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自身更多可能
弗朗西斯·赫塞尔本（Frances Hesselbein）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山区长大，那里的人们大多在钢厂和煤矿工作。“在约翰斯敦，说5:30就是5:30。”这是她的口头禅。所以，那些在她曼哈顿办公室外排队的执行官、军官、立法机关成员如果想获得时长完整的领导力咨询，最好能够准时到。虽然她已经度过了一百岁的生日，然而每个工作日，她还是出现在办公室，处理那些做不完的工作。赫塞尔本喜欢给来访者介绍自己的四个专业职位，这些职位不是主席就是首席执行官，而且这四个职位都不是她主动申请的。事实上，她试图拒绝过这四个职位中的三个。当她猜测命运会把自己带向何方时，她总是猜错。
高中时期，她梦想成为一名剧作家，过上学究式的生活。中学毕业后，她进入了匹兹堡大学初级学院学习。她喜欢尝试不同的课程，但是在她大学一年级时，父亲一病不起。当时的赫塞尔本十七岁，是三个孩子中的老大。父亲过世时，她轻抚着父亲的面颊，又亲吻了父亲的额头，发誓会照顾好这个家。上完了这个学期，她就辍学了，来到宾夕法尼亚交通公司百货商场做广告员助理。
赫塞尔本很快便结婚了，儿子出生时正好赶上丈夫约翰在为“二战”时的美国海军服务。约翰当时的工作是战斗机组的摄影师，回到家乡后，他建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从拍摄高中生肖像到拍摄纪录片，工作室承揽各类业务。赫塞尔本有一项内容多变的工作，就是“给约翰帮忙”。当一位顾客要求狗的照片看起来像一幅油画时，她抄起颜料就开始上色，诸如此类。
赫塞尔本喜欢约翰斯敦多元化的生活，但是这里也有丑恶的一面。作为新成立的宾夕法尼亚州人际关系委员会（Human Relations Commission）的一员，约翰报告了约翰斯敦的种族歧视现象，如理发店拒绝给黑人顾客剪发。“我没有给黑人剪发的合适工具。”理发师这样抱怨。约翰的回应是：“那你就去买合适的工具。”当约翰报告一位老师把两个黑人小朋友踢出操场时，这位老师把约翰叫作“叛徒”。赫塞尔本认定，一个重视包容的社区应该在面对这个问题时回答“是”——“当他们注视我们时，他们能否在我们的眼中找到自己？”
赫塞尔本三十四岁时，社区里一位德高望重的女士来到她家，请她以志愿者身份领导女童子军第十七队。之前的领导者去印度当传教士了，而其他的邻居都拒绝了这一请求。赫塞尔本也拒绝了，而且是连续拒绝了三次。她有一个八岁的儿子，她说自己对教育女孩一无所知。最后，这位女士告诉赫塞尔本，这三十名十岁的女孩来自普通家庭，她们在教堂的地下室聚会，如果没有合适的领导者，这队女童子军会就此解散。赫塞尔本答应临时领导她们六个星期，直到找到真正合适的领导者。
作为准备，她阅读了女童子军的相关资料。她了解到，女童子军组织成立八年后，美国的女性才可以参加投票，组织的创建者告诉女孩们，她们可以成为“医生、律师、飞行员或者热气球手”。赫塞尔本回想了一下自己在二年级时的情景：当她说自己想成为飞行员时，同学们哄堂大笑。所以，她来到了教堂地下室开始了这项为时六周的任务。结果，她在女童子军第十七队一待就是八年，直到她们从高中毕业。
在此之后，赫塞尔本一直在女童子军机构担任各类职务，而这些职务都不是她主动申请或者打算要一直担任的。直到四十多岁，她才第一次出国，去希腊参加国际女童子军的会议。而后她去了更多的地方——印度、泰国和肯尼亚。赫塞尔本发现，她喜欢当志愿者。
她被要求领导当地的联合之路（United Way）①活动，在当时，人们对这样的职位一无所知，就像曾经对女飞行员的工作一无所知一样。这是一份志愿工作，赫塞尔本觉得自己也不会失去什么。但是，当她任命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在当地的分会会长做她的副主席时，联合之路的主席突然觉得，这不太稳妥，他最好得跟伯利恒钢铁公司确认一下，因为伯利恒钢铁公司正是联合之路的主要赞助者之一。赫塞尔本很快站稳脚跟，并且得到了伯利恒钢铁公司和钢铁工人联合会的支持。那一年，宾夕法尼亚州的小城约翰斯敦是联合之路募捐活动中人均捐款最多的城市。当然，这也是赫塞尔本眼里的临时角色，第二年她就不再担任这一职位了。
1970年，三位约翰斯敦的商业领袖邀请赫塞尔本共进午餐，他们都是女童子军的赞助者。他们告诉她，当地女童子军委员会的新任执行董事已经选好了。上一任执行董事已经离任，留下了陷入严重财政危机的女童子军委员会。
“这真是太好了，谁是新的执行董事？”赫塞尔本问。
“你。”他们回答。
“我不会把这个变成专职工作，”她告诉他们，“我只是一名志愿服务者。”
三位商界精英中，有一位在联合之路的董事会任职，他告诉赫塞尔本，如果她不接受这份工作，改善财政问题，那么联合之路就会停止与女童子军的合作关系。她同意了，但是任期只有六个月，任期结束就会由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来接任。在五十四岁那年，她口中的第一份专职工作开始了。她如饥似渴地阅读管理学书籍，一个月后，她意识到这项工作正适合自己，于是她在这个职位又待了四年。
