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循环。（1）北极冰层反射光和热量。（2）随着地球大气变暖，北极冰层开始融化、变薄。（3）冰量减少后的北极冰层反射的光和热量也减少了，停留在大气中的热量变多了。（4）大气变暖。（5）反馈循环：北极的冰融化得越多，反射的热量越少，停留在大气中的热量越多，冰融化得越多，如此再三循环。
多重原因。由于极涡和喷流之间的相互作用，部分涡旋向南移动到北美洲中部，导致俄克拉何马州和佐治亚州等遥远的美国南部地区出现反常的冰冻温度。
概率因果关系。许多天气现象都是概率性的，这就导致了相应的概率分布。虽然你无法预测投掷的硬币到底是花朝上还是字朝上，但你可以预测，在大量投掷硬币的过程中，几乎恰好会有50%的硬币花朝上，另外50%字朝上。
是的，全球变暖系统性地导致了美国南部的冰冻天气，系统性地带来了飓风“桑迪”、中西部的干旱、科罗拉多州和得克萨斯州的火灾，以及世界各地的其他极端天气灾害。让我们大声地说出来：这是因果关系，系统性因果关系！一套有直接成因的网络、反馈循环、多重原因，都在全球天气系统中发挥着概率性的作用，系统性地导致了天气灾害。是的，它系统性地造成了数不清的人身伤害，高达数十亿甚至数万亿美元的损失。
系统性因果关系在生活中很常见。吸烟是肺癌的系统性成因，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是艾滋病的系统性成因，在煤矿上工作是尘肺病的系统性成因，酒后驾驶是车祸的系统性成因，无避孕性行为是意外怀孕的系统性成因，而意外怀孕又是堕胎的系统性成因。
系统性因果关系相较于直接因果关系没有那么明显，因此理解它就显得更为重要。一个系统性成因有可能是诸多成因之一。它可能是间接的，靠更直接的成因网络发挥作用；也可能是概率性的，有着极高的发生概率；还有可能需要反馈机制。一般而言，生态系统、生物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中的因果关系往往都不是直接的，但在因果性上丝毫不弱。而且，因为它不是直接因果关系，所以就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关注才能理解它，控制它的负面影响。
最重要的是，这种因果关系需要一个名字：系统性因果关系。
飓风“桑迪”的确切细节无法提前预测，正如我们无法预知一个吸烟者在什么时候以及是否会患上肺癌，还有无避孕性行为会不会导致意外怀孕，酒后驾驶会不会出车祸等。但系统性因果关系仍然是因果关系。
语义是关键。人们通常只用“原因”（cause）这个词来表示直接原因，气候科学家为了表达上的准确性，常常回避把全球变暖说成是具体的某次飓风、干旱或火灾的原因。由于缺少系统性因果关系的概念（一套框架）和语言，气候科学家犯下了可怕的沟通错误：闪烁其词。以下一段文字引自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智真纪子（Makiko Sato）(9)、雷托·鲁迪（Reto Ruedy）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上发表的文章《气候变化的感知》（Perception of Climate Change）：
……我们可以带着高度的信心指出，2011年发生在得克萨斯州和俄克拉何马州、2010年发生在莫斯科的极端异常天气，是全球变暖的结果。因为如果没有全球变暖作为条件，它们的发生概率将是极小的。
这里的关键词是“高度的信心”“异常天气”“结果”“概率”“没有”“极小”。科学的闪烁其词！赤裸裸的真相的力量，即因果关系，由此丧失了。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地球危在旦夕，但我们的科学家缺乏沟通的能力。没有语言，观念就无从表达。如果不了解系统性因果关系，我们就无法理解什么样的命运正在袭来。
全球变暖是真切的，就在此时此地。它导致了死亡、破坏，以及巨大的经济损失。随着时间的推移，因果效应会越来越大，因此我们不能只是去适应它。我们要付出的代价无法估量，要面临的问题是非常巨大的。每一天，地球变暖所积累的额外能量相当于40万颗广岛原子弹！每一天！
记者应该怎么做
由于系统性因果关系大部分尚未建立框架、没有得到命名，因此记者们之前一直束手无策，被迫借助一些充满误导的、不恰当的比喻。查尔斯·珀蒂（Charles Petit）于2014年1月7日在“奈特科学新闻追踪”（Knight Science Journalism Tracker）上列出了一长串此类的比喻。以下是其中的一部分：
一股较弱的极地旋涡，就像旋转陀螺一样，缓缓围绕着北极而动，最终落下，吹开了通往北极冰层的大门……
