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这正是纽瑟姆家族令人大惑不解的地方。从表面上看，对于小女儿登上全球新闻的行为，外人很难理解林恩和克拉伦斯·纽瑟姆这么温文尔雅的教育家起了多大作用。
林恩回忆说：“我们吓坏了。”
2015年6月27日清晨，林恩和克拉伦斯接到大女儿吉娜的电话：“快打开电视！”他们夫妇惶恐地看着30岁的布里估量了一下有9米高的旗杆，然后把飘扬在南卡罗来纳州议会上空的南方邦联旗帜取了下来。
“我妻子差点儿从床上掉下来。”克拉伦斯说，“我那一刻的反应是上气不接下气，因为我知道布里有能力做这种事情。我担心她有危险，这可是第一个脱离美国联邦的州政府啊！我太了解南卡罗来纳州了，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举动。”
旗杆顶部的布里听见聚集在下面的警察喊她下来：“马上！”据布里说，一名警官要其他人对她实施电击来制服她。
那是早晨6点左右，是南方一个典型的闷热的上午。布里说：“我无法想象我体内奔涌着多少肾上腺素，但我只专注于手头的任务。”
布里的伙伴、30多岁的白人詹姆斯站在下面，他抱着旗杆，不让警察电击布里：“如果你要电击她，就得先电击我。”
布里已经接受了几种可能的结果：“我经历了一个与上帝和解的过程，欣然接受我那天失去生命的可能性。”
然而，布里的父母没有时间思考整个过程，他们为女儿感到害怕，这种情绪使他们更不容易看到自己对女儿的行为产生了什么影响。林恩特别担心布里把自己置于了极大的危险之中。克拉伦斯现在常常取笑妻子的第一反应。“你的表情明显有这个意思，”克拉伦斯回忆说，“等我来接手这件事……”
林恩半开玩笑地说：“我要打布里的屁股。”
然而，看着布里爬上旗杆时他们注意到：布里穿戴着防护装置，包括头盔和安全带。旗杆下面似乎还有人给她把风。这一切都表明，布里并非轻率行事，也不是孤身一人，而是有意为之，并且他们是一个团队在行动。慢慢地，他们对事情有了更多的理解。“这反映了多年来我们间的谈话，以及她和妈妈的对话，”克拉伦斯说，“我们谈论承担社会责任的方式，以及什么是诚实正直。她反复思考了这件事情。”
这引起了克拉伦斯的好奇心。他想，布里是怎么做成这件事的？她是怎么瞒过父母的？她又是怎么瞒过其他人的？站在旗杆下面给她把风的那位伙伴是谁？
布里和其他9名活动人士最初是在网上认识的，他们几天前才聚在一起商讨行动计划。布里在马里兰州长大，但当时住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这是她父母出生并长大的地方，小时候她在这里过夏天。克拉伦斯和林恩经常谈起他们的家族历史，所以布里知道她是生于斯、卒于斯的奴隶的后代。布里是非洲裔美国人，又与南卡罗来纳州人有联系，因为这两个原因，伙伴们提议由她攀登旗杆，她应承了下来。旗杆下面的詹姆斯·泰森和布里刚刚认识，受命为她警戒。
布里和其他团队成员谋划实现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取下那面南方邦联的旗帜。他们认为，任何人，尤其是前奴隶的后代，永远都不应该再看到象征白人霸权的旗帜在议会上空飘扬。
林恩和克拉伦斯都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于希望孩子具备什么样的品质他们从来就有清楚的认识。这对夫妇不仅希望孩子聪明，还希望培养他们的人生目标和意义感。在这对夫妇的愿景中，女儿会利用自己的才能帮助他人，继续为社会正义而奋斗。
大女儿吉娜还是婴儿时，克拉伦斯抱着她去后院散步，让她认识周围的世界，指给她看树木、天空和飞鸟。克拉伦斯会对着还是婴儿的吉娜柔声低语，细数她会具备的所有美好品质，以及会做的各种令人惊叹的事情。长大后，吉娜成了一名精神科医生。女儿们还很小的时候，夫妻俩就给女儿们讲述黑人的历史、他们参与的志愿服务、克拉伦斯的神职工作，以及社会正义的重要意义。
从哲学角度讲，在许多方面，布里并没有跑偏，她酷似父母。克拉伦斯是一位职业历史学家，林恩本人是一位业余历史学家。他们都喜欢了解自己的家族故事和黑人的历史，尤其是南、北卡罗来纳州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因为他们都来自那里。林恩说：“有些人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奴隶的后代。我觉得，作为这些如此强大的人的后代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林恩和克拉伦斯两人在杜克大学相识并结为夫妻。那是20世纪70年代，他们俩都是校园抗议运动的积极分子。
