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李很早就教贾雷尔识字，这个选择带来了涟漪效应——贾雷尔从踏入幼儿园那天起就步上了高成就者的旅程。贾雷尔清楚地记得，那天老师抱着他坐在腿上，他识字这件事让老师兴奋不已，在他阅读的过程中，老师将精力全部贯注在他身上。贾雷尔很快意识到，因为他比大多数同龄人知道的东西多，因此引得老师做出了积极的反应。他发现了这种模式，希望予以重复。
在我们的200名受访者中，这样的故事特别普遍，每个人的情况几乎一模一样——他们兴致勃勃地回忆，幼儿园老师在孩子读出简单的句子时，多么兴高采烈。其中一位高成就者记得，4岁的她在黑板上写出单词时，她的老师多么惊讶。另一位成功女性是位加拿大的编剧，她的幼儿园老师知道她认识法语时极度兴奋，甚至把她拽到校长办公室，让校长亲自检验。
受到老师关注这件事之所以能引起涟漪效应，背后有一个实际的原因——幼儿园老师通常注重前阅读技能，如字母的发音和两三个字母构成的单词，在学年开始时尤其如此；而高成就孩子通常远远超越了这些门槛。当忙碌的老师眼中闪烁着喜悦的光芒时，不仅仅是因为惊讶，还因为高成就孩子既有的知识会让他们的工作变得更容易，并为他们与孩子一起完成教学和学习开启了一种令人兴奋的可能。
我们听到的这类故事往往涉及阅读能力，但也适用于其他类型的学术能力，包括数学能力。不管怎样，这些孩子都意识到了自己能让老师高兴，并希望再次引起这种反应。与同班同学比起来，他们开始有了与众不同的感觉。他们还不完全理解等级制度，但对自己身处顶端这件事感觉良好。对于许多高成就者来说，这是他们作为学术成功者独特社会身份的开端。
父母不是唯一的早期学习伙伴
可悲的事实是，如果没有像丽莎、老鲍勃或者伊丽莎白这样全情投入的早期学习伙伴，孩子就很难有机会，甚至完全没有机会拥有高成就孩子所需的能力和激励环境。正如我们所见，早期学习阶段至关重要。
想象一下，如果贾雷尔的成长环境不变，而母亲伊丽莎白没有摆脱贫困的决心，贾雷尔早期在收容所的日子可能只是看电视、玩游戏，少有或者根本没有与成人的互动机会。再考虑到他们贫困的家境，如果不刻意激发贾雷尔探索城市的冒险精神，坐公共汽车的体验可能会百无聊赖，甚至令人沮丧。他们用来谈论书籍的时间，除了发出他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的指令，就只剩下沉默。值得庆幸的是，贾雷尔有一位倾心投入的母亲，帮助他走上了向上发展的人生道路。
教养加油站
如何掌握“基础知识”
既然你选择读这本书，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你可能已经意识到早期学习对孩子大脑发育的重要意义了。但大多数家长，尤其是那些不去书店或图书馆学习育儿知识的家长，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所作所为对孩子未来的成功多么重要。专家们写书、发表文章，但学校或者教员并不帮助大众广泛接触科学或者基于实证的指导。相反，每一代人都以前一代人为师。我们逐渐吸收来自家庭和同龄人的新见解，但这使得大多数孩子都落后并掉在了发展曲线下方，错过了帮助孩子成长的机会。
值得庆幸的是，美国现在出现了一种社会运动，他们致力于让各种阶层背景的家长都了解到，孩子从出生到3岁这段时间需要经历些什么才能获得成功。这种全美性的活动有“不要让小孩子失败”（Too Small to Fail）、Vroom(6)和“3000万词汇运动”（the Thirty Million Word）。这里的每一项活动都有研究依据。研究者考察了亲密育儿和童年早期的照顾会如何影响孩子大脑功能的发育，其中一些大脑功能与终身成就相关，包括自信、情绪的自我调节、人际交往能力、好奇心、想象力，以及识字、计算和推理能力。
还有一项社会运动叫作“基础知识”（Basics），始于一个叫作“哈佛大学成就差距新方案”（the Achievement Gap Initiatve at Harvard University）的项目，由本书的一位作者牵头。最初它叫作“波士顿基础知识”（the Boston Basics），后来成了全美性的运动。在进入幼儿园之前，不同家庭背景的幼儿已经产生了认知能力差距。“基础知识”运动旨在消除这种能力差距，教父母日常要做5件对孩子大脑发育非常重要但简单而有力的事情：
1．给予最多的爱，管控压力。孩子承受过多的压力对大脑发育有害。有安全感的婴儿长大以后会具有更强的社会交往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