这股巨大的致命低温空气，从北极的牵绊下溜了出来，在加拿大各地肆虐，并席卷美国东部……
当风力减弱，旋涡开始摇摇晃晃，就像一个酒鬼，喝下了第4杯马提尼酒……此时，几乎整个极地旋涡都翻滚着涌向南方……
负责任的记者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负责任的记者需要讨论系统性因果关系。在讨论全球变暖及其对气候的影响时，在讨论其他系统性影响，如液压破裂开采法、教育私有化、工会的衰落时，他们必须讨论系统性因果关系。
负责任的记者还需要讨论我们经济上的一种系统性破坏效应，比如，最近刚发现的但尚未通过媒体进入公共话语的生产性财富与再投资财富之间关系的系统性影响。
以上讨论的系统性因果关系，旨在适应全球变暖现象。此外，我们还将在经济学研究里讨论系统性因果关系的其他形式。但就本书的目的而言，系统性因果关系最重要的一种形式跟大脑本身有关系。反身性现象是系统性因果关系的一种形式。政治与人格概念之间的关系，是系统性因果关系最难让公众（尤其是政治专家、政策制定者、战略家、民意调查专家和其他政治专业人士）理解的一环。
政治与人格
人人都有一种对个人身份的认同感，也就是你对自己是谁的感知。这种个人身份的核心是一种道德感和对错感，它为我们的行为提供了正当的理由。这种道德感与我们所相信和理解的所有东西一样，是实体性的，构建在大脑的神经回路里。如果这种对个人身份的认同感发生了改变，就象征着我们道德感的回路发生了改变，那么，我们的人格也就会被改变。也就是说，这种认同感的改变把我们是什么样的人给改变了，即我们的对错认识和行为方式。
我们已经看到，所有的政治都事关道德，因为我们认为政治政策应该是正确的，不能是错误的或者无关紧要的。不同人之间的政治分歧可归结为道德分歧，在我们的大脑里，它们表现为不同的大脑回路。我们已经看到，美国政治中的主要道德分歧来自两种对立的家庭模型：抚养式家庭模型和严父式家庭模型。这并非偶然，因为你的家庭生活对你怎样理解自己这个人有着深远的影响。
家庭生活的影响非常复杂，双重概念论就是结果之一。双重概念人士的大脑里有两种道德回路，它们彼此互相抑制，在不同问题上使用哪种道德回路完全因人而异。这里没有“中间派”，温和派并没有什么共同的道德政治意识形态。
然而，不管你是进步派、保守派，还是双重概念派，你的道德（即你认为一个人应该怎样、应该做什么的感知）与你大脑触发情绪的方式，决定了在特定情况下或对特定的观点你感觉是好还是坏。我们有必要理解这背后的原因。
共情和道德背后的科学依据
镜像神经元系统是神经科学的一项重大发现。简单地说，这套系统在我们的大脑中运作，为我们带来了与他人建立联结、感他人所感，以及与自然世界联系的能力。这是我们共情能力的核心。根据情绪研究，我们知道，特定的情绪与我们身体上的特定行为（如面部肌肉、姿势等）有关联。例如，感到快乐时，我们的面部肌肉会不由自主地微笑，而不是皱眉或者龇牙。我们还知道，传达他人情绪的身体线索，一般会触发观察者相同的大脑反应。这些大脑反应，是由伴随我们产生相同情绪而做出的身体线索而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通常能看出别人是高兴还是伤心，是生气还是无聊，以及为什么一方面带微笑，另一方往往也会无意识地笑脸相迎，或者一个人打了哈欠，另一个人也会打起哈欠。
所有这一切都多亏了镜像神经元系统，它内部有连接大脑动作中心和感知中心的回路。因此，你看到别人在做什么，会自然地与能控制你自己行为的大脑活动搭配起来。启动后的神经元激活了肌肉，而不管你是在执行一个动作还是在看别人做相同的动作，它们启动的神经元有许多都是相同的。这种“镜像”可以让你看到与他人情绪扭结在一起的肌肉组织，并在你的大脑里感知到自己身体上相同的肌肉组织，从而让你自己也能体察到相同的情绪。一言以蔽之：它可以让你感受到别人的情绪，这就是共情。
但是这种效应在大脑中还将产生进一步的连锁反应。神经科学家发现，想象和执行之间同样有大脑上的重叠。我们构建心理图像的时候，和我们真正看到这种图像的时候，激活的神经区域有很多是相同的。不管我们是想象运动还是实际运动，情况也是一样的。这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能够与在场的某人共情，还能够与我们想到的、记得的、读到的、梦到的某人共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深深地被小说、电影，甚至新闻故事所打动。
神经科学家还表明，如果正在恋爱的人看到自己的爱人疼痛，其大脑里的疼痛中心也会被激活。情绪上的疼痛是真实存在的。
