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怎样为惨剧建立框架
人们应当注意到小布什政府建立框架、重建框架，以及寻求隐喻的行动。最初的框架是将“9·11”事件视为针对受害者的犯罪行为，肇事者将被“绳之以法”，并受到“惩罚”。可犯罪框架涉及法律、法院、律师、审判、判刑、上诉等。几个小时之后，犯罪就被修改成了战争，相关用语也改为“伤亡人员”“敌人”“军事行动”“战争实力”等。
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和其他小布什政府的官员曾指出，“9·11”事件的情况并不符合他们对战争的认识。这件事件中确实有敌人和伤亡人员，但没有敌人的军队，没有作战编队、坦克、战舰、空军，没有战场，没有战略目标，没有明确的胜利。因此，战争框架并不合适。当时的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则一直认为，如果没有具体的打击目标，没有清晰可实现的胜利目标，没有明确的退出战略，就不应该投入作战部队，不应该做出没有明确结果的承诺。他也指出，在眼下的这场“战争”中，上述一切都不存在。
因为战争的框架不合适，所以美国政府开始疯狂地搜寻恰当的隐喻。最初，小布什把恐怖分子叫作“懦夫”，但对那些愿意丢掉性命、实现自己的道德和宗教理想的人来说，这个词不太适合。后来他说“用烟雾把他们熏出藏身的洞穴”，就好像恐怖分子是老鼠。拉姆斯菲尔德则说“抽干他们栖身的沼泽地”，就好像恐怖分子是蛇，是低等、卑微的沼泽生物。这里的概念性隐喻是：道德是崇高的，邪恶是卑微的（恐怖分子地位低下），邪恶的人是动物（他们生活在底层）。
小布什的演讲稿执笔人戴维·弗鲁姆（David Frum）创造了“邪恶轴心”（Axis of Evil）一词。在小布什2002年的国情咨文中，这个词被用来指代伊朗、伊拉克等国，小布什政府还反复用它来为伊拉克战争辩护。轴心国原本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敌对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轴心国横跨东西半球，代表了美国的死敌分布在全球范围内。将伊拉克跟伊朗等国相提并论，暗示了伊拉克正在开发核武器（不存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为入侵伊拉克提供了借口。轴心国还包括日本，这就唤起了珍珠港被偷袭的联想。这种隐喻象征性地将“9·11”袭击与珍珠港被袭等同起来，又一次充当了发动战争的理由。基于美国民主的假设，任何攻击美国的人都是邪恶的，而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事情无疑也是邪恶的。
政府演说中使用“邪恶”这个词，以如下方式发挥着作用。在保守派的严父道德中，邪恶是一种可以感知的东西，是世界上的一股势力。要挺身而出对抗邪恶，你必须有着强烈的道德心。如果你软弱，让邪恶获胜，那么软弱本身就成了一种邪恶，纵容软弱亦然。邪恶是天生的，是本质特征，它决定了你如何在世界上行事。邪恶的人做邪恶的事，不需要进一步的解释。邪恶没有任何原因，不用辩论。邪恶的敌人就是好人。如果我们的敌人是邪恶的，我们就是天生的好人。善良是我们的本性，我们对抗邪恶的战斗就是好事。这种说法把善和恶锁定在战斗当中，从概念上将其变成一场强者获胜的打斗。只有出众的实力才可以战胜邪恶，只有展示实力才能抵挡邪恶。不展示压倒性的实力是不道德的，因为它诱使坏人做更多的坏事，让坏人以为自己能够逃脱惩处。因此，反对展示强大的实力是不道德的。在一场正邪之战中，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如果有无辜的非战斗人员挡了道、受了伤，这固然是耻辱，但也是事先可以预料到的，没办法补救挽回。事实上，以行善的名义行“小恶”是正当的，比如削减个人自由、暴力审讯、雇佣罪犯等。
此外还有“基本安全”（basic security）的隐喻，安全就是遏制，把作恶者挡在外面。保护国家的边境，把坏人和坏人的武器挡在一国的机场之外，飞机上增设法警。大多数安全专家说，没有稳妥的方式能够挡住恐怖分子、不让他们使用这样那样的武器，意志坚决、资金充足的恐怖组织可以渗透进任何安全系统。他们还可以选择其他目标，比如油轮等。
把遏制隐喻为安全这种说法很有力量。导弹防御系统建议背后就蕴含着这种想法。理性人士可能会说，“9·11”事件说明导弹防御系统毫无意义。但它强化了安全就是遏制的隐喻，只要你一说到国家安全，就会激活遏制隐喻以及与它相关的导弹防御系统。
