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的母亲卢是一名法官，她记得大卫非常热爱爬行动物。大卫一门心思要加深对爬行动物的理解，他目前的理解很成熟，积累的专业知识也很丰富。“我们开始为他订阅科学期刊时，他才上二、三年级。大卫会让我们带他去大学参观，那时他只有10岁。”
卢说：“有天我们参加一个爬行动物学家会议。主持会议的教授介绍了一种特殊的蜥蜴，大卫举手发言说，‘我在拉斯克鲁斯的朋友家里见过那种蜥蜴。’教授瞪着他说，‘这太可笑了。它还没在得克萨斯州以西任何地方出现过。’教授的打击让大卫感到非常受伤。两三个月后，教授打来电话问大卫：‘你在哪里看到那种蜥蜴的？’大卫把地址告诉了教授。教授写了一篇介绍这种蜥蜴的论文。真有其事，那种蜥蜴已经迁居到新墨西哥州了。”
大卫的专长在镇上广为人知。卢介绍说：“在他十几岁时，宠物店的人打电话给他，因为他们不认识店里的某种爬行动物，或者辨识不出动物的雌雄。大卫就会去帮他们看。他懂得的知识很多。”
就像大卫对爬行动物的兴趣那样，即便孩子童年时期的激情项目没有持续到成年，无论最终进入哪个领域，他在成长过程中形成的知识掌握导向都会成为一份智力资产。在孩提时代，大卫“投入了无数的时间在一件事上，期间受到评论和批评，但总会不断致力于提高能力”，因此，他会觉得可以通过类似的时间投入，攻克并掌握其他想要具备的能力。例如，后来为了当外交官，大卫在需要学习西班牙语时就是如此。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通过追求“激情项目”获得更具体的专业技能，可以直接帮助高成就孩子为未来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
大卫的弟弟丹尼尔10岁时迷上了过山车，那种痴迷与大卫对爬行动物的入迷程度有得一比。每次一家人外出度假，他都坚持让父母开车去当地的游乐园，以便考察那里的“过山车”。
丹尼尔总共参观了50座过山车。他最喜欢哪一座呢？他说是六旗魔幻山主题乐园的蝰蛇，他特别喜欢那座过山车。
丹尼尔并非生来就是过山车迷。“最初我很怕过山车，大卫会鼓励我，”丹尼尔告诉我们，“我之前从来不喜欢过山车，因为我觉得下落时很吓人。后来我开始喜欢经历过山车下落、翻转的感觉，慢慢地，过山车的一切我都喜欢。有一个游乐园我从来没有去过，直到今天也没去，它就在俄亥俄州。我小时候，那儿有十几座过山车，今天甚至更多。其他的每一个我都很了解。”
丹尼尔清楚地记得数据，逢人就悉数道来。他会说：“这个过山车高67米，有15米的落差，时速128千米。”
丹尼尔热衷细节，并学习了关于过山车的所有知识，包括过山车的机械学，他也由此学会了科学和数学技能，并且对两者都有偏好。“对过山车的热爱就是我想主修机械科学的原因。我想成为过山车设计师，所以还在中学的时候，我就知道学习机械工程对我最合适。”
最终，强烈的童年兴趣让位于更加成熟的目标。大学上到一半时，丹尼尔放弃了设计过山车的想法，但他说：“我想，作为工程师的我可以做一些其他有趣又有益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坚持了下来。”
通过支持孩子追求激情项目，启发者不仅培养了孩子的“掌握导向”，而且帮助他们培养了能动意识。随着孩子学习了更多的专业知识，启发者会把孩子视为其热爱领域的能手。如同让孩子了解生活的现实一样，让孩子与成人一起讨论复杂的问题，让孩子有机会练习在头脑中解决问题，有助于培养孩子获得成功的主动性和信心。
因为父亲肯花时间耐心地和德尔讨论世相，所以德尔从来没有产生过不与到他家的那些成年难民交谈的念头。5岁的时候，德尔就可以毫不犹豫地写信给哈佛大学校长，询问怎样去那儿上学。校长还真回信了，他说德尔现在“还太小了”，鼓励他以后申请。
小时候，德尔的激情在于寻找重大问题的答案。父亲会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德尔的这种热情，德尔因此相信自己能找到答案，并且可以为解决重大问题贡献力量。“我记得，多年来新闻里都在谈卢旺达的战争和种族灭绝。我问爸爸：‘那么，联合国为什么不干预呢？’他说，‘你为什么不给秘书长科菲·安南写封信，问一下他呢？’然后，我真就写了。”当时德尔才6岁。
多年以后，德尔再次做了一件大事，但这次他无须父亲推动。14岁时，德尔向父母宣布自己要离开加纳共和国。他的目的地是美国的一所寄宿学校。“我跟他们说过多次。我对妈妈说：‘你看，情况就是这样。’德尔全程靠自己申请了新泽西州的寄宿学校。学校录取了他，还给了他全额奖学金。他自己办好了签证，用为同学制作学习指南挣到的钱支付了价格为800美元的单程机票。
“离开前一周，我告诉父亲：‘我要去美国了。’他脸上挂着微笑，一个字也没说。”几年后，德尔的父亲承认，他心里当时又惊又喜。