这听起来很简单，但这个故事里还有一些反转：某些神经复杂因素会影响我们对自己所看、所听和所想的最终反应。在进行判断的时候，前额叶皮层里有一些特别活跃的区域。这些区域里包括了我们执行某一特定动作时活跃，而看到别人执行相同动作时不那么活跃的神经元。有假说推测，这使得我们具备了调节自身同理心的能力，在特定情况下，我们可以减轻它，甚至关闭它。这样，镜像神经元系统就让我们从情感上跟他人联系起来，但在特定的时候也可以让我们在情感上与他人保持疏离。
前额叶皮层在另一套神经系统里也是被激活的，我把这一套系统称作福祉系统（well-being/ill-being system）。当你碰到感觉舒服的体验时，这一系统会在大脑里释放特定的激素；而当你碰到感觉糟糕的体验时，它释放的则是另一些激素。从本质上讲，该系统可以在任何特定的时间调节你是感觉愉悦还是不悦。这一系统兴许还参与了根据你的想象（什么能／不能带给你福祉）做出判断的过程。
福祉系统和共情系统能够以复杂的方式进行互动。有些人不管是在自己感到满足的时候，还是在与感到满足的人进行共情的时候，都能感受到满足。
但另一些人的这两套系统却不是这样关联的，他们的福祉系统有可能是压倒共情系统的。也就是说，他们的个人利益能压倒他人的利益。或者，他们的福祉系统和共情系统有着复杂的互动，既能维持自身的快乐，也能用为他人的快乐做贡献来调节它。还有一种可能是，他们愿意自我牺牲，始终把他人的福祉放在自己的福祉之上。又或者，他们可能是群体成员的一部分，把自己的福祉和群体成员的福祉放在第一位，但不对群体外成员产生共情。这可能要看具体情况，取决于他们把哪些人视为自己所属群体的成员。由于道德事关自己与他人的福祉，上述几种不同的情况定义了不同的道德态度。
镜像神经元系统会受到先天因素的影响吗？很明显，会的。如果某人患有某种类型的自闭症，那他的共情能力就会遭到削弱，甚至基本上没有。精神病患者的共情能力同样会受到影响：他们可以察觉到别人的感受，自己却不受影响，进而为了自己的利益或享受去操纵对方。
镜像系统会受到养育方式、家庭生活或同伴关系的影响吗？人的政治道德跟他的共情能力挂钩吗？也就是说，人的政治道德与镜像神经元和福祉系统的运作有关系吗？这尚处在研究当中。初步结果表明，极端进步人士和极端保守人士之间存在差异，极端保守人士的共情系统表现出较低的活跃度。
因为所有的想法和感受都是物质的，是大脑回路的产物，所以道德情感也应由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些物质的大脑结构所组成。这些大脑结构不仅构成了你自己道德感受的神经基础，也构成了你的另一个看法：理想的人（ideal person）应该是什么样的。
理想的人
一个理想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出于不同的道德观点，保守人士和进步人士的看法基本相反。双重概念论者也有着不同的看法，不过这取决于他们的道德观念是怎么划分的：基本上持保守立场的双重概念论者，往往对人应该是什么样的持保守观点；基本上持进步立场的双重概念论者，往往对人应该是什么样的持进步观点。不那么极端的双重概念论者也许认为，理想的人就应该跟自己一样是一个双重概念论者，持有大致相当的保守和进步观点。
进步（抚养式家长）道德体系在共情和个人福祉系统之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它的核心是对他人的共情，以及出于这一共情采取行动的责任感，但它又受到以下假设的调节：如果你没能照顾好自己，就不能照顾别人。也就是说，它以共情为中心，同时包括了个人和社会责任感。
保守派的道德体系以福祉系统为中心，只从个人责任感出发，照顾自己只出于个人的利益，不依赖他人的共情，同时对他人没有共情和责任感。
这些东西看似是细枝末节，却能直击差异的核心。
共情与同情
共情（empathy）和同情（sympathy）都涉及了解别人的感受的能力。但与共情不同的是，同情包含了疏远、高于一切的个人的情绪性感觉。心怀同情的人或许会采取妥当的行动，减轻他人的痛苦，但自己并不感到痛苦。“慈悲”（compassion）这个词可以同时表达共情或同情，这取决于什么人在使用这个词。例如，小布什最初宣布竞选总统时，称自己是一个“慈悲”的保守派，这是引用了马文·奥拉斯基（Marvin Olasky）的《美国同情心的悲剧》（The Tragedy of American Compassion）中的说法。
奥拉斯基和小布什对慈悲和保守主义的使用，表现出了进步人士和保守人士的核心区别。进步人士倾向于认为，整个社会有责任帮助那些有物质性需求的人。政府依靠税收支持，应该是实现这一扶助的主要工具。保守人士则倾向于非政府组织提供慈善，并且大多认为对有需要的人给予真切的帮助不应该是给予援助，而是要给他们提供自助的动力。因此，保守派的座右铭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顺便说一下，为“配得上”的少数人提供慈善，远比为保障所有人的利益提供资源所耗费的税收要少。
