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讲情感结盟，再讲道理
其实，在和别人发生冲突后，许多青少年都会反思并且明白自己错在哪里，也知道自己在某些道理层面站不住脚。但人就是这样，即使知道从事实和道理层面自己真的不对，也希望身边的人在情感上站在自己这边，帮自己把场面撑起来，别让自己在外人面前丢了脸、输了气势。打个比方，一家人上街，其中有人和外人发生了冲突，他总归希望自己的家人无论如何能先护着自己；如果真觉得自己哪里不对，也希望是回家后关上门自家人内部再说清楚。当然这里我们并不是指父母要鼓励孩子和别人争吵甚至动手，如果冲突正在发生，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仍然是先把孩子和对方分开，避免让冲突继续升级。然后，在和孩子独处且孩子愿意和我们交谈的情况下，用言语表达我们对孩子心情的理解，从情感上和孩子结盟：“虽然我还不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也没法说谁对谁错，但我知道对方的做法让你很不舒服（或生气、委屈、窝火等），你会有这样的反应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换作我可能也会这样，所以我在情感上是站在你这边的。”
当孩子觉得情感上父母是站在他这边以后，一般情绪都会慢慢平复下来（当然，如果某些孩子存在严重的心理创伤、精神障碍等情况，其情绪久久无法平复，就需要专业精神科医生或咨询师的帮助了）。此时，我们可以再和孩子做讨论、讲道理、提建议。总结成一句话：先在情感上和孩子结盟，再讲道理和提建议。这样，往往会事半功倍。
刘亮
第五篇
离家独立篇
盼望着盼望着，子女终于长成了大人的样子，即将背起行囊，以求学或工作为目标一个人远行，在社会中一边摸爬滚打，一边迈向真正的独立！父母此时的心情通常五味杂陈：有如释重负的轻松，子女终于正式开始独立之旅了；有稍感失落的不习惯，紧密互动的亲子关系明显走向松散；还有困惑犹豫的不放心，子女刚刚开始上大学/工作，不能常回家与家人相聚……做父母的还需要关注些什么？
家庭生命周期理论认为，离家独立期子女的父母面临着“接受 现存的事实并重新进入家庭系统”的任务，既能享受子女即将成年、独立的欣慰和放松，给予子女锻炼独立性的自主空间，同时又能兼顾父母在子女独立初期应尽的职责，在必要时给予子女需要的家庭支持。学者王浩威在其著作《晚熟时代》中提出：当代的子女面对“住房、医疗、教育”的压力，容易变得缺乏安全感，恐惧独立，不想过早结婚生子，依赖心强，希望随时可以有人帮忙满足他们的任何需求，智力方面的优越性并不等同于生活心智方面的成熟水平，所以需要父母、教师及全社会多种力量注重应对子女可能的心智晚熟。
与埃里克森在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个体社会心理发展八阶段理论相对照，当代处于离家阶段的年轻人应该处于“青春期晚期”和“成年早期”的交叉阶段，此时他们需要处理的任务有两项：第一项，确定我是谁，包括“现在我是什么样的人”和“未来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基本信念；第二项，建立原生家庭之外的稳定的人际关系，包括浪漫的爱情关系。第一项任务是青春期遗留的尾巴，第二项任务则是成年早期重要任务的开端，所以此阶段属于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与青春期相比，这个阶段的孩子的叛逆性、攻击性有所减轻，其情绪的波动性也随着生物神经系统的成熟而更加平稳，但其经历的社会实践仍然非常单薄，当他们面对社会的复杂现象时，其简单的非黑即白的价值观会受到诸多冲击。在其需要时如果能有信任的成年人在一旁陪伴并及时予以指引，会让挫折或打击可能对其造成的伤害保持在风险可控且可修复的程度。
综上所述，子女处于该发展阶段的家长应保持的最佳心态是：对子女要扶上马再送一程；对自己要及时调整，重建子女远离后的家庭系统。此时家庭具体的任务有三项。第一，延续上一阶段的灵活性，允许子女自由出入家庭系统，保持对子女适度的关注。尽力按需为子女提供心理和精神上的支持，让其在独立前行的路程中有来自家庭大后方虽然不完美但值得信赖的陪伴。第二，把更多焦点放到成年人之间的核心关系上，如二元婚姻关系、开放性地发展更多成人间的关系。第三，重组和公婆、岳父母等大家庭的亲属关系，应对父母身份角色之外的家庭责任。此阶段家庭的这三项任务和子女处于青少年阶段的家庭的任务不同，因为此时子女的生理年龄、外形都容易引发“应该更加成熟”的期待，但不容忽视的晚熟时代大背景让父母面临第一项任务时比想象中更为艰巨，所以父母需要学习更多与时俱进的知识和方法，以便科学应对。后文我们将结合9个典型的案例讲解这三项任务具体该如何开展。