克拉伦斯最终找到了当牧师和神学院教授的机会。那天早上去议会的路上，詹姆斯帮助布里翻越栅栏时，布里的手被轻轻地刺破了。一定程度上，也许是因为克拉伦斯在女儿成长过程中的教导，布里觉得手被刺伤具有象征意义，这件事与她2012年接受的精神救赎有联系。布里也把自己做的事看作一个象征，这事虽然很危险，但却有引起巨大变化的潜力。
除了站在旗杆下面的詹姆斯，其他团队成员都在附近假装慢跑。尽管如此，在往上爬的时候布里还是抑制不住心头的恐慌。布里知道，如果取下旗帜自己肯定会被逮捕。这点她倒不害怕，因为以前她参加抗议运动遭到过逮捕。“我最担心有义务警察，我怕他带着枪来。我要的和平是精神性的和平。我相信主会把我从这种局面中解救出来。”
布里之所以不安还有另一个原因。10天前，21岁的白人迪伦·S.鲁夫（Dylann S. Roof）在查尔斯顿射杀了9名黑人。当局发现了鲁夫的网站，其中有一张他拿着手枪和反政府旗帜的照片。照片和谋杀事件再次引发了激烈的辩论，人们争辩是否应该取下议会大厦的邦联旗帜。遇难者葬礼那天，旗帜仍然高高飘扬，州政府连下半旗都不肯，布里和她的伙伴们决心亲自把它取下来。布里大汗淋漓，胸前系着保护带，头上的头盔盖住了她长长的拉斯塔法里式发绺。她活像一个伐树工人，在万众瞩目下爬上了旗杆。
布里爬到旗杆顶端，解下旗子，用双手举起，高呼：“这面旗子必须取下来。你带着仇恨、压迫和暴力攻击我。今天，这面旗子取下来了。”布里一下到地面就被警察制服了，警察立即以破坏议会大厦纪念碑的名义逮捕了她和詹姆斯。戴着手铐的布里被带走时，电视台的工作人员问了她许多问题。
还不到1小时，保安就又把旗帜升起来了，亲集会的支持者举着旗帜把布里刚才站的地方挤得水泄不通。但是，布里的行为产生了更大的影响，病毒式的传播一下子把布里这个社会活动人士、音乐家和电影制作人变成了“巨星”。在她被逮捕后的1小时内，人们就为她筹集到了6万美元的保释金和诉讼费，不到24小时，民众为她募集的保释金和诉讼费已达10万美元。一位著名的电影导演打来电话，洽购她人生故事的版权。布里摘下旗帜的1个月之后，南卡罗来纳州众议院投票决定采取该州多年来一直拒绝的做法：永久取下旗帜。
克拉伦斯和林恩终于和仍在监狱里的布里通上了电话，布里一开口立刻就让他们放松下来了。布里礼貌地对他们说：“如果我真的让你们担心了，对不起。”不等克拉伦斯开口说话，她继续说，“爸爸，在你问我任何问题、说任何话之前，有件事我想让你知道。”
“我说：‘好吧，什么事，布里？’”克拉伦斯回忆道，“布里说：‘我一生都在听你讲授和宣扬自由、正义，说主会保护你，我希望你知道，我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
哲学家父母指引孩子的人生目标
布里牢记父母的教诲，并以一种他们无法想象的方式在生活中加以运用。像布里一样，贾雷尔领受母亲伊丽莎白的教导，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建构。伊丽莎白聚焦于一个要旨：贾雷尔需要在学校表现出色，以期将来能摆脱贫困。贾雷尔的确出类拔萃，但是，他知道，还有其他很多贫困儿童也需要机会。贾雷尔想尽可能得到最好的教育，不仅是向其他贫穷的黑人孩子表明，他们也应该得到同样的教育，而且要直接帮助他们获得这样的教育。这成了贾雷尔的人生目标。
从15岁开始，贾雷尔逐渐产生了这个人生目标。他最早有这个想法是在被霍肯高中录取的时候。这所精英预科学校地处郊区，学生以白人为主。老师和其他对这所学校有所了解的成年人众口一词：上霍肯中学意味着置身于“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中间。在那里，贾雷尔的头脑可以得到锻炼。
“我对此充满期待，因为我一直是最优秀的学生。所以我心想：‘好吧，我要去那儿见识不一样的东西。我不知道那会是什么样子，但一定会很好。’所以我去了霍肯，但我发现这里的孩子并不比我在东方技术高中认识的孩子聪明。只不过他们有好的导师和各种不同的机会。”
去霍肯访问后，贾雷尔回到了以前的东方技术高中，这是一所以黑人学生为主的特色学校。
“在英语课上，老师科尔珀太太的目光停留在我脸上，我想她在观察我的表情。她说：‘贾雷尔别难过，这儿也没那么糟。’其实，我一点儿也不难过。我很愤怒，因为从小到大我都觉得，要得到什么东西必须努力奋斗，而且，我得不到某样东西往往并不是因为我不努力，而是因为没有足够的钱。然后我去了霍肯，看到了那些据说比我优秀的孩子，但他们并不比我优秀。他们只是有更多的钱。”
“现在我坐在科尔珀太太的课堂上，回到了和我一起长大，永远没有那种机会的人中间，眼看我的老师们腰都累断了，也永远没办法给予我们那些富有的孩子拥有的东西。只是因为钱，我觉得这不公平。我们是黑人孩子，他们是白人孩子。事情已经过去15年了，我觉得那股怒火还在心中燃烧。”