关于理想的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应该怎样筹划我们的政治以便创造出心怀“正确”道德理念的理想之人，上述二分法带来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反身性与人格
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提出人格的反身性问题：语言框架会改变某个人的人格类型吗？答案似乎是可以，尽管在极端情况下很可能做不到。当然，这可能取决于年龄和环境。但多年来，这些变化确实在发生。据我所知，这种变化主要发生在双重概念论者身上。极端保守派无法通过重构框架、建立全时运转（不仅仅在选举期间）的有效沟通系统来改变。是的，这意味着有些人无法“触及”或者被“唤醒”。
我们假设有一个部分保守的温和进步派人士。多年来，他日复一日地从媒体或朋友那儿反反复复地听到保守派的语言和论点。保守派的语言将激活保守的道德体系，并让其在每次听到这番语言时都变得更强一些。随着他大脑中的保守回路越来越强大（突触强化），他对议题的看法说不定就会从进步转为保守。结果可能是大脑内部发生了转变，使得一个人从部分保守变成了基本保守。我相信，很多时候情况真的就是这样的。
这就是保守派信息系统的强大力量：反身性实实在在地发挥着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些人的性格有可能会改变，对“人应该是什么样”的理想期待也会改变。自然，他给谁投票的态度也改变了。
保守派对反身性的其他应用，取决于获得选票。一旦上任，保守派不仅可以说政府无法发挥作用，必须最小化、私有化，而且由于他们本就在政府当中，还可以妨碍它运转，从而创造出一套能够自圆其说的预言。这怎么做到呢？通过减税、削减资金、制定法律，以及最高法院的重新释法。
在当代美国，政治和人格不可分割，而且很明显在朝着保守的方向发展。为了改变这一方向，进步派人士需要了解大脑和沟通系统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美国立国时的政治与人格
美国建国之初，政治和人格就已经纠缠在一起了，但当时是朝着进步的方向发展的。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历史学家琳恩·亨特（Lynn Hunt）在《发明人权：一段历史》（Inventing Human Rights: A History）一书中详细地梳理了相关历史。她从《独立宣言》的决定性段落入手：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亨特追问，如果这些权利真的是不言而喻的，那为什么杰弗逊还非得把它们说出来？它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不言而喻的？
亨特是美国历史学会的前任主席，研究了法国、英国和北美13个殖民地的著作与文化。她指出，17世纪根本不存在这些概念，它们是到18世纪中期，主要是在1760年之后才开始出现的。当时，一场重要的文化变革席卷了西欧和北美。这场变革可以从该时期的小说中看到，比如18世纪最畅销的让-雅克·卢梭的《新爱洛伊斯》。1761年到1800年之间，它连续出版了70个版次。《新爱洛伊斯》是一对恋人之间的亲密书信集，读者深刻地认同主人公的情感生活。主人公的心理状态在信件中得以揭示并发展，唤起了读者对普通人困境的共情。18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之间，此类小说层出不穷；国家通过法律，以不人道的名义禁止酷刑；艺术家开始绘制能表现主人公个性特征的肖像画；人们改变举止以提高对自己身体的个人控制力，比如打喷嚏时使用手帕；个人自主权的概念迅速产生。
这些变化是由对普通人问题和困境的共情与认同所推动的，感书中人物所感，看到他们所处的困境，进而推动立法和改变政策。到1776年，通过对同胞共情的发展，人权变得“不言而喻”了。这种共情，构成了各州联盟和美国民主的基础。