姚玉红
孩子离家后突然开始和父母“翻旧账”
一对50多岁的夫妻前来寻求家庭治疗，远在国外求学的19岁女儿从大学一年级下学期开始天天打电话过来翻旧账，质问父母为什么在她初中被老师欺负时没站出来保护自己。这对夫妻非常着急和无奈：“都快大二了，应该适应国外生活了啊，怎么会天天没事打一个小时以上的电话来骂我们呢？天天如此，快3个月了。我们真的快受不了了。她反复说我们根本没意识到那件事情对她有多大的影响，没想到她现在的所有不顺利、不开心都和初中那件事有关。我们如果承认错误就是‘太敷衍’，如果安慰她就是‘根本不理解她’，怎么做都是错，情绪动不动就很激动，我们要去看她吧，她又不让，我们到底该怎么帮她呢？”
为什么是现在“翻旧账”
心理咨询中常常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是现在翻旧账？孩子明明和父母相隔千万里，开始了独立的新生活，却念念不忘无法弥补的陈年往事，离家后，双眼不往前看，却回头盯着家里不放，这是怎么了？
个体发展周期和家庭生命周期理论认为，18岁左右的子女一般以离家求学或其他方式为标志开始学习独立，具体包括与家人以外的人建立亲密关系、独立处理生活中的各项事务、追求自己的发展目标等。总而言之，他们开始有意和家人拉开距离，越来越不再依靠家人帮忙处理生活、学习或工作中的情感问题和现实困难，大部分时候家人只需提供精神支持，偶尔需要提供实际的帮助，以支持和鼓励他们练习和追求独立。本案例中的女儿年满19岁，已经在国外生活快一年了，怎么会突然想起给父母打电话，就初中被老师欺负的事情反复纠缠呢？
这至少有三种可能性：（1）对自己信心不足，觉得自己难以在外面的世界独立；（2）对家庭这个基地信心不足，觉得家庭有所欠缺，不是能让自己后顾无忧的后方基地；（3）对自己与家庭这个基地的联络质量信心不足，担心会在某个重要时刻与基地中断联络，自己就只能孤零零地向前。
上述三种可能性都指向一个共同特点——越是在子女独立的关键时刻，越是要检验家庭对子女的支持力度是否足够。这个时候的“翻旧账”可以看成是一次大检修，也是子女在信心不足、预感失败或不顺利时告知父母的免责声明和求助信号：“我万一没做好，不是我一个人的锅，你们也有责任。我需要相信你们在知道我出问题时不会怪我，而是会想办法帮助我，与我一起面对。”本案例中的这种莫名纠缠就是女儿在独立进程中信心不足时向父母发送的求助信号，父母要懂得识别并珍惜这个信号，及时有效地帮助女儿，“扶上马，再送一程”。
为什么要用“翻旧账”的方式发送求救信号
父母常常感觉困惑和无奈的一个问题是：直接好好说不行吗？一定要用这么磨人和曲折的方式吗？要知道，即使是面对家人，示弱和求助也是一件有些冒险的事，特别是当家人间信任度不够时。如果得不到理解怎么办？如果不但得不到理解和支持，反而被教育一通，“都是你自己造成的，这么大人了，这些还不会”，那又该怎么办？因此，先找出对方的错——“你也有错”“你错在先”，看看对方的态度，再决定下一步怎么走是比较保险的做法。“翻旧账”式求助虽然在声势上比较夸张，但“翻旧账”者内心其实是非常忐忑的。本案例中女儿每天打一个小时电话，而且电话中情绪激动，可以确定，她的心情也非常糟糕，绝不是特意折磨父母或者无缘无故地“作”。
子女在离家独立过程中和父母翻旧账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即以前年纪小，没胆量、没力量和父母对峙，独立过程中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变化，开始着手搞“平反冤屈”的活动，要把以前没能表达的要求借着过去的事情说出来，或许其中也隐含着现在仍然需要家庭支持的诉求，但只能以当年那个尚未长大成人的身份予以索要，却难以今日本应独立的身份启齿。
应对策略
从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看父母应对目标
家庭生命周期理论认为，父母需要帮助离家独立的子女建立独立的信心：少指导、多鼓励、常信任、托住底。“托底”的意思是对于严重的问题或麻烦，家长要从后台转到前台，手把手、肩并肩地帮子女解决问题，要比“指导”再多介入一些。
当类似案例中的情况出现时，父母要认真反思，家庭教养过程中是否真的疏漏了对子女某个重要心理品质的培养，或者犯了什么重要的错误而不自知。根据本案例中的女儿叙述，父母在老师做错事的时候站在了老师的一边，批评被冤枉的女儿，无视女儿当时受到的实际冤枉和情感伤害。在子女需要保护、支持和理解的重要时刻犯了错误，家长要郑重地反思，严肃地道歉。如果家长都难以冷静地面对过去的失误，那子女就更难以面对了。
同时，更加重要的是，父母要在反思中寻找积极的资源，从记忆中翻找出子女一路走来的各种优秀品质和现实成绩，从积极的角度“翻旧账”。
