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3年开始，这种情况出现了重大转变。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投资财富的很大一部分遭到摧毁。生产性财富变得更多，也就是G比R更多了。1913年至1980年间，大多数的现代经济理论发展起来了。不管是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这些理论都主要以生产性财富、国内生产总值为基础。
接下来，在1980年，即美国的里根执政期间，事情再次发生了变化。里根极大地削减了对富人的税收，发起了对工会的猛烈攻击，削减了对企业的监管。英国的撒切尔夫人也采取了类似的执政理念。与之相关的经济思想传播开来。1980年前后，历史性的转变出现了，R又一次变得比G大了。再投资财富呈指数级增长，握住了现代经济的缰绳。
在美国，1976年，前1%的人拥有19.9%的财富；2010年，前1%的人拥有35.4%的财富。还是在2010年，前5%的人拥有63%的财富；前20%的人拥有88.9%的财富。这意味着底部80%的人仅拥有11.1%的财富。
这就是再投资财富的指数级增长所导致的结果。人在财富阶梯上所处的地位越低，情况就越糟糕。因此，沃尔顿家族的6名成员所拥有的净资产，比美国41%的家庭加起来还要多（这里算入了有着负资产净值的家庭）。
随着富人所占有的国家财富份额上涨，其他所有人所占的份额就下跌了。还有什么在下跌呢？财富可购买到的自由，财富可购买到的生活质量，财富可购买到的权力，以及财富可购买到的选举影响力。从技术上讲，美国人或许拥有一人一票的投票权。但是，一个人对选举的影响，会随着财富的下降一路走低。
这种趋势是可逆的吗？皮凯蒂说是可逆的，但它需要政治上的变化。
贫富差剧对政治产生的系统性后果
面对R高于G的事实，皮凯蒂本人并不悲观。他指出，政治上的改变能够控制住失控的财富积累，方法是征收财富税。他还认为，传统的自由主义措施，如提高中低阶层工资、降低企业管理层工资、缩小税收漏洞、增加受教育机会等，也有助于实现这种逆转。
但有一些系统性后果，对政治解决方法发挥着不利的作用。在美国社会，更多的财富带来了许多东西，包括：
■ 更大的政治影响力。富人和有钱的企业对公职人员有着极大的游说力量，而且越变越强。
■ 对公共话语更强的控制力。富人和有钱的企业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控制公共话语，如持有媒体、赞助节目、投放大量广告等。这种控制通过大脑发挥作用，能激活保守框架的语言和图像，也将激活保守道德观。随着保守道德观越来越强，进步道德观在公众的大脑中就越来越弱。这可能会让人们有意无意地相信一些东西，进而也就影响了人们的投票方式。
■ 对他人的权利有着更强的控制力。通过州对立法机构的控制，富人可以控制较贫困人口的投票权，控制各州比控制国家所花费的金钱更少。
这就需要政府负担选举费用，严格监管对媒体的政治控制。但鉴于当前财富的分配、严父道德观在美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必要的政治改变似乎难以实施。除非进步人士带来其他重要的变化，愿意为系统性问题构建基础框架，通过公共话语锐利而强势地不断聚焦于这些问题。
贫富差剧对生产性工作的影响
再投资财富增加导致的重大系统性后果之一，涉及生产性工作本身的性质。它在许多方面变得不够让人满意了。最明显的一点就是，生产性经济体系所产生的财富减少了，也就是它无法给予足够的回报，让我们的公民过上满意的生活。它所提供的就业岗位也减少了，还不怎么令人满意。
令人满意的工作与薪酬和劳动条件有关，但也与工作的性质有关：它必须是技能型工作，对他人有用，让劳动者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感觉自豪。这类工作不需要薪酬优厚或光彩照人，只需要令人满意即可。我认识一些人从事的职业可以带来令人满意的工作生活：木匠、园丁、理发师、奶酪销售员、面包师、机械师、办公室经理、裁缝、油漆工、厨师、茶室服务员、教师、房屋清洁工，等等。他们不是律师、医生、计算机科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或金融专业人士，也不是音乐家、电影演员或职业运动员，他们就是普通老百姓。他们可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能发挥作用的公民，优秀的家长。然而，随着工作条件越发恶劣，能拥有这种令人满意的工作生活的人越来越少了，能获得真正的教育、以社区成员和家长身份妥善发挥职能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这种局面的产生，有着结构性的原因。之前我们讲过，公司大多拥有两种员工——资产型员工和资源型员工。资产型员工是高级经理和必不可少的创造性人才。资源型员工是可以替换的工人，他们被按尽量低的技能水平招聘而来，拿最低的薪酬，享受最低的福利，被迫接受最低限度的工作条件。这带来了“效率”问题，按照定义，“效率”就是利润的最大化。资源型员工可能会遭到裁员，并以合同工的身份被回购。如果公司采用外包制度，就更有利可图了，连岗位都会被裁掉。反对建立工会的企业运动，不仅使得这种局面出现，还加速了它们的出现。
