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居、搬家是现代家庭生活免不了要经历的事。有些是从北向南移，有些是从西向东搬，有些是从乡村去往都市，有些是从海外回归故土，有些是搬进了大房子，有些是为了相互照顾搬得离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更近，有些是冲着学区房去的……移居也会给孩子带来很大的成长性影响。好的移居是故事，糟的移居是事故。大部分移居虽然看起来都是好事情，但因为大人和孩子都需要适应这种变化，因而也都不容易。
一个六年级的女孩三个星期前搬家了，新家距离学校更近，房子也更大，可是女孩最近两个星期却总处于“恍恍惚惚，魂不守舍”的状态。老师告诉家长，他“就是上课走神，走路发呆，和小伙伴在一起莫名其妙就生气，生气之后再去道歉，道歉的时候会送礼、发誓、找其他小伙伴作见证”。妈妈也发现，孩子好几次回家都晚了，原本步行到家只要10分钟左右的时间，现在有时需要40分钟，甚至接近一个小时。问她去了哪里，跟谁在一起，都做了什么，她也不说。女孩是三个月之前就被告知他们要搬家了，并且知道自己将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大房间，有独立的卫生间，还有朝东的飘窗。而且，要不了多久，她就要当姐姐了。女孩确实喜欢自己的新房间，但在是否喜欢成为姐姐这点上有些不确定，而且对搬家她也有自己的不舒服和不舍得。她感受到了二宝出世带给自己的威胁，她私下想：“大房子是因为二宝才有的，不是因为自己。”她最不舍得的是原先社区的那两只流浪猫，自己离开了，谁继续照顾它们呢。所以，好几次放学后她都要回原来的社区看看她放心不下的那两只流浪猫。
这个实例带给父母的启示是，接受新的、更好的，或者告别旧的、不那么好的，不见得是顺理成章的事。与其说我们是活在好或不好之中，不如说我们是活在熟悉或不熟悉之中。每一次的断舍离，都需要一次心理健康的重建。
在本案例中，二宝即将出生，大宝会怎么想呢？
第一，父母给我的爱肯定会不如从前。即便父母保证会像从前一样爱我，而且也不是虚情假意，但至少他们可能力不从心。
第二，做姐姐，或许也有些好玩的时候，但更多的是烦人的事情吧，我会被打扰，二宝不会像小动物那样，由我说了算。
第三，没准父母还会跟我提更多的要求，说什么“你是姐姐了，少让我们操心，做二宝的好榜样，做爸爸妈妈的好帮手”之类。
对家有二宝的父母来说，问题不是大宝是否喜欢二宝，也不是生二宝需要征求大宝的意见，而是要把生二宝当作一件家庭大事，是整个家庭对生命的共同期盼。生二宝和大宝入学、升学等一样，都是家里有意义的大事。
生命和成长的过程充满了丧失与哀伤
生命和成长的过程充满了丧失与哀伤，是不得不接受的经历与体验。
从慵懒的小猫走失、聒噪的鹦鹉逃笼，到活泼的小狗遭遇车祸；从花树枯萎、玩具损坏，到肢体伤残及亲人亡故……孩子和我们一样经历着不一定有准备、不一定有预感，更非情愿面对的丧失与哀伤。面对丧失与哀伤，许多父母都不知所措。
一个一年级的男孩，父母感情极好，父亲加班猝亡，母亲悲恸数日不能自已。在处理后事的一个月中，男孩全靠舅舅舅妈照顾，上学、放学、写作业，一切如常。等妈妈把孩子接回家，恢复正常上班后，孩子却出现上课嗜睡、饭量下降、与伙伴互动减少、作业拖拉或遗忘、发呆失神、遗尿、做噩梦等情况。心理咨询师给出的解释是：“失去爸爸对孩子而言本来就是极为伤痛的事情，需要得到及时的照顾与宣泄。当最重要的照顾者——母亲处于自顾不暇的状态时，孩子不自觉地把哀伤的机会‘让’给了母亲，且让自己显出‘我不用大家担心’的样子，这就压抑了他自身巨大的丧父之痛，这是需要进行一段时间的哀伤治疗的。”
一对四年级的双胞胎男孩在开学后的一个月里不断惹事：频繁迟到，多次逃学；贪玩游戏，彻夜不休；顶撞、辱骂老师和保安；结伴伤人，下手很重。学校打电话联系作为监护人的母亲，起初对方还会说“对不起”“给你们添麻烦了”“我会管他们的”，后来就是语无伦次的解释，最后干脆不再接老师的电话。原来，在孩子三年级的时候，其父亲遭遇车祸亡故，母亲改嫁，爷爷负责照顾哥俩，可是三个月前爷爷突发脑梗病故。而奶奶在他们幼儿园大班的时候就病故了。一个完整的家庭在五年之内经历了三次重大的亲人亡故。尽管邻里、亲戚、朋友给予了他们许多经济上的帮助和日常生活中的照料，但是丧失之痛还是转化成了双胞胎男孩对生活的敌意、对生存的惊恐、对生命的疑虑。
即使对于成年人而言，丧失都属于重大的生活事件，也需要时间调整才能面对。对孩子而言，丧失也绝不是如成人想的“过几天就忘了”，或者“难以应对”，但孩子需要家长的帮助。以下是给学龄儿童家长的几点建议。
第一，小学阶段是生命教育最重要的阶段，包括安全教育、生命价值教育等。家庭和学校都是实施生命教育的主体。
