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考过程的类型。进步价值观有可能会因为不同的着眼点而有所偏重：社会经济、身份政治、环保主义者、公民自由主义者、精神、反威权主义。在选择追求什么目标、如何排列优先级、如何使用政治资本、从哪里去筹集资金、把钱花在什么地方、你的朋友和熟人是谁、读什么书、关注什么人等方面，不同的思考过程都会有所影响。
许多进步人士都对奥巴马有过批评。如果你列出一份批评清单，清单的明细大多是按照以下一个或者多个参数来定义的：太务实，不是真正的进步主义者，行动太慢，太胆怯、懦弱，不够激进，没有为美国的主要利益做足够的努力。
当你考虑到每个进步主义者都有着独特的参数组合，就会发现进步人士的类型数量会多到一个天文数字。幽默作家威尔·罗杰斯（Will Rogers）曾说“我不是任何有组织政党的成员，我是民主党人”，就是在表达这个意思。
因此，理解什么能团结进步人士，怎样抛开这些参数带来的分歧，公开讨论这种团结，就显得无比重要了。
社会项目是进步派团结路上的一个大问题。一旦政策变得具体起来，就必须点明差异。进步人士爱谈政策和社会项目，但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想知道政策细节。他们只想知道你站在哪一方，你的价值观是否跟他们的价值观相吻合，你的原则是什么，你想要把国家带往哪个方向。在公共话语中，价值观胜过社会项目，原则胜过社会项目，政策方向胜过社会项目。我相信，只要打磨得当，价值观、原则和政策方向正是团结各方进步人士的东西。它们之所以能够让进步派团结一致，是因为它们在概念上高于进步派的分歧之处。
这里对上述观念做了概括和解释：
■ 源自基本进步愿景的价值观。
■ 实现进步价值观的原则。
■ 与价值观和原则相吻合的政策方向。
进步派的基本愿景
进步派的基本愿景是一种社群性愿景：美国是一个大家庭，一个有爱心、负责任的大家庭。在美国，人们互相关照，凭借实力和效率，做出对自己也对同胞负责任的行为。
政府为所有人，不管是最迫切需要帮助的人，还是普通公民，抑或是大大小小的企业主，提供公共资源，实施关怀和负责任的举动。简而言之，私依赖于公。如果你依靠这些公共资源变得富裕，而你所用的资源依靠他人的税款来承担，那么出于公平考虑，你需要从财富里拿出更大的一部分来分担税款，好让其他人也能获益。
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无论是红州还是蓝州(15)，进步派还是保守派，共和党还是民主党。要团结，就像在“9·11”事件发生之后的那个短暂瞬间，不能被一场卑鄙的文化战争分裂。
进步派价值观的逻辑
进步派的核心价值观是家庭价值观，负责任、有爱心的家庭价值观。你可以把它们总结为通过强烈的承诺和热情的努力付出关怀，承担责任。这些核心价值观蕴含在所有进步派的价值观中。下面是一些进步派价值观及其与核心价值观的逻辑联系：
■ 保护，生活的满足，公正。你关心别人的时候，希望保护他们免受伤害，希望他们梦想成真，希望他们能够得到公正的待遇。
■ 自由，机会，成功。没有自由，就没有满足；没有机会，就没有自由；没有成功，就没有机会。
■ 社区，服务，合作。孩子是在社区里成长的。抚养孩子的责任要求你为自己的社区效力，而这则需要合作。
■ 信任，诚实，开放的沟通。没有信任，就没有合作；没有诚实，就没有信任；没有开放的沟通，就没有合作。
正如这些价值观来自关怀和责任，其他每一种进步价值观也都来自它们。平等来自公平，共情来自关怀，多元化来自共情和平等。
进步派的原则
进步人士不仅仅都具有这些价值观，还具有来自这些价值观的政治原则。
公平。这是公民和国家应当互相给予的东西。如果你努力工作，遵守游戏规则，为家庭、社区和国家效力，那么国家就应当为你提供体面的生活以及自由、安全和机会。
平等。要尽一切可能来保证政治上的平等，避免政治力量失衡。
民主。最大限度地提高公民参政，限制政治、企业和媒体力量的融合。最大限度地提高新闻标准。对公共教育进行投资。让各方利害相关者（stakeholder）控制企业，而不只是股东（stockholder）控制企业。
政府造就更美好的未来。政府要做美国未来需要、私营部门又做不了或没法做（至少是无法完全、有效地去做）的事情。政府有职责促进并提供足够的保护机制、更多的民主和自由、更好的环境和健康体系、更令人满足的生活，减少暴力，建设并维护公共基础设施。
商业道德。我们的价值观也适用于商业。根据上述价值观的定义，在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企业不应当为公众利益带来负面的影响。应该拒绝实行工资奴役和公司奴役，因此，企业应该与工会合作，而不是反对工会。企业应该为做生意付出真正的成本，而不是将这些成本外部化或者转嫁给公众，比如制造污染。企业应该确保自己的产品不伤害公众，不应该仅仅把员工视为“资源”，而应该把他们视为社区成员和企业的资产。
