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于坚持，也有问题
男孩的母亲醉心于音乐和美术，但是当男孩试着徒手画出家里的猫时，很明显，他不是画画的料，于是男孩把画撕掉，并拒绝再画。放弃画画的他在荷兰度过了自己的童年，他也会和弟弟玩弹珠或者滑雪橇，但绝大部分时间只是在盯着东西看。一本著名的育儿手册强烈反对无人监护的“闲逛”，因为这会让孩子的想象力涣散，但是男孩自己一晃荡就是好几个小时。深夜里，他在暴风雨中独行。他走了好几英里，只是为了坐上几个小时看鸟巢，或者追随着水虫穿过小溪。他特别喜欢收集甲虫，给每一种甲虫都贴上了拉丁语的名称。
在十三岁时，男孩被一所刚刚建校的学校录取，校址是一处昔日的皇宫，气势恢宏。学校离家太远，男孩只能寄宿在当地的一个家庭。他在上课时总是心不在焉，但是成绩不错，业余时间他都在背诵诗歌。
他的美术老师是全校的名人，也是一位教育先驱者，主张设计才是国家经济引擎的重心。其改革运动非常成功，以至于联邦政府要求每个公立学校都要开设绘画的课程。这位老师不会站在讲台上喋喋不休，而是把学生都聚拢到教室中间，自己像缝衣针一样穿梭在学生当中，给予每个学生单独的指导，他受到了大多数学生的爱戴。但男孩对这位老师毫无印象。当男孩长大成人，他抱怨没有任何一个人给他讲过什么叫美术上的透视，但其实透视是这位老师美术教学的核心教学内容，被写进了推广美术教育的法案中，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男孩不喜欢与陌生人同住，所以在十四岁之前就离开了学校。接下来的十六个月，他除了在大自然中长时间漫步，几乎什么也没干。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但是他也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幸运的是，他的叔叔是位极为出色的艺术品商人，又刚刚被晋封为爵士，他给男孩在大城市提供了一份工作。艺术课堂没有激发男孩的灵感，但是销售艺术品却做到了这一点。他把观察大自然时的专注程度转移到了石版画和照片上，并把这些艺术品进行分类，就好像他给甲虫分类一样。到了二十岁，他已经能和重要客户打交道，并且为了销售艺术品而走出国门。男孩非常自信，他在给父母的信中说，自己肯定不会再另找工作了。但是他错了。
他是来到大城市的乡下男孩，缺乏左右逢源的社会阅历，也不会处理与老板的分歧，而且他讨厌讨价还价，因为他觉得这就像是在占消费者的便宜。很快，他就被调到了伦敦办公室，不再直接接触客户，到了二十二岁，他又被调走了，这次是去巴黎。当他到达巴黎时，艺术革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走路去上班时，他会经过很多艺术家的工作室，这些艺术家正前进在成名的道路上。然而，后来给他写传记的两位作家写道：“他其实谁也没记住。”就像当年的美术老师没有给他留下任何印象一样。此时的他沉迷于新的兴趣：宗教。数年之后，当他和自己的弟弟讨论起那些革命性的艺术家时，他的回答是：“绝对一个也没见过。”
当他后来被艺术商店解雇后，他来到英国滨海小镇的一家寄宿学校当助理教师。他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既教法语又教数学，还要监督学生宿舍，带孩子们去教堂，还得当勤杂工。这座学校对所有人来说只是一个商业项目，而他不过是一个廉价劳动力。之后他又找到了另一份教师工作，这回的学校更高级，但几个月后，他决定前往南美洲，当一名传教士。他的父母劝他别去，他应该“停止随心所欲”，回到正常的生活中。他的母亲希望他可以做一些真正让他“更快乐、更冷静”的事情。他决定追随父亲的脚步：接受训练，成为一名成熟的牧师。
与此同时，父亲给他安排了一个书店店员的工作。年轻的他热爱书籍，每天从早晨8点一直工作到午夜时分。当洪水来袭时，他不停歇地把一摞又一摞的书转移到安全地点，他惊人的耐力让同事感到惊讶。他的新目标是被大学录取，这样他就可以接受训练，成为一名牧师。他再次释放出不知疲倦的激情。他曾和一位教师共事，借此他把整本教材的正文都手抄了一遍。“只要睁着眼睛，我就必须坐起来。”他这样告诉自己的弟弟。他告诉自己“熟能生巧”，但拉丁语和希腊语还是让他一筹莫展。他搬去与一位叔叔同住，这位叔叔是行事严厉的战斗英雄，他催促侄子的方法也很简单：“赶紧继续。”在同学们起床前，他就开始了学习，而当同学们入睡后，他还在继续学习。叔叔发现，自己的侄子凌晨还在读书。
但是，他在学习效果上还是停滞不前。快二十五岁生日时，年轻人听了一次布道，讲述的是经济革命是如何让某些人群——比如他经营艺术品的叔叔——陡然而富、腰缠万贯，而其他人却穷困潦倒、陷入赤贫。他决定放弃大学，以便更快地传播这一布道思想。他选择了一个更短期的课程来读，但是，学校所要求的简洁有力的布道，他却做不到。这个项目也失败了。不过，没有人能阻止他的传教，所以他去了矿区，他觉得那里最需要鼓舞。
