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象思维与概念推理
在新西兰南岛，一座重峦叠嶂的半岛延伸向南太平洋，达尼丁就位于半岛的底部。这座半岛因为黄眼企鹅而闻名，而达尼丁自诩拥有全世界最陡峭的居民区街道。著名的奥塔哥大学也坐落于此，它是新西兰最古老的大学，也是政治学教授詹姆斯·弗林（James Flynn）供职的大学，他改变了心理学家们对于认知的看法。
自1981年起，詹姆斯·弗林开始被一份30年前的报告所吸引。这份报告显示的是参加“一战”和“二战”时美国士兵的智商测试结果——参加“二战”的士兵智商明显比参加“一战”的士兵高出一大截。一位参加“一战”士兵的智力测试结果正好位于所有同期士兵的中间——得分正好是测试总分的50%——而这个成绩只是“二战”中间水平士兵得分的22%。弗林感到好奇，是不是人类也经历了类似的进步。“我想，如果智商的进步在任何一地已经发生，”弗林告诉我，“也许在每个地方都会发生。”如果弗林是对的，那么心理学家正对眼前重要的东西视而不见。
弗林写信给其他国家的研究人员询问相关数据。在1984年11月一个寻常的星期六，他在大学信箱里发现了一封信。这是一份来自荷兰研究人员的研究报告，其中包含了多年来针对荷兰年轻人进行的智商测试的原始数据。这些数据来源于一套名为“瑞文标准推理测验”（Raven’s Progressive Matrices）的测试题，题目旨在衡量受试者理解复杂事物的能力。测试中，每个问题各自展示一套抽象的图案，其中有一个图案是缺失的，受试者必须填补缺失的图案来完成这一题目。瑞文标准推理测验被认为是一个典型的“去教育”测试，现实生活以及学校内外所学到的东西，不应影响测试的结果。如果火星人在地球着陆，瑞文标准推理测验应该也能测试他们的智力水平。但是弗林即刻发现，荷兰的年轻人一代比一代聪明。
弗林从测试的参考手册中发现了更多的线索。智商测试都是标准化的，所以平均分总是在100分（根据曲线评分，曲线中间正好是100分）。弗林注意到，为了将平均分保持在100分，测试必须时常进行标准化调整，因为受试者给出的正确答案比过往更多。在弗林收到荷兰来信后的12个月内，他陆续又从14个国家收集到了数据。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每个人的智商都有了巨大的进步。弗林说：“与先人相比，我们的智力优势可以从摇篮一直保持到坟墓。”
弗林提出的问题非常有意义。世界各地都出现了智商测试分数增加的情况。其他学者之前也偶然发现过同样的数据，但是没有人深入研究过这种情形是不是一种全球趋势，甚至连那些不得不调整测试评分系统以保证平均分是100分的专业人士也没有去研究过。弗林告诉我：“作为一个局外人，让我真正震惊的是，那些我认为接受过心理测验学训练的学者就这样接受了这一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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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林效应——在20世纪，每一代新出生的人在智商测试中的分数都有所增加——现在已经在30多个国家得到了证实。进步是惊人的：每10年会增加3分。按这种速度，如果现在一个只能得到平均分的成年人和一个世纪前的成年人相比，其成绩位于总分98%的智力水平。
1987年，弗林把自己的发现公开发表，这一发现就像一枚炸弹，投向了研究认知能力的学者群体。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为此召开了专门会议，这些认为智商测试数值恒定不变的心理学家给弗林效应罗列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从更好的教育到更好的营养条件也许能有所帮助——但这些只是针对“应试经验等因素无法解释测试结果进步”这一异常现象。当评估学校里学到的知识，或者独立阅读或学习有关通识、算数和词汇等方面的内容时，测试结果几乎没有变化。同时，在测试那些没有正式教授过的更抽象的任务时，比如瑞文标准推理测验，或者“找相似”测试——这一测试要求受试者对两件事的相似性进行描述，受试者的成绩突飞猛进。