电脑化和机械化让越来越多的工作变成低技能的工作。同时，这也导致企业管理层和投资者获得更多的财富，因为他们可以解雇工人，或者降低工人的技能要求和工资标准，再或者外包给价格更廉价的劳动力。
投资人对更大再投资回报的需求，管理者通过增加个人财富成为再投资阶层一部分的渴望，竞相推动着这一趋势。由于企业管理者管理着企业财富，因此他们可以获得更大份额的财富。在企业里，控制企业资金流向的人，能够为自己聚集越来越多的企业财富，同时压缩创造财富的工人的所得份额。
传统自由经济的解决方案够不够用
自由主义者经常建议采用古典自由经济理论中的措施：提高最低工资，实施大规模重建基础设施的计划，提供更好的安全网、幼儿教育和大众教育、医疗保健，等等。这些举措有助于减缓老百姓身上的痛苦，这也是很重要的待做事项。但是，只靠自由经济举措，能否克服富人财富累积的加速和老百姓财富损失的加速吗？
就算要施行这些缓解痛苦的举措，也必须先彻底改变政治气候。一如我们所见，只把皮凯蒂讲述的经济事实告诉人们没有用，因为没有激烈的框架改变，皮凯蒂的事实无法产生真正的影响。
财富积累的失控有什么问题
迄今为止，在美国政治领域尚未建立框架的最重大后果，是财富份额失控的指数级增长往往会扼杀那些造就满意而健康私人生活的公共资源。例如，财富失控带来的政治后果是对富人减税，并从源头上取消了促成人们实现富裕的公共资源。
以大学教育为例。顶尖的研究型大学的数量是有限的，其中很多都是公立大学。政府削减了对这些公立大学的资助，这些公共资源就必须提高学费和其他成本，从而从公立转变为私立。其余各级教育机构也是如此。
与此同时，在美国，真正的教育丧失了。经典自由教育有着多方面的意义：培养人们的思想，造就普遍而言的批判性教师群体，让他们传道授业，打开人生中多重的可能性，提供必要的学习技能，培养能为民主社会做贡献的公民。由于令人满意的工作加速流失，教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学生认为教育是通往财富或令人满意的工作生活的直接途径。因此，接受“教育”是为了今天的饭碗，而学生们则未能获得自由教育中无形但至关重要的个人丰富度。这是教育掠夺，因为自由教育为人的整个一生开辟了可能性，而今天的以饭碗为导向的教育却做不到这一点。尤其是，今天的饭碗到了未来，说不定根本就不存在了。
宝贵体验的加速丧失
如果海滩成为富豪们的私人领地，那就意味着其他所有人都被剥夺了对海滩的体验。大多数人无法接触到海滩，这种损失就是体验的丧失。不只海滩是这样，其他许多超级富豪能够体验、中产阶级和穷人无法体验的事情也都是这样，比如优秀的学校、宜人的环境、昂贵的艺术或音乐活动、漂亮的衣服、美味健康的食物、一流的医疗服务、世界文化、大城市，等等。金钱能够买到有着个人价值的体验，而这些体验则意味着生活的丰富多彩。一个富豪能体验到的东西是有限的。富人财富的加速积累，其他人财富的加速丧失，意味着大多数人的宝贵人生体验正在加速丧失，这也是有意义的生活的丧失。
全球变暖
财富加速积累的同时，全球变暖的加剧也制造出一场完美的风暴。这些概念需要在政治话语里联系起来。
富有的企业和个人不断进行再投资，变得更加富有。保守派以及主流媒体目前对全球变暖建立的框架采用了否认和恫吓手段，比如声称解决全球变暖费用太过昂贵，会破坏美国的经济，造成大规模裁员，增加能源依赖等。独立研究指出，这些都是虚假的主张。但当富人把控了公共媒体的报道内容，就能够通过对语言和图像的控制，实现对公共话语和公共思考机制的控制。有着巨大财富的人能够轻松抵挡全球变暖的效应，反之，全球变暖的效应越严重，中下阶层就越痛苦。
全球变暖是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最大的道德问题，富人财富的加速积累则紧随其后。它们一起构成了一种明确而现实的威胁，不仅针对美国，也针对全世界。
经济发展
只从不平等的角度为皮凯蒂的洞见建立框架，不考虑它跟全球变暖及其他重大议题的关系，造成了重大的系统性后果。皮凯蒂在传统经济理论当中展开了讨论。他估计，如果经济增长G保持在每年2%以下，那么原则上（再搭配以恰当的政治举措），R可以维持在G以下（按GDP衡量的经济发展）。