德尔接触到与他的兴趣相关的真实生活情景，父亲鼓励他参与其中。德尔的成长经历类似于在州议会听取政治家们发言并作为助手帮忙的夸尔斯，以及与商界人士建立关系的查克。这些经历是培养德尔产生能动意识的关键，在他后来募集资金、支持祖国欠发达社区的过程中，这种能动意识足以支撑他努力工作。
教养加油站
未来的自我：发现它、追求它、成为它
启发者鼓励孩子想象自己长大以后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会帮助社会解决什么重要问题。这种想象会激励孩子采取必要的行动并成为那种人吗？换句话说，为了完成自我实现的目标，在掌握所需的能力方面，高成就孩子会体现出多大的自驱力？
南加州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达夫娜·奥瑟曼（Daphna Oyserman）以研究基于身份的人类行为动机闻名。一直以来，她试图回答“自我观念是如何帮助个体确定目标和行为的”这个问题。奥瑟曼和她的团队想了解年轻人会如何理解他们当下的自我与未来的自我之间的联系。她想知道，如果年轻人对自己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具有清晰而强烈的意象，那他是否会有更强的动力努力工作，并持之以恒，为实现未来的自我而努力。
奥瑟曼做了一系列实验。她把中学生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然后引导两组学生进行不同的想象。例如，有一个实验要求治疗组的年轻人在杂志上找出模仿对象的照片，然后根据这些照片讨论他们现在需要做什么，以期实现他们想象中的未来；分配给对照组的任务不一样，他们的任务与未来的自我无关。
每次实验之后，想象未来自我的治疗组都比对照组的同龄人更努力，更始终如一地努力学习。例如，一次实验之后，被要求“把未来的想法和现实结合起来的治疗组提高了成绩，他们会花更多的时间做家庭作业、出勤率更高、标准化考试成绩也更好。治疗组的成员会把困难视为重要的事情，而不是不可能克服的事情，并把搞好学业视为改善生活的方法”。
我们从这个实验中得出了什么结论？奥瑟曼等人的研究结果强化了这样一个观点：年轻人对未来的预见越清晰，就越能增强他们的能动意识，激发他们追求卓越，从而更可能在未来获得成功。
THE FORMULA
即使孤立无援也竭尽所能
查克·巴杰打小就梦想成为一个伟大的演说家。他13岁起就到全美各地发表励志演讲，分享自己的人生故事。查克说：“我基本上是在模仿莱斯·布朗和齐格·齐格勒。”因为在他还小的时候，导师特丽就总鼓励他学习这两位演说家。
到了青少年时期，年龄大些以后，查克梦想成为一名政治顾问，这正是当今的政治咨询公司年轻主管查克所扮演的角色。然而，作为一个黑人，在成长过程中，以及在纳什维尔的“CEO学院”项目中，一开始查克对自己未来的认知要狭隘得多，他无缘结识可以帮他成为今天这个自己的贵人。
伊莱恩·巴杰是一个单亲妈妈，经济拮据、疾病缠身、处于社会边缘，她究竟用什么方法培养了这个从小就有很强能动意识的政治家呢？她怎么知道要让查克进入什么环境？相比之下，玛吉的父母是专业的小提琴老师；美国当今科技界3位身居高位的女性的母亲埃丝特尽管出身不好，但她成了才华卓越的学者，并嫁给了一位才华横溢的教授。加比、贾雷尔和阿方索的父母在经济上捉襟见肘，但都以各自的方式表现得老成练达：贾雷尔的母亲伊丽莎白和阿方索的父亲雷纳尔多酷爱读书，至少雷纳尔多和加比的母亲萨拉以前很可能过的是中产阶级的生活，哪怕他们的成年生活过得很艰辛。然而，这些优势查克的妈妈伊莱恩一样都没有。
伊莱恩不是很有学问，原因很可能在于，除了希望她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父母对她没别的期望。但伊莱恩知道自己有责任塑造她天资聪颖的儿子，发挥儿子的全部潜能。本书中介绍的其他父母主要通过阅读故事来培养孩子的识字能力，伊莱恩则是通过与儿子玩文字游戏。
“在我们家，6点半是个神圣的时刻，”查克说，“我母亲从来不会，也从来没有漏掉《命运之轮》（Wheel of Fortune）的任何一集。”查克坐在母亲旁边，琢磨着脑子里的单词。查克最生动的早期记忆就是和母亲玩拼字游戏的情景，那是他最喜欢的文字游戏。早在查克上小学之前，母子两人一坐下来就会玩上几小时。
好胜心强的查克准备了一本小小的单词书。“我用在拼字字典上的时间可能超过使用真正的字典。”查克说，“我对它非常着迷。”
文字游戏提高了查克的基本技能，它是查克成为狂热的读者和写作者的开端。
伊莱恩回忆说：“我一心想确保儿子拥有最好的东西，因为在他小的时候，我就发现他身上有某种天分，我不希望天分被湮没。我知道，不管那是什么，我都必须让它生长、发挥作用。”
