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其实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每个团队中都有这种事情发生。但是我觉得，这种情形是我工作方式的象征。尽管如此，我在恒毅力表的得分与美国成年人整体平均分数相比，能排在整体的50%水平。在评估自己是否是一个不惧挫折的勤劳工作者时，我得到了不少分数，但是承认“我每年的兴趣都在变化”，我又丢了不少分。此外，我和许多西点军校的毕业生一样，有时候会“设定了一个目标但是之后会追求另一个目标”。十七岁的我非常乐观，认定自己会进入美国空军学院当飞行员，然后当宇航员，那时的我如果做了恒毅力测试，得分肯定是名列前茅。我大概会一路跑到芝加哥地区的国会议员西德尼·耶茨（Sidney Yates）那里请他同意提名我入学。
但事实是我一项都没做，在最后关头，我改变了主意，决定到其他地方去学习政治学。我上了一门政治学课程，最后从地球与环境科学专业毕业，还辅修了天文学，我很笃定自己会成为一名科学家。在大学期间和毕业后，我一直在实验室埋头工作，但是我发现自己并不是那种终其一生只研究出一两样新鲜事物的人，而是那种希望一直学习新东西并与人分享的类型。于是，我从科学界转到了新闻界。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纽约市当夜班记者，专门报道社会新闻。在《纽约每日新闻》上，午夜到早晨10点可没什么好事发生。随着对自我认知的不断深入，我的目标和兴趣也一直在变化，直到我从事了一个以发掘广泛兴趣为本的行业。当我后来在《体育画报》工作时，那些目标坚定的学生们可能会问我，想去《体育画报》工作，是念新闻系好还是英语系好。我告诉他们，我也不知道，但是学统计或者学生物也都没问题。
我不觉得自己的激情和适应能力随时间推移而减退，也不认为那些离开西点军校的学员失去了当初把他们带到西点的动力。对于那些试图通过严格的“野兽军营”考验的学员，或者一些要参加拼字比赛的学生或选手，如果用“恒毅力表”来预测他们的表现，是非常有预测价值的，这一点我表示理解。年轻人的目标总是被其他人制定的，或者至少是从有限的目标列表里选出来的，他们最大的挑战其实是，在追逐目标时能否始终保持着激情和适应能力。同理，800米的选手面临的挑战是一样的。体育类目标中最具说服力的部分就是它足够直观，并且容易测量。在2018年冬奥会的最后一周，曾经获得2006年冬奥会花样滑冰亚军的萨沙·科恩（Sasha Cohen）给退役的运动员们写了一篇建议恳切的专栏。“奥林匹克运动员需要明白，生活中的规则和体育中的规则不一样，”她这样写道，“的确，每天为了完成一个首要目标而努力，这说明你拥有坚毅、决心和适应能力。但是，能让自己全身心地从比赛中抽离更是等待着你的全新挑战。所以，在你退役之后，去旅行，去写诗，去开创自己的事业，在外面待久一点，大可花时间去做那些没有清晰的最终目标的事情。”面对更广阔的职业选择，一开始就能找到高匹配质量的目标，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为了坚持而坚持，就会变成阻碍。
最近，盖洛普公司调查了来自150个国家的20多万名劳动者，其中85%的人要么“未投入”地工作，要么“积极地脱离工作”。按照赛斯·戈丁的看法，在这种情形下，退出比随波逐流地混日子需要更多勇气。赛斯·戈丁发现，人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相信了“沉没成本”这种谬论。我们已经在某些东西上投入了时间或金钱，于是就不愿意离开它，离开就意味着我们浪费了自己的时间或金钱，即使它们已经消失了。玛利亚·康尼科娃（Maria Konnikova）是一位作家，同时也是哲学博士和专业的桥牌玩家，她在《骗局设计原理》（The Confidence Game）⑦这本书中解释了沉没成本的思维模式到底有多根深蒂固：连骗子都知道，先让自己的目标帮点小忙或是投点小钱，然后再狮子大开口。只要受骗者开始投入精力或金钱，他（她）就会继续投入，而不是离开这些沉没成本。受骗者的投入越来越多，已经远超自己预想的程度，在理性的旁观者看来，灾难已经近在眼前。“人们投入得越多，甚至损失得越多，”康尼科娃写道，“因此坚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时间就越长。”