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外交政策。适用于美国国内政策的价值观，也应当尽量适用于外交政策。这里有几个将进步派国内政策转化为外交政策的例子：
■ 将对国民的保护转化为用于防御和维护和平的有效军事力量。
■ 将建立和维护稳固的社区转化为维护强大的联盟、开展有效的外交。
■ 将关怀和责任转化为关怀世界人民，在世界健康、饥荒、贫困、生态环境、人口控制（以及人口控制的最佳方法——提高女性受教育水平）等方面采取负责任的行为。
所有这些，都是以进步派价值观为基础的外交政策的关注点。
进步派的政策方向
考虑到进步派的价值观和原则，他们可以在基本政策方向上达成一致。政策方向的层次，比具体的政策更高。尽管进步派有着一致的方向，但会因为具体的政策细节而产生分歧。下面是一些他们都能赞同的政策方向：
经济。支持以创新为中心的经济，创造数百万个高薪岗位，为每一个美国人提供公平的机会。这样的经济应该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不再加剧气候的变化和环境的恶化，等等。
安全。依靠军事实力、强大的外交联盟和明智的对内对外政策，保障每一个美国人的国内安全。通过帮助世界各地的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强化美国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
健康。每一个美国人都应该享受到最先进、负担得起的卫生保健体系。
教育。创建一个充满活力、资金充裕、不断扩大的公共教育系统，以最高的标准对待每一个孩子和每一所学校。在这里，老师培养孩子们，孩子们了解国家的真实情况，包括伟大与不足。
环境。为我们自己和孩子们创造一个干净、健康、安全的环境：水可以自由地饮用，空气可以自在地呼吸，食品健康而安全。污染者要为给大家带来的损害承担责任。
自然。为了子孙后代，我们应该保护国家的自然奇观，并努力让退化之地恢复原貌。
能源。大力投资可再生能源，创造数以百万计的薪水优厚的岗位，不依赖中东的石油，改善公共健康，保护环境，阻止全球变暖。
开放。一个开放、高效、公平的政府会将真相告知美国公民，赢得每一个美国人的信任。
平等的权利。我们支持包括民族、种族、性别等各个领域的平等权利。
保护。我们支持保护消费者、工人、退休人员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并逐渐扩大保护范围。
强大的美国不但表现在国防上，而且表现在实力的每一重维度上：经济、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家庭、社区、环境，等等。
普遍繁荣是市场理应带来的结果，但所有市场都是为了某人的利益而构建的，没有哪个市场是完全自由的。市场应当为了尽可能普遍的繁荣而构建，而不应该造成富人的财富加速积累，其他人的财富、自由和生活的圆满加速遭到损失。
为了自己，也为了孩子们，美国人渴望也应当得到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经济上、教育上、环境上，以及生活其他各个领域上的美好未来。主要针对超级富豪精英的减税，会让有助于创造更美好未来的社会项目资金匮乏。进步派真正的目标是要为所有美国人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这就包括控制全球变暖。
保守派大力宣传的“小政府”，按理说应该杜绝浪费，可它的真实用意是消除各种社会项目。有效的政府要帮助美国人去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保守派的家庭价值观是严父家庭价值观：以纪律和惩罚为基础，专制，等级分明，人人为自己。进步派则是依靠家庭和社区的最佳价值观生活：共同的责任——威严、平等、双向，围绕关怀、责任（个人的和社会的）与承诺展开。
现在，关键的问题变成了：进步派人士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在这些方面达成一致呢？这些其实是选民最关心的事情：我们的价值观、原则，以及我们想要带国家前往的方向。
我相信，进步派的价值观就是传统的美国价值观，进步派的原则也是美国的根本原则，进步派的政策方向指明了大多数美国人对国家的希望。团结进步派人士的任务就是围绕最传统的价值观，让整个国家凝聚在一起。
