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其他类型的战略举措。以堕胎议题为例，允许女性自己决定是否终止妊娠，极大地违背了严父式模型的整个概念。在严父式模型下，只有父亲才能决定妻子或女儿是否应该堕胎。女儿的性行为由父亲控制，一旦女儿有了爱人，父亲就失去了控制力。如果父亲想要维持对家庭的控制，家里的女性就不能自由地控制自己的性活动，不能自主地控制自己的生育权。出于这个原因，堕胎本身并不是天然的政治议题，只有在关系到美国人的生活是否应由严父道德来主宰时，它才会变成政治议题。堕胎是一个更大议题的替身：严父道德观能够继续支配美国吗？
问题8：要为议题重新建立框架，只需要想出一些朗朗上口的说法，来替换保守派的说法就行了吗？
不！重新建立框架不能只靠语言和文字，最关键的是观念。在朗朗上口的说法让人理解之前，观念要先在人们的大脑里扎根。例如，“公用品”（the commons）这个观念指的是我们的共同财产（common inheritance），如空气、电磁频谱（带宽）等。这些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大多数人会称之为“公用品”。然而，共同财产以及要将它为共同利益所用的观念，尚未成为大多数人日常使用的框架结构。出于这个原因，你不仅要为公用品想出一个朗朗上口的说法，还要让大多数人理解它、认同它。
问题9：共和党已经有了庞大的基础设施，进步派该如何迎头赶上呢？
进步派知道应该在媒体上投资，但很多时候，他们不知道还必须在框架和语言上投资。进步派拥有的一大优势是：尽管保守派花了30多年，用了数十亿美元，找了43家机构重新建立了政治辩论的框架，以让自己主场作战，但是进步派可以让科学为自己所用。通过认知科学和语言学，进步派了解到保守派是怎么做的，也知道自己该如何依靠更少的资源，在短得多的时间里达到相同的效果。甚至，进步派还可以效仿保守派做语言训练的方法。
遗憾的是，许多进步人士认为，这些事情可以靠广告代理机构和民意调查来完成。这是不对的。你真的需要语言学家和认知科学家、可持续的深度讨论平台，以及在政策制定者和公众面前坚持展开有意义的对话。
问题10：洛克里奇研究所与其他进步派智库有什么区别？美国还有其他从事框架研究工作的智库吗？
洛克里奇研究所完全致力于从政策及语言学的角度重新确立公共辩论框架。其他进步派智库有其他的任务：回应右派发起的行动，反驳保守派的指控，在保守派说谎时指明真相，构建进步派可以采用的具体政策等。所有这些都是重要的任务，但它们并不能取代构建框架的任务。
据我所知，目前美国只有一家智库致力于从政策和沟通两个角度研究整体框架问题，它就是威斯康星州的展望研究所（Forward Institue）。该研究所致力于帮助威斯康星州进步人士从进步视角为本州议题建立框架。展望研究所研究了本州的议题框架，并做了培训师培训，与全范围的进步派合作——从各级别的政治领导人，到工会领袖、教师、美国原住民、环保主义者、公民志愿者，以及所有愿意采用进步框架在本州各地公开发言的人。该机构刚刚迈出尝试的步伐，它能不能成功筹措到所需要的资金，只有时间才能做出判断。
问题11：讨论税收问题的时候，用“税收缓解”的说法有什么不自然的地方吗？我是个进步派，但我不得不承认，税收有时候确实是负担。
学校的课业是负担，但要想学到知识，你必须去做；运动是负担，但要想保持良好的体形，你必须去做。如果我们想对国家的基础设施进行明智的投资，以让它在未来带给我们回报，那纳税就是必不可少的。这里就包括医疗和教育投资，以让负担不起它们的人也能得到良好的医疗和教育。医疗和教育是明智的投资，因为它们带来了受过教育的公民、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大军、健康而高效的工作队伍。这些是政府征税的实际原因，其他原因还包括公共服务，如警察和消防、抢险救灾，等等。
与此同时，征税还有道德上的原因。教育和卫生是美满生活的重要因素，而美国的最终目的，就是让人民过上美满的生活。《独立宣言》中大谈追求幸福，并将之与自由联系起来是有原因的。原因就在于，两者是如影随形、密不可分的。没有自由，生活就无法美满。因此，把税收理解为投资，是出于实践上的原因；而把税收理解为向国家履行义务，则是出于道德上的原因。
问题12：面对共和党的战略举措，你该如何直接回应呢？