第二，学龄儿童有能力理解生命的意义以及生活事件的过程，所以当丧失事件发生后，无须回避哀伤，要尽可能和孩子一起参加相关哀悼仪式，让孩子有机会在家人的陪同下公开表达自己的哀伤，但要避免让孩子到令其心生恐惧的现场。
第三，宠物是孩子的过渡性客体，是孩子寄托情感、处理情绪、施加投射、接收认同、实施控制、对话自我的重要载体，所以，宠物丧失后，切不可草率对待。
第四，亲人，尤其是父母或祖辈照料者，是孩子生命成长中的重要他人，是其无可替代的依恋客体，他们既是手手相牵的物理存在，也是心心相印的精神存在。所以，每一次生离的难过与死别的悲痛都是刻骨铭心的。
所有这些都是不得不接受的经历与体验，哀伤难以逃避，而对亡者的缅怀则是亡者活在生者心中的形式。
张翔
学龄儿童的成长风险
成长是有风险的。发烧感冒是有风险的，戏水是有风险的，骑单车是有风险的，独自外出是有风险的，打打杀杀的游戏也是有风险的。而我们这里要讨论的却不止这些。近年来，学龄儿童的成长风险呈现出一些令人担忧的迹象。有些风险直击其幼稚的心灵，有些风险则直击其脆弱的生命。
那些难以言说的痛
性侵
一名四年级的女生从幼年起就遭到独居的老年邻居的性侵。原来女孩父母把她托付给爷爷奶奶养育，爷爷有自己的工作，奶奶每天下午要去棋牌室打麻将，常常把女孩交给从不外出的木匠老头照看。从幼年起，性侵就以强迫、恐吓及利诱的方式持续。在外人的眼里，木匠爷爷对女孩挺好的，女孩也喜欢他，常常去他那里待着。直到女孩上生理卫生课，学习自我照顾与防护时，她才意识到自己遇到的木匠爷爷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是犯法的。
国内外的研究及日常经验都告诉我们：许多伤害并非来自陌生人，而是来自熟悉的邻里、亲朋。
该类案例的困难在于：女孩的健康人格需要悉心陪护和重建。
该类案例的启示是：无论是女孩还是男孩，关于性安全的知识与保护意识的教育都可以早一些进行，起码要比学认字、学计算、学英语要早。
出生的谜团
七年级的小强上了一堂主题为“感恩”的班会课，这堂班会课是全体同学和家长共同参与的。许多家长讲述自己孩子出生的故事、姓名的故事、抚养的故事。小强的妈妈也讲述了关于小强早产的故事。那一天，许多孩子和家长都流泪了，小强更是哭得不能自已。妈妈以为是自己的讲述感动了小强，说：“妈妈应该早一点儿告诉你的。感谢你那么顽强地活过来、长大！”其实，在小强的心底，从二年级起就埋藏了一个秘密。那时他与某个小伙伴发生冲突，气不过的小伙伴反复大声地喊：“你是个杂种！你是个杂种！”小强不懂这是什么意思，隐隐地觉得自己会不会不是父母的亲生儿子。今天听了妈妈的讲述，小强终于释然了。他是快乐得哭了！
该类案例的遗憾在于：许多父母都会在孩子出生的话题上讳莫如深，每当孩子问起，父母最常见的回应方式就是开玩笑，诸如 “你是捡来的”“你是胳肢窝里蹦出来的”。殊不知，对该问题的疑惑有可能成为孩子的隐痛。
该类案例的启示是：早些多和孩子讲述家里的故事，如孕育孩子的故事、早年喂养的故事、姓名寓意的故事、许多“第一次”的故事，以及父母之间的感情故事等。
手机和电脑使用失当
一个六年级的女生在校因为生理期初潮措手不及而接受老师的帮助时，老师意外发现其大腿内侧有许多结痂的伤痕。心理老师耐心询问后得知，这些伤痕都是她自己在自责的时候抓破或掐破的。她为什么要伤害自己呢？大约从三年级起，父母因为比较忙碌而无暇接孩子放学，为方便及时联系就给她买了手机，不料手机里会自动弹出各种少儿不宜的画面，女孩有些好奇就点进去查看，再后来就会持续接收到更多的类似信息。女孩一边知道不应该看，一边忍不住想看，久而久之就特别自责，为缓解这种情绪，她就时不时地抓自己或掐自己。
一个五年级的男生无意间浏览了电脑上弹出来的关于强迫症及其治疗的广告，他好奇地对号入座，想看看自己有没有强迫行为和强迫思维，结果“发现”自己有上台阶时必须遵循男左女右次序的强迫现象，又“发现”自己动不动就会怀疑背后有人盯着自己看。于是告诉妈妈自己得了强迫症，要求妈妈带自己去医院看病。
最令人痛惜的是两个四年级的男生，在放学后的一个黄昏，他们从小区某楼的23层一跃而下，事前没有任何迹象。他们是同一小区的邻居，家庭背景相似，都是外地迁入本市的新城市人，父母都是符合城市优先引进的专业人才，家里都有3岁不到的弟弟。他们上学和放学总是结伴而行，所以家长放心，就疏于管理。殊不知两个孩子沉迷于一款国外的游戏，不仅被诱导沉迷于游戏，还被灌输形成厌世、仇世的观念。而这一切，双方家长竟毫无察觉。
该类案例的苦难在于：父母难以洞悉所有风险，网络风险又难以防范。未成年人的生命面对的风险可能有时并不那么显而易见。
