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写家族历史新篇章
并非所有大师级父母都继承了他们希望延续的家族故事。有些人把重新书写家族故事作为更明确的目标。
查克的母亲伊莱恩认为，孩子不应该在大人面前多嘴，而伊莱恩的儿子还是个青少年时就已经在大庭广众下发表演说了；埃丝特·沃西基在一个正统的犹太社区长大，因为是女孩子而受到忽视，而埃丝特培养了3位伟大的女性创新者；贾雷尔的母亲伊丽莎白在寄养家庭长大，后悔自己高中没念完就辍学了。
像伊莱恩、埃丝特和伊丽莎白这样的父母以各自的方式动力十足地谱写了家族故事的新篇章。他们的目标是培养高成就孩子，像萨拉·里克林的祖父那样有朝一日成为激励后人的典范。他们达到目标的方式是示范那些不同于自己从小熟悉的行为。
埃丝特的女儿们以无所畏惧而闻名，这是她们在斯坦福大学校园附近成长的过程中向父母学来的。父母给女儿们示范了“引起轩然大波”是怎么回事：父亲斯坦扩宽了女儿们对宇宙起源认识的边界，而高中新闻学老师埃丝特则用她所谓的人生最重要的两个问题“为什么”和“为什么不”对公共政策发起了挑战。埃丝特说：“挑战的诀窍是知道问哪一个。”
埃丝特推着婴儿车挨家挨户抗议诸多不合理的事情，这样的情形并不少见。“他们在我家附近建设了一个住房项目，这个项目密度太大，不合适，我很不喜欢。我必须说服社区的所有人，我必须和大学抗争，我必须和城市抗争，我必须和联邦医疗机构抗争，我必须在所有不同的层次上进行抗争。最后我赢了。”
几个女儿目睹了这一切，埃丝特说：“她们觉得很有趣。”
埃斯特的做派及女儿们看着她处理的那些挑战，赋予了孩子们责任感，教导她们谨慎冒险的价值，并向她们证明了一个人有能力改变自己和他人的处境。埃丝特以实际行动教孩子独立。例如，她希望女孩们学会游泳，这样她们就可以在没有母亲监督的情况下独自玩耍了。如果孩子们识字，她们就可以跟着路标的指示走，如果迷路了就可以找到回家的路。会计算则意味着没人能骗她们的钱。这也是一种确保女儿学会与世界互动的方式，这种方式不同于埃丝特的父母教她的方法。
斯坦去欧洲工作，一家人随同前往，埃丝特要照顾3个不到5岁的女孩，忙得不可开交。“没有电话，没有电，我们的房子位于一个大农场的中心位置，头号邻居是奶牛，它就在窗外，抬眼就看得到。”埃丝特展示出勇挑重担的自信。“我必须让女儿们更加独立。”她说，“她们到处跑，我不知道她们在哪儿。”
埃丝特的回答是典型的冒险事例。她教当时年仅3岁和5岁的女儿学骑自行车时，没有用训练车轮。“我教她们骑车，免得她们撞到奶牛。你肯定没见过同龄孩子像她们那样独自骑自行车的。她们没用大多数人使用的训练车轮。如果你使用训练车轮，她们就会习惯它。但是，如果你教她们不用训练车轮学骑自行车，她们马上就学会了。学自行车的时候你只要扶着孩子，跑就行了。”
拒绝消极的可能自我
消极的榜样可以像积极的榜样一样发挥影响力，因为他们让人知道哪些事情不要去做。社会心理学家达夫娜·奥瑟曼（Daphna Oyserman）称之为“消极的可能自我”（negative possible self），这种自我是你不希望成为的那种人：酗酒的叔叔、失业的堂哥、无精打采的邻居或毫无主见的配偶。
帕梅拉5岁之前由“一大群孩子”抚养，这意味着她有很多榜样可供选择，她模仿了抚养者的许多兴趣。
帕梅拉最喜欢十几岁的蒂奥·弗兰克林“叔叔”，他在一家汽车店上班，所以帕梅拉迷上了乘坐飞快的三菱汽车。另一个叔叔蒂奥·加德尔热爱美式足球，“所以我开始了解美式足球”。4岁时，帕梅拉宣布她最喜欢的球队是布朗科斯队。“我看过他们打球吗？根本没有。但我说：‘好吧，我也要选一支球队支持。’”
帕梅拉发现有两个姑姑热爱阅读，“所以我会拿起一本书说：‘哦，对，我不同意这一点。’我对我读的内容是什么根本不明就里，但我知道，我想模仿那种看起来酷而老练的行为。”
帕梅拉钦佩“安妮妈咪”。“安妮妈咪”爱听20世纪80年代的音乐，她钦佩“安妮妈咪”的表现力和独立，“以那种80年代野孩子的方式生活，”“尽管我会想：‘那也很酷，但我要稍微低调一点。’”帕梅拉的目标是，有一天找到一份工作并搬进自己的公寓，“所以我想，我模仿其他那些行为吧”。
甚至帕梅拉年轻的父母都充当了积极的榜样。尽管帕梅拉小时候在多米尼加共和国时父母并不常陪着，但她母亲后来成了一名记者，父亲则成了美国职业棒球运动员。“我会告诉自己：‘我有那种DNA。我做得到。’”帕梅拉回忆道。
那些十几岁的“家长”既给帕梅拉提供了一些模仿的对象，也向她展示了一些需要拒绝的方面。在帕梅拉进入青少年时代去美国生活之前，她已经意识到抚养她长大的那些青少年走的每一条路可以通向哪里，她知道哪些路自己不想走。“我觉得我没有犯很多他们犯过的错误，尤其是小小年纪就怀孕，或者其他各种错误，我觉得我已经经历过他们的每一种生活，因为我跟随着他们。”