你不能直接回应，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保守派很聪明。减税的目的不是减税，因此你不能单纯地回应减税。减税的目的是取消所有社会福利项目和商业监管。教育券和学校考试的终极目的不是教育券和学校考试，而是对教育内容施以保守派的控制。为了做出回应，你必须把单独的议题放进一个符合你的自身认识、符合你对局面理解的大框架下。侵权法改革不仅仅是关于侵权法改革的，它是要让企业可以不受限制地行事，是要切断民主党的资金来源，因为庭辩律师是民主党资金的重要来源。
你不必回应战略举措，你需要做的是，从自己的观点出发，重新建立议题的框架。你可以从自己的框架讨论战略举措，或者它的部分环节。以侵权法改革为例。庭辩律师是真正保护公众的律师，侵权法是保护公众的法律。倘若侵权法为索赔主张和庭外和解设定了上限数额，那么它就有效地取消了陪审团裁定索赔主张的权利。也就是说，它关上了法庭的大门，让法庭变成一个封闭的地方。公开审判时有陪审团，由陪审团来决定索赔主张是否属于公众保护的范畴。大数额的庭外和解往往与保护公众的议题相关，也就是出了案件本身的范畴。公开审判是公众对抗企业或专业人士不法行为、玩忽职守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若保守派谈起诉讼，你不能只是说：“不，不，诉讼才不是毫无意义呢。”相反，你要大谈保护公众，谈公开审判，谈评审团的裁断权，谈公众对抗企业不法行为和玩忽职守的最后一道防线。
问题13：如果与框架不吻合的事实遭到抛弃，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在论点中放弃事实？
显然不是。事实非常重要，事实是关键。但要想让它们有效地进入公共话语，就必须为之建立恰当的框架。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样的事实与道德原则和政治原则相关。我们要尽量诚实、有效地为这些事实建立框架。诚实地为事实建立框架，能够牵扯出可以跟其他事实相对应的其他框架。
问题14：进步价值观跟传统的美国价值观有什么区别？
没有区别。进步价值观就是传统的美国价值观，就是所有我们美国人为之自豪的价值观。
我们为平等和反等级制度的胜利而骄傲：解放奴隶、女性参政、工会运动、军队整合、民权运动、女权运动、环保运动。我们为罗斯福所构想的“民享”（for the people）政府、为他的以希望抗击恐惧的号召感到骄傲。我们为约翰·肯尼迪为国效力的号召感到骄傲，为马丁·路德·金面对残暴坚持非暴力运动的勇气感到骄傲，为西泽·查维斯（Cesar Chavez）(18)给待遇最差的工人带去自豪与组织的能力感到骄傲。
进步派思想是传统的美国思想，就像苹果派是传统的美国食物一样。进步派想要政治平等，优质的公立学校，孩子健康，老人得到照料，警察保护公民，空气可以呼吸，水源可以饮用，溪流可以钓鱼，森林可以漫步，鸟儿歌唱，青蛙跳跃，城市宜居，企业有道德，记者们报道真相，有音乐有舞蹈，有诗歌有艺术，每个工作的人都能得到一份足以谋生的工资。
争取最低工资、女性权利、健康、选民登记及凡此种种权利的进步派活动家，都是爱国的美国人。他们正在为了更美好的美国而无私奉献。
前面几章旨在解释框架是什么，它怎样通过语言和沟通系统运转，保守派和进步派的世界观分别是什么，双重概念论是什么，哪些深刻的议题有待建立框架。但总有一天，你会来到名叫“餐桌”的前沿阵地。我的学生们经常问：“感恩节就要到了，我要回家跟保守的亲戚们聚餐，还要连续不断地跟我爷爷或姑妈聊政治，真是太痛苦了。我该怎么做？”
以下是一封我在2004年撰写本章第一版时收到的信。当时，我上了一档名叫《比尔·莫耶斯脱口秀》（NOW with Bill Moyers）的电视节目，几天之后，节目组就收到了这封信。
听了莱考夫博士星期五晚上在《比尔·莫耶斯脱口秀》上发表的意见，我很感兴趣。我喜欢舞文弄墨，也一直为极右势力摆布了这么多的定义而深感困惑。
因此，我尝试做了一个实验，也想跟你说说。我从节目里选用了几个词语，尤其是庭辩律师与公众保护律师。整整一个星期，我都在美国在线政治聊天室引用这些例子。每当有人尖叫着说约翰·爱德华兹（John Edwards）是个庭辩律师时，我就会回应说，他是个保护公众的律师。这些律师是对抗玩忽职守、行为失检的企业及专业人士的最后防线。与保护公众的律师相对的是企业律师，企业律师往往每小时挣四五百美元。这样一来，为换取企业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我们要支付更多的金钱。