然而，贾雷尔说这与种族无关，“在我的生活中，白人给了我很多帮助”，这事关阶级和不平等。对待他这样的孩子，霍肯为数不多的中产阶级黑人孩子和富有的白人孩子一样傲慢，黑人孩子的态度甚至更加傲慢。
第一次访问霍肯的情境至今仍然历历在目：弥漫着的财富、特权。贾雷尔说，这个世界出了问题，“我感到我必须修复它”。
成长于市中心，同时也上预科学校，后来进了哈佛大学，在哈佛上学时又打扫厕所赚取额外收入，这样的经历给了贾雷尔一种独特的体验，让他能够“从许多不同的角度看待世界，知道了不同阶层的人从不交集、互动”。贾雷尔说：“我的工作就是尽我所能，让这两个世界交集、互动。我所持的观点是，从弱势群体的角度看如何才能使社会的底层阶级生活得更好，至少活得下去。”
作为芝加哥的一名年轻校长，贾雷尔的哲学是，自己有义务教其他贫困儿童摆脱贫困的方法。他在为学生做的是他母亲曾为他做的事情：消除他们的疑虑，让他们相信应该以自己选择的方式获得成功，同时培养他们的能力和自信心，确保他们追求并实现那种成功。
哲学家父母的馈赠
如果大师级父母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充分实现自我的高成就者，那么，哲学家是战略式教养法则中最重要的角色之一。就对孩子的塑造水平而言，哲学家父母与早期学习伙伴不分上下。
如果没有哲学家父母帮助孩子形成指向个人北极的内在罗盘，那么，即使是最聪明的孩子也不太可能对他人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
回顾一下，充分实现自我=使命感+自驱力+才智。哲学家父母引导孩子追求有意义的人生使命，连同才智和自驱力，构成了塑造高成就孩子的关键因素。这也预示着他们最终可以给世界留下什么样的财富。
10 角色6：榜样
言传身教的力量
“当扮演榜样角色时，大师级父母向孩子示范了他们可以追求的品质，并通过影响而非强迫把自己的品质传递给下一代。”
盛产拖拉机驾驶冠军的夸尔斯家族
一年一度的肯塔基州博览会上，长达4小时的拖拉机驾驶比赛是最激烈、最受人瞩目的活动，至少对夸尔斯家族来说是如此。瑞安·夸尔斯祖母家的起居室里有一面墙专挂赢得比赛的亲人们的照片。在这个家族里，没什么能取代奖杯的地位。夸尔斯的父亲、两个叔叔，以及几个堂兄弟都是往届比赛的获胜者。夸尔斯心想，如果有一天他有了儿子，他一定会鼓励儿子长大以后参加这个比赛。
夸尔斯通过观察并向父亲学习了赢得比赛的所有知识。夸尔斯的父亲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农场主，他出生于一个农业社区，家族世代务农两个多世纪了。夸尔斯的父亲非常优秀，在大学学的是农学，直到今天，对于依靠土地为生的人，他仍然是最激情洋溢的代言人。像许多人一样，夸尔斯的父亲也战胜了巨大的挑战。
20世纪60年代末，夸尔斯的父母在肯塔基大学相识，他们都是各自家中的第一个大学生，成长过程中都经历过贫困，有时候家里连自来水都没有。即使上了大学，夸尔斯的父亲仍然很贫穷，连学生宿舍都住不起，只能栖身在农业学院的温室里艰难度日。
获得学士学位以后，夸尔斯的父亲继续学习并拿下了农学硕士学位，研究美国早期大豆的商业化。但夸尔斯的父亲选择继续攻读硕士学位还有另一个原因——他的未婚妻当时在读护理学，比他低两个年级。
后来，夸尔斯的父母买下了一个农场，养育了两个儿子。夸尔斯的父亲一直在向儿子们示范什么是细致和勤奋，在夸尔斯为拖拉机比赛做准备时，这两种品质发挥了关键作用。拖拉机比赛不仅包括障碍项目，还包括考察驾驶安全和发动机维护技术的书面测试。身为拖拉机比赛冠军，夸尔斯的父亲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根据经验，他知道夸尔斯肯定会在考试中取得优良的成绩。他鼓励夸尔斯，夸尔斯最终的确做到了，但那是在花了多年的功夫之后。
然而，专门针对驾驶的培训更为艰难，想要成为行家里手，很早就需要开始准备。夸尔斯说：“记得我8岁就开车上路了。大多数在农场长大的孩子会告诉你，他们9到10岁就开始学习驾驶拖拉机了。”
为了提高挑战难度，比赛要求操纵挂在拖拉机后面的拖车。这是一辆40马力（1马力≈735瓦特）的约翰·迪尔牌拖车。夸尔斯和哥哥刚上小学时，父亲就向他们展示了这项壮举。但是拖拉机比赛竞争异常激烈，裁判们还在地面上打洞，在洞边上放高尔夫球。夸尔斯说：“如果拖车或拖拉机擦到了洞，高尔夫球掉下去，就会被扣掉很多分。如果碾到球，扣的分就更多了。你只有2.5厘米的空间，要把一辆3米高的车倒进一个虚构的棚子里，规则非常严格。”为了做好准备，每天干完农活后，夸尔斯就和哥哥在农场设置障碍赛道，用烟草棒作为障碍物进行练习。