当帕梅拉的祖母准备好所有的文件，可以把家人带到美国时，5岁的帕梅拉第一个和祖母团聚。祖母阿布丽塔成了帕梅拉的第一个成年监护人，帕梅拉认为祖母非常强大，她把家人带到了一个新的国家，帕梅拉希望像她一样。“我奶奶是原动力。她是个有力量的行动者，她是家里不可缺少的人。她像太阳，其他人围绕在她周围，所以，任何命令、任何动作、任何行动都来自她。她是主心骨。”
祖母阿布丽塔注意到，在与那几个十几岁的姑姑们共度的岁月里，帕梅拉养成了独立的个性。她希望帕梅拉保持并加强这种独立性，但同时也给予引导。
祖母给帕梅拉讲了一个故事。这是一个老故事，故事中的女孩不会做饭和打扫卫生。结婚以后，新婚丈夫发现女孩不会做家务，就把她“还给”了娘家。这是一个家庭耻辱的故事。
“我只是不想有人把我休掉，”帕梅拉说，“在我的文化中，如果你会洗碗做饭就是一个好妻子；如果你生很多孩子，你就会受到奖励，被视为了不起的人。我只是想：‘哇，在这方面我会不及格的，因为我不是那样的人。’”
阿布丽塔告诉帕梅拉，如果她经济独立就不必担心被“退回”。
帕梅拉的反应是尽可能多地学习，高中毕业时，她是毕业生致辞代表，赢得了一所常春藤盟校的奖学金。她也终于有了自己的公寓，这是她认为的独立的象征。被休女孩这个文化榜样是一种消极的可能自我，帕梅拉确保这种遭遇永远不要落在自己身上。
大师级父母充当榜样的方式不一定符合我们的期待，在这方面帕梅拉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的祖母可能遵循了传统的文化准则，但她教帕梅拉予以拒绝。帕梅拉就是这么做的，这也体现了祖母的影响力。帕梅拉从多位十几岁的“妈咪”身上吸取了教训，无论这些教训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像本书中的其他高成就孩子一样，帕梅拉利用从那些榜样身上学到的很多知识在一个复杂的世界里茁壮成长，无论这些知识多么非正统。
11 角色7：谈判专家
教会孩子表达立场、争取权益
“作为谈判专家的父母从小就培养孩子与成年人打交道的能力。这会帮助孩子变得成熟、自信，成长为训练有素的谈判者。他们能够迅速判断形势，具有同理心，会换位思考，从而预测他人下一步的行动。这些品质不仅有益于自身，也有利于他人。”
挑战班主任的7岁小女孩
玛雅·马丁（Maya Martin）本科毕业于达特茅斯学院，并获得了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硕士学位。7岁那年，玛雅和她的老师发生了直接冲突。玛雅对这位年轻老师的教学感到失望，这个情形已经持续几个星期了。这一天，老师的行为超过了玛雅能忍受的底线。玛雅盼着放学，迫不及待地想把情况告诉母亲好让母亲挽回局面。讲完与老师对抗的故事后，她问妈妈米歇尔：“你打算怎么办？”
妈妈的反应出乎玛雅的意料：“我怎么办？不，你打算怎么办？”
“你什么意思？”玛雅惊愕地问道，“我才7岁！”
身为大学管理者的米歇尔接着说：“玛雅，我不会一直在你身边帮助你，你必须学会为自己辩护。”妈妈倒是帮助玛雅制订了一个可资执行的计划。
之前一年，上一年级的玛雅是班上的第一名。她远远领先于同学，直接跳过二年级在新学年开始时上了三年级。对玛雅和她的家人来说，跳级是个好消息，因为玛雅4岁就识字了，一年级老师教的很多东西她在幼儿园就已经会了。玛雅终会遇到挑战的，至少家人是这样想的。
相反，玛雅的老师年轻且缺少经验。“有些孩子喜欢这个老师，因为她教的东西不多，”玛雅说，“她经常带着大家玩儿。她在课堂上教我们做手推车、讲笑话。但是，数学、科学、社会学或英语方面的教学内容非常有限，因为她不太能控制课堂秩序。”
玛雅不参与那些浪费时间的事情。她记得自己当时的想法是：“如果想玩，我可以去操场上玩。”孩子们学习娱乐技能时，玛雅躲在教室后排读自己的书。这种情况，她已经忍耐几个星期了。在老师花了几节课讲解翻筋斗的正确技巧之后，玛雅终于忍无可忍了。
老师问玛雅：“你为什么不加入这个小组？”
玛雅回答说：“因为我宁愿读书。”
老师继续要求玛雅参加娱乐活动，玛雅回答说：“你决定教科学、数学、阅读或者社会研究之类的课时我会加入，现在我要读我的书。”
玛雅的父母一直教育她，要以尊重的语气质疑成年人。玛雅说，她的父母是“系统性的发问者”，他们从不接受现状。玛雅相信，如果她遵守父母定下的规则，礼貌地表示不同意见，老师就不能把她怎么样。“我从来不大声说话。我总是注意用词，避免使用贬义词。我只是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已。”