在查克5岁的时候，伊莱恩已经预见到儿子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了。得益于那些文字游戏，以及伊莱恩与他进行成人式讨论的习惯，查克掌握了与年龄不成正比的巨量词汇。作为一个经常去教堂而又富有观察力的孩子，查克设想自己会成为牧师。“他在家假扮牧师的样子是我脑子里最远的回忆，但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无论我以后做什么，让他接触什么样的环境，都受到了这个形象的指导。”伊莱恩说。
就是在这个时候，伊莱恩开始变成查克的启发者的，伊莱恩积极地让查克接触可以为他的教育提供帮助的贵人，让查克接近他将来会成为的那种人。虽然作为启发者，伊莱恩的作为与本章中其他父母的作为一样令人印象深刻，但伊莱恩并不是自然而然就扮演起这个角色的。这是一段坎坷的旅程，历时数年，要求启发者制订长远的计划和寻求外界的帮助。
对伊莱恩来说，把查克培养成她心目中的理想类型好比解决一个谜题。伊莱恩已经有一些想法了，她要把查克培养成聪明、有礼貌，并且渴望学习的人。对于还缺些什么，她也有所了解。但伊莱恩很清楚，她缺少社会关系之类必要的东西，只有具备这些东西，儿子才能接触到可以助他发挥潜力并找到目标的重要人物。
伊莱恩决心帮儿子寻找拥有她所不具备的条件的“代理人”，帮她落实那些缺失的东西。首先，伊莱恩花了近10年的时间亲自陪儿子学习，让儿子接触到必须了解的东西，并尽力帮儿子扩充在学校学到的知识。
我们谈到的其他家长较少关注孩子参加课外活动的数量，伊莱恩则根据自己对中产阶级家庭的想象，效仿他们的做法：让孩子有做不完的事情。
在学年期间，除了让查克参加免费的课外活动外，冬春时节，她还会花费数小时在网上寻找并申请奖学金项目，以此请来规划查克的暑假。大多数大师级父母让孩子自主选择课外活动，查克说，母亲在制订计划时可能“急于求成”了，虽然他理解原因何在。伊莱恩决意让儿子忙得不可开交，这样他就不会和邻里那些不服管教的孩子混在一起，也不会像大儿子那样触犯法律，入狱服刑了。查克总结说：“这是一个安全问题。”
查克6岁开始学游泳，后来又学了萨克斯。大部分课程他都很喜欢，但其中也有一些不喜欢的。“例如，母亲让我参加童子军，一段时间后我放弃了。我根本就不喜欢童子军，所以我觉得在上面花了太长的时间。她也允许我放弃。”
然而到了某个时间点，伊莱恩觉得力不从心了，她能为儿子安排的补充教育活动都安排了，所以是时候寻求帮助了。查克11岁那年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就是伊莱恩帮他和特丽·查普曼获得了联系。特丽同意当时上四年级的查克参加“CEO学院”，这个项目面向纳什维尔市的所有学校和社区的儿童。
特丽将成为查克的导师和伊莱恩的代理人。特丽和伊莱恩两人组成了一个“启发者”团队，她们把让查克接触更广阔的世界和让外界了解查克作为共同的使命。特丽带着未成年的查克出席鸡尾酒会，把他介绍给政治家们；特丽带着“CEO学院”项目的孩子去外地旅行时家长并不随行，即使只有两三个孩子入选，查克也总是其中之一。
伊莱恩说：“特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为我对政治不太了解，而且我没车。特丽熟悉这套东西，所以带查克去必要的地方、引荐他，并教他如何穿着打扮。”
特丽把年轻的查克与合适的人联系起来，很快，查克的人际交往能力就超过了特丽。特丽记得11岁的查克打电话给她，请自己带他去纳什维尔附近的一个农场参加参议员威廉·H.弗里斯特的鸡尾酒会。查克自己搞到了邀请函。特丽在酒会上感觉很不自在，但置身于一群经验丰富的民选官员中的查克，在政治讨论中保持着自己的立场，看起来如鱼得水。
在特丽的帮助下，查克意识到自己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特丽把查克介绍给了埃德·桑德斯，他是第一位真正给予查克指导的政治家。查克说：“在一个11岁孩子的眼中，桑德斯在外表上简直就是个巨人。他有着洪亮的嗓音和爽朗的笑声，他一开口说话，整个房间就都回荡着他的声音。”
桑德斯也是个牧师，他非常关注非洲的艾滋病疫情，是乔治·W.布什总统的顾问。桑德斯当时在竞选田纳西州的州长。查克回忆说：“我自愿为他做些接电话、记录询问、整理档案之类的事情。”
查克说，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他认识到自己将来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桑德斯很喜欢我。他带着我外出，我坐在他的车上跟他一起到处转悠。我们所到之处，人们都以为我是他的儿子，总是问他：‘这是你儿子吗？’”
桑德斯是共和党人，“但那年他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选，因为他与共和党成员在一些事情上有分歧，”查克说，“桑德斯威风凛凛，是一个能言善辩的演说家。记得当时他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可能就是在那个夏天，我想好了我要做的事情：‘我想像他一样。’”
