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专家愚弄
一场赌局开始了，赌的是全人类的命运。
赌局的其中一方是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学家保罗·艾里奇（Paul Ehrlich）。无论是在他提供给国会的证词里，在他参加了二十次的《今夜秀》（The Tonight Show）节目中，还是在他1968年出版的畅销书《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Bomb）里，艾里奇坚持自己的观点：人口过剩会带来世界末日般的大灾难，而现在再去阻止已经太晚。在这本书封面的左下角，一颗引弹正在慢慢燃烧，旁边有一行提示：“炸弹正在倒计时。”艾里奇发出了警告：由于资源短缺，十年之内将有数亿人死于饥荒。《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也提醒，世界人口总数已经超过了食品供给量。“饥荒其实已经开始了。”《新共和》写道。这是一道冷酷无情的数学题：人口数量急剧增长，但粮食供应却没有增加。艾里奇本人是一位蝴蝶专家，而且颇有成就。他很清楚，大自然从未对动物的总数量做过任何精准的调节。人口爆炸，可用资源的数量又不够，大灾难就来了。“生物学家非常熟悉这种人口增长曲线的形状。”艾里奇写道。
在《人口爆炸》一书中，艾里奇提出了一个假设性的场景，代表“这种即将发生的大灾难”。这个场景设定在20世纪70年代，两个强国互相指责是对方引发了大规模的饥荒，最后两国诉诸武力，核战争成了结局。这是比较温和的版本。在更糟糕的情景里，整个地球都陷入了饥荒，城市不得不在暴动和戒严中来回切换。美国总统的环境顾问建议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并且强制低智人群一律绝育。美国同其他国家陷入核战争的泥潭，导致北半球2/3的地方都不再适宜人类居住。只有南半球还有小范围的社会存在，但是环境的恶化迅速消灭了人类。在“值得高兴的”情景里，人口控制开始实行。教皇宣布，天主教徒应该减少生育；并且教皇也开始支持流产。饥荒蔓延，国将不国。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型的死亡潮已经过去，农业用地开始恢复。这种“值得高兴的”情景中，预计有5亿人会死于饥荒。“我向你们发起挑战，看你们谁能创造出一个更乐观的情形，”艾里奇写道：他还说，自己可不会把那种外星人带着爱心补给包来地球行善这种事算在乐观情景里。
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接受了艾里奇的挑战，他给出了一个更乐观的图景。20世纪60年代末是“绿色革命”的鼎盛时期。其他学科的技术——节水技术、杂交种子和管理策略——进入了农业领域，全球的农作物产量不断增加。西蒙发现，创新正在改变眼下的复杂局势。人口增加其实就是解决办法，因为这意味着更多的好创意和技术突破。所以西蒙决定赌一赌。内容是：艾里奇可以选择五种他认为会越来越贵的金属——由于人类的开采，这些资源即将耗尽，从而导致下一个十年的大混乱。艾里奇选的五种金属价值1000美元。十年后，如果价格跌了，艾里奇需要给西蒙支付差价。如果十年后价格升了，西蒙就要给艾里奇支付差价。艾里奇的债务是1000美元封顶，而西蒙的风险则没有上限。1980年，两人的赌局正式公布。
1990年10月，西蒙在自己的信箱里发现了一张支票，金额是576.07美元。这次打赌以艾里奇的失败告终。他选的每种金属的价格都降低了。技术的革新不仅支持了人口增长，也一年年地提升了每个大陆的人均粮食供应量。当然，营养不良的人口比例在降低到零之前都是过高的，但是这一比例从未像现在这样低。20世纪60年代，全球每年每10万人中就有50人死于饥荒；而现在，这个数字是0.5人。即便没有教皇的帮忙，全球人口增长率也开始直线下降，并且一直持续到了今天。当儿童的死亡率下降，教育（尤其是女性）和发展程度提高时，出生率就下降了。世界人口的绝对数量还在继续增长，但是出生率却在迅速降低，人类需要更多的创新。联合国预测，到21世纪末，全球人口总量会接近峰值——增长率接近零——甚至可能更低。