夸尔斯的父亲身高1.9米，话不多，但要求很严格，他是严肃农民的最佳样本。农场的日常生活都围绕劳动展开，但是夸尔斯和父亲一起为比赛做准备的那些时光非同寻常。夸尔斯说：“那段时光有很多美好的回忆。”
夸尔斯的父亲要确保儿子有参加比赛所需的工具，也就是要有一辆约翰·迪尔牌拖拉机。“父亲抽时间去经销商那儿租了一辆拖拉机。他抽出自己的时间，帮我实现这项追求。这听起来有点儿傻，但我认为，这和父母带孩子参加乐队的独奏会、比赛、选拔等是一回事。”
夸尔斯的父亲知道，这个比赛不仅仅是场游戏，为之做准备的过程会教给儿子驾驶拖拉机所需的耐心、熟练度和拖拉机养护技巧。
夸尔斯每次参赛父亲都在场。夸尔斯落败后，父亲批评了他，父亲可没有顾及儿子的感受，说话直截了当。夸尔斯明白父亲的意思，尽管他从来就不爱听。夸尔斯喜欢母亲那种更敏感的反馈方式，以及具体、详细的解释。
夸尔斯最终赢得了拖拉机比赛，“但我花了好几年时间”。第一次获胜是1997年，当时夸尔斯14岁；4年后的2001年，他又一次赢得了比赛。第二次在肯塔基州的比赛中胜利后，他又在普渡大学全美拖拉机比赛上胜出。“我哥哥从来没有赢过。直到今天我还会说起这件事。这不仅是吹牛的资本，也与追随父亲做他做过的事情有关。”
对父母的最高评价：“我希望像他们一样”
扮演战略式教养法则中的第六个角色，即扮演榜样角色时，大师级父母示范了孩子可以追求的品质。夸尔斯的父亲向孩子示范了自力更生、坚韧和智慧。在为争取公职参加的几次竞选中，夸尔斯体现出了这些品质。埃丝特·沃西基示范了勇敢无畏的精神，在登上科技和医疗事业巅峰的过程中，她的3个女儿都充分体现了这种精神。在特蕾莎修女的亲自指导下，桑谷·德尔的父亲为社会正义事业做了精神奠基工作，德尔以自己的方式，通过商业和慈善事业继续把这种精神发扬光大。
有趣的是，家庭的示范作用可能会以料想不到的形式体现出来。我们将会看到，家庭里最重要的榜样并不总是父母，有时是兄弟姐妹、祖父母、从未谋面的叔叔，甚至是逝去很久的先祖。有时，高成就孩子受到的最大的启发来自一种世代相传的家庭特点：对农业技能的掌握、从艰难生活中复原的能力，或者为社会正义而战的信念。而在所有榜样中最有影响力的往往还是父母亲。
社会学习理论认为，孩子学习主要来自观察，比如观看他人行动、听取他人言语，然后再模仿，这是孩子们追随父母的第一次实践机会。社会学习为孩子提供了一个基础，他们可以从中形成有关自身潜力和决定的假设。大师级父母示范了做事的方式，孩子有意无意地模仿学习。例如，一位父亲热爱棒球，一到周末他就成了球场战将或教练，给孩子们示范了什么是情感投入和艰苦努力，最终引导儿子、女儿在高中时成了杰出的球员。
愤世嫉俗者可能会说：“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毕竟很多父亲会带孩子去棒球场练球。”每个农家男孩都学习驾驶拖拉机，但夸尔斯父亲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和本书中的其他大师级父母一样示范了最高的标准。从父亲的日常行动及他讲述自己参赛经验的故事中，夸尔斯意识到，不管是参与并赢得州里的拖拉机比赛冠军，还是做个一流的农场主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夸尔斯的父亲热切希望孩子们传承勤劳节俭的家庭传统。从管理家族生意的细枝末节、掌握农产业经济，到展示如何掌控大型轮式机具，他都示范了如何才能做一个优秀的农场主。在业务讨论中，夸尔斯发现其他农场主对父亲的聪明才智赞赏有加，他不禁在脑海中想象自己身处父亲那种地位的感觉。如今，夸尔斯的影响力比父亲或者自己当时想象到的水平更为深远。
夸尔斯相当于农场主版的棒球明星德里克·杰特（Derek Jeter）——在成长过程中，两个年轻人都和父亲长时间相处，具有了他们父亲示范的技能，因此都成了同龄人中的佼佼者。
像夸尔斯的父亲一样，德里克的父亲查尔斯·杰特对他和儿子的共同爱好满怀热情。查尔斯也是菲斯克大学棒球队的游击手。德里克在8岁左右看到了父亲的剪贴簿，查尔斯告诉德里克，如果他够努力，他也可以制作一本自己的棒球剪贴簿。
德里克也成了一名棒球游击手，他公开说：“我希望像父亲一样。”
查尔斯是一名滥用物质顾问，同时还是一名少年棒球联盟球员的家长，担任儿子德里克的棒球教练和女儿的垒球教练。在把德里克打造成顶尖运动员和优秀学生方面，查尔斯发挥了奠基性的作用。
查尔斯从不强迫德里克打棒球，但在德里克很小的时候他就意识到儿子对棒球有热情，也有天赋。从那时候起，查尔斯就致力于帮助德里克实现他的棒球梦。此外，因为德里克对棒球的执着，查尔斯得到了儿子的充分关注，在他们一起击球和接球的时候，查尔斯示范了他希望德里克拥有的其他品质。