然而第二天，老师就将玛雅从高级阅读组降到了低一级的阅读组，这个低一级的小组只读一些薄薄的小册子。她心想：“这是什么东西？连书都不是！”就是在那一天，玛雅向妈妈米歇尔求助。在妈妈的指导下，玛雅自信满满地来到校长办公室，要求会谈。
看到小姑娘一脸成熟模样、大步流星地走进办公室，校长助理几乎忍俊不禁，但她还是为玛雅预约了校长。那天晚些时候，“我去参加会议，向校长说明情况，要求她亲自来看看”。
校长严肃地对待小女孩的抱怨，来到教室检查。有时候玛雅会接替老师示范良好的教学方式，但老师没有任何改进。后来，这位老师离开了学校。“我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玛雅说，“我只知道我们出去休息了一会儿，回来就发现换了一个新老师。”
尽管只有7岁，但玛雅已经习惯受到成年人的认真对待。“关于种族问题以及我注意到的不平等问题，无论我问妈妈什么问题，她都坦诚相告，从不隐瞒任何信息。她认为，对我来说了解情况比不了解情况更重要。我爸爸是律师，他教导我，如果我可以就某件事进行明智的辩论，我就可以弄清楚状况。”
玛雅的父母也培养了她对学习的热爱之情，他们带玛雅参观博物馆、图书馆，会见有趣的人，去有趣的地方，以此满足玛雅的学习兴趣。在家里，书籍像厨具一样常见，使用频率也差不多。但比起其他地方，玛雅觉得学校尤其应该是一个人沉浸于学习的地方。
父母采取这样的养育方式，而老师的教学内容又欠缺，两者短兵相接，遂导致了一场权力斗争。在这场斗争中，玛雅大获全胜，并得到了一些受益终身的教训。第一，如果你对现状不满意，但又不言不语或者不采取任何措施，那么，什么改变都不可能发生。而当玛雅对掌权者说真话时，她得到了第二个教训：如果挑战权威，你可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即便你在理。第三个教训来自玛雅的妈妈：如果对手的地位比你高，你可能必须越过他们找到食物链上位置更高的人。这三个教训中，最后一个教训最为重要。玛雅认识到，她可以为自己辩护，日后她能够成为华盛顿一个教育组织的创始人，对她的事业而言，现在这个认识是一个很好的准备。
把孩子带到谈判桌上
玛雅的父母是优秀的谈判专家。谈判专家是战略式教养法则中的第7个角色。他们从小就教玛雅如何精明能干地与掌握权力的成年人打交道。
谈判专家角色发挥着双重作用，首先，大师级父母教孩子与家庭中的权威建立某种关系。
大师级父母以尊重孩子智慧的方式施行规则，鼓励孩子对规则进行成人式的讨论，以此锤炼孩子的推理能力，免得他做出错误的选择。即便大师级父母设定边界，他们也小心翼翼地避免成为独裁者，鼓励孩子为自己辩护，让孩子有选择的机会。
其次，大师级父母教孩子如何运用谈判技巧与家庭之外的成年人打交道。就像米歇尔帮助玛雅那样，选择最好的策略来应对她的老师。谈判专家以孩子在家中与父母打交道学到的知识为基础，例如，强调陈述观点时一定要以尊重人的态度说话，帮助孩子做好了成功说明自身主张的准备，可以从他人特别是从有权势的人那里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在孩子年龄还小的时候，这可能仅仅意味着向老师说明情况，要求老师允许自己在课堂项目上有更多的选择。但是，每一个新事例都给孩子未来的成年生活提供了必要的实践，到那时，高成就者做的有关决定可能涉及数百万美元或者数千条人命。
最后，无论父母是含蓄暗示还是明确表述，孩子们从作为谈判专家的大师级父母身上学到的概念之一来自名为“最佳谈判协议替代方案”（简称BATNA）的谈判理论。如果因为无法达成协议，谈判以失败告终，那么，BATNA是他们可以采取的最佳行动方案。如果他们拒绝接受谈判对象提供的最优惠交易，那么这是他们剩下的最佳选择。
例如，家长希望13岁的孩子和他们一起去探望孩子的叔叔，但孩子不想去。父母可以对他说：“如果你去，我给你30美元。”孩子可能会选择满足父母的意愿，并得到30美元，这样双方都很高兴。但如果叔叔非常无聊或者不好玩，孩子可能会决定采取BATNA，即待在家里分文不得。
在亲子之间讨价还价时，战略式教养的艺术是确保孩子认真考虑所有选项，而不是过于着急地定下其中一个。为了确保孩子认真考虑待在家里的决定是否真是最优选项，家长可以指出，回家路上会经过购物中心，孩子可以去那儿用30美元买他想要的牛仔裤。
与孩子进行精明的谈判也可以让他们了解立场和兴趣之间的区别——立场是他们表示想要的东西，而兴趣是他们想要某样东西的根本原因。
