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何时都保持真我
贾雷尔·李既聪明又有社交能力，但是，从家住克利夫兰最破败的地区，到上一所有多位同学家住百万美元豪宅的学校，这条道路走起来并不容易，他每天都好像是在跨越社会大峡谷。贾雷尔的障碍在于感觉自己与环境格格不入。不仅在学校是这样，回到所在社区也是一样，他这样独来独往的“书呆子”很容易成为不良青年的攻击对象。
13岁时，贾雷尔第一次应邀参加一个聚会。生活在这个乱七八糟的社区，作为一个勤奋学习的男孩，他经常感到不自在，但那天他和其他人一样时髦，头戴帕巾，穿着垮裆裤，裤腰垂到了臀部。伊丽莎白当然不会让他把内衣露出来。当晚，贾雷尔离开聚会时遭到了六七个男孩的袭击。他们对贾雷尔拳打脚踢，贾雷尔蜷缩成胎儿的姿势。很幸运，附近一个人跑来赶走那帮男孩，救了贾雷尔一命。第二天下午，贾雷尔在医院醒来，他被打成了脑震荡，头部肿胀，额头上布满了伤痕。“我想我的肋骨伤了，手指上有一个大伤口。我一个星期没有去学校，幸好没有留下伤疤。”
事后，贾雷尔的妈妈没有让他躲在家里看书、打电子游戏，而是鼓励他外出，叫他不要害怕。这是他实现归属感之旅的开端——不仅要使他的言谈举止与不同类型的人融为一体，还要坚持让大家接受他本来的样子。
上高中时，贾雷尔把目光投向了霍肯学校，这是一所精英预科学校。贾雷尔想尽可能上最好的高中，那就是霍肯。然而，由于贾雷尔一开始没有得到他需要的奖学金，便先去市中心的一所学校度过了高中一年级。在那里，他与不同群体的学生交朋友，学习如何待下来。高二时，他获得了所需的奖学金，便转到霍肯就读。
霍肯学校的黑人学生不多，贾雷尔是其中之一；贫穷的黑人孩子更少，他算其中一个。在这里，他的不适感与居住在社区时一样强烈。好在他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习惯了做个与众不同的人。
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社会科学家大卫·耶格尔（David Yeager）专门研究局外人的感觉对个体的影响。在对高中生和大学生的研究中，耶格尔发现，相比于有同样技能和才华的学生，感觉不自在的个体考分更低，辍学率更高。如果学生本人对缺少归属感并不感到惊讶，而是有此预期，并且对此采取正常化的态度时，那他就能够以自己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就像朝着烈风前行一样，人不能阻止风，但也不允许风阻止自己。
贾雷尔还采取了另一种应对方式——积极反抗那些让他觉得不自在的事情。他在霍肯安顿下来后，对自己能在那里取得成功产生了信心，渐渐地，他觉得自己要适应的太多了。他认为学校也需要做一些调整。“在高中时，我并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这种感受，”贾雷尔回忆道，“但我记得霍肯十年级的英语课要求读《红字》。那个老师好像非常有名，每个人都说‘他太棒了，他太棒了’。我坐在他的课堂上心想‘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一个人喋喋不休地讲了很久，说这本书因为这个悲剧多么伟大。悲剧这个、悲剧那个。我们都读了这本书。我感到很困惑，举手要求发言：‘呃，我不明白。你一直说这是一个悲剧，我不明白为什么。’”
老师开始解释，但贾雷尔打断了他：“是的，这个我明白。她未婚生子，这种事每天都有人在做。这并不是什么悲剧。”贾雷尔对此很确定，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来到人世的。尽管他理解，与其说悲剧在于女主角未婚、与神父生了孩子，不如说她因此遭到了清教徒们的排斥。贾雷尔认为这个故事已经过时了，与当前的文化缺少关联。贾雷尔对老师说：“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本书如此伟大，或者为什么我们正在读的其他著作如此伟大。那时我可能词不达意，但现在我意识到，我是在拒斥文学标准提出的理想。因为没有黑人作家，没有有色人种作家，没有描写我的生活经历的作家，没有与我有同样体验的作家。所以我被教导这种经历比我的经历更有价值。想到社会让大家遵守的那些标准或我们认为重要的标准时，我总是问这样一些问题，‘这些标准是谁制定的？谁说这些标准很重要？它们来自哪里？’”
今天，贾雷尔认为自己的障碍主要是，“我认为我需要适应，但我不想适应，而是希望别人进入我的世界。现在我明白我在做什么了。我在反抗那些已经成为标准的家长制文化规范”。
贾雷尔成了学校的领袖人物，他创办了“精神周”并负责协调文化多样性计划。但大多数时候，他觉得没人关心自己从哪里来，也没人知道自己真正的想法。