但增长是有着复合指数效应的。经济增长意味着人口增长、资源利用增长、全球变暖加剧、天气灾害增加，以及自然世界的加剧萎缩。放到50年的范围内，哪怕是2%的增长，这种影响也相当可观！
一旦开始谈论全球变暖，增长本身就成了问题——人口增长。为了这部分增长的人口，全球的生产也必须增长，随后就是粮食需求增长，能源需求增长，自然资源需求增长等。为了避免全球变暖导致灾难，矿物燃料的使用就必须改变。在所有这些领域中，以增长为基础的经济（哪怕只是低至2%的增长）都无法阻止全球变暖所导致的灾难。
为此，我们必须设计出一种新的“可持续”（也就是无增长）的模型。如果真的存在这种经济模型的话，皮凯蒂的洞见怎样与之达成协调呢？
这是一个必须要问的系统性因果问题。例如，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似乎是女性教育，还有避孕措施的获取和使用情况。女性教育受到贫困的影响，但同样也受文化的影响。某些文化鼓励人口增长，这使得控制全球变暖变得更为困难。这不仅仅是R是否高于G的问题。
交织的系统效应
本书的一个主要观点是，框架可能会产生巨大的系统性影响。未能建立恰当的框架，也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只从不平等的角度为皮凯蒂的洞见建立框架，将会遗漏我们刚才讨论的大部分内容，尤其是系统性影响这一点。
框架事关思考，事关最深刻层面上的认识，事关你大脑中有着最强突触的回路，事关改变无意识、自动化、毫不费力的理解，也就是常识。框架变化本身是一种系统性影响。大量的框架都有待改变，但我们该如何实现这种整体变革呢？
最主要的是，我们要针对进步道德体系以及进步民主观加强框架建设。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关心其他人，关心那些我们从未见过、很可能永远也不会见面的公民同胞，并认识到私依赖于公的事实。
反过来说，上述的一切，取决于另一种系统性影响，也就是语言和大脑对公共话语的影响，还有大学未能传授此种影响的影响。
企业代行政府之责议题
正如我们所见，有许多事情在美国普通公众心中并没有建立起框架。它们迫切地需要建立框架，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
■ 富人掌握的财富失控。最富裕人士所占的财富份额呈指数级增长，而其他人的财富份额则相应地下降。倘若缺乏恰当的框架，大多数人会感受到这一后果，却无法理解背后的系统性成因。
■ 失控的气候灾难。地球正在危险地迅速变暖，而且这种变暖正系统性地引发包括极寒在内的气候灾害。不了解系统性影响，人们就会把极寒视为对全球变暖的否定。
■ 公共资源失控地走向私有化。私有赖于公，但保守派正在大力削减公共资源的资金，同时推动私有化。他们说政府不管用，并通过削减资金，让政府停止运转。而通过削减针对所有人的政府资源，保守派就能让民主停止运转。
除此之外，这里还有一个日渐流行起来的重要框架：
■ 宪法仅适用于人类。
概念隐喻没有法律地位。我们通常会在思考时使用成千上万的概念隐喻，但法律并没有明确地赋予它们在法律中扮演任何正式角色。就法律而言，无处不在的隐喻性想法并不存在。但实际上，无意识的概念隐喻确实存在，而且无处不在，它们有着这样那样的后果。法律与人类大脑及思想之间的这种差异，还没有建立框架，它不属于大多数人的日常意识或话语。但与此同时，由于最高法院的部分裁定——企业是享有宪法权利的人，这个重要的隐喻已经进入了国家意识。
在这里，反身性也出现了。正如本例所示，法院做出的裁定能够把隐喻变成板上钉钉的事实。而被当成事实接受下来的隐喻，引发了更多的法院裁决，扩展了这些隐喻。
把隐喻变成事实的力量，可以是一种令人敬畏的力量，一种有着巨大政治影响的力量。“企业是人”的隐喻蕴含着巨大的政治影响，有必要在这里进行一番讨论。不过，我们还是先来看看构成它根源的两种强大的隐喻。
两种常见的隐喻
研究隐喻思想的认知科学家发现，我们或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着两种常见的隐喻，这两种隐喻与“企业是人”的隐喻有关系。
隐喻一：多个即群体（Pluralities are groups）。这个隐喻为个体赋予了群体特性，不管这些特性是必要的还是不必要的。这样一来，在人们的感觉里，群体就成了有着不同特性的实体，群体里的个体也就变得模糊了。让我们来看看其中的这两个关键词：
■ “多个”由未集结成群的人、动物、植物，或者其他分开考虑的东西组成。例如，许多人都搭乘地铁，但除了搭乘同一趟地铁，他们不一定属于任何群体的一部分。他们是“多个”，但不一定有共同的特征、目标或职能。
