支持相关的问题。我们的生活方式没有让我们获得支持。
那么，我们对此做了什么呢？我们给了人们安慰剂。是的，我说的是百忧解这样的抗抑郁药物。2014年的一篇论文得出结论：“……对公开数据和被医药公司隐藏的未公开数据的分析显示，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药物作用来自安慰剂效应。”而另一项名为 “把百忧解听成安慰剂”3的研究对2300多名被试进行了调查，发现大约1/4的药物反应是来自服用了活性药物，1/2是来自安慰剂效应，其余1/4是来自其他非特异性因素。”这些论文的研究结果是否导致了整个科学界强烈抵制百忧解这类药物？并没有。
3百忧解英文为Prozac，安慰剂英文为placebo，两者发音有相似之处。—— 译者注
我并不是说大家都应该把抗抑郁药物扔进垃圾桶，药物确实能帮到人们。但对许多人来说，起作用的原因并非是我们以为的那样。对药物效果的最好的解释是，它们模拟了关怀——我们在现代社会中缺乏的关怀。但是，当有些人没有得到安慰剂，或者当安慰剂效应还不够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他们会更直接地解决缺乏关爱的问题——通过使用非法药物。
我们都知道实验室的老鼠疯狂地按下杠杆以获得更多药物的故事。西蒙弗雷泽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布鲁斯·亚历山大想知道成瘾是否是它们这么做唯一的原因。他意识到，所有这些实验中的啮齿动物都是孤独的。当你把老鼠放在一个有朋友和玩具的笼子里，并创造一个“鼠托邦”时，会发生什么？它们不再想要药物。独自一人时，老鼠使用了25毫克药物。在“鼠托邦”中，它们使用了不到5毫克药物。在被单独监禁时，它们当然会想要使用药物。
埃默里大学的神经科学家托马斯·因泽尔写了一篇论文，题为“社会依恋是一种成瘾性疾病吗”。答案是肯定的。我们会对其他人上瘾。而药物滥用利用相同的多巴胺通路，在大脑灰质中模拟出类似的结果。还记得阿片受体阻断剂纳洛酮是如何消除安慰剂效应的吗？它还能消除宗教仪式带来的情感纽带效应。当我们身处社区时，我们能获得补给来满足我们的“瘾”，而当社区不再存在时，我们就得从其他渠道获得补给了。
让我们考虑一下相反的情况。在一个个人主义不占优势的世界里，会发生什么呢？在那里，获得地位和外在价值不仅仅是次要的，而且暂时消失了。我再加大点力度。当我们经历战争和灾难时，当事情从客观上来说糟糕透顶的时候，又会发生什么呢？
答案是，我们会回归人类的本性。也许你认为这是一件坏事，人性都是达尔文式的残酷，特别是在我描述了目前状况的所有可怕之处后。平心而论，到目前为止，我对达尔文的指责有点过头了。适者生存、残酷竞争、现代个人主义和可怜的乔治·普赖斯的故事可能都体现了残酷的一面，但这并不是进化的全部面貌。
再问你一个问题，你认为为什么我们是这个星球上的主宰者？是因为我们是最聪明的人吗？不是的。尼安德特人是最聪明的。他们的大脑比你的大脑大15%。最近的发现表明，他们使用火，拥有音乐、洞穴壁画等文化。看起来我们智人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一些东西，比如使用工具。那我们为什么会胜出呢？
我们成了地球生命的“霸主”，是因为我们是最善于合作的。这就是我们物种的成功故事。作家鲁特格尔·布雷格曼说：“如果尼安德特人是一台超高速计算机，那我们就是一台有无线网络的老式计算机。我们的速度慢，但连接性更好。”
正如本书第一部分所讲述的，我们不擅长识别谎言。但在识别谎言方面的弱项意味着我们作为集体的强项。我们默认相互信任，一起合作。当一个尼安德特人说“去他的，我要拍屁股走人了”的时候，我们仍然坚持在一起。斗转星移，即使在事情最糟糕的时候也可以合作与互助的能力让我们胜出了，而尼安德特人输了。尽管他们有着更大的大脑，但尼安德特人只能在10～15人的部落中一起合作，而我们的协作超能力能够使我们的队伍超过100人。你可以想象那些战斗是如何进行的。如果你仔细阅读达尔文的文章，就可以看出他并不是不知道这一点——“那些拥有数量最多的最具同情心成员的社区，会发展得最好，孕育出的后代数量也最多”。
人们容易认为，当事情陷入最糟糕的客观状态时，比如在战争和灾难中，人类会变得“人人为己”。但事实并非如此。社会学家查尔斯·弗里茨在1959年做了一项研究，采访了9000多名灾难幸存者。他发现当现代社会陷入灾难时，我们又回到了合作的自然状态。社会地位被暂时搁置，我们会忽略关于政治、阶级和宗教的争吵。“快点拎起那个桶，现在可没有时间关注这些事情。”我们对什么是重要的事情有了清晰的认识，而这在日常生活中似乎是不可能的。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什么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才变得明显起来。