高中二年级的一天，贾雷尔站在话筒前发言，他的话让观众产生了强烈的反响。10年后贾雷尔仍然记得这些话，倒不是因为他的雄辩，而是发生在那次发言几个月后的事情。那是2006年的一天，贾雷尔的打扮一如平常——宽松的卡其裤、运动鞋和印有“促进者”字样的宽大T恤。他组织了学校的动员大会，讨论种族和阶级问题。动员大会上任何人都可以发言。这下贾雷尔可以让他们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人了。然而，他还是准备保持低调，按照他们一向的期待表现自己——一个有趣的黑人。
贾雷尔回忆说：“一站到话筒前我就觉得情绪发生了变化。”好像13岁那年被那伙人打了之后，母亲告诉他不要害怕走出家门时的感觉。“我对他们说：‘我觉得你们很多人都把我排除在外，因为我的样子、我的穿着、我的出身，以及我喜欢做的事情。你们以为我是个笑话。’”
贾雷尔的语气和声音平淡而坚定，但他的结束语却好似丢了一颗炸弹：“但你们知道吗，我可能比你们所有人都聪明。”房间爆发出一阵笑声。老师们没有笑，但对其他人来说贾雷尔就是这个样子，他像在开玩笑。他站在那儿，觉得刚才说的话并不好笑。贾雷尔摘下面具，第一次向同学们展示自己的内心，但他们不知道在看什么，对他的话似乎充耳不闻。“我在想：‘很明显，你们不相信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但我要证明给你们看。’”
几个月后，贾雷尔做到了。
哈佛大学是一所了不起的大学，第一次听人说起这所学校时贾雷尔还是个小男孩，还栖身在收容所里。现在，他被这所大学录取了，他不再觉得自己是个可怜的孩子，与这所预科学校格格不入。现在，他知道自己与其他人一样属于这里，甚至比其他人更有资格属于这里。
贾雷尔有在贫富两个世界生活的经历，今天，他相信，作为一个教育者，这样的经历有助于他把这两个世界的年轻一代联系起来，照亮那些像他小时候一样贫困的孩子——他们可能也害怕自己并不真正归属于所在的环境。
毅力大于智力
瑞安·夸尔斯希望成为肯塔基州的农业部专员，但他面临着巨大的障碍。第一，他比一般候选人年轻得多；第二，他寂寂无名。他必须迅速学会如何开展州内竞选活动，克服名气不足的局限，并让大家相信，自己已经做好了从事这份工作的准备。
夸尔斯在孩提时代就定下了自己的人生愿景，实现这个愿景是一个漫长的旅程，参与农业部专员竞选活动只是其中一步。为了能够长期为同一个愿景付出努力，夸尔斯需要心理学家安吉拉·达克沃斯（Angela Duckworth）所说的“毅力”，老一辈人可能会称之为“坚持不懈”。
在2016年出版的《毅力：热情和韧性的力量》（Grit: The Power of Passion and Perseverance）一书中，达克沃斯发表了她的研究成果。该研究关注长期坚持相同目标的人有什么特殊之处。达克沃斯说，毅力就是有耐力，“是跑马拉松，而不是冲刺”。它指朝着同样的目标努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培养了做成大事所需的能力，做出了大多数纪律性不强的人做不到的事情，比如，读完医学院、写书、修车，或者像夸尔斯那样努力多年成为农业专家和州政策制定者。
达克沃斯开发了一份含有12个项目的毅力测定清单，包括如下几条：
· 挫折不会让我泄气，我不轻易放弃；
· 一旦开始做一件事，不做完，不罢休；
· 我很难集中注意力去完成耗时几个月的项目。
如果一个人同意前两个陈述极其符合自己的情况，而不符合第三个陈述，那么他就是有毅力的人。
达克沃斯发现，成功与毅力的关系不亚于成功与智力的关系，甚至更密切。有些人既有智慧又有毅力，但两者的相关性并不强。实际上，达克沃斯针对常春藤盟校学生所做的研究发现，智商较高的学生毅力得分较低。
一个又一个研究发现，相比同样聪明的同龄人，智力水平大致相同的情况下，毅力水平较高的学生表现更好。
正如达克沃斯所说，毅力指一个人为了实现想要的未来绝不停步，直到把它变为现实。从小学开始，夸尔斯就热衷于两件事：农业和政治。自从成了州议会的小助手后，他开始考虑如何利用政治帮助所在社区的农民，即那些曾经每天在午餐时间和父亲一起坐在当地餐馆讨论热点问题的人。由于担任了这个小助手的职位，他有能力想象自己作为州政府官员的可能性，也由于他在家庭农场辛勤工作，所以培养了自己的纪律性。他想要赢得农业专员职位，这两个因素促使他成了毅力坚强的候选人。
击败老手对夸尔斯来说是一个挑战，夸尔斯的应对办法是付出比其他人更多的努力。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他在肯塔基州开车走了10万多千米，敲了9 000扇门。他凭着顽强的决心同数以千计的人挨个交谈，解释为什么投票给自己就是对肯塔基州小农场主的帮助。终于，在32岁那年，夸尔斯成了美国最年轻的民选州级官员。