但进步派只拥有这些基本上无意识的、没有言明的共同价值观还不够，它们必须获得公开、命名、言说、讨论、宣传，成为日常公共话语的一部分。如果这些价值观未能言明，而保守价值观主导着公共话语，那么保守派的沟通大鳄就会将进步派价值观从进步派人士的大脑中清除干净。
不要只是读完，然后点点头，而是要走出去，大声说出来，尽可能地讨论它们。去参加一些活动，然后在公共场合大声、清晰地讨论这些价值观。
自由议题
民主党所犯的重大错误之一，是只关注竞选活动，不注重持之以恒地为公共话语建立框架。所有的政治都事关道德。选民们会根据自己相信的事情来投票，而这种信念是隐含的、自动的、无意识的。简而言之，双重概念论者采用哪一方的道德愿景，就是选举的关键所在。选举取决于选民每一天（绝不仅仅是竞选期间）所听到的语言和所看到的图像。
民主党喜欢点明利益，也就是餐桌经济学，还有影响中产阶级及贫困选民利益的种种客观事实。然而，贫穷的保守派和双重概念论者常常罔顾自身的利益投票。许多茶党选民要么很穷苦，要么就是会因为保守的政策而变得更穷苦。但保守派的信息机器无休无止，几乎无处不在，他们的信息主导着日常的公共话语。而在日常公共话语中占据主导地位跟在选举对话中占据主导地位同等重要，决定了美国的政治现实。
保守派逐渐把持了两个代表自由的词语：freedom和liberty。这两个词语在他们的词汇库里的权重很大。由于自由概念在民主政治中占据核心地位，因此这两个词在美国的政治中的力量最为强大。保守派无权占有它们。
词语的意义有可争辩的空间，freedom这个词对进步人士来说，有着跟对保守派截然不同的意义。我在《谁的自由》一书中曾指出，自由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概念。保守人士和进步人士会使用这个词语来达成相反的目标。
仔细阅读《独立宣言》的原始底稿，我们看到，进步的含义是美国民主的核心，现在是时候让它回归原貌了。公共话语中的大多数议题，无论事关选举还是日常决策，都可归结为自由问题。
医疗保健
喜剧演员吉米·基梅尔（Jimmy Kimmel）派一名助手走上洛杉矶街头，拿着麦克风询问路人一个简单的问题：“奥巴马医改”（Obamacare）和“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你更喜欢哪一个？绝大多数人表示自己不喜欢“奥巴马医改”，但认为“平价医疗法案”很不错。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其实两者是一回事。毕竟，不同的名称通常指的是不同的东西。
公众是怎么对“奥巴马医改”产生负面印象的呢？
2008年，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后，让民意测验专家做了一项调查，以了解医疗保健法案里哪些规定最受欢迎。其中有一些规定的受欢迎程度在60%到80%之间。这些条款大家都很熟悉了：享受医疗保险没有先决条件、额度不设上限、孩子到了上大学的年龄仍可加入家长的医疗保险计划，等等。于是，这些就成为医疗改革计划的主要条款。奥巴马以为，如果所有的主要条款都受欢迎，这个计划也就会受欢迎。换句话说，计划受欢迎的程度应该取决于计划条款的受欢迎程度。
保守派并未攻击这些受欢迎的条款。他们没有发起运动支持享受医疗保险的先决条件或额度上限，也没有反对让你上大学的孩子享受你的医疗保险计划。保守派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懂得，政治是一个道德问题，于是决定从道德下手攻击医疗改革。他们选择了两个道德领域：自由和生命。从自由的角度，他们攻击医疗改革方案是“政府接管”；从生命的角度，他们说医疗改革方案包含了“死亡委员会”。保守派一次又一次地不停重复“政府接管”和“死亡委员会”。每当奥巴马说“这不是政府接管”时，他都使用了“政府接管”这个说法，并因此在听众的大脑里激活了“政府接管”的概念，从而强化了保守派的攻击。
而且，保守派从不使用“平价医疗法案”这一名称，而是另辟蹊径地发明了“奥巴马医改”这个说法，抹杀了医疗改革的“平价”特点，并把“奥巴马医改”跟“政府接管”“死亡委员会”挂上了钩。媒体引用保守派的攻击，使用“奥巴马医改”这个说法，而不是“平价医疗法案”这一笨拙的名字。到最后，奥巴马干脆把这个说法夺过来为己所用，说“Obamacare”（奥巴马医改）的意思是“Obama Cares”（奥巴马关怀），只可惜这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保守派通过频繁的重复，把这个名字赋予了他们想要的意思。