查克11岁那年发生的第二件大事就是，伊莱恩送他上了密西西比州的一所寄宿学校，他在那里一直读到高中毕业。上寄宿学校是查克的梦想之一，尽管伊莱恩经济困难、身体不好，但她还是为查克申请到了上寄宿学校的奖学金。在伊莱恩的心目中，她是在让儿子接受中产阶级教育。但让查克去寄宿学校这件事带给查克的不仅仅是教育，寄宿学校还锻炼了查克的沟通技巧，也激发了他对政府工作和政治的热情。更重要的是，查克发现自己的人生存在更多的可能性。
在寄宿学校，查克迷上了托马斯·索厄尔（Thomas Sowell）的作品。像查克一样，这个黑人有着保守的政治倾向。查克仍然认为，这位出身于哈莱姆的保守派经济学家是“最聪明的保守主义者”。查克还喜欢保守派作家乔治·威尔（George Will），他是美国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的狂热粉丝。查克说：“他们的著作对我在政治上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还有一个因素也燃起了查克内心的政治火苗：从12岁到高中毕业那一年，伊拉克战争一直牵动着他的心。这个实例代表着生活中有更严酷的现实，伊拉克战争不仅成了查克关注的焦点，也是查克和同龄人，尤其是寄宿学校的同学们激烈争论的话题。
“我们都处在即将参军的时刻。”这是查克那代人最关心的核心政治议题，也是每个美国人政治立场的关键所在。查克说：“伊拉克战争对于我们的意义，就像越南战争对于婴儿潮那代人的意义一样。你要么赞成，要么反对。每个人都对自己的观点深信不疑。你不断被卷入争辩，四溅的火花浇铸了你的意识形态。围绕布什总统和伊拉克战争的争论无休无止。”
查克迷上了政治之类只有大人才感兴趣的严肃话题。因为他担任领导角色轻松自如，于是同学们越来越喜欢选他当领导。“我感觉到了我和同学们的某些差异。在小组项目中，我经常被选为组长。从小到大，我几乎都是小组成员选出来的领导。”
伊莱恩第一次目睹查克面对数百名观众发表讲话那会儿，查克才十几岁。“那次活动可能有500人参加。我心里充满敬佩之情，”伊莱恩说，“我心想：‘人们站起来为我儿子鼓掌。’我转过身来看着舞台，心想：‘那是我的孩子。’我感到很骄傲，我真是太惊讶了。”
最终，查克被著名的伯里亚学院录取，而且学校免了他的全部学费。查克的人生开始在那里展开，就好像是在屏幕上实时播出妈妈为他设想的生活一般。查克在学校当选为学生会主席，同时他也是一名共和党青年领袖，是全美100名获得去白宫参加暑期实习的申请者之一。而作为冉冉升起的年轻政治新星，查克出现在了当地电视台和国家公共电台上，大学校报也对他进行了专访。
作为启发者，伊莱恩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她鼓励儿子公开演讲，让他接触导师和志同道合的同龄人，并走出家门参加各种活动。查克不仅长成了他母亲期望他成为的那种人，更重要的是，他成了自己坚信应该成为的人。
09 角色5：哲学家
探索成功人生的意义
“如果大师级父母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充分实现自我的高成就者，那么，哲学家是战略式教养法则中最重要的角色之一，他们帮助孩子形成指向个人北极的内在罗盘，引导他们追求有意义的人生。”
5岁孩子与父亲的哲学对话
企业家、慈善家桑谷·德尔出生在加纳共和国，他5岁就开始和他的医生父亲深入讨论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和《圣经》了。德尔的父亲经常去偏远的村庄给人看病，但德尔回忆说：“只要他在家，早晨我就和他待在一起讨论问题。”
父亲洗澡的时候，德尔一边给他搓背一边提出些寻根究底的问题。德尔和父亲一起的时间只有10多分钟，但重要的是交谈的深度而不是时长。
“德尔想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出生，什么时候会死，死后又是什么样的。”德尔的父亲回忆说，“他会质疑基督教的一些理论，并提出一些很艰深、很有想法的问题。”
有一次，德尔因为读耶稣的故事时想到了一个问题，他希望和父亲讨论一下。“我问父亲：‘人最重要的美德是什么？’”德尔说，“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是谦卑。”父亲想了两天才给他答案，德尔马上追问：“为什么是谦卑？”
德尔快上幼儿园了，父亲希望他延续自己那种减轻人类苦难的责任感，父亲之所以告诉德尔人最重要的美德是谦卑，其中一个原因是，父亲希望天资聪颖的德尔不要觉得自己比那些不幸的人，尤其是比那些晚上到他家寻求帮助的难民高一等。