我要告诉你，结果让我大吃一惊。一些我根本不认识的人加入了我的行列，并采取了相同的对策。截至昨晚，聊天室变得彬彬有礼。在我看来数量惊人的刷屏狂人关上了他们的“大喇叭”，我们甚至有了正常的对话。
我会把实验继续做下去，但我真的很想让你们知道，我听了莱考夫博士的节目，很欣赏他的工作，并且尝试将之付诸实践。这真的很有趣。
彭尼·科尔布（Penney Kolb）
这本书正是写给像彭尼·科尔布这样的读者的。进步人士挺身而出，站到了回应保守派论点的位置上：可能是在感恩节晚餐上，可能是在饮水机旁边，也可能是当着听众的面。但由于保守派征用了太多的语言，进步派往往拿不出什么可用的词语来抵挡回应。
迟早，你会走到彭尼的位置上。到那时候，你会怎么做呢？彭尼的本能反应无可挑剔，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指导。
进步价值观是传统美国价值观的精华。拿出尊严和力量，为你的价值观挺身而出。你的价值观令你成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
传统美国价值观曾多次击败严父政治。请记住，右翼理论家说服了美国一半的人口相信，对养育子女而言很糟糕的严父式家庭模型应当支配美国的道德和政治。这一模型曾在历史上反复遭到美国最佳价值观的挫败：奴隶得到解放，女性得以参政，社会保障和医疗、民权和投票权法案，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19)，罗伊诉韦德案(20)。每一次，我们都靠着传统美国价值观将人们变得更加团结。
你的任务是激活对话者本就存在的抚养式进步价值观。请记住，每个人都或主动或被动地同时具备严父式模型和抚养式模型，有时候，人们还会在生活的不同方面主动使用不同的模型。
敞开心扉，维持积极的关系。当学生们问我感恩节晚餐上谈些什么才好的时候，我是怎么回答的呢？我的建议如下：问问你的姑妈或爷爷，在帮助他人的时候，是什么令他们最感到自豪。我的学生照做了，让他们大感意外的是，自己的爷爷或其他亲戚曾做过大量的好事，帮助别人或者表现出某种重要的社会价值。我接下来的建议是：继续与他们谈论这些事情。你们越讨论对他人的共情和责任感，就越容易变得亲近。别想着去转化他们，只需要敞开心扉，维持积极的关系。如果你向亲戚们展现出尊重和喜爱，你也能获得同等的情感回应。
在回应时，表现出你的尊重。如果你不尊重别人，就没人会听你的。你或许不认同他们所说的一切，但你应该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要真诚，别恶意诋毁。如果他们不尊重你，你该怎么办？两错相加仍然是错。置之不理，表现出尊重即可。这需要人格和尊严，那就拿出你的人格和尊严来。
不要拼嗓门儿。请记住，激进的右翼需要文化战争，比拼嗓门儿正中他们的下怀。文明对话是抚养式道德的对话形式。一旦对话文明起来，你就打赢了一仗；一旦你开始叫喊，他们就赢了。
用热情表现愤怒。要是你感到愤怒怎么办？你可以感到愤怒，但需要用控制得当的热情来表现它。如果你失去控制，他们就赢了。
要区分普通保守派和卑鄙的理论家。大多数保守派本身都是很好的人，你会希望把他们内心的善良、好客心和邻里情给带动出来。
保持冷静。冷静代表着你知道自己正在说些什么。
保持良好的幽默感。温和的幽默感表明你自己感觉很舒服。
保持自己的立场。要主动出击，绝不能一味地防守。绝不哭诉，绝不抱怨。你的身体和声音应该表现出乐观。绝不能表现得像是个受害者，绝不申辩。你应该传达热情的信念，而且不失控。要避免弱者的语言，比如说话时抬高音量，同时你的声音应该稳定。
不要陷入对手的成见里。保守派把自由主义者描述成弱者，说他们易怒、优柔寡断、心慈手软、不爱国、不了解情况、精英味十足。不要给他们任何把你套在这种刻板印象里的机会。要事先预料到这些成见，碰到它们时主动解决。
