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革命并不是知识的革命，而是无知的革命，商业领域的创新也是如此。批判性思维是创新精神的第一特征，也是打破认知边界的必要条件。只有学会独立思考、普遍怀疑，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敢于质疑群体共识的观点，才可以打破原有的认知藩篱，突破创新。
本书的最后一章将讲解批判性思维，全书也是在不断地应用这种思维方式——不是批判思维的内容，而是批判思维的结构，即寻找到任何系统的隐含假设并打破它。
在第七章中我们已经提到，世界上没有所谓的“客观真理”存在，既然如此，我们在认知、改变这个世界的过程中，应该从何处落脚、从何处起步呢？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之所以“客观真理”不存在于现实环境中，是因为人类的认知受到边界的限制。实际上，我一直相信，在世界的源头一定存在一条绝对的真理，只是目前我们无法认知到。
其次，在现实世界中，虽然没有绝对的真理，但却存在大量暂时正确的信念和逻辑。对于活在当下的我们来说，这些暂时正确的理念，足以作为指导我们工作和生活的“基石”，这也是我们前面提及的“求存不求真”。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判断一个信念是否暂时正确呢？在逻辑学领域，信念“正确”的判断标准是“逻辑三洽”，即自洽、他洽和续洽。在讲解批判性思维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逻辑三洽。
逻辑三洽
1.逻辑自洽
所谓逻辑自洽，有两层含义：一是这个信念的逻辑体系环节自身可以自圆其说；二是这个信念的逻辑与相关事实之间可以相互证明。
关于信念逻辑体系的自圆其说，不用多说，人们也能够理解。只要信念中的内容在逻辑上可以前后印证，相互说明，并且在印证的过程中没有逻辑错误，自然可以称得上是周全圆融。
逻辑与事实之间的相互验证，通俗的说法就是我们常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通常情况下，成功通过实践考验的信念往往具备暂时的正确性。但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存在于逻辑层面。
2.逻辑他洽
简单来说，逻辑他洽就是信念所处的逻辑系统，要与周边相关的逻辑系统以及更深层次的逻辑系统保持一致。
比如在物理学领域，爱因斯坦说过，自己的理论有可能很快被人推翻，但是热力学第二定律，即熵增定律是不太容易被推翻的。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截至今天，物理学领域有很多所谓的“定理”被推翻，但熵增定律始终保持自身的有效性，正因为如此，熵增定律被认定是物理学的底层定律之一。换句话说，任何物理学概念，只有在符合熵增定律、狭义相对论中的光速不变理论等物理学底层定律的基础上，才能作为暂时正确的公理被确认下来。比如，永动机概念，正是因为违反了熵增定律，才被判别为不可能实现的技术。
在商业场景中，所谓的逻辑他洽通常表现为，企业的商业模式和商业理念需要与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复杂性科学等商业的根基性学科保持一致。
3.逻辑续洽
逻辑续洽是指原有被证明暂时正确的信念，在时代和场景发生变化之后，依然可以保持逻辑正确。换个角度来讲，当信念涉及的领域内出现新事物、新信息和新证据时，我们必须判断原有的信念是否依然可以与新的经验或信息相融。如果原有信念的逻辑体系出现错乱，就意味着这个信念已经不再正确，不再具备指导意义。
主体性认同
虽然我们可以以逻辑三洽为标准去衡量信念是否具备暂时的正确性，但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依然有两大难点无法克服。首先，逻辑三洽虽然听起来简单，但它是一门高深的逻辑学技能，没有学过逻辑学专业知识或受过专业逻辑训练的人，很难自如地应用这种方法；其次，在逻辑和理性之上，始终存在一个更强大的力量，它阻碍了我们对理念正确的判断，这个力量叫作“我执”，而破除“我执”的过程需要应用批判性思维。