如你所料，小布什政府的反应是正宗的保守派的反应：纯粹的严父道德。在这个世界上，自由散漫、不受约束是邪恶的。我们必须展示实力，消灭邪恶，我们要复仇。如果有人员伤亡或间接损失，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自由派和进步人士的反应却大相径庭：呼吁正义，而非复仇；要理解，要克制。我们的行动模型应该仿效救援人员和医生，不能模仿引爆炸弹的人。我们不应该为了将肇事者绳之以法就牵连无辜的生命。大规模轰炸阿富汗和伊拉克，害死无辜的民众，只会说明美国人并不比恐怖分子好多少。
但布什政府的保守信息主导了媒体，整件事情都采用了他们的框架。正如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在福克斯电视台上所说的，“复仇就是正义”。
了解这一框架的历史在眼下至关重要，因为它又卷土重来了：保守派攻击奥巴马使用“软实力”（外交和经济杠杆）的呼吁，并且号召在世界战乱地区加强军事力量和干预。
这不禁让我一次又一次地想起甘地的话：“欲变世界，先变其身。”这句话不仅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政府。
进步人士对待恐怖事件的话语形式
面对小布什开展全面反恐战争的提案，可敬的加州民主党人士芭芭拉·李（Barbara Lee）投出了唯一的一张反对票。她是这么说的：
我深信，军事行动不能阻止国际恐怖主义对美国采取进一步行动。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管投出这张否决票有多么艰难，我们中总得有人站出来呼吁保持克制。全美上下正处于哀悼状态，我们中必须有人站出来说，让我们稍微退后一点点。让我们暂停一分钟，彻底想清楚我们今天采取的行动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好让这一切不会失去控制。
投出这样的一票，我很痛苦，但我今天必须面对它。在这场极为痛苦却又无比美丽的哀悼会上，我必须投出这张反对票。身为神职人员，我要说，在我们采取行动的时候，切莫变成我们谴责的那种恶人。
我赞同芭芭拉·李的说法。但站在语言学家的角度，我很惊讶她使用了这么多的否定说法：“不能阻止”“克制”“不会失控”“切莫变成我们谴责的那种恶人”。朋友们手里流传着一份请愿书，呼吁“要正义，不要复仇”（justice without vengeance）。“不要”是另一个隐含的负面说法。我并不是说这些负面陈述错了。但是，人们需要的是积极的话语形式，比如下面这些。
关键概念在于责任，这是进步派与自由派人士道德的核心。他们眼中的道德始于共情，也就是理解别人、感受他人感觉的能力。这是责任的先决条件，即对自己、对别人、对需要照料的人、对整个社区的责任。“9·11”恐怖袭击事件过后，我们在纽约救援人员身上看到的就是这种价值观。
责任要求能力和效率。如果你要负责地对付恐怖主义，就必须有效地处理其形成的原因。轰炸无辜贫民，通过摧毁其国内基础设施来伤害他们，效果恐怕适得其反，而且不道德。责任，意味着在浮躁、压倒性的力量下保持冷静。
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
外交政策
当恐怖威胁来自个人团体而非国家时，当国家内部发生战争时，当人口过剩威胁稳定又出现灾难性的全球变暖时，当不宽容的文化限制自由、宣扬暴力时，当石油经济威胁地球的未来时，当今世界的核心问题是无法从国家层面上解决的。
国家层面上的回答是，认识到全球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外交、结盟、国际机构、强大的防御和维和部队作为重点外交政策，战争是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但我们更需要的是一种道德的外交政策，一种意识到只有世界变得更美好，美国才会变得更美好的政策。
在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外交政策中，从前没有纳入外交政策的议题会成为中心环节。妇女教育是缓解人口过剩、促进社会及经济发展的最佳途径；可再生能源可以让世界摆脱石油的控制；食物、水、卫生、生态、企业改革都成了外交事务。这些议题从前都被留给了国际游说团体，不少团体还把工作做得相当出色。但是，这些议题需要采用综合的方法，依靠一套下定决心解决它们的外交政策。
奥巴马政府理解这些都是外交政策议题，并朝着这一方向采取了行动。但他为此遭受了抨击，媒体尚未意识到它们是外交政策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
外交政策专家们传统上用来定义外交政策的隐喻，把这些重要的考量排除在外。他们用的隐喻主要是关于自身利益（如理性行为者模型）、稳定（物理方面的隐喻）、工业化（不够工业化的国家就是“欠发达”国家）、增长（当前的经济有赖于市场的增长、廉价劳动力的增长、丰富的廉价资源的增长）和贸易（自由就是自由贸易）等方面。