年轻人到达矿区后，一抬头便是发黑的天空，他把这种天空比作伦勃朗的阴影。在矿区，他向那些备受压迫的矿工传教，他们把井筒之上的世界形容为“地狱”。他把自己一贯的热情倾注于矿工们的精神世界，捐出自己的衣服和钱，夜以继日地照顾病人和伤员——这样的人太多了。
他到达矿区没多久，一系列的爆炸就导致了121名矿工不幸身亡，地下的气体冲出地表，燃起了巨大的火柱，就像埋在地下的巨大本生灯突然被点亮一样。他努力安抚那些遇难者的家庭，饱经苦难的当地人都对他的坚韧品格感到惊奇。但是，当地人也觉得他很奇怪，那些他教过的孩子也不听他的。很快，这份临时工作又走到了尽头。二十七岁的他垂头丧气。10年前，初为艺术品商人的他是何等意气风发，现在，他一贫如洗，一事无成，失去了人生的方向。
他在给弟弟的书信中倾诉了自己的肺腑之言，后者当时已经是一名受人尊敬的艺术品商人了。他将自己比作笼中之鸟，春天到了，他深深感觉到自己是时候要做一些重要的事情，但是又想不起来是什么事，所以只能“用脑袋猛撞笼子的栏杆，笼子纹丝不动，笼中鸟却因痛苦而疯癫”。不过他也劝慰自己，一个人“不是总能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但是直觉告诉我，我总有擅长的东西……我知道，我可以成为与众不同的人！……有一些东西在我心里，所以那究竟是什么！”他曾经是一名学生、艺术品商人、老师、书店店员、未来的牧师以及在各地巡回的教理问答者。每一次经历的开头都充满了希望，但每一次都以失败告终。
弟弟们建议他去尝试一下木工，或者找一份理发师的工作。妹妹觉得他可能会成为一位烘焙专家。因为他痴迷于读书，也许当个图书馆馆员也不错。当他在绝望的深渊里挣扎时，他把自己无处安放的精力都倾注在了他能想到的最后一件事情上——而且可以马上开始。下一封给弟弟的信显得格外简短：“我正一边画画一边给你写信，不写了，我得赶紧画画。”从前，他的目标是把真理带给世人，而画画妨碍了他的目标；现在的他开始通过绘画记录自己周遭的生活，寻找真理的所在。儿童时期的他发现自己不是画画的材料，所以就放弃了徒手绘画；这次，他从头开始阅读《基础绘画指南》（Guide to the ABCs of Drawing）。
之后的几年中，他非常短暂地参加过几次正式美术课程。他的表姐夫是一名画家，曾经试图教他水彩画。后来，跟随表姐夫学习的经历成为他维基百科条目中教育背景一栏的唯一经历。事实上，水彩画需要的轻柔笔触他又做不到，一个月后，师生关系结束。他第一份工作的老板现在已经是艺术界受人尊敬的潮流引领者，他评价自己这位前任员工的画作为“不值得展出和销售”。前任老板告诉他：“有一点我可以肯定，你不是艺术家。”接下来又直截了当地补充了一句：“你开始得太晚了。”
当他快三十三岁时，他被一所艺术学校录取，跟他一起入学的学生都差不多比他小十岁，但是，这次学习经历又仅持续了几个星期。他参加了班上的绘画比赛，评委们强烈建议他去复读初学者课程——跟十岁的孩子们一起。
就像他经常改变的职业选择一样，他对绘画的理念也是跳来跳去。某一天，他觉得真正的艺术家应该只画现实的人物，但是当他发现自己人物画得不好时，第二天他又觉得真正的艺术家应该只描绘风景；今天他追求现实主义，明天又成了印象派的忠实信徒；这周他觉得绘画是宣示宗教信仰的媒介，下周又觉得宗教妨碍了他纯粹的创作；有一年，他觉得所有真正的艺术都是由黑色和灰色的阴影构成的，后来他又觉得明艳的颜色才是艺术贝壳里真正的珍珠。每一次他都全心全意地投入和热爱，随后再同样全心全意地迅速退出。
有一天，他拖着画架和油画颜料——此前他几乎没用过油画颜料，顶着暴风雨来到一个沙丘上。他从避雨的地方跑进跑出，一阵阵狂风把沙粒撒向画布，他用断断续续的笔触拍打和涂抹颜料。必要时，他不得不直接把颜料挤到画布上。黏稠的颜料和在暴风雨中作画必要的速度解放了他的想象力和双手，让他摆脱了在追求完美的现实主义时困扰着他的严重缺陷。一个多世纪后，权威传记作家会记录下这一天，“他有了一个巨大的发现：他会画画。”而且他非常喜欢画画。“我非常享受这种感觉，”他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事实证明，绘画的难度比我想象的要小。”
他继续在各种艺术实验中跳来跳去，先支持后反对。比如，先是直言不讳地批评那些在画作里捕捉阳光的尝试，反过头来又把自己的画布摆在太阳底下。或者先是痴迷于色彩单调的作品中更深、更暗的黑色，然后就在一瞬间永远放弃了这个喜好，转而热爱那些生机勃勃的明艳色彩——他的180度大转弯极其彻底，以至于连描绘夜空时他都不用黑色了。他开始上钢琴课，因为他觉得音调可能会教给他一些色调的知识。
在他短暂一生中的最后几年，他也一直在四处游历，不仅仅是地理上的，也包括艺术上的。他终于放弃了成为绘画大师的目标，一个接一个地抛弃了此前认为极其重要的艺术风格，最后他都失败了。他创造了一种新的美术：即兴、大面积涂抹颜料、各种色彩喷薄而出，除了捕捉某些无限的东西，没有任何形式。①他想创作出每个人都能懂的艺术，而不是给那些接受过特殊训练的人创作傲慢的作品。他曾经反复尝试了很多年，试图精确还原人物的每一个细节，但是他失败了。现在他完全放弃了这种想法，他画中的人在丛林中行走，面部如同白板，手就像只有拇指能分开的那种连指手套。