该类案例的启示是：当手机、电脑等网络产品成为生活的必需品、便利品时，管控孩子对这些产品的使用习惯及使用风险的方法便需要及时更新。管控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内容并不难，难的是重建孩子健康的心理状态。孩子并非天生就倾向于躲避管控，即使犯错、违规的孩子，也依旧有渴望父母管束自己的愿望。
欺凌与准欺凌
一名四年级的女孩因为被两个调皮的同班男孩嘲笑“头发臭烘烘的”而羞愧得用头撞墙。
一名五年级的女孩与自己的好朋友闹别扭，因被威胁“我要告诉所有人你的手臂上和小腿上长了长毛”而痛苦地从二楼跳下受伤。
一名二年级的女孩因为得到了老师的额外奖励而遭到三个好友的围攻，被迫以下跪的方式向三人道歉。
一名四年级的男孩在小区里与一名本校五年级的男孩发生口角，前者主动攻击后者，但是被后者打伤。伤虽易好，但这孩子心生畏惧，怕再次被打而不敢上学。
教育部关于校园欺凌的界定是 “发生在校园（包括中小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内外、学生之间、一方（个体或群体）单次或多次蓄意或恶意地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另一方（个体或群体）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等的事件”。
该类案例的苦难在于：一方面校园欺凌难以界定、难以管控，而另一方面孩子成长中的心智与品行培养又十分重要。
该类案例的启示是：在孩子学业越来越受家长重视的时代，建议父母把养育的重心放在孩子健康人格的养成上。一方面，要以身作则地施加与人为善的影响；另一方面，要结合情境帮助孩子应对欺凌暴力。
通过上述案例可知，学龄儿童最大的成长风险不是学业受挫，而是人际互动受挫；不是考试考砸了让人伤心，而是考砸了所遭遇的质疑、批评、嘲笑、排斥让孩子无地自容；不是考好了就欢天喜地的大快人心，而是有可能遭遇妒忌或孤立这样的冷暴力。
在这诸多的成长风险中，最令家长触目惊心的就是学龄儿童的自伤行为和自杀行为。
折翼的天使
遭遇挫折的孩子肯定会通过某种方式对负性感受做出应对。最健康的应对方法是向父母、老师及同伴、熟人寻求帮助；其次是向有社会身份的陌生成年人（警察、消防员、保安等）寻求帮助；而不健康的应对方法是诉诸暴力（含冷暴力）；更不健康的应对方法是在内心预设自己难以得到他人的帮助、注定孤立无援，因此采取忍耐、逃避、谎言等耗损自身利益的方式；最不健康的应对方法是伤害自己，甚至自杀。
这里，我们把未成年人自伤定义为其指向自己的一种攻击形式，指个体在无自杀意念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系列反复、故意、直接伤害自己身体，又不被社会所允许的行为。自伤行为的功能是通过“身体痛”替代“心理痛”；实施自我否定（惩罚）；唤起别人的注意或控制人际交往；调节自我的情绪，确认存在感。
这里，我们把未成年人自杀定义为其脱离困境的解决方式。而这个困境是未成年人自我定义的，是其以自己有限的心智做出的并不妥当的定义。
家长对孩子的身心健康不可掉以轻心，对孩子说的“活着没意思” “还不如死了算了”等言语不可掉以轻心。
学龄儿童父母的功能
当下，出状况的孩子真多！怪谁呢？
不能怪父母不爱孩子。盖瑞·查普曼在《爱的五种语言》这本书中提出五种爱的语言，分别是肯定的言辞、精心的时刻、有意义的礼物、心甘情愿的服务、身体的接触。对于父母来说，爱自己的孩子是一回事，讲好爱的五种语言是另外一回事。
现实中困扰父母养育孩子的因素也十分明显。第一是家庭发展的压力，父母的职场现实制约着家庭发展提升的方向、路径和空间。第二是孩子成长的压力，养育孩子的物质、精神成本都在提高。第三是网络时代的压力，既包括各科老师纷至沓来的通知、家长群没完没了的言论，也包括孩子做作业时对网络信息的依赖，乃至对各种网络视频、游戏的沉迷。当上述因素共存并发展成为一个系统的时候，父母就好像在一条路况复杂的道路上驾驶一辆操作系统复杂的重型机车，难免手忙脚乱、顾此失彼。
在这个时代，为人父母者不仅需要有爱，也需要有勇气、有担当，这源自父母对爱情的信仰、对生命的好奇、对未来的自信及对现实的担当。
在孩子出状况的时候，归咎父母、声讨父母毫无益处，而是要提升父母的养育功能，包括母亲的功能、父亲的功能、母性和父性的功能、父亲的存在与存在感。
母亲的功能
母亲是相对于孩子而存在的一个有意义的生命实体，结合心理学家温尼科特的思想可以将母亲在养育中的功能归纳为以下五点。
1.供给功能。给孩子提供衣食住行的保障。
2.庇护功能。在陪伴孩子的时候尽力保护孩子免受疾病的侵扰和意外的伤害。
3.容纳功能。包容、接纳、安慰情绪糟糕的孩子。
4.镜映功能。就像一面清晰的镜子，映照出孩子的一举一动，让孩子明白，你看见了他当下的成长。