■ “群体”是一个实体，在隐喻的概念上充当着承载其他实体的容器。群体可以拥有与群体里单个实体不同的特性、资源、目标和职能，很多时候也确实是这样的。
一旦在隐喻中将这两者结合起来，我们就会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多个”的概念。例如，俱乐部、教会、协会等可以是有钱、有房屋、有法律责任和义务的，它们可以遭到起诉，法律也可以对它们的产业施以留置权，但它们不适用于任何个体成员。同样，企业可以遭到起诉，企业的股东作为个人，却可以免受此类起诉。
隐喻二：机构是人（Institutions are persons）。如果你问别人机构是不是人，大多数人都会说不是。实际上，我们对两个词的定义是截然不同的。
■ 机构是一个抽象的实体，被概念化地隐喻为人的容器。机构通常是根据其目标、资源，以及机构中人的不同职能、责任和特权来定义的。机构的定义独立于身在机构、为其履行职能的人。
■ 人指的是人类（human being）。人类拥有目标和资源，通常也有责任和特权，要履行职能。人类还拥有机构所没有的特性：身体和大脑，感受和情绪，欲望和信仰，身体机能和需求，以及社会角色，思考和沟通的能力。
但长久以来，上述概念就存在于我们的大脑之中。在理解和讨论机构的时候，我们不断地使用这一隐喻思考模式，比如美国环保署对法院的裁决感到失望，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希望杜绝滥用药物提高成绩的做法，斯坦福认为在线课程是个好主意，伯克利受到校园强奸的困扰，等等。
数千年来，“多个即群体”“机构是人”这两个概念化隐喻就存在于世界的许多地区。在许多情况下，它们得到了法律的承认。罗马法将某些商业和宗教团体视为具有人类特性的机构：目标、资源、职能、责任和特权。今天，我们仍然在隐喻当中将人类的这些特性用到机构上。
两种隐喻的发展历史
把人类特性用到机构上的做法，有着悠久的历史。例如，中世纪教会将修道院视为具有目标、财务、责任和特权的机构，它跟人的不同之处只在于它没有灵魂。在英国，“公司”是代表股东和英国王室经济利益而获得排他性权利（“特许状”）的机构，东印度公司是其中最成功者之一。
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由马萨诸塞湾公司的所有者创立，该公司拥有在新英格兰地区开展业务的特许状。1623年，“政府是企业”这一隐喻性概念伴随着马萨诸塞湾公司来到美国，此后便成为美国政治生活的一部分。
1819年之前，“机构是人”的常见概念性隐喻开始应用于企业，并仅限于目标、财务、责任、特权等事项。但这种非常普遍、具有局限性的企业人格观，与赋予企业宪法权利的观点有着极大的不同。后者把“企业是人”的隐喻带出了正常的概念性隐喻范畴，进入了法院权力领域。
1819年，美国最高法院在达特茅斯学院受托人诉伍德沃德案中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国王乔治三世授予达特茅斯学院公司一份公司特许状，把新罕布什尔州的土地授予它，准许受托人管理学院的权利。1819年，受托人废除了大学校长。新罕布什尔州的立法机构大感愤怒，通过法律剥夺了学院从乔治三世国王那里拿到的特许状，让州行管理之责，在事实上将达特茅斯学院变成了州立学院。受托人向州提起诉讼，其代理律师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在最高法院上，当着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的面为之慷慨陈情。法院裁定，尽管所有的政治尝试都遭国王切断，该特许状仍构成了与国王签订的“合同”。法院认为，该合同属于宪法的合同条款，该条款禁止州通过法律推翻合同。虽然宪法中的规定适用于人与人之间的合同，但法院认为它同样适用于公司之间。达特茅斯学院仍为私有，受托管人控制。与此同时，最高法院越过了一条线。一项原本赋予人合同与财产权利的宪法条款，现在适用于公司了。而且，一家机构，即英国王室，现在被视为一个真正的人——乔治三世国王。
1868年，美国宪法第十三、十四和十五修正案获通过，解放了奴隶，根据法律给予他们平等的保护，并保证他们拥有投票权。第十四修正案的第一条如下：
所有在合众国出生或归化合众国并受其管辖的人，都是合众国的和他们居住州的公民。任何一州，都不得制定或实施限制合众国公民的特权或豁免权的法律；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在州管辖范围内，也不得拒绝给予任何人以平等的法律保护。