在上面所举例子中，精明的家长可能会问孩子：“到底什么样的兴趣会让你觉得宁愿待在家里、分文不得，也不愿意拜访叔叔？”孩子可能会说：“乔治叔叔家没什么有趣的事可做。”这个回答让家长意识到，孩子的目的在于避免无聊，于是可以据此提出建议：“你可以带上你最喜欢的书或者在手机上玩电子游戏！”这种来回讨论的方式有助于孩子养成彻底权衡各种选项的习惯，并减少他们忽视潜在解决方案的可能性。
作为谈判专家的父母帮助孩子变得成熟，让他们在关键时刻占据优势。
孩子如果口齿伶俐、自信，会给潜在的盟友留下深刻的积极印象。孩子们会成长为训练有素的谈判专家，有能力退后一步，迅速对情势做出裁决。孩子们还会具有同理心，有能力换位思考，从而可以预测他人的欲望和下一步的行动。孩子们运用这些技巧不只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他人的利益。
允许谈判并不意味着满足每一个愿望
我们访谈的高成就者分享了几个好玩的例子，他们都因为自我辩护得到了父母的奖励。“我和父亲进行过一次争论。我在学校因为没有玩具而无法参加表演，这会给我带来负面影响，”玛雅回忆说，“我将成为一个被排斥的孩子，谁都不和我说话。上学路上我们去了玩具公司，父亲让我挑了一个新玩具。我妈妈认为这事荒谬可笑，但爸爸说我提出了很好的论点。”
在另一个例子中，苏珊娜和苏泽特想加入男童子军。她们的母亲尤其不赞成这个想法。在母亲看来，作为一群男孩中仅有的女孩是“一种折磨”。但姐妹俩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论点，即对她们来说，参加女童子军不够有挑战性。苏珊娜回忆说，男孩子们要“野营、徒步旅行、划独木舟、游泳、攀绳”。她们说服了父母。这对双胞胎成了开路小先锋——她们加入的男童子军小组成了第一批、也是当时美国唯一一个允许女孩加入的男童子军小组。
然而，允许孩子谈判并不意味着满足他们的每一个愿望。马尔沃姐妹想参加海边派对，派对上可能发生局面失控的状况，除非由父母陪护，否则她们可能无法说服父母。如果父母提出这个方案，女儿们肯定会选择她们的BATNA，放弃参加派对。有些事情根本不用讨论，涉及R级电影时，父母的态度很干脆——一口回绝。
大师级父母给孩子很多机会让他们做选择练习。父母会交代清楚自己设定的边界，在边界范围内，他们允许讨价还价，也会妥协，去找到满足父母和孩子双方的解决方案。这一切的前提是孩子说理充分。
然而，谈判专家都强制执行一条特定的规则：孩子一旦开始做一件事就不许终止。一旦孩子启动一个爱好或兴趣就必须坚持下去，至少坚持一段时间。大师级父母通常允许孩子做出最初的选择，引导和鼓励他们进行探索直至找到热情所在。一旦孩子做出了选择，坚持一段时间就成了一个不容谈判的要求。一旦达成协议，就不容许孩子反悔。
丽莎允许女儿每学期选择一项课外活动，只有在学期结束后才可以放弃。“我从不希望她对我说‘我不想再学这个了’，因为一旦她这么说而我同意她停止，那么未来人生中她就会觉得，什么都可以放弃。我想减少这种机会，所以她必须把一项活动坚持一个学期。”
7岁时，亨布尔肯求父亲让他学钢琴。“不行，”老鲍勃说，“我不确定你已经准备好了。”
亨布尔继续坚持，说自己已经准备好了。最后，老鲍勃屈服了，但并非没有限定条件：“你得坚持5年之后才准许放弃。”亨布尔急切地同意了：“我要学。我永远都不会厌倦的。”
上了几次课后，钢琴老师发现亨布尔有一周没有练习，并质问了他。老鲍勃说：“老师很冒火。”
亨布尔说：“我不想再学了。”老鲍勃可不会让亨布尔违反合约，他告诉儿子：“再过4年9个月零两周，你就可以放弃了。”
几年后，老鲍勃的一位音乐家朋友注意到亨布尔擅长识乐谱。她告诉亨布尔，他不必练那么多，只要足够糊弄钢琴老师就可以了。亨布尔回忆说，这句话给他“注入了新的生命”。亨布尔不再练得烦躁不安了，而是开始享受弹琴的乐趣，并坚持学习了9年之久。
老鲍勃以对孩子的深刻理解为基础提出了钢琴学习协议。他知道小小年龄的亨布尔很快就会想放弃，但他也知道，如果坚持下去，亨布尔不仅会获得音乐技巧，而且还会得到宝贵的人生经验。“我相信，让他坚持做一件事是我给他的最好的训诫之一。”老鲍勃说。
爱因斯坦大约5岁的时候，妈妈保利娜发现他常常难以集中注意力。保利娜是一位很有造诣的钢琴家，知道学习乐器可以培养纪律和专注力，于是她请了一位导师来教儿子小提琴。爱因斯坦先是对小提琴老师大发脾气，然后举起一把椅子朝他扔去。保利娜不允许发生这样的事情，给儿子另外请了一个老师。保利娜对让爱因斯坦学习乐器这件事很坚持，爱因斯坦的注意力因此真的提高了。