奥巴马和政府成员列举事实，即医疗改革的条款，来反驳批评，没用；总统拿着长长的条款清单上了电视，也没用。总统的顾问戴维·阿克塞尔罗德（David Axelrod）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向非政府组织“组织美国”（Organizing for America，该组织当时约有1 300万强烈支持者）发送了备忘录，请他们告诉自己的朋友和邻居，支持总统的医疗改革计划。阿克塞尔罗德说，有24件事需要记住，但为了让它们“更容易”被记住，他把这24件事分为了3组，每组8件！随便哪一个认知科学家都可以告诉阿克塞尔罗德，没人能记住每组各8件事的3组清单。反正我没见过有人做得到。
保守派打赢了2009年的框架之战，而它则帮忙加强了新生的茶党运动。那年夏天，茶党人士受命参加美国各地的市镇会议，大肆抨击“政府接管”“死亡委员会”和“奥巴马医改”。
如果奥巴马当时就理解了保守派的框架策略，就可以使用简单的办法抄它的底。他可以从进步的角度应对同样的两个道德议题：自由和生命。
如果你患上了癌症却没有医疗保险，你就没有自由——你可能会受苦死去（生命问题）；如果你出了车祸，受了多重伤害，没有医疗保险的话，你也没有自由——你可能会终身残疾，甚至死去；就算你只是摔断了腿，但只要你无法让医疗保险为你兜底，你仍然没有自由——你也许再也无法自由自在地奔跑或行走了。糟糕的健康会奴役你，疾病会奴役你。没有医疗保险，哪怕是能靠现代医学轻松治疗的白内障也能奴役你，让你陷入黑暗中。
食品健康也是一个自由问题。大规模的农业企业有可能会生产不健康的食物，尤其是加工食品、含糖食品、含有不健康添加剂的食品、含有激素和抗生素的肉类等。获取健康食品是一个自由问题。
保守派当权的州拒绝为医疗补助计划拨款，这同样是一个自由问题，它否决了无法享受医疗保险的人的自由。而倘若数量可观的人无法享受医疗保险，原本可以治疗的疾病就会通过这些患者的日常接触扩散开来，进而妨碍了其他所有可能染病的人的自由。
自由议题，是一个强有力的问题。
教育
保守派想以道德问题来消除公共资源。在他们看来，公共资源免费地分发出去，剥夺了个人责任和工作动力。教育就是一个主要的例子。在保守派执政的州，如威斯康星州，公共教育的资金遭到了严重削减。
保守派发起的反对公立学校教育运动，提出了特许学校、宗教学校和私立学校的替代方案。特许学校是由公众付费但由私人运营（大多由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来运营）的学校。
2013年，斯坦福大学的教育成果研究中心（Center for Research on Education Outcomes，CREDO）研究发现，大约75%的特许学校的成绩比传统公立学校的差，或者至少毫无区别。一小部分特许学校的确获得了更好的成绩。但由于特许学校的资金来自公立学校的预算，因此它们往往会使公立学校的资金流失，从而恶化整个公共教育系统，即便最好的公立学校也无法幸免。
此外，特许学校不向当地学区或公众采用问责制。例如，在得克萨斯州，特许学校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它们决定打压进化论和科学，教授创造论。在密歇根州，80%的学校现在是特许学校，它们在教育贫困儿童方面没有比公立学校表现得更好。
保守派的框架是公立学校很“失败”，针对宗教或私立学校的教育代用券可以给家长“选择权”。这类教育代用券大多不够支付高质量学校的费用，获得代用券的贫困家庭很难为孩子换得高质量教育。但对富裕家长来说，教育代用券代表了公共资源对富人的支持。
在高等教育领域，人们更能感觉到保守派对公共教育的猛烈攻击。美国各州立法机构的保守派正在削减高等教育的资金，由此带来两个可怕的问题。州立大学和学院曾经是贫困和中下阶层学生获得教育的通道。由于保守派削减了州立大学的预算，学校为了维持运转，不得不提高学费，从而使得大量贫困学生无力负担高等教育的费用。这是第一个问题。接着，学生唯一的选择是借钱，这就引发了第二个问题：学生债务问题。银行借款的利息是1%，学生却必须为学业贷款支付8%的利息。毕业之后，他们背上了多年的还款重担。这使他们更难以获得研究生及更高等的教育，或组建家庭。按目前的情况计算，政府如果免除所有的学生贷款，将大大推动美国的经济，所得益处远远超过贷款的成本。尽管如此，保守派仍然反对免除贷款，反对把学生贷款的利息降到跟银行贷款同等的水平。
无论是在学前阶段、义务教育阶段，还是在高等教育阶段，保守派的举措都是在减少或终止公共教育，这是他们试图终止所有公共资源的举措的一部分。