这里有另外一种思考外交政策的方法。若使用该方法，所有这些议题都成了外交政策中自然而然的一环。我们可以先假设，国际关系运作顺利是因为大家遵循了国际社会的某些道德准则。大多数时候人们注意不到，因为大家基本上都遵守了这些准则。如果有人违背了这些准则，我们就会发现出了问题。有鉴于此，外交政策以这些准则为中心就合乎情理了。
我提议的这些道德准则，出自《道德政治》一书，我称之为抚养者道德。抚养者道德认为，道德行为应当以共情和责任为中心，即对自己，也对需要你的其他人负责。很多事情都遵循这些核心原则：公平、限制暴力行为、关怀伦理、保护需要保护的人、承认相互依存、围绕共同利益展开合作、建设社区、互相尊重等。套用到外交政策上，抚养者道德准则会让美国政府坚守《反弹道导弹条约》(10)，签署《京都议定书》(11)，并自觉自愿地将上述问题（如环境和妇女权利等）纳入外交政策。
当然，这体现了三项原则：多边主义，相互依存，国际合作。但是，就算不遵循抚养者道德，这三项原则也完全可以适用于彻底的保守派外交政策。小布什的外交政策着眼于追求自身利益，即“最符合美国的利益”。民主党领导人批评小布什在《反弹道导弹条约》和《京都议定书》上犯了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的错误，但这并没有批评到点子上。小布什既不是孤立主义者，也不是单边主义者，他只不过是遵循了追求自我利益的既定政策，以严父道德作为个人指导原则罢了。
试想一下，如果小布什在宣布自己的政策时得到了法国、德国，甚至联合国的全力支持，那会怎么样呢？美国民众会称他是国际主义者和多边主义者了。在他看来，只要符合美国的利益，他会跟愿意的国家合作，组成“志愿联盟”（the coalition of the willing）。小布什是否表现得像个多边主义者，取决于有没有人愿意附和。自身利益跨越了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的界限，小布什的外交政策就是赤裸裸地追求自身利益的一个方面。
有趣的是，抚养者道德政策和小布什政府发动新一轮战争的理想化愿景，竟然存在明显的重合部分。简单地说，重合的部分就是拒绝参与或支持恐怖主义这一道德准则。左翼和右翼在这一点上的意见似乎是完全一致的，但这是错觉。
在抚养者道德政策中，反恐来自另一种道德准则：对无辜者施加暴力是不道德的。海湾战争结束不到一年，美国中央情报局报告说，大约有100万伊拉克平民因战争和物资禁运而死亡。由于污水处理厂、医院、发电厂等设施遭到美军破坏，食物和药品配给被切断，许多人死于疾病和营养不良。战争造成了更多无辜者的死亡。
按照保守派的道德观来说，这是一场正邪之战，“更小的恶”是可以容忍的，甚至是必要的、可以预料的。“杀害无辜平民进行报复，会让我们变成跟恐怖分子一样的坏人”，自由派认同这种看法，保守派却不以为然。
欲变世界，先变其身！如果美国希望终结恐怖主义，就必须终结自己所散播的恐怖，并终止资助针对非西方国家的恐怖主义行为。
道德准则外交政策，也就是利用外交和经济手段，将武力行为控制在最低限度，是唯一明智和人性化的外交政策。
国内政策
出于理性的考虑，我担心“9·11”事件给了小布什政府在国内事务上放手走保守路线的机会。当时没见到有媒体讨论这个话题，但情况的确如此。政府并未通过对富人增税来筹措战争资金，反而减了税！“密码柜”里的社会保障盈余被取出来用于偿付战争了，而且国会里的每一名民主党参议员都投票支持这种做法（只有一人例外）。
当时大家预计反恐战争要用去400亿美元，但实际上，它早已经用掉了3万亿美元。如果你把后续治疗战争中受伤的退伍军人、扶植伊拉克和阿富汗政府也算上，这笔费用还会不断地往上涨。它破坏了美国的经济（美国的教育制度和基础建设），夺走了大量的公众迫切需要的公共资源。穷人和中产阶级变得更穷困了，富人反倒变得更加富裕了。地球的温度进一步升高，保守派运动声势日益壮大。
这是系统性因果关系的另一个教训。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互相交缠。为战争制造的枪械可以拿到枪展上出售，也可以用于杀害儿童。为了监视海外敌人所开发的无人机和计算机技术，也可以用于监视国内的公民。花在海外战争上的钱，耗干了美国国内的公共资源。
隐喻也能杀人
我之前刚着手写这一章节时，伊拉克战争即将爆发。我将其收录在这里，是想让读者们感受一下：对框架的研究，怎样帮助我在那场战争开始之前就认识、理解了它。
1990年，海湾战争刚开始时，我在一篇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隐喻也能杀人。”如今，好多那时的隐喻概念卷土重来，只是放在了一个完全不同，甚至更加危险的背景之下。由于伊拉克战争很快就会爆发，说不定就在明天，因此我们有必要赶在战争开始之前，好好审视一下用来证明这场战争正义性的隐喻概念。