艾里奇关于饥荒的预测简直是错到离谱。他做出预测时，技术的发展正在大力改善全球困境，并且这个预测的时间点恰好在人口增长率长期减速之前。而就在艾里奇的愿赌服输的同一年，他又在另一本书里开始了双倍下注。当然，这本书比上一本的时间线推后了一些，他的论点仍旧是：“现在，人口炸弹已经被引爆。”尽管艾里奇做出了一个又一个错误的预测，他依然收获了大量拥趸和不少声誉颇高的奖项。另一边，很多学者认为艾里奇忽视经济运行规律，还有很多人对艾里奇源源不断的恐怖预测（而这些预测都没实现）感到愤怒，西蒙成了这类声音的领军者。西蒙的阵营认为，艾里奇倡导的过度监管压制了创新，而正是创新把人们从灾难中解救出来。艾里奇和西蒙在各自的阵营里都成了权威。但是他们两个人都错了。
后来，经济学家研究了1900—2008年的金属价格变化，并且将每十年作为一个节点；在此期间，全世界的人口数量翻了两番。经济学家发现，在63%的时间段里，艾里奇都能赢得那次打赌。问题在于：商品价格根本不是衡量人口影响的理想指标，尤其是放在一个孤立的十年里去审视。艾里奇和西蒙都认定商品价格可以证明自己的世界观是对的，但事实上，商品价格这个指标和他们的观点没什么关系。商品价格随着宏观经济周期上下起伏，西蒙和艾里奇打赌的时间正好赶上经济衰退，商品价格自然就下降了。其实，艾里奇和西蒙还不如靠扔硬币一决胜负。
艾里奇和西蒙继续埋头研究。两人都宣称自己信仰科学，并且尊重事实的重要性。两人也都继续忽视对方研究的价值。艾里奇对于人口（以及大灾难）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是他在环境退化方面是正确的。西蒙认为，人类的聪明才智可以解决粮食和能源供应问题，这一点也是正确的，但是他认为空气质量和水质会得到改善，这种预测是错误的。讽刺的是，真正改善空气质量和水质的是艾里奇那一派推行的监管措施，而不是西蒙所认同的技术创新和市场的自然产物。
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保罗·萨宾（Paul Sabin）写道，在理想情况下，争论知识的伙伴“锤炼彼此的观点，使之更加尖锐和完善，但是保罗·艾里奇和朱利安·西蒙的争论却恰恰相反”。两个人都为了自己的观点拼命收集信息，并且都变得更加教条，他们针对世界的预测模型也暴露出了更多明显的问题。
有一种特别的思考者，他们对世界的运行方式始终固执己见，即使面对着自相矛盾的事实，他们的想法依然只会更加根深蒂固，预测的水平也变得更糟糕，而不是更好，因为他们收集信息的依据是——自己心里再现的世界。他们每天都在电视上和新闻里抛头露面，一边做着越来越糟糕的预测，一边声称自己已经取得胜利，完全忽视自己已经在被严格分析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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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4年起，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就开始在会议上研究美苏关系。菲利普·泰洛克（Philip Tetlock）是一位心理学家和政治学家，三十岁的他刚刚获得终身教职，而且是委员会自成立以来最年轻的成员。其他成员在讨论苏联的意图和美国的对策，菲利普·泰洛克认真地聆听着。知名专家们自信地给出各种关于趋势的臆断，而这些预测常常互相矛盾，并且丝毫不受相反观点的影响，泰洛克对此感到震惊。
泰洛克决定研究专家的预测。随着冷战趋于白热化，泰洛克开始收集284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大部分都有博士学位）做出的短期预测和长期预测，这些专家在自己领域的研究年限平均都超过了12年。预测的问题涵盖国际关系和经济领域，为了让预测更加具体，这些专家必须给出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泰洛克的研究需要足够的时间来证明，这样他才能分辨出哪些只是靠运气，哪些是真才实学。这个项目持续了20年，一共有82 361个关于未来事件的可能性预测。实验结果描绘出了一个邪恶多变的世界。