小失误的警示
我们介绍的高成就孩子中，小提琴家玛吉·扬最为注重技巧掌握，或者说，她是技艺最为精湛的一个。因此很难想象，她会在什么事情上挣扎。尽管如此，有时候她还是达不到自己的高标准。她的解决办法是，加倍努力，成为更好的音乐家，而不是垂头丧气。比如有一次，玛吉就没有达到她的导师，也是她最喜欢的老师罗森博格夫人期望的水平。
研究生一年级快结束时，玛吉经历了她最害怕的一件事——记忆失误。在舞台上，每个音乐家都有需要避开的“怪兽”，而记忆失误堪称恶魔，哪怕是最有成就的音乐家也最忌惮这种情况。玛吉解释说，记忆失误“会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发生。你的手可能出现肌肉记忆失误，也就是说，动作扎根于肌肉的程度不够深刻，或者你可能出现结构性记忆失误而忘了后面的内容”。
那天，面对8位教员组成的小组，玛吉出现了一个很小的失误，一个可以理解的微小失误。玛吉回忆说：“巴托克的第二小提琴协奏曲有一个段落非常曲折，很容易弄错。”
问题是，4天前在私教老师罗森博格夫人面前，她犯过同样的错误。罗森博格夫人也是教员小组成员，玛吉的一举一动都在她的观察之中，她说：“我知道玛吉意识到了。事情发生的那一瞬，我抬头瞄了一眼她的表情。”失误没什么问题，但是她俩很清楚，在之前的4天里玛吉没管这件事。
“我等了3天，确认老师不在家的时候才打电话给她留言。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但必须打电话给她，因为学年已经结束了，大家需要过一个愉快的夏天。老师回电话给我说：‘玛吉，亲爱的，你是个很有天赋的女孩，但我对有天赋的人不感兴趣。你已经不是小女孩了，也不是天真无邪的小孩子。我对你这样的人不感兴趣。过去我真为你感到骄傲，你跟我学得很好。你赢得了所有的比赛，你和管弦乐队一起表演，但我了解真正的你，因为我每周都见到你。每个人都喜欢你，认为你很棒，但我不这么认为。’我们是在电话上交谈的。老师说：‘你在哭吗？’我说：‘不，我同意你的看法。’”
罗森博格夫人的评论很严厉，但玛吉知道她说得对，她需要听取批评。罗森博格夫人的意思是说，玛吉需要改变想法，少把注意力放在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可爱、有才华的女孩上，而要成为一名技艺精湛的音乐家，但不是为了诸如成绩或者老师认可之类的外部目标。这种愿望需要内驱力。
玛吉需要形成比现有水平更强大的掌握倾向。
玛吉在小组表演中得了A，但她觉得辜负了自己。那次记忆失误成了她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第二年，也就是研究生二年级时，她怀着笃定的心态回到了茱莉亚音乐学院。“我的想法是：‘好吧，一切都会改变的。’”
最终，确实一切都改变了，但那是在玛吉克服了再次失误的恐惧之后。玛吉知道，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克服恐惧，那就是：练习。她回忆起自己放在乐谱架上的硬币，还记得妈妈的话：“每次错了，都要进行取消肌肉记忆的训练，然后重新进行正确的练习。”玛吉说：“小时候留下的肌肉记忆影响我的一生。”早期形成的掌握倾向也是如此。
玛吉的父母省吃俭用攒下钱让孩子留在茱莉亚音乐学院，他们知道，这样一来，玛吉和她的兄弟姐妹不仅会收获友谊，而且会遇到促使他们提高技能、勇于竞争的人。后来，在玛吉最需要的时候，这些人派上了用场。
同一年，23岁的玛吉努力想把记忆失误抛诸脑后，她决定再次参加以前输掉的比赛。上一次，她没怎么努力，但这次她咬紧了牙关。“我脚踏实地，真的非常努力，结果还是输了。我输给了我们工作室的一个女孩，我觉得她比我差远了。我回家后哭了，打电话跟妈妈倾诉，两天没下床。没尝试就输了是一回事，真正努力过还输了，是另一回事。我打量这个获胜的女孩。我们处于相同的职业阶段，做着同样的事情，做着同样的试音，我心想：‘如果再在任何事情上败给她，我就该去死。’我待在房间里，心头涌起一个非常明确的想法：‘我打赌，那个女孩现在正在练习。’”
玛吉为自己选了一个对手，这是本书中许多高成就孩子的一个习惯。许多高成就孩子通常以自己过去的表现为参考来评判自己的进步，但他们也喜欢把自己与一两个有价值的竞争对手进行比较，以此鼓励自己更加努力、做得更好。“在我的研究中，我对那个女孩进行了非常冷峻的分析：她有什么是我没有的？然后我得出了结论：是她的职业道德。我说：‘好吧，这个我做得到。我有她不具备的东西，所以我需要调整。”
第二年，玛吉的辛勤工作得到了回报。她赢得了最大的比赛：在卡内基音乐厅举行独奏音乐会，与纽约爱乐乐团的指挥艾伦·吉尔伯特同台表演。