史蒂芬·奈非花费了十年时间来研究凡·高的人生，所以我请他代表凡·高来完成恒毅力测试表。凡·高的职业道德是自己信仰的延伸。他沉迷于父亲多洛斯·凡·高在布道时使用的播种的情景：人必须先耕耘，之后才能有收获。多洛斯·凡·高在布道时说：“想想那些被目光短浅的人忽略的领域吧。”凡·高想起了这个情景。奈非和史密斯写道，那是“面对逆境时坚持不懈的完美例子”。文森特·凡·高在做每一份工作时都相信，只要自己比周围的每一个人都努力，自己就会成功。但是后来他都失败了。他的兴趣不断变化。即使后来他决心成为一名画家，他也是把全部精力投入一种风格或媒介上，然后很快就完全放弃。奈非和史密斯给凡·高这种易变的激情起了一个优雅的名字：“坚持改变的理念”。在恒毅力表中，“我非常沉浸于某个想法或项目，但只能坚持很短的一段时间，很快我就会失去兴趣”这一描述，就是凡·高的最好写照，他的一生都是如此，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确定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并使其创造性地爆发。凡·高是匹配质量最优化的典型，是罗伯特·米勒“多臂强盗过程”的真人版。他用疯狂的强度测试各种选项，最大限度地尽快获取他是否适应这一领域的信号，然后再跳转到其他领域，不断地复制这种做法，直到他曲折地走到一个别人从未到过的领域，一个只有他自己擅长的领域。凡·高的恒毅力表测试（按照奈非的评估来填写），在勤奋工作一栏得分很高，但是在坚持某一目标或项目上的得分很低。他的成绩排在总分40%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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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7年开始，我非常荣幸地受到了帕特·蒂尔曼基金会的邀请，和退伍士兵们一起审核该基金的申请者。引言中提过，该基金会为退伍军人、现役军人和军人家属提供奖学金，我从2015年开始就在基金会发表演讲。有很多申请人正是野心勃勃的西点军校校友。这些申请都写得文采飞扬，启迪人心。几乎每个申请者都谈到了在阿富汗经历的教训，或者是在国内参与飓风救援队，或者是在重压之下担任翻译，或者是作为军属一次又一次地迁徙并帮助其他军属，或者是对军事冲突的某些方面和官僚体系失灵而感到愈发失望。问题的关键是：一些出乎意料的经历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新目标，或者发掘了他们以往未被发现的才能。
获得了资助的申请者成为蒂尔曼学者团体的一员，他们是成绩斐然的一群人，却因为比同龄人晚一些改变方向而忧心，也正是他们激发了我对于本书的灵感。讨论“晚一步专业化”其实是他们宣泄焦虑的一种方式，他们因为自己做过、学习过的东西而充满感激，却又因为花时间做过、学习过这些东西而充满焦虑。
我想每个头脑正常的人都会看重激情和坚持的作用，也不会认为经历了糟糕的一天就是暗示自己应该放弃。但是，如果认为兴趣的改变，或者关注点的重新调整是缺陷和竞争劣势，这就陷入了简单的、一刀切式的“老虎·伍兹式”故事了：选中了就得坚持下去，越早越好。对于改变人生方向的经历，比如像凡·高习惯性地转变，或者像西点军校的毕业生们从知识经济的曙光初现就一直在做的那样，他们的反应可能不够利落，但是非常重要。这涉及一种特定的行为，它可以帮助你增加找到最佳匹配的可能性，但是乍一看却像是一种糟糕的人生策略：短期规划。
① 他在给弟弟的信中用法语写道，真正留下的东西蕴藏在逝去的东西中。——作者注
② 这让换工作一时成了最热门的问题。——作者注
③ 在一份更详细的分析中，列维特指出，抛硬币的结果确实影响了人们的决策。同样都打算换工作的人，抛到头像面的人比抛到反面的人更容易换工作，当然了，不管抛硬币的结果如何，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些听从了硬币指示的人，抛到头像那面（并换了工作）与他们后来的幸福感存在因果关系。——作者注
④ 经政府允许，有税款资助，并由教师和家长等管理的学校，但是不一定按照城市或州的规定来办学——译者注。
⑤ 几年后，研究篮球的科学家会发现，如果只把NBA球员当作研究对象，球员身高与得分成反比。如果科学家意识不到NBA之外的人都被过滤掉了，他或她可能建议家长们都生矮个子孩子，因为他们可以在NBA中得分更多。——作者注
⑥ 一级联赛是全美大学体育总会（NCAA）设置的代表大学体育最高水平的比赛——译者注。
⑦ 这本书已由后浪出版公司出版。——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