德里克说，无论是作为棒球教练还是作为一个了不起的爸爸，在球场内外，父亲都教给了他良好的体育精神、善良、纪律和公平等品质。
一旦孩子对某位家长有高度的评价，他们对未来自我的想象中就会反映那位家长身上最令他们钦佩的品质。大师级父母的孩子就是这样。
说到底，家长的品质在孩子身上的这种反映，出自孩子无数次观察家长做选择的方式，以及家长在倾听、沉思或给予反馈时分享给孩子的想法。孩子的愿望接近于家长对他们的期望，并不是因为家长要求他们这样做，而是因为孩子对家长很钦佩。像夸尔斯和德里克的父亲一样，作为榜样，大师级父母通过影响而非强迫，把自己的品质传递给下一代。
再好的说教，也不能替代良好的示范
弗洛伊德·马尔沃（Floyd Malveaux）曾是霍华德大学医学院院长，CNN记者苏珊娜·马尔沃和法学教授苏泽特·马尔沃的父亲。1966年12月，双胞胎女儿出生时，弗洛伊德正在密歇根州立大学攻读微生物学博士学位。他的妻子墨娜成了女孩们的主要照顾者和学习伙伴，但弗洛伊德为女儿们树立了一个勤奋和尽职的典范，并把这些品质传递给了4个孩子。
弗洛伊德以直接展示的方式向孩子们传递这些品质。苏泽特和苏珊娜从小目睹父亲一步步在医学界崭露头角。无论是身着西装出门还是在书房埋头读书，抑或穿着工作服做实验，弗洛伊德都是“尽职尽责”的缩影，是一个真正的专业人士和勤奋的工作者。
弗洛伊德要去华盛顿特区的霍华德大学医学院就职，一家人便离开了密歇根州。虽然双胞胎姐妹当时还很小，但她们观察到了家庭面临的艰难变化。她们也明白，如果父亲要当医生这些变化是必要的。后来，为了她们的教育，一家人又需要做出改变。为了赚取支持两个女儿将来的大学学费，弗洛伊德辞去医学院的职位创办了私人诊所。他说：“她们必须明白，为了获得良好的教育，必须做出某些牺牲。”
女孩们也见证了父亲对服务他人的忠诚。她们的感受并不限于观察父亲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也包括父亲与其他前来家里拜访的医生的交往，以及每年去父母各自家乡的旅途见闻。
在孩子们成长的过程中，弗洛伊德一家人每年都千里迢迢驾车去路易斯安那州拜访那里的亲人。弗洛伊德想要确保孩子们体验到让他产生了强烈责任感的人、地方和故事，让他们进一步争取种族平等。
弗洛伊德解释说：“我希望他们了解家人、亲朋，因为我们在华盛顿特区没有真正的亲戚。我想让他们了解自己的文化，了解我和妻子在路易斯安那州不同环境下的成长历程。当然，我也想让他们认识到，我们所做的一切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生活，还可以一定程度上改善仍然生活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家乡人的生活。这些人为路易斯安那州，以及整个美国南方的发展努力着。”
弗洛伊德在追求事业梦想时心里非常清楚，孩子们正在一旁看着自己，他因此会更加卖力。离开霍华德大学医学院开办自己的私人诊所时，他还让孩子们参与自己的医疗工作。所有的孩子都参与帮忙：女孩子做接待员，男孩子加入门卫团队。孩子们在那里目睹了父亲的全部工作，从构思一个想法并将其贯彻到底，到领导一个团队并赢得员工的尊重，这些都指导着他们未来的做为。弗洛伊德教会孩子们如何瞄准一个目标，然后完成它。
孩子们最好的学习方式是观看别人做事。充当哲学家角色的父母传达了哪些事情好、值得做，由此给出孩子选择特定人生目标的理由，但对于如何具体实现目标，他们几乎不给孩子任何指导。再好的说教也不能替代良好的示范。
想象一下，如果夸尔斯的父亲解释如何在4小时的比赛中避免碾着那些高尔夫球，而不是坐上拖拉机实实在在地展示给夸尔斯看，情况会怎么样？
穿越时空的榜样
想到榜样的问题时，我们倾向于关注孩子此时此地的所见所闻，其实，祖先的故事也可以产生类似榜样的影响力。我们访谈的高成就孩子往往对家庭历史耳熟能详，不止一个人在祖辈中找到了激励人心的榜样。
外交官大卫·马丁内斯小时候使用父亲的姓彼得斯，但在情感上他更偏向母亲的马丁内斯家一边。“我们只是使用我父亲的姓，但我从小就跟母亲的娘家人交往，尤其是我姨妈，她跟我们讲马丁内斯家族的故事、新墨西哥州的历史，以及马丁内斯家的祖先是如何在16世纪90年代从西班牙南部来到这里的。在我生长的新墨西哥州北部，我们拥有如此漫长、连续的存在链，她们叹息，传到现在家族这一支有4个姐妹，只有两个姐妹有孩子，没人继承家族的姓氏。”
七年级时，大卫产生了一个想法。“我告诉父母我想姓马丁内斯，这样的话就有一个人继承马丁内斯一脉了，而我弟弟可以姓彼得斯。我父亲一如继往地支持我，说道：‘听起来这事你思考很久了，如果你想这么办那就这么办吧。’”
大卫也受到了外祖母的启发。在他出生之前外祖母就去世了，然而大卫说：“在我心目中，母亲是服务他人的典型，她最早告诉我，我的外祖母是她的楷模。”