他曾经需要活生生的模特在眼前才能绘画，或者用图片来描摹，现在他用的是心灵之眼。一天晚上，他从卧室的窗户向外眺望，看到了远处起伏的山峦，就像小时候观察小鸟和昆虫一样，他就这样看了几个小时的天空。当他拿起画笔，他把附近的小镇想象成一个小村庄，高耸入云的大教堂变成了乡村小教堂。夜空好似在旋转，前景中的深绿色柏树变成了庞然大物，像海藻一样在画布上卷曲着。
此时，距离他在比赛中被评委们贬低为“应该去跟十岁小孩一起学画画”只过去了几年。
在一系列的失败后，他创造了自己的新风格，他画的那幅星夜，还有他用新风格创作的大量画作，开启了美术的新时代，并且激发了新的美学观点和表现方式。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他每次花上几个小时就能创作出一幅实验作品，而这些作品日后变得价值连城——不管是文化意义上，还是金钱意义上，都是世界上最宝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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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森特·凡·高（Vincent van Gogh）就这样籍籍无名地去世了，这简直不可思议。在他去世的数月前，一篇评论欣喜若狂地赞美他为革命者，让他成了巴黎热议的话题。印象派的泰斗克劳德·莫奈（Claude Monet）——凡·高曾经忽视过印象派，也为之悲伤过，但启发了印象派的再发展——宣布，凡·高的作品是年度展览的精华。
考虑到通胀的因素，凡·高的四幅画作售价超过了1亿美元，而这些还不是他最有名的作品。现如今，他的作品出现在各种商品上，从袜子到手机壳，还有同名的伏特加品牌。但他的影响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商业范畴。
“因为凡·高，艺术家们的做法改变了。”艺术家兼作家史蒂芬·奈非（Steven Naifeh）告诉我。根据凡·高博物馆馆长的说法，奈非曾经和格雷戈里·怀特·史密斯（Gregory White Smith）共同撰写了有关凡·高的“最好的传记”。凡·高的画作就像通往现代艺术的桥梁，他的献身精神被广泛传播，没有任何艺术家或者任何一个人能够与之相比。从未参观过博物馆的青少年把他的作品贴在墙上；日本游客把祖先的骨灰留在他的坟墓里。2016年，芝加哥艺术学院把凡·高的代表性画作《卧室》（Bedrooms）三个版本一起展出——按照凡·高的说法，这些画的意义是“让大脑休息，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让想象力休息”。创纪录的观展人数迫使学院采取了临时客流管制策略，还用上了机场的那种快速通道。
如果凡·高不是在三十七岁而是在三十四岁去世（在他那个年代，荷兰的国民预期寿命是四十岁），他可能都不配拥有历史的脚注。画家保罗·高更（Paul Gauguin）也是如此，他曾短暂地与凡·高同住过一段时间，并且开创了综合主义画派——用粗线条把明亮的颜色隔开，放弃了传统绘画中色彩的微妙渐变。只有极少数艺术家的作品售价能突破1亿美元大关，高更也位列其中。他的职业生涯从一艘商船上起步，这一待就是六年，直到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职业：一名股票经纪人。直到1882年市场崩盘后，三十五岁的高更才成为一名全职艺术家。他的转行让人想起了J. K. 罗琳（J. K. Rowling）的人生转变。她曾经说过，自己在二十几岁时遭遇了“史诗级的失败”，不仅是个人生活，还有她的事业。一段短暂的婚姻突然“爆裂”，她变成了单身母亲，失去了教师的工作，只能靠救济金生活。就像当时在矿区的凡·高和市场崩盘后的高更一样，她也因为失败而“重获自由”，可以去尝试更符合自己天赋和兴趣的工作。
尽管上述几位名人都起步较晚，但是他们都获得了成功。要找出起步晚但能克服困难而取得成就的优秀人才的例子很容易。他们没有因为起步晚而成为例外，而起步晚也没有给他们带来不利影响，反而成了他们最终成功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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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质量”是一个经济学术语，经济学家用它来描述一个人的工作和其本身（包括能力和倾向）的匹配程度。西北大学的经济学家奥弗·马拉穆德（Ofer Malamud）有关“匹配质量”的研究灵感来自自身经验。他出生在以色列，他的父亲在一家航运公司工作。马拉穆德九岁时，全家搬到了中国香港生活，他进入了一所英国学校。英国的教学系统要求每个学生在高中的最后两年选择特定的学术专业方向来学习。“当年你要申请英国的大学时，你必须申请一个具体的专业。”马拉穆德告诉我。