如果说专业知识和能力还能通过勤奋学习以及刻意训练来提升，那么“我执”作为人类天性中自然存在的认知局限，很难从思维层面进行自我纠正。
实际上，“我执”属于佛教用语，小乘佛法认为人们对于自我的偏执是一切痛苦的根源，也是轮回的原因。但在这里，我用“我执”这个词想表达的其实是英文“ego”的概念。原本这个词被翻译为“自我价值感”“自我”或“小我”，但我认为用“我执”这个词来表达更加准确。
想要深刻了解“我执”这个概念，我们首先需要思考一个问题，“我”作为一种人称代词，是人类从幼年牙牙学语阶段最先掌握的词汇之一，也在日常工作生活中被广泛使用，但这个“我”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我相信很少有人会觉得这是个问题，因为在我们的潜意识中，“我”就是我。如果一定要为这个问题确定一个正确答案，大多数人会把这个“我”融入场景进行解释，比如我的身体、我的家庭、我的名字、我的事业等，但这样并不能充分解释“我”究竟为何。
实际上，如果从逻辑实体的角度分析，“我”作为人的主体，其实是不存在的。而由于“我”这个概念不存在，所以“我”必须依附于某个主体才能证实自身的存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表达“我”的时候，经常把它与其他物质联系在一起。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更像是一种主体性认同，就像在网络环境中，每个人的身份ID一样。
作为一种主体性认同，“我执”实际上面向两个不同的维度：一是内容，二是结构。我们主体性认同的内容千变万化，但是结构一直存在且始终如一。主体性认同的结构非常简单，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我的××”这种结构。
关于这种主体性认同的结构，在儿童尤其是幼儿身上非常常见，因为幼儿阶段的孩子尚未接受系统教育，在认知和行为方面，受人类天性本能的影响比较大。比如，在我们的生活中，当多个孩子聚集在一起时，经常会出现争抢玩具的现象。因为在孩子的认知中，他把主体性赋予自己拥有的玩具之上，换句话说，“我的玩具”从某种程度上代表“我”，别人抢走我的玩具，等于抹杀了“我”的主体性，“我”自然要拼命抢回来。这种行为在大人看来是不可理解的，但换个标识物，当别人来争抢我们在意的东西时，我们同样也会奋起反抗。
在我们的主体性认同中，玩具作为内容会不停地变化，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们主体性认同的内容会越来越多，我的名字、我的父母、我的工作、我的社会身份、我的钱财、我的家庭，等等。无论内容如何变化，主体性认同的结构都始终如一。这种结构其实充分说明了“我”并非一个逻辑实体，正因为“我”不存在，所以我们常常忽略这个事实。但同时这种隐性的事物对我们自身的禁锢其实最为强力，就好像思维模式这种思想层面的隐性存在，虽然不可见，却经常将人置于思维定式的旋涡当中，令人不可自拔。
笛卡儿所说的“我思故我在”，其实表达的也是主体性认同的结构，正因为“我”在思考，所以“我”才存在。在这个结构中，不可知的“我”占据了主体的地位，而在大多数人的认知中，“我”的思考却被常常等同于“我”自身来看待。这种常规的认知习惯，实际上导致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后果，那就是人类的思想和语言会持续性地陷入二元对立的矛盾中。
因为“我”的思考等同于“我”的存在，所以没有什么东西比思想的正确性更能强化“小我”的存在，而为了证明“我是对的”，必须证明“你是错的”。当人们站在己方正确而对方错误的逻辑制高点上，自然会产生一种思想层面的优越感，因为他们在这个二元对立中证明了自己的存在。
这也是人与人为什么总是会发生争吵，在我们的生活中，99%的争吵其实都不是为了捍卫“我的思想”，而是一种出于本能的对自身存在性的防卫。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自身以及身边其他人在争吵中的反应，原本只是一个小小的摩擦或矛盾，但在争吵的过程中，这些摩擦或矛盾会逐渐上升到人格与尊严的高度。当我们感受到尊严受到侵害时，实际上就是“我”的存在受到了威胁。我相信很多人都发现过一个诡异的现象，在争吵的过程中，我们会不由自主地从为了某个事件或问题而争吵，变成为了争吵而争吵。而且，即便我们发现了这种争吵的无效性，大多数人依然无法及时停止。这背后就是并不存在的“我”一直在推动着我们，为了自身的存在性而争斗。这不是道理之争，而是尊严之争。