外交政策适用的核心隐喻是，一个国家就是一个人。每天它都会被用上几百次。每一次，伊拉克这个国家都跟萨达姆·侯赛因等同起来。保守派告诉我们，这场战争不是针对伊拉克人民的，它只针对萨达姆这个人。普通美国公民也使用这个隐喻，他们会说“萨达姆是个暴君，我们必须阻止他”。但这个隐喻背后隐藏的事实是，战争前两天美国在伊拉克投下的几千枚炸弹并没有砸在这个人的脑袋上，而是杀死了成千上万个与之无关的人。按照这个隐喻的说法，这些人都不是美国发动的这场战争的攻击对象。
“一个国家就是一个人”的隐喻很常见，它是一种有力的修辞手法，也是一套精致的隐喻系统中的一环。它是国际社会隐喻的组成部分，比如国际上有友好国家、敌对国家、无赖国家等。伴随这个隐喻而来的是国家利益的概念：正如一个人健康、强壮是好的，一个国家在经济上健康、军事上强大也是好的。
国际社会里住着“国家人”（nation-persons），因此其成员就有了“成年国家”与“儿童国家”之分，以“成熟”隐喻“工业化”。儿童国家是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正处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需要有人教育它们如何恰如其分地发展。如果它们不听从指示，就必须受到“处分”，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处分。“落后”国家就是不发达国家。伊拉克本来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但从这种隐喻来看，它成了一个叛逆的持枪少年流氓，拒绝遵守规矩，必须给点教训。
国际关系社会为“一个国家就是一个人”的隐喻增加了所谓的“理性行动者模型”的隐喻。这个概念认为，不理性的行为不符合你的利益，因此，国家会像理性行为者那样采取行动，努力使自己的所得和资产最大化，使自己的成本和损失最小化。海湾战争就使用了这个隐喻，国家的“资产”包括士兵、物资和金钱。由于美国在海湾战争中损失的“资产”很少，因此战争结束后，《纽约时报》商业版就像在聊一桩生意那样做起了报道。因为伊拉克平民不是美国的资产，不用算作“损失”，所以没有人公开统计过到底有多少平民因为战争及随后的制裁送了命、致了残，有多少孩子挨了饿、生了重病。这个预估数字从50万到100万都有，甚至更多。然而，公共关系却是美国的资产：媒体上过度报道杀戮是公关没做好，是损失。现在，这些隐喻又回来了。美国人死伤不多的一场短暂的战争，能最大化地降低成本。但战争持续时间越长，伊拉克人的抵抗越多，美军的伤亡就越多，美国“刀枪不入”的形象就越难维持下去，这场战争也就会越显得像是针对伊拉克人民的战争。这样“成本”就高了。
根据理性行为者模型，各国自然会按照最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式行事——保护自己的资产，即本国民众、基础设施、财富和武器等。美国在海湾战争中就是这么做的，现在也是这么做的。但在海湾战争中，萨达姆·侯赛因就不符合美国政府所说的理性行为者模型，他的目标是维护自己在伊拉克的权力。尽管这个目标或许符合其自身的道理，但从理性行为者模型的角度来看，它是“不理性”的。
战争与童话
把国家当成人的隐喻，最常见于美国试图把这场战争说成是“正义之战”的修辞手法。正义之战的基本概念就是用了“一个国家就是一个人”的隐喻，外加经典童话故事里的两种叙事结构：自卫和救助。
每一个故事里都有英雄、受害者和恶棍。在自卫故事里，英雄和受害者是同一个人。恶棍都是本性邪恶、不理性的，英雄不能跟恶棍讲道理，而是必须跟他战斗，打败并杀了他。受害人必然是无辜的，这无可非议。最先犯罪的都是恶棍，英雄击败了他，达成了道德故事里的善恶平衡。如果各方都是“国家人”，那么自卫和救助故事就构成了“英雄国家”的正义之战。
老布什在海湾战争中讲述了自卫的故事：萨达姆“威胁着我们的石油生命线”。美国民众并不买账。紧接着，他找到了一个成功的故事，一个救助的故事：科威特遭到了“强奸”。它的接受度很高，而且至今仍然是关于那场战争最受美国民众欢迎的叙事方法。
在伊拉克战争中，小布什也拿出了两个相同的故事，只是做了一些调整。这在很大程度上能解释美国媒体上的报道以及小布什和鲍威尔的讲话。如果他们能证明萨达姆·侯赛因等于基地组织（也就是他帮助或窝藏了基地组织成员），那么他们就能拿出自卫的故事，让“正义之战”的说法成立。又如果，他们找到了有待部署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么自卫的故事也能成立。
事实上，尽管缺乏正面的证据，尽管世俗的萨达姆和宗教激进主义的拉登互相看不起，小布什政府仍然设法让40%的美国民众相信两人互有联系。美国政府对士兵们也讲述着同样的故事，因此，美国的军人认为自己去伊拉克是为了保卫自己的祖国。在救助故事中，受害者是伊拉克人民和萨达姆的邻国，萨达姆并没有攻击这些国家，可后者却将其视为威胁。这就是为什么小布什和鲍威尔不停地列举萨达姆对伊拉克人民犯下的罪行，以及他可以用来伤害邻国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大多数美国人再一次接受了政府关于伊拉克战争是在救助伊拉克人民、保护周边国家的说法。事实上，这场战争威胁了伊拉克人民的安全和福祉。