5.期待功能。希望自己的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是所有母亲的一种期待，适度降低母亲的期待，使之成为孩子成长的动力而非压力。
上述五大功能，假如每一项是20分，身为母亲，你愿意给自己逐项打分吗？打分不是为了和别人的母亲做对比，只为了适当、适时地调整自己。
父亲的功能
父亲是相对于孩子而存在的另一个有意义的生命实体。关于父亲的功能，心理学家李孟潮曾撰写《父亲的功能与悖论》一文加以讨论。一般来说，父亲具备五项功能。
1.供养功能。努力挣钱，有能力养活一家人。
2.护佑功能。保护家人免受天灾人祸的侵扰。
3.规训功能。设定并维持一家人生活的结构、秩序、规矩。
4.传道功能。言传身教，有意无意地传递生存、生活、生命的价值观念。
5.胜利功能。与母亲相比，父亲可能更成功、更有影响力、更受人尊重。
上述五项功能，假如每一项是20分，身为父亲，你愿意给自己逐项打分吗？打分不是为了和别人的父亲做对比，只为了适当、适时地调整自己。
虽然母亲的功能和父亲的功能在此处是分开说明的，但二者紧密相连，而非泾渭分明。足够好的父亲也是温暖而柔情的，也能在必要时因孩子的需要而呈现母性的一面；同样，足够好的母亲也是刚柔相济、充满理性的，也能在必要时因孩子的需要而呈现父性的一面。对单亲家庭来说，既做父亲又做母亲的父母或母亲，一样能让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
影响父母功能的因素
以下因素会影响父母的功能。
首先，我们深受我们的父母带给我们的影响。不管作为孩子的时候我们是多么喜欢或者多么痛恨父母对我们的养育方式，那些养育方式对我们养育自己的子女却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一位一年级女孩的妈妈因为孩子入学后的种种表现都不如人意而失去耐心，所以常常大声斥责孩子，但孩子越被斥骂越哭泣、越沉默、越拖拉、越怯懦，这些现象使这位妈妈更难以接受，近来甚至控制不住地多次动手打孩子，从打手心，到打屁股，最后发展到劈头盖脸地打过去。她说：“我控制不住，每次打她过后，我都会在她睡着之后加倍地痛打自己。我跟丈夫离婚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家暴且屡教不改的。还有，我小的时候，姐妹兄弟三个，我是老大，我们姐妹两个被爸爸打是家常便饭，一直到我们上高中才停止。他不觉得打人是不对的，他到现在还跟别人吹嘘两个女儿考上大学就是被自己打出来的。我从小就发誓：等我有了孩子，我坚决不打他。可是现在，我居然控制不住自己，成了像我爸一样的‘暴君’。”
心理学家怎么解释这一现象呢？被打骂的孩子一边忍受痛苦，一边习得用打骂的方式解决问题。当父母没有示范打骂以外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时，孩子就一定会习得打骂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尽管这种方式与自己的意愿相悖。
其次，我们深受自己的职业角色与职位带给我们的影响。
班主任和班上许多家长对班里一个男孩颇有微词：“仗着妈妈是学校里的老师，总是不听管教、欺负同学。”妈妈承受着来自同事和学生家长愤愤不平的问询与问责，于是不停地教育孩子、提醒孩子不要“仗势欺人”，还不停地询问同事：“我孩子在你的课上还好吗？”“今天上午孩子还安稳吗？”同事则在家长群里不停地安抚相关家长，向他们进一步地道歉、解释。然而，这个孩子的问题行为不减反增。作为老师的妈妈无计可施，只得交由爸爸管教。爸爸是一名兽医，他的方法简单粗暴，不认错就打，打了还不认错就把孩子“像绑动物一样捆绑在椅子上，不给吃饭，不让睡觉”，直到孩子出现了尿失禁才作罢，但孩子自此辍学在家。而孩子“欺负”别人的起因是几个调皮的孩子拿他是老师的孩子说事，嘲笑他说：“你妈妈马上就要来给你喂奶啦。”自尊心强的他情愿使用暴力，也不愿意向老师和家长说明整件事的起因。
这个实例给我们的启示是，当代的父母还应有第六个功能：理解自己的孩子。
最后，我们深受流行养育文化的影响。时下的养育文化是都市养育文化引领的，充斥着个性养育、创新养育、全才养育、优质养育、国际养育的气氛，这加剧了争强好胜的父母在抉择上的困难，难免让人急躁。
需要父母规避的风险
成长的风险虽各种各样，但只要父母多留心，绝大部分风险均可以有效避免。
首先，父母在与孩子的互动中要规避双重束缚的现象。