既然父亲是工程师，他觉得自己也应该选择工程机械专业。但在最后一刻，他决定不选任何一个专业。他说：“我决定申请美国的大学，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他的学业从计算机科学开始，但是很快他就意识到自己并不是这块料。所以在确定先学习经济学再学哲学之前，他测试了自己的成长样本。这段经历让他对专业化时机如何影响职业选择产生了长久的好奇。在20世纪60年代末，未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表示，在他的研究领域已经充分证明，高等教育提高了工人的生产力。但是经济学家忽视了教育在允许个人推迟专业化上的作用——利用教育，个人可以测试成长样本，即找到自己的角色以及自己适合的专业领域。
马拉穆德不能为了研究专业化时机就随机决定他人的人生轨迹，但是他发现在英国的学校系统中，有一个自然存在的实验。在他上学期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学生必须在上大学之前就开始专业化学习，这样他们才能申请专业的，或者说狭隘的大学课程。但是在苏格兰，学生在大学的前两年必须学习不同领域的课程，如果需要，也可以继续自己的样本测试过程。
在每一个国家，学生们在大学里所学的每一门课程都给学生提供了可以用在专门领域的对应技能，还有学生与该领域“匹配质量”的相关信息。如果学生能更早地集中精力，就会积累更多的技巧，从而能为薪资优渥的工作做好准备。如果他们先测试一番样本，晚一点再专注于某个领域，那么当他们进入求职市场时，特定领域的专业技巧就会变少，但是对适合他们能力和爱好的工作类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马拉穆德的问题是：在这场博弈中，谁通常能获胜？是早早就开始专业化的人，还是晚些开始专业化的人呢？
如果高等教育的好处只是为工作提供技能，那么较早开始专业化的学生在毕业后就不太可能转行到与本专业无关的领域：他们已经积累了很多专业化的职业技术，如果要转行，他们失去的也将更多；而如果大学能提供的关键好处是关于“匹配质量”的相关信息，那么较早开始专业化的学生最终会更频繁地转向与本专业无关的职业领域，因为在找到那个适合他们技能和兴趣的最佳匹配之前，他们没有时间去测试不同的匹配。
马拉穆德分析了以往数千名学生的数据，他发现，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大学毕业生总是比晚些开始专业化的苏格兰毕业生更有可能完全跳出他们的职业领域。苏格兰毕业生尽管因为专业技能略少而导致职业生涯初期的工资有些落后，但是他们很快就能赶上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毕业生。比起苏格兰的大学毕业生，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学生在毕业找到工作后更经常更换工作，即使他们不愿意转行——因为他们一直专注于这个领域。由于测试样本的机会太少，更多的学生在找到理想的道路之前就已经选择了一条狭隘的道路。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大学生过早地开始了自己的专业化之路，所以他们犯的错误也更多。马拉穆德的结论是：“匹配质量得到提升……比技能的损失更加重要。”也就是说，了解自己比了解技能更重要。探索不仅仅是教育中异想天开的奢侈，它亦是核心的益处。
更多的苏格兰大学生最终选择的专业是他们高中课程中不存在的领域，例如机械，这一点并不让人意外。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学生们早在高中就接触过有限的几个学科知识，在申请大学时，也只能在这有限的学科中选择自己的道路。这就像你在十六岁时就要被迫选择是否要跟你的高中恋人结婚一样。这在当时看起来是个好主意，但是当你阅历越丰富，再回头看时就觉得这个主意越糟糕。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成年人更容易和自己已经投身的事业“分道扬镳”，因为他们定下来得太早了。如果大家都能像对待约会一样考虑自己的职业生涯，那么便没有人会如此快速地确定关系。
对于那些转行的专业人士来说，不管他们是较早还是较晚开始专业化，转行都是一个好机遇。“你会失去一部分自己本来掌握的技能，这的确是一个打击，”马拉穆德说，“但事实上，你在转行之后却拥有了更高的增长效率。”不管专业化出现在什么时间，转行者都能利用经验来识别出更好的匹配结果。