但是，即使她的工作进展顺利，整体组织却深陷危机。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美国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女童子军却原地踏步。为上大学和走上职场做准备的女孩的数量是前所未有的；在一些复杂棘手的问题上，比如性和毒品，她们需要相关的常识。当时的女童子军组织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机中，注册会员的数量呈断崖式下跌。首席执行官的职位已经空缺了几乎一整年。1976年，寻找合适首席执行官的团队邀请赫塞尔本到纽约面试。女童子军的历任首席执行官都拥有令人叹服的领导资历——多萝西·斯特拉顿（Dorothy Stratton）不仅是海军上校，同时是一名心理学教授、大学系主任，还是美国海岸警卫队女子后备队的创始人，而且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位人事主管。最近一位首席执行官是塞西莉·坎南·塞尔比博士（Dr. Cecily Cannan Selby），她十六岁就进入了拉德克利夫学院，随后利用她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博时的物理生物学知识将战时的科技应用于细胞研究。塞尔比的国家级组织领导职位横跨工业和教育领域。当时的赫塞尔本只是约翰斯敦当地的女童子军领导者，在美国有355个跟赫塞尔本职位相同的人，她不过是其中之一。她原本也计划在宾夕法尼亚度过自己的一生，所以她礼貌地拒绝了这次面试。
但是她的丈夫约翰接受了。约翰说，她可以拒绝这份工作，但是他会开车送她去纽约，她应该去当面拒绝。因为她对这个职位并无兴趣，所以，当委员会请她描述假设成为首席执行官后的计划时，她表现得非常轻松。赫塞尔本描述了如何彻底转变墨守成规的组织：重新设计活动，保持与社会步调密切相关——重视数学、科学和技术；取消层级制的领导结构，取而代之的是“环形管理方式”——各级别的工作人员不再是梯子上一级一级的阶梯，而是同心圆手链上一颗颗的珠子，每个人都有多种渠道把地方委员会的想法传达给处在中心的国家级决策者；最后，女童子军要具有包容性：当任何背景的女孩看到女童子军时，她们都必须能从中看到自己。
1976年7月4日，赫塞尔本来到纽约，正式就任拥有三百万会员的女童子军组织首席执行官。原本不容置疑的标准手册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四本不同的手册，每一本都针对特定的年龄段而制定。她聘请了艺术家来设计手册，她的要求是：在阿拉斯加的浮冰附近，六岁的土著女孩翻阅手册时，她最好能看到书中穿着女童子军制服的女孩和自己非常相像。赫塞尔本还委托专人进行信息传递方面的研究，旨在邀请所有家庭背景的女孩都参与女童子军。最终，女童子军组织设计了充满诗意的营销海报。其中一幅海报的目标受众是美洲原住民，上面这样写道：“你们的名字始终在历史长河上。”
赫塞尔本被告知，多元化是重要的，但是针对其发展变化要有万全准备。要先解决组织的问题，再考虑多元化问题。但是，赫塞尔本认为，多元化是组织的首要问题，所以她决定要进一步采取措施。她组建了一个领导团队来代表她的目标受众，并且把组织的一切都进行了现代化革新，从使命宣言到奖励徽章，都做了重新设计。现在，数学和个人计算机都有了相应的徽章奖励。她做出了一个痛苦的决定：把志愿者们和工作人员从少年时期就喜欢的露营地出售，因为这些露营地的使用率不高。
赫塞尔本在首席执行官的职位上一干就是13年。在她的领导下，少数族裔的会员数量增加了两倍；女童子军增加了25万名成员和超过13万名的新志愿者。女童子军饼干业务每年增长超过3亿美元。
1990年，赫塞尔本从女童子军组织退休。备受尊敬的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称赞她为全国最优秀的首席执行官。“她可以管理美国的任何一家公司。”德鲁克说。数月之后，通用汽车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退休了。当《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询问德鲁克通用汽车下一任首席执行官会是谁时，德鲁克的回答是：“我会选择赫塞尔本。”
1990年，就在她退休的第二天早晨，赫塞尔本接到了一通意料之外的电话，电话另一头是美国互助人寿保险公司的主席，询问她何时可以去看看她在第五大道的办公室。她已经是公司董事会的一员了，而且公司已经决定请她到公司任职；她可以随后再决定如何处置这间送给她的办公室。当时的她已经习惯了在没有明确的长期计划下继续前进，因为在她的整个人生过程中，她已经逐步把一切都弄清楚了。