群体信念
主体性认同作为一种在人类基因中天然存在的认知与行动倾向，在现实中经常会为我们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但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还有一种比主体性认同更加可怕的影响力，那就是群体信念，即比“我的思想”更可怕的是“我们的思想”。在这个语境中，“我们”的“我执”更强，而“我们的思想”更能够自证其明。
在群体信念中，最重要的隐含假设就是群体经验。简单来讲，就是一旦大家相信了一件事情，作为群体中的一员，我们也会惯性地认同这种观点是正确的。群体信念反映的是个体的认知，但在群体中，原本只是主体性认同的非理性观念，因为得到了群体内部其他人的认可，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自证其明的过程，具备了逻辑上的正确性，从而加强了个体的“我执”。
随着这种自我认同的逐渐加深，每个群体都会相信自己掌握了真理，并认为“我们”是对的，然后认为“别人”是错的，所以“别人”是邪恶的。
正如人与人之间会为了证明自身的存在而争吵一样，群体之间会为了证实自身理论的正确性而产生斗争，同时这种斗争也会从道理之争逐渐转变为主体存在之争。因为每个群体都坚信自己掌握着真理，而真理是颠扑不破的永恒存在，其他群体反对自己的主张，自然是缺乏理性甚至邪恶的。当某个群体对于其他群体的定位从竞争对手上升到敌人的时候，有序的理性对垒就会逐渐转变为伦理层面的对骂甚至大打出手。
人类最悲哀的理性障碍莫过如此，我们所遭受的最大伤害不是来自所谓的犯罪分子，也不是来自天灾，而是道理之争带来的自我屠杀。
比如乔尔丹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为了维护“日心说”被罗马教廷处以火刑，这只是宗教或信仰之间为了存在之争而相互倾轧的一个小小缩影而已。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不少战争都是宗教、国家、种族等不同的群体之间的道理之争造成的。
这种所谓群体认知中的道理，实际上也并不是道理，它更像是一种立场，站在群体的角度，尽量捍卫自身存在性的立场。从这个角度来讲，一些群体之间的争论，不是道理之争，而是立场之争，这种争论并不是为了捍卫“我们的思想”，而是为了捍卫“我们自己”。
批判性思维
正是因为有了“主体性认知”和“群体信念”的存在，所以在破除隐含假设的逻辑之前，必须先破除两件事：一是“我错了”；二是“我们错了”。把“我”“我们”和“我的思想”“我们的思想”之间密不可分的结打开，我认为这是批判性思维最重要的预备性的工作。简单来说，我们要勇于承认两件事情：一是“我错了”；二是“我们错了”。
1.可证伪的“我错了”
这里所说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不是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我们因为某些失误而承认错误的行为，它本质上是在要求人们否定自己的存在。所以，承认“我错了”是一件违背人类天性与本能的事情，非常难以实现。
这种否定自身存在的行为，在科学领域被称为“可证伪性”。可证伪性来自犹太裔思想家卡尔·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他认为“是否具备可证伪性，是区分科学和非科学的第一指标”。在波普尔的理论当中，所谓科学一定具备一个特性，那就是它有可能是错的，所以他认为科学家的第一要务，就是去证明自己研究的科学有可能是错的。
可证伪性并不是从这个理论自身出发去探讨其具备可证伪的或是不可证伪的特性；它更像是一种人类面对理论所抱持的态度。比如一个人相信奇点大爆炸理论，但是如果有新的证据否定了这个理论，而他也愿意承认自己错了，那么这个人看待理论的态度就是可证伪的。