如果你有问题了，那是你的问题。但如果我们都有问题了，比如发生海啸，或有敌人入侵，那么这些就是我们共同的问题。我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弗里茨写道：“广泛分担的危险、损失和匮乏会让幸存者产生亲密的团结感……这种个人需求和社会需求的融合提供了一种归属感，以及在正常情况下很少实现的团结感。”于是，我们回归了本性——对联结需求的渴望比对舒适的渴望更强烈。当客观现实最为糟糕的时候，人类却处于最佳状态。
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袭击了新奥尔良。占城市面积80%的地区被淹没，超过1800人死亡。人类是如何应对的？新闻中充斥着违法行为的报道。谋杀、抢劫和帮派统治上了头条新闻。但这些并不是事实。一个月过后，一项更深入的分析显示，“根据身处关键职位的官员所说，绝大多数关于灾民暴行的报道，包括大规模谋杀和殴打等都是虚假的，或至少是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丽贝卡·索尔尼特采访了曾经身陷困境的丹尼丝·穆尔，后者说：“我们像动物一样被困住，但我从最不可能的地方看到了我所见过的最伟大的人性。”
特拉华大学的灾难研究中心回顾了700多项类似事件的研究，发现从总体上来看这种类型的反应是真实的。在这种时刻中，我们不会掠夺他人，而是会团结起来。鲁特格·布雷格曼引用一位研究人员的话说：“无论发生抢劫的程度如何，它在广泛的利他主义面前总是黯然失色，这种利他主义让人们大量地提供和分享物品和服务，不求回报。”
当群体受到威胁时，我们会心甘情愿地做出牺牲，因为我们认为这不是牺牲。我们很高兴自己被别人需要，也很高兴能够做出贡献。当灾难来临时，更多的人走向灾难现场而不是选择离开。弗里茨写道：“在数量和质量上，去往灾区的行动通常比逃离或撤离灾区的行为更可观。”而这是一种常态。亚当·梅布拉姆向丽贝卡·索尔尼特讲述了他在“9·11”事件中的经历。他说：“他们没能吓唬我们。我们很平静。如果你想杀了我们，就别管我们，因为我们会自己动手。如果你想让我们更强大，那就攻击我们，因为我们会团结起来……”
当我们团结一致时，我们不需要安慰剂。我们给予关怀，也得到关怀。在战争期间，精神病患者的入院率下降，这种现象已被多次记录在案。20世纪60年代，在贝尔法斯特发生骚乱时，在暴力事件发生最多的地区，抑郁症数量也急剧下降，而在没有暴力事件的地区则上升了。在《身心研究期刊》中，H. A. 莱昂斯写道：“建议将暴力作为改善心理健康的手段是不负责任的，但对贝尔法斯特的研究表明，如果人们更多地参与社区生活，他们的心理感受会更好。”
也许最令人震惊的是，这种时候我们往往是快乐的。著名的人道主义者多萝西·戴在写到1906年旧金山被地震摧毁后的生活时说：“我记得最清楚的是灾难发生后每个人展现出的温暖和善良……当危机持续时，人们彼此相爱。”
而讽刺的是，在威胁平息后，我们会怀念它。不是怀念痛苦或苦难，而是怀念社区生活。塞巴斯蒂安·容格在萨拉热窝战争发生的20年后采访了记者尼扎拉·艾哈迈塔谢维奇，问她当时他们是否更幸福。她回答说：“当时的我们是最幸福的，而且我们笑得更多。”她接着说：“我确实怀念战争中的一些东西。但我也知道，如果有人怀念战争的话，这对我们生活的世界以及我们拥有的和平是非常糟糕的。但许多人确实在怀念战争。”
我不是建议我们去打仗，也不是建议我们都住进没有电的草棚里。显然，现代社会中有很多很多伟大的东西，我并不是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忧郁的炼金术士，把现代生活说成是一场空调噩梦4。作家詹姆斯·布兰奇·卡贝尔写道：“乐观主义者相信我们已经生活在最好的世界里了，而悲观主义者却担心这是真的。”毫无疑问，当谈到社区生活和人生幸福时，从某些方面来说，我们是自己所获得的成功的受害者。人们很容易注意到现代生活的好处，但很难计算出在意义和社区生活方面我们失去了多少。
4这里引用了美国作家亨利·米勒1945年出版的《空调噩梦》一书的书名。本书主要体现了物质文明的不断扩张和精神家园不断遭受侵染的冷酷现实。—— 编者注
早期的人类生活经常面临灾难，没有他人的帮助我们就无法生存，个人主义几乎不在选项里。我们有无数的理由不让过去的这种生活重演。现在，我们不再需要相互依赖，但我们仍然想要互相依赖；我们已经不再需要彼此，但我们仍然需要彼此。尽管你的孩子的所有需求都得到了满足，你仍然会想为他们做些事情；尽管他们很安全，你仍然会想要保护他们；尽管食物很丰富，你仍然会想要哺喂他们。就算你的孩子拥有了他们想要的一切，你仍然会渴望完成照顾孩子的过程。这种文化似乎让我们相信，我们可以“解决”所有的需求并消除所有的需求，但事实上，我们仍然需要被需要。塞巴斯蒂安·容格写道：“人类并不在乎艰苦，事实上，他们靠艰苦生存和发展。人类在乎的是不被需要。而现代社会很擅长让人们感到自己不被需要。”这是一场全球性的流行病，它提醒了我们许多人，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多么重要。