赫塞尔本决定为非营利组织管理成立一个专门的基金会，把那些最好的商业实践引入社会企业。她会在该基金会董事会任职，但是她已经在宾夕法尼亚州购置了一处房产，她计划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写一本书。基金会的创始团队邀请彼得·德鲁克出任荣誉主席。他同意了，条件就是赫塞尔本要担任首席执行官。写书的事情只能暂时搁置了。赫塞尔本曾经掌管着全世界最大的女童和女性组织，在卸任六周后，她成了一个基金会的首席执行官，而这个基金会既没有钱也没有资产，只有一间免费的办公室，不过这已经足够她白手起家。她建立了自己的员工队伍，现在正忙着运营弗朗西斯·赫塞尔本领导力学院。
赫塞尔本连大学都没毕业，但是她办公室里挂满了23个荣誉博士文凭，还有西点军校授予她的一把亮闪闪的军刀，感谢她在西点军校讲授领导力课程；还有总统自由勋章，这是美国政府授予平民的最高奖项。当我在她度过101岁生日后去拜访她时，我给她带了一杯热气腾腾的牛奶——是过来人提醒我这么做的，我迫不及待地问她为了领导力做过哪些训练。这是个错误的问题。“噢，别问我受过什么训练。”她冲我摆了摆手。她解释说，自己只是做了那些看起来能教她点东西的事情，能让自己时时刻刻帮助他人，最终积少成多也就变成了训练。就像史蒂芬·奈非在谈到凡·高生平时所说，因为积累了多种多样的经验，所以出现了一些“无法定义的消化过程”。赫塞尔本告诉我：“我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为什么事情做准备，我不是打定主意要成为一个领导者，我只是通过做当时需要做的事情来学习。”
现在回顾一下，赫塞尔本实际上通过亲身经历学习了很多课程，只是她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在多元化的约翰斯敦，她见证了包容和排斥各自的力量。在摄影工作室，她堪称一个“万金油”，同时也了解了机敏处事的重要性。作为新上任的女童子军领导，她的经验不如下属丰富，她依靠的是共同的领导力。她能够把平时意见不合的利益相关者团结在一起，共同为联合之路的活动做出贡献。在参加女童子军的国际会议之前，她从未出过国，但她学会了迅速与世界各地的同事们找到问题的共同切入点。
在赫塞尔本第一次参加的女童子军培训活动中，她听到另一位新任领导者抱怨，自己从这个课程里什么都没学到。赫塞尔本向一位同样是志愿者的服装厂工人提起此事，这位女士告诉她：“你必须提着一个大篮子才能把东西带回家。”她今天还在重复这句话，意思是一个思想保持开放的人能够从每一次新的经历中获得一些新东西。
面对着可能成为她正式事业的工作面试，六十岁的人想要拒绝也再正常不过了。她没有长期的计划，她的计划只是做好当下感兴趣或者需要的事。“我从未设想过”成了她最著名的开场白。
赫塞尔本的职场生涯从五十多岁才开始，这是非同寻常的。但是她走过的曲折之路，却是常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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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德·罗斯（Todd Rose）是哈佛大学“心智、头脑与教育”项目的主任，他与计算机神经科学家奥吉·奥加斯（Ogi Ogas）在准备研究那些异常曲折的职业路径时，撒下了一张大网。他们想找到那些充实而成功的人，而且是经过迂回之路最终到达目标的人。他们找到了许多成功人士，从大师级的侍酒师，到个人组织者，再到驯兽师、钢琴调音师、助产士、建筑师和工程师。“我们猜测，对于每一类创造自己职业路径的职业群体，我们可能要采访五个人作为代表，”奥加斯告诉我，“我们没想过这种会是主流，或者有很多这样的人。”
最后的结果是：几乎每个人都走过不寻常的道路。“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全都觉得这是一种异常现象。”奥加斯说。在前50名受试者中，有45人详细描述了职业道路的艰难和曲折，以至于他们对自己跳来跳去的职业生涯感到有些难堪。“他们还加上了自己的免责声明：‘好吧，大部分人都不是这样的，’”奥加斯说道，“他们都曾经被告知，离开自己最初的工作有非常大的风险。但其实我们都应该理解，这没什么好奇怪的，这是正常现象。”所以，这项研究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名字——“黑马项目”，因为参与者越来越多，绝大部分参与者都认为自己是黑马，与常人相比，走上了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②
“黑马”们寻找着提升匹配质量的机会。“他们不会东张西望然后说：‘噢，我可能落后了，这些人都入行比我早，他们的年龄都比我小，会的东西又比我多，’”奥加斯告诉我，“他们关注的是：‘在当下，这就是我的角色，这些是我的动力，这些是我发现的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些是我愿意学习的东西，同时它们是我的机会。那么眼下哪个是最适合我的匹配呢？也许从现在起的一年之后，我会转行，因为我发现了更好的东西。’”