如今的年轻人被要求描述“黄昏”与“黎明”之间的相似之处时，可能马上就会意识到，这两者都意味着一天当中的时间节点。但是他们给出的答案可能比其祖母层次高出许多：两者都是白天与黑夜的分界线。现在，一个在找相似测试中得到平均分数的孩子，在他祖父母那一代人中可能会排到总分94%的水平。当一组爱沙尼亚研究人员用全国范围内测试的分数来比较20世纪30年代的学生到2006年的学生对于单词的理解时，他们发现在最抽象的单词部分，学生的进步最大。单词越抽象，进步越大。能够直观察觉到的物体类或现象类的单词（“母鸡”“吃饭”“生病”），2006年的学生的理解能力很难超过他们的祖父母，但他们在不能感知的概念类词汇（“法律”“誓言”“公民”）上有了很大的进步。
瑞文标准推理测验在世界各地的测试结果都有进步——要知道，变化可是这项测试最不想看到的结果——而更出乎意料的是，进步是巨大的。“瑞文标准推理测验的测试结果有了巨大进步，这说明如今的孩子在没有学过解决方法的情况下，临场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强。”弗林给出了这样的结论。在没有任何线索和提示的情况下，如今的孩子发现规律和模式的能力更强了。即使是在语文和数学智商测试分数最近都有所下降的国家，瑞文标准推理测验的分数也呈上升趋势。究其原因，似乎是现代社会中某种不可言喻的东西。不仅如此，这种神秘的添加剂还在某种程度上专门增强了现代大脑对于抽象测试的应对能力。弗林好奇，到底是什么方式的改变，使认知进步的效果如此巨大，但又如此有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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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苏联边陲地区被迫经历了通常需要几代人才能完成的社会和经济变革。当时的偏远地区，也就是现如今的乌兹别克斯坦，个体农民长期靠种植自己的小菜园来获取食物，即靠种棉花来换取其他一切东西。而附近的山地牧区，也就是现在的吉尔吉斯斯坦，牧民以饲养牲畜为生。那里的人全部都是文盲，严苛的宗教规则捍卫着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社会主义革命几乎在一夜之间颠覆了这里的生活方式。
苏联政府把所有的农田变成大型集体农场，并开始了工业化发展。经济形态很快变得错综复杂。农民必须投身集体劳动战略，提前计划生产，分配各项职能，并且要一直评估工作的成果。偏远的农村开始与遥远的城市交流。在100%文盲的地区，学校网络开始建立，成年人也要学习一套符号与发音匹配的系统。村民们虽然以前使用过数字，但也仅限于实际的交易中。现在，村民们被告知，数字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并不依托实际的物体而存在，甚至不涉及清点牲畜和分配食物。在一些村庄里，女性虽是完全文盲，但在接受短期培训后可以上岗成为幼儿园教师。其他女性则可以进入师范学校，学习的周期也更长。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教育的学生也可以接受学前教育和农业科学技术课程。中学和技术学院也很快建立。1931年，在这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变革中，一位年轻的优秀心理学家亚历山大·鲁利亚（Alexander Luria）发现了一个转瞬即逝的“自然实验”机会，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他很好奇，改变公民的工作是否也会改变他们的想法。
当鲁利亚到达的时候，最偏远的村庄还没有被飞速重建社会的浪潮波及。这些村庄给他提供了一个对照组场景。他学会了当地的语言，并且请其他心理学家参与其中，和村民们在轻松的社交场合——茶馆或牧场——讨论那些旨在了解他们思考习惯的问题或任务。