大卫的外祖母虽然已经不在人世了，但仍然通过女儿间接地发挥了榜样的作用。在成长过程中，大卫看着母亲给无家可归者提供食物，见证她参加竞选并成了法官，也看到她为确保大卫和弟弟丹尼尔在青少年时期有机会为穷人服务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观察母亲扮演这些角色，就像看到外祖母在行动，做外祖母在同样情况下会做的事情。他母亲好像接力赛中的运动员那样，接过赛棒继续完成外祖母的使命。
别人同大卫谈到他外祖母时，“她们会眼角涌出泪水，然后告诉我，为什么外祖母是她们认识的最令人惊叹的人。”大卫说，“外祖母从来没有上过学。她在一所高中做午餐，给别人熨衣服，帮人家做清洁，补贴家用。”
大卫的外祖母是这种人：只要知道附近有人准备离婚，或者邻居与孩子发生了矛盾，或者有别的什么麻烦，她就会端上烤肉馅饼送到那人家里，只要他们希望交谈她就一直陪着。她把食物和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看作回报大家、照顾社区的方式。
对大卫来说，母亲和外祖母几乎有着同样的奉献精神。大卫说：“我妈妈乐于助人的精神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它像北极星一样指导着我的行动。你知道，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外祖母这样的人可以为很多人做很多事。如果她们不是把人生耗在抚养孩子、应付生活中的困难和疑虑，处理没钱、没机会的问题上，同时还要努力学习英语，想想她们能做多少事情。”
大卫的母亲会说：“大卫，现在你有很多机会，我们努力给你创造了那些机会，别浪费了。”“你一定要这样做。想想那些像外祖母一样的人，他们比你先来，让你拥有现在的条件。如果这有价值，你要做些什么事回报其他人？”在他听来，母亲的这些话不是强迫，也不是命令。
大卫说：“母亲让我牢记，任何世俗的成功都是空洞的，除非在生命的尽头，认识我们的人能够说我们做了一些正确的事，至于那些我们没做对的事情，同伴会予以弥补。”
2009年哈佛大学“父母如何养育我”项目的另一位参与者萨拉·里克林（Sarah Richlin）也受到了祖父母的启发。她谈到，祖父的故事影响了几代人。
里克林的祖父有8个兄弟姐妹，他们由贫穷的犹太单身母亲抚养长大。里克林的祖父靠着卖鞋之类的零工挣钱，读完了医学院。里克林祖父的兄弟姐妹一旦找到工作就都给他钱，帮助他继续读书好成为一名医生。但在被医学院录取之前，里克林祖父的未来还不明朗。这是一个没钱、没社会关系的年轻犹太人靠着意外和勇气摆脱贫困的故事。
一天晚上，里克林的祖父在一个陌生人家里吃饭，这人碰巧是一位成功的医生。他把这视为一次免费用餐的机会，同时他也知道，要进入大学，医生的推荐信可以给他急需的帮助。晚餐结束后，离开之前他做了一个大胆的举动。他请求刚刚认识的医生帮他写一封推荐信，用以申请大学。
“那位医生说：‘看起来你是个很好的年轻人，而且很有动力，可惜我不够了解你啊。’我爷爷说：‘好吧，我完全理解。’”里克林回忆道。
里克林的祖父站起身来，步履缓慢地朝门口走去，就在他把手放到门把手上的一刹那，那位医生起身说：“等等！把文件拿给我签名吧。”
里克林家族里有许多成就卓著的人，她坚信，他们的成功源于受到了祖父勤奋、勇敢的人生经历的激励。从表面上看，这个故事仅仅涉及一个影响人生的关键时刻。但是里克林说：“我认为，祖父给我留下的教益是他对陌生人的感恩之心，以及反思和审视全局的能力。”
同样牵动里克林和其他亲人内心的是，一个人的行为，无论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采取冒险行动的决定，还是一个医生的善举竟然可以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这个故事不仅为里克林树立了榜样，而且也为家族的其他高成就者树立了榜样。类似于向陌生人求助这样的小事，如何可以给一个家族的几代高成就者开启一道机遇之门呢？
里克林的祖父成了一名医生，在经济上大获成功；大卫的祖母等其他的跨代楷模从来没有机会发挥潜力，但他们的奋斗对子孙仍然具有激励作用。
哈佛大学“父母如何养育我”项目的一位受访者谈到，他的祖母会说中文但不会说英语，祖母也从未上过学，但祖母创办了一家成功的零售企业。这位祖母的职业道德、毅力、真实的求生故事和商业上的成功，以及祖母对他努力学习的鼓励比父母的故事更能激励他，虽然他的父母都是大学毕业生。