一切皆可为
苏珊娜·马尔沃现在是CNN著名记者，她甚至不知道自己有言语问题。小时候苏珊娜喜欢上学，但她回忆说：“很早的时候，我被诊断为需要接受言语治疗的孩子，因为我以前说话结巴。当时我不太知道这些事情，因为大家不让我知道，把我保护了起来。”
父母不让苏珊娜知道这个情况，以免她受到伤害。他们为什么那么做呢？是为了让苏珊娜跨越障碍，因为她需要自信。在秉持“可为”精神的马尔沃夫妇家里找到自信并不难。
苏珊娜想起了幼儿园的旧成绩单。“上面写着‘本班刚做了黄油’。我们问苏珊娜：‘你的黄油怎么做的？她说不出来。’所以，我的注意力可能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他们年复一年对我进行测试，后来我上了一个特别的言语训练课。”
每个星期，苏珊娜都会被带离常规课堂几小时，和两个捣蛋鬼待在另一间教室里。“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因为他们总是扰乱课堂秩序。在那间单独的教室里，”苏珊娜说，“我的耳机里重复放着一些词语。”
苏珊娜知道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她知道自己不该待在那里，但她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想法。“我的感觉是：‘我在这儿干什么？我为什么来这儿？我感觉不对劲儿，因为那边书架上所有的书我都读得懂。’好处是我不知道我结巴。我甚至不知道我不理解做黄油的步骤，因为没人告诉我。很久之后，我打开文件，才发现这个情况。”
苏珊娜的妹妹苏泽特相信，父母决心保证苏珊娜不被别人贴标签，或者说不让苏珊娜对自己进行定位。上了几年小学后，姐妹两个都不觉得自己是学习明星。苏珊娜有段时间进了资优班，但后来又回到了普通班。苏珊娜学习乘法口诀表很困难，苏泽特怎么也学不会认钟表。苏泽特说：“我爸爸发现了我的问题，因为他问我时间时我望着苏珊娜，爸爸说，‘不，苏泽特，我要你告诉我现在几点。’但我没法告诉他。”
每一个挑战都成了马尔沃家的家庭项目，父母让她们用闪卡学习、练习。马尔沃夫妇没有震惊、恐慌，只是采用稳定的方法解决问题、排除障碍。苏珊娜的父母从来没有告诉她出了什么问题，只是鼓励她更加努力地学习，这么做有助于维持她的信心。
苏珊娜回忆道：“我在房间里待了几小时，边走边背，试图记住乘法口诀表。可以说家里的每个人都参与进来了，这很重要。大家都鼓励我，但我也有一种感觉，‘好吧，你必须集中注意力。’爸爸妈妈从不以任何方式进行惩罚。他们给我很多鼓励，也许还有一点点担心。我想，我上五年级的时候压力有点儿大。”所有的问题都被苏珊娜克服了。到了中学，两姐妹都是学业出众的佼佼者，各门功课都是A，还同时参加乐队、啦啦队、男童子军、学生会、优等生联合会、戏剧表演。做这些事情时，她们满怀坚定的信心。
不让他人定义自己
在迈阿密的头几年，帕梅拉的英语是在好几个学校及她祖父那儿学来的。在学校里，“每个人都是移民，老师没有投入心思教，学校也不怎么好。”帕梅拉说，“祖父花了很多时间教我发音。”
帕梅拉在迈阿密就读的小学是一所磁石学校(10)，坐落在一个环境很差的社区，性侵犯者的数量异常地多。上五年级时，帕梅拉的一些朋友抽烟、喝酒，但她可不这样。小时候的帕梅拉曾间接观察到青少年的焦虑，因而知道如何避开青春期雷区。她花在学习上的精力刚刚够，会在课前30分钟完成作业。帕梅拉说：“老师们用来教学的材料很好，但老师投入教学的心思不够，没有让我们理解他们教授的知识。”
小时候，一些老师说过贬损帕梅拉的话。帕梅拉最大的障碍是如何抵制这些话语，不按他们的说法认识自己。“有些老师说我‘可能考不上高中’，到某个年龄‘也许就会怀孕’。他们会说：‘哦，你的做法不对。多米尼加人这样，多米尼加人那样，你成不了什么气候的。’我觉得我还不够成熟，不会告诉自己：‘他们错了，我比他们认为的要好。’”
因为老师们的这些评论，帕梅拉不知道肤色和移民身份是否会妨碍她成为自己真正想要成为的那种人。“记得我当时决定成为一名时装设计师，只是因为我觉得学术领域没有我的位置。比如，因为我的肤色，我做不成医生或者律师。我认为在美国文化中，拉丁裔人只有看起来像欧洲人才酷。如果像我一样看起来更像非洲人，那就不行了。”
帕梅拉上六年级的时候，阿布丽塔已经让所有家人从迈阿密搬到了新泽西州。家里挤满了人。帕梅拉说：“搬到新泽西州是祸中得福。”
迈阿密那些很酷的朋友有时候让帕梅拉分心，现在他们都不在这儿，帕梅拉唯一的任务就是学习。她把所有精力都放到了学习上。帕梅拉认为，如果留在迈阿密自己可能永远都不会上大学。