有些时候，与孩子谈判是合适的；也有些时候，父母知道什么最好，就必须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孩子。
与学龄前儿童谈判是保持平衡的艺术
谈判专家的部分工作是找出对自家孩子最有效的训诫方法。大师级父母会权衡他们可以采取的各种行动，并选择最有可能产生他们想要的那种结果的行动。如果保利娜·爱因斯坦是一位对孩子听之任之的妈妈，儿子拒绝学习小提琴时屈从于他，那么爱因斯坦会取得学术上的突破性进展吗？爱因斯坦把相对论称为“一种音乐思想”，自称是凭直觉想到的。爱因斯坦的大儿子汉斯曾经说：“每当父亲觉得走到了道路的尽头，或者在工作中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会躲进音乐中，通常所有的困难都迎刃而解。”
到上幼儿园的年龄时，书中介绍的高成就孩子很少出现行为问题，但在此之前，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有些孩子，特别是布里·纽瑟姆和大卫·马丁内斯的意志十分顽强。他们的父母必须琢磨，如何在设定界限又不破坏孩子的意志力之间达到恰当的平衡。
林恩和克拉伦斯很早就知道，塑造他们希望布里具备的那些品质需要洞察力和耐心。有一次，克拉伦斯注意到两岁的布里吃了太多的爆米花。“我劝她别再吃了，但她根本不理我。我说：‘爸爸说了，你吃的爆米花够多了，你得停下来。’她一秒钟也没有停止，继续把一颗爆米花放到嘴里。”高大魁伟的克拉伦斯站起身来，以一种稍微带点威胁意味的方式朝布里走去，但他并没有吓到小布里。小布里也站起身朝他冲过来。克拉伦斯大吃一惊：“很多孩子都会退缩，但她迎向我，好像在说，‘你想打架吗？’我意识到自己正面临挑战。”
克拉伦斯把布里举起来，但没有打她让她屈从。“我必须赢得布里的信任，但要以让她尊重我权威的方式达到这个目的。我在和一个无畏、勇敢的人打交道。我本能地决定抱住她，紧紧地抱着她，但不伤害她。”
布里奋力想要挣脱父亲的控制，但办不到，顽强的意志化作了纷飞的泪雨。“我紧紧地抱着布里，在房间里转圈，对她说：‘好了，爸爸爱你，但你要听爸爸的话。’这样一来，我们之间建立起了联系。我很早就意识到，对于这个孩子，如果不赢得她的尊重，就很难同她建立联系。”
从孩子还是婴儿开始，大师级父母就学着做孩子的学生，学习如何根据孩子的个性、兴趣和嗜好调整自己的养育方式和交流方式。他们拒绝孩子公然的错误行为，此外，他们会避免将与孩子个人倾向不一致的想法或行为强加给孩子。
相比于布里，大卫是个更难对付的孩子，尽管长大后可能看不出来。大卫27岁时当上了美国外交官，在中东地区和拉丁美洲担任高级职务，并多次获得国家级荣誉。作为一名外交官，大卫沉着冷静、能言善辩、善于自我反省，是一位资深谈判专家。他的今天离不开他两位有才华的谈判专家兼大师级父母的塑造。
马丁内斯家有两个儿子，大卫是老大。4岁的大卫很难管教，因为“破坏性”行为在幼儿园过得痛苦不堪。大卫的父亲李·彼得斯说：“我们必须利用他的能量，把它引向积极的方向。让他忙起来、学东西，或者做一些有建设性的事情，不要让他分心或者找麻烦。”
大卫的母亲卢·马丁内斯说：“我觉得自己像是一条离开了水的鱼，无能为力。我喜欢孩子。我与侄子、侄女之间的相处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困难，但带大卫让我感到力不从心。他太难带了，我完全搞不懂他。”
甚至还在婴儿时期时，大卫就是个相当磨人的孩子。“我没法安慰他，”卢说，“现在我意识到，他那时的行为可能是对我焦虑情绪的反应。作为一个活跃的天才孩子，他可能感觉到了我的不安。”
卢回忆说，丹尼尔只比大卫小一岁，而他太好哄了。“只要我稍稍提高对丹尼尔说话的声音，几个月之内他都不会再做出招致那种训斥的行为。丹尼尔不想惹父母生气，所以他很不一样，”卢说，“我很难找到管教大卫的方法……我会让他暂停活动，让他回到自己的房间，但他会依旧坐在那儿玩。我并没有改变他的行为。”
在大卫4岁的时候，卢终于想到了解决办法：让他一个人待在浴室里，在那儿，除了独处和无聊他什么也做不了。他家的浴室有几道门，厕所、浴缸和水槽之间是隔开的。卢说：“我关上那扇门，然后他就待在那个有水槽的地方。”在那里，大卫既不会损坏什么东西，也不会伤到自己。“我在那儿放了一个小凳子，他只好坐着。他和大人分开了，也不能参与交谈。用这个惩罚措施，我总算是可以舒一口气了。”
大卫最强烈的愿望是有事可干，学习、玩耍或者与他人互动都行。如果隔离是实现父母愿望的BATNA，那么，按照他们的愿望行事就是大卫的优选方案。