处于平均水平的“一般专家”是可怕的预测者。他们的专业领域、年资、学位，甚至获得机密信息的（一部分）途径都是一样的。他们不擅于短期预测，也不擅于长期预测，而且在每一个领域的预测水平都很糟糕。当这些专家宣称某事绝不可能发生或几乎没有可能发生时，此事发生的概率仍然有15%。而当他们肯定某事绝对会发生时，此事不会发生的概率超过了25%；有一句丹麦谚语提醒我们：“做预测是困难的，关于未来的预测尤其困难。”这句话确实没错。涉猎广泛的通才和专家们相反，当然，通才也不是先知，但至少他们不会说未来的某事肯定发生或是绝无可能，也不会贻笑大方，留下错误来弥补或赎罪——如果，专家们相信可以弥补的话。
许多专家从不承认自己观点中的系统性错误，即使在面对最终结果时依然顽固不化。当这些专家预测正确时，他们就会开始夸功——正是自身的专业让他们看清了这个世界。当这些专家的预测大错特错时，他们就说自己只是差之毫厘；他们坚称自己对情况了如指掌，要不是其中的细枝末节有些变化，他们早就能做出正确的预测了。或者像艾里奇一样，理解是正确的，但是时间线出了偏差。在他们看来，胜利就是大获全胜，而失败只是受了坏运气的一点影响，不然早就胜利了。结果是，专家们屡战屡败。泰洛克总结道：“预测者认为自己做得多好和他们的实际表现之间，常常存在一种奇特的反向关系。”
他们的名气和预测准确度之间也存在着“异常的反向关系”。一位专家在专栏或电视上发表自己预测的可能性越大，这个预测是错误的可能性也越大。或者，也不总是错的。正如泰洛克和合著者们在《超预测》（Superforecasting）一书中简洁的总结：这类专家预测的正确程度，“和黑猩猩投中飞镖差不多”。
在泰洛克的研究中，一些早期的预测与苏联的未来相关。有些专家认为（通常是自由主义），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是一位认真的改革者，他可以改变苏联的现状，并且苏联的状态还可以继续保持一段时间；而另一些专家认为（通常是保守主义），苏联已经对改革免疫了，它本身就具有毁灭性，政权的合法性正在瓦解。戈尔巴乔夫带来了真刀真枪的改革，苏联向世界开放，公民也被赋予了权力。在此之前，俄罗斯以外的各加盟共和国的力量一直被压制，改革让这些力量得以释放，也让整个苏联系统开始土崩瓦解。从爱沙尼亚宣布独立开始，苏联迅速解体。两个阵营的专家都对苏联的迅速解体感到不可思议，而他们对于事件进程的预测是完全错误的。但是，专家中有一个小组成功地预见了更多事实。
与艾里奇和西蒙不同，这个小组的成员没有拘泥于单一思想。他们能从每个论点中提炼信息，并且整合明显相反的世界观。他们也认定戈尔巴乔夫是一位真正的改革者，不过苏联已经对俄罗斯之外的地区失去了控制。小组中有一些整合者实际上已经预见了，苏联解体是近在眼前的事，而戈尔巴乔夫真刀真枪的改革就是苏联解体的催化剂。
这一组整合者几乎在每个方面都战胜了其他的专家，尤其是在长期预测上，其他专家一败涂地。最后，泰洛克给他们起了绰号——绰号借用了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的话，而这两个绰号在心理学界和情报收集界变得赫赫有名：眼界狭隘的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整合者狐狸“知道许多小事”。
刺猬型的专家研究得足够深入，但是也过于狭隘。有些刺猬型专家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只研究一个孤立的问题。例如艾里奇和西蒙，他们只从自己专业的单一角度看待世界的运行方式，不断强化自己的理论，把每件事都曲解成自己需要的样子。按照泰洛克的说法，刺猬在自己专业的范式里“不辞辛苦地埋头苦干，给那些定义不明的问题提供公式化的解决方案”。结果并不重要——不管成功还是失败，他们都是对的，然后继续深入钻研自己的想法。这让他们在推测过去时出类拔萃，预测未来就只能像黑猩猩扔中飞镖一样。与此同时，狐狸型专家“从各种范式中汲取灵感，对模糊概念和矛盾事实兼收并蓄。”泰洛克这样描述道。刺猬代表了狭隘，而狐狸已经跳出了单一学科或理论，体现出了广度。