从自我分化理论看父母与子女的有效互动
美国家庭治疗大师默里· 鲍温认为，个体的独立标志是具备自我分化的心理能力，即与外界相处时既能与外界保持情感联结，又能表达和保持理性自我。在自己与自己的关系中，分得清什么是带着情绪的气话、狠话、言不由衷、心口不一，什么是真心话、实在话、心口如一，不容易混淆感性和理性；而在自己与别人的关系中，分得清什么是别人的情绪和想法，什么是自己的情绪和想法，不容易被别人带跑自己的立场，不是“爸妈说啥就是啥”，或者“一定不能惹爸妈不高兴”。
德国心理学家舒尔茨·冯·图恩提出了 “倾听四耳模式”，将倾听的结果分为四个层面：事实层面，即话语在字面上表达了什么；自我暴露层面，即话语在情绪感受层面表达了什么；关系层面，即说话时把对方看成自己的什么人；需求层面，即说这样的话究竟想达成什么目的。
如果将自我分化理论和“倾听四耳模式”应用到“翻旧账”情境中，则父母可以帮助子女区分情绪和事实的表达，分辩别人或自己的意见和情绪，肯定子女所有真实表达的合理性，同时帮助他们扩大感受和认知领域，以开放的态度对待他人的感受和意见。本案例中的父母在理解了女儿每日的电话是求助信号后，和女儿一起制定了家庭互动的改善目标——“女儿把对父母的信任找回来，父母对女儿的理解再加深一些”，具体的互动改善步骤包括：父母先肯定地接纳女儿的情绪，再区分情绪和事实加以反馈，慢慢加入父母的不同看法和意见，最后协商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以下是简单的示例，仅供参考。
对话1：
女儿问责父母：你们那个时候根本就不关心我，要不怎么可能发现不了？
父母的回应：（这是情绪反应，不用直接回答事实层面，听关系和需求层面）你发生这么大的事情，我们作为父母居然没发现，你确实有道理生气。
对话2：
女儿问责父母：你们嘴上说得好，从来都没有真正改变过！
父母的回应：（这是带着情绪的需求表达，需要重新信任父母是说到做到的人，否则对自己的未来也缺乏信心）我们确实还有没做到的地方，但我们会继续努力。谢谢你提醒我们，我们一定继续努力，一定会越来越好。
对话3：
女儿：你们自己过成这样，连自己的女儿都保护不了。我一个人怎么能过得好？
父母的回应：（听到女儿的信心不足，听到父母对女儿的重要性，表达鼓励并尝试分开父母和女儿的因果必然联系）爸妈没做到的地方对你有这么大的影响，我们也才知道。我们肯定会认真改进的。而且，我们在你这么大的时候，根本没你这么清楚的意识，你的未来肯定胜过我们……
上述对话示例的关键是，父母少些笼统而不具体的道歉——没有理解（甚至没有仔细询问）子女受委屈的那个部分，少些空泛的安慰或劝说——没有被理解还被要求迅速做出改变，这些都不容易被子女听进去，都不利于子女建立信任感。
最终，本案例中的父母通过改变互动渐渐找回女儿对他们的信任，虽然女儿还会偶尔有“翻旧账”的电话，但越来越容易被父母安抚，也愿意谈论更多其他内容。这个案例的启示在于：读懂子女独立过程中曲折的求助信号，积极改善家庭互动，帮助子女坚信来自家庭的支持，自信、笃定地继续不确定的独立征程。
姚玉红
孩子“没钱”才和父母主动联系
一些父母会抱怨子女离家独立后就“没良心”：“这一离家可就是风筝断了线喽。外面的世界是又大又好啊，总也不记得给家里打个电话，我打多了还很不耐烦，等他终于打个电话过来，基本就是三个字：没钱了。父母就一个功能——取款机。”细问父母这样抱怨时的心情，大多数都是比较矛盾的：一方面知道子女在外面也不容易，整天忙忙碌碌，可能也没时间跟家人多说什么；另一方面又不放心他们到底忙得开心还是辛苦，有没有什么自己可以帮忙的。父母很想多知道些子女的消息，一解思念之情，子女这样的反应确实会让父母忍不住失望！
有些父母甚至开始担心是不是子女出了问题：“这孩子是不是情感太淡漠？别说什么将来报恩、养老了，刚刚离家就这么冷冰冰的，都不知道问候一句我们身体好不好、家人好不好。是不是我们当初的家庭教育有问题？我们是不是培养了一个自私自利、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要钱”也是一种情感联结的方式
《爱的五种语言》将人们之间表达爱意、建立情感关系的方式分为五种：肯定的语言、服务行动、精心时刻、肢体接触及礼物。所谓“肯定的语言”特指用言语的形式、以表达人际亲密情感的词语告诉对方自己对他的支持、鼓励、喜欢、信任、爱慕等；所谓“服务行动”特指用外显的行动为对方提供帮助和服务，如做饭、洗衣、跑腿等；“精心时刻”特指在和对方相处的时间里自己非常专心、投入、用心互动，不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地一边说话一边看手机或者惦记着自己的烦心事，而是全心投入、享受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光，不求时间长但求质量高；所谓“肢体接触”特指和对方在一起时用身体接触表达喜爱和关爱，如抚摸、亲吻、拥抱等；所谓“礼物”和日常生活中的含义相同，指为对方准备的物质形式的礼物。这五种表达方式好似同一句话的不同版本，虽然发音和书写可能迥异，但表达的内涵实质都是——我爱你，因此统称为“爱的语言”。