波普尔认为，不具备可证伪性的都不是科学，所以他特别不喜欢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通常来讲，科学家所具备的哲科思维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假设；第二步是证明。而弗洛伊德总是提出一系列令人瞩目的、当时看上去非常有道理的假设，但他从未以严格的、科学所要求的方式采取关键的第二步。所以波普尔认为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并不能被称为科学，因为分析的标准都是主观的论断，所以无论分析的结果是向左还是向右，总会有不同角度的合理解释方法。换句话说，弗洛伊德的论断是不可证伪的。
此外，波普尔也不喜欢占星术，因为他认为占星术实际上也是在利用人们习惯于对事物进行归纳的解读，再加上一些放之四海皆准的广泛性描述，从而激发人们的共鸣。所以占星术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被定义为一种语言艺术，既不能证伪，也与科学无关。
真正的科学，比如说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就具备明显的可证伪性。他甚至预测出光从太阳旁边通过时弯曲的具体角度，这样，如果之后有人验证这个角度是错误的，那么等同于说明了广义相对论是错误的。爱因斯坦之所以愿意将具体的数字公布，就是因为他认为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一个证伪的过程，他希望有人能够证明他是错的，然后继续将这个学科发展下去。
换个角度讲，如果一个理论总是被置于“不可被证伪”的保护之下，这个理论就不能称为科学。因为在绝对正确的保护罩下，无论从哪个角度进行展开，这种理论都是完美的。一旦离开了这个保护罩，这种理论就会失去保持有效性的根基。加拿大心理学家基思·斯坦诺维奇（Keith Stanovich）在自己的著作《这才是心理学》中提出了一个小精灵假设，大致的意思是人的大脑中住着两个小精灵，它们控制了人类的一切思想和行为。但是，有一个问题阻止我们看到它们，那就是小精灵有能力发现任何对大脑的侵入（外科手术、X线等），一旦觉察到外界的探测，它们就会消失。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证明这种理论是错的，所以它是不可证伪的非科学。
在现实的工作和生活中，我们随时随地会看到一些不可证伪的信息，但它们对我们的不利影响实际上并不强烈，而最有害的信念就是明目张胆地抵制批评的信念。比如“不要质疑我，否则坏事就会发生”，再比如“信则灵，不信则不灵”，这种既带有一定强迫意味，又没有提出具体参照标准的信息，基本上都是无法证伪的。更可怕的是，信息中的强迫和威胁会令宿主丧失对其进行评估的能力，使逻辑、理性和科学等认知武器纷纷丧失功效。在这里，我奉劝大家，一旦发现身边有人用这样的方式输出信息，一定要及时离他而去。
虽然我们在前面提到，可证伪性是科学领域的一种定义，但同时它也是一个哲学概念，作为一种思维层面的认知态度，我们是否可以据此设计一个可操作的思维工具呢？答案是肯定的，而且这个工具非常简单，那就是承认“我错了”。
虽然听起来简单，但人类并不经常承认自己的错误。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工作中，人们更习惯于为自己的错误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进行解释，而不是坦然地承认并接受这个事实。
波普尔认为“能够认识到并承认自己错了，是证明一个科学家仍旧还是科学家的标志”。量子物理学领域的顶尖学者朱利叶斯·奥本海默（Julius Oppenheimer）也说过，“在科学界，犯错并不是罪过。生活中也需要这种能力，即脸不红心不跳地说：‘我当时搞错了。’这与人们没完没了地去寻找一些合理化说法来为自己先前的错误辩解的做法完全不同”。
实际上，在商业环境中也是如此，我一直认为能够认识到并承认自己错了，是证明一个创业者仍旧还是创新者的标志。