作为谈判专家，大师级父母必须在执行严格的限制与为孩子提供空间、发展调节自己行为所需的判断力之间取得平衡。回想一下戴安娜·鲍姆林德的权威式养育理念，这种养育方式可以培养孩子取得最理想的学术成就和行为结果，既表达了慈爱，同时也设定了一以贯之的边界。
作为谈判专家，大卫的父母利用儿子旺盛的精力，有时候与他讨价还价，有时候为他做决定，让他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
允许孩子自己掌握方向盘
谈判专家的角色最鲜明地体现了战略式教养与虎妈或虎爸式养育之间的差异。最近，有人鼓吹虎妈或虎爸式养育培养了成功的孩子。虎妈或虎爸式养育持高度专制主义的观点，认为父母的观点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应该主导子女的行动。如果孩子想做的事情不是父母认为的最好的事情，就会遭到草率的否决。相反，大师级父母会尊重孩子的观点，倾听孩子，让他们在做出最终决定之前为自己的愿望进行辩护。大师级父母也把孩子作为个体考虑，而不是强加给孩子一个一刀切的成功概念，或者一条通往成功的特定道路。
虎妈、虎爸和大师级父母都非常注重孩子婴幼儿期的学习和学前教育，他们都与家庭以外的其他人进行谈判，保护孩子的利益，也都重视高成就。然而，在做决定时，虎妈、虎爸给孩子的自行决定权少得多，在涉及孩子如何使用时间的问题上尤其如此。
虎妈和虎爸很严格，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正常的活动他们都予以禁止。在《虎妈战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中，作者蔡美儿写道：“这是我绝不允许女儿做的一些事情。”她列举了在朋友家过夜、玩乐活动、抱怨没有参与学校戏剧表演，等等（见表11-1）。
表11-1 虎妈蔡美儿与大师级父母
对于大师级父母的孩子来说，去朋友家过夜和玩耍是可以的，看电视和玩电子游戏也是可以的，只要先完成家庭作业。没有“正确”的乐器或者课外活动之说，也不要求什么等级或者班级名次。对大师级父母来说，重要的是孩子能够形成自己的理想自我，并孜孜不倦地追求。孩子可能需要就如何、何时追求这一愿景与父母协商，但愿景是他们自己的，父母会毫不含糊地予以支持。
换言之，虎妈或虎爸式养育和战略式教养的区别不仅仅在于父母是否让孩子有时间与同龄人社交，允许他们在朋友家过夜和玩耍，或者允许孩子追求戏剧、鼓乐、电子游戏之类的非学术型爱好，而是在于，在决定孩子的兴趣以及制定表现标准时，谁掌握着方向盘、谁有决定权。
玛吉家住在长岛北岸的一个小镇上，距曼哈顿车程不到2小时，他们是一个音乐之家。玛吉的母亲拉小提琴和中提琴，父亲是一个低音提琴手，也在夫妻俩拥有和经营的小提琴学校担任音乐老师。玛吉是4个兄弟姐妹中的老二，其他兄弟姐妹也都学习弦乐器演奏。
他们也是一个讲究纪律和例行程序的家庭。“我妈妈是家里第一个起床的。她早上5：15左右起床，先把狗牵出来洗澡。她把我们一个个叫起来，然后命我们洗澡。我的哥哥动作麻利，所以他第一个洗。我最后一个洗，因为我的头发长。然后我们穿好衣服，跌跌撞撞地冲到楼下，在厨房和妈妈聊天，匆匆吃个早餐。”
早上6点，4个孩子开始晨练。玛吉说：“我们会拉音阶和基础的东西，就像运动员拉伸身体一样。我们都有自己练琴的房间。我们的房子很小很旧，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落。在不在自己的房间都没关系，我妈妈会在楼下的电脑室、餐桌旁，或者在厨房，她听得到每个人的声音。所以，声音一停止她就会大吼一声：‘我听不见你的声音！’”
毕业之前，玛吉每天上学前都要练琴。“我妈妈会说这样的话：‘每次拉错了，你都要解除肌肉的记忆，重新进行正确的练习。’所以，每拉错一次都要拉对10次才行。记得我在乐谱架上放了一些便士。这边有10个便士，拉对了就放1个到那边去。如果漏音或者拉得不正确，就拿回1个便士；然后我必须拉正确，这时，1个便士都不许动；再拉正确一次，才能把1个便士放过去。”
听起来，在严格程度上这套例程不亚于任何虎妈、虎爸的规定，但情况并非如此。玛吉和她的兄弟姊妹有其他选择。有段时间，孩子们希望改变例程。“我记得高中的时候总是感觉很累，想睡懒觉。我妈妈会提出这样的选择：‘好吧，你早上想睡觉，那你可以回家后下午3点开始拉小提琴，看看感觉如何。但是你知道工作量不会变，只是换个时段。”孩子们把练琴时间改到放学以后，玛吉说：“我们感觉很厌烦。”他们发现妈妈是对的。早上完成练琴任务确实会感觉好得多。