值得注意的是，这五种爱的语言没有好坏之分，只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偏好，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传统，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色而已。结合本案例，首先，“要钱”也是主动发起情感联结的一种方式，可以归为“行动服务”或“礼物”。
其次，一家人通常会习惯于同一种爱的语言，所以埋怨子女的父母可以自我反思一下，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身为成年人的父母在表达关爱时通常使用哪种方式？是否也是“有事说事”的“简单”或“简约”风格？现在当成年子女以这种方式对待自己时，就变得深感不适，甚至认为子女冷漠、自私。
最后，个体喜好的爱的语言可能会随年龄阶段的变化而变化，特别是成年子女离家后受到新环境或新同伴的影响时，他们可能会迅速改变之前习以为常的表达方式，就像青春期孩子再也不喜欢父母与自己有肢体接触一样。
成长的连续性和断裂性
本案例中父母难以接受的痛点还有子女长大离家后的表现和自己的预期太过不同：“这孩子变得我都不认识了。”通常而言，在子女青春期以前，父母都能较好地掌控他们的成长节奏和方向，看到其成长的连续性，“就这样长下去未来大概怎么样”是看得见、想得到的，然而从青春期开始，很多父母发现，子女的成长出现了断裂，有的甚至是“急转弯式”“断崖式”断裂，父母就有点“找不着”孩子的感觉，常常困惑：“以前那个懂事的孩子到哪里去了？”这其实是父母对孩子的认识没跟上他们成长的节奏，没有意识到个体的成长既有连续性，也有断裂性。
连续性是指个体在发展过程中会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前一个阶段是后一个阶段的基础，这种“前后呼应”让他人对个体产生“他就是……样的人”的认知。断裂性则是指个体复杂的多面性会在不同的时间段表现出来。例如，子女之前一直没显现出的“独立能力”突然在选择离家住校的时间段爆发出来，对此一无所知的父母大为惊讶：“她原来这么能干！”子女以前没机会表现的“寡言少语”特征在青春期突然呈现出来，父母对此常常感到惊慌失措又困惑不解：“这怎么就自我封闭了呢？！”概括而言，断裂性的改变如果是父母喜欢或期待的，那是皆大欢喜；但如果是父母排斥或恐惧的，那就会成为“不应该有的问题”。本案例中子女打电话只是“要钱”，可能是因为进入新环境之后的突然改变，也可能是成长中的一次断裂，子女显示出来的“冷淡”特征是父母不曾了解的。对此，父母大可不必上升到道德判断的层面，让子女感到不被理解或被否定、被贬低，影响家庭的情感关系。
应对策略
包容：接受当下的情感联结方式
成长既有连续性也有断裂性，“连续性”可以让人巩固前后一致的自我概念，“断裂性”可以让人展现不同的人格侧面，都是个体成长中正常而不可缺失的部分。父母对子女离家后“一打电话必要钱”的现象可持放松、包容的态度，这在本质上是一种情感联结方式，缺钱也是缺少支持的时刻，子女会首先想到父母，对父母的信任和求助意愿是有基础的，父母可以先把这个基础夯实，鼓励既有的求助方式，说出爱的语言。
中国文化关于金钱有种矛盾心理：一方面觉得钱很重要，“有钱能使鬼推磨”；另一方面又称之为俗气的“阿堵物”。其实，现实中的物质和理想中的情感虽然不能对等，但也互不矛盾，前者可以作为后者的一种载体。父母接到子女“要钱”的电话时愿意且能够立即给钱，属于 “服务行动”或者“礼物”的范畴；不愿意或不能立即给钱，那也可以和子女说明愿意帮助或支持的心意，属于“肯定的语言”或“精心时刻”的范畴。关键是，父母要接受子女当下的情感联结方式：缺钱时还愿意打电话向父母要。
反思：父母应对期待落空的方式
子女的成长或进步是父母骄傲和欣慰的重要来源，当这种肉眼可见的纵向进步突然消失了，父母难免会惊慌失措、怅然若失、困惑难解。结合本案例，当父母对成年离家的子女抱有各种挂念、思念、舍不得，希望和子女通电话时间再长点、频率再高点、沟通内容再丰富点时，得到的回应却是子女的“缺钱式”求助，所以难免因期望落空而生气、委屈或伤心。为人父母的你会做何反应？不妨反思一下，这时候自己能忍住内心的不舒适、担心，甚至责怪，接受、理解和信任子女吗？接受对方目前只愿意这样联系自己，理解对方应该是有苦衷的，信任子女这样做并非由于不在乎父母，相信这只是其成长过程中的阶段式表现，是一种动态变化过程而非永久静止的结果。如果做不到接受、理解和信任，那你会怎么做？批评、嘲讽，还是回避联系？如果做到了，你具体会怎么做？面对两种不同的做法，电话那头的子女会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和想法？会有什么不同的结果吗？