2．说话、唱歌和指认。你来我往的语言交流可以教会婴儿说话，教会幼儿理解自我与进行自我表达；指认则有助于婴儿将单词与物体联系起来，同其他人进一步学习交流。
3．计数、分组和比较。早期进行的分组或比较活动建立在儿童固有的数量意识基础之上，可以帮助他们发展数学思维。
4．参加运动和玩游戏。鼓励孩子参加探索和发现的游戏，培养好奇心。
5．阅读和讨论故事。亲子阅读期间的对话可以培养孩子的推理能力。
THE FORMULA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本章看到的早期学习伙伴都是孩子的母亲和父亲，这并不意味着早期学习伙伴提供的知识只能来自父母，帕梅拉·罗萨里奥（Pamela Rosario）的精彩故事就是明证。她不是只有一个早期学习伙伴，而是有很多个。
作为新泽西州北部一所高中的毕业生致辞代表和哈佛大学毕业生，帕梅拉的成长道路始于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一个小村庄，那里电力不可靠，灯光时明时暗。帕梅拉成长于一个叫拉肯尼迪的贫民区，这个村子到处都是重重叠叠的锌顶房屋，道路和厕所都是泥土修筑的。
帕梅拉出生的时候，她的生母和生父年龄都还小，完全没有做好承担养育责任的准备。帕梅拉说：“我爸爸的反应是‘我才17岁，就已经当爸爸了？’”
帕梅拉父母的关系不稳定。帕梅拉说：“我妈妈怀孕后他们才结婚。如果不是因为我，他们可能根本不会结婚。”这对十几岁的夫妻总是争吵不休。帕梅拉的父亲后来打进了美国职业棒球联盟，当时她的父亲正在追逐自己的梦想，她的母亲后来成了一名记者，一门心思追逐着父亲。
因为帕梅拉的父母不够成熟，没有能力独自照顾她。很早，大约从两岁开始，帕梅拉就由父亲那几个还是半大孩子的妹妹，也就是她的姑姑们抚养。她把每个姑姑都叫作“妈咪”，有12岁的“塞尔吉娜妈咪”、14岁的“伊利妈咪”和17岁的“玛丽妈咪”。“安娜妈咪”18岁了，而“安妮妈咪”则19岁，家里的生计主要靠“安妮妈咪”。
帕梅拉告诉我们：“生父生母不在的时候，我就去找另一个家长，就是这样。我从来用不着说‘我真的很想念我的亲生父母’，因为对我来说，身边的其他人都是我的家长。我从来不采用血亲来定义家长一词。”
帮着养大帕梅拉的不只是她那些十几岁的姑姑，甚至不只是大家庭的其他成员，还有邻居塞萨家的孩子们，他们也是一群十几岁的孩子。每个人都会教给帕梅拉很多东西，包括如何阅读，如何保护自己，以及如何像成年人一样行动和说话。帕梅拉一言以蔽之：“我就是由一群青少年抚养大的。”
那些青少年把帕梅拉当“小大人”，而不是小孩子。帕梅拉说：“我在两岁的时候就已经过上了青少年的生活。有那么多人参与照顾我，这让我的适应能力非常强。”
5岁以后的童年期，帕梅拉的成长由她的祖母阿布丽塔主导。在帕梅拉性格形成的那几年，阿布丽塔正在迈阿密为把全家搬到美国努力着。最早的时候，帕梅拉的祖父格雷戈里诺在外地工作，周末才回到家人身边。但阿布丽塔中风后，格雷戈里诺搬到了迈阿密去照顾她。
这一来，帕梅拉的姑姑们就被迫留在了岛上。值得庆幸的是，帕梅拉被留给了一群“母亲”，她们是一群活力满满的早期学习伙伴，并乐于同帕梅拉分享她们的激情。“安娜妈咪”喜欢读小说，所以路都走不稳的小帕梅拉会和她一起读小说；“安妮妈咪”喜欢20世纪80年代的音乐，所以帕梅拉总跟着她哼唱。“妈咪”们做什么，帕梅拉就跟着做。
在去迈阿密之前，帕梅拉的祖母要求姑姑们“一定要让帕梅拉保持聪明”。她们的行为是有目的的，即便生活不完美，也要让帕梅拉感到安全、有事可做。夜里帕梅拉感到害怕的时候，她那些十几岁的“妈咪”起床围着她跳舞，给她唱歌，让她感到快乐、安全，情绪昂扬起来。她们还有意把帕梅拉带入她们的生活和兴趣活动中，总是跟帕梅拉交谈，好像她也是一个青少年似的。
虽然姑姑们无从知道，但帕梅拉的多位早期学习伙伴采取了战略式教养的行为方式，这为她日后的成功提供了早期准备，能够帮助她应对后来移民到美国面临的挑战。尽管帕梅拉大部分时间都讲英语，而不是姑姑们说的西班牙语，但她小时候形成的语言理解能力不仅成了英语交谈、写作和学习的基础，也成了她后来学习法语的基础。另外，跟帕梅拉互动的人很多，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兴趣。这意味着，帕梅拉在童年时期必须处理大量的信息，这有助于发展她的记忆力。
那群十几岁的孩子组成的家长团会问帕梅拉各种问题，强迫她表达意见，这样就培养了她后来在高中学习时需要的理解和辩论能力。帕梅拉直接把自己的思考能力和谈判技巧归功于姑姑们的兴趣和尊重。姑姑们愿意把她当作一个充分成长、有思想和观点的人，这使得帕梅拉一直认为，自己与那些“大人”是平等的。