还有，为什么此时美国政府对法国和德国怀有浓厚的敌意呢？通过“一个国家就是一个人”的隐喻，它们都应该算是美国的朋友，身为朋友，就应当在美国需要的时候支持美国，挺身而出帮助美国。朋友们应当忠诚。但出于这样的逻辑，法国和德国变成了“酒肉朋友”！当你需要它们的时候，它们却没影了。
这就是美国政府和媒体为美国人民确立的战争框架。全世界数不清的人都能看出这个隐喻和童话故事与当前的形势并不吻合，伊拉克战争算不上一场“正义之战”。但如果你接受了所有的这些隐喻（就像受了美国政府、媒体误导的美国人一样），再加上民主党没能提出有效的反对意见，那么，伊拉克战争看起来的确像是一场正义之战。
但可以肯定的是，大多数美国人已经看到了被曝光出来的事实：萨达姆和基地组织之间缺乏可信的联系，美国政府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们也听说了如下设想：美国的炸弹会炸死、炸伤大批无辜的伊拉克平民。可为什么他们没能得出理性的结论呢？
认知科学的基本结论之一是，人们会从框架和隐喻的角度去思考。框架在我们大脑的突触里，以神经回路的形式真实地存在着。如果事实跟框架不吻合，留下的是框架，被抛弃的是事实。
进步派有一个共同的信条：事实能带给你自由，即只要你把事实摆在人们眼前，每一个理性的人都会自动得出正确的结论。这是一种虚空的妄想。人类的大脑才不这样运作呢，框架事关重要。框架一旦确立起来，就很难消除。
海湾战争中，鲍威尔向国会做证。他对国会解释了理性行为者模型，并简短地阐述了普鲁士将军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对战争的观点：战争是买卖，政治要靠其他手段去推行。国家追求自身利益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若有必要，它会使用武力为自身利益服务。这很自然，也合情合理。
对老布什政府来说，这场战争控制了世界第二大已知石油储备的流向，并在控制整个中亚的石油流向上占据了有利位置，进一步强化了美国的自身利益。这保证了美国对一个重要地区的能源的支配地位，并得以控制世界各地的石油销售。在替代燃料尚未出现的情况下，谁控制了世界石油的流通，谁就控制了世界政治和经济。
我在1990年写的文章并没有阻止海湾战争，这篇文章也不会阻止伊拉克战争。那我这又是何苦呢？
我认为，理解政治的认知维度极其重要，尤其是当我们的概念框架大部分是无意识的，我们可能并不知道自己的隐喻性想法的时候。有人叫我“认知活动家”，我觉得这个标签挺合适。身为教授，我会对政治的语言和概念议题进行分析，并尽可能地做到准确。但分析行为也是一种政治行为。意识是关键，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才能改变正在发生的事——至少就长期而言是如此的。
保守派的核心观念
自由派人士往往不理解保守派，这种困惑正日益显现出来。一方面，自由派人士看到保守派派系林立，对他们的分裂感到欣慰：茶党、自由意志论者、新保守主义者、华尔街保守派。共和党多数党领袖埃里克·坎托（Eric Cantor）被一个茶党的无名之辈赶下台；约翰·博纳（John Boehner）(12)无法控制他在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共和党初选举步维艰。
但另一方面，科赫兄弟和其他共和党富豪资助美国各地党政各级的共和党候选人，又把自由派人士吓得够呛。他们害怕共和党人接管美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保守派之间的分歧、争执、厌恶，甚至仇恨，都是真切存在的。但这是保守主义的撕裂吗？许多人说，是的。撕裂理论很容易理解，并且经常被拿出来讨论。
另外，这还有一种可能：这些不同的势力，构成了一套把不同零件整合到一起的系统。这个系统也许会在关键时刻让保守派因意见相同而变得更加强大。整合理论尚未进入人们的考量，但很有可能，保守派在系统层面上所发生的情形正是如此。想想看，从奥巴马医改到堕胎法案，再到最高法院关于霍比罗比超市案的裁定，来自保守派阵营的意见是何其一致！它力量强大，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各种各样的保守派都在激烈地反对所有自由派人士和自由派立场。只要保守派找到了与自己压倒一切的道德框架始终符合的共同点，他们的意志就会增强。
保守派内部派系林立，非但不会让他们在整体上变弱，反而增强了他们的力量。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进步人士最好当心一些。