有些问题非常简单：研究人员拿出各种颜色的羊毛或丝绸，请受试者描述。集体农场的农民和农场领导，以及女学生，很容易就能说出蓝色、红色和黄色，有时还会描述得更详细，比如深蓝色或浅黄色。而最偏远村庄的村民，还处在“前现代化”时期，给出的描述更加多样化：棉花开花、蛀牙、很多水、天空和开心果。随后他们被要求把这些羊毛或丝绸分组。集体农场的农民，甚至只受过一点正规教育的年轻人，很自然地就按颜色分组，完成得也非常轻松。即使不知道某一种颜色的名字，他们也能轻而易举地把同一种颜色的深浅色调放在同一组里。而另外一边，最偏远村庄的村民拒绝分组，即使是那些以刺绣为生的人。“这是不可能的，”他们说，“它们都不一样，你不能把它们归到一起。”当他们受到强行的逼迫时，并且只有在允许他们能分成许多小组的前提下，有的人才会稍稍配合，但很明显也是随意胡乱分组。而其他一些人似乎只是把羊毛或丝绸按色彩饱和度来分类，而不考虑颜色。
随后进行的几何形状测试情况也是类似。现代化进程越深入，一个人就越有可能掌握“形状”这一抽象概念，并能够按三角形、矩形和圆形来分组，即使他们没有接受过正式教育，也不知道这些形状的名字。然而，偏远村庄的村民们并不觉得实线画的正方形和虚线画的正方形有任何相似之处。阿列娃（Alieva）是一位来自偏远农村的二十六岁女性。对她来说，实线构成的正方形很明显是一幅地图，而虚线构成的正方形是一块钟表。“地图和钟表可是两种东西，怎么能放一起呢？”她满是疑问。另一位来自偏远农村的二十四岁村民哈米德（Khamid）坚持认为，填满的圆形和未填充的圆形不能归为一类，因为一个是硬币，而另一个是月亮。
后续的每一类问题都遇到了同样的情形。当研究人员要求受试者把概念进行分组时——就像智商测试中的相似性题目——偏远村庄的村民们又把来源于直接经验的实际且具象的叙述用于回答问题。还有一类题目是“哪个选项与其他的不属于同一类”，心理学家试图给三十九岁的村民拉克马特（Rakmat）解释这类题目，他们用了一个例子：三位成人和一个孩子，很明显，孩子和其他成人不属于同一类。但是，拉克马特并不这样认为。“这个男孩必须跟其他人待在一起！”他声称，大人们在干活，“如果他们不得不停下手头的工作，不停地跑出去拿东西，这样他们永远也干不完，但这个男孩可以替他们跑腿。”好吧，那一个锤子、一把锯、一把短柄斧和一根木头怎么选？——其中三个是工具。拉克马特却这样回答：这三个不能单独组成一组，因为它们离开了木头就毫无用处。其他村民则认为，锤子或短柄斧不属于同类，因为他们认为锤子或短柄斧对木头来说没什么用，除非用锤子把短柄斧凿进木头里，这样木头就能固定住。那再换一组吧，鸟、步枪、匕首和子弹，哪个和其他的不属于一类？一位偏远山村的村民坚持，哪个都不能挑出去。子弹必须要上膛，步枪才能开枪打鸟，然后“你得有把匕首才能把鸟切开吧，不然你怎么收拾这只鸟呢？”这些只是分类题的一些介绍，是用来解释这个题型的，并不是真正的问题。再多的劝哄、解释或者实例说明，都无法让偏远村庄的村民们使用日常生活之外的推理——他们的推理都是基于生活的具体实践。
而那些开始步入现代社会的农民和学生能够践行一种叫作“教育”的思想，在接收事实或者材料后，他们可以发现背后的规律，即便没有任何指导说明，哪怕他们之前也从未见过这些材料。这正是瑞文标准推理测验的测试内容。那么接下来可以看看，用瑞文标准推理测验中的抽象设计题来测试生活在“前现代化”的村民会出现什么结果。
现代化和集体主义文化带来的一些变革，似乎可以用魔幻来形容。鲁利亚发现，大多数偏远村庄的村民并不像身处工业化社会的居民们那样容易产生视觉错觉，比如艾宾浩斯错觉。下面两幅图中，哪个中间的圆形看起来更大？
如果你的答案是右图中心的圆形更大，你很可能是一位来自工业化社会的居民。偏远地区的村民一眼就能发现正确答案——两个中心的圆形一样大，而集体农场的农民和师范学校的女性都认为右图中心的圆形更大。这些发现在其他传统社会中也得到了反复验证，科学家们认为这可能反映了一个事实：生活在前现代化的人们对“整体环境”——中心圆和其他各个圆形的关系——不那么感兴趣，所以他们的认知不会被周围的其他圆形左右。用一个通俗的比喻来说，就是前现代化的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现代化社会的人只见森林，不见树木。