这些修正案出台的前几年，大型工业、银行和铁路借助企业的形式变得富有而强势。许多州都着手规范它们，并限制它们的权力。第十四修正案的通过本来是为了保护从前的奴隶，但铁路公司兜了个圈子，绕过了这些限制。
铁路公司的假设恰恰与“多个即群体”的最初隐喻（认为群体实体的特性与群体成员的特性不同）相对。那时的“多个即群体”隐喻将群体的特性等同于其成员的特性。铁路公司争论说，企业是人，有着与受宪法保护的人相同的特性。他们为此争辩了差不多20年，一直没有成功。但是他们把这个观点带进了公共话语，特别是受雇于铁路公司的员工之中。
到了1886年，铁路公司找到了突破口。他们向美国最高法院提起了4桩涉及税收的案件，其中包括圣克拉拉县诉南太平洋铁路公司案。圣克拉拉县有一项税收规定，允许正在偿付物业抵押贷款的人从税款中抵扣贷款金额。南太平洋铁路公司有一笔巨额抵押贷款，希望从其税收中扣除抵押贷款成本，这将为铁路带来大量的利润，却会让圣克拉拉县的税收遭受惨重损失。
该案件在最高法院进行辩论，首席大法官莫里森·韦特（Morrison Waite）主持聆讯。韦特此前曾是一名铁路律师。法庭记录员是J.C.班克罗夫特·戴维斯（J. C. Bancroft Davis），他曾是一家小型铁路公司的总裁。
公司人格的先例于本案确立。但先例并非来自案件中的任何论据，也不是来自大法官书面赞成或反对的任何论据，而是来自韦特的一句口头评论，并由戴维斯记下。这句评论只出现在案件的眉批里，除此之外再不见于他处。眉批引用韦特的话说：
本庭不希望听到有关如下问题的争论：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条款（禁止任何州否定其辖区内任何人获平等法律保护的权利）是否适用于这些企业？我们认为它确实适用于企业。
这开创了先例，并为其后的案例所引用。
在我们浏览案例清单的过程中，请记住，英国普通法对公司及其股东的定义，在法律上区分了股东的财产和企业的财产，从而使得股东免于承担企业的债务，这也是有限责任公司的来历。以下的每一项法院裁决都违反了公司的这一基本特点，把股东所享受的某些宪法权利自动赋予了公司——正当程序的宪法权利，言论自由（通过捐赠给政治活动的资金和花在媒体上的钱来表达）的宪法权利，宗教自由的宪法权利，以及免于无理由搜查、扣押、双重追诉的宪法权利。
在2012年总统大选中，米特·罗姆尼说了一句话：“公司是人，我的朋友们，公司所赚的一切最终都归于人。”他忘记了说公司是什么样的人。
1889年，法院公开授予公司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保护；1893年，授予公司第五修正案免于双重追诉的权利；1906年，授予公司第四修正案免于无理由搜查和扣押的权利；1978年，授予公司第一修正案为竞选拉选票活动捐赠的权利。
最后一个案例扩大了这个隐喻的适用范围：虽然公司不能参加民意调查并投票，但作为“人”，它拥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因为其股东拥有言论自由的权利。接下来的隐喻更进一步：以投入竞选活动的金钱作为言论的形式，这些钱捐赠的对象不是候选人（真正的人），而是对企业有影响的政策。企业又朝着美国公民的地位迈出了一步。
有趣的是，“企业公民”并不直接与公司人格挂钩，也不依赖于那种一般性的隐喻。它依赖的是另外两种隐喻：
■ 金钱即言论。
■ “非人”也享有言论权。
这两种隐喻构成了一套逻辑：人们有权想说多少话就说多少话。由于金钱即言论，“非人”也享有言论权，因此，“非人”有权在选举中想花多少钱就花多少钱。
最后一项裁决出自整体上偏保守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们的投票是5比4，其裁决深受政治影响。与工会相比，企业在政治竞选活动上花的钱要多得多。这项裁决给保守派带去了巨额资金，自由派却几乎未得半点。正如我们所见，言论不仅仅是发声。如果框架和目标都精心设定，“企业公民”就能让保守派改变双重概念论者的大脑，让保守派赢得选举，让美国从根本上向右转。
霍比罗比超市案和惠顿学院案同样是保守派的胜利。霍比罗比超市案的裁决将第一修正案的宗教自由权，授予由家庭和小群体（其中一半此类企业最多由5人控制）牢牢把持并经营的企业。这次给出的权利是一项新权利：如果一小部分公司的业主或控制人认为，适用于企业的法律违背了自己的宗教原则，则可忽略其规定。
这是“机构是人”隐喻对宪法第一修正案权利的一种不同的全新隐喻延伸，它带来了大量基于自我定义的宗教原则，豁免法律规定的权利主张。简而言之，它使公司凌驾于法律之上。这将是“企业代行政府之责”合法化的一步。
企业代行政府之责的后果