德尔的父亲之所以回答“谦卑”最重要，还有另一个原因，他认为，谦卑能让人持续努力追求目标。“永远不要相信自己已经达到了极限，”德尔的父亲说，“这就是我从来不过多表扬德尔的原因。对成功和智慧结晶的追求没有止境。”
即使在已经取得这么多成绩的今天，德尔还是说：“我选择听取批评，而不是表扬。奉承话让我不自在。我害怕骄傲，因为我认为它会让人堕落。”
哲学家父母的基本思想
德尔的父亲是一位富有战略思维的优秀哲学家，充当哲学家角色的父母可以帮助孩子找到人生目标和人生意义。通过对伦理、人性和存在进行你来我往的讨论，哲学家可以帮助孩子形成信念、选择努力的人生方向。
“我们热烈讨论各种话题，甚至会讨论就德尔的年龄而言太过超前的话题。”德尔的父亲说，“尽管他年龄还小，但我认为对他来说形成一种世界观非常重要。”
德尔说：“我父亲用对待成人的方式跟我交谈。我想这种方式始于早年间的那些辩论。”我们访谈的许多高成就孩子都说过类似的话。
之所以德尔与父亲之间有成人般的谈话，原因也许在于，当作为哲学家的父母有策略地和孩子说话、交谈时，他们心中铭记着全息理想，即孩子长大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愿景。
当然，每个孩子的接受度不同。正如早期学习伙伴会花更多时间陪伴对新思想、新挑战反应热情的孩子一样，哲学家最关注的是德尔这样的孩子，这些孩子会问很多问题，深入思考父母的回答，然后提出更多的问题。
“德尔想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德尔的父亲说，“所以我跟他谈哲学，我们会从古代口头传统谈到希腊哲学家的著作。”
德尔的父亲还鼓励年幼的儿子对那些古老的思想做出解释。他知道，支持德尔形成自己对古希腊智慧的认识，并在彼此的对话和辩论中尊重德尔，这些做法有助于建立德尔的信心，并帮助德尔做好改变世界的准备。
德尔的父亲帮助德尔奠定了哲学的基础，这种做法反映了一种悠久的传统，即古代思想家通过这样的方法影响了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哲学著作之称的《薄伽梵歌》为例，甘地曾经说，每次读完这本书，他都感到通体舒泰。爱因斯坦也说，读这本书时“其他一切都显得那么肤浅”。
《薄伽梵歌》的影响力可以在其叙述框架内略窥一二，故事讲述了两位亲密的朋友——阿周那王子和他的马车夫黑天之间史诗般的对话，讨论通往圆满生活的永恒原则。他们的结论与哲学家以及世界各地的古老文献一样，强调关于生命目的的3个环环相扣的主题：对洞察力的追求；对繁荣的追求；富有同情心并贡献一己之力。
这3个基本思想也渗透在大师级父母们传授给孩子的人生哲学中：寻求深刻的理解、避免贫困、帮助改善他人的生活。
寻求深刻的理解
本书中谈到的父母，以及我们采访的其他特别专注于寻求深刻理解的人往往都有很高的智商，基于超出自身控制能力之外的环境、个人有问题的决定，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他们的抱负遇到阻碍，或者遭受挫败。这些家长往往是移民，大多数是男性，他们在美国没什么经验，难以衡量孩子取得高水平职业成功的现实可能性，而且，即使他们相信有实现这种成功的可能，除了教孩子体会到掌握知识的乐趣，他们几乎不知道如何帮助孩子取得成功。这些父母对孩子最有价值的帮助，是对智力的欣赏，即教孩子用大脑去体验发现新事物带来的纯粹满足感，无论在车上、图书馆里，还是身处的任何地方。
丽莎的父亲就是这样的一位家长。
丽莎的父母都在韩国上过大学，移民到美国后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他们手头很拮据，好几次失去了住所。丽莎的父亲虽然主修政治学并获得了新闻学学士学位，但他的英语水平不够高，不足以胜任美国的记者工作，所以他当过出租车司机，也在仓库、鞋店和加油站等地方工作过。丽莎的母亲最终得到了一份稳定的护士工作，家里的经济来源主要靠她。丽莎说：“我父母的故事在移民中很典型，他们都工作到晚上10点。”
只有在接到校长办公室的通知时，父母才到丽莎的学校去。另外，校长办公室这个地方，丽莎的哥哥待的时间可不少。
丽莎说：“我的父母不常去学校，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更像是在韩国，那儿的父母没有权力干涉学校教育。”
丽莎的母亲把注意力集中在丽莎的成绩上，因为她希望丽莎长大以后拥有更好的生活，而丽莎的父亲则对物质财富，甚至学校的课程完全不在意。毕竟丽莎的父亲在韩国接受的教育没有给他带来回报，所以对他而言，逼迫孩子考高分、渴望看似难以获得的财产毫无意义。