帕梅拉的故事给了我们一些重要的启迪。首先，一个人无须富有或受过高等教育，也可以对子女进行良好的早期养育；还有，有效的早期学习伙伴不一定非得是孩子的父母，如果有多个家长，孩子会特别受益。
尽管帕梅拉不具备传统意义上完整的家庭结构，但早期学习经历让她拥有了高成就者所具备的大部分机会。她进了学校的资优班，学会了小提琴，还精通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高中时，她是田径运动员，担任了学校“未来美国商界领袖”分会的主席，并加入了学生组织和法语俱乐部。在老师没有安排她进大学预修课程（AP）的法语课时，她有胆量要求老师无论如何帮她准备考试。最终，帕梅拉如愿通过了考试。
帕梅拉搬到美国很久之后，多米尼加共和国第一夫人从帕梅拉的生母那儿听说了她的学术成就，于是打电话给她，请她和多米尼加的高中生一起举办职业规划、个人发展和社区行动工作坊。后来，2010年的海地发生地震后，多米尼加共和国第一夫人再次致电当时19岁的帕梅拉，这次是请她给多米尼加和海地的受灾儿童传授艺术疗法。“我在地震后给那些被强奸、贩卖和虐待的儿童做治疗。”帕梅拉说。
如果没有从两岁就开始做早期准备，帕梅拉也不是由一群，而是由一个早期学习伙伴培养，她不可能取得现在的这些成就。如果只从传统的角度理解帕梅拉的早期成长经历，我们可能认为她其实就是一个孤儿。我们可能会从“全靠自己、非凡儿童神话”的角度去理解帕梅拉的故事，而不会意识到帕梅拉的成功其实是战略式教养法则精湛、富有策略的养育之功。
06 角色2：飞航工程师
确保正确的人生航向
“人类生态学理论认为，人类的孩子不是在真空中长大的，会受到各种经历的影响。作为飞航工程师的家长应该与孩子所在“微生态系统”中的成年人合作，必要时应从家长的角度提出要求、表达权威，对孩子的在外经历进行管理。”
美国总统的育儿之道
奥巴马能够如此坦诚地谈起自己对两个女儿的养育，真是令人惊讶。他不会知道，那天在总统办公室采访他的一位记者当时正在心里对比总统与其他父母在养育方式上的差异。
奥巴马的做法与书中其他早期学习伙伴如出一辙，他说：“从女儿们还是婴儿的时候开始，米歇尔和我就一直读书给她们听。”但到了要把女儿送到日常管理严格的学校时，他们也把发展女儿的独立性和责任感作为优先考虑的事情：“4岁的时候，她们得到一个闹钟，之后便开始自己起床、整理床铺。”
奥巴马夫妇在孩子上学之前就教给她们的时间管理课程变成了生活习惯，进入小学后，这个习惯一直伴随着她们。“她们要保证按时到校，”奥巴马说，“我的意思是，我们虽然会监督她们，但到上学的时候她们就已经养成了一系列好习惯。”
奥巴马夫妇只为女儿们制定了几条规则，她们始终如一地贯彻执行。比如，放学回家后要马上写家庭作业；小女儿上小学后，就寝时间是晚上8：30，30分钟后，大女儿就得上床睡觉。在他们家，娱乐的来源是书，而不是电视机。尽管规定了就寝时间，但读书不受时间限制，可以一直读到睡着为止。她们也只能在周末看电视。
奥巴马说：“在设定高期望值方面，我们一直鼓励女儿们不要把教育看作琐务或者负担，而是一项巨大的特权。”
在白宫的总统办公室接受这次采访时，第一夫人米歇尔和总统正忙着教导他们的女儿，那会儿两个孩子一个12岁，一个9岁。尽管总统夫妇的日程令人眼花缭乱，但他们还是帮助管理女儿们的学习计划，必要时还与学校老师合作，来确保孩子得到充分的关照。
“担任总统以来，我一次家长会都没有缺席过；做总统候选人时，我也没有错过一次家长会。另外，女儿学校的所有活动米歇尔都参加了。”
多年来形成的习惯和惯例使奥巴马夫妇很容易监控两个女儿，即使随着女儿们逐渐成熟和待在学校的时间增多，她们和父母分开的时间变长了也如此。“我们很早就要求玛利亚和萨莎为自己的学习承担责任，”奥巴马说，“另外，说到高要求时，玛利亚知道我的态度：如果她拿回来一个B，我会觉得不够好，因为她没有理由考不到A。”
奥巴马夫妇要求两个女儿都参加团体运动，必要时会检查她们的家庭作业并与老师保持联系。“我们在做的这些事情是任何父母都会做的。毫无疑问，与很多父母相比，米歇尔和我拥有更多的资源和特权，”奥巴马说，“我们明白这一点。不管你有多穷，你都可以在工作日关掉电视机。你要确保和孩子学校的老师时常进行交谈。”
从陪伴、互动到追踪、管理
奥巴马第一次竞选公职那会儿，玛利亚和萨莎已经快上小学了。女儿们上学后，奥巴马夫妇开始扮演战略式教养法则中的第二个角色，即从在家里跟孩子交谈、阅读、玩游戏的早期学习伙伴变身飞航工程师。
就像飞机或者宇宙飞船上的飞航工程师一样，一旦把孩子“发射”到学校，扮演这个角色的家长便开始监控和管理。飞航工程师要保持警觉，及时发现和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随着孩子成为新集体的一分子，父母的责任范围就扩大了——从在家里与孩子互动，到追踪了解孩子在外的行为。