希望对手认真对待你。你通过自己的举止，展现了实力、冷静和控制感；你有推理能力；你具有现实感，热爱国家；你掌握了基本的事实；你平易近人，而非高高在上。至少，你希望你的听众对你心怀尊重，哪怕你们意见不合，但也必须认真地对待你。很多时候，这就是最好的情况了。你必须认可这类情况，你要明白，在一场严肃的比赛中，有尊严的平局就是胜利。
塑造并保持有尊严的形象。许多对话正在进行。对于一场正在进行的对话而言，你的任务是塑造一个有尊严、受尊重的形象，并保持下去。
别指望转化立场坚定的保守主义者。
努力说服头脑中同时存在两套模型的人。对那些头脑中同时存在两套模型、并将其分别使用在生活不同方面的人，你可以取得可观的进展。这些人是你最好的受众，你的任务是占领这些头脑领地。针对双重概念论者，你的目标是用试探的方式，找出他们会在生活的哪些方面使用抚养式模型，比如问他们最在乎哪些事，他们觉得对自己最在乎的人负有什么样的责任，他们怎样履行这些责任。这应该能最大限度地激活他们的抚养式模型。接着，趁着他们的抚养式模型处在活跃状态，把这种模型跟政治联系起来。例如，如果他们在家里使用抚养式模型，在工作上使用严父式模型，那你就多谈家庭，多谈家庭与政治议题有着怎样的关系。举个例子，真正的家庭价值观意味着，当你的父母年迈时，他们不必变卖房产或将期货抵押出去，偿付自己所需要的医疗服务或药物。
避免常见错误。记住，不应该只是否定他人的主张，还要重新建立框架。不符合框架的事实不会带给你自由。只把有违对手主张的事实真相说出来，你赢不了。框架胜过事实，要随时记得重新建立框架。
务必记住：一旦你的框架融入了话语，那么你所说的每一件事就都成了常识。为什么呢？因为常识就是这样的东西：在公认的常见框架下进行推理。
不要从对手的角度给问题构建框架。重新构建框架，使之吻合你的价值观，吻合你的框架。正常的对话惯例要求你直接回答对方提出的问题，这可能会让你觉得有些不适应。但那是个陷阱，我们要尝试改变框架。
要真诚。要使用你真心相信、基于你真实价值观的框架。
使用反问句是个有用的方法。“如果……，岂不更好吗？”应该选择一个以你的框架为假设前提的问题。例如，如果我们能把道路上和摇摇欲坠的桥梁上的大坑都填好，岂不更好吗？或者，如果所有患病的人都能获得治疗，疾病不再扩散蔓延，岂不更好吗？又或者，如果所有的孩子进入幼儿园时就能做好上学的准备，岂不更好吗？
碰到诬陷，躲远点。福克斯新闻节目和其他激进的保守派节目会把你放到一种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假设情形之下，保守派主持人会预设框架，坚持到底。你控制不了对话的局面，无法给出说明，对方根本就不认真地对待你，你也得不到足够的尊重。如果是这种锁定了结果的比赛，那就别玩了。如果你想要玩下去，那就重新建立框架，别上当。
讲故事。寻找情节里内置了你的框架的故事，并开始积累。
始终从价值观入手。所有美国人都共同拥有的价值观最合适，比如安全、繁荣、机遇、自由等。选出跟你的框架最相关的价值观，努力在价值观层面上打赢论战。你所挑选的框架，要能放大所有人共同的价值观，比如公平。举个例子，你的叔叔说：“我们需要工作权利法。工会太腐败了，都是些黑帮在掌管。他们强迫你加入，拿走你的钱还不做事。”你可以回答：“工会带给你自由，不当公司奴隶的自由。没有了工会，公司愿意给你多少工资你都只能接受。有时候，公司还不给你提供养老金和医疗保险，工作时长没有限制，不按规定支付加班费。我不想在自己工作的公司当奴隶，我想跟家人一起吃晚餐，跟孩子共度周末。工会创造了周末，没有工会的时候，人们每个星期工作6天，而且还拿着远少于现在的薪水。工会创造了8小时工作日，而以前，人们每天白白工作10小时甚至12小时。工会让你站到了与公司平等的位置上。我希望获得公平的薪水、公平的待遇，在公司里受到尊重，对公司感到满意。我才不想当个奴隶。我付给工会的会费，已经从我多拿的薪水里弥补回来了。”
有备无患。你应该有能力识别保守派使用的基本框架，还应该为自己计划转移的框架做好准备。我在自己的网站上发布过转移框架的分析。例如，减税的支持者说：“我们应该摆脱税收。人们知道怎样比政府更好地花自己的钱。”你可以重建框架，这样说：“政府已经用纳税人的钱做了非常明智的投资，我们的州际公路系统就属于此类。你没法用自己的退税修好一条高速公路，但政府可以。互联网也是靠纳税人的投资建设起来的，你没法自己制造出互联网。美国的大部分科学进步，都是通过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家卫生研究院出资完成的，这都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所做的伟大投资。计算机科学是用纳税人的钱开发出来的，卫星系统、手机芯片，还有我们迫切需要的神奇药物，都是如此。无论你怎样明智地支配自己的钱，都永远实现不了这些科学和医学上的突破。”