2017年，87岁的沃伦·巴菲特在一场讲座上，在自己的学生与“信徒”面前，坦然地承认了自己早年投资生涯的遗憾，他说：“投资IBM是我错了，错过亚马逊因为我太蠢，没有买谷歌股票是一个失误。”他把自己早年投资失败的原因归结于自身的主观原因，被称为“股神”的巴菲特也愿意承认自己犯下的错误，丝毫不会因为虚名而遮掩。
在这里，我要提醒各位投资人，如果遇到认为自己的战略肯定没错，即便出现问题，也要将责任推给负责具体执行的工作人员的经营者，一定不要投资给他。
在一个企业中，经营最大的成本不是试错，而是领导者的“尊严和面子”。当一个领导者认为自己不能犯错的时候，企业内部通常会出现所谓的“承诺升级效应”（Escalation of Commitment）。简单来讲，就是领导者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即便发现错误，也不会停止投入，甚至还会继续追加投入，以证明自己是对的。这样，企业用来保护领导者面子的成本，自然会超过解决问题的成本，而且最终这种追加投入非但不能带来有效的收益，甚至还会成为企业走向下坡路的引路石。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即便是像我们这些授人以渔的讲者，也不敢夸下海口说自己永远是正确的。相反地，我一直相信，能够认识到并承认自己错了，是一个讲者还有资格站在讲台上的证明。就像我在授课时常说的那句话一样：“我讲的可能都是错的！”
查理·芒格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哪一年你没有破坏至少一个你最爱的观念，那么你这一年就算白过了。”这句话对我的影响非常深远，因为我知道大多数人碍于面子，为了拥护自己的观念，经常会坚持一些明显是错误的认知，这也是很多人在离开学校之后，自我发展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芒格一直在践行自己的理论，1995年，71岁的芒格演讲心理学，10年后，他把这篇讲稿修改成了著名的“人类误判心理学”。当时81岁的芒格认为他能够比10年前做得更好，原因在于71岁的他没有81岁的他知识丰富。承认现在的自己比过去的自己更好，等同于在否定过去的自己，这足以说明芒格早已通过可证伪性打破了自己的主体性认知限制。
美国企业家瑞·达利欧（Ray Dalio）在《原则》一书中提到，“如果你现在不觉得一年前的自己是个蠢货，那么说明你这一年没学到什么东西”。以目前的时间为起点，人们认为过去多久以前的自己是个蠢货，代表了人们自我成长的周期，达利欧的周期是一年，我们自己的周期又是多长呢？这也是判断一个人自我更新速度最有效的指标。
2.普遍怀疑的“我们错了”
相对于承认“我错了”，承认“我们错了”的难度其实更高，因为在群体中，个体往往是没有主观意识的。换句话说，个体在群体的影响下，很难想到要去证伪。只有在大脑中建立“普遍怀疑”的思维模式，才有可能让个体对群体认知产生怀疑，为证伪奠定基础。
作为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我们常常会认为是我们拥有并表达思想，实际上，我们并不是思想的主人。肯尼斯·霍博（Kenneth Hopper）在《清教徒的礼物》一书中提到，“当足够多的人相信一种思想以至于它成为常识的时候，它就控制了我们。不是我们拥有了思想，而是思想占有了我们”。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John Keynes）也说过，“困难不在于接受新观念，而在于摆脱旧观念”。
我们每天都在为我们的身体洗澡，但是可曾为我们的思想洗过澡？笛卡儿认为，每个人在一生中都应该至少一次彻底地对自己的全部见解进行一次大扫除。因为我们把许多错误见解当作真理接受下来，这些知识都是非常可疑的。
如果一个人有一篮子苹果，他担心其中有一些是烂苹果，想把它们挑选出来，以免使其他苹果也发生腐烂。那么，他该如何着手呢？其实方法很简单，他应该先将篮子倒空，然后把苹果一个一个地检查一遍，将那些没有腐烂的苹果挑选出来，重新装回篮子里，同时将那些腐烂的苹果扔掉。
其实，这种处理方式就是典型的主体性认知指导行动，只有我们看到并认知到这个苹果腐坏的事实，我们才能把它挑出来，而群体信念掩盖了腐坏的个体。为了解决群体信念对个体认知的遮蔽，笛卡儿设计了一剂猛药，但同时也是一剂毒药，那就是“普遍怀疑”。