这是一项激进的保守政治决定。为什么？因为激进的保守派想要消除政府的公共资源和公共属性，也就是通过人类立法者制定的法律来进行治理。这样，政府立刻就从公众领域转向了私人领域，从人类领域转向了非人类领域。这又为我们带来了另一个在公共话语中尚未建立的框架的真相：公司掌控着我们的生活。
随着企业把指数倍积累的财富投入到改善人们生活的创新技术当中，企业实现了许多伟大的创新：计算机技术、电信、制药和医疗设备、运输，等等。据我所知，所有这些改善了人们生活的创新产业，归根结底都是由公共资源促成的：政府资助的研究和大学教育，促成了计算机科学、人造卫星、医学研究和培训。每一个伟大的企业创新故事，都为私依赖于公的真相增添了光彩。
但因没能建立起概念框架而导致无人提及的是，企业财富失控积累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以下是一份简短的清单：
■ 公司游说和政治捐款增加。在范围极广的一系列议题上，这些效应基本上都是有违公众利益的，企业甚至会通过自己捐赠的立法者之手来制定法律。“企业公民”的决定极大地加剧了这一效应。
■ 成本愈发外化。公司越有钱，就越能够运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避免监管。最终，它们可以将经营成本转嫁给他人，从而进一步增加利润。这种情况有个花哨的名字，叫作“成本外化”。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企业倾倒危险废物，却让纳税人来偿付清理费用或遭受损失。使用水力压裂法开采石油或天然气的公司，往地面上直接倾倒污水；在压裂开采过程中撕裂土地，开采完毕后并不将其还原；朝着多孔的页岩注入大量有毒花絮物质，污染饮用水和农业用水。想想看，企业做了这一切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负担从私营公司转移给了公众。当然，最好的例子是公司排放温室气体，导致全球变暖。成本全部倾倒在了你的头上：你支付了更多税款，减缓气候变化或在严重的风暴后清理灾区；又或者，在严重的旱灾过后，你花更多的钱购买蔬菜。
即便你花时间搜索公司网站，打电话排队等着向公司的客户代表投诉，成本还是外化了：公司聘用的客户服务人员太少，提升了利润，却白白浪费了你的时间。加油站、超市和大型商店形形色色的“自助服务”，听起来像是在为你提供便利，其实却是让你免费为公司干活。
■ 由于垄断所有权，消费者的成本增加了。例如，一些没有竞争对手的互联网提供商，有可能会收取高额费用，却只提供最低限度的服务，让客户忍受过高的成本和糟糕的服务。
■ 服装制造商限制尺码选择范围。许多服装制造商只生产适合大多数正常人群的服装尺码，因为这么做比为所有客户提供完整的尺码更赚钱。
■ 有违道德的商业行为变本加厉。例如，通用汽车公司明知汽车存在致命缺陷，却仍然销售该型号，公司员工在知道危险的情况下仍对客户保持沉默。
■ 企业效率低下。任何在大公司工作的人都对企业效率低下很熟悉。例如，较之全民医疗保险，健康保险公司的低效成本极高。公司会尽可能地将这些低效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 提高企业管理层薪酬，追求短期利润的压力增大。当巨富指数倍地变得更加富有时，其他所有人都会指数倍地失去财富，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追求短期利润的压力。当企业管理者负责运营企业财富，他们自然存在动机去获得指数倍增长的财富。
在很大程度上，企业掌控着人们，也管理着人们的生活，其目的是为自己谋取利润。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而从某种程度上说，皮凯蒂指出的财富失控，正是企业代行政府之责导致的结果。
皮凯蒂指出，政治解决方案是必要的，但如果企业通过游说极大地左右着我们的政治，那通过政治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
保守派反对“政府”，说它剥夺了我们的自由。但企业代行政府之责，恐怕会更多地剥夺人们的自由。
企业代行政府之责是一种尚未建立框架的重要现实，它与富豪们失控地积累我们所创造的财富有着系统性的联系。个人和企业财富失控对我们的政治产生着系统性的影响，两者都与全球变暖威胁地球未来有着系统性的关联，也与我们的政治产生根本分裂（进而对民主产生可见的威胁）有着系统性的关联。但这些问题，在政治话语中都尚未建立起框架。
任何对框架和道德政治进行的简短讨论，都会留下许多未曾解答的问题。在这里，我列出一些最常见的问题。
问题1：严父式和抚养式家长有点不对称。为什么前者是男性的，后者却是性别中立、可男可女的呢？