出生于俄罗斯的美国发展心理学家乌里·布朗芬布伦纳（Urie Bronfenbrenner）重点研究社会环境，或者说“生态”对孩子的影响。科学家认为，动物生存其中的复杂“生态”会影响它们的生长、发育。人类生态学理论也认为，像动物一样，人类的孩子不是在真空中长大的，而会受到各种经历的影响，在家庭、学校，以及其他地方与他人的互动都会影响到孩子。
孩子的第一个人类互动小系统，或称“微生态系统”，则由家中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构成。孩子一旦开始上学，世界随之扩大，他们便成了更多“微生态系统”的参与者。“微生态系统”可能是课堂，也可能是星期三下午的读书小组，或者星期六早上公园的棒球队。任何一个日子，孩子在这些新地方与他人的交往都可能顺利，也可能不顺利。例如，孩子可能在学校与老师发生冲突，或者卷入一个不良少年群体。孩子在这些新的“微生态系统”中的经历不仅取决于孩子自己的决定，而且与其他人的言行密切相关。
意识到其他“微生态系统”对孩子的发展可能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后，作为飞航工程师的大师级父母便应该与孩子所在“微生态系统”中的成年人合作，必要时应从家长的角度提出要求、表达权威，管理孩子的在外经历。
承担飞航工程师这个角色的家长要努力确保这些“微生态系统”，尤其是学校，持续做好3件大事：
· 让孩子进入与其能力和成熟程度最匹配的年级、课程或学科；
· 以尊重的态度对待孩子；
· 给予高质量的指导。
通过监控，一旦了解到某方面出了问题，飞航工程师就需要介入处理，扭转局面。
寻找共同管理孩子的合作伙伴
亨布尔的父亲老鲍勃是个优秀的早期学习伙伴，他用了5年时间和亨布尔玩乐高积木、阅读，教儿子唱歌和培养儿子解决问题的能力。亨布尔5岁以后，老鲍勃和妻子知道自己必须与其他成年人合作，以确保儿子的学习历程继续顺利进行。
看到其他人对孩子评头论足，老鲍勃不禁想，儿子亨布尔和他妹妹真的像自己以为的那样与众不同、天资聪颖吗？他自己有没有夸大事实？老鲍勃是一位老师，见惯了一些家长认为自家孩子天份极高，学校应该为有这样的学生感到荣幸的样子。他担心自己也成为那样的家长。老鲍勃知道，自己对孩子能力的看法是否恰如其分，取决于他们上学之后在家门之外的表现。所以几周以后，他做了项调查。
威尔逊小学第一次给老鲍勃的反馈出乎他的意料。“我们需要一些胶水，”亨布尔的一个老师说，“把他的小屁股粘在椅子上！”另一个老师说：“他嗓门儿特大，又不守规矩。”并进一步解释说，老师在操场上都听得见亨布尔在教室说话的声音。老鲍勃完全可以对亨布尔或者老师大光其火，要么惩处儿子，要么被动认同老师给他的建议。但相反，老鲍勃对此进行了调查、观察，并提出了更多的问题。
孩子上学后，家长会发现自己突然要承担复杂的监督角色。包括大师级父母在内，没有几个家长接受过相关培训。不过，大师级父母对自己的孩子了如指掌，而且他们具有很强的观察力，能够想到将来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并且有足够的自信寻求解决办法。大师级父母有一种强烈的直觉，知道为帮助孩子成功需要孩子生活中的其他人，特别是老师帮忙做哪些事情。
大师级父母会做例行考察，并与老师进行非正式协商，实时了解孩子的表现。一旦发现有什么不对劲儿，作为飞航工程师的家长能够敏锐地诊断，并运用他们对人性深刻的理解予以改善，必要时也会寻求他人的建议。
老鲍勃意识到，儿子老师表达的真实意思是：与幼儿园的其他孩子相比，亨布尔在社会交往上很不成熟。换句话说，就是存在着“生态错配”的问题。他还注意到了一个情况：亨布尔的个头比其他同龄男孩子矮小，在孩子堆里显得格格不入。老鲍勃说：“我知道他不属于那里，但我没有办法。”
后来老鲍勃开始四处求助，这时，一位老师建议老鲍勃采取她曾经在自己儿子身上用过的措施。这位老师的儿子也不具备与年龄相应的成熟度。于是，到了儿子该上一年级的时候，这位老师让儿子晚一年上学，转而让他上了介于幼儿园和一年级之间的K-1班。K-1班设立的目的是让学生在社交能力上赶上同龄人。
让孩子与年龄稍小的同伴一起上学，这种做法叫作“留侯”（redshirting），是在模仿大学让新生做替补队员的做法，目的是延长他们的参赛资格。研究者估计，美国有3.5%～5.5%的孩子该上幼儿园时没有上，而是推迟了进入幼儿园的时间，其中大多数是像亨布尔这样的白人男孩。