还有一位高成就者受到了他从未见过面的舅舅的激励。这位舅舅年纪轻轻就当上了一家《财富》500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这个年轻人经常听母亲谈到舅舅，他刻意模仿舅舅走上了类似的道路，他还不到30岁就成了一家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高成就孩子受到家族中其他高成就者激励的地方，往往是在餐桌上。
在晚餐的大部分时间，布里·纽瑟姆的父母会谈论社区的时事新闻和家族的前尘往事。布里年纪不大，但这并不妨碍一家人进行餐间讨论。林恩说：“布里一出生就加入了讨论。”父母把布里的婴儿椅拉到桌子边，让她也加入谈话。晚餐的交谈贯穿了吉娜和布里的童年岁月。
克拉伦斯说：“孩子们听我们谈论祖先，称赞祖先们，并把祖先们视为榜样。这些交谈的内容传达了我们认为对生活和世界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布里攀登旗杆的行为反映了克拉伦斯的祖先在南卡罗来纳州参与的民权活动。
纽瑟姆夫妇不仅仅是交谈而已，还示范了他们希望孩子模仿的行为。
父母双双参与了“帮手”活动，这是一个食品发放公益组织。林恩说：“我们讨论所做的事情如何帮到其他人，确保布里、吉娜和其他孩子拥有同样的优势和经历。”
女儿们目睹了林恩为贫穷社区的孩子开设课外活动。克拉伦斯既是牧师，也是社区的领袖和代言人，后来还当上了霍华德大学神学院的院长。
林恩说：“我们不想创造神童，我们希望他们成为好人。”对林恩来说，“好人”指心地善良、关心他人的人，指和她自己的家人相似的人。布里的家人热爱历史，为自己的种族及身份感到自豪。林恩的母亲在约翰逊·史密斯学院的注册办公室工作。在历史上，约翰逊·史密斯学院是一所黑人大学。林恩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在学校图书馆度过了很多时间，她会大量阅读历史著作。她最喜欢的一位姨妈经常谈论家庭的历史和传说。林恩和克拉伦斯对孩子最大的希望是能够为别人代言，提升黑人的种族地位。
高成就者的祖先历经磨难：从美国的奴隶制、布鲁克林犹太人聚居区的贫困到新墨西哥州西班牙人社区的艰辛。他们觉得，如果自己不成功就没有尊重与生俱来的优越性，即他们觉得有义务坚持、继续家族的旅程。
传承家族“自豪”的遗产就好像经营一个成功的家族企业。从历史上看，家族生意不仅确保了家族成员的生存，也保证了企业所服务的社群的生活。价值观、经验与家族遗产一起代代相传，每一代新人都在模仿前辈的足迹，前人种树，后人收获果实并撒下种子，再留待后人培育。
家族精神：超人般自律的基础
每个家庭都会面临挑战，家族成员为克服挑战付出的努力，尤其是在挑战威胁到家庭生存时所做的事情，可以成为一个跨越家族几代人、几十年的工程。一个家族的代际工程可能是积攒足够的金钱以保护土地，抵御干旱；也可能是积累足够的教育，避免遭受经济剥削，或者为竞选政治家积累足够的影响力。
结果，这些代际工程会形成一种共有的家族心态。每代人都为这个工程做出贡献，培养了他们为孩子们树立榜样的能力和态度，也帮助他们更好地生存下去。
夸尔斯家族传承了一种自力更生的农业文化，这是他们过去几代人赖以存活的基础。在夸尔斯的记忆中，家人都秉持这些规则：“想得到什么就得自己去挣”“生活并不公平”“邻居拥有什么财产并不重要，你要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他们就是这样做的。
夸尔斯最早的学前记忆是关于劳动的。“你能想到的每项活动都与农活有关，都是体力劳动。我们去田里侍弄各种作物、捆干草。”夸尔斯一家人集体上阵，如果庄稼歉收就意味着过不成圣诞节。夸尔斯还不到5岁就跟着父亲和母亲邦妮·夸尔斯及哥哥克林特下地播种、喂养农畜了。
从6岁起，夸尔斯在农场的劳动价值每小时1美元。夏天的那几个月这项工作是固定的，一周7天，每天都要下地劳作。上学期间，他放学回家就参加劳动，有时候干到天黑才收工。夸尔斯先生有一本日记，用来记录孩子们的劳动时间。每年他都会把每个儿子当年的劳动时间加起来，减去所有扣除项，例如，如果孩子们打坏或弄破了什么东西，他就会扣除重新购买这件东西支付的费用，然后每个儿子会得到一张支票。为了确保记录的数字正确，夸尔斯像父亲一样做了自己的记录。如果记录有差异，他们会打平。
夸尔斯和哥哥满18岁后被告知得自谋生路。“我们没了财源。如果遇到困难，我们会从父亲那里得到一笔借款，将来连本带息归还。我们借过几次钱。”
夸尔斯的父亲似乎有些苛刻。他没有帮助孩子支付上大学的费用，但财务纪律是他一直传授给孩子的功课。多年来，夸尔斯观察父亲会如何处理金钱。他发现父亲会小心地攒钱，为下一笔银行贷款准备首期付款，或结清购买另一台机器的欠账。