在迈阿密，帕梅拉总是被人看不起，因为她是多米尼加人。在新泽西州，帕梅拉想证明拉丁裔也可以成为超级学术明星。这个想法源自她的民族背景。帕梅拉说：“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教会，一旦我在美国表现出色，就不断有人告诉我我应该成功，为国增光。”“我背负着整个国家的荣誉”，这种感觉激发了她的责任感，成了她的动力来源。“我知道，看到我失败了或者做错了什么事，人家不是说帕梅拉是个坏人，而是说多米尼加人不好或者说我的家庭教养不好。”
帕梅拉成了一名全优生，参加了诸如法语俱乐部和学生组织的各种课外活动。帕梅拉从一个亲戚那里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法语，她没有选修AP法语课，但仍然要求老师给她布置课后作业，以便为AP考试做准备。
帕梅拉学习很努力，每天晚上会花3小时做家庭作业。她认为上学是自己的事，不想让任何人帮忙，尤其不想让她众多充满爱心的家人帮忙。帕梅拉和祖母商量，请求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成绩上，少做些家务活儿，祖母应允了她。这可能是她青年时期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帕梅拉获得了自由，她可以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去了。帕梅拉成了一名学生领袖，并很快成了第一名。朋友们都不知道她的成绩在全校排名第一。“朋友们会问：‘你做作业吗？”帕梅拉笑着回忆道。
帕梅拉最在意的是战胜学业上的对手。“我开始打败其他孩子，他们都是白人。我心想：‘我做得到。’”帕梅拉逐渐产生了信心。“自那之后我的目标发生了变化。我开始想也许我可以成为一名律师，也许我可以成为一名心理学家，也许我可以成为医生或者哲学家。我可以门门功课考A，打败很多人，得到很多认可。”
帕梅拉的目标是：做到最好。“我想要打败他们，甚至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肤色。我要战胜的是这些成见。我把打破这种陈规作为我的人生使命。”然而，高三时候的帕梅拉对未来还没有明确的计划。她周五会打零工，看不到上升的机会。“在此之前，我的目标从来不是上大学，我只想独立。高三时，我意识到我需要重新进行人生规划。”
虽然帕梅拉很聪明，并且愿意努力学习，但她的家庭与其他学生的父母不在同一社会圈层。学校的辅导员从来没对帕梅拉有特别的兴趣，尽管她成绩很好。帕梅拉想：“我怎样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女性，并拥有这些东西呢？”
答案出现得很偶然。
“我无意中听到一位老师和我的一位同学谈话，老师在给她介绍常春藤学校的情况。”帕梅拉回忆道，“我的同学是一个白人女孩，她的父母都是教授，学校很尊敬他们。”帕梅拉记得那位男老师“经常大谈平权行动”，暗示少数族裔没有得到公平对待的优势。
那个时候这些都无关紧要。帕梅拉要考虑整个国家的声誉，所以在争取她需要的信息上没什么会让她感到羞耻。“一旦人们开始吹捧我，说我必须为我的国家在学校表现好，我的斗志就达到了另一个水平，我的想法是：‘我需要采取一切措施向美国人证明，我和其他孩子一样，也可以成功。”
帕梅拉向老师打听常春藤盟校各方面的情况。“我听说的都是州立大学，这些大学我一所都不准备去，因为我出不起学费。”老师还谈到了经济援助，“我无意中听到他们的谈话，我感觉眼前一亮”。老师的话并不是说给帕梅拉听的，但她采纳了老师的建议。现在，帕梅拉在金融界从业。从哈佛大学毕业几年后，她就拥有了自己的公寓，对她而言这是独立的象征。
与贾雷尔一样，帕梅拉现在觉得自己有责任分享那些曾帮助她取得成功的知识。“我从来没有说过‘我把自己看作下一任总统’之类的话。我不是这种人。我只想实现独立的目标，现在我把主要精力放在帮助其他有色人种实现经济独立上，让他们进入原本不真正属于我们的阶层。”
唯一真正阻碍前进的是自我怀疑
在我们的一生中，许多时候，唯一真正阻止我们前进的是自我怀疑，所以大师级父母培养孩子的内在声音才显得如此重要。高成就孩子拥有最佳自我的内在声音，随着每一个新障碍被排除，他们变得越来越自信。
孩子的成功心态来自于此：他们向大师级父母学习如何迎头面对挑战而不是往后退缩，并通过这些斗争变得更加强大。每当遇到新的障碍，他们都能对自己说：“我以前遇到过难事，我可以再次面对。”
14 同一个家庭的孩子为何差异巨大？
“如果大师级父母成功扮演了战略式教养法则中的8个角色，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他们的孩子都将成为超级明星？然而，有些人的兄弟姐妹却没有那么成功。那么，大师级父母怎么会培养出不成功的孩子呢？”