经济学家迈克尔·汉斯想知道，推迟上幼儿园的时间是否对孩子有帮助。2016年，汉斯回顾了能够找到的有关这一主题的最佳研究成果，但结果见仁见智。汉斯认为：“简而言之，没有证据表明推迟上学会给孩子注入长期的教育优势。孩子在考试时的年龄确实对小学初期的成绩有影响，而且推迟上学使得孩子的考分接近班级的最高水平，而不是最低水平；但作为班里年龄最大的孩子这一点本身似乎并不具备什么优势。”
汉斯还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长一岁给孩子带来的所有好处都会越来越小，对大学入学考试分数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然而，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老鲍勃的看法是对的。他认为让亨布尔晚一年上学有好处，这样儿子就可以跟与自己个头相仿的孩子们一起逐渐成熟起来了。亨布尔所在的K-1班上有22个孩子，其中有18个是男孩。在科林斯维尔的整个学校生活中，亨布尔都和这同一批男孩做同学。他们不仅一起在学术方面取得了优异成绩，在体育方面也出类拔萃。他们既是好朋友，在学业上也是竞争对手。
回首往事，亨布尔认为父亲的决定“非常英明”。就亨布尔这个特定的案例而言，情况可能确实如此。经过K-1班的历练后，亨布尔上了一年级。老鲍勃又一次想了解儿子在班里的情况，他找到亨布尔的一年级老师玛丽·伯尔，询问儿子是否可以很好地适应环境。
老师一脸困惑地看着老鲍勃：“你难道不知道吗？”之后老师缄默无语，直到过了很久才把情况告诉老鲍勃。最终，老鲍勃发现亨布尔和其他孩子在学业上没什么可比性。在新的“微生态系统”中，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运动场上，亨布尔都游刃有余，令其他同学望尘莫及。亨布尔在学业上遥遥领先，尽享早期领先效应的好处。
为提高社会交往成熟度而多经历的这一年给了亨布尔最好的机会，让他成了方方面面都优秀的学生。对于如何与孩子交谈，如何与教育、监督孩子的成年人交谈，以及如何解释从别人那儿听来的情况，作为飞航工程师的家长是行家里手，他们监控情况，获得清晰的理解，然后采取明智的行动，避免意外的副作用。遇到危险情况时，飞航工程师不会双腿战栗、茫然失措，也不会让与学校老师沟通的恐惧情绪主导自身行为。他们会做功课，自信地与孩子学校的人打交道。于是，他们往往会获得老师的尊重，而且，他们通常可以影响老师并为孩子争取到应得的待遇。
有时候，仅仅礼貌地争取合作还不够，飞航工程师必须要求校方兑现他们为孩子争取的东西。
不仅合作，必要时也要抗议
林恩和克拉伦斯·纽瑟姆夫妇像老鲍勃一样，都是孩子的飞航工程师。他们知道自己需要与孩子的小学老师合作，才能共同培育女儿吉娜和布里。他们的长女吉娜现在是一名精神科医生，而次女布里则是一名社会活动家、作家和电影导演。2015年夏天，布里还取下了南卡罗来纳州议会大厦的南方邦联旗帜，一举名扬全美。在得知一位老师虐待了他们一年级的女儿吉娜时，纽瑟姆夫妇被迫介入，要求学校承担责任。
林恩和克拉伦斯都是教育工作者。这对夫妇言辞温和，遵纪守法，谦逊有礼。他们很小就离开了北卡罗来纳州，去了马里兰州的哥伦比亚社区，这是霍华德县一个规划齐整的社区，连续被《金钱》（Money）杂志评为美国100个最适合居住的地方之一。
这对夫妇希望培养孩子的种族意识，然而，即使在热情友善的哥伦比亚，保持这个愿望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容易。他们的大多数朋友和邻居都是白人，纽瑟姆家的女儿属于学校里少有的黑人小孩。他们读的书中都没有非裔美国孩子，所以林恩把书中的人物涂成了棕色，为了清楚地表明他们是非裔美国人，林恩还把小女孩的头发画成卷发，以体现非洲气质。
一年级的时候，吉娜哭着回到家，伤心地骂自己是个笨蛋。林恩和克拉伦斯以为，这是由于其他看起来像吉娜的黑人小孩被视为捣蛋鬼，或者属于阅读水平较低的一类人导致的。然而，吉娜的解释比这更加辛酸和令人不安。据吉娜说，她总是举手，但老师从不叫她起来回答问题。更糟糕的是，只要吉娜答错了几道题，老师就在她的试卷上画上眉头紧锁的表情图，尽管吉娜总体成绩很好。
对于林恩和克拉伦斯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眉头紧锁的表情图让吉娜伤心欲绝，尤其是，她已经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当夫妇俩诘问吉娜的老师时，一开始老师还狡辩，但林恩明确告诉老师，决不允许再给吉娜画眉头紧锁的表情图。实际上，他们要求老师批改过的所有试卷上都“只能有笑脸”，而且无论吉娜成绩如何，这个规则一概适用。老师迟疑着同意了。第二年，这位老师授予了吉娜学业成就奖，一家人对此感到很满意。