什么是双重束缚现象？以孩子犯错为例。如果孩子承认错误，父母可能会说：“明知道是错的为什么还这么做？”如果孩子不认错，父母又可能会说：“三岁小孩都懂得的道理你怎么不懂？”孩子便左也不是，右也不是；靠近不舒服，逃离又不敢；承诺没信心，违抗没底气。类似的例子在生活中也不少见。孩子看着你，你说：“看什么看？”孩子不看你，你说：“看着我！我在跟你说话呢！”孩子站在原地，你说：“还不抓紧时间去写作业，等我替你写啊！”孩子以为你训斥完了，刚回到房间，你又说：“给我出来！我说完了吗？”
你觉得自己已经强压怒火、苦口婆心地说了许久，觉得自己已经说清楚、说完整了，孩子应该听懂了、记住了，但一转身，孩子依然如故。有些孩子迷糊、不长记性、撒谎、逃学、逃家，甚至“好孩子”变成“坏孩子”，其实很多时候是“左右不是”的养育方式导致的。
一些孩子对父母心生不满，因为无论自己怎么努力，父母给出的评价都是：“你还是不够努力，你还是应该更加努力，你可以更好的！”
父母要避免使用上面示例中的那些语句和孩子沟通。
其次，高功能的成年人不一定是高功能的父母；低功能的成年人不一定是低功能的父母。
一些社会地位比较高的父母，学历高、职位高、收入高（简称“三高”），他们自信满满，这样的自信体现在养育方面就是自以为明白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养育孩子，应该把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从承担养育责任和发挥养育积极性来讲，这自然很好。但是，父母对孩子有过高期望、过度关注、过多要求的事例层出不穷。不少小学老师反映：“跟‘三高’父母沟通孩子的教育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他们有时候很难认同学校教育，认同班级管理的方法。因为他们需要面对和接纳的是，自己要在基础教育、普通教育、义务教育的系统中判断优质养育的价值，而不是在‘精英教育’的系统中汲取特殊养育的养分。”
相反，一些社会地位比较低的父母，学历低、职位低、收入低（简称“三低”），难免自以为不懂学校教育的事情，而把养育的责任真心诚意地托付给学校和老师，这种“不干预”的姿态与上述的“多干预”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但是教育专家说：“不干预的姿态本身就是一种过低期望、过少要求、关注不足的养育方式。这种方式会把父母的低自尊传递给孩子。”
在小学阶段，对于“三高”父母而言，首要的是让孩子学会普普通通地做人；对于“三低”父母而言，首要的是让孩子学会堂堂正正地做人。
再次，如何提升父亲的存在感？如何减弱母亲的焦虑感？
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一些父亲因为工作原因而脱离了孩子的视线，一些父亲因为自身的弱势而将主导权让给了强势的母亲，一些父亲因为“贪玩”“偷懒”而把责任推卸给了母亲……这就造成了父亲的存在感“被弱化”和母亲的存在感“被强化”的现象。
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会在学龄期开始尝试担负某种责任，并会在潜意识里模拟父亲或母亲所承担的责任。因此，父亲在家里的存在感不能太低，母亲在家里的存在感不能太高。处理的方式很简单：除了共同担负的责任外，父母在养育子女中也应有不同的分工，且除非迫不得已，否则不可代劳。
最后，如何避免将子女工具化？
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哪些情况是将孩子工具化？让孩子成为实现父母未完成愿望的工具，让孩子成为与配偶斗争的工具，让孩子成为传宗接代的工具（从前可能是重男轻女的养育问题，现在可能是大宝和二宝姓氏分配以及随之而来的厚此薄彼的养育问题）。
如何避免将子女工具化？答案是示真。在家庭生活中，示爱也许不难，示真却有些难。什么是示真？就是正常呈现父母的真实状态，父母间存在的冲突、父母间的不一致及父母各自面临的困难，而不是对这些刻意掩饰和回避。众多事例告诉我们，没有哪个孩子感受不到父母的矛盾。不示真，孩子就难免产生不必要的担忧。
高质量地陪伴孩子是当代许多父母的愿望和难题。或许现在的父母还应该具有第七项功能：趣味的功能，即乐享生活的功能。
张翔
第四篇
青春期篇
青少年期是孩子身体和心理发育的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孩子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越来越接近成年人，但又尚未完全成年。他们一方面想要在生活上和情感上实现独立，但另一方面在许多事情上又需要继续依靠成年人。他们一方面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想要迈步跨出家庭的边界，过得无拘无束；另一方面又担心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害怕自己在外受伤，仍然需要家庭的温暖与关爱。换言之，他们想要自由自在，却发现自己还没法过上“真正由自己说了算”的日子。因此，许多青少年在行为、情绪、人际关系和身体感受上往往会出现一系列在旁人看来自相矛盾的表现。例如，一个青春期的孩子让父母不要老催促他吃饭，但如果父母真的不再关注他吃饭的事情，他又会怪罪父母不关心他，觉得父母冷漠。