说普遍怀疑是猛药，是因为它默认任何信念都是错的；说它是一剂毒药，是因为它让我们从群体信念黑洞直接跳到不可知论的旋涡中，甚至导致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这种不良思维的产生。事实恰恰相反，“不可知论”不但没有造成虚无，其背后的“普遍怀疑”精神反而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推动力。这也构成了我们定义的“批判性思维”，即建立在普遍怀疑之上的不可知论，如图8-1所示。
图8-1 批判性思维示意图
不可知论
关于不可知论，赫胥黎说“不可知论是唯一可靠的哲学”。当然，这句话并不全对，但它说明西方哲学家和科学家秉承的基本观念是不可知论。这与我们通常的认知刚好相反，我们认为所谓知识，就是确定的结论，我们思考的逻辑是探寻“正确答案”。
西方流行一句话，“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王东岳老师说：“我们一旦展开感知，一旦觉得我们有所知，就会陷入愚蠢和可笑。由此可见，知识本身是需要无穷追究的深刻话题。而能持以不可知论看待世界，表达了对一切确定的知识和结论永远持怀疑态度。”
事实上，不可知论最早出现在希腊的哲学理论中。苏格拉底被称为雅典最聪明的人，而他最为人所知的一句话就是“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而亚里士多德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哲学起始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惊异象征着未知，而未知代表着不可知论。
自休谟和康德以来，西方主体哲学思想也是不可知论。休谟认为，人类的知识都来自归纳法，如果来自归纳法，那么人类所有的知识都不成立。休谟是第一个质疑知识、时间、空间、因果律存在的哲学家。虽然没有给自己的质疑找到一个准确的答案，但他持续追问这个行为本身比答案的意义更加深远。
康德说过是休谟的追问将他从独断论中唤醒，让他认识到人类永远不能了解这个世界的本源真相，只能了解你所处的这个现象界。所以康德提出了“物自体在彼岸，现象界在此岸，物自体不可知”理论。根据这个理论，康德进一步提出，“人为自然立法”。我们的认知越深，边界就越宽，但真正那个世界是不可知的。
说到这里，我相信很多人还是会心存疑虑，为什么不可知论会与进步有关呢？其实道理很简单，我们在讲解破界创新时提到，破界创新最大的障碍就是我们的认知边界，而不可知论告诉我们之前所了解的所有信息和观念都不一定是正确的，这从根本上打破了我们的思维模式。所以“不可知论”不但没有造成虚无，反而是进步的动力，敢于打破一切认知边界，成为“科学革命”的主旨精神。
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提到，科学革命不是“知识的革命”，而是“无知的革命”。他认为，科学革命与前现代知识体系的第一个不同之处就是“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
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地图上并不存在美洲大陆，让人们突然发现地图原来是错的。于是，1525年欧洲人更换了世界地图，在地图上留下了大片的空白，激励着欧洲人前赴后继地去填补。从这个角度来说，“科学革命并不是知识的革命，而是无知的革命”。真正触发科学革命的是发现。
既然我们对最重要的问题毫无所知，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固守我的思想和我们的思想。历史告诉我们，几乎所有伟大的科学家和哲学家都是普遍怀疑和不可知论者，牛顿在自己的著作《原理》的封面上，写道：“我不相信任何假设。”同时他还有一句名言：“柏拉图是我的好朋友，亚里士多德是我的好朋友，但我最好的朋友是真理。”
达尔文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明确表示“我是一个不可知论者，我的后半生坚持传播怀疑主义”。他写道：“我在贝格尔舰航行期内，完全是信奉正教的，我把《圣经》中的词句，看作天经地义的权威言行。可是，在1836年至1839年间，我又做了进一步的思考，就是：必须有最明显的证据，才能使任何一个头脑健全的人去相信那些作为基督教支柱的奇迹。因此，我逐渐变得不再相信基督教是神的启示了。”