关于家长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干预孩子老师的工作，有些人可能不赞同林恩的观点，但是林恩足够聪明、敏感，能够辨别老师给吉娜造成的伤害。一旦飞航工程师知道有什么情况会伤害到孩子，其他人的意见基本上无足轻重。
从根本上说，这种高度的警觉性和在必要时表达抗议的做法，并不依赖于物质资源，而取决于对自己所做判断的信心。大师级父母不把自己的做法完全地、不假思索地建立在别人观点的基础上。
有些家长把学校老师视为不容置疑的权威人物，大师级父母可不会这样。就像飞行途中的飞航工程师一样，对飞机上所有机械系统和自己职责所在的了解，是他们有资格承担这项关键工作的原因。对大师级父母来说，基于自己对孩子细致入微的了解，他们明白，在什么对孩子最有利方面，自己才是最高权威，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学校。
保护和惩罚并举
美国外交官大卫·马丁内斯（David Martinez）的父母知道，他们的大儿子精力旺盛、知识丰富，喜欢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告诉别人。但大儿子的幼儿园老师却觉得他是“捣蛋鬼”，实际上，只是因为儿子的话太多了，老师就经常把儿子与其他人隔离开，让儿子一个人待在教室隔墙后面。
大卫说：“每当老师问全班同学一个问题时，我马上举起手来。我想当第一名，或者把答案告诉大家，因为我知道答案。通常老师会让我回答一次，但下一次我还会再举手，老师就不再叫我了。有时我会感到沮丧，脱口说出答案，这一来，我会遭到处罚，否则就被隔离起来。”
大卫的母亲既是儿子的学生，也是一名机敏的飞航工程师。她出面斡旋，帮助大卫摆脱了困境。“有一次，我一个人待在教室角落里做数学作业，这事被我妈发现了。当她了解到几乎天天都是这种情况后，她的脸色变得铁青。我没跟其他幼儿园小朋友一起做事情，连游戏都没有参与，而是真正地被隔离在教室后面。”
大卫回忆起母亲让老师给个说法的情形：“我妈跟老师说，‘你没有教好大卫，你没有教给他他需要的东西。’她向学校领导反映了这个问题，促使他们进行调查。”学校调查发现，大卫之所以惹事生非原因在于他早就领先于同学们的水平了。解决办法就是，幼儿园毕业后让大卫直接跳到二年级。
大卫确定无疑地感受到，“我在这个班里很有破坏性，这对我的老师来说可能是一种痛苦”。但是，当老师把这看作行为问题时，“我妈妈意识到这是因为刺激缺乏。我没有得到我在家里习惯的那种刺激，因为我能做的事情超出了课堂的节奏和内容。她说：‘不是大卫的问题，是你教给他的东西不够。问题在于环境，与大卫无关。’的确，上了二年级以后，我的成绩一直很好，行为也改善了，因为我终于学到了赶得上我节奏的知识。”
在大卫需要保护时，他的父母作为飞航工程师给他保护，但并不意味着他犯错的时候父母也会为他辩护。“我上三年级的时候，有个代课老师叫大家站起来，然后又让我们坐下。我说：‘请你想清楚了再发号施令！’放学后，我被留下来了，我父亲收到了一份通知。老师在通知单上签了名字，并加了一句话‘大卫必须改正错误’。父亲没有说‘我的孩子很好’，也没有说‘这是一个误会’，而是说‘大卫错了，你对他下达了适当的命令，他应该遵循’。”
大卫告诉我们：“如果没有父母的支持，我可能会遇到很多挫折。我可能会觉得‘天哪，父母不爱我’，但事实并不是这样。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支持我，用各种方式表明他们的爱。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可以不受处罚，错误不被纠正，也不意味着他们不会指出我的某种行为不可接受。”
教养加油站
三年级开始“自动驾驶”模式
8～10岁期间，本书中的高成就孩子几乎都变成了可以自主管理的学习者，他们很少需要飞航工程师父母检查作业、控制时间、安排日程，或者帮助他们掌握感兴趣的项目。简单地说，到三年级时，他们已经开始“自动驾驶”模式了。
正如飞行员设定了飞机的正确航向，调好仪表参数，然后就丢开控制装置一样，大师级父母帮助培养了孩子的好奇心，提升了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早早地给他们设定了明确的规则和责任，这样孩子就不需要父母那么多的监督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家长就此停止监督孩子，正如飞机自动驾驶时飞行员仍然要保持监视。但这的确意味着，只要孩子的日常行为处于许可范围内，孩子就可以自主管理。