教育是一个自由问题，但此刻的公共话语里并没有这样说。如果没有教育，从很多方面来看，你都无法实现自由。教育向你讲述世界，告诉你人生的多种可能性。如果你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可能性，说不定连目标都无法设定。教育不仅往你的头脑里注入各种事实，而且教你思考、关注、批判、理性行事、务实，并独立去获取事实。教育为你提供技能，让你获得能力，完成自己原本做不到的事情。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有更大的经济潜力，但教育自由所带给你的远远不止金钱。它让你与自然世界、美学生活、创意生活建立联系，理解周围发生的事情，也理解自己的可能性。它为你提供了知识和机会，让你成为一个富有成效的公民，通过政治和社会参与，为自己和他人的自由做出贡献。
如果教育总体上是一个自由问题，那么公共教育就是一个更为强烈的自由问题。它有两个重要组成部分：
■ 公共教育是公众可以获取的。它为更多人提供了教育机会，增加了他们的自由。它还使个人能够理解最大范围的人，从而开辟更广阔的建立人际关系、理解更多的人，并与之共情的空间。
■ 公共教育是要对公众承担责任的教育。它避免了由私人利益决定的缩窄教学内容的问题。
此外，系统性因果关系使得教育进一步成为一个自由问题，因为许多重大教育议题都是由贫困导致的。
贫困常常意味着不得不同时应付多份工作的家长，可能无法恰当地抚养孩子——没有时间为孩子们读书，无法教孩子们敬畏教育，不能让孩子们摆脱不健康的环境。贫困还意味着孩子们早晨去上学时可能会饿着肚子，无法集中精力上课。贫困和缺少教育会自我繁衍。在很多案例中，学生学业失败，主要与国家经济失败相关，与教师或学校不足关系不大。
贫困
贫困是一个自由问题，这显而易见。在美国，贫困人口的自由远远少于富人。
正如我们所见，美国贫困人口获得医疗保健和教育的机会少于富人。还有更多的自由，因为贫困而遭到侵蚀，或者完全丧失。富人的住房比穷人好；富人里没有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富人的街区比穷人好；富人搬迁或出行的能力远比穷人要轻松；富人吃得比穷人好；富人的社会关系比穷人更好；富人可以获得比穷人更好的工作。
所有这些都是自由问题：如果你无家可归，不能为自己和家人找到体面的住所，你就会受到压迫和限制，你没有自由；如果你在需要的时候不能出行、不能搬迁，你的自由就受到了限制；如果你吃得不好，你没有自由；如果你无法跟人建立联系，你没有自由；如果你不能自由地找到工作去上班，你也没有自由。
几乎在生活的所有方面，处于贫困状态而又无法摆脱的情况，都是自由问题。
然而，不少处于贫困中的人却常常投票支持那些让自己生活变得更糟糕的举措。这是因为保守派持之以恒地建立框架，连那些生活有可能遭到保守世界观破坏的人，也被激活了此种世界观。
保守派认为，身陷贫困是个人的失败，是个人责任的失败。但现实是，贫困限制了自由。人们爱说“陷于贫困”，这是有原因的——贫困的的确确是“陷阱”。
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
到目前为止，美国的历史已经明确表明，种族主义是一个自由问题。它可能导致人们贫困、缺乏教育、健康状况不佳，甚至更糟糕的情况。正如我们在特雷文·马丁（Trayvon Martln）案(16)中所看到的，在美国的某些州，种族歧视甚至会叫人枉送性命。
所谓的“女性问题”也是自由问题，而且它们尚未建立起恰如其分的框架。一般来说，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阐述：
■ 身体控制。人类控制自己身体的权利是一个自由问题。
■ 尊重。人在制度上获得人应有的被尊重的权利，是一个自由问题。
女性是人，有权控制自己的身体。如果这种权利遭到否定，她们就没有自由。对女性身体的控制，引发了各种各样的情况：
■ 性教育。性教育是女性控制自己的身体时所必需的。女性需要接受有关月经、性传染疾病（有可能影响到将来的分娩）、性行为怎样导致怀孕、怎样控制生育等教育。
■ 生育控制。生育要借助女性的身体来实现，而且对女性的身体有着多方面的重大影响。是否生育、什么时候生育，女性必须有控制权。因此，接受有关计划生育的咨询、获得节育方法和堕胎，是关系到女性对身体控制权的问题。
■ 强迫女性接受超声波扫描和对计划生育进行攻击。强迫女性承受羞辱，以对其身体施加控制权，是一个自由问题。举个例子，得克萨斯州强迫妇女在堕胎前的24小时里接受超声波扫描（让女性看到胎儿的样子，这种医学处置一般由男医生执行），或者允许反堕胎的宣传员在女性前往诊所的路上围堵她，这是一个事关女性自由的问题。通过法律让计划生育诊所无法开办，同样侵犯了女性的自由。