经济学家史蒂芬·列维特（Steven Levitt）是《魔鬼经济学》（Freakonomics）的作者之一，他巧妙地利用了自己的读者群来完成一项实验。在“魔鬼经济学实验”的主页上，他请那些正在考虑改变自己生活方式的读者通过抛硬币做决定，当然，是页面上的虚拟硬币。如果抛硬币的结果是头像那面，就去改变生活；如果是反面，就维持现状。有20 000名志愿者参与了实验，他们正在苦苦思索的问题包罗万象：该不该文身？要不要试着网恋？或者是否要孩子？还有2186人权衡是否该换一份工作。②但是他们真的会相信这种一瞬间的决定就去冒险吗？对于那些抛硬币结果是头像的潜在跳槽者来说，他们的答案是：只要他们想变得更快乐一点，这就值得。六个月后，那些抛到头像面并换了工作的人总体上比那些没跳槽的人更加快乐。③按照列维特的说法，有些研究建议的“一些警示，例如‘成功者永不放弃，放弃者永不成功’，虽然是出于好意，但是实际上是极其糟糕的建议”。列维特认为，自己最重要的一项技能就是“愿意放弃”一个项目或者一整个研究领域，从而找到自己更为适合的匹配。
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名言“永不屈服，永不，永不，永不，永不”（Never give in, never, never, never, never）是一个时常被引用的比喻。但是，这句话的后半句总是无人提及：“除了那些我们坚信的荣耀和理智。”
劳动经济学家基拉博·杰克逊（Kirabo Jackson）的研究表明，即使是令人头痛的管理问题——“教师调整”也体现了转变的价值。他发现，老师在去了新的学校之后，在提升学生成绩上变得更有效率，这一变化与他们去成绩更好的学校无关，也不是因为有了更聪明的学生。“老师们倾向于离开那些与自己不太匹配的学校，”他总结道，“教师调整……实际上可以让我们更近距离观察教师与学校的最佳匹配。”
转变者就是成功者。这似乎和那些关于放弃的陈词滥调完全对立，和现代心理学中的新概念也完全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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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安琪拉·达克沃斯（Angela Duckworth）曾经做过一个关于“放弃”的著名实验。她试图预测哪个新生会退出美国陆军军官学院（西点军校）的基本训练和入门课，这个阶段传统上被称为“野兽军营”。
六周半严酷的体能和心理训练旨在把暑假中的少男少女转变成吃苦耐劳的军官。所有学员必须在早上五点半就列队集合，开始跑步或健身操练习。在军营食堂吃早餐时，新入学的学员，或者叫“一年级生”，必须在自己的椅子上端端正正坐直，把食物送进自己嘴里，而不是低头面对餐盘吃饭。高年级的学生会接二连三地向他们提出问题。“奶牛怎么样？”这是“还剩多少牛奶？”的简略表达。一年级生要学着回答：“长官，奶牛走路，奶牛说话，奶牛积累了不少东西！这种从雌性牛类身上提取的乳制品非常高产，到了N度！”N代表餐桌上剩余的牛奶盒数量。
剩下的时间，他们要在课堂教学和体能活动中度过，例如在充斥着催泪瓦斯的无窗房间里摘掉面罩，忍受着脸部灼痛的同时还要复述自己的所见所闻。呕吐是孬种的表现，当然也不会被阻拦。每天晚上十点熄灯，这样第二天一早就可以重新开始。对这些新入学的学生士兵来说，这段时间的士气最不稳定。想进入这所学府，所有的学生必须足够优秀，其中很多人还是出色的运动员，大部分人的申请程序中还包括了国会议员的提名。偷懒的人是进不了“野兽军营”的。当然，有些已经入学的人在第一个月还没结束时就离开了学院。
达克沃斯了解了“候选人整体评分系统”，其中包括一堆标准化的考试成绩、高中时期的排名、体测结果以及学生展示出的领导力——领导力这一项在录取时是最重要的一点，但是在预测谁会在完成“野兽军营”挑战前就退学时，这一系统毫无用处。通过与在各个领域都表现很好的人交谈，达克沃斯决定研究激情与坚持，她聪明地把两者的结合称为“恒毅力”。她设计了一套自测表，可以测量到“恒毅力”的两个组成部分。一部分是基本职业道德和适应能力，另一部分是“兴趣的连贯性”——也就是方向，明确地了解自己想要什么。
2004年，在“野兽军营”开始时，达克沃斯给1218名新入学的学生发放了关于“恒毅力”的调查表。调查一共有12项陈述，学生们被要求从5个不同程度中选择出最符合自己状态的一项。有些陈述很明显只和职业道德相关（“我是勤奋的劳动者”“我很勤奋”）。其他陈述探讨的是坚持或者专一目标（“我经常设定一个目标，但是之后会选择追求另一个目标”“我每年的兴趣都不一样”）。
“候选人整体评分系统”无法正确预测谁会退出“野兽军营”，而“恒毅力表”在这一预测上表现得更好。达克沃斯把这一研究扩展到了其他领域，例如斯克里普斯全国拼字大赛（Scripps National Spelling Bee，又称全美拼字大赛）的决赛。她发现，语言智商测试和恒毅力测试两者都可以预测拼写者在比赛中的成绩，但是两者是分开起作用的。如果既拥有超高的语言智商，又拥有恒毅力，这是最好的，但是，缺乏恒毅力的拼写者可以用较高的语言智商来弥补，而语言智商略低的拼写者可以用恒毅力来挽救。