在严父式模型中，男性和女性的角色是非常不同的，父亲是中心人物。严厉的父亲是家庭的道德权威，是掌控家庭的人。母亲可以给予关爱，但不能保护、支撑家庭。孩子做错事时，母亲不够严厉，无法施以惩罚。“等爸爸回来有你好看的”这个说法，就提及了严厉的爸爸。在这种严父式模型下，妈妈应该维系严厉父亲的权威，因为她们本身没有能力做这项工作。
抚养式家庭模型就没有这样的性别区分。父母双方的存在都是为了抚养孩子，让他们长大后变成抚养者。这并不意味着现实里就没有两性的家务劳动分工，只不过它们并不属于抚养式家庭模型的内容。
当然，这些模型只是范式，是理想化的、不完整的、过分简单化的模型。这种模型必然有别于现实世界，比如有严厉的母亲、单亲家庭，等等。
问题2：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等保守派评论家称共和党为“爸爸党”、民主党为“妈妈党”，你赞同这种叫法吗？
布鲁克斯和其他人都认可“以国为家”的隐喻，也认可保守的共和党政治背后是严父式模型。但“妈妈党”这样的描述仍然是他们根据自己保守的严父式模型提炼出来的。他们称民主党为“妈妈党”的意思是，尽管民主党人可能是一些充满关怀和爱心的人，但不够强硬，不够现实，做不好自己的工作。
从民主党自由主义、进步主义的立场来看，这显然是完全不准确的。在抚养式家庭中，父母双方不仅要付出关怀，还要足够负责、足够强硬地去履行自己的职责。这跟保守派轻蔑的形容完全不一样。民主党有能力保护整个国家，带来繁荣。
保守派似乎不明白抚养式道德对家庭、国家是怎么一回事。他们总觉得一切不够严厉的观点都是“放任自流”。但抚养式的养育和放任自流毫无关系，它强调的是教育孩子对自己负责任，能对别人共情、负责，强调把孩子养育得足够强大，获得良好的教育，履行个人的责任。保守派嘲笑自由主义者放任自流、支持“感觉良好”的道德，即只要感觉良好，什么事情都能做。保守派根本没弄懂进步派的理念，他们似乎完全不明白“责任”和“放任”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
问题3：严父式模型是否意味着保守派不爱自己的孩子，抚养式模型是否意味着进步派不相信纪律呢？
绝非如此！在严父式模型下，体罚做了错事的孩子，给他造成足够的疼痛，这是爱的一种形式——“严厉的爱”。施加“爱的惩戒”是一种义务，事后可以给予孩子大量的拥抱，或者做出其他关爱的行为。只不过，“爱的惩戒”是重中之重。
在抚养式模型下，纪律不是通过痛苦的体罚来表现的，而是通过共情来敦促的。父母确立负责任的行为有哪些，对父母的期待以及为什么有这样的期待进行公开讨论，如果孩子不合作，就取消与合作相伴随的“特权”，如“时间到了”或者“你今天不能出门了”。用抚养方式带大的孩子，无须体罚也能获得积极向上的内在纪律。这种纪律是靠着对合作的赞许、理解合作带来的权益、明确的指导、开放的讨论、父母言传身教等抚养价值观来实现的。
问题4：这两套模型有哪些复杂的地方呢？
第一，美国文化中几乎每一个人，都或主动或被动地同时具有两套模型。例如，要看懂约翰·韦恩的电影，你必须在大脑里有一套严父式模型，哪怕是被动的。你可能不靠这套模型生活，但你可以利用它来理解渗透了我们整个文化的严父叙事。抚养式叙事同样渗透了我们的整个文化。
第二，很多人会同时使用这两种模型，只不过将其用在生活的不同方面。例如，一名女律师可能在法庭上是严父式模型，在家里却采用抚养式模型。
第三，你可能是在一种模型下长大的，但成年后你抛弃了它。许多自由派人士都曾在严父式模型下度过了悲惨的童年。
第四，这两种给定模型都有三重自然的维度变量：理想主义／现实主义维度，激进／温和维度，手段／目的维度。
不管是进步派还是保守派，都既可能是强硬的理想主义者，也可能走现实主义路线，也就是出于现实世界可操作性或政治可行性的原因，在具体提案上达成妥协。
此外，进步派和保守派也都可能在激进／温和这一维度上存在变化：变革的数量有多少，变革的速度是怎样的。因此，激进的保守理想主义者不愿意妥协，并主张展开最迅速、彻底的改变。
顺便说一下，“保守”（conservative）这个词并不意味着要保护什么东西，它的核心是严父道德。因此，“激进保守派”并不是一个矛盾的说法。事实上，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在《理性》（Reason）一书中，就用了“radcon”（激进又保守）这个词来讨论激进保守派。从这个角度来看，“温和派”同样既可以指保守派，也可以指进步派，他们态度务实，希望缓慢变革，一次只修正一点点。人们有时会说，还有第三种温和的模型，有别于其他两种，但我目前还没有看到有谁明确地提出这样一种模型。
还有一种常见的变量出现在目的和手段的区分上。有着进步派政治观（抚养式的目的）的人，也会有严父式的手段。还有好斗的进步派，其中独裁的反独裁主义者是最极端的例子：目的是反独裁，却使用了独裁的严父组织方式。