令人震惊的是，刺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所做的长期预测，水平尤其糟糕。随着他们在自己的领域不断积累资历和经验，他们的水平反而变得更差。需要处理的信息越多，他们就越能把自己的世界观强加于任何一个故事。这让刺猬们拥有了一个明显的优势。面对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件事，刺猬们都从自己偏爱的那个小钥匙孔去窥探和理解，这样就可以为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事轻轻松松炮制出令人信服的一套说辞，接着再用自己不容置疑的权威讲述这个故事。换句话说，电视台最喜欢这种叙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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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泰洛克是狐狸型的专家。他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授，当我来到他家拜访时，我正好参与了他与同事们的一次闲谈，其中还包括他的夫人（也是他的合作者）芭芭拉·梅勒斯（Barbara Mellers），她也是一位心理学家，也是著名的决策学者。泰洛克先从一个方向开始，然后反问自己，再做一个180度的结论转变。面对当前心理学领域的某个争论，他借鉴经济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知识，快速地给出了自己的观点，然后立即停下，随后接着说道：“但是，如果你对于人性以及良好社会如何构建的假设不同，你的看法就会截然相反。”当讨论中出现一个新观点时，他马上就会说“为了方便讨论”，随后从不同学科、或政治或情感的角度阐释自己的观点。他试过用Instagram滤镜这样的比喻来解释，因为他真正认同的东西确实很难说清。
2005年，泰洛克把关于专家判断的长期研究出版了，这项研究成果引起了美国情报高级研究计划局（Intelligenc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ctivity）的注意，这家政府机构专门支持那些美国情报领域最困难的挑战。2011年，美国情报高级研究计划局启动了一项为期四年的预测竞赛，五组由专家带领的团队展开了角逐。每支队伍都可以招聘精英、训练队员并开展实验，只要他们认为合适就行。四年中的每一天，五支队伍都要在早晨九点（美国东部时间）之前提交预测。预测的问题都非常困难——在某个指定日期之前，某个欧盟成员国退出欧盟的可能性有多大？日经指数收盘会超过9500点吗？预测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随时更新预测，但是评分系统是按照时间早晚来给正确性计分的，所以在问题关闭前最后一分钟提交的预测再正确，能得到的分数也很有限。
泰洛克和梅勒斯带领的团队名为“精准预测项目”。他们没有招募那些声名显赫的专家，在项目的第一年，他们选择公开招募志愿者。在简单的筛选之后，泰洛克和梅勒斯邀请了3200名志愿者来开始预测工作。在这些志愿者中，他们发掘出最像狐狸的一些人——就是那些兴趣广泛、阅读面广，但是又没有特别相关的专业背景的聪明人——他们的预测占据了很大权重。也正是这些人直接终结了比赛。