达克沃斯的趣味实验催生了一项家庭手工业，而且是数量庞大的家庭手工业。体育团队、《财富》（Fortune）评选的世界500强公司、特许学校④网络和美国教育部都开始大肆吹捧恒毅力，并且试图推而广之，甚至开始测试。达克沃斯凭借这一研究获得了麦克阿瑟天才奖，尽管获此殊荣，她还是在《纽约时报》专栏认真地回应了公众对于恒毅力的热情。“我担心，自己无意中支持了我自己极力反对的想法：高风险的性格评估。”她写道。然而，这还只是恒毅力研究被无证据发展或者夸大的部分表现。
实际上，根据西点军校的“候选人整体评分系统”选出学员，这其实是统计学家所说的“全距限制”问题。也就是说，因为学员是“候选人整体评分系统”选出来的，被选中的学员在这一系统的测量结果高度相似，而这些高度相似的人都被抽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比起已经在选择过程中的变量，那些不属于选择过程的变量会突然变得更加重要。我们拿体育来举个例子，这就好比要研究篮球运动中的成功者，但研究的对象只有NBA（美国职业篮球联赛）球员。研究可能表明，身高不是成功的重要预测指标，但决心是。当然了，NBA已经从更广泛的人口中选出了个子高的人，所以这项研究中的身高范围其实是受到了限制。所以，这种抽样方法让身高这一因素看起来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它事实上非常重要。⑤同理，把恒毅力和其他特质用在预测西点军校学生和全美拼字大赛参赛者的表现，相比用于预测其他限制较少的人群时，结果也有所不同。如果真的用随机抽样来选择高中毕业生，再用西点军校的“候选人整体评分系统”来评估，而不是直接用已经被西点军校录取的学员作为评估对象，那么身体素质、成绩和领导经验可能会更准确地预测他们在“野兽军营”期间的毅力表现，也许比恒毅力测试预测得更准。值得表扬的是，达克沃斯和她的合著者指出了研究中的问题——通过高度预选而获得的实验的群体，“我们必然限制了研究的外部效度”。
不管恒毅力测试的分数如何，绝大部分一年级生都完成了“野兽军营”的训练。达克沃斯研究的第一年中，全部1218名一年级生中有71人退学。2016年，1308名一年级生中有32人退学。更深层的问题是，退学实际上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校友们告诉我，学员退学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是在“野兽军营”期间，有的是在此之后。“我觉得，对于那些智力超群但体力欠佳的孩子们来说，这段训练为期很短，他们容易坚持下来，再进入学习学术知识的阶段。对于那些体力条件更佳的孩子，‘野兽军营’会成为他们此生最美好的经历之一。”曾在阿富汗担任情报官员的09级校友阿什利·尼古拉斯（Ashley Nicolas）说道。有些学员是在完成了“野兽军营”之后才发现自己的能力和兴趣与西点军校并不匹配。“我记得，在第一学期结束后，有更多的人选择了退学，是因为他们在学业上无法坚持。更早离开的人要么非常想家，要么就是发现自己并不适合这里。后者中的大部分是那些被逼迫进入西点军校的学员，来到这里并非是他们自己的意愿。”换句话说，那些在“野兽军营”期间就退学的少数学员，他们中的一些人并不是因为缺少毅力和坚持，而只是回应了匹配质量的结果——他们与学校并不合适。
同样地，有些人开始为了全美拼字大赛背诵词根，随后发现这并不是他们理想的业余活动。这可以算是恒毅力的问题，当然也可以是对匹配质量信息的回应，而这种信息如果没有经过尝试是收集不到的。
罗伯特·A. 米勒（Robert A. Miller）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经济与统计学教授，他把进入军校的决定当作一次重要的职业选择，并且把职业匹配比作“多臂强盗过程”。老虎机俗称为“单臂强盗”，而“多臂强盗过程”指的是一个假想的情形：赌徒孤身一人面对整排的老虎机，每次拉杆，每台老虎机都有自己的回报率。赌徒的挑战就是测试各台老虎机的回报率，进而找到分配赌资的最佳方式，以获得最多回报。米勒发现，确认匹配质量的过程和“多臂强盗过程”是一样的。一个人起初并无知识，需要尽快通过各种可能的路径来获得信息，逐步筛选出自己的决定，确定精力应该分配到何处。他写道，有一个词叫“年少无知”，描述的就是青年人倾向于选择有风险的工作，但是这根本不是无知，这其实是非常理想的情况。比起年长的劳动者，他们缺乏经验，所以他们选择的第一条路就应该是高风险、高回报的，并且具有较高的信息价值。试图成为一名专业运动员或者专业演员，抑或是创立一个回报颇丰的企业，这些都很难成功，但是这样做的潜在回报是极高的。正因为有了连续不断的反馈和毫不留情的淘汰过程，这些“试水者”很快就会发现他们自己与这份工作是否匹配，至少和那些没有连续反馈的工作比起来还有这点好处。如果他们觉得匹配程度太低，他们会去尝试其他领域，继续获取关于现下选择和自身的更多信息。