精英哥哥与落魄弟弟
在大多数夜晚入睡前的宁静时刻，罗纳德的思绪总会回到克利夫兰的家。他安稳地躺在康奈尔大学新生宿舍的床上，心里想着比他小18个月的弟弟达雷尔。达雷尔过着与罗纳德非常不同的生活，因为售卖毒品，达雷尔被赶出了家门，流落街头。
罗纳德说：“我刚刚进了一所常春藤盟校，感觉未来是光明的，世界属于我。我结交了很多新朋友，他们都是我真正认同的人，而且是聪明、沉着的高成就者。同学们都很好，环境也适宜。也就是说，如果我别花那么多时间考虑达雷尔的话，一切都很美好。”
本书的主旨是父母如何培养非凡的高成就孩子。这个问题带出了另一个问题：兄弟姐妹出现区别的原因何在？如果养育方式能具有那么大的作用，那么，为什么在同一个家庭长大的两个孩子，在学校和生活中一个总是比另一个表现出色？对于任何一个有兄弟姐妹的人来说，这个问题都超出了学术研究的范围。这是一个关系到他们个人身份的存在主义问题。200个人接受了本书作者的采访，其中许多人谈到了自己“同样聪明”但没有取得同等成功的兄弟姐妹。
罗纳德一生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每个兄弟姐妹从父母那里得到很不一样的教养，而他从小就认识到这是多么重要。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并在几所著名大学担任过老师之后，罗纳德仍在思考这个问题。父母的养育方式和家庭环境如何让一个儿子成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生和老师；一个儿子成为医生；还有一个儿子成为美国国家空手道队的常胜将军，多年穿梭在世界各地参加比赛；但剩下的两个儿子却陷入酒精、毒品和频繁的经济困难之中呢？同一个家庭的孩子之间的这种差异是如何形成的呢？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成长节奏
罗纳德的另一个弟弟荷马像达雷尔一样吸毒成瘾，关于上述问题荷马有一个答案，他说：“罗纳德听取了父母给的教导，而我没有。我半途而废了。他循规蹈矩，充分应用了别人给他的建议。”荷马的解释与其他一些高成就者的解释很相似：他们认为，兄弟姐妹不太成功是因为不太用心。
兄弟姐妹的接受度和努力上的这些差异来自哪里呢？难道只是因为个性吗？
罗纳德、达雷尔、荷马、肯尼和史蒂夫生长在一个大家庭里，母亲、父亲、祖父约翰和外祖母娜娜各自都对他们产生了影响。正如后来成为医生的史蒂夫所说：“很幸运，我拥有4个家长。”
这些孩子的母亲是一位年轻的、爱心满满的家庭主妇，对孩子比较放任姑息。父亲是个室内油漆工和承包商，每天工作很长时间，他会拥抱和亲吻孩子们，但他也是两个家长中充当“执法者”的那一个。当孩子们行为不端时，父亲会狠狠地揍他们。罗纳德说，父亲对违规行为的反应从来不是审慎的谈话和讲道理，他只有一句话：“去把我的皮带拿来，把裤子给我脱了！”至于在学校，父亲和母亲似乎都认为孩子的行为表现比成绩更重要，祖父约翰也很少和孩子们谈学业，没给孩子们施加学习压力。
这些孩子的4个家长中，有一个是例外。孩子们的母亲身体不好，在她怀着达雷尔的时候，一直护着女儿、与女儿关系亲密的外祖母娜娜负责照顾罗纳德。外祖母娜娜是一位特殊教育老师，她精于教学，在她90岁生日的时候，以前的许多学生参加了她的生日聚会，以表达对她的感激之情。外祖母娜娜把同样的教学技术用在了外孙身上，让他总是以学习为中心。
“早在我有记忆之前，外祖母就给了我很多的关注。她讲起在我18个月大的时候，她带我坐火车去纽约的事。在火车上，我逢人就跟人家叽里呱啦说东道西。”罗纳德说，“记得4岁的时候，我坐在一块绿色的黑板前面，她教我在上面写自己的名字和其他东西。我认为她对我的关注和早期指导培养了我的学习动力。”
外祖母娜娜想要帮助罗纳德成功的夙愿，与她小时候遭到导师的拒绝有关。娜娜20岁那年结婚后，她的导师、杰出的非洲裔美籍社会工作者兼律师简·埃德娜·亨特把娜娜赶出了领袖培养团。亨特女士告诉娜娜：“你抛弃了你的人生。”尤其是，娜娜嫁的还是一个抽雪茄、喝威士忌的男人，亨特女士认为这个男人缺乏远大抱负。70年后，娜娜在日记中写道：“我犯了一个多大的错误啊！”失望点燃了她的热情，她希望看到罗纳德在世界上取得成功，这激励她成为一个非常刻意的早期学习伙伴。
外祖母娜娜用在罗纳德身上的心思开花结果了。像本书中的其他孩子一样，罗纳德记得在幼儿园和一年级时体验到了先行一步的好处。他意识到自己比同学们知道的东西多，会做更多的事情，并把自己视为班上最好的学生。
“外祖母娜娜时时刻刻都在教我们。她对我们每个人都这样。”罗纳德说。
为什么罗纳德比其他人学习更努力呢？罗纳德认为原因在于头三四年，“我和她单独相处的时间更多，让我形成了一种随时都在想事情的状态”。