最后，进步派和保守派也各有不同的类型（特殊情况）。这一点我们已经讨论过：进步派分为社会经济进步派、身份政治进步派、环境保护主义者、公民自由进步派、精神进步派和反独裁进步派这几类；保守派则分为自由意志论者、新保守主义、华尔街保守派和茶党这几类。它们都属于抚养式和严父式模型的案例，但每一种都有不同的思维形式。
问题5：重新建立框架听起来有点操纵、摆布的意思。框架和斡旋（spin）、宣传（propaganda）有什么不同呢？
框架是一种常态，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框架。我们说起自己相信的东西时，就使用了自认为相对准确的框架。保守派使用“税收缓解”的框架，他们可能真的认为税收是痛苦的负担。然而，框架是可以用来操纵、摆布公众的。举个例子，《净化大气法案》取了这样的名字，却加重了空气污染，这就是操纵性的框架。保守派用它来掩盖自己的弱点，即公众不喜欢空气污染，那就给它取一个表达相反框架的名字。这才是纯粹的操纵和摆布。
斡旋是使用框架来操纵、摆布事实。人们碰上或者说了什么尴尬的事情时就会“斡旋”，试图给它套上一层无辜的框架，让尴尬的事情显得正常，甚至还挺好。
宣传与斡旋类似。它指的是，为了获取或维护政治控制，尝试让公众接受一种不真实或者人们早已知道不真实的框架。
我所提议的重建框架既不是斡旋，也不是宣传。进步派需要学会利用自己真心相信的、传达自己真实道德价值观的框架来进行沟通。我强烈反对使用欺骗性的框架。我认为它应当遭受道德谴责，而且根本不实用，因为欺骗性的框架迟早会露馅。
问题6：为什么进步派不利用楔子议题？
保守派一直在思考怎样策略性地利用概念，进步派却没有，但我们是完全可以这么做的。我们可以很好地利用楔子议题。它们就在我们身边，比如清新的空气、干净的水等。保守派也想要清新的空气和干净的水，我们可以把它们打造成楔子议题。
假设有一场建设无毒害社区的活动，从汞这种有毒害物质开始，接着扩展到以各种形式进入空气和水源的其他有毒害物质。这就能够造就出一个有效的楔子议题，分裂保守派：总有些人关心自己及子女的健康甚于一味地反对政府监管。这个议题能创建起“监管有利于健康，反对监管会危及人们的健康”的框架。
这也是一个“滑坡议题”。一旦你让人们注意到了汞从哪里来、如何进入我们的环境中，也就让人们开始思考怎样清理它对环境所造成的后果。然后，你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过渡到下一种有毒害物质。
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汞和环境污染的议题，更是一个有关抚养式道德的问题。楔子问题是整个道德体系的替身。例如，堕胎这个议题体现了保守派想要对女性施加的控制权以及他们的道德层级秩序，因此，堕胎议题成了整个严父道德观的替身。同样，进步派也可以找到各种楔子议题来充当自己道德观的替身。
问题7：什么是战略举措？它和常规决策有什么不同？
战略举措分为两种，其中一种是我曾说过的“滑坡举措”。“滑坡举措”指的是让人迈出看似毫无目的的第一步，然后它却能带着符合你心愿的框架进入公众视线。一旦迈出了第一步，就必须得迈出下一步，那下下一步以及后面的举动就很容易了，甚至是不可避免的。
保守的最高法院采取的是“滑坡举措”，一步一个脚印。让我们来思考一下以下进展。首先，最高法院允许公司作为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权的一种有限形式参与投票活动。其次，保守派的公民联合决定赋予企业在选举中尽可能多地做出贡献，作为一种言论自由的形式。他们通过霍比罗比超市案将第一修正案的宗教自由权利扩大至企业，这样他们就不用按照“平价医保法案”为女性雇员提供避孕服务，从而为企业更广泛地使用宗教自由权利逃避各种公平待遇的法律打开了大门。
让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例子。保守派曾尝试一个一个地削减社会福利项目，但后来他们想出了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通过减税，取消所有的社会福利项目。减税是一个战略举措，但不属于滑坡举措，它的层次更深，能在许多领域造成深刻影响。如果他们减了税，制造了庞大的财政赤字，那么所有的社会福利项目，不管是贫困儿童的医疗保健，还是截瘫患者服务，就都没钱了。于是，你把健康、教育、执行环保法规等领域所有的社会福利项目都一刀砍掉了。同时，你还奖励了你眼中的好人，也就是富人，因为他们有着足够的自律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