在第二年，“精准预测项目”把表现最好的“超级预测者”随机在线分配，每组十二人，这样成员们就可以分享信息、交流观点。泰罗克的团队把其他大学队打得溃不成军，美国情报高级研究计划局只得把这些弱队从比赛中剔除。从普通大众中选出的志愿者击败了经验老到的情报分析人员，而这些情报分析人员还拥有访问机密数据的权限，根据泰洛克的说法，“这种优势也是机密”。（泰洛克引用了《华盛顿邮报》的一则报道，文中指出，“精准预测项目”的预测正确率比一群情报分析师的正确率高出30%。）
超级预测者除了具备狐狸型专家的素养之外，他们的自身条件也让他们成了高效率的合作者——分享信息和讨论预测时的好搭档。在各个小组中，每个成员都要给出自己的预测，但是各小组的成绩是以小组的整体表现来计算的。平均下来，小型超级预测小组的成员的正确率比他们“单打独斗”时要高出50%。此外，超级预测小组还战胜了更多人的群体智慧——这类“大组”人数众多，他们最终的预测结果是整组的平均值。跳出竞赛来看，超级预测小组还赢了预测市场，预测者们把未来事件的结果用来交易，例如股票市场，而市场上的价格走势就直观体现了群体预测的结果。
预测复杂的地缘政治和经济事件似乎需要一组狭隘型的专家，每个专家都能给小组带来某个专业领域内极有深度的知识。但是事实却恰恰相反。就像漫画创作者和申请专利的发明家，在面对不确定性时，个人的广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些狐狸型的预测者在单打独斗时就已经足够出色，当协同作战时，他们实现了团队最崇高的理想：团队的力量超过了个人水平总和，而且超出了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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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和“精准预测项目”的队员交谈，我能清晰感受到预测者们的某些条件或素质，正是这些素质让他们成了团队合作里最宝贵的队友。他们很聪明，但是泰洛克最初在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见到的那些刺猬型专家也很聪明。“精准预测项目”的队员们轻松地谈论着数字，来预测这个国家的贫困率或某个州的耕地比例。他们都具备广度。
斯科特·伊斯特曼（Scott Eastman）告诉我，他“从未完全适应某个世界”。他在俄勒冈州长大，参与过数学和科学竞赛，但在大学选择的专业是英国文学和美术。他当过自行车技工、房屋粉刷匠、房屋粉刷公司的创始人、数百万美元的信托基金的经理、摄影师、摄影教师以及罗马尼亚一所大学的讲师——讲授的课程从文化人类学到人权——而最不同寻常的一项工作是罗马尼亚中部小城阿夫里格市长的首席顾问。这份工作的职责很多：不仅要把新技术引入本地经济发展，还得与媒体打交道，同时参与同中国商业领袖的谈判。
伊斯特曼把自己的人生比作一本寓言，每次的经历都是宝贵的一课。“我回想了一下，也许开房屋粉刷公司是最有帮助的工作。”他这样说道。这让他有机会与各类同事和客户接触——从寻求政治避难的难民，到硅谷的亿万富翁——如果有机会在他们的家里长期工作的话，伊斯特曼会跟他们聊天。他把这些经历描述为收集观点的沃土。但是，粉刷房屋不可能是预测地缘政治唯一的学习方式。伊斯特曼和他的队友一样，不管走到哪里都在不停地收集想法，再把这些想法纳入自己的知识储备中，所以，任何地方都是他的沃土。
关于叙利亚的发展，伊斯特曼预测得异常准确，但是他意外地发现，与俄罗斯有关的预测是自己的弱项。他学习过俄语，还有一位朋友曾经担任过驻俄大使。“我觉得自己已经很有优势了，但还是发现了一大堆的问题，这是我预测水平最差的领域之一。”伊斯特曼告诉我。他发现，在某一话题上太过深入，在预测时往往没有好结果。“所以，如果我知道队伍里的某个人是某学科的专家，我会非常开心地去和他们接触，我的接触方式是提问题，并且观察他们都发掘了什么内容。但是我不会单纯倾听：‘好的，这位生物化学家说某种药物可能要上市了，所以他肯定是对的。’通常情况下，如果你对某个领域过于了解，那么你很难找到一个准确的观察视角。”伊斯特曼向我描述了最优秀的预测者的特征：“真正的好奇心——对所有东西都真的抱有好奇心。”