孩子们这种选择的权利不仅仅包括练习的时间，还扩展到了是否练习。玛吉说，如果哪个孩子彻底不想学习器乐了，父母不会反对。这不同于不允许孩子谈判而做决定的方式。玛吉的哥哥大些以后，确实停止学习了一段时间，他在咖啡店工作了几年。最终他还是回到音乐上，并获得了一个硕士学位。
玛吉的父母制造的结果与虎妈、虎爸通常寻求的结果是一样的，但是任何了解他家情况的人都发现，玛吉的父母不是专制独裁式的管理，他们家也不是天才制造工厂。相反，在这个充满例程与自由的家庭，有书籍、有交谈、可以看电视，真的是连墙上都跳动着音符。他们晚餐期间的讨论很活跃，阅读是大家都喜欢的爱好。
“我得说，我们的餐厅里至少有两三百本书，”玛吉说，“有伟大的文学作品，有不那么伟大的文学作品，搭配得很好。我不会说我父母在读梅尔维尔或福克纳，但他们读书。我父母睡觉前总会看会儿书，他们总是带我们去图书馆。我妈妈说：‘你想从图书馆借多少本书都可以，只要拿得动。’我喜欢囤书，所以我的书和我共享一张床。我的枕头下经常放着10～12本书。我把它们堆在那儿。记得夜间我透过卧室门窗，总是能看见父母坐在床上看书。”
说到童年早期的音乐课和所规定的纪律，玛吉的母亲不仅仅是为4个孩子制定了这样的规则。她是小提琴老师，接受过铃木方法学的培训。这是一种教幼儿演奏弦乐乐器的方法，要求以非强制性的方式教授正确的演奏姿势和站姿。它的创始人、日本小提琴家铃木新一博士认为，这种方法所依赖的哲学和人文基础也可以启发孩子们，让他们在生活中遵循和选择正义的道德准则。玛吉早期的音乐课非关完美，而是要学习纪律和那种晓悟的体验。大师级父母要让孩子明白努力学习的价值和回报，尤其是在追求自己所喜爱的东西时。
虎妈或虎爸式养育与战略式教养的相似程度会不会超出我们的预期？文化背景与什么养育方式最有效的相关关系又如何？玛吉从小由非常细心的母亲抚养长大，从两岁起就成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小提琴手，有人可能以为她是亚裔美国人，但其实并不是。
高成就孩子的教养法则的基本特点会不会也是虎妈或虎爸式养育的特点呢？
大师级父母和虎妈、虎爸之间的根本区别似乎在于，大师级父母选择激励孩子追求卓越，而虎妈和虎爸则强烈要求孩子必须卓越。不过，一个有趣的可能性是，虎妈和虎爸也会给孩子激励，实际上不会如此高压。
虎妈蔡美儿谈到女儿上学之前那几年接受的教育，她的做法与大师级父母大同小异。例如，蔡美儿是一个强大的学习伙伴，在女儿两岁之前她就用游戏教女儿认识字母，她形容孩子小时候吸收知识像海绵一样。一位儿科医生声称，18个月大的孩子不可能认识字母，蔡美儿的女儿则证明他错了，医生只好收回自己的话。
蔡美儿在书中引用了一封信，字里行间表明，在某些方面她的女儿所受的教育很严格。蔡美儿的虎妈式做法确有其事，实实在在地发生过。蔡美儿的女儿也谈到，父亲教她自主思考、做自己，她认为跟母亲相处也很有趣。这让人怀疑虎妈或虎爸式养育的关键因素是否真像蔡美儿所说的来自中国，换句话说，是否虎妈或虎爸式养育的一些因素恰好与战略式教养的一些做法相吻合呢？
教养加油站
战略式教养是优秀的美国式养育风格吗
蔡美儿说，对一种文化进行概括会把每个人都搞得局促不安，但她其实就是这么做的，并且越来越多的对比美国父母与亚洲父母养育方式的研究也是这样做的。大家的共识是，所谓的虎妈或虎爸通常都是亚洲父母，他们基本上都是家庭独裁者，不允许子女质疑或挑战父母的观点。
为了改变世界，孩子需要发展说服能力。采用战略式教养法则培养出来的孩子很早就开始和谈判专家父母一起，学习如何倾听和捍卫一个观点。因此，他们擅长使用给别人施加影响力的工具。然而，传统的亚洲父母不太可能鼓励孩子与权威人士进行谈判。
蔡美儿来自中国南方，她在书中说：“我父母不给我任何选择，也从来不征求我对任何事情的意见。”然而像其他许多美国人一样，她的犹太裔美国丈夫的父母“相信个人选择，重视独立、创造力和对权威的质疑”。蔡美儿批评公婆和其他美国人给孩子太多的选择自由，听起来他们像是扮演谈判专家角色的大师级父母。那么，这个角色以及整套战略式教养法则是否植根于一种特定的美国意识形态呢？
在标准化考试中，美国孩子的分数低于其他几个国家孩子的分数，所以，现在世人都去别的地方寻找培养成功孩子的最佳范例。然而，标准化考试并不是衡量成功的充分标准——它们只涉及认知技能。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充分实现自我需要更多的东西。
我们认为，即使在其他国家，战略式教养法则也能产生好的效果。难道是因为它植根于美国人的个性和自由的思想文化吗？培养自我表达和谈判技巧的战略式教养法则是不是一种独特的美国式养育方式呢？