赛斯·戈丁（Seth Godin）关于职业选择的作品在全世界都颇具人气，他在一本著作中批评了“放弃者永不成功”这种想法。戈丁认为，所谓的“成功者”——总的来说，就是那些在自己领域达到顶峰的人——退出得很快，而且当他们发现预期计划并不是最佳匹配时，他们也没有因此而郁郁寡欢。他写道，当我们执着于“那些没有勇气去放弃的任务时，这才叫失败”。只因为追求目标有困难就放弃，戈丁很明显是不支持这种做法的。面对困难，努力坚持，这是任何一个想走得长远的旅行者的竞争优势，但是戈丁认为，知道什么时候该放弃是一个巨大的战略优势，每个人在开始冒险之前，都应该列举一下在哪种情况下自己需要放弃。戈丁说，重要的是要适应现实——转行是只因缺乏毅力，还是敏锐地察觉到有更好的匹配在等你。
要研究“多臂强盗”在放弃行为中的应用，“野兽军营”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案例。一群优秀的学员，每个人都毫无半点军事经验，可以说，他们是在拉西点军校这台老虎机的“拉杆”。也就是说，他们开始了一项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从第一周开始，学员们就能获得自己是否适合部队纪律的大量信号。绝大部分学员都坚持下来了，但是想让如此庞大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理解自己正在参与什么，这显然不现实。那么，已经退学的人是不是应该坚持完成学业？也许吧，如果他们只是因为一时的畏惧而退学，而不是根据新的信息评估了自己未来的军旅生涯。但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很可能会有更多人早早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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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西点军校的学员都必须承诺毕业后在部队服役5年，作为回报，每位学员都可以得到由纳税人资助的约50万美元的奖学金。这也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军方大为光火的原因——当时，大约一半的毕业生在服役满5年之后就离开了部队，也就是说，他们刚刚符合要求，就立即离开了。培养一名训练有素的军官，其成本就需要5年的时间。3/4的学员在服役满20年之前离开了部队，如果能够坚持服役满20年，那么他们在40岁出头就可以享受终身养老金。
美国陆军战略研究所（Army’s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在2010年发表了一部专著，警示陆军军官队伍的前景“因一路走低的投资回报率而黯淡，连级军官的留任率暴跌就是明证”。
西点军校的学员通过了“野兽军营”的考验，也完成了颇具挑战性的学业，然后就离开了，这个退出比例是所有军校中最高的——比预备役军官训练营（非军事院校的学生参加的军官训练营）或者候补军官学校（训练那些大学毕业的普通人或应征士兵成为军官）都要高。而最近的研究发现，对军官训练的投资与回报大大相反：候补军官学校的学员服役的时间最长，排名第二的是预备役军官训练营那些没有任何奖学金的学员，随后是预备役军官训练营拿到两年奖学金的学员，再然后是预备役军官训练营拿到三年奖学金的学员，排名末尾的是西点军校毕业生和预备役军官训练营拿到全奖的学员。部队越是觉得某位学员会成为未来的成功军官，就越愿意在其身上花钱，这位学员就越有可能以最快速度离开。部队的目的是培养未来的高级军官，而不仅仅是野兽军营的“幸存者”。从军事角度看，这所有的一切都事与愿违。
西点军校学员的退出比例如此之高，让一位军方高层认为西点军校事实上是在培养“逃兵”，他宣称，军队应该减少投资这种“教会学员离开部队的机构”。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是西点军校还是预备役军官训练营，他们都没有教导自己的学员离开军队。那么，是学员们突然失去了让自己通过“野兽军营”考验的恒毅力？也不是。一本专著的作者们——一位少校、一位退役中校和一位上校，他们都曾经或现在是西点军校的教授——查明了真相，问题的本质还是匹配质量问题。军方认为哪一位未来军官的技能越熟练，就越有可能给谁奖学金。随着这些勤奋又有天赋的奖学金获得者不断进步，成为年轻的专家，他们会逐渐意识到自己在军队之外还有更多的职业选择。最终，他们决定告别军营，去尝试其他行业。换句话说，他们在二十几岁的年纪就了解了自我，作为回应，他们做出了关于匹配质量的一系列决定。
在20世纪80年代，西点军校原本就漏洞百出的军官输送制度开始大面积地暴露问题，而此时正好是美国向知识经济转变的转型期。到了千禧年，漏洞已经变成了激流。军队开始为留任的军官提供奖金——只要下级军官同意再多服役几年，他们就能获得现金收入。这笔开支花费了纳税人5亿美元，结果证明是一笔巨大的浪费——本来就打算留下的军官拿到了奖金，而原本就打定主意要离开的军官也没有为这笔钱而留下来。美国陆军得到了一个惨痛的教训：问题不是出在钱上，而是出在匹配上。