在《我们的宣言：对捍卫平等的<独立宣言>的解读》（Our Declaration: A Reading of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in Defense of Equality）一书中，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的历史学家丹妮尔·艾伦（Danielle Allen）将对《独立宣言》的研究推进了更为重要的一步。这部著作是对宣言的全面解读，不过其核心段落仍然是“不言而喻的真理”这经典的一段。但艾伦查阅了原始抄本，认为段落末尾的句号并不在原始文件里，它是后来被插入的。她的这个主张在后面的语法上得到了印证。以下是使用原始标点符号的整段话：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确保这些权利，人们建立政府，行使被管理者赋予的正义的权力；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破坏了上述目的，人民就有权利改变或废除它，建立新的政府，按照此类原则来奠定基础，并以最有可能实现他们安全与幸福的形式来组织政府的权力。
艾伦认为，有了这个句号，“不言而喻的真理”就以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作结了。这是我在前文描述过的来自福祉系统的东西，但它缺少了一个概念：公民建立起一个以对所有人的福祉共情为基础的政府，并通过这样的政府来运作。以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作结的这段话论述的是自由，但接下来的部分论述的是平等，而政府的核心作用就是确保平等。
句号后面的从句和句中用了复数形式（“实现他们安全与幸福的形式”）这个语法表明，这段话远不只是要追求幸福，还涉及了政府在确保上述不可剥夺的权利公平落实方面的作用。
艾伦是对的，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她的观点不仅仅跟一个句号有关，还直击了我们在政治上分裂的根源。我在《谁的自由》一书中描述过，进步人士和保守人士对自由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保守人士所说的自由，既不包括平等，也不包括政府在保护平等上所起到的作用。他们还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国父们。虽然保守派寻求的是激进的改变，但他们使用了“保守”这个词，就好像在保留美国建国之初的价值观。
因此，我们不免要继续追问：自由应该是什么意思？民主应该是什么意思？人格应该是什么样的？
私依赖于公
从一开始，美国就提供公共教育、公立医院、公共道路和桥梁，保护联邦的军队，制定法律规范和维持联邦的立法机构，推行这些法律的行政机构，强制执行这些法律的司法系统，一家国家银行，一家专利局，以及促进跨州贸易的一系列方式。如果没有这些公共资源，美国就不可能有令人满意的个人生活，也就没有正常运转的商业社区。
这告诉了我们一些关于美国民主（一般而言，也即西方民主）的深刻而关键的东西。美国民主是从“合众为一”的概念里发展出来的：一群关心彼此的公民聚集在一起，关心一个作为整体的国家。美国之所以能以民主政体的形式运转，是因为有足够多的为彼此（也即为了国家）承担责任的美国人，运用政府为所有人提供了足够的、类型合适的、保障大多数公民过上体面私人生活的公共资源。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需要注意到并感激这些公共资源，感激提供它们的公职人员。我们还要懂得，身为公民，我们要通过纳税和给予政治支持的形式来承担责任。
今天，私人领域对公共领域的依赖就更多了。我们公民虽然要工作，但政府提供了更多的东西——电网、公立大学、州际高速公路系统、公共资助的科学研究（带来了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成果和所有的计算机技术），促成电信和互联网的卫星通信、现代医学、机场、空中交通管制系统、空军飞行员培训、疾病控制中心和食品药品管理局、环保机构、国家公园和国家纪念碑系统、公众资源管理系统、取代了旧的腐败制度的公务员系统，等等。而最重要的公共资源则是管理并保证上述所有公共资源正常运转的公共系统：一个承担这些任务的政府（治理制度）。
没有这一切，现代美国私人生活和私营企业的利益就不会得到保障。私依赖于公，公共资源促成了私人生活的可能。
理解这一点不需要太费脑筋，证据天天围绕着我们。以前，公共项目会竖起告示牌：“你缴纳的税款派上了用场！”但如今似乎已经看不到这种告示牌了，我们的制度最基本的真相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无人提起的事情。怎么会这样呢？