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将处于这个阶段的家庭称为“有青少年的家 庭”。此时的家庭自然也需要根据孩子这种“既想离开又想留在家里”的处境做出相应调整。
首先，家庭需要在坚持基本家庭结构的前提下增加边界和规则的灵活性。父母需要接纳的现实是，孩子开始有自己的想法、目标和追求，不再是以前那个乖巧、可爱的小宝宝了。而且，父母需要逐渐将自己和孩子的关系调整为“既亲密又独立”的状态，某些之前一直在管的事情也要学会慢慢放手。其次，中年父母需要逐步把注意力从孩子身上转移到夫妻关系及个人职业发展上，填补孩子即将离家带来的“空巢”感。再次，随着孩子长大，祖父母也开始衰老。父母就需要在心理和生活上逐步接纳和适应“我的父母也开始衰老”这一事实，需要在与青春期孩子相处的同时照顾好家中年老的一代。最后，父母可能也需要将注意力转向社区、社会等更大的系统，增加自我价值感，以弥补自身体力和生理能力下降带来的失落感，以及这份失落感带来的不良影响。
上述所有转变都不容易，它们彼此关联，相互影响，其中和青少年的沟通往往又是重中之重，也是让无数父母最头痛的事。因此，本章将重点从人际沟通和家庭关系的角度分享父母和青春期孩子相处时最容易发生冲突的场景和话题，同时提供相应的解决建议，以期能帮到众多家有青少年的父母。
刘亮
孩子总说父母不理解自己
“你怎么又生气了？我真搞不懂你到底是哪里不爽，有不舒服就说出来啊！”
“跟你说了也白说，你根本理解不了！”
“你都不说出来，你怎么知道我理解不了？说到底，还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你就只会怪我，跟你讲话简直是浪费时间，我懒得理你了！”
云霓（化名）和女儿又吵架了，几乎和往常一样的脚本和过程。自从女儿进入青春期后，就经常抱怨云霓不理解自己。好几次云霓想要心平气和地跟女儿沟通，结果都以大吵一架收场。最近女儿干脆直接把云霓的微信拉黑，拒绝和她的一切沟通。
许多青春期孩子的父母或许对云霓的困扰也深有同感。不知多少父母在咨询中跟我抱怨说：自己的孩子曾经无比乖巧，结果到了青春期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大人说话也不听，沟通时讲不到两句话就会开吵。原本亲密的一家人，现在居然变得如同“陌生人”一般，沟通起来往往是“鸡同鸭讲”。
为什么和孩子沟通时总是会错意
会说谎的“表层情绪”
在发生亲子冲突时，孩子呈现出的样子许多时候并非其真实的样子。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和别人交流时所表现出的情感往往并非我们内心最真实的感受。例如，当一位妻子看到丈夫不理睬自己时，她表面上会显得很愤怒，甚至会对丈夫大发雷霆，但隐藏在她那份怒意之下的，其实是自己被丈夫忽视后而产生的悲伤。换言之，此刻她的悲伤是穿着愤怒这件“外衣”出现在丈夫面前的。而丈夫在感受到妻子的愤怒后，本能反应要么是逃避，要么是和妻子互怼，却很难真正体会隐藏在妻子愤怒背后的真实感受。而妻子在看到丈夫的回应后，虽然内心会感到委屈，表面上却可能表现得更具有攻击性。她越对丈夫发火，丈夫就越逃避或反击，最终陷入恶性循环。
在心理学上，我们把人们在沟通中所展现出的表面的感受称为“表层情绪”，把潜伏在表层情绪背后的真实感受称为“深层情绪”。很多时候，当我们和别人发生分歧时，或者在我们面临威胁时，我们本能地会让表层情绪登场，而让真实感受——深层情绪隐于幕后。在所有的表层情绪里，登场频率最高的就是愤怒情绪。
人之所以会这样，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这是一种生物进化的本能。当我们被他人冒犯或误解时，愤怒可以让我们更具有反击能力，从而保护自己免受侵犯，这总比我们表现得软弱或任人宰割要好一些。其次，一个人如果从小被照料者善待，自己的情绪需要被照料者及时、正确地理解，常有机会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那么他长大成人后一般能够更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深层情绪，并且能够自如地把这些感受表达出来。这样，由表层情绪所引发的误解就会大大减少，免去许多人际沟通的冲突。最后，有些父母自己可能都无法内外一致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他们的孩子自然无法从他们那里学到如何心口一致、清楚、明确地表达自己。