每一匹黑马都有自己的全新历程，但是策略是共通的。“那就是短期规划，”奥加斯解释，“他们全部都用了短期规划，而不是长期的。”即使是那些看起来拥有远见卓识的人，如果接近他们去细致观察，我们会发现，他们也都是短期计划者。2016年，当耐克公司的联合创始人菲尔·奈特（Phil Knight）被问及他的长期愿景，以及他在创建公司时是如何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时候，他回答说，他其实早就知道自己想成为一名职业运动员。但是因为自己不够优秀，所以他的想法很简单，只是想做点和体育相关的事情。他曾经跟随一名大学教练练习跑步，这名擅于给球鞋小修小补的教练后来就成了耐克的联合创始人。“我为那些从中学二年级就明确自己将来要做什么的人感到遗憾。”菲尔·奈特说。在回忆录中，奈特说自己“不太会设定目标”，而他创立新的制鞋公司只是为了尽快失败，这样就可以为下次创业积累经验。他定下了一个又一个的短期目标，一边执行一边把自己学到的教训应用其中。
奥加斯用“标准化契约”这个简称来代表这一文化概念：用曲折的自我探索之路，换取已经占得先机的刻板目标，这是合理的，因为后者保证了稳定性。“我们所研究的这些有成就感的人确实追求了长期目标，但是，他们是花了一段时间去探索之后，才制定了这个目标，”奥加斯解释，“很明显，获得法学或医学学位，或者博士学位，这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在你还不知道这个选择是否适合你的时候就做出承诺、选定道路，这样做的风险其实更大。而且，不要认为选择了之后就无法更改了。有的人在医学院学到一半才认清自己。”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经历便可以诠释这个说法。
按照父亲的要求，他原本要当一名医生，可是他觉得医学院的课程是“那种让人无法忍受的无聊”，在医学院上课时，他在一项手术中被要求负责打磨手锯，他径直离开了手术室。“我再也没有参与过，”达尔文写道，“任何诱惑都不能让我重返医学院。”当时的达尔文是遵循圣经的教条主义者，他认为自己会成为一名牧师。他上过各种各样的课，包括一门植物学课程，讲授这门课的教授随后把达尔文推荐到了贝格尔号（HMS Beagle）上免费工作。为了说服父亲，达尔文承诺在这次改行之后不会游手好闲，在叔叔的帮助下，他的父亲答应了。于是，达尔文开始了自己的间隔年之旅，这可能是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间隔年了。他父亲的愿望最后也“无疾而终”。数十年后，达尔文回顾了自我发现的过程：“当时我还想当一名牧师，这简直是荒唐。”达尔文的父亲行医超过60年，看见血就觉得厌恶。“如果我爷爷给过我父亲其他选择，”达尔文写道，“那应该没有任何东西能吸引他学医。”
作家迈克尔·克莱顿（Michael Crichton）也是从医学院起步，因为了解了作家的微薄收入，他决定去学医。学医期间，“我从来不用想自己的工作是否值得。”他写道。但是，几年的工作让他对行医感到幻灭。他从哈佛大学医学院毕业，但还是决定当一名作家。不过，他医学的教育背景也没有完全浪费。他用这些知识创作了世界上最流行的故事——《侏罗纪公园》（Jurassic Park）系列小说，以及电视剧《急诊室的故事》（ER）。后者获得了124项艾美奖提名，创下纪录。当我们对自己更加了解时，再回过头去审视那些曾经觉得安全、稳定的职业目标，看法可能会大有不同，曾经的安稳工作用达尔文的形容词就是“荒唐愚蠢”。我们对于工作和生活的偏好不会一直保持不变，因为我们自身是一直在变化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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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丹·吉尔伯特（Dan Gilbert）把这种现象称为“历史终结错觉”。从青少年变成老年人，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欲望和动机在过去的日子里有了大幅度的变化（比如看看你以前的发型），但是我们又相信，这些欲望和动机在未来不会有太大变化。用吉尔伯特的话说，事情明明还在进行中，却声称已经完成了。