进步人士将其视为自己道德和实践设定的一部分，就像呼吸和看到天空是蓝色的那么理所当然。这里有一点关于大脑是怎样运转的重要事实。有一些想法和知识太深入人心了，很少会进入意识的层面。没有人会到处去嚷嚷“人在呼吸”或者“天空是蓝色的”。
但对于保守人士来说，私依赖于公的概念是诅咒——它不道德。保守人士对责任有着不同的看法。进步人士打心眼里相信共情（关心公民同胞）、个人和社会责任感，承诺为达到上述目的而尽最大努力。相比之下，保守人士只相信个人责任。
这带来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民主观，即保守人士认为民主应该提供他们所谓的“自由”——能够追求个人利益，无须承担帮助他人的责任，无须承担任何帮助同胞公民的责任，也不受来自政府的干预。这种道德信念深深地扎根在保守人士的大脑里，一如进步道德观念深深地扎根在进步人士的大脑里。
在这里，我说“大脑”（brain）而不是“心理”（psyche）或者“思想”（mind），有一个深刻而重要的原因：所有的想法都是身体性的，通过大脑中的神经回路来实现。想法并不是飘浮在半空中的，因此你只能理解现有大脑回路允许你理解的东西。你赖以了解世界的基本框架是身体性的。你的道德认同与你的肺或鼻子一样，都是你身体的一部分。如果事实与你大脑所允许的范畴不吻合，那么大脑回路就会留下，事实要么会遭到忽视、打压、嘲弄，要么会被看成是应该与之对抗的不道德形式。私依赖于公是事实，可严格的保守人士要么看不见它，要么把它视为一种根本的不道德形式，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将其击败。
这是推动美国走向分裂的主要原因，也是令美国政府失灵的保守派举措的重要组成环节。将政府最大限度地私有化（私有化教育、公共卫生、公共安全、水资源、对商业行为的监管、大部分国防等）的保守举措，其背后的原因也在这里。
人的大脑可以改变吗？会有足够多的美国人的大脑发生改变，重新理解私依赖于公这一基本事实吗？在很多情况下，不会。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可以。使之成为可能的，正是双重概念论。
大脑与持续的公共话语
双重概念论是一个关于大脑的事实。有许多人的大脑里同时拥有进步和保守道德观，而且两者的构成比例各不相同。他们会把这些不同的道德价值观，应用到不同的议题上。
请记住，没有所谓的温和派意识形态，换言之，温和派没有一套共同持有的观点。温和进步人士主要持进步观点，但同时也有一些保守观点。温和保守人士主要持保守观点，但同时也有一些进步观点。没有任何一套政策，可以定义中间派。
进步和保守世界观是互相矛盾的，两者都通过神经回路在大脑中得以表达。同一个大脑中，怎么会有两种互相矛盾的神经回路呢？很简单，答案是相互抑制。这在大脑回路里极为常见：一条回路活跃时，另一条回路就被关闭了。什么时间哪一条回路打开，取决于背景语境。一个拥有两套世界观的人，会在不同的背景语境下把这两套世界观应用到不同的议题上。这导致的结果是，针对具体议题，负责不同价值观的大脑回路无意识地自动来回切换。这就是一个双重概念论者的真正含义。
通常，这些持双重概念论的选民是竞选所关注的重点目标，但共和党比民主党更了解怎样更好地打动他们。回想一下，所有的政治都事关道德，而选民隐含的道德感绝对是选民身份的核心。由于持双重概念论的选民拥有两套道德系统（一套为主，但也有另一套的部分观念），因此保守派需要在挽留自己的选民的同时，吸引部分保守的温和民主党人。反过来说，进步人士需要保留自己的选民，同时吸引部分进步的温和派共和党人。为达成这一目标，这里有一种诚实的战略，也有一套奥威尔式的战略。诚实的战略是，只使用自己的语言，避免使用对方的语言。这将在另一方温和派里最大限度地激活你的道德系统。奥威尔式战略则涉及使用对方的语言，试图“触及”那些持有温和或相反观点的人。但如果你使用奥威尔式语言，也有可能会激活对方的道德系统，让它变得更强大，最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但是，一些政治组织会使用奥威尔式语言。举个例子，就在撰写这部分内容的一个小时之前，我收到了一通来自“工人自由中心”的语音自动电话，请我支持他们的一项据说旨在支持工人自由的举措。这是一家反工会组织，该举措也是反工会的，但语音电话里丝毫没有提及这一点。他们试图愚弄民主党人，让后者在不知情的条件下支持反工会举措。
进步人士务必理解，为什么只引用事实并不起作用，为什么必须持之以恒地关注公共话语，而不仅仅是聚焦于选举。
在公共话语方面，大脑运作的方式存在一套极其关键的逻辑。以下是这套逻辑的10个关键点：
1．大脑回路越活跃，它的突触就越强。
2．突触越强，点火启动的可能性就越大，启动的程度也越强。
3．如果两条回路相互抑制，一条回路越强，另一条就越弱。