埃伦·考辛斯（Ellen Cousins）为庭审律师做欺诈类案件的研究，范围从医学过渡到了商业。她的兴趣非常广泛，从收集历史文物到刺绣，还有激光蚀刻和开锁。她还做了一项公益研究——退伍军人应该获得（有时确实应该获得）荣誉勋章。她的感觉和伊斯特曼一模一样，狭隘型的专家是宝贵的资源，“但是你必须明白，他们可能也有盲区。所以，我所做的事情是从他们那里获得事实，而非意见。”就像博学的发明家一样，伊斯特曼和考辛斯从专家身上“贪婪地”汲取知识，并且加以整合。
超级预测者们的在线互动极其礼貌，虽然有不同意见，但不会因此而产生不快。考辛斯告诉我，即使有人说过（当然这种情况非常罕见）：“你简直是胡言乱语，你的话我根本搞不懂，请解释一下。”他们也不会介意。超级预测者们追求的不是统一意见；他们追求的是观点的聚合，而且是大量的观点。泰洛克把这些最优秀的预测者描述为长着蜻蜓眼睛的狐狸——蜻蜓的眼睛由成千上万个镜头组成，每个镜头都有一个不同的视角，再把所有的视角在蜻蜓的大脑中合成视觉图像。
我曾经见证过一组预测者的讨论过程，他们要预测的是美元兑乌克兰货币格里夫纳的单日最高汇率，当时是2014年，乌克兰正处在一个极端震荡的时期。汇率会是小于10，介于10~13，还是大于13呢？讨论开始了，一位团队成员提供了三种可能性的百分比，随后分享了一篇《经济学人》的文章。另一位成员发来了一个彭博社的链接以及在线的历史数据，他也提供了三种可能性的预测，他更赞成“介于10~13”这种可能性。第三位成员被第二位的观点说服了。第四位成员分享了乌克兰财政的相关信息——现在的状态岌岌可危。第五位成员给大家阐释了更广泛的议题：世界局势如何影响汇率的变动或不变。发起讨论的队员再次发声，他被此前大家的发言所说服，改变了自己的预测，但他还是觉得大家高估了“大于13”这种可能性。成员们继续分享信息，挑战彼此的观点，不断更新自己的预测。两天之后，团队中的一位财经专业人士发现，自己之前曾经确信乌克兰格里夫纳会因为政局动荡而一路走低，但事实却出乎他的意料，格里夫纳正在走强。他赶紧插话告诉队友们，这和他之前预测的完全相反，队友们应该获悉他理解有误的征兆。与政客相反，最优秀的预测者总像疯了似的跳来跳去。最终，这个预测小组决定选择“介于10~13”——他们是正确的。
在另一项研究中，德国心理学家格尔德·吉仁泽（Gerd Gigerenzer）收集了二十二家国际最知名银行从2000—2010年所做的美元兑欧元的汇率预测——这些银行包括巴克莱银行、花旗银行、摩根大通、美银美林和其他知名银行。每年，这些银行都会预测年末的汇率。世界上最优秀的一些专家做出了这些预测，针对这些预测，吉仁泽给出了简单的结论：“这些美元—欧元汇率预测毫无意义。”因为在这十年中的六年，真实的汇率都不在这二十二家银行所预测的范围内。超级预测者很快就发现了令其困惑的汇率方向的变化并做出了调整，但是在吉仁泽分析的十年中，这些大型银行的预测错过了每一次的方向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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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互动的最佳特点正是心理学家乔纳森·巴伦（Jonathan Baron）所提出的“积极的开放心态”。最优秀的预测者们把自己的观点看作需要验证的假设。他们的目的不是说服自己的队友，以期让他们相信自己如何专业，而是鼓励队友们发现自己概念中的错误。这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实属罕见。当被问及一个复杂的问题时——比如，“给公立学校提供更多资金会显著提升教学和学习质量吗？”——人们通常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我的”看法。虽然人人都有互联网浏览器，但是他们不会去搜索自己可能发生错误的原因。并不是说我们无法提出相反的观点，而只是因为我们强烈的本能驱使我们不要去反驳自己。