使用楔子问题，让对手不管说什么都会违背他的信念。学生债务问题是个很好的例子。问对方是否相信机会平等，是否相信一个社会应该为人们提供机遇。对此，保守派都是支持的，毕竟他们反对的是“结果平等”。你可以重建框架说：“许多有天赋的穷学生只有靠着政府贷款才能上大学，但这些贷款的利息在6%到12%之间，这让很多学生背上了一座无力负担的债务大山。学生贷款带来的收入成了政府的利润，安排到了未来许多年的常规基金里。伊丽莎白·沃伦提议将学生贷款的利息降到3.86%的低水平，这仍能给政府带来一些利润，填补政府因为给富人免税带来的税务漏洞。学生们能去上大学，毕业之后不必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不必偿还政府的贷款，而是把赚到的钱花掉，结婚、买房子、生孩子，这些钱都花到了我们的经济里，促进了经济发展，创造了就业。你是希望让穷人能够偿还大学贷款，促进经济发展，创造机会平等，还是希望保住亿万富翁的不公正的税务漏洞，抹杀机会平等？”
对手有可能不够诚实，他嘴里说的目标并非他的真正目标。礼貌地指出对手真正的目标，然后重新建立框架。例如，假设他开始兜售小政府概念，你可以指出，保守派并不是真正地想要小政府。他们并不希望取消军事部门、联邦调查局、财政部、商务部，以及那些支持企业法的90%的法院。他们喜欢这样的大政府。他们真正想要摆脱的是社会福利项目，也就是为民众投资、帮助民众的项目。这样的立场与美国的立国价值观相抵触，因为我们的立国目标是要建设一个公民齐心合力、彼此帮助的社会。
对手可能会使用一种表面意思和实际意思恰恰相反的语言，即奥威尔式语言。这正是他的薄弱环节。使用准确描述了他所说内容的语言来给谈话建立框架。例如，假设他说“健康的森林计划”对环境起到了平衡的作用，你要指出，它应该改名为“不留下一棵树计划”，因为它允许并助长了彻底砍伐的做法，破坏了森林以及森林栖息地里的其他生物。“健康的森林”表明公众喜欢森林，不希望森林遭到彻底砍伐，“不留下一棵树”则揭示了对手的弱点。大多数人都希望保持美国的壮美山河，不想破坏它。
我们的目标是让全美团结在传统美国价值观的精华背后。右翼理论家妄图通过一场卑鄙的文化内战分裂美国。他们需要不和、叫喊、辱骂和贬低。我们要用相互尊重的和平对话来打赢这场仗。为什么？因为这真正地表现了沟通层面上的抚养式道德，而我们的任务正是唤起并维持抚养式模型。
以上这些都是重要的指引原则，但其实真正最重要的无非四点：
尊重；
通过重新建立框架来回应；
在价值观的层面上思考和交谈；
说出你真心相信的事情。
致谢
每天早晨，我的妻子凯瑟琳·弗鲁姆金（Kathleen Frumkin）都会赶在我之前去拿报纸，并对当天最让人愤慨的政治事件做出精准的评论。本书中的大部分内容，就是为了回应她的愤慨和洞见。
帕梅拉·摩根（Pamela Morgan）对本书初版第1章中的对话做了编辑。本书初版讨论的许多其他议题，她也帮了不少忙。
AlterNet网站的执行主编唐·黑曾（Don Hazen），最先提出了写这样一本书的设想，并付出了辛苦的努力来促成此事。他提出了大量的重要问题，在很多方面给了我帮助。
伊丽莎白·韦林以学生和同事的身份，帮我想清楚了本书中的许多概念。
本书中论述的许多想法，选自我和洛克里奇研究所许多相关人士的讨论，这些人有拉里·沃勒克（Larry Wallack）、彼得·蒂格（Peter Teague）、布鲁斯·布德纳（Bruce Budner）、埃里克·哈斯（Eric Hass）、萨姆·弗格森（Sam Ferguson）、乔·布鲁尔（Joe Brewer）、贾森·帕滕特（Jason Patent）、丹·库尔茨（Dan Kurtz）、凯瑟琳·艾伦（Katherine Allen）、阿莉莎·伍尔夫（Alyssa Wulf）、戴维·布罗温（David Brodwin）、弗雷德·布洛克（Fred Block）、卡萝尔·约菲（Carole Joffe）、杰尔姆·卡拉贝尔（Jerome Karabel）、克里斯滕·卢克（Kristen Luker）、特洛伊·达斯特（Troy Duster）、露丝·罗森（Ruth Rosen）、杰西卡·迪卡米洛（Jessica DiCamillo）、梅琳达·佛朗哥（Melinda Franco）、乔纳森·弗兰克（Jonathan Frank）、凯西·伦兹（Cathy Lenz）、托迪·肖特（Todi Short）和杰西卡·斯蒂茨（Jessica Stites）。