作为一个不可知论者，达尔文通过对科学的持续追问，明白了神学的局限性。普遍怀疑、不可知论的哲学理论对我们商业认识有什么启发？虽然从众效应将大家禁锢在群体信念黑洞之中，但换个角度想，如果我们可以打破这种群体信念的限制，不正是发展的机会吗？在这里，我们需要了解一个新的概念——反共识。所谓反共识，其实就是将批判性思维、普遍怀疑、不可知论运用到工作和生活中。
反共识
在商业领域，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反共识案例。
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为了重振经济，美国政府推出一系列的经济刺激计划，其中包括刺激中低收入者购房的计划，以及多年连续降息，令贷款利率大幅走低，房地产市场也因此蒸蒸日上，房价节节攀高。
但是，巨大的繁荣之下潜藏着危机。2006年，被称为“华尔街空神”“对冲基金第一人”的约翰·保尔森（John Paulson）敏锐地发现，在1975—2000年期间，美国房价年度增长只有1.4%；但在接下来的2001—2005年，房价每年的涨幅却在7%，远远偏离过去的增速，并且当时还出现了房价涨得越厉害、贷款违约率就越低的规则，很多没有偿还能力的人，依然可以轻松地获得贷款。这也意味着，一旦房价暴跌，大批人将还不起房贷，资金链随时会断裂。
看到危险信号的保尔森，在2006年7月筹集了1.5亿美元，以此为第一支用于做空CDO[1]的基金建仓。但危机并未立刻显现，房价一路高涨，保尔森的基金也在不断赔钱，同时背离了主流投资方向，他受到了各方的质疑和嘲笑。
2006年年底，次贷危机初现端倪，保尔森的基金开始扭亏为盈。2007年8月，次贷危机全面爆发，美国房地产市场瞬间崩盘，并席卷了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最终，反共识让保尔森在次贷危机中获益颇丰。
电影《大空头》（The Big Short）便是以保尔森为事迹原型，真实地再现了当时跌宕起伏的剧情反转。当然，保尔森后来并没有回到他鼎盛时期的战绩，甚至从2015年开始，保尔森基金连续3年亏损，平均亏损率为16.88%。也许他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但这些都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我们的案例都是“借假修真”，不用在意具体的内容，而应该通过案例去理解思维的框架。
罗素说：“这个世界的问题不在于聪明人充满疑惑，而是傻子们坚信不疑。”王东岳老师也提出，“大多数人的共识一定是愚蠢的。但凡常识的东西，都是行将抛弃的谬误”。这种说法可能会言过其实，甚至有偏颇之处，但矫枉务必过正，必须以毒攻毒，才有可能打破群体效应、从众效应的影响。
在物理学领域，普通人对物体运动的常识观念几乎都是错的，每破除一个直觉常识，物理学都进步一大步；在心理学领域，心理学家也是通过不断的实验论证，证明之前许多关于人类行为的常识信念是错误的，从而推动心理学向前发展；在商业场景中，达利欧提出，“要想在投资中获得成功，你必须成为一个独立的思考者，因为共识通常都是错误的。”
彼得·蒂尔（Peter Thiel）在《从0到1》中说过，“每当我面试应聘者时，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在什么重要问题上，你与其他人有不同看法？好的回答是这种模式：大多数人相信X，但事实却是X的对立面”。他把这种东西称为“秘密”。他坚信，假如一个人能够出人头地，必须有这样的秘密。如果你在所有事情上都与所有人的观点是一样的，你凭什么出类拔萃呢？
贝索斯也从创新的角度论证了打破共识的重要性，他说：“我相信，如果你要创新，你必须愿意长时间被误解。你必须采取一个非共识但正确的观点，才能打败竞争对手。”
为什么芒格一直强调“反过来想，反过来想，总是反过来想”，而巴菲特也认为应该“在别人恐惧的时候贪婪，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恐惧”？归根结底，他们都是为了通过反共识找到一个独特且具有优势的发展角度。