在鲁利亚深入内陆之后，科学家们在其他文化中复制了他的研究成果。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生活在利比里亚的克佩勒人靠种植水稻生存，随着开辟出的道路不断蜿蜒至此，他们开始与城市联系在一起。同样是接受找相似测试，已经开始融入现代社会的青少年能按照抽象概念把物品归类（“所有这些东西都能让我们获得温暖”），相比之下，还处在传统村庄的青少年在分类时就相对随意，即使是再重复一遍相同的测试，他们的答案也时常变化。之所以会有这种不同，是因为被现代化触及的青少年已经构建了有意义且有主题的分组，当后来被要求叙述这些题目时，他们的记忆力表现也要好得多。他们现代化的程度越高，抽象思维就越强大，就越少依赖他们对世界的具体经验来作为参照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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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弗林的话说，我们现在是“戴着科学眼镜”来看待这个世界。他的意思是，我们理解现实，不是依靠自己的直接经验，而是通过分层和分类，用抽象概念的不同层级来理解信息之间的关系。我们成长于一个“分类世界”里，而这样的世界对于偏远村民来说是彻底陌生的；我们把一些动物归类为哺乳动物，再根据它们生理和DNA上的相似性，在这一类别中再建立更具体的联系。
曾经只出现在学术界的专有名词在几代人的时间里就被广泛理解。在1900年，“百分比”这个词在书中几乎难觅踪迹。到了2000年，这个单词在每5000个词中就会出现一次①。程序员把这些抽象层面逐一堆积（他们在瑞文标准推理测验中表现得很好）。当你在计算机上下载文件时，进度条显示着下载的进度，进度条就是大量抽象意义的集中体现，这些抽象意义从它们的起源——创建它的编程语言是二进制代码的表示，也就是计算机使用的1和0——到心理作用，进度条是一种时间的视觉投射，通过估算大量潜在活动的进度，为使用者提供内心的平静。
律师们可能会思考，个人在俄克拉何马州提起的诉讼案件结果，与一家公司在加州提起的另一个案件有何关联。为了准备庭审，律师们可能要提出不同的假设，同时也要换位思考，想象对方会提出怎样的论点。概念是灵活的，能够为各种用途提供信息和思考，并且在各个领域间传递知识。现代社会的工作需要知识的传递：把知识应用于新情境和不同领域的能力。为了适应不断攀升的复杂性，满足对创造新模式的需求，我们最基本的思维过程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不再仅仅依赖于熟悉的模式。我们的概念分类法为知识相通提供了框架，让其变得可行而灵活。
学者在针对六个工业化国家的数千名成年人的研究中发现，需要自助解决问题和非重复性挑战的现代工作，与认知灵活性相关。正如弗林所确认的那样，这并不意味着这一代的大脑比上一代的大脑本身就更有潜力，而是功利主义的观点已经被其他观点取而代之——世界是被概念划分的。②即便是最近，在一些非常传统或者正统的宗教组织内，虽然已经经历了现代化的洗礼，但是女性仍然被禁止参与现代工作，在同一组织内，弗林效应在女性身上的体现就比男性要慢。接触现代化的世界，让我们更好地适应了世界的复杂性，这就是认知灵活性的表现，也深入地影响了我们智力世界的广度。
在每一个认知角度上，生活在前现代化社会的人们都会受到自己眼前具体世界的严重制约。通过研究人员循循善诱的解释，一些人可以理清这个逻辑顺序。比如：“棉花在炎热干燥的地方生长良好。英格兰的气候寒冷潮湿。那么可以在英格兰种棉花吗？”他们有种植棉花的直接经验，所以，其中一些人可以答对（试探性地回答，并且被要求一定要回答），即使他们从未去过这个国家。但是，完全同类但是细节不同的问题却难倒了他们：“极北地区被雪覆盖，所有的熊都是白色的。新地岛位于极北，经常下雪。那么，新地岛的熊是什么颜色？”这次，不管研究人员再怎么要求回答，偏远地区的村民们都答不上来。他们只能用原则来解释。“你的问题只有生活在那里的人才能答出来。”一位村民说，虽然他从未去过英格兰，但也刚刚答对了棉花那道题。即使只是接触现代工作的皮毛，回答问题的情况也有所改变。四十五岁的阿布达尔（Abdull）目不识丁，但他是当地一座集体农场的领导，当被问及白熊这道题时，他并没有自信地说出答案，但确实使用了形式逻辑的方法来推导。“按你这么说的话，”阿布达尔说，“那里的熊应该都是白色的。”