再设想一个更加宽泛的情境，子女一直给父母看的是俊俏的正面，有一天他突然转过身把一个陌生的、黑乎乎的背影留给父母。父母怎么反应才更优雅、对子女更有帮助？正确的做法是，快速稳定好情绪并告诉自己：“我以前一直习惯看孩子的正脸，现在他要朝外走所以转了个身，我现在的感觉虽有些排斥和不适应，但这个背影还是他，俊俏的正面还在那里。他会再次转身过来的。”反之，父母越是着急、惊慌、痛苦地拒绝这个背影，子女就会越发生气地不转过身来：“你为什么嫌弃我的背影？！我这么大人了，为什么还要都听你的？！”
示范：丰富家人之间的情感表达方式
追究过去的家庭教育的失误不如展望未来如何优化家庭教育。如果父母希望打破与子女单一的“要钱式”电话联系，需要首先跨过上述的两关：我知道孩子的辛苦，我知道孩子这么做一定有理由，他不是故意让我生气或难受，这只是一个发展阶段，不是最终结果。然后，父母在日常和子女的情感联系中可以尝试示范多元化的情感表达方式。有些父母常常给子女发鸡汤文的微信链接，文章的内容和形式都很贫乏，其实父母可以按照《爱的五种语言》尝试翻新花样，总有一种语言会打动孩子，他哪天回应多了一点，那这种语言就是他当下的最爱。父母在责问“如果不缺钱，你还会因为什么想起爸妈”的时候，也可以想想自己还可以在哪些方面帮助子女。父母去子女的“国度”说子女听得进去的爱的语言，这样孩子也能在亲身体验中学到：原来不缺钱的时候也可以给父母打电话，而且气氛还能轻松愉快并有所收获。当然，这是高阶动作，各位父母可视能力选做。
姚玉红
“宁愿让人喊妈宝，也不愿让我妈伤心”
咨询室里坐着一个高大的男生和一个瘦瘦的母亲，两个人的表情都一样紧张、局促，不同的是儿子的眼睛里透着迷茫、无措，母亲的眼睛里还能看出利落、能干。母子前来寻求咨询的原因是儿子大学刚刚读了一个学期就各种不舒服，被医生诊断为焦虑症，眼看只能因病休学回家，无法进入课堂正常学习，母亲非常着急，暂停自己的工作跑来准备陪读，希望能帮助儿子撑下去。
儿子坐在那里说：“我妈比我还着急，她对我真的是太好了。我每天要吃十几颗药，不仅有治疗焦虑的，还有很多维生素、保健药，我都搞不清，我妈每天就负责给我弄好吃的，提醒我吃药。什么都给我安排好，我现在也不住宿舍了，要不吃药、吃饭都不方便。”当被问到如何与同学保持交往时，他带着无奈的表情笑着说：“没办法。现在也不去上课，和同学交往很少，希望哪天能恢复吧。可能有人会说我是妈宝吧，但我宁愿别人说我是妈宝，我也不愿意让我妈伤心。”妈妈听到这里就落泪了。咨询师问她想到什么，她眼中失去了能干自信的光芒：“我儿子很懂事、很听话的。他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和他爸爸白手起家，就想着给他提供一个好的物质基础，让他不用再受我们当年受过的那些苦。可能是我们在打拼事业的过程中忽略了他的心理健康，他看我们辛苦也就不和我们说他的问题，也没怎么和同学朋友说，孩子是被憋坏的……”
辛苦的父母付出再多也会“打折扣”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著名家庭治疗师伊凡·纳吉提出了“家庭账本”理论，认为家族自然地通过“代际忠诚”一代代传承着家族的文化、信念、行为模式等，这种无形的忠诚存在于家庭关系中，也影响着个人的内心世界。因此，每个家庭都有一个延续多代的“账本”，记载着“谁欠了谁什么”，也就是受人恩惠之后应尽的义务。换句话说，父母辛苦地为子女付出、奉献了多少，子女心中都是有数的。一旦付出与索取的“收支”出现不平衡，就意味着“不公平感”的产生，顺带会产生日后得到偿付或者期待得到其他“抵押”“补偿”等形式的回报。如果现实中或者感觉中回报不够及时或足够，人际互动就可能在日积月累的不公平感中产生问题：“别人对不起我”或者“我对不起别人”。诚如纳吉所说：心理问题的各种症状有时候就是一笔算不清、也还不清的亲情账。
父母对年幼子女的责任和付出是不求回报的，孩子一般也没有回报父母的意识。然而，随着孩子年岁的增长，这种权利和负债之间的伦理平衡会产生变化，觉得自己已经长大的子女（如大学生、步入职场者等）基本都无可避免地开始考虑“回报父母”的问题，如不再和父母随意要生活费，和父母的联系会“报喜不报忧”等，但如果子女的负债超过他们自身成熟度的承担力，就会阻碍他们的发展。中国的父母尤其乐于为子女付出，本案例中妈妈的期待——“让他不用再受我们当年受过的那些苦”——很感人，但其实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期待，也是对孩子的一种过高的期待：我们为你奠定了这么好的基础，你就应该胜过我们，或者最起码别再吃“某些苦”。每代人有每代人的辛苦，父母怎么可能帮孩子免除其成长过程中的各种辛苦呢？如果孩子还在吃苦，还没有走上顺利或体面的成长的阳关道，那是不是就有负父母的期待呢？