我一直认为乔布斯是企业家中最具有反叛精神的一位。在《成为乔布斯》一书中，作者写道：“和60年代的其他年轻人一样，乔布斯浸润于反文化运动的浪潮中，充满了质疑精神，渴望挣脱传统的桎梏。乔布斯属于战后婴儿潮一代，他既沉醉于鲍勃·迪伦、披头士乐队的充满叛逆精神的歌词中，也会钻研思想家的著作。在乔布斯的眼中，这些大师都是哲学之王。那个时代所传递的信息显而易见：质疑一切，特别是权威；勇于尝试；上路流浪；无所畏惧，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我过去并不理解反叛的嬉皮士文化，长头发、喇叭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像是优势文化的代表，但后来才发现嬉皮士运动对于美国是极其重要的运动。因为自从大量的欧洲人移民美国之后，几百年的发展最终导致了思维僵化，而在既有的这个世界中如何形成新的思想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建议叫“隔离”，就是在某一个人群当中形成一个小的趋势，然后慢慢变大直到足以影响整个社会。嬉皮士运动就是年轻人组合起来，与主流隔离开来，反抗主流文化的一次运动。
总而言之，创新精神的第一特征是批判性思维，独立思考，普遍怀疑，反共识。没有批判性思维，认知边界便无法打破，我们需要承认“我错了”“我们错了”的勇气。所以，我讲的都是错的，我的内容就是指向月亮的手指，重要的不是指头，而是月亮，不要专注于内容本身，而更应该专注于思维的模型。
* * *
[1]一般指担保债务凭证（Collateralized Dedt Obligation，CDO）。
后记
走入混沌，是为了走出混沌。
柏拉图在著名的“洞穴隐喻”里说，我们大家都生活在一个洞穴中。你看着墙上的影子，以为那是真实的世界。其实，是火光把洞穴之外的活动，用影子的方式投射到墙上而已。由于你生活在洞穴里，并不能意识到这一切。
所以，柏拉图说，真正的教育不是把墙上被投射出来的光告诉洞穴里的人，而是把洞穴里的人带到洞穴之外，让他自己沐浴在真理的阳光之下。
真理，在洞穴之外，阳光之下。
柏拉图游历各国，在40岁的时候回到雅典建立了柏拉图学园。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西方历史上出现的第一所大学。与所有其他教育机构不一样的是，柏拉图在学园里讲授哲学、数学、物理学等“无用”的学科。
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亚里士多德17岁加入柏拉图学园，在那里作为学生和学者一直待了20年。他按柏拉图“哲学王”的标准培养了伟大的亚历山大。后来，亚历山大把这种思维方式传遍了西方世界。
“教育是真正的转变”，柏拉图的理念深刻地影响了我。关于什么是教育，柏拉图给了我最坚定的力量。我想，从今以后，我需要改变对自己的定义——我不再只是一名讲者。
过去，我把自己定义为一个老师。我在混沌大学有且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一个教书匠。但是，如果我把自己定义为课堂里的一个老师，讲完之后，人们说“教授，你讲得真好”，这件事情就结束了。换句话说，只要把课讲好，我就没事了。但是，如果你没有真正的收获，我讲得再好，又有什么用？
所以，从今往后，我把自己定义为一个摆渡人，一个传播者。我相信，我讲课讲得好不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有没有真正的收获，有没有发生真正的改变。让改变当场发生，这才是一件极其美好的事情。否则我讲得再好，如果听众没有触碰到，所受的教育就是没有用的。
我的书的内容全部来源于我的课程，课程的研发历经9年的打磨、沉淀，诚挚地感谢每一位曾参与共建的老师、同学、朋友。只希望你真正习得、发生改变，这是我们向你承诺的交付。
很多人此前都问我，为什么会给混沌大学起“混沌”这样一个奇怪的名字。我想告诉大家，其实，走入混沌，是为了走出混沌。而走出混沌的唯一方式，就是更深刻地理解这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