这种转变彻底革新了偏远村民的内心世界。当莫斯科来的科学家询问这些村民，他们想知道些什么，比如科学家自身或者科学家的来处，这些偏远地区的农民和牧民通常连一个问句都说不出来。“我从来没见过其他城市的人都在做什么，”其中一位村民说，“那我怎么问？”但是，参加了集体农场的农民就积极响应，对科学家表示好奇。“既然你刚刚提到了白熊，”三十一岁的集体农场农民艾哈迈德然（Akhmetzhan）说，“我不理解这些熊从哪里来。”“你还提到了美国。美国是我们的吗？还是其他国家？”十九岁的斯达哈（Siddakh）问道，他在集体农场工作并且已经在学校学习了两年，努力提升自己，他的脑海中充满了富有想象力的问题，内容从个人到本土，再扩展到世界：“那么，我怎样做才能让集体农场的农民们变得更好？我们怎样才能获得更好的作物，或者是能长成大树一般茁壮的作物呢？另外，我感兴趣的还有，世界是如何存在的？事物都是从何而来？富人是如何变富的，而穷人为什么会穷？”
生活在前现代化社会的村民，他们的想法被自己的直接经验所限制，而现代社会下人的思考则相对自由。这并不是说一种生活方式就一定比另一种要更好。正如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卡尔敦（Ibn Khaldun）在几个世纪前指出的那样，一位城市居民要穿越沙漠时，肯定要完全依靠游牧人才能活命。只要还生活在沙漠里，游牧民族就是这个领域的天才。
但是毋庸置疑，现代社会需要掌握通识，把相距甚远的领域和想法联系起来。鲁利亚称之为“分类”思维，也就是后来弗林所说的“科学眼镜”。“这种思想通常很灵活，”鲁利亚写道，“主体很容易从一个属性切换到另一个属性，并建立起合适的类别。他们把物体按性质分类（动物、花和工具），按材料分类（木质、金属和玻璃），按规格分类（体积大小），按颜色分类（浅色和深色），或者是按其他属性。自由切换的能力——从一个类别转到另一类别——就是‘抽象思维’最重要的特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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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林最痛心的是，原本应该开拓人类思维的当代社会，尤其是高等教育，反而倒行逆施地推行专业化，忽略了对概念化和可转化知识的早期教育。
弗林进行了一项研究，他比较了美国一所顶尖州立大学四年级学生的平均绩点（从神经科学专业到英语专业），以及他们在批判性思维测试中的表现。这项测试旨在考察学生们把经济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逻辑这些基本抽象概念应用到现实生活常见场景中的能力。弗林对测试结果感到困惑——这种广泛的思维测试与学业绩点之间的相关性大约是0。用弗林的话说：“在大学里取得好成绩，并不代表具备了广义上的批判思维能力。”③
测试一共有20道题，每道题都考查了一种可以在现代社会具有广泛用途的概念化思考形式。对于那些不用正式训练就能习得的概念推理题——比如找到循环逻辑——学生们做得很不错。但是，碰到他们本该最为擅长的题目——把逻辑推理技能运用到框架中，他们的成绩让人大跌眼镜。生物专业和英语专业的学生在和他们专业没有直接关联的每个方面都表现得很差。包括心理学专业在内，没有任何一个专业的学生了解社会科学方法。理科学生学会了特定领域的事实知识，却不了解如何运用科学来得出正确的结论；神经科学专业的学生在各个领域都成绩平平；商学院的学生在所有领域都表现得非常糟糕，包括经济学；而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是总体上表现最好的。经济学本身就是一个范围很广的学科，并且经济学教授也能够把推理出的原理应用在经济学之外的问题上。④化学专业的学生非常聪明，但是在几个题目中，他们很难将科学推理应用到非化学问题上。