我们变得更聪明了，但也变得不那么明智了。这可不是陈词滥调的心灵鸡汤，它是科学的。智慧不仅仅是指原始的智商，它还包括对他人的理解。在对2000名不同收入水平的美国人进行调查时，研究人员发现越富有意味着越不明智。有钱不是什么坏事，但穷人相互依赖的程度更高，就像我们过去那样，在灾难中那样。而这正是科学家的发现——“社会阶层对智慧所产生的影响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参与者表现出的更大的相互依赖感造成的”。
还记得朋友是你的“另一个自我”吗？社区也是如此。有关自我扩展的研究发现，社区对群体也有同样的影响。当我们有归属感时，我们把别人看作自己的一部分。社区是“另一个自我”，“另一个朋友”。事实上，这种影响在某些方面更为强烈。2020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当朋友们彼此联结时，我们从他们那里感受到的支持是最多的，且被5个不同的朋友支持，不如被5个互相相识的朋友支持。有朋友很棒，归属于某个社区则可以更棒。
我们可能会嘲笑阿米什人5，但对这一点他们比我们了解得更深刻。阿米什人并不是因为自己是勒德派而对科技避之不及。他们其实采用了一些技术，比如拖拉机。那他们是如何决定哪些技术能够采用，哪些不能呢？他们要看一种技术对社区亲密程度的影响程度。拖拉机帮助你种植庄稼，听起来不错。但汽车让人们住得更远，这可不太好。
5阿米什人以拒绝汽车和电力等现代设施，过着简朴的生活而为世人所知。—— 译者注
当阿米什人成年后，他们会参加一种成人仪式。他们不必遵守规则，而是可以在现代社会中生活一段时间，让自己有机会看到世界的另一面。但是几年后，他们必须做出选择，是居住在现代社会还是阿米什的世界。超过80%的人选择返回家乡，成为阿米什人。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选择阿米什人的生活方式的比例一直在增加。
仅仅是面对面的接触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一个社区。还记得与人接触带来的那些健康益处吗？心理学家朱莉安娜·霍尔特-伦斯塔德回顾了148项纵向研究，发现如果你是社区生活的一部分，7年内的死亡概率只有相反情况的一半。社区因素对于健康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而工作和网上联络则没有什么影响。只有与那些你真正了解并感到亲近的人在一起，你才能活得更久。
有社区就会有义务，但我们需要这种责任，就像为人父母就要照料孩子的责任一样。我们在自由的道路上走得有点太远了。我们希望有一条双向道路，因为拥有太多的掌控权并不令人感到满足。我们需要分享，需要被关心，就像我们需要关心别人一样。在最令人开心的职业名单中，大多数是具有助人性质的职业：神职人员、消防员、理疗师、教师。（作家也在其中，这真让人感到惊讶。）
我提出这些现代生活中的令人沮丧的方面并不是为了让你难过，我希望你能更快乐。但研究表明，如果你想变得更快乐，你很可能做不到。为什么？因为西方对于快乐的定义是个人主义式的。而且，正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布雷特·福特所发现的那样，个人主义是行不通的。你的努力全都是关于你自己的，而我们知道这与数百万年来的人类本性不符。你全力以赴的事情是错误的，因为你的目标是错误的。更高的地位、更多的金钱、更绝对的掌控权、更少的义务是不会让你快乐的。顺便说一下，如果你住在亚洲，请忽略我刚才说的话。在那里，对快乐的定义更具集体主义色彩。为了更快乐，你需要努力帮助别人，你的努力也会更加成功。正如福特对约翰·哈瑞说的那样：“越是认为快乐是一种社会性的东西，就越能感受到快乐。”你可以变得更快乐，但要想提升自己，你首先要考虑如何帮助他人。
希望本书的内容开始像战神金刚6那样组合到一起。在快到收尾的时候，我们需要对每个人是否是一座孤岛做出最后的判断。但在这之前，也许我们应该了解一个真正的岛屿，看看它如何诉说我们这个物种的故事……
6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一部动画片，讲述了为了阻止邪恶帝国毁灭宇宙，5个狮型机器人组合成一个巨大的机器人来守护银河系的故事。—— 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