美国农村家庭有世代传承农场的传统。但是，尽管夸尔斯家族在该地区生活、劳作了两个多世纪，由于家人的一个误解，夸尔斯的父母没有分到土地。这意味着夸尔斯夫妇必须从零开始。他们拥有技术、工作和积蓄的意愿，还有世代相传的自力更生的精神。他们从零开始逐步建立起经济基础，并掌握了更加富裕和独立的谋生之道，也丰富了夸尔斯的父亲担任领导、服务他人的方式。
年轻的夸尔斯以自己的方式像父亲一样节俭和纪律严明。高中时期夸尔斯担任班长，毕业时他代表毕业生致辞；他在农场工作多年，但只是偶尔给自己买一张CD，就这样他攒下了2万美元。
然而，夸尔斯的储蓄还是不够支付大学学费。父母不提供资助，夸尔斯只得申请奖学金以弥补不足的部分。“高三时，有3个月的时间我每天都带一台打字机回家，现在想想那些机器可老了。”他填写了75份奖学金申请表，开发了他所谓的“零碎的奖学金计划”。
最大的一笔奖学金来自著名的华盛顿大学。夸尔斯在温室找到父母，向他们报告这个消息。“我父亲开口说出的第一句话是：‘那么，你怎么支付其余的钱呢？’不是‘祝贺你’而是‘你得勤奋工作’，他一贯传达的观点是，如果想得到什么东西，就必须自己出去挣。”夸尔斯最终上了肯塔基大学，他父母和哥哥都毕业于该校，因为这所学校的费用低于他申请的其他许多大学。“我们把各种奖学金凑在一起终于上了大学，为了省钱我也在家里住了两年。”当然，他在农场劳动攒下的2万美元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夸尔斯在农场学到了勤俭节约的精神。父亲示范的这种精神是前几代人传下来的，它是超人般自律的基础，反过来又奠定了夸尔斯未来作为学生、政治候选人和当选官员成功的基础。
肯塔基州的天气不可预测，给夸尔斯的祖先带来了挑战；而奠定马尔沃家族心态的基础是路易斯安那州那完全可预测的种族制度与20世纪40年代贫穷的黑人克里奥尔文化（Black Creole Culture）。弗洛伊德出生于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小镇，最后成了霍华德大学医学院院长，他把这个变化的历程及自己的医疗实践归因于一种自豪的雄心，这种雄心贯穿马尔沃家族双方的4代人，他们都有一种“大智若愚”的心态，并且拒绝南方白人认为美国黑人低人一等的说法。相反，弗洛伊德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谁都不应该让别人践踏自己的抱负。
“我一直对教育感兴趣，但它根源于更早的过去，”弗洛伊德说，“我母亲是我真正的动力。母亲有6个兄弟姐妹，她出生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农村，那儿的大多数孩子不上高中，他们会在田间地头劳动。”
按照当时的习俗，弗洛伊德的母亲应该照顾弟弟妹妹而不是上高中，但她求助于教区的一位牧师，牧师帮助她改变了父亲的想法。“她真的为之奋斗，读到了高中毕业，然后在周末和夜间上学，拿到了学士学位，最终成为一名老师。”
在弗洛伊德小时候，美国南方农村的黑人被视为农工、对教育没有需求，种族间的社会关系受到“隔离但平等”的《吉姆克劳法》（Jim Crow doctrine）的严格限定。这是因为1896年，普莱西诉弗格森案中当局的裁定，公共场所单独的隔离设施并不必然等于不平等。
尽管弗洛伊德成长于路易斯安那州的小镇奥珀卢瑟斯（Opelousas），但他像母亲一样12岁就开始规划自己的教育了。“母亲的鼓励是通过以身作则体现的。她雄心勃勃地想做一些事情，我注意到了。我想，我和我妻子可能作为孩子们的榜样把一些特质传给了他们。”
像母亲一样，少年的弗洛伊德在小小年纪就对自己的未来做出了成熟的决定。13岁时他进入了神学院。他会琢磨自己是不是有号召力。“从大约12岁开始，我一直想成为一名牧师。我还认识到，路易斯安那州的教育，特别是路易斯安那州一个小镇的教育并不好。这是一个种族隔离的社会，所以很明显，我并不能选择学校。即使在那个年龄我也意识到，如果我想要得到良好的教育，接受我真正想要和需要的教育，那就不能待在这里。所以我当时去神学院的决定有双重意义。我确实想知道我是否有一种使命感，我对此进行了一番思考。然而，我也更想得到更好的教育。当时我认为，进入神学院实际上是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办法。”
结果证实，弗洛伊德没有继承这份使命。在神学院待了3年之后，“可以说，我回到了世俗社区追求学业。当然，我的学习、在大学教学及成为医生的执着都与服务他人有关，实际上，这同时也提高了我自己的智力。”
弗洛伊德作为一名父亲给女儿们示范了设定崇高的学习目标和服务目标的勇气，也培养了同样有作为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