对于一个在很小的时候智力就得到开发的孩子来说，世界就像一个房间，有人为他打开了电灯，或者把微弱的灯光调亮了，世界变得一片光明。内心被照亮的孩子会尽力全盘吸收展现给他的一切。
“刚上小学那会儿，我花大量的时间用积木和一个只有小螺母、螺栓的安装工具搭建筑。二年级以后，我加入了一个暑期读书俱乐部。记得有年夏天，我坐在角落里的树荫下读了8本书。”罗纳德说，“《每周读者》（Weekly Reader）上登了这8本书的广告，我请求妈妈帮我订购，她满足了我的愿望。我也经常去图书馆。大人并没有指导我读什么书，也不规定我的阅读量，但这种早期刺激确实培养了我对知识的饥渴感。”
作为早期学习伙伴的家长会让孩子接触刺激性的经历，18个月大的罗纳德去纽约的那次旅行就属此类。然而，孩子在经历过程中的反应，与父母创设这种体验的努力同等重要。如果孩子很善于接受这些早期经历，例如，在旅行中与火车上的每个人交谈，那么大师级父母和孩子就会热衷于此。他们建立起有趣的合作伙伴关系，积极投入并一起学习，继续发展他们已经形成的正反馈循环。当然，娜娜帮助罗纳德培养了对学习的渴望之情，但罗纳德从一开始就乐于接受，这个事实可能与她掌握的养育技能同样重要。
二年级后，罗纳德开始在克利夫兰卡拉姆屋学习艺术和现代舞蹈课，这个文化中心位于克利夫兰黑人社区。四年级时，他在校外上单簧管私教课程，并在学校的乐队和管弦乐队演奏单簧管。罗纳德的妈妈和外祖母娜娜会雷打不动地出席每一场演出和展览。看见她们出现在观众席上，罗纳德专心致志、不断进步。
早期接受强烈刺激的孩子比没有获得特殊关注的孩子更有可能产生强烈的学习愿望。即便如此，接受力也是一件微妙的事情。父母试图用积木吸引孩子或者读书给孩子听，这时如果孩子兴致盎然，那对父母就是一种奖励，他们感到欢欣鼓舞并会继续这么做。但同样情况下，另一个孩子可能感到兴味索然。
这种时候，大师级父母会遵从孩子的指引，采取长远视角理解每个孩子有自己的成长节奏。他们会等到以后再试，或者尝试以不同的方式吸引孩子，比如陪孩子玩培乐多橡皮泥，而不是积木；或者一起散步，而不是看书。重要的是，家长要给孩子提供一种学习经历。父母和孩子一起学习的机会越多，孩子将来就越可能爱上学习。
然而，即使最坚定的父母也发现，如果孩子注意力涣散，他们就很难继续尝试。伊丽莎白·李说：“贾雷尔热爱学习，但是，当我竭尽全力推动两个女儿学习时，她们却非常抵触。所以我告诉她们，你们可以按自己的选择做。我不会和你们吵架的。我不会为了让你学习能让你的生活更美好的东西和你去吵架。你总有一天会发现，我只是想帮助你。你的生活取决于你的选择，选择是你自己做的。”她的两个女儿也很聪明，一个毕业于社区大学，另一个读完了一所四年制的学校，但她们不像贾雷尔那样容易接受妈妈的教育。
父母无法为每个孩子都做到最好
并非大师级父母的每个孩子都充分受益于自己所在的家庭，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其中一个因素是可行性。对于有经济负担或者时间有限的父母来说，扮演战略式教养法则的各个角色是有困难的。加比是哈佛大学“父母如何养育我”项目的参与者，她告诉我们，小时候妈妈随时都在身边，但妹妹们出生以后父母的婚姻已经解体，母亲不得不外出工作。加比姐代母职充当了妹妹们的飞航工程师，去学校处理各种问题，但她自己都还是一个孩子，她不能完全复制母亲给予她的那种极好的养育。
相反，在查克·巴杰的哥哥小时候，他妈妈还不够成熟，做不了后来成为查克的大师级父母时所做的事情。有时候，无论是由于可用的时间、精力，还是由于兴趣，父母可以在有些孩子身上做到最好，而没法为其他孩子做到同样好。
父母往往只是一个孩子的大师级父母。
家庭就像是动态的谜题，孩子的成长不仅依赖于父母，也依赖于兄弟姐妹和大家庭的其他人。例如，“哦，这是我的聪明孩子”或者“这是我家未来的运动员”，从父母口中说出这样的话并不奇怪，但是，一个平均成绩是B的孩子是不是“聪明”，取决于其他兄弟姐妹的成绩如何。
在另一个家庭中，罗纳德的弟弟肯尼可能要算家里的高成就者。肯尼长大后成了美国国家空手道队的冠军和一名成功的商人。但在肯尼还是一个学龄前儿童的时候，家人忙忙碌碌的，安静的肯尼很容易显得无足轻重。对于一个刚上小学的孩子来说，什么也无法代替成人的陪伴：成年人与孩子进行一对一的互动，倾听他们的想法，了解他们的兴趣，并对他们的想法做出回应。然而和家人在一起时，肯尼大部分时间都不引人注目。
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可能以为肯尼会一事无成。然而，非常幸运，肯尼还有教父和教母。肯尼的教父和教母住在两个街区之外，没有生育自己的孩子。肯尼几乎每个周末都去他们家玩儿，从他们那里得到家人不曾给他的关注。肯尼说：“在那儿，我觉得自己很特别。”教父、教母的关注给了肯尼信心。后来在公众场合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而不是淹没于人群时，他有一种强烈的“我应该得到这种待遇”的感觉。肯尼与教父、教母单独交流的时间有助于提升他的情感安全和执行功能技能，专家们认为这些因素是取得成功的重要基础。