答案是肯定的。为了有效发挥谈判专家的作用，父母需要鼓励孩子以尊重他人的态度表达相反的观点。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美国父母更愿意培养孩子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能力。
我们为这本书采访的其中一位母亲叫马哈鲁，她拥有大师级父母的所有品质。她是一名在美国生活了几十年的伊朗裔护士，有战略头脑、聪明、倔强而果敢。她有3个儿子，大儿子特洛伊是一位美国神经科学家。尽管特洛伊有出色的科学能力，但他既不是战略式教养法则的产物，也不像本书中的其他高成就孩子自我实现的程度那样高。
还记得吗，充分实现自我=使命感+自驱力+才智。我们询问特洛伊，父母是否培养他有使命感，他一再坚持说不：“我不认为我的生活有使命感。”特洛伊解释说，自己的确有好奇心，但没有使命感。一个由如此聪明和有使命感的父母养大的年轻人怎么可能没有发展出一种改变世界的动力呢？在其他所有方面，特洛伊都和我们采访过的其他高成就孩子很相像。
特洛伊的回答饶有趣味，他说：“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我们的文化中并不存在个人哲学的概念，表达这种观念的精英少之又少。”
我们研究的其他一些高成就孩子也不是美国人，而是像特洛伊的父亲一样，父母双方或其中之一在美国学习过。那些没在美国学习过的人，他们也钦佩美国孩子的自由思想和独立思考能力，并会这样养育孩子。
然而，来自亚洲的高成就孩子的故事不同于这种模式。在他们中间很难找到扮演谈判专家角色的父母，却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
从外部看来，亚洲裔美国人似乎限制孩子的自我表达权。然而，美国人所理解的禁止挑战权威，中国人称之为“孝顺”，意在“训练”孩子适当或可预期的行为。根据研究者赵露丝的说法，让孩子“孝顺”不是要操控孩子，而是要确保维持和谐的关系，以及家庭的完整性，实现社会目标。
这些家庭的和谐关系包括儿童对成人命令的服从。汉字“关”有统治之意，与多年的学校教育关联最强，既适用于老师在课堂上对孩子的控制，也适用于家长在家里对孩子的控制。它意味着关怀、担忧，同时又实施坚定的控制。作为对长辈关心、担忧和奉献的回报，儒家思想提倡年轻人对长辈表现出顺从、尊重、忠诚，或者说“孝顺”。大家相信，这种尊重成年人的传统会教导孩子做出良好的行为，让孩子在学校学习更努力和表现得更好。
然而有证据表明，华裔美国人更倾向于战略式教养而不是我们所认为的虎妈或虎爸式养育。在谈虎妈或虎爸式养育的第3章，我们引用了2013年一项针对444名美籍华裔儿童及其父母的研究，研究证实虎妈或虎爸式养育确有其事。然而，研究也发现虎妈或虎爸式养育在父母效能方面排名第二，落后于作者所说的“支持性养育”。在父母与孩子的互动过程中，支持性养育更温暖和理性。支持性养育的原则与战略式教养法则密切相关。
2013年，这项研究的作者写道：“它实际上是支持性养育，而不是虎妈或虎爸式养育，它与孩子最佳的发展结果相关，如较低的学习压力、较高的平均成绩，较高的教育成就、较低的抑郁症状，较低的亲子疏离程度，以及较高的家庭责任感。”
丽莎是韩裔美国人，很难说她是一个虎妈，尽管她赞赏蔡美儿的一些做法，并且对这种亚洲养育方式的赞同甚至更多。例如，她喜欢这种观点：孩子在学习乐器或掌握一项技能中途遇到困难时，一定要坚持让孩子渡过难关，因为这会让孩子觉得“哦，我父母相信我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绩”，这其实是虎妈或虎爸式养育和战略式教养法则的共同点。然而丽莎却认为，许多美国人不知道韩裔美国人，特别是出生在美国或者在美国生活过的韩国人，正在极力推动一种更美国式的养育方式，这种方式与战略式教养法则更类似。
丽莎每年夏天都去韩国，几年前韩国一家电视台制作了一部纪录片，丽莎在片中谈到自己的研究专长和元认知，以及自己对思考行为的一些看法。这部纪录片的主旨是影响韩国的家庭养育和学校教学观念，提倡培养孩子的创造性和开放的思想表达。丽莎说：“这个节目被冠以《如何让你的孩子成为第一名》之名，目的是吸引很多人观看。”这个节目广受欢迎，观众达300万人。
“我让认识的很多人观看，他们都看了，觉得很有趣。”丽莎说，“看完之后，大家会说：‘哦是的，快乐。我们需要让孩子们以某种方式学习，思考他们自己的想法，而不仅仅是听老师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