然而，不管进步人士怎样看待保守派的分裂，都务必要了解保守派是什么样的人，以及作为整体和个人，他们想要的是什么。
正如我们所见，保守主义的核心是严父道德观。但严父道德观十分复杂，也有着自然产生的变种。自由派人士没有理解的地方是，多样性可以从整体上为保守主义带来不容小觑的力量。
不同版本的保守主义是由特定的利益领域定义的。严父道德观适用于所有领域，如个人自由和个人利益、世界权力、商业和社会等。这些利益领域分别以自由意志论者、新保守主义者、华尔街保守派和茶党为特征，如表4-1所示。
表4-1 不同保守派类型的利益领域
这些人有着同样的严父道德观，却以不同的方式将其应用于他们最关心的领域。这种分裂并不存在于道德理论中，而是存在于利益领域中。尽管有一些差异，但他们仍然是一体的。
专注于不受阻碍地追求自身利益，并由此产生的对国家权力凌驾于个人之上的极端限制，定义了右翼思想的自由意志主义的张力。
新保守主义者认为，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使用权力，包括国家权力，将严父道德观和理念扩展到美国国内，甚至国际的每一个领域。他们着眼于全球金融、军事力量，以及国内的权力运用。他们有时会跟自由意志论者意见相悖，后者反对动用政府权力，反对发展并运用国家权力进行全球参与。
华尔街保守派主要关心的是通过企业从世界各地获取财富。他们包括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和高层管理人员、投资银行家、风险投资家、私人资产经理、对冲基金经理，以及任何以投资为主要收入的人。此类保守派在政治上有很多关注点：税收政策、经济条约、进出口政策、对外国投资的保护、政府合同、政府土地上矿产的开采、专利和版权的保护、产权与环境权、能源供应、市场控制、公共资源的私有化，等等。他们往往会通过说客、广告，以及对媒体和公共话语的控制来运作。
最后，还有来自茶党保守派的社会和宗教文化斗士，他们希望在文化战争的每一条战线上积极反对自由和进步人士。
整体而言，右翼试图对美国以及世界各地施加严父道德观。虽然不同的保守派在细节上有些许差异，但他们有着共同的倾向性。许多进步人士低估了严父道德观的激进性。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激进右派的意识形态是什么样子的。
道德秩序。传统的权力关系定义了自然的道德秩序，认为上帝高于人，人高于自然，成人高于儿童，西方文化高于非西方文化，美国高于其他国家。道德秩序往往还会延伸如下：男人高于女人，白人高于非白人。
道德。维护和扩展保守道德体系（严父道德）是处在最优先地位的。
道德以道德权威订立的规矩或诫命的形式来表现。所谓有道德，就是服从该权威。它要求以内在的纪律控制人的自然愿望，遵从道德权威。权威是什么取决于你所在的利益领域：个人、监管机构（包括公共的和私人的）、保守的社会，等等。
纪律主要通过惩戒童年时期的不良行为来习得。只有通过奖惩系统，人们才能维持道德。
经济。对稀缺资源的竞争同样影响了纪律，并由此服务于道德。要求道德的纪律与赢得竞争、实现成功所需要的纪律是同一种。认为富裕的人往往是好人，是天然的精英。穷人贫穷，是因为他们缺乏实现成功所需的纪律。因此，穷人理应穷，为富人效力。富人需要穷人为自己效力，也理应得到穷人为自己效力。因此，富人和穷人之间日益增大的差距，似乎是天然的、有益的。
就市场“自由”而言，它是自律的人（典型的好人）利用个人纪律积累财富的机制。自由市场是道德的：如果人人都追求自我利益，那么所有人的利益就会最大化。竞争是好的，它带来了资源的最优使用和自律的人，是为道德服务的；监管是坏的，它阻挡了自由追求利润的道路。富裕的人通过投资，通过为穷人提供就业机会，造福了社会。这种财富的分配方式最终有利于公共利益，它奖励自律的人，强迫缺乏自律精神的人学习自律，否则他就得苦苦挣扎。
政府。社会福利项目是不道德的。它让人不劳而获，丧失了自律的动机，而自律对于道德和成功而言都是必需的。因此，政府应当消灭社会福利项目。凡是私人领域可以完成的事情，都应该交到私人领域。政府自有恰当的角色要扮演：保护美国人的生命和私人财产，让自律的美国人尽量容易地追求自我利益，推动保守的道德（严父道德）以及保守的社会文化和宗教。
教育。由于维护并推广保守道德是最高目标，因此教育应当为这一目标服务。学校应该教授保守的价值观念。为保证这一点，保守派应当获得对学校董事会的控制权。老师应当严厉，不应该一味地照顾学生，他们应当为学生确立榜样，对自己教授的内容言传身教。因此，教育应当促进纪律，散漫、顽劣的学生应当受到处罚。老师不能纵容跟不上学业的学生，要让他们感到羞耻，以留级的方式惩罚他们。统一考试要有标准的正确答案，且能够检测出学生的水平。考试也定义了公平：考试及格的人受到奖励，不自律、考不及格的人受到惩罚。