然而，在把孩子培养为思想者、以头脑体验世界方面，丽莎的父亲堪称个中高手。对小丽莎来说，父亲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丽莎的父亲会跟羞涩、文静的女儿讲韩国的历史和他自己的人生故事。
回想一下丽莎从不告诉孩子答案这种不同寻常的育儿策略。比如，让女儿琢磨“疯狂”的英文单词是以“y”结尾还是“ie”结尾更合适，还有和女儿一起站在黑暗中用手电筒照亮地球仪，帮助女儿弄明白为什么美国新泽西州是晚上的时候韩国是早晨，这些方法不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或巴纳德学院学到的，尽管她在这两所优秀的大学学习心理学。这种思想是丽莎从父亲那儿学来的。父亲开着车带丽莎去往城市的各个地方时，一路上会问她一些问题，刺激她思考，但从不告诉她答案的对与错。
“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开始问我很多算术和物理问题。他会说：‘假如我们要开始减速……现在的速度是每小时80千米，你认为到这个距离时我们的速度会降到多少，要多长时间才能减到这个速度？’我会琢磨一下。我当时真的还很小，不知道怎么计算，我会说：‘1小时32千米吗？’他会说：“唔……继续想。’就是这样。他总是提出这类开放性的问题。”
丽莎的爸爸认为孩子应该通过琢磨来了解新事物，而不是由别人告知。他可以教自己的孩子思考和记忆，因为他擅于让孩子觉得是在玩儿，而实际上他们是在学习。
“吃饭之前，我和哥哥必须先背乘法口诀表。这是上幼儿园之前的事，这种做法在韩国很正常。我们站起来，背‘2乘以1等于2，2乘以2等于4，2乘以3等于6，2乘以4等于8，2乘以5等于10’。大约一周以后，我们背3倍乘法表，就这样一直背到12倍乘法表。好玩儿的是，我和我的孩子们也这样做。所以，他们比其他孩子领先一步。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把它看作一种记忆游戏。父母并没有强迫我们，因为我们觉得有趣、好玩儿！”
像丽莎对自己的要求一样，丽莎父亲的目标是培养有洞察力、思想开明的人，能够用自己的头脑进行推理和思考。
丽莎的父亲花了3年时间帮助丽莎认识到，自我严格要求可以产生控制力，这是另一种描述深刻理解的方式。
“我是个货真价实的运动员。”丽莎说，“我8岁第一次学习打网球，教练就是我父亲。”
父亲给丽莎买了一个木球拍，那个夏天他们父女俩每天都打2小时网球。“从那时起直到中学，夏天爸爸都和我一起打网球。我觉得，他站在那儿的第一刻我就学会了那种完美的动作。我准确无误地知道，如何移动身体才能把那个高压球妥妥地打到网的另一边去。”
当球飞过网的那一刻，丽莎在漫长的等待后受到了极大的鼓舞，这让她体会到了不放弃、坚持到底带来的回报。“父亲曾经多次告诉我：‘你会明白的，有一天你会明白的。’”丽莎当时虽然并不明白，但她很享受这个过程。“父亲有无限的耐心。我从8岁开始打球，直到12岁才明白个中道理。我当时想：‘好吧，我现在知道怎么打网球了，我永远不会失去挥拍击球的技术。’”小丽莎认识到，通过坚持她可以到达明确无误的境界，即球拍以完全正确的方式击球时那种完美的“乒”声。
培养毅力是丽莎的父亲战略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父亲告诉丽莎，每个人天生就知道一切。“爸爸以前总是说：‘你只管努力，功到自然成。’学习的时候，你只是在提醒自己那些本来就知道的东西。每个人都做得到，但需要的时间不一样，因为每个人的大脑不一样。不过，那些东西都在大脑里，你只管坚持就是了。’记得当时我心想：‘哦，好吧，我什么都知道。问题只在于把这些东西组织好，能够表达出来。’所以我从不放弃。”
避免贫困
许多父母传授给孩子的第二个哲学思想是：别当穷人。
这个哲学不只适用于弱势家庭的儿童。安妮特·拉罗研究了低收入家庭和中产阶级家庭，她认为，中产阶级家庭的父母教孩子很多事情，比如管理支票账户、选择适合写到大学申请书上的课外活动。这些事情都是为了使他们继承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
这些能力已经融入中产阶级家庭的养育之中了，所以中产阶级的父母永远不需要告诉孩子“别成为穷人”。然而，贾雷尔妈妈这样贫穷家庭的家长会直接告诉孩子“你不希望过这样的生活”。因为他们不希望孩子未来还过现在“这样的生活”。
以否认孩子当前生活境遇为中心的哲学可能会让一些人感到难堪，但这些父母的本意不是让孩子感觉糟糕，或者贬低其他处于同样境地的人。相反，这种观念是战略性的。贫穷是机会的一大障碍。孩子要想体验到父母所说的那种自我实现，他首先必须相信自己能够且应该摆脱贫困带来的限制。
帕梅拉、贾雷尔和加比这样的孩子很容易听天由命，认为贫困不可避免，所幸他们的父母或祖母尽力让他们相信命不由天。有些大师级父母不断面对贫穷生活带来的压力，心中充满屈辱感，每天都在为收入不稳定苦苦挣扎，他们决心不让孩子长大以后成为穷人。为了学习而学习是一种奢侈；学好功课更紧迫的目的是提高生活质量，彻底避免成为穷人。