孩子也是如此。当他们和父母发生摩擦时，表面上他们表达的是愤怒，其实隐藏在愤怒背后的可能是不被父母认可的悲伤、被父母误解后的委屈、被别人霸凌后的恐惧，甚至是当众出丑后的屈辱。他们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表达的是什么，而父母也容易被孩子激烈的表面情绪迷惑，想不到要了解孩子的真实感受。
藏在深层情绪背后的未被看到的期待
如果细究孩子深层情绪之下所隐藏的东西，那便是对父母和旁人的期待。期待，顾名思义，指的是孩子在表现出情绪时内心想让别人为自己做的事，或者想让别人对自己表现出的态度。举个例子，一个女孩在被妈妈怒斥后，表面上看，她对妈妈是恼怒的，但恼怒情绪之下也许是她对妈妈失控状态的恐惧。而在这份恐惧之下，她对妈妈真正的期待或许是：“我真的很害怕看到你这样表达情绪，所以下次你能不能心平气和地跟我讲话。”这便是我们常常会忽视的部分，也是孩子一直挂在嘴边的、一直希望父母理解但没有被理解的需要。
一个男孩在心理咨询中就曾流着眼泪对他的爸爸说：“每次我考不好的时候，你就只会反问我为什么同样的题别人都能做出来，我就做不出来。每次你这么说的时候我都气得要死，就忍不住要吼你。但实际上我心里也很憋屈，我也恨自己考不好，觉得自己对不起你们。我其实最想听的就是你能安慰、鼓励我一下。哪怕你说一句‘没事的，下次努力就好’也行啊。”听到儿子这番话后，爸爸才恍然大悟，才意识到原来儿子一直以来都心口不一。
怎样更准确地理解孩子
耐心倾听，不打断
要让孩子觉得被理解，首先要做的就是让孩子感到父母愿意理解他们。而要做到这点，我们需要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倾听。请注意，倾听有别于一般的听，它不仅指我们要耐心地听孩子把话说完，而且还要求我们在听的时候要保持足够的专注，起码要放下手边的事情，专注地看着孩子。此外，我们也需要及时给予孩子言语和非语言的回应。例如，微微点点头，或者回应一句“嗯” “是的” “哦，原来是这样”。这些回应可以让他们感觉我们在听，也在努力试着理解他们。
要做到真正的倾听，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难。容易就容易在，只要我们抱着全然接纳和好奇的态度尽力了解孩子的想法，自然就能做到不打断地倾听。所谓“态度决定一切”，当孩子感到来自家长的尊重和好奇时，即使家长一时间无法完全明白他们所说的事情，他们往往也能接受。而要做一个合格的倾听者难就难在许多父母其实并没有兴趣了解孩子们究竟想表达什么。而孩子通常都很敏感，如果我们只是装作在倾听，很容易被他们识破。
我曾经见过一个爸爸，他抱怨说自己已经很努力地在倾听女儿了，但女儿始终不满意，结果女儿反驳道：“你那也叫倾听？我跟你说话的时候，你一边刷着手机，一边有一句没一句地回答我，看都不正眼看我一下，一看就很敷衍。经常是我说了一大段，你就‘哼’‘啊’一下。我问你我刚才讲了什么，你一句都答不上来。就算你能勉强说点什么，也是牛头不对马嘴，你根本就没有在听我讲！”显然，这位爸爸只是装作在倾听，而这样的假装，自然容易被女儿识破。
做孩子情绪的镜子，澄清和回应期待
有的父母可能会问：“只要做到倾听就够了吗？”当然不够。我们还要在真诚倾听的基础上，再试着帮助孩子整理他们的表层情绪和深层情绪，并且澄清那些隐藏在情绪背后的期待。父母如果可以大致猜到孩子情绪背后的期待，那自然最好，但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即使父母无法立刻理解孩子的深层情绪和期待是什么，也要表现出一种愿意了解的态度。父母可以耐心地用一种不那么确定的语气、以关切的态度、用询问的方式慢慢澄清孩子的情绪。例如，父母可以说：“刚才你好像很生气，但我猜，你真正想告诉我的是不是其他事？”“你说到那件和××同学之间发生的事情时好像挺难受的，你愿意多跟我说说吗？”