4．假设两条相互抑制的回路适用于不同的议题，随着一条回路变强另一条变弱，强大的那条就可能会适用于更多的议题，弱小的那条则会缩小其适用范围。
5．语言会改变回路的强度。保守立场的语言激活保守世界观的回路，进步立场的语言激活进步世界观的回路。
6．符合一种或另一种世界观的图像变得越来越重要。
7．语言和图像的使用频率很重要。语言或图像使用得越频繁，强化出现得就越多。
8．记者所接受的训练就是要在公共话语中使用最常用的语言。
9．美国转向保守，源自在公共话语中不断地使用保守派语言。就连进步人士也经常使用保守派的语言，进而对保守派的事业助了一臂之力。
10．由于语言和图像对大脑的影响，持续使用这一种而非那一种意识形态的语言，对美国的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保守派更好地让自己的语言进入了公共话语。庞大的保守派沟通体系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尤其是在美国民主的核心问题（私依赖于公）上。
保守派的核心战略是最小化甚至彻底消除为公共资源提供资金的税收。他们已经削减了为巨额税收漏洞辩护的富人的税，大幅削减了国税局的资金，让美国国税局没有足够的员工或现代计算机来监督逃税（主要是富人的逃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税收的概念从有必要也受尊重的公共资源的来源，变成了“一种负担”——一种需要“缓解”的痛苦。
不断把税收说成是痛苦和负担，使得双重概念论者“转而”把税收视为负担，而不再将其视为让一个人的私人生活成为可能或者为企业的繁荣奠定基础的东西。一方面，保守派把这些框架带上了本垒；另一方面，进步人士却并未意识到也应该把自己的框架带上本垒，直到最后才发现对话已经彻底改变。“突然之间”，不仅保守派大谈税收负担、不谈公共服务的价值，媒体也这样，温和派也这样，最终“税收缓解”的说法甚至进入了进步派的对话。保守派选择“茶党”一词，就是为了让反对税收听起来具有爱国的意味。
唯一一位成功地推广了“私依赖于公”概念的进步派人士是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她对此反复加以论证，并且2012年，她在竞选参议员时特别成功。奥巴马在总统竞选活动中曾对这一论点大声疾呼，但随后他在一次即兴公开谈话里把事情搞砸了。他说：“如果你拥有一家企业，创建它的并不是你，而是别人让它变成现实的。”保守派立刻跳起来对他的这番话加以恶毒攻击。奥巴马本可以在第二天以及此后的每一天对这个说法加以纠正，从而让该概念进入公共话语，让媒体完成接下来的任务，为之展现压倒性的证据。但当时担任总统的奥巴马太过胆怯，放弃了它，错失了一个改变公共话语的重要机会。
进步人士可以扭转局面吗？可以，但必须要有严肃认真的自觉承诺。民主党在任的总统以及每一位进步派候选人、民选官员和这样那样的公众人物，都可以从现在开始：反复使用正确的说法。把私依赖于公的概念与保守派人士理解的东西（即自由）联系起来。在一个又一个的案例中，公共资源促成了自由，提供了生活中的各种机会。正是公共资源所提供的自由，才使之成为美国民主的核心。
采用正确的说法，反反复复地说，是一条适用于各项议题的建议。
恐怖袭击改变了我们的大脑
我们的一切认知都要经过大脑神经系统的生理印证。
“9·11”事件之前，我们对美国、曼哈顿、世界贸易中心、空中旅行和五角大楼所了解的一切，都与我们的身份认同紧密相关，也与我们对日常生活中许多习以为常的东西紧密相关。这些都以生理的形式存在于我们的神经突触当中。曼哈顿是世代移民踏入美国的门径，远离战争和杀戮，充满自由生活的机会。
曼哈顿的天际线对我的人生意义重大，这种意义甚至超出了我的认知。每念及此，我便想起母亲。她出生于波兰，尚在襁褓时便来到了曼哈顿，并在这里长大。她在一家工厂工作了25年，有家人，有朋友，有生活，有孩子。她对自己的人生没有恐惧。对她来说，美国或许并非有她想要的一切，但也足够好了。
我在天际线对面新泽西州的贝永市（Bayonne）长大。我小时候还没有世界贸易中心，但很多年以后，它成了曼哈顿天际线的一大亮点，也成了我和许多人心目中纽约的象征。它不仅象征着美国的商业中心，还象征着文化中心和通信中心。因此，它成为美国的象征，意味着在日常生活中远离伤害，做好工作就能好好生活，不管是当秘书，搞艺术，做管理者、消防员、销售员、老师，还是当电影明星。之前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这些概念与我的身份认同，作为一个人，也作为一个美国人紧密相连。而在2001年9月11日那天上午，这一切，还有更多其他的东西，都只留存在了我的大脑里面。