贾雷尔的母亲伊丽莎白以哲学家的身份告诉贾雷尔，为了摆脱贫困他有义务尽可能学到最好。伊丽莎白经常直截了当地这么说，并且一心一意坚持为贾雷尔选择合适的学校和收容所，并总是与贾雷尔的老师保持联系。她还带着儿子在家里和克利夫兰市周围学习，进一步让儿子深刻认识表现良好的重要性，以便有一天贾雷尔能生活在她全息理想中的中产阶级世界。
丽莎的母亲也是这样，她希望孩子不要像自己一样被金钱奴役。丽莎的父亲重视学习本身，母亲却把学习作为一条通往更好生活的道路，也许是因为她掌管着家里的经济命脉吧。
丽莎的母亲总是努力筹措资金来满足孩子们参加课外活动的要求。高中时，丽莎想加入曲棍球队，于是母女俩徒步去运动用品商店采购装备。在收银台，丽莎母亲的信用卡一张接一张都被拒绝了。“我妈哭了，我也哭了。”这段经历给丽莎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她再也不想处于那样的境地。
最后，丽莎认定，学业良好是她获得经济保障的最佳途径。相反，她妈妈关注的重点则是，教育和社交礼仪如何可以帮助丽莎吸引到一个有经济保障的丈夫。丽莎说：“我妈妈是一个极端的完美主义者，她也期望我们，尤其是作为大女儿的我，臻于完美。我猜想，那是衡量女人可以成为优秀妻子的标准。”
尽管丽莎最终变得富有的途径与她母亲设想的不一样，但基本哲学相同：经济保障很重要。
帕梅拉的祖母也很重视经济保障，但她为帕梅拉设想的策略与丽莎妈妈教女儿的策略恰恰相反。在帕梅拉生长的家庭和文化中，女性依靠男性的经济支持，基于这种依赖，她常常感到被困住了。正如祖母经常说的，独立是帕梅拉最大的梦想。
帕梅拉说：“我只想要一间自己的公寓。”这个保守的目标是她专注的焦点。
帕梅拉的祖母阿布丽塔向她保证，女性如果经济独立，其他就没什么好担心的。“祖母会说：‘让婚姻成为你的选择。我永远不希望你因为必须给孩子一份稳定感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而被迫结婚。我希望你赚足够的钱，这样你就可以选择和喜欢的人在一起。’我知道，对很多人来说。这句话可能没什么力量，但放在我们的文化中它非常有力量。”
帮助改善他人的生活
大师级父母传授给孩子的第三个哲学思想是，矢志改善他人的生活。拥护这一理念的许多父母尽管出身贫寒，但还是取得了人生意义上的成功。因为作为成人，他们现在拥有稳定的经济收入，知道自己的孩子也有机会取得成功，他们更关心的是确保孩子明白，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这些机会，孩子们长大后有责任帮助他人改变周围的这种情况，或者至少做一些事情让世界变得更好一些。
外交官大卫·马丁内斯的母亲卢和父亲李·彼得斯都是法律界人士，事业都很成功。但他们的出生环境都不那么完美：卢的家在新墨西哥州的一个贫穷社区，李的家住在得克萨斯州的奥德萨，李的英国裔父母有钱但暴虐，李后来离家出走了。大卫的父母认为，应该让儿子知道生活困难是怎么回事。
“我们总是告诉孩子，天赋高责任就大。”李说，“我们试图给孩子们灌输一种责任感，让他们为整个社会、为所有人做正确的事情。我认为，这一点他们俩都以自己的方式做到了。”
李、卢、大卫和弟弟丹尼尔，他们一家四口到当地的救济厨房当志愿者，并积极参与教会活动。
大卫说：“高中假期期间，我在圣经学校教小孩子足球，因为那是我的激情所在，对我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大卫从父母那里学到了帮助他人的习惯，因此他在大学时做了大量的志愿者工作，甚至在亚利桑那大学商学院发起并成立了“改变日”（Make a Difference Day）。现在，这个社团每年吸引的志愿者达1 400人。大卫说，他的动机“源于一种责任感，以及希望作为一个有意义的贡献者回馈社会。因为我的父母和我的信仰告诉我，帮助他人是我的义务”。
大卫记得，大学期间他在一家《财富》500强公司完成了实习，尽管这是一次愉快的经历，但他意识到自己并不觉得满足。“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我都会想，这就是我人生的全部目标吗？”6个月后，他加入了和平队（Peace Corps），然后，为了成为外交政策专家，他申请就读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并被录取了。
大卫在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是受人尊敬的外交大使。“教授告诉我，我最重要的目标不是坐在办公室里，而是成为服务于美国人民的外交官，用教授的话说，我应该到一线去。”