在讨论中贡献了观点的朋友包括：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保罗·贝尔（Paul Baer）、彼得·巴恩斯（Peter Barnes）、琼·布莱兹（Joan Blades）、韦斯·博伊德（Wes Boyd）、戴维·芬顿（David Fenton）、托尼·法齐奥（Tony Fazio）、保罗·霍肯（Paul Hawken）、阿里安娜·赫芬顿（Arianna Huffington）、丹·卡门（Dan Kammen）、安妮·利波（Anne Lipow，已故）、特德·诺德豪斯（Ted Nordhaus）、杰夫·农贝格（Geoff Nunberg）、卡伦·佩吉特（Karen Paget）、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李·罗森堡（Lee Rosenberg）、乔恩·罗（Jon Rowe，已故）、迈克尔·谢伦伯格（Michael Shellenberger）、史蒂夫·西尔伯斯坦（Steve Silberstein）、丹尼尔·西尔弗曼（Daniel Silverman）、格伦·史密斯（Glenn Smith）、乔治·绍罗什（George Soros）、亚历克斯·斯特芬（Alex Steffen）、德博拉·坦嫩（Deborah Tannen）、亚当·韦巴赫（Adam Werbach）、莉萨·威特（Lisa Witter）、丽贝卡·伍德（Rebecca Wodder）和理查德·亚诺威奇（Richard Yanowitch）。
最后，向框架语义学之父、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同事、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语言学家查尔斯·菲尔莫尔（Charles Fillmore，已故）致敬。是他最初让我感受到工作的政治意义所在。每一个意识到框架重要性的人，都应该缅怀他的名字。
译者后记
本书英文初版在2004年面世后，凭借在美国公共话语中再造进步的语言框架，帮助奥巴马在2008年和2012年两次当选为美国总统。然而，到了2016年，随着唐纳德·特朗普出人意料地赢得了美国总统大选，保守价值观全面卷土重来，声势日上，进步价值观遭到迎头痛击。
本书的中文版出版于2013年，由我执笔翻译。转眼间，时间来到了2019年，而我也跟进翻译了本书的英文再版。由于已经知道了这几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再次看到此书时，心情有些难以描述。用一句老话形容，大概是“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楼塌了”。我想本书的作者乔治·莱考夫在2016年之后，作为美国政治的局内人，心情一定比我这个海外的旁观者更加难以描述。
这次的全新版，对第一版内容做了大量调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一本书内容的删改调整，就是历史曲折前进的侧面写照。
由于个人水平和认识有限，译文中可能少不了出错以及可能会引起误解的地方。如果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发现不妥之处，或是有心得愿意分享，请一定与我们联系。
闾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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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茶党（Tea Party）不是一个政党而是草根运动，发源于1773年，是革命的代名词。2009年美国再次兴起的茶党反映了部分民众的反奥巴马情绪。——编者注