双塔被撞击的惨剧把我吓坏了。我们常把建筑物比喻成人，窗户就像是五官。我现在意识到，撞进世界贸易中心南楼的飞机，对我来说就像是一颗子弹射进了人的脑袋，而大楼另一面冒出的火焰就像是喷溅而出的鲜血。这是暗杀。大楼倒下，如同身躯倒下。倒下的身躯，是我，是亲戚们，是朋友们。从前在大街上见面微笑着打招呼的人，尖叫着跑过我的身边，有些人还跌倒在地。惨剧之后的情形则是地狱：灰烬、烟尘、气焰升起，建筑只剩下骨架、黑暗、痛苦、死亡。
攻击双塔的人撞进了我的大脑，哪怕他们身在几千千米之外。所有这些符号象征，以远超我所想象的方式关联着我的身份认同。为了理解这一点，我的大脑必须改变，而它也确实十分痛苦地改变了。日日夜夜，苦不堪言。白天，惨剧造成的后果充斥在我的脑子里；夜里，惨剧的画面让我喘着粗气，噩梦让我辗转无法入眠。这些符号活在我大脑的情感中心里，随着它们的意义改变，我在情感上痛苦难耐。
不只我这样，美国的所有人，还有其他国家的许多人，都是这样的。凶手们不仅杀害了成千上万的人，还深刻地改变了全体美国人的大脑。必须指出的一点是，所有美国同胞都和我感受到了同样的痛苦。
影像改变大脑
作为一个专业分析隐喻的人，我想从影像的力量和力量的源头着手改变大脑。
建筑物有着多种多样的隐喻。常见的视觉隐喻是，建筑物是头，窗户是眼睛。这个隐喻沉睡在我们的大脑里，等待着被唤醒的时机，飞机撞进世界贸易中心南楼的影像激活了它。塔楼变成了头，窗户是眼睛，高楼的最顶端是太阳穴。穿过它的飞机就像是子弹穿过人的脑袋，塔楼对面冒出的火焰就像是喷溅而出的鲜血。
人们还常常把高楼大厦隐喻成直立着的人。大楼的倒下，就像是身躯倒下。平时我们并不会有意识地觉察到隐喻中的影像，可身临其境时，它们就成了我们所感受到的力量和恐惧的一部分。
大脑运动前皮层里有镜像神经元。我们在做动作或看到别人做相同的动作时，这种神经元就会被激活。大脑的这一部分跟情感中心是连接起来的，因此科学家们相信，这种神经回路是共情的基础。
镜像神经元在字面意义上发挥着作用：每当我们看见一架飞机朝着建筑物飞去，又联想到建筑物中的人，我们就会感到飞机在朝着自己飞过来；每当我们看见建筑物向一侧倾倒，我们就会感觉它朝着我们倾覆下来。镜像神经元还在隐喻意义上发挥着作用：如果我们看到飞机穿过高楼，并在不知不觉中唤起大脑中建筑物是头、飞机穿过了太阳穴的隐喻，那么我们就会感觉（无意识却有力地）自己被子弹击穿了太阳穴。如果我们唤起了建筑物是人的隐喻，看到建筑物呈粉碎状地倒下去，我们就会感觉（仍然是无意识却有力地）自己正粉身碎骨地倒下去。我们的隐喻性思维系统与镜像神经元系统互动，把外在的恐怖转换成了可以感受的隐喻性恐怖。
这里还有一些具有隐喻和象征作用的例子：
■ 控制终结。你必须控制局面，掌控全局。双塔一直被视为权力的象征。因此，双塔的倾覆意味着失去控制，失去权力。
■ 生殖器意象。双塔是阳具力量的象征，双塔的垮塌强化了力量丧失的概念。这里还有另一种更加关键的生殖器意象：飞机冒着自豪的热气穿透了双塔，五角大楼（从高空中看像是阴道）被飞机刺穿。这种生殖器阐释来自女性，恐怖袭击和电视上的影像让她们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和冒犯。
■ 社会就是一座建筑。社会有“基石”，基石可能不够稳定，会“崩溃”，会“倾塌”。世界贸易中心是社会的象征。它的崩溃，其意义远甚于一座建筑物的倒塌。
■ 持久。永垂不朽的东西，我们会认为它“持久”。乔治·H.W.布什（老布什）在海湾战争中反复地说“这不会持久的”，意思是说局面不会陷入僵持。修建世界贸易中心的时候，人们希望它能久久地矗立上万年。它的倒下提出了这样一个隐喻性的问题：美国的实力和美国社会还能不能延续下去？而这也是它会遭到恐怖分子袭击的原因所在。
■ 世界贸易中心是神殿。资本主义商业的神殿，美国社会的核心，毁灭了。
■ 我们的意识在和我们开玩笑。曼哈顿天际线的影像现在变得失去平衡了，毕竟美国人早已习惯看到双塔矗立在那里。大脑把双塔的旧日形象强加给我们，看到它们消失了会让人们产生一种失衡的幻觉，仿佛曼哈顿沉底了。又因为曼哈顿象征着美国的承诺，所以它在隐喻上显得像是美国的承诺也沉底了。
现在，竖立在世界贸易中心原址的建筑物是自由塔。它不再像世界贸易中心那么独特，其意义也不复以往，不再代表着美国正常生活的稳定性。
■ 地狱。对于断壁残垣、死伤遍地的现场，人们意识中早有了一个持久的形象——来自地狱的景象。
世界贸易中心是一个有力的象征符号，它以各种方式凝结在美国人对国家和自身的认知当中。美国人所认知的一切，都刻印在大脑里。纳入新知，需要人们从生理上改变大脑的突触，从生理上重塑自己的神经系统。
身体暴力不仅仅出现在纽约和华盛顿，所有美国人的大脑都出现了生理上的变化（暴力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