肯尼没有得到罗纳德从外祖母娜娜那儿获得的学术基础，但他说自己在竭尽全力地追随哥哥罗纳德的脚步。从11岁开始，有4年的时间，肯尼成功地模仿了罗纳德每天一早阅读《克利夫兰诚报》（Cleveland Plain Dealer）的习惯，同时还和祖父一起清洁地毯。16岁的时候，肯尼像所有的兄弟一样，在沙克尔广场的斯托弗餐馆当泊车员。
一直循规蹈矩的肯尼上了肯特州立大学，主要是因为罗纳德读了大学。去了大学以后，肯尼听取建议学习了空手道。大学四年级时，他入选美国国家空手道队，为之效力多年，他还出战世界各国，不止一次夺得全美冠军。他现在是克利夫兰的知名商人，曾经开办了一家空手道工作室，培训了数百名学员。
家庭背景对罗纳德的弟弟史蒂夫同样重要。史蒂夫比荷马晚4年出生，当时家里已经有4个比他大的男孩子，他们的妈妈管理起来已经力不从心。外祖母娜娜再次出手帮助女儿减轻照顾孩子的负担。有些晚上、周末和夏天由她照顾史蒂夫，当时罗纳德9岁了，已经处于“自动驾驶”模式，和外祖母在一起的时间不那么多了。
谈到外祖母娜娜是如何鼓励他们的，史蒂夫回忆起外祖母常说的一句话：“朝着月亮飞去，即便失败了，你也会落在繁星上。”史蒂夫就是这么做的。5岁时，他决心成为一名医生。虽然他从外祖母那儿获得的早期教导不像罗纳德那么多，并且因为未确诊的阅读障碍症令他痛苦不堪，但他具备了足够支撑他追随梦想的基础。不在外祖母家的时候，史蒂夫和罗纳德共用一间卧室，他记得总是看到哥哥坐在卧室书桌前学习。史蒂夫的兄弟们说他顽固，但他更愿意把自己视为有着强烈主观能动性的人。他自己报名上了一所天主教高中，并说服父亲为他支付学费，因为他相信自己在那里可以得到比附近其他学校更好的教育。几年以后，尽管考试分数很低，他还是说服一所医学院录取了自己。史蒂夫现在在北卡罗来纳州当医生，为低收入乡村社区的病人服务。
在所有兄弟中，由于出生顺序的原因，只有荷马没有得到过额外的一对一教导，他只得到了父母能够提供的教诲。达雷尔得到叔叔和祖父的关注，但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他的方向错了。外祖母娜娜那时仍然长时间地陪伴罗纳德，她忙于特殊教育，同时还要辅导十几个年轻的保姆。荷马潜在的外部支持，如祖父母和教父、教母都已经被其他兄弟“占有”了。史蒂夫有着天使般的脸庞，性情迷人，一出生就成了家里的宠儿，大家都把注意力从荷马身上转移到了史蒂夫的身上。
结果荷马早期的注意力发展不够。有些专家认为，早期注意力发展是形成执行功能技能的基础，涉及一个人调节行为、达到目标的能力。作为小孩子，荷马没有太多机会在成人小心翼翼的监督之下执行自己的意图，因此没有形成太强的自律精神。荷马自己承认，青少年时期的他不听从成人的教导。
高成就孩子很小就遵从大师级父母的教导，培养了自驱力和持之以恒的精神。想想玛吉·扬长时间自觉练习小提琴，还有桑谷·德尔14岁就独自申请了在网上找到的一所美国高中，获得了在那里学习4年的奖学金。
没有成年人专心帮助达雷尔或荷马为未来建立一个清晰、富有成效的愿景，于是他们形成了自己的短期目标。两人都是普通学生，英俊、合群、非常讨人喜欢，受异性欢迎，但两人都不把学习作为出人头地、取得成功的方式。相反，他们关心的是赚钱、玩、炫酷、成为明星运动员。达雷尔尤其如此，他认为成功就是衣着光鲜、口袋里有大把钞票。这些似乎正是和达雷尔长期相处的祖父约翰最看重的东西。达雷尔也受到比尔叔叔的影响，比尔叔叔是前哈莱姆环球观光旅行家和著名的高中篮球教练。达雷尔和荷马都把职业体育运动员视为获得名气和金钱的敲门砖，达雷尔心仪的是篮球，荷马喜爱的是足球。到了高中二年级，很明显，两个人都没有掌握做专业球员的本领。于是，由于缺乏其他使命感或目标感，还是高中生的他们都以错误的方式寻求乐子和人气，结果招致了麻烦。
触手可及的榜样才是有效的
肯尼和史蒂夫都仰慕哥哥罗纳德，这影响了他们成长过程中的选择和志向。达雷尔和荷马两人与哥哥罗纳德的成功之间的关系反而并不是那么密切。
只有哥哥姐姐的成就不仅受到家庭的重视，而且也要在其他孩子触手可及的范围之内，才能成为弟弟妹妹最有效的榜样。年幼的孩子通常选择追随年长孩子的脚步，但是如果弟弟妹妹认为自己不管多么努力都做不到像哥哥姐姐那样时，他们可能就会去其他地方寻求关注和目标。例如，我们跟踪了解的德尔、亨布尔和加比等人都示范了弟弟妹妹们试图效仿的学术成就，但他们有时候令弟弟妹妹的成就黯然无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