■ 羞辱性犯罪的受害者。自由的女性掌握着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违背这种控制的性行为包括强奸、使用药物迷奸、施展身体或心理上的力量来发生性行为，等等。羞辱被强奸女性的警察和法院，也是在侵犯女性的自由。
这些都是自由问题，它们扎根在与女性息息相关的环境里。但从所有人都享有的控制自己身体的权利着眼，它们也是这种权利的特例表现。
在某些环境里，女性在制度层面上未能跟其他人享有平等的权利：
■ 同工同酬。这不仅仅是平等的问题，更是女性能不能、该不该跟其他所有人一样获得同等对待的问题。
■ 在机构中职位能力评判的平等。在自由社会中，一个人能否获得工作、晋升、学业项目的就读、政治职位的提名等，应该跟性别没有关系。
这些，同样是自由问题。在一家机构里，就怎样发挥职能方面，如果你不能获得与其他人同等的待遇，你就没有自由。
平等和自由并非不相干的问题。自由涉及的范围很广泛，它必然跟清晰的道路（没人挡你的路，没人在你的路上设置障碍）、有权拥有的财产相关。自由事关每一个人的梦想和目标。
民主党建立的框架是“女性面对的战争”，我不清楚这算不算一种良好的筹款策略。但除了强势的女性主义进步人士，它对其他女性而言，并不是一套有效的框架。严父道德观声称要保护和支持女性，进而部分地保留男性对女性的权威——它什么都说，但不会说是一场女性面对的战争。保守的女性同样倾向于将男性权威视为保护，或者对母性（这是女性的一项基本机能）的支持。
“女性面对的战争”适合秉持女性主义的进步女性，她们看到了自己的价值观正承受着攻击。但对于保守或持双重概念的女性来说，它的效果不怎么好。反过来说，自由使得女性可以自己做决定，不管她们在堕胎、避孕和性教育上持怎样的看法。
工会和养老金
保守派喜欢说富裕的企业主和投资人是“创造岗位的人”，他们“给”了人们工作，就好像他们创造的工作是送给失业者的礼物一样。这简直是一派胡言。事实上，工人才是利润的创造者。工人为企业主和投资人的利润做出了贡献，否则不会被雇用。
工人是利润的创造者，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但谁在这么说呢？你听过这种说法多少次，还是一次都没听人说过？这是一项重要的事实，它从工人所做贡献的角度重新定义了工作问题。
我们之前讨论过，养老金是对已完成工作的延期报酬。这是有关养老金最基本的事实，却几乎从来没人说过。这一事实尚未建立框架。
当你接受一份工作以及伴随着这份工作的养老金时，这笔养老金就是你薪酬的一部分，也是你就职条件的一部分。工人为可观的养老金放弃当前更高的工资，这种做法很常见。因为在你无法工作的时候，养老金是你的活命钱。这是雇佣合同的一部分。
养老金背后的理念是，公司可以支付较低的工资，拿走剩余的资金并进行投资（假设它比工人自行投资能获得更高的回报），然后在稍后支付养老金时靠着投资的回报赚取利润。养老金背后的另一个理念是，它能让员工忠于雇主，雇主可以节省训练新员工的费用。此外，它还可以挽留了解业务、比新员工更有效率的员工。
简而言之，养老金绝不是赠送给员工的礼物，它是员工应得的。养老金的设立，是为了让员工和雇主都获利。
遗憾的是，养老金经常遭到机构的挪用或错误处置。它可能投资失误，也可能被用于其他目的，比如向股东支付股息或向管理层支付薪酬。因此，如果一家公司、城市或州政府告知员工，它无力“负担”养老金了，那么这些机构就是在盗窃，应该被起诉。
员工已经付出了劳动赚取了这笔钱，如果它被用于其他目的，就属于被盗。如果投资失误，那么投资损失在于公司，领取养老金的员工应该要求用公司资产给予赔偿。
不幸的是，在这一环中，框架进来了，养老金和医疗保险被称为“福利”，好像它们是赠给员工的慷慨礼物。它们不是礼物，而是已完成工作的延迟薪酬，员工已经为之付出了劳力。如果公司告诉员工自己不再承担这种“慷慨的福利”，不得不对其加以削减，这就是框架下的谎言。
养老金和福利是自由问题。自由社会有司法系统来惩罚盗窃、裁定合同。如果是企业挪用资金，则应允许员工提起诉讼，对资产提出索赔，以弥补损失和诉讼成本，包括情感和金钱上的成本。如果这种司法系统缺席，那么拥有养老金和福利却又遭到剥夺的人，就没有自由了。
大公司，还有一些小公司，拥有两种员工：资产型员工和资源型员工。资产型员工包括主要管理层以及特别有创意或技术的高手。他们的特殊创意和技能为公司成功所必需，他们是公司股价的一部分。他们通常由“猎头”招聘而来，享受高薪和“黄金降落伞”待遇，即高额养老金和薪酬待遇。
资源型员工指的是可替换的工人，随时可以从就业库里招聘。他们由人力资源部门雇用和管理。正如天然气、石油或钢铁这样的资源要买得尽量便宜一样，人力资源同样也要尽量“买得便宜”。由于薪酬等级通常与技能水平相匹配，因此，企业往往会以最低的成本聘用他们。如果失业率很高，就业库存又很多，那么企业就会提供较少的薪资和福利，但仍然能获得适当的人力资源，同时使利润最大化，最大限度地付钱给资产型员工。