吉尔伯特和同事们记录了19 000多名年龄在18~68岁的成年人的偏好、价值观和个性。其中一些人被要求预测在下一个十年他们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其他人则被要求回顾自己与上一个十年中的不同。预测者都觉得自己在下一个十年几乎不会有任何变化，而回顾者发现自己确实与上一个十年相比有了显著的变化。核心价值观——快乐、安全感、成功和诚实——有了改变。对于度假、音乐、爱好，甚至朋友的偏好，也有所改变。有意思的是，预测者平均愿意花费129美元去看一场他们现在喜欢的乐队在十年后的演出，而回顾者如今只愿意花80美元看自己十年前喜欢的乐队于现在的表演。此时此刻的你是转瞬即逝的，就好像之前每一个瞬间的你。这似乎是最意外的结果，但是这也是证据最充分的结果。
的确，一个人在儿童时期害羞可能预示着其会成为一个害羞的成年人，但这种相关性没有被完全认定。即便某一个特定的特征没变，其他的特征也会改变。不论是一代人的年龄，还是每个个体的内心，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伊利诺伊大学的心理学家布伦特·W. 罗伯茨（Brent W. Roberts）专门研究人类的人格发展。他和另一位心理学家汇总了92个研究，结果显示，有些人格特征确实随时间推移而变化，而这种变化的方向是可以预知的。成年人往往会变得更随和，更认真负责，情绪更稳定，也不再那么神经质，但是对于经验却日趋保守。到了中年，成年人会变得更加专一和小心，好奇心、心态的开放性和创造力却减退了。③这种变化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例如随着年龄增长，成人暴力犯罪的可能性会降低，以及更擅于建立稳定的关系。人格最重大的变化发生在18~30岁之前，所以，早早就开始专业化，其实是在为一个尚不存在的人格预测匹配质量。这样做可能有用，但是也可能效果更糟。而且，人格变化的速度虽然会减慢，但是在任何年龄段都不会停止。有时候，其变化只是一瞬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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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优兔网站，“棉花糖实验”得以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科学实验。“棉花糖实验”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它实际上是由一系列的实验组成的。最初的前提很简单：实验人员把一颗棉花糖（或者一块饼干、一块椒盐脆饼）放在一名幼儿园儿童面前。在离开前，实验人员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能够坚持不吃这颗棉花糖，等到实验人员回来，不仅可以得到这一颗，还能额外获得一颗。如果孩子等不了，就可以把眼前这颗棉花糖吃掉。孩子们没有被告知自己需要等多长时间（事实上是15~20分钟，视孩子的年龄而定），所以为了获得最大化的奖励，他们只能坚持。
心理学家沃尔特·米歇尔（Walter Mischel）和他的研究团队一直在跟踪这些孩子，时间长达数年，他们发现，孩子能等待的时间越长，越有可能在社交、学术和经济上取得成功，而且滥用药物的可能性也更低。
作为一项科学实验，棉花糖实验已经是科学界的明星了，但是当媒体和家长们急不可耐地想预知孩子命运，开始把自制的棉花糖实验发布到网络上时，这一实验俨然成为科学研究中的偶像。这些视频有的非常可爱，有的引人深思。差不多所有的孩子都会等上一段时间。有些孩子会盯着棉花糖看，摸一摸，闻一闻，舔一下又赶紧缩回舌头，好像棉花糖很烫似的。也许他们还把棉花糖放进嘴里又拿出来，假装自己咬了一大口。有的孩子抠下很难被觉察的小小一块尝了尝。在视频的结尾，摸过棉花糖的孩子都把棉花糖吃掉了。那些最终坚持到实验人员回来的孩子用上了各种转移注意力的办法——移开视线、把盘子推到一边、自己蒙住眼睛、转动身体、大声尖叫、唱歌、自言自语、数数、在椅子上翻来覆去，或者（男孩子）打自己的脸。有一个小男孩把时间花在了看每一个方向，除了棉花糖的方向——他太饿了，以至于实验人员回来后给他第二块棉花糖时，他马上把两颗棉花糖全都塞进嘴里。
棉花糖实验似乎像水晶球一般能预知未来，这种诱惑力无法抵挡，但是，实验的原意却被误解了。米歇尔的合著者正田佑一（Yuichi Shoda）反复强调过，有很多吃掉棉花糖的学龄前儿童在长大后的发展也很不错。④正田佑一认为，棉花糖实验最令人兴奋的部分是，儿童可以非常容易地改变某一种特定行为，而这种改变只需要简单的心理策略，例如把棉花糖想象成一朵云，而不是一种食物。在心理学界，关于性格形成过程中先天与后天各自的角色有着极端的争论，而正田佑一的“后棉花糖实验”研究已经成为这一争论中的桥梁。一方极端地认为，人的性格几乎完全是天生的；而另一方则认为，人的个性完全由环境塑造。正田佑一认为，两种所谓的“人—环境”极端观点都是对的，也都是错的。在人生中某一个特定的节点，一个人的天性可以影响其应对特定环境的方式，但是天性在其他环境下的表现可能会有惊人的不同。正田佑一和米歇尔一起开始研究“如果—那么”特征。如果大卫在一个盛大的派对上，他看起来是内向的；但是如果大卫和自己的团队一起工作，他看起来就是外向的。所以，大卫到底是内向还是外向呢？好吧，大卫既内向又外向，而且一直是这样。