因为不道德、不守纪律的孩子可以通过引导变得道德，有纪律的孩子也可能误入歧途，所以家长们应该能够选择让孩子上什么学校。政府应当撤回对公立学校的资助，把钱以教育券的形式发给家长。这有助于富裕（更有纪律、更道德）的公民把孩子送到传授保守价值观、施加适当纪律的私立或宗教学校。贫穷（不够自律、不够道德）的公民得到的教育券不足以送孩子去较好的私立和宗教学校。这样学校才能反映出社会财富的自然分配。当然，表现出惊人自律和天赋的学生应当得到奖学金，上更好的学校。这有助于维持社会精英的天然地位。
医疗保健。照料孩子是家长的责任。如果他们办不到，那就是没有尽到自己的个人责任。没有人应当替别人履行职责。因此，孕期保健、产后保健、儿童保健、照顾老人和体弱者，都是个人的责任。纳税人没有责任照顾这些人。
堕胎。堕胎不符合严父式道德。需要堕胎的妇女有两种类型：一贯进行“不正当”性行为的未婚少女，还有想要推迟抚养孩子以追求事业的成熟妇女。这两种人都公然违背了严父式模型：怀孕少女违背了父亲的诫命；职业女性挑战了严父的权力和权威。两者都应当被惩罚养育孩子：她们不应当回避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因为这违背了严父式模型下“道德依靠惩罚”的观点。由于保守派价值观一般都是严父价值观的变体，堕胎就对保守派价值观构成了威胁，触怒了那些认同自己是保守派的人。
诚如我们所见，反对妇女堕胎(13)的保守派一般也反对产前护理、产后护理和幼儿健康保健，而这些对孩子的生命都有重大的意义。因此，从广义上看，他们并不是真心地“支持生命”。对保守派来说，“终止妊娠”这个概念只不过是他们文化之战的部分策略，其目的是获取并维持其政治权力。
堕胎触怒了数百万保守派的严父价值观。出于这个原因，这个议题是激怒保守派的热点。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切莫忽视女性在决定终止妊娠时所经历的真实的痛苦和艰难。对于那些真正关心儿童的生命和健康的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决定终止妊娠都是非常痛苦的，绝不轻松。保守派正是利用了这种痛苦，才把终止妊娠这个议题当成了文化内战中分化对方支持者的楔子。
也有一些人是真正“支持生命”的，他们相信，生命始于受孕，生命是终极价值观。因此，他们支持产前护理、产后护理，支持为贫困儿童提供医疗保险，支持儿童早期教育，反对死刑，反对战争等。他们还认识到，任何选择终止妊娠的妇女都是在做一个极其痛苦的决定，因此他们与这些妇女感同身受，不带负面意见地对待她们。这些人是“支持生命”的进步派人士，跟拿终止妊娠问题当政治楔子、以期获得更广泛道德和政治支持的保守派不是一回事。
自然。大自然是通往成功的资源，它的存在就是为了让人类追求利润。
企业。企业向人们提供商品和服务，让投资者和高级管理层获取最大化的利润。它们在追求利润最大化时，运作效率最高。企业赚到了利润，社会也就赚到了利润。
监管。政府监管阻挡了自由企业的道路，要尽量减少。
权利。权利必须与道德相一致，严父道德对“权利”的定义做了限制。
因此，保守派认为公民没有堕胎的权利，没有获得医疗保健或其他政府救济的权利，没有了解政府怎样决定政策的权利，没有规定最低工资的权利，等等。然而，由于枪械为主人提供了一种权威形式，持有枪械，尤其是保守派持有枪械的权利是必须有的。
民主。严父民主是一种依照严父价值观展开的制度性民主。它有选举，有三权分立的政府，有平民政府控制的军队，有自由市场，有基本的公民权利，有可以广泛接触到的媒体，因此，它确实属于民主体制。但严父价值观是这种民主的核心，它鼓励人们追求个人利益，赋予人们改变生活和社会的权利。
外交政策。保守派认为美国是世界的道德权威，它是超级大国，因为它配得上。它的价值观就是正确的价值观，由严父道德定义。如果世界存在道德秩序，美国的主权、财富、势力和霸权都必须得到维持。美国的价值观，包括保守派家庭价值观、自由市场、私有化、取消社会福利项目、人类支配自然等，都应当扩散到全世界。
文化战争。严父道德定义了良好社会的样子。保守派定义下的良好社会，受到了自由进步的观念和项目的威胁，因此，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与这一威胁做斗争。社会结构危在旦夕。
以上这些都是右翼想要确立的观念和价值观，相当于在美国及世界其他地区掀起一场激进的革命。保守派掀起这场激烈的文化战争并非偶然：严父道德想要获取并维持政治权力，必须营造分裂的局面。他们需要先有经济上的分裂，需要双层经济：“卑劣”的穷人继续贫穷，为“有功”的富人效力。但保守派若想把持权力，又需要许多穷人的支持。也就是说，他们需要相当大比例的穷人和中产阶级投出不利于自身经济利益，但符合其个人、社会利益的选票。这意味着，保守派基于利益领域的分歧，实际上反而构成了保守主义在整体上的优势。要让保守主义上台，必须要求各个利益领域都奉行保守主义。