组建工会也是一个自由问题。
一般而言，雇用人力资源的公司，手里掌握的权力远远大于寻求此类岗位的个人。如果公司规模庞大且人力资源庞大，寻找岗位的工人就不得不接受公司给出的条件，否则岗位就会落到就业库里的另一个人手里。这些条件不仅包括工资和福利，还包括工作条件，如工作的安全保障、工作时间、加班制度等。员工则不得不根据公司给出的条件提供服务，而这些条件基本上是公司随心所欲地给出的。
按照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就业是雇主购买雇员的劳动力，而雇员将其劳动力出售给雇主的一笔交易，因此才有了“劳动力市场”这个说法。按照假设，经济交易的双方都会寻求最佳交易，而工会的目的就是为资源型员工创造最佳交易。
工会的作用是制衡公司对员工的权力。不采用外包制度的话，公司无法在一个资源型员工都没有的条件下运转。如果公司里组建了工会，所有的工人就结为了群体，获得了单个工人所没有的议价权。
公司给什么样的条件，你就接受什么样的条件，这叫作“公司奴役”或者“工资奴役”。随着工会权力的下降，美国的资源型员工的薪酬在30年里都没有上涨。与此同时，富裕的投资人和企业财富冲上云霄，而且生产的产品并未增多。工会的衰落意味着，大多数美国公民在国家财富中所占的份额下降了，与此同时，财富所带来的各种自由也在下降。
建立工会是一个自由问题，而且需要从这个角度加以理解。但由于人们未能大声地把它说出来，未能尽量多地重复它，保守派就组建了类似于工人自由中心这样的组织，仿佛工会剥夺了自由。保守派提起的“工作权利法”，就像是工会剥夺了权利，而不是从公司奴役和工资奴役下赋予你自由。
移民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其中不少移民是难民，从残酷的战争或贫困中逃离出来。他们为了更好的生活来到美国。
我自己的祖父母就是这样的难民。抵达美国后，我的祖父母成了最好意义上的美国人：努力工作，抚养家人，恪守道德，热爱和理解这个国家。
移民问题是关于新一代的此类难民的。在2012年6月22日于佛罗里达州举行的美国拉丁裔选举和任命官员会议上，奥巴马总统发表了演讲，清晰而优美地表达了他对这一问题的道德认识。他的话表明，当前的难民（指“无身份移民”）在很多方面其实已经成为美国公民了，他们的辛勤工作为美国社会和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热爱自己所居住的国家，是爱国者，每天跟其他美国人分享自己的生活，承担个人和社会责任。总统不仅仅许诺以自由，更表示了赞赏。这些新移民不仅赢得了美国人的认可，而且通过辛勤工作（多为低薪）所做的贡献获得了美国人的感激。
这些新移民已经是优秀的美国人了，已经获得了其他美国人一出生下来就获得的身份。这是一个讲述了真相、包含道德的故事，但很少有人讲述它。
如今市面上流传的两种隐喻，一种来自自由派，一种来自保守派，都不曾还难民以正义。自由派将难民目前的身份隐喻为“通往公民之路”，把这种身份视为一条应当结束的漫长而辛苦的旅程，一路上少有权利，还长年处在不定的状态中。只有那些表现得像是理想公民的人（要么上大学，要么在军队服役），才可以获得合法居留。允许难民跻身“美国梦”的“梦想法案”（The Dream Act）(17)没有起对名字。它使这些事实上的公民成了只能做梦的人，就好像他们每天的所作所为不是公民的行为，但实际上，他们是美国“最优秀”的公民。至少，他们辛辛苦苦赚取最低的收入，他们理应享有医疗保险、体面的住房、体面的工作条件、生活工资，以及为自己和子女提供教育的机会，还有获得驾驶执照的权利。他们不仅应该获得自由，还应该得到美国人的感激。
保守派的隐喻则全无感激之意，反而将这些难民比喻为罪犯。他们逃往美国，很多时候还冒着生命危险；他们没有身份证件，因此不属于合法公民。于是，保守派将他们称为“罪犯”“非法移民”，就好像他们每天都在犯罪似的。但实际上，这些移民利用一切比美国人更具优势的技能，修剪草坪，清理房屋，照顾孩子，采摘蔬菜和水果，烹饪食物，在建筑工地上干活。
因为这些难民大多是棕色皮肤、贫穷、说西班牙语，所以他们受到了歧视。他们在保守派的道德等级制度上处于低位，从而被认为不够道德。因此，保守派想要把他们关进监狱、驱逐出境。他们因为肤色和语言受到歧视，又因为贫困而受到指责。
对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共情问题：对这些发挥着同胞作用的公民，我们是否在乎他们，还是说，我们把他们视为劣等人类，认为他们配不上通过日复一日的劳动换取的自由？对那些为了逃离战争和贫困的人来说，这是个自由问题。