奥加斯和罗斯把这种现象称为“环境法则”。2007年，米歇尔记录道：“这些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了，在家里表现出很强攻击性的孩子，在学校可能就没有那么好斗；求爱被拒绝后表现得非常不友善的人，在工作上被批评后，反而表现得异常宽容；在医生诊室里焦虑不安的人，可能是一个沉着冷静的登山者；敢于冒商业风险的企业家极少承担社会风险。”罗斯给出了更口语化的说法：“如果你今天开车时既认真又神经质，那么我们很容易就能预测你明天开车的状态——还是既认真又神经质。与此同时……当你在本地的酒吧和乐队成员一起翻唱披头士的歌曲时，你可能既不认真，也不神经质。”也许，这也是丹尼尔·卡尼曼和同事们在军队时（见第1章）无法预测谁能在战争中成为领导的原因——他们依靠的是士兵们在障碍训练中表现出的领导水平。当我还是一名大学田径队的运动员时，一些队友在跑道上似乎有无穷无尽的动力和决心，而在教室你几乎看不到他们的身影，反之亦然。与其询问一个人他（她）是否坚毅，我们应该问他（她）什么时候能表现出坚毅。“如果你把一个人代入到其适合的环境里，”奥加斯说，“他们更有可能努力工作，从表面来看也更加坚毅。”
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的增长以及环境的变化，人的性格也随之改变，正因如此，当经历的时间尚短、经验尚浅、体验过的环境范围也极其有限时，我们的水平就不足以设定一个无法更改的长期目标。每一个“我的故事”都在持续发展变化。我们都应该学习《爱丽丝梦游仙境》（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的主人公爱丽丝的智慧，当她被仙境中的鹰头狮格里芬要求分享自己的故事时，爱丽丝决定从她开始漫游的当天早晨讲起。“回顾昨天也没有用，”她说，“因为今天的我已经和昨天不一样了。”爱丽丝捕捉到了一些真理，其对于用最佳方法把匹配质量提升到最高程度有着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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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米尼亚·伊贝拉（Herminia Ibarra）是伦敦商学院组织行为学教授，她研究了年轻的咨询师和银行家在“非升即走”型的公司里如何获得晋升（或者不晋升）。在项目结束的数年之后，伊贝拉继续跟踪了这些咨询师和银行家，她发现，那些崭露头角的新星要么早就离开公司去开始新事业，要么正在酝酿逃跑计划。
伊贝拉开始了另一项研究，这次研究的对象增加了，包括互联网企业家、律师、医生、教授和IT专业人士。研究的核心是职业转型。伊贝拉跟踪着这些野心勃勃的专业人士的发展，他们大多数都是三四十岁，工作地点在美国、英国和法国，至少有八年以上的线性职业路径。在这次研究的过程中，伊贝拉目睹了处在职业生涯中期的专业人士从寻求改变的渴望一闪而过，到转型期的不安，再到真正转到一个新职业的整个过程。她偶尔会看到在同一个人身上发生两次这样的完整过程。当伊贝拉在汇总这些发现时，核心前提既简单又深刻：我们只有通过生活才能了解自己是谁，而不是依靠过去。
伊贝拉总结了人一生中能把匹配质量提升到最高的方法：尝试各种不同的活动、社会团体、环境、职位和行业，之后回顾并调整自我描述。然后再重复。这听起来有些敷衍，但是想想那些铺天盖地的营销手段吧——只靠自省就能确保客户找到最佳匹配，而伊贝拉总结的方法恰好站在这些营销手段的对立面。利润丰厚的职业与性格测试，以及相关的咨询行业，就是靠这种营销概念活下来的。
伊贝拉对我说，所有的“自我力量发现”之类的咨询建议，都会让人们将自己或他人归类，却没有考虑到我们成长、进化、成功和发现新事物的程度。“所有那些所谓的优势识别，就好像给人们发了一张执照，有了这个执照，我们就可以把自己和其他人分门别类，但是完全没有考虑到我们成长、进步、发展了多少，以及我们发现了多少新东西，”伊贝拉告诉我，“但是，人们都需要知道答案，所以这种思维框架才有销路。那么比起这种测试和咨询，对大家说：‘好，来做几个实验，看看会发生什么。’显然就难得多。”
只要你回答完了测试题目，这些测试就标榜自己能够照亮你的职业道路，帮你选择出最理想的职业，完全无视心理学家记录的那些性格随时间和环境变化的现实。伊贝拉还批评那些传统智慧类的文章，比如刊登在《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上的《转向新职业的无痛苦之路》（the painless path to a new career），这篇文章认为，转向新职业可以完全避免任何痛苦，秘诀就是在行动前“清晰地了解自己到底要什么”，就这么简单。