父母有多少所谓的付出和奉献，孩子常常就会感受到多少无以回报的亏欠。策略派家庭治疗师简·海利说：“人类当前的问题仍然和过去几个世纪的一样，那就是怎样才能过上舒适的生活，所以我们不断尝试。”父母无法保证帮助子女过上舒适的生活，但如果父母让自己过上身心舒适的生活，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轻子女的负债感，让他们敢于让父母失望或伤心，而不愿意被人叫成“妈宝”，因为他知道，父母虽生活曲折，但一直乐观而富有韧性。
我的需要和家人的需要哪个更重要
本案例中说“宁愿做妈宝，也不让妈妈伤心”的男生反映出的是甘于为人付出而不顾自我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和他父母的如出一辙：别人的需要比我的需要重要。父母想的是：子女的需要胜过我自己的，家庭的需要胜过我自己的。子女想的是：父母的需要胜过我自己的，家庭的需要胜过我自己的。如果总是这样压抑自己的需要，子女的独立性、成熟度很难随着生理年龄的增长而自然达成。
如前文所述，大学生的社会心理发展水平仍处于发展自我认同的阶段，在选择无比多样的今天，总是不敢表达自我真实的需要和渴望，怎么确定自己的未来发展希望，没有希望又何来自我奋斗的动力？
应对策略
将辛劳转为力量来源，强调共同努力而不是过度期待
本案例中的父母早年白手起家，他们的各种辛劳孩子都看在眼里。如果父母把这些辛劳视为虽然无法避免但仍有收获的人生自然历程，而不是为了后代的奉献与付出；将其视为自己对生命质量、个人价值的无悔选择，而不是为了孩子而历经千难万险；把经历苦难后的自己视为有过纠结、有过挫败、有过坚持，到今天依然还有困惑的真实的普通人，而不是包打天下、必须效仿乃至超越的优秀神人……这样，孩子不仅感受到的心理压力会小很多，而且还会从中看到真实榜样的力量。
父母心疼孩子当然无可厚非，但不要因此让孩子的辛苦和努力变成其“能力不够”的证据，以致千方百计地予以回避。适当的辛苦是值得称道的，经历辛苦必当有所成就，此处成就的定义应等同于广泛的成长独立。本案例中的妈妈可以尝试和儿子沟通：“爸妈有幸见证了中国发展变化最剧烈的年代，靠努力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肯定还不是完美的父母，更不是完美的人，直到今天爸妈还有很多遗憾和难题，很多时候真的教不了你。时代变化巨大，你拥有的优势资源和你面临的困难挑战同样也都是爸妈并不熟悉的，我们觉得好的选择或答案可能并不是适合你的，辛苦和困难是每个人成长过程中必须经历的，但爸妈愿意和你各自努力、共同坚持、互相学习，相信我们一定会走出困境并有所收获。”
明确大学生父母有效陪读的目标，做孩子坚强的情感后盾
本案例中的母亲决意离开居住地来儿子就读大学所在的城市租房陪读也不是个罕见的现象。大学生进入大学后如果缺乏自理的能力，缺乏与人沟通互助的能力，缺乏回应集体社会要求等能力，再加上学业的受挫或较为严重的身心疾病，确实需要回到“家庭”这个最安全的小熔炉中回炉再造。有人选择休学回家，有人选择让父母来校陪读，而后者和中国人特别重视子女教育的文化传统是分不开的。
当然，大学生的父母陪读必然不是长期的，只能是短暂的过渡、“补课”。例如，本案例中的母亲自述曾因忙于工作而忽略亲子陪伴和沟通，那么这个案例中有效陪读的首要目标就不是帮助孩子搞好学习，而是让孩子感受到家庭情感对他的支持，放下心理负担，努力发展自我而不是担心挫败。要达到这个目标，最关键的是父母要在与成年子女分开后再度近距离长期相处时，耐受住亲子冲突带来的情绪变化。这种陪读一旦开始，父母要学会和子女合作，放下父母高于子女的权威等级期待，允许甚至鼓励子女明确自我的需要并尝试独立表达。父母耐受住可能由双方的观点、行为差异带来的冲突，保持情绪稳定、平和，这样才可能让孩子学会真正的表达自我并寻求独立：“爸妈，我在乎你们的需要，但你们的需要不一定是我的需要。我爱你们，但我可以和你们不同，我的需要是我的需要。” “我不要做妈宝，妈妈你也不必伤心。”
姚玉红
驱不散的内疚感 ——“我爸是被我气死的”