2017年，加拿大和美国的研究人员邀请了一组政治倾向多元化且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成年人来进行一项研究。针对一些颇具争议的事件，他们被要求阅读那些与自己观点一致的评论。实验继续进行，如果参与者愿意阅读那些与自己意见相左的论点，就可以得到报酬，结果，2/3的人甚至都不愿意看一眼那些“反调”，即使报酬非常诱人，他们也不愿意阅读。对相反观点的厌恶不是愚蠢或无知的简单产物。耶鲁大学法学和心理学教授丹·卡汉（Dan Kahan）证实，越是有科学素养的成年人实际上更有可能在政治两极化的话题上变得教条主义。卡汉认为，这可能是因为这些人更习惯于寻找证据来证实自己的感觉：他们在这个话题上花的时间越多，思维模式就越像刺猬。
在一项关于英国脱欧投票准备期的研究中，略占多数的赞同脱欧者和反对脱欧者都能正确地理解某个皮疹修护霜功效的假设统计数据，但是，当这些投票者看到一模一样的数据——假设是移民能增加或减少犯罪时，大量的英国人好像突然失去了计算能力，并且曲解那些与自己政治观点相悖的数据。卡汉把同样的实验放到了美国，还是先看修护霜的数据，再把这个数据丝毫不差地移植到控枪议题上，同样的现象发生了。卡汉还记录下了可以与这种倾向抗争的一种特性：对科学的好奇心。不是单纯的求知欲，而是对科学的好奇心。
卡汉和同事们巧妙地测量了对科学的好奇心，他们把相关的问题“移花接木”到类似消费者市场调查的问卷里，并且继续跟踪受访者在观看特定内容后（其中一些与科学相关）是如何寻求后续信息的。最有科学好奇心的人总是选择寻找新的证据，不管这些证据与目前自己的观点是否相符。而好奇心不足的成年人就像刺猬一样：面对那些与自己观点相反的证据，他们越来越固执己见，当获得了重要的知识后，他们的观点反而越来越极端化。那些对于科学有强烈好奇心的人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像狐狸寻找猎物一样搜寻知识：尽情遨游、认真倾听、自由获取。就像泰洛克评价最优秀的预测者时所说的，重要的不是他们在想什么，而是如何去想。最优秀的预测者也拥有最积极的开放心态。他们也保持极度的好奇——不仅思考相反的观点，他们还积极地跨领域寻找相反观点。“缺少广度的话，只有深度是不够的。”乔纳森·巴伦写道，他开发了“积极的开放心态”的测量方法。
查尔斯·达尔文肯定是人类历史上最有好奇心且最具积极开放心态的人之一。他的前四个人类进化论模型都是创造论或智慧设计论的形式。（第五个模型把创造当作一个单独的问题。）他在笔记中特别收录了那些与自己正在研究的理论相反的事实或观察。他坚持不懈地攻击自己的观点，摒弃了一个又一个模型，直到他得出了一个符合所有证据的理论。但是，在达尔文开启自己的终生事业之前，他确实需要一位拥有积极开放的心态的队友或导师的推动。约翰·史蒂文斯·亨斯洛（John Stevens Henslow）是一位牧师，也是一位地质学家和植物学教授，正是他给达尔文安排了在贝格尔号上的职位。在启航前，他让达尔文去读一本充满争议的新书——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的《地质学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莱尔认为，随着时间推移，地球一直在不断变化，直到现在也还在变化中。莱尔的观点是，地质学是完全独立于宗教的，亨斯洛无法接受莱尔对于地质学的描述，他警告达尔文：“千万不能接受莱尔提出的这些观点。”但是，亨斯洛还是像狐狸一样抛弃了自己的反感，要求自己的学生好好读一读这本书。这是一次重要的启示。按照科学历史学家珍妮特·布朗（Janet Browne）所说，“这是科学史上最有意义的交流之一，莱尔的书教会了达尔文如何思考自然。”