其他同龄孩子要到更晚才能达到无需父母不断检查、不断提醒的状态。有的孩子要到高中，甚至大学才办得到，还有一些孩子永远也办不到。
2017年，一项针对1 700名德国儿童的研究表明，“自动驾驶”模式的孩子比同龄人学得更多、更快。研究人员试图了解三年级和四年级孩子的独立程度，他们采访了数百名家长，要求他们按照以下4个指标对孩子进行评价：主动精神、毅力、先动性，以及忽视他人决定、自主做决定的意愿。研究发现，“自驱力”评价方面很高的孩子到五六年级时，阅读理解能力超过了同龄人。“自驱力”是高成就者的最典型特征。
本研究中的高成就者很少不尽力而为，即使没有父母或其他成年人的鼓励也如此。多亏了父母灌输给他们的学习热情，他们大都喜欢富有挑战的学业，一如他们喜欢体育运动和其他课外活动。同时，他们非常认真地对待学业，视之为自己的责任，就像上班是父母的责任一样。在采访中，那些高成就者，特别是哈佛大学的学生，他们总是把上学称为“工作”，经常说“我总是做好我的工作”。
作为飞航工程师，父母通常只是提供支持，特别是在孩子大些之后。高成就的孩子上了中学或高中后，学习任务变得更加艰难，有时候为了完成一个项目或者很难的作业，他们需要熬夜到凌晨。几位高成就者提到，母亲会陪他们一起熬夜，提供帮助或者端茶送水，以示支持。
除了学校和父母提供的机会，我们采访的高成就孩子也寻求别的学习机会。大约也是在同样的年龄，即八九岁的时候，他们开始选择自己喜欢探索的主题，或者意欲掌握的技能。我们把这些重要的课外项目称为“激情项目”，这些项目不仅能激发孩子更加深入地研究他们所选择的爱好，而且还能让他们掌握各种各样的技能。其中有些项目直接成了孩子以后从事的职业；另一些项目则培养了孩子的能力，在后来的学习中或追求其他目标时，他们可以予以利用。
许多父母不得不推动孩子找到课业之外的兴趣。尽管大师级父母可能会给孩子推荐某种爱好，但更多是促进具备自主管理能力的孩子自己去选择爱好。大师级父母鼓励孩子追求这些兴趣，但作为飞航工程师，他们会在必要时让孩子放慢速度。如果事情忙到深夜还做不完，他们会要求孩子先上床睡觉。
THE FORMULA
在与外部合作中进退有度
在国际空间站担任宇航员的卢卡·帕米塔诺（Luca Parmitano）表示，飞航工程师必须监控所有系统，并做好充当“管道工、工程师、厨师、科学家、指挥官以及飞行员”的准备。担任孩子飞航工程师的父母同样得是“万金油”，在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及时采取各种纠正措施。根据需要，飞航工程师家长可能会指导孩子，或者与老师沟通情况，就像林恩纠正小学老师给出对女儿吉娜有害的评价一样。家长和老师也可能会相互合作，共同寻找解决办法，就像亨布尔因社交能力不成熟而苦苦挣扎时，父亲老鲍勃所做的那样。
但在某些情况下，飞航工程师可能觉得最好采取放手、等等看的做法。如果放手这种方法不灵，他们可能就会积极行动，主动满足孩子的需求。作为飞航工程师，埃丝特是极好的监督者。女儿到了上学的年龄，她会跟踪了解孩子们的学习内容、对学习的严谨程度，以及学校生活的总体情况。作为一名老师，在涉及学校的问题上，埃丝特“避免显得过于专断”，而是选择相信老师，信任受过独立训练的孩子。因此，当孩子和老师之间发生问题时，她会在远处观望，而不是亲自出马。
“跟老师相处不好的时候，她们会把我当作倾诉对象。如果她们认为某位老师教得不好，她们也会找我倾诉，我会给她们一些建议，告诉她们如何应付那个老师，如何处理老师教的功课。我也是女儿们所有朋友的倾诉对象。她们说，老师没有以她们期待的方式教学，所以她们听不懂。她们需要有人出面跟老师谈谈。只是，各科老师都有这个问题。我告诉她们：‘你不能换班级，你得容忍。这就是生活。这不公平，但你只能忍受。你得绕过这个问题。’”
但是，如果埃丝特知道自己的介入可以给孩子们带来很大的改变，她就会采取行动。比方说，她发现女儿高中的写作课质量很差，学校教的东西不能帮助学生做好上大学的准备。作为一名受过专业训练的记者，她主动介入，利用业余时间给孩子们上写作课。“上课的有我的孩子，还有其他25个孩子。我觉得很有趣。我教他们写作方法。”埃丝特说。
被开除的阿方索
如果战略式教养法则中的任何一个角色缺位了，孩子不能挖掘自己全部潜能的风险就会增加。本书中的所有高成就者都有一个飞航工程师家长，他们会确保学校和老师做好本职工作，尽可能充分地帮助孩子利用学校教育资源。几乎所有高成就者都这样做了，除了阿方索(7)。
阿方索的父亲雷纳尔多是一个专家级的学习伙伴，但他从未强迫孩子在学校里表现出色。对雷纳尔多来说，学习就像呼吸一样自然，应该是那种一个人会寻求机会亲自体验的东西，而不应该依靠学校提供，甚至不该依靠学校来评判。