安妈妈的儿子是一名刚刚获得免试直升硕士研究生资格的大学四年级学生，别人都祝贺她养了个有出息的好儿子，但安妈妈心里却非常沉重。儿子告诉她，他最近因为情绪非常低落不得不求助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我实在不知道能和谁说这些话，害怕别人鄙视我，也觉得没人能听得懂。我大学一年级开始就有这种感觉，但那时候学习忙，所以感觉没现在这么强烈。高三时爸爸在和我的争吵中因心脏病突发去世，我非常自责，总觉得是我害死了爸爸。周围所有亲朋好友，包括你（妈妈）、爷爷、奶奶，你们对爸爸的去世都非常悲痛，但全部一口咬定和我无关，说爸爸以前就有心脏病，不是被我气死的。我觉得你们就是想安慰我才这么说的。事情照说也过去3年了，但我不知怎么了，就是摆脱不了这个想法。我和好朋友说了一点儿，他们也帮不到我什么，就是让我别多想，我难道特意要多想吗？没有人知道我心里有多煎熬。马上就要读研究生了，可我一点儿都高兴不起来，甚至怪自己怎么这么没良心，做了这么伤天害理的事情，还好意思读研究生？！甚至现在每每发生不好的事情，我心里都踏实一点儿，告诉自己：‘这是你的报应，活该！’我知道自己这样想很有问题，甚至担心会不会耽误后面的学习，但我没办法摆脱，我该怎么办呢？”安妈妈觉得自己也有责任，一直不知道丈夫的突然去世给儿子带来这么大压力，她也想找个心理老师问问，作为一位只有专科学历的单亲妈妈，该怎么帮助马上就要成为研究生的“大”儿子呢？
内疚感是恢复掌控感的一种尝试
很多人在挚爱的亲朋故去后都会产生一种充满后悔或内疚感的假设：如果当时不做什么，或者如果当时做了什么，那他肯定就不会死了，那个意外就不会发生了。这种假设无法通过时光倒转予以验证，是纯粹的空想与自我安慰，但当事人沉浸其中，一遍一遍地温习、巩固，且伴随着悲伤、内疚、自责等痛苦的情绪，甚至是类似本案例中安妈妈儿子的这种内疚感：“就是我害死了爸爸！”无论旁人如何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劝说开导，当事人还是无法摆脱这种内疚感的折磨，不仅自己痛苦难熬，也让身边的人无法理解，无从下手，而这和学历高低毫无关系。这里的内疚或后悔具有特别的意义，即这类不幸其实我还是可以掌控的，如果重来一遍，不幸的事件是可以被有效避免的，因为我可以找到某些关键性的原因，并且 “下一次”我一定能解决这些关键性问题。
“幸存者内疚”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类心理过程。有些人会因为逃离或改善某一恶劣处境成为幸存者，他们自己的生活处境虽然得到改变或改善，但他们关心的、同处恶劣处境中的其他人还在继续不幸地生活，所以他们认为自己的逃离或改善是一种过错，自己的幸存或幸存后的幸福生活不但不能让自己快乐，反而充满内疚，恨不得自己也同样遭受不幸才心安。
英国心理学家斯蒂芬·乔瑟夫将产生幸存者内疚的原因归纳为三类：别人面临生命危险甚至失去生命而自己却平安无事；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拯救其他人而只顾自己苟活于世；面临危险时，自己通过自救幸存了下来，在回顾时却觉得自己抛弃了那些没有逃离危险的人或者抢夺了别人幸存的机会。简单来说，因为自己关心的他人曾经和自己身处同一困境，所以自己独活于世的内疚感可以归纳为“什么都没做” “只为自己做”或“为他人做了但还不够”三大类别，这是一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困境。这种困境的核心要义是：这种不幸是有原因的，而原因是和我有关的，我要时刻牢记，这样可以对看似无力回天的不幸还有些许掌控感，不会完全陷入痛苦、哀伤但又无能为力的双重痛苦中。
内疚感是一种复杂情感的表达
本案例中的父子关系是一种“幸存者内疚”的特别情境。张天布分析认为，每一个青春期的儿子都要面临和同性父母（即父亲）的竞争关系，即成长到一定阶段的儿子必须在某种意义上战胜父亲，如不顺从父亲、与父亲对着干、保持和父亲较为疏远甚至对立的关系，顺利完成这段过程之后儿子才能获得独立与自信，并有助于其在未来与权威“不卑不亢”地相处。如何判断这段过程是否顺利呢？儿子与父亲竞争时能够获得允许和接纳，不会因成人的批评和压制而中途退缩，不会因为竞争而产生难以承担的后果，如输掉自己或输掉竞争对手或输掉亲情关系等，一路跌撞之后儿子才能深刻发现自己的长处和不足，接受不够完美的自己和父亲，能相对心平气和地回归到父子关系中寻找和解并安心继续成长，既部分认同了父亲，认识到可以从父亲那里继续获得力量，继续接受外在权威的合理指导或帮助，又完成了独立确认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的尝试，有能力在需要时拒绝外在权威的不当干涉或侵入。
本案例中爸爸是在和青春期儿子吵架的过程中突发心脏病过世的，这让父子竞争的过程因为破坏性的结果而提前结束，竞争本身变得非常可怕：我赢了，但我害死了爸爸。这种挫折巨大的竞争关系一方面可能会让独立探索的自我发展过程被迫中断，另一方面可能会让自己失去与来自父亲的力量和关爱的联结，双重打击之下幸存者内疚会变得更加强烈。