对于成千上万个越过边境的儿童来说，这是一个尤其严重的自由问题。他们由家长送来，或是自己从伤害或绑架儿童的人贩子或非法武装手下逃出来。根据小布什在离任前签署的行政命令，这些孩子必须获得美国政府的合理照料和安排，出席法庭听证会，之后要么被送去与在美国的家人团聚，要么被驱逐回自己的国家。
美国民众从来不曾预料到国内竟然有这么多的“非法移民”儿童。保守派把这种局面归咎于奥巴马，说他没有立刻驱逐他们。奥巴马如果真这么做了，不仅不合法，而且不人道。如果不是着眼于孩子们是否得到了人道对待、是否合乎法律，进步派本可以把问题推给保守派，这些孩子应该被叫成“小布什的难民孩子”。
与此同时，生活在美国南部边境附近的保守派，正在发起反抗，不仅要驱逐难民，还反对人道地对待这些难民。保守派组织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人们走上街头，挥舞着美国国旗，高声叫嚷着种族主义口号。接受媒体采访的人说，要把这些难民送回去，因为他们很脏，他们携带疾病，他们是罪犯。为什么奥巴马要花纳税人的钱，给他们干净的房间住，干净的食物吃，为他们提供医疗保险？他们的父母到哪儿去啦？他们的父母怎么会这么不负责任地把孩子孤零零地送到这里？他们不爱自己的孩子吗？
这是一个重大的人道主义问题，需要共情。爱孩子的父母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孩子遭到残害，或被人贩子拐走。这些孩子里有许多人都很英勇，设法完成了艰难的长途旅程，抵达了安全之地。
贫富差距议题
系统性因果关系不仅适用于全球变暖，还适用于经济，并且对其有着剧烈而关键的影响。如今，在超级富豪和其他人之间出现了“加速差距”，也就是说，这一差距不仅在拉大，还在加速。为什么呢？系统性原因和系统性后果是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人变得富有并且越来越富有，这有什么不对吗？
这些问题的答案，随着2014年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及其同事提出的一个洞见而变得尖锐起来。这一洞见尚未在公共话语中建立框架。
皮凯蒂的洞见向人们指出，美国社会当前的“富有”概念不足以理解贫富差距现象，人们还需要理解财富和财富比例的概念。财富与某些形式的自由相关，如获取商品的自由、出行的自由、参与某些文化活动的自由，等等。财富也与某些形式的权力有关，如花钱请人做事是一种权力形式，对选举活动的大手笔捐赠也可以是一种权力形式。
工人是利润的创造者，也就是说，工人为他人创造财富。工人或许可以通过工作获得财富，但他们对雇主的价值一般来自为雇主创造的这些财富。这自然而然地带来了一个问题：在生产性工作所创造的财富里，那些只工作的人分到了多少，其他人又分到了多少？财富是通过什么方式分配的？导致财富分配和分配变化方式的系统结构是什么？
皮凯蒂的学术著作《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不但改变（或应该改变）了美国民众对经济的理解，还改变了人们对许多事情的理解。
以下是皮凯蒂的基本见解。他不仅研究了收入的历史，还研究了财富的历史。他观察到社会中存在两种根本不同的财富：
■ 生产性财富。这指的是劳动、生产和销售物品或服务所产生的财富，也就是亚当·斯密所谈的那种财富。用个体户举个粗浅的例子，比如面包师和家具制造商，他们都要制造和销售东西，也都需要购买对方所销售的东西。面包师的收入支付给家具制造商，家具制造商的收入支付给面包师。他们各自为自己工作，生产东西，从中获得报酬。在市场里（虽然这是一个过度简化过的市场），他们各自为自己也为他人生产财富。这是以国内生产总值（GDP）所衡量的财富，即生产性财富，皮凯蒂称之为“G”。
■ 再投资财富。这指的是通过投资获得投资回报，接着把回报反复再投资所产生的财富。这种财富就像复利一样成倍增长。你拥有得越多，投资得就越多，而投资得越多，你拥有得就越多。皮凯蒂将这种财富称为“R”。
接下来是比例的概念。皮凯蒂着眼于各种财富的比例，即R和G在人口中的比例。随后，他开始研究这一比例的变化规律及其原因。
皮凯蒂研究了多个国家上溯至18世纪的税务记录。他发现，直到1913年，大部分财富都是再投资财富。就算是在工业革命时期（通常人们都会联想到生产性财富），R也远远大于G。换句话说，人们的传统认识是错误的。在资本主义国家，按道理讲个人自由和市场会支持通过工作获得生产性财富，但事实证明，再投资财富也是占支配地位的。例如，在1910年的法国，70%的财富是由极少数富人把持的再投资财富，而不是在人口大多数中分配的生产性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