以上阐述当然不是认为刺猬型专家没有存在的必要。他们为人类产出了重要的知识。爱因斯坦就属于刺猬型。他发掘了复杂现象背后的简单规律，再用他发现的简洁理论加以证明。但是，在生命的最后三十年里，爱因斯坦执着地寻求一种单一的万物理论，可以解释量子力学固有的混乱的表面随机性，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领域是他自己的研究所催生的。正如天体物理学家格伦·麦基（Glen Mackie）所写的那样：“人们似乎达成了共识——在晚年，爱因斯坦的数学水平停滞，对相关的发现也已经免疫，而且无法改变自己的研究方法。”爱因斯坦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上帝不会掷骰子。与爱因斯坦同时代的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阐明了原子的结构（用土星环和太阳系的理论），他说，爱因斯坦应该保持开放心态，而不是告诉上帝该如何管理宇宙。
刺猬型专家倾向于透过复杂现象发现简单且不可抗的因果规律，这些规律正是由他们熟悉的专业制定的，就像国际象棋棋盘上出现的模式一样。当其他人把复杂现象错误地理解成简单的因果关系时，狐狸们却不这样看。狐狸型专家明白，大部分的因果关系是概率性的，而非确定性。这其中既有未知，也有运气的成分，即使历史明显在重演，也不会和之前的情况一模一样。他们发现，自己所处的学习环境并不友好，在这样的环境下，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从中学习的过程都十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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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环境恶劣的领域，自动反馈缺失，仅凭经验是无法提高水平的。在这种情况下，有效的思维习惯变得愈发重要，而且这种习惯是可以培养的。在连续四年的预测竞赛中，泰洛克和梅勒斯的研究小组发现，一小时的“狐狸型思维习惯”基础训练就能提升预测准确性。这种习惯很像我们在第5章提到的类比思考法，这种思考方式帮助风险投资家和电影爱好者更准确地预测了投资回报和电影票房。从本质上来说，预测者通过发掘一系列孤立事件的深层结构相似性，就可以有所提升，而不是仅仅关注特定事件的内在细节。百分百全新的事件几乎没有——用泰洛克的话来说，只不过其特别的程度有所差别——而发掘一系列孤立事件则迫使预测者学习去像统计学家一样思考。
例如，在2015年，预测者们被要求预测希腊是否会在当年退出欧元区。此前，没有一个国家脱离过欧元区，所以这个问题看起来是全新的。但是，有许许多多类似的例子，比如国际谈判破裂，某个国家退出了国际协定，被迫兑换货币，这些例子可以让预测者立足于常常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囿于眼下事件的琐碎细节。从细节入手——也就是“内部视角”——这样做是危险的。刺猬型专家在这种狭隘领域有足够的知识积淀，以专门研究这些细枝末节，这就是丹·卡汉所说的：挑选出细节，用来印证他们无所不包的理论。虽然他们在某一狭隘领域的知识足够深入，但是却阻碍了他们进步。有经验的预测者会先放下手头的问题，转而考虑那些具备结构相似性的完全不相关的事件，而不是依赖个人经验或单一专业领域所产生的直觉。
培训预测者的另一种训练就是狠狠地剖析预测结果，寻求经验教训，尤其是那些错误的预测结果。训练创造了一个邪恶的学习环境，没有自动反馈，在每一次尝试后才有严格的反馈，这让学习环境稍微友善了一点。在泰洛克二十年的研究中，狐狸型和刺猬型在预测成功之后都能快速地更新自己的观念，并且更努力地强化这种观念。但是，当结果出乎他们的意料时，狐狸型专家更有可能改变自己的想法，而刺猬型专家却纹丝不动。有些刺猬型专家做出的权威预测最后被证实大错特错，结果他们选择了错误的方向来更新自己的理论。他们越来越坚信自己最初的想法，而正是这些想法让他们“误入歧途”，与事实渐行渐远。泰洛克认为：“优秀的预测者就是优秀的概念更新者。”如果刺猬们预测错了，他们会接受失败的逻辑，就像他们会强化胜利的逻辑一样。
用一个词来总结的话，就是——学习。有时候，它需要你把经验完全搁置在一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