(2)这个词组应意译为“税收减免”，但这里为说明其用词特点，保留了字面意思。——译者注
(3)美国一家志愿者服务组织。——译者注
(4)伯克利是美国民主党大本营。——译者注
(5)美国媒体人、作家、保守主义政治评论家。——译者注
(6)美国现代保守主义运动奠基人。——译者注
(7)这些都是小布什任总统期间提出的社会福利项目。——译者注
(8)即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的父亲。——译者注
(9)此处为音译。——译者注
(10)《反弹道导弹条约》全称《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是苏联和美国于1972年签署的一项双边条约。该条约被视为全球战略稳定的基石，目前有32个裁军和核不扩散的国际条约与这一条约挂钩。但2001年12月13日，美国总统小布什在白宫正式宣布退出该条约。——译者注
(11)《京都议定书》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补充条款，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参与国第三次会议制定。其目标是“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进而防止剧烈的气候改变对人类造成伤害”。美国作为《京都议定书》的参与国之一，从条约中退出了。条约只有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才会对美国有效。——译者注
(12)曾任美国众议院议长。——译者注
(13)原文此处为“pro-life”，直译为“支持生命”，指反对堕胎，主张对胚胎或胎儿的全面法律保护，尤其反对堕胎合法化。——译者注
(14)指的是主持人威胁听众，说不信保守派那一套就活该下地狱。——译者注
(15)红色代表共和党，蓝色代表民主党。——译者注
(16)2012年2月26日，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桑福德郡，17岁的黑人高中生特雷文·马丁因在某社区游荡，被在此义务巡逻的社区警卫击毙，后开枪者无罪释放。此案在美国引发了极大的社会反响。——译者注
(17)“梦想法案”是一项美国立法提案，旨在为美国的外籍未成年人提供合格的多阶段程序，该程序将首先授予有条件的居住权，并在满足其他资格后将该权利转为永久居留。但是，该法案始终未获通过。——译者注
(18)美国工人运动领袖。——译者注
(19)1954年，黑人布朗和堪萨斯州托皮卡学校教育委员会发生了冲突。布朗认为，这个教育委员会在公立学校实行的白人和黑人相互隔离的制度违反了宪法。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了这个案件，裁定该州关于学校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规定违反了美国联邦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译者注
(20)很长一段时间内，堕胎在美国并没有合法的法律基础。1972年，得克萨斯州两个年轻的女权主义者萨拉·韦丁顿（Sarah Weddington）和琳达·科菲（Linda Coffee）试图挑战当时的堕胎政策。她们选中了一名希望堕胎的21岁女子，化名为简·罗伊（Jane Roe），亨利·韦德（Henry Wade）则是当时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县的检察官。几经周折，1973年1月22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后以7比2的表决，确认妇女决定是否继续怀孕的权利受到宪法中个人自主权和隐私权规定的保护，这等于承认美国堕胎的合法化。——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