伊贝拉告诉我，事实正好相反，“先做再想”才是正确的，这些宣传把这个神圣的公理巧妙地颠倒了。伊贝拉仔细梳理了社会心理学观点，进行了有力的论证——我们每个人都是由无数的可能性组成的。正如她所说：“我们需要通过实践——尝试新的活动、建立新的网络、寻找新的榜样——来发现这些可能性。”我们在实践中了解自己，而不是在理论中。
回想一下弗朗西斯·赫塞尔本的经历：她一次次地假设自己在某个新领域只是浅尝辄止，直到她的同龄人都快退休，她才发现自己的一次次短期计划构成了完整的职业道路。再想想凡·高：他一次次笃信自己找到了最完美的事业，又一次次通过实践发现了自己走错了道路，直到他找到了正确的那一条。
伊贝拉还记录了一些极端的转型案例：三十八岁的皮埃尔是一名精神科医生，同时也是一位畅销书作家，在一次晚宴上，他遇到了一位喇嘛，由此开始了他曲折的自我探究旅程，最终，皮埃尔成了一名僧侣。当然，也有更多相对普通的情况：四十六岁的露西是一名经纪公司的技术经理，她从企业组织发展顾问那里获得了批判性的个人反馈，这让她震惊不已，露西雇用了这位女性顾问来做自己的私人指导。露西很快意识到，自己更喜欢从事管理工作（这是她的软肋，顾问说服她相信了这一点），而非技术岗位。她开始参加课程和会议，逐步拓展自己的个人社交网络，看看自己究竟能干点什么。通过每次完成一点工作，弱项逐渐变成了强项，露西自己变成了一名组织发展顾问。
在转型过程中，问题逐渐显露出来。主人公们开始对眼下的工作缺乏满足感，机缘巧合之下，他们遇到了之前从未见过的世界，这引领他们开始了一系列的短期探索。最初，所有的职业转型者都成了“赢在起跑线”热潮的受害者。他们发现，放弃自己的长期计划，转而选择快速变化的短期计划，这种做法显然不够理智。有时他们会自己劝自己：赶紧放弃短期计划吧。知心朋友也提醒他们不要操之过急；朋友们会劝说，现在先别着急换工作，还是先把这个新的兴趣或才能当成爱好吧。但是，他们越是涉猎这些短期计划，他们就越笃定当下正是改变的时机。一种新的工作身份不会一夜之间就冒出来，但是，可以从暂时性的工作开始，例如赫塞尔本经历的工作类型；或者找到一个新的模式，再根据经验反思，转向下一个短期计划。有些职业转型者变得更加富有，有些则更贫困；所有的转型者都觉得自己暂时落后，但是，在《魔鬼经济学》的抛硬币实验里，所有的人都因为做出改变而更加快乐。
伊贝拉对于短期计划的建议几乎和“黑马项目”研究人员所记录的一模一样。“我到底想成为怎样的人？”面对这个问题，与其盼望获得一个无比权威、不容置疑的先验答案，研究人员的结论是：不如自己当自己的研究者，问自己一些能回答的简单一点的问题——“面对着那么多可能的自我，我应该选择哪个自我开始探索？我怎么样才能实现这种探索？”先去接近可能的自己。⑤比起庞大的计划，我们应该选择能够更快上手的实验。“先测试，再学习，”伊贝拉告诉我，“而不是先计划，再实践。”
保罗·格雷厄姆（Paul Graham）是一名计算机科学家，同时也是著名的创业投资孵化器Y Combinator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旅游房屋租赁平台爱彼迎（Airbnb）、云存储工具多宝箱（Dropbox）、在线支付服务商条纹（Stripe）和流媒体视频平台老鼠台（Twitch）在初创期都由这家公司投资——他在一篇未发表的高中毕业演讲中概括了伊贝拉的原则：
从表面看，没有什么比决定自己的喜好更容易了，但是现实情况是，决定自己的喜好也很困难，部分原因是我们不知道大部分的工作到底是在干什么……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做过的那些工作，在我上高中时还都不存在……在这样的世界里，一成不变的计划可不是个好主意。
但是一到每年五月，全国的演说家们都在毕业典礼上发表标准的毕业演讲，鼓舞毕业生，而演讲的主题就是：不要放弃你的梦想。我明白他们的意思，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好的表达方式，因为这种说法其实是在暗示你：一定要去完成你很早之前定下的计划。在计算机世界，有一个专门的词来形容这种情况：过早优化……
……与其先设定目标再工作，不如从有希望的环境开始工作。这是成功人士的最真实经历。
如果按照毕业演讲的思路，你已经决定了二十年后你想成为怎样的人，然后问自己：我现在能做什么才能实现计划？我的建议是，先不急于投身未来的事情，只关注眼下可能的选项，选择那些能够给予你前途的选项。
伊贝拉所说的“先计划，再实践”模式——第一步，我们需要先制订一个长期计划，然后分毫不差地去执行它。这跟“先测试，再学习”模式相反——后一种模式在关于天才的描述中不可或缺。关于雕塑家米开朗基罗，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他都不用触摸，就能透过一整块大理石看到自己要雕刻的形象，随后，只要简单地把没用的部分凿掉就行，雕塑的形象自然就显露出来。这种说法确实极其玄妙，但并不是事实。艺术史学家威廉·华莱士（William Wallace）证明了米开朗基罗其实是一位“先测试，再学习”的全能艺术家。在创作时，米开朗基罗经常改变主意，修改自己的雕刻计划。他留下3/5的未完成作品，这样每次雕刻都可以更有进步。华莱士在分析的第一行写道：“米开朗基罗没有阐释过任何一个艺术理论。”他曾经尝试过，然后却和艺术理论渐行渐远。他是雕塑家、画家、建筑大师，还为佛罗伦萨的防御工事做工程设计。在他快三十岁的时候，他甚至把视觉艺术完全丢到一边，徜徉在诗歌的海洋里（其中还包括一首他越来越讨厌画画的诗），这些诗也只完成了一半。