意识到许多工人阶级在家庭中有着严父道德，保守派想出办法实现了这一目的。保守派知识分子发现，正是这些价值观推动了政治保守主义。他们还发现，人们是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身份认同来投票的，而不是根据自己的经济利益来投票的。于是，他们通过框架和语言，把家庭上的严父道德与保守政治联系起来。这种概念上的联系，必须有着足够强烈的情感，才能压制人们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的诉求。
保守派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就是发动文化内战，让有着严父道德的美国人与有着抚养式家长道德的美国人开战。他们把后者描绘成威胁了保守派生活方式、文化、宗教，以及个人认同的恶棍。
保守派政治和精神领袖在推进这一目标时面临着挑战。他们代表的是一群经济及政治精英，却要到中下层劳动人民中去争取选票。因此，他们必须将保守派观念装扮成平民主义，把自由及进步观念装扮成精英主义——哪怕事实恰恰相反。他们面临着一个构建庞大框架的问题，一个需要改变日常语言和思维的问题。严父道德给了他们一个重要的优势：它暗示富人的财富是自己挣来的，他们是配得上这份财富的好人，而且那些在公私领域居高位者应该在社会中维持正确的道德秩序。这是一份保守派的社会契约。
靠着智囊团里的知识分子、语言学家、作家、广告机构和媒体专家的工作，在长达三四十年的时间里，保守派在思想和语言方面发起了一场革命。通过语言，他们把自由主义者（其政策更为平民）装扮成没落的精英、不爱国的败家子——坐着豪华轿车的自由主义者、喝着拿铁咖啡的自由主义者、大手大脚收税花钱的自由主义者、好莱坞的自由主义者、东海岸的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精英、空洞乏味的自由主义者，等等。
与此同时，他们又通过语言，包括肢体语言，把保守派（其政策更有利于经济精英）装扮成平民的样子。从罗纳德·里根的家乡老伙计做派到小布什的约翰·韦恩式的“南方保守主义”，他们的语言、口音、肢体语言和叙事形式，走的都是农村平民路线。他们的电台脱口秀主持人采用的是地狱火传教士风格(14)，但立场都是一样的：讨厌的自由主义者，没落的、精英的、不爱国只败家的自由主义者，正威胁着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我们必须从各方面全力与之对抗。自由主义者对国家安全、道德、宗教、家庭，以及真正美国人珍视的一切都构成了威胁。他们在楔子议题，如枪械、婴儿、税收、国旗、学校祷告上的立场，暴露了他们的“背信弃义”。楔子议题本身并不重要，但它们所代表的东西极为关键：对待世界的严父态度。
没有个人、施政、商业和社会等各个利益领域中互为支持的关系，作为支配性道德体系的保守主义不可能欣欣向荣。自由派人士眼里的保守主义的分裂和不团结，有可能是一套互为支撑的强大结构，威胁着进步价值观和美国的民主。
另外，进步阵营的普遍看法是，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正在撕裂保守主义。不过，我们最好把这两种可能性都好好斟酌一番。
进步派如何建立框架
要实现进步人士的团结，我们必须要先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分歧。这里有一些不同进步人士的常见分歧点：
■ 地方利益。举例来说，你可能来自农业社区、高科技地区、一座拥有军事基地的城市，或者一个拥有大量少数种族或民族人口的地方，于是，你优先考量该地区的问题。
■ 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你愿意妥协，以获得尽可能最好的交易；而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你可能不愿意妥协。理想主义者往往指责实用主义者没有理想（实用主义者其实是有的，只是自己没有意识到）；实用主义者则常批评理想主义者，说他们“一味追求完美，是把事情做好的大敌”。
■ 双重概念主义。如果你基本上是一个进步派，但有一些保守的观念，完全的进步人士会指责你是保守主义者；双重概念论者则倾向于指责完全的进步人士太过教条主义，或太极端。
■ 激进变革和适度调整。激进分子指责渐进主义者不是真正的进步派；渐进主义者指责激进分子不切实际，不愿意积跬步以行千里，损害自己的事业。
■ 激进宣传和温和宣传。激进分子声音响亮、咄咄逼人、言辞苛刻，有时会使用严父手段来达到培养目的。他们认为温和派是懦夫，不够在乎自己的事业；温和派则认为，好战会冒犯他人，并导致人们做出不利于自己事业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