糟糕的竞争会让“赢”或“输”都变成不幸的事情，本案例中儿子的表现是不敢再赢。学业上的或其他的竞争性活动都可能会让个体不敢成功、担心成功，甚至希望失败或者故意制造失败，然后恶狠狠地对自己说 “活该”，好像在说“我终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希望借此平复内心对于竞争胜出的恐惧，但这样的心理状态会导致个体错过自我的发展，而且背后缺失的亲情支持也会因为父亲的永久性离开而变得遥不可及。
因此，本案例中儿子对父亲去世的内疚感应该是一种包含多种成分的复杂情感，有一般意义上的幸存者内疚、在不断反刍痛苦中设法恢复的掌控感，更有父子关系中具有特殊意义的情感——喜欢、敬爱、思念、怀念、愤怒、困惑、遗憾等，这些都需要花费时间弄清楚、说明白。这不是一件可以追求高效的简单事情，寻求心理咨询师的帮助是个不错的选择，为人父母也可以按照下面的应对策略支持孩子。
应对策略
不仅要豁免内疚感，还要表达理解和支持
如上所述，内疚感是有作用的，不管是帮助个体恢复针对灾难或凶险的掌控感，还是处理父子间既竞争又关爱的特殊关系，父母对此需要保持耐心。本案例中的安妈妈可以试着告诉孩子：“你摆脱不了内疚感，那是你心里忘不掉爸爸。你有多想念他，有多介意爸爸突然去世这件事情，你就有多难相信爸爸去世和你无关。不必着急摆脱，就把这种内疚感当成对爸爸的想念吧。爸爸知道他对你这么重要，他也会觉得安慰。妈妈其实有时候也会有类似的怪自己的想法，我们都很舍不得他。你可以试着给爸爸写信，一封或几封都可以，长短无所谓，找个安静的环境，心静的时候写就好，可以不给任何人看，就自己收藏或者以某种方式告知爸爸，专门和爸爸讲讲没讲完的话。虽然失去了爸爸的现实陪伴，但我们可以换种方式实现爸爸对自己的陪伴，获得爸爸的支持力量。妈妈经历这个过程也很不容易，我的方法是……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聊聊爸爸。”
这里，安妈妈要表达的重点是：内疚感不能通过被他人豁免（ “你真的不必怪自己”）而解除，而是需要被理解和被支持（“你有多想他，你就有多内疚、多难过”）。安妈妈需要听儿子好好倾诉那份内疚感，从头到尾，一遍又一遍，这里面有很多对父亲、对家人、对自己的看法和设想，害怕和渴望等复杂的情绪阻碍着儿子对未来前途的憧憬和信心，他需要和逝去的父亲达成某种共识与和解。母子一起谈论爸爸的去世难免会哭泣伤心，但不要因此回避这个过程，使妈妈失去陪儿子一起哀悼、怀念爸爸的机会。
并行“双通道恢复模型”，兼顾现实功能和情绪处理
面对突然的亲人丧失，到底要多久才能走出情绪低谷？本案例中的儿子大学时因为适应新环境转移了注意力，等到保送研究生这个空隙时间又回想起父亲突然去世，再次陷入自责情绪无法自拔。家人和当事人都很容易担心：这个过程要持续多久呢？会不会耽误马上开始的研究生学习呢？
强烈或持续性的情绪背后都有深厚的情感基础，而深厚情感是长时间积淀而成的，特别是亲情，所以消化情绪需要抽丝剥茧的耐心和舍得消耗时间的决心。同时，为减弱长时间消化情绪的过程对个体现实功能造成负面影响，建议安妈妈和孩子一起并行“双通道”恢复过程，即“两条腿走路”策略：一方面慢慢处理情绪、情感，和家人、朋友不断交流、沟通，或者寻求心理咨询师的帮助；另一方面逐步恢复现实功能，投入现实的生活中，努力完成外界给予的任务。本案例中安妈妈说了很多儿子的诉求，她自己和其他家人面对亲人突然逝去的情绪、情感是否也需要认真处理？有时候，家人共同面对巨大的丧失，尽管每个人都非常悲痛、需要支持，但因为担心给其他人带来负面影响而宁愿选择独自疗伤，在各自为战的过程中反而疏离了本该最亲密的彼此。如果突如其来的丧失的哀伤没有离散亲密扶持的家人，再运用“双通道恢复模型”的理论，相信生者一定可以一边坚强地应对现实任务，一边逐步理解情绪痛苦，慢慢学会在兼顾中实现动态平衡。
姚玉红
一直优秀的子女要退学重新高考
大一的第一学期还没读完，小王就郑重地和爸妈诉说学校的各种不好，表示要退学重新参加高考，以考取更好的学校，因为“现在这所大学完全不适合自己”。爸妈急忙从老家跑来上海探望小王，发现女儿真的既憔悴又消瘦。爸妈认真地和小王谈，和小王的同学、老师谈，终于发现原来在中学一直优秀的小王进入大学后迅速失去了学业优势，同年级的同学不仅各门学科成绩比小王优异，而且实践能力很强，文艺或体育才能也很突出。小王很想找回原来的优势地位，期中考试之后鼓励自己重新来过，但眼见期末将至，只感觉和同学们的差距越来越大，在和同学、老师的交往中也变得畏缩起来。上海这个城市和原来的北方三线城市相比又存在各种巨大的差异，这些方方面面的因素合在一起，让她陷入前所未有的艰难中。从上幼儿园开始，小王就一直是个人人夸、大家爱的学霸，她从来没像在大学里感觉这么差过，而且她还不好意思和别人直说，没有养成张嘴“认怂”的习惯，最终开口和爸妈说的也就一个中心思想：埋怨学校太糟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