和任何一个急于提升匹配质量的人一样，米开朗基罗也学着了解自己是谁、自己在雕刻谁——这一切都发生在实践中，而不是理论中。他从一个想法开始，先测试，再改变，愿意为一个更适合的项目放弃最初的想法。米开朗基罗可能会在硅谷如鱼得水——他就像一个坚持不懈的迭代器。他按照伊贝拉的新名言在工作：“当我看到我在做什么时，我才知道自己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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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时间到。在采访了“黑马计划”之后，我也受聘成为研究的一员，因为我曲折的职业道路也是由一个个短期计划组成的。我和这项研究很有共鸣，一部分是因为我自己的经历，更多地是因为它描述了我仰慕的众多人才。
塞巴斯蒂安·荣格尔（Sebastian Junger）是一位纪实作家，也是一位电影制作人。在他二十九岁时，他还是一名棚架工人，他的安全带就系在松树的树冠上。当他用链锯误伤自己的腿时，他决定开始写作，专门记录这些危险的工作。受伤两个月后，他依然跛足难行，此时，在他居住的位于马萨诸塞州的格罗斯特，一艘出海捕鱼的渔船失踪了。商业捕捞成为他的主题，电影《完美风暴》（The Perfect Storm）也应运而生。荣格尔坚持把危险的工作当作电影的主题，随后由他担任导演的纪录片《雷斯特雷波》（Restrepo）获得了奥斯卡提名。“那次受伤可能是我遇到的最好的事情了，”他告诉我，“它让我得以思考自己的职业生涯。事实上，每件发生在我身上的好事，我都能把源头追溯到一件坏事上。所以，我的感觉是：当事情发生时，你也不知道这到底是好还是坏。你也没办法知道。你只能等待，才能发现。”
我最喜欢的作家可以说是黑马中的黑马。村上春树想当一名音乐家，“但是我弹不好那些乐器。”他这样说。二十九岁时，他在东京经营着一家爵士酒吧。有一天，他去看一场春季的棒球比赛，球棒击球时——“一记漂亮又干脆的二垒安打。”村上春树写道——这给了他启示，他可以写小说。这个念头是怎么来的呢？“我当时不知道，我现在也不知道。”他开始在夜里写作。“写作让我感觉非常新鲜。”村上春树的十四部小说（所有小说都明显和音乐相关）已经被翻译成五十多种语言在全球出版。
奇幻小说作家帕特里克·罗斯福斯（Patrick Rothfuss）在大学时最初的专业是化学工程，这“给我一个启示，就是化学工程无聊透顶”。他花了九年的时间在各个专业跳来跳去，“在校方的恳请下才毕业”。根据他的官方介绍：“帕特里克在大学毕业后进入了研究生学院。但是他丝毫不想提及此事。”与此同时，他开始尝试写小说，进展有些缓慢。这部名为《风之名》（Name of the Wind）的小说（其中反复出现了很多与化学相关的内容），在全球卖出数百万本，也是接棒《权力的游戏》（Game of Thrones）的潜在的电视剧素材。
希拉里·乔丹（Hillary Jordan）曾经是我的邻居，当我住在布鲁克林的一处公寓时，她就住在我楼下。她告诉我，在开始写小说之前，她曾经在广告行业工作了十五年。她的第一部小说《泥土之界》（Mudbound）凭借对社会议题的关注，获得了美国社会领头羊小说奖。小说的电影版权被网飞公司买下，在2018年获得了四项奥斯卡提名。
和希拉里·乔丹不同，玛丽亚姆·米尔扎哈尼从小就渴望成为一名小说家。年少的她被学校附近的书店所吸引，写作一直是她的梦想。可是她又必须要上数学课，“我对思考数学问题不感兴趣”，米尔扎哈尼在多年后这样说。最终，她把数学看成一场探险。“这就像是迷失在丛林中，你必须调动自己全部的知识发掘新办法，还需要一些运气，你才能找到出路。”2014年，米尔扎哈尼成为第一位获得菲尔兹奖的女性，这是全世界最著名的数学奖项。
在我供职于《体育画报》期间，我结识了很多运动员，而我最欣赏的一位就是英国铁人三项运动员（也是一位作家和慈善家）克里斯·威灵顿（Chrissie Wellington），她二十七岁才第一次骑上公路自行车。当她在尼泊尔从事污水净化项目时，她发现自己很享受骑行，而且她的骑行速度很快，在喜马拉雅山的高海拔地区能够和夏尔巴人齐头并进。回国两年后，她第一次获得了世界铁人三项赛的冠军，这是她四个世界冠军中的第一个；随后她又参加了一系列铁人三项比赛，获得了十三个冠军头衔，而这项事业她起步得很晚，也只持续了五年时间。“我对这项运动的激情没有减少，”她在退役时这样说，“但是我对新体验和新挑战的渴望之火正在熊熊燃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