雷纳尔多是一位尽责的父亲，和妻子离婚后，他拥有3个儿子的主要监护权。他热爱冲浪和政治辩论，在给孩子们推荐发人深省的书籍、哲学理论、古典音乐等方面，他也是专家。雷纳尔多热情地投入到孩子们选择的任何激情项目中，自己也从未停止学习新事物。正如阿方索所说：“爸爸给了我很多支持，给我买素描书、绘画材料，支持我在艺术领域所做的一切尝试。他也会写些小诗，还会和我们谈论历史上著名的艺术家，比如毕加索、凡·高等。”
阿方索喜欢参加一个特别的漫画大会，雷纳尔多也会出席，而不是把阿方索送到那儿然后就走人。阿方索说：“我不记得对父亲有过什么怨恨，或者有不希望他在身边的时候。我很享受和他在一起的时光。”雷纳尔多认为，课业的重点应该放在一个人觉得有意思的事情上，而不是放在教育委员会或者教育者认为学生们应该知道的事情上。阿方索对学校和学习也持有同样的见解。
阿方索喜欢看书、画画、弹吉他，但如他所说：“学校有点儿妨碍我。我必须去学校，因为这是强制性的，所以我只好去了，但我不喜欢代数、历史、英语。我想这就是生活吧，你得学英语、历史……”
雷纳尔多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大师级爸爸，但他根本不是一个飞航工程师，这就产生了消极后果。阿方索不记得父亲和学校老师们进行过任何沟通，他也不记得父亲看过他的成绩单。父亲和继母也没有帮助他完成学校布置的任务，也没管过他是否做了家庭作业。“快上课了我才开始做作业。我没有努力做班上最好的学生。我上的是高级班，但那不是因为我学习努力，而只是因为我能行。”阿方索告诉我们。
在中学的时候，阿方索跟像他一样的朋友交往，他们都酷爱电子游戏、音乐和漫画。“我们爱上了涅槃乐队（Nirvana）和珍珠果酱（Pearl Jam）这样的摇滚乐队。那正是孩子们会迷上某种东西的年龄，有的人迷上的可能是运动，但当时我们真的很投入。我们会吟唱《滚石》（Rolling Stone）和《旋转》（Spin）的歌词，这些东西有智力刺激作用，但在学习上用不了。”阿方索说，“在谈论涅槃乐队之于音乐界的意义时，我们没有意识到也可以使用那部分大脑功能来做家庭作业和写论文。”
放学后，阿方索和他的兄弟们可以自行决定如何安排时间。与本书中的其他高成就者相比，阿方索在童年有很多自由时间，虽然其他人的父母也会给孩子足够的时间让他们追求兴趣。“我们不回家，要么去朋友家玩，要么在家附近玩。在我的童年早期，甚至在青春期早期，做家庭作业不太重要。”
上九年级时，阿方索因为卖大麻被学校开除了。这事是有先兆的，但父亲雷纳尔多没有留意。上高中之前，因为阿方索跟兄弟们扔石头和鸡蛋砸别人的汽车、房子，他们一家人被赶了出来。到了高中，阿方索内心充满了反叛情绪，并在学校表现了出来，阿方索形容：“不交作业，不参加考试，故意给出胡说八道的答案。我认为这是一种朋克摇滚的作风。我可能已经开始反叛了。”
被开除的那天是阿方索最后一次踏进高中校门。我们将在第7章看到，他的父亲是如何帮助他扭转局面的。提前说一下，阿方索最终进了普林斯顿大学，他认为自己的成功主要归功于父亲雷纳尔多。
与此同时，阿方索生活中缺失了飞航工程师的角色，整个家庭面临了额外的困难和压力。飞机上没有飞航工程师会发生什么情况？如果各个系统都按计划运行，答案是“没什么反常的”。然而，如果机械系统发生故障，或者机组人员丧失了工作能力，那旅程就可能遭遇灭顶之灾。
大多数教育工作者会尽其所能激励孩子，引导他们进步，然而这并不总是奏效，如果孩子偏离了正常轨道，他们也不一定能够让孩子回到正轨。如果没有飞航工程师，本章中介绍的任何一个孩子都不会得到就读学校的良好教育。亨布尔会在真正成熟之前就上一年级；吉娜可能会继续认为自己不聪明；埃丝特的女儿及其同学不会具备大学极其重视的写作技能。如果不是奥巴马夫妇严格要求两个女儿并与老师密切交谈，奥巴马的女儿们会闯下什么样的祸？只需想象一下，如果其他父母都像雷纳尔多一样与孩子的学校生活脱节，情况会怎么样？
那么，如果家长成功地扮演了飞航工程师的角色，以及战略式教养法则中的所有角色，这是否意味着他们的孩子都将成为超级明星？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认识的年轻人之所以被收录进本书，是因为他们成就非凡。然而，他们有些人的兄弟姐妹却没有那么成功。大师级父母怎么会培养出不成功的孩子呢？这是否意味着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大师级父母，即使没有他们，成功的孩子也注定会成功？或者说，其中有些父母只恰巧是一个成功孩子的大师级父母罢了？我们将在后文第14章揭晓迷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