大部分情况下，如果父母以这样的方式回应孩子，他们一般都能慢慢地恢复平静。虽然他们不一定会马上对父母吐露更多心声，但至少亲子冲突不会进一步激化。这个时候，如果孩子愿意继续和父母对话，父母可以进一步尝试用礼貌的、开放式的提问了解孩子对父母的期待。例如，父母可以问：“所以现在我能不能问问你，我可以做点什么来帮助你？” “如果有什么我能为你做的，就直接告诉我吧，我们可以商量。”如果父母觉得自己已经对孩子的期待有所了解，也可以用封闭式的提问加以澄清，但请注意，语气一定不要太生硬或太笃定。不要说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或者“你无非就是想……”因为这样的语调很可能会让孩子感到父母又在评判他们，反而会激化矛盾。相反，父母或许可以说：“听上去你的意思好像是……不知我理解得对吗？”“我不太确定，你是说你希望……吗？”
在心理学上，我们把这种倾听情绪、回应感受、询问和澄清期待的过程称为“镜映”。在这个过程中，父母就像孩子心情的“镜子”，孩子能从父母这面“镜子”里照出自己之前都没有意识到的感受和需要。这个过程不仅能帮助父母更加理解孩子，也能帮助孩子更加了解自己的情绪和需要，进而更好地管理它们。
当然，如果孩子此刻情绪有些激动，不愿意继续和父母对话，那对话可以先暂停。待过一段时间，双方都比较平静后，找个比较放松的时候再谈。另外，如果孩子的期待合理且父母能够满足，那父母适当地予以满足自然没有问题；但如果孩子的某些期待超出父母的能力范围，或者父母在当下很难予以满足，父母可以平静地和孩子就事论事地协商。关于具体如何协商，会在本章“孩子和父母想法冲突”一节中详细阐述。如果孩子对父母的抱怨已经上升到人格侮辱的程度，父母可以清晰而坚定地告诉孩子，他们这样的讲话方式伤害到了自己，让自己很不舒服，希望他们立即停止。
上述的倾听、回应、询问、澄清和满足期待的沟通方式往往需要父母和孩子反复多次练习以后，才可能会被逐渐强化，而后固定为父母和孩子沟通的一种新模式。在日后的亲子相处中，即使没有人刻意提醒，这种更有效的新模式也会自动在亲子沟通中呈现。
刘亮
和孩子沟通时容易情绪激动
老李一个人在书房里抽着烟，郁闷而又焦躁。客厅里，女儿和妻子早已打成一团。老李已记不清这是母女之间的第几次战争了，只记得从女儿进入青春期开始，这种激烈的冲突就反复出现。不管谈什么话题，也不管在和女儿谈之前做了多少心理准备，最后都会以母女俩大打出手这样的结局收场，这次也不例外。
也不知过了多久，妻子满面怒容地推开书房门，手里拿着一堆已被女儿剪成破布的衣服，大声冲老李咆哮：“你就知道躲着抽烟，你姑娘又‘发病’了，她把我的衣服全剪碎了。你也不管，这日子没法过了。我现在就回我妈家，你们爷俩爱咋过就咋过！”说罢，妻子摔门而去。老李默不作声地从书房出来，看到女儿卧室的门关着。他知道，女儿此刻一定是在房间里生闷气。老李掐灭了烟，叹了口气，无奈地开始收拾母女俩“战后”的一地狼藉。
这样的场景，或许不少家有青少年的父母都经历过：不管和孩子谈什么都容易情绪激动；哪怕谈之前做再多的心理建设，谈着谈着双方的情绪还是会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将所有人都淹没。许多父母不禁会问：为什么孩子就是容易情绪激动呢？其实，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无外乎“两个‘分不开’，一个‘听不到’”。
为何沟通时总会被过激的情绪控制
自己的情绪和别人的情绪“分不开”
将家庭中泛滥的过激情绪简单归咎于某一个成员是不公平的。家庭就像一个有机的系统，生活在这个系统里的每一位成员的情绪、想法和行为都无时无刻不影响着其他人。如果某一个家庭成员出现了焦虑或愤怒的情绪，这样的情绪是很难不被其他家人感受到的，其他家人也很难不对这样的情绪产生反应。家人彼此间的这种情绪联结其实是有用的，它能让某位家人在脆弱和需要帮助时被其他人及时看到并得到帮助。
然而，世间之事往往是过犹不及。如果家人对彼此的情绪过度敏感，这种过度紧密的情感联结就会变成束缚和导火线。在这样的家庭中，任何一个人的一举一动、一情一感都被其他人过度关注。家人就像情感相连、血肉难分的“情绪连体婴”一样，任何人的一丝焦虑、愤怒或悲伤都极易被其他成员快速注意到，引发其他人同样甚至更加剧烈的情绪连带体验。而其他人在这种情绪连带体验的控制下，很可能会以更加激烈的情绪回应这位成员。如此一来，原本某一个成员的不安情绪便在所有家庭成员的“努力”下被无限放大，最后大家都分不清哪些感受是自己的，哪些是别人的：你的愤怒变成了我的愤怒，我的不安也变成了你的不安。
一个患抑郁症的14岁女孩曾说：“我自己就是很容易激动的人，但我的父母比我还容易激动。我们都像火药桶一样，相互之间连了引线。只要一个人有一点儿小火星，其他人马上就会被点燃，连环爆炸就会发生。很多时候吵到最后，我们都不知道究竟是为什么吵起来的。”后来得知，女孩的父母都曾到精神科专科医院就诊过，且都被诊断为焦虑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