大卫照教授的话做了。在2013年和2014年，时年30岁的大卫被派往巴格达任外交官。他和几名美国外交官一起，负责审查并给伊拉克公民颁发签证。他的任务是决定谁可以移民、谁不可以移民。面对一生中最棘手的局面，父母教导的哲学常在心间回响。
正如大卫所说：“这是一个完整的循环，因为这是父母一直以来对我的教诲。‘力量越大，责任越大。’小时候听起来觉得这话陈腐，但当你坐在那儿看着一个人，看着他们哇哇大哭的孩子，那份责任感绝不会转瞬即忘。事情就摆在你眼前，你必须做出选择。”
像大卫的父母一样，德尔的父亲也是历经磨难才攀上了高峰。德尔的父亲是家中的86个（不是笔误）孩子之一，出生在加纳共和国北部一个名叫纳多姆的贫穷村庄。德尔的父亲说：“当时，一夫多妻是常态。父亲死后，老师们收养了我。他们看到我的潜力想要栽培我，他们支持我，鼓励我。我的成功全靠他们。”
德尔的父亲从一个沿街叫卖肉串的小贩，成了意大利医科大学的学生。他给欧洲的外交大使们看病。红衣主教、后来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成了德尔父亲的导师。特蕾莎修女也是他的导师和朋友，在特蕾莎修女的鼓励下，他离开意大利返回非洲，成了一位人权活动家。虽然德尔的父亲在加纳行医的年收入只有12 000美元，但在那里也是一份不错的薪水，远比加纳的大多数人挣得多。
像德尔的父亲这样改善了自身生活质量的父母，他们以与孩子分享自己来之不易的生活为荣，但他们不允许孩子把优越的生活条件视为理所当然。
德尔的父亲说：“我坦诚地把我对生活和现实世界的看法告诉儿子。”这种做法让德尔认识到，世态存在问题，自己有责任帮忙解决。德尔的父亲夜以继日地帮助难民时，就把这样的情感和哲学传递给了自己的儿子：所有的生命都重要。
这些以服务他人为导向的父母通常专注于自己的人生使命，有时候不在孩子身边，或者与子女在情感上会比较疏离。
这种缺席似乎会破坏战略式教养法则，但是家长处理与孩子相伴时间的战略水准，也就是说，他们利用这段时间的整体质量，比他们陪伴孩子时间的多寡更为重要。扮演哲学家角色的家长刻意分享他们的思想，并提出问题让孩子思考，他们认真思考未来与孩子进行什么样的谈话，以及孩子曾经问过什么样的问题，这样他们就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将来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
书中提到的一些高成就孩子，特别是男性，他们的父母以自身责任为中心，缺乏陪伴孩子的时间，这种情况对亲子关系是一个痛点。哈佛大学“父母如何养育我”项目的一些参与者表示，他们深受经常外出工作的父亲或母亲影响，但也渴望有更多的时间和他／她在一起。例如，有位年轻人的父亲是韩国著名政治家，他父亲对工作的奉献度、智慧，以及教给他的思想和世界观，都给了他深刻的影响，但他渴望和父亲有更多相处的机会。这位年轻人自己现在已经成为爸爸，住在韩国后他可以更好地理解父亲为什么那么忙碌了，尽管他打算与自己的孩子建立更亲密的关系。
夸尔斯希望他光芒四射的农场主父亲更善于表达，德尔希望他忙碌的父亲在家的时间多一些。德尔说，小时候母亲花了无数的时间教他读书和数数，而父亲没陪他多少时间，所以父母离婚时他选择随母亲一起生活。德尔和父亲的关系一度破裂，后来才又亲密起来，但他并不否认父亲对他的成功发挥了强大的影响力。父亲的缺位向德尔表明，这位哲学家家长对自己的使命多么严肃认真，仅仅这一点就是他灵感的来源。如果把哲学家家长移出孩子的生活，换成另外的人，这个人总是在家但对工作不那么投入，因此他也就会缺乏魅力，那么夸尔斯和德尔这样的人就不太可能受其影响，不太可能如此富有进取心，如此关心他人。
这个看法同样适合于马尔沃姐妹。CNN记者苏珊娜·马尔沃的母亲精心照顾她和孪生妹妹及两个小弟弟时，父亲经常工作到很晚才回家。苏珊娜的父亲是医生和霍华德大学医学院前院长，苏珊娜和她的双胞胎妹妹苏泽特明白父亲为什么工作时间那么长。除给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之外，父亲还有更远大的目标。
“我们理解爸爸是在帮助他的‘大家庭’，帮助黑人社区。”苏珊娜说，“他出生的地方很穷，人们没有良好的医疗条件，会因为得不到救治而丧命。那里实行种族隔离，所以我父母都亲历过低人一等的生活。爸爸做了医生后，亲戚、表兄弟姐妹、朋友都会问他：‘哦，你可以看看谁谁谁吗？’‘你可以治疗这个病吗？’”当然，他从不推辞。
哲学家父母赋予孩子使命感
大师级父母的世界观是高成就孩子自身哲学思想生长的沃土。在无数次谈话中，父母的想法和价值观注入了孩子的大脑，好比矿物质是幼苗成长的基础一样。成人以后，高成就孩子的哲学观可能与父母有所不同，但哲学家父母的世界观是孩子的思想基础，并反映在他们的人生目标和人生选择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