在工业时代，或者是“公司人”时代，正如专著作者们的说法：“公司都是高度专业化的。”通常情况下，公司雇员重复处理着同一套挑战。当时的文化——养老金非常好赚，而换工作可能被视为缺乏忠诚度，以及专业化，这些都是劳动者离开公司转向其他事业的阻碍。不仅如此，当雇员们始终面对着友好学习环境时，他们只要不断重复经验就能获得进步，公司几乎没有从外部招聘的动机。到了20世纪80年代，公司文化开始转变。知识经济创造了“空前的需求……需要那些拥有概念化技能并且会创造知识的雇员”。广泛的概念化技能如今在各种工作中都能发挥作用，并且突然之间控制了职业轨迹的转变——雇主从内部发现晋升途径，而雇员可以放眼外部世界，好发掘大量的机遇和可能性。在私营经济领域，劳动者为了追求匹配质量而寻觅职位，高效率的人才市场很快应运而生。世界已经变化，然而陆军部队的做法还停留在工业时代。
西点军校的教授们解释，陆军部队和许许多多的官僚机构一样，错失了匹配质量市场。他们写道：“西点军校没有匹配质量的市场机制。”当下级军官改变了人生方向，离开了部队时，这不代表他失去了动力。这种行为释放出的信号是，个人发展的强烈意愿已经彻底改变了其成为军官的目标。“我还从没见过任何一个离开部队的同学感到后悔的。”前情报官员阿什利·尼古拉斯说。在离开了情报官员的岗位之后，阿什利成了一名数学老师，后来又当上了律师。她补充道，所有离开部队的人都对这一段军旅经历心怀感激，即使军人没有成为他们的终身职业。
个人对高匹配质量的需求飞速增长，私营经济领域已经做出了相应调整，而陆军部队只是一味地砸钱。虽然如此，还是有一些微妙的变化开始出现。部队中的大部分层级都发现了灵活匹配带来的成功。“军官职业满意度计划”旨在帮助那些有奖学金的预备役军官训练营学员和西点军校毕业生更好地掌握自己的职业发展。作为对额外服役三年的回报，这一项目增加了能够选择职业方向（步兵、情报、机械、牙科、金融、兽医、通信技术及其他众多方向）或者自行选择地理位置的军官数量。给下级军官砸钱的策略遭遇惨败，而注重匹配质量的策略获得了成功。在这一项目的前四年，4000名学员同意延长他们的服务承诺，换取了选择的机会。
这只是一小步。2016年，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Ashton Carter）访问西点军校，在参加学生会议时，他被学生们对未来的担忧所淹没——职业道路僵化死板，并且学校不允许学生根据自身的发展来调整。卡特承诺会彻底重整部队“工业时代”的人事管理方法，从严格的“非升即走”模式转变为允许军官在成长过程中提升自己的匹配质量。
当西点军校的学员还是刚从高中毕业的学生时，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技能，也从未接触过海量的职业选择，他们很可能在“恒毅力表”的陈述“我经常设定一个目标，但是之后会选择追求另一个目标”下面轻易地选择“我完全不是这样”的选项。几年之后，学员们更加了解了自己的技能和喜好，放弃了恒毅的路线，决定追求另一个目标，这才是一个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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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毅力研究在直觉上非常吸引我。在“恒毅力”这个词非科学、口语化的语境中，我感觉自己的“恒毅值”还是很高的。在一所规模很大的公立高中练过田径、橄榄球、篮球和棒球之后（我只有5英尺6英寸高）我进入了大学校园，以800米运动员的身份加入了能够参加一级联赛⑥的学校田径队。
在大学一年级，我的800米成绩不是校队里较差的——我就是那个最差的，而且是压倒性的最差。但是我还能一直跟队训练，因为只要没被选中，就不用随着队伍到各地去参赛，自然也就不会产生任何开销，新入队时领到的球鞋也没值几个钱。春假期间，被选中的队伍到南卡罗来纳州去训练了，我没回家，选择留在了安静得有些异常的校园里，心无旁骛地训练。我在田径队坚持了噩梦般的两年——惹人呕吐的练习和伤害自尊的竞赛——优秀的运动员不断退出，新人取而代之。当时有很多个日子（持续了很多星期、整个月或是三个月），我都觉得自己应该退出田径队。但是我逐渐发现了适合自己的训练方式，我的成绩也在提高。在大学四年级的赛季，我的室内赛成绩跻身学校纪录的前十名，两次参加全东部的比赛，在打破全校纪录的接力中，我是其中一棒。我的班上唯一一位保持着全校纪录的同学就是我坚毅的室友，而其他人早已退队。和我们同一年加入田径班的同学几乎都退出了。搞笑的是，我获得了古斯塔夫·A. 耶格尔（Gustave A. Jaeger）纪念奖，这一奖项是表彰那些“面对非同寻常的挑战和困难，还能获得非凡成就的”运动员——而我的“非同寻常的挑战和困难”就是我起初最讨厌的那些东西。在颁奖仪式后，几乎从未和我直接说过话的总教练（我只是个未被选中参赛的普通队员）说，他对我在一年级时只能观看别人训练感到抱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