在弗林的这次测试中，学生们经常把一些精微的判断错误地当作科学的结论，测试中的一道题目设定在一个棘手的场景中，学生们被要求不要把相关性当作因果关系的证据，结果他们的表现比随机瞎蒙还要差。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专业的学生能够自始至终懂得如何把他们在本学科学到的评估真理的方法应用于其他领域。这样看来，这些学生和鲁利亚实验中的偏远地区村民有共通之处——即使是理科专业的学生，也无法把自己领域的研究方法应用于其他领域。弗林的结论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哪个专业试图拓展自己的知识版图，大家都在发展自己领域狭隘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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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林现在已经八十多岁。他下巴的胡须已经全白，因为一生都热爱跑步，风也在他的脸颊留下了痕迹，白色卷发像积云一样波动起伏。他的房子位于达尼丁的一座小山上，绿色的农场如画卷在窗外徐徐展开。
当回忆起在芝加哥大学接受的教育时，弗林提高了音量，他曾经是芝加哥大学越野队的队长。“即使是最顶尖的大学，也没有在培养学生批判性的思维智慧，”他告诉我，“他们没有给学生提供分析现代世界的工具，除了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他们的教育方式太过狭隘了。”弗林的意思并不是简单地让每个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学生都去修一门艺术史课程，而是说每个人都需要跨学科思考的思维习惯。
在把培养跨学科批判性思维作为核心课程这一方面，芝加哥大学一直引以为傲。根据芝加哥大学的说法：“两年的核心课程是为学生们介绍探究各个学科时使用的工具——科学、数学、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这样做的目的不仅仅是传授知识，而是要提出基本的问题，让学生熟悉那些塑造了我们所处的社会的强大思想。”但是弗林认为，即便是在芝加哥大学，他所接受的教育也没有最大程度发挥现代化潜力，即把概念化思维应用在跨学科场景。
弗林告诉我，教授们太过急于分享他们最喜欢的事实，而这些事实就来源于他们经年累月越来越狭隘的研究。他已经从教50年，从康奈尔大学到坎特伯雷大学，他也很快把自己列入这个被批评的行列。当他在讲授道德与政治哲学入门时，也忍不住要讲授他最喜欢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霍布斯、马克思和尼采的琐事与细枝末节。
弗林在课堂上介绍了众多概念，但是他的讲授过程中这些广义概念也常常会被淹没在专门针对这门课的其他信息中，他努力克服了这个坏习惯。在州立大学的研究让弗林确信，大学里的院系急于把学生固定在狭隘的专业领域发展，不去提高学生思维工具的使用能力，而恰恰是这些思维工具，能够在各个领域帮助学生不断发展。弗林认为，如果学生想利用他们前所未有的抽象思维能力，这种情况就必须被改变。学生们在被灌输应该去思考什么之前，更应该学会如何去思考。学生们“戴着科学眼镜”进入大学，毕业时却没有配备这种技能步入社会。
陆续有教授开始接受这个挑战。华盛顿大学开设了一门课程，名叫“辨别屁话”（用死板的教学语言来说：课程编号INFO 198/BIOL 106B），这门课主要教授广义的基本原则，用来理解跨学科的世界，批判性地评估每天获取信息的渠道。这门课在2017年第一次开课，一分钟就被选满了。
周以真（Jeannette M. Wing）是哥伦比亚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曾出任微软研究院副总裁，她努力普及广义的“计算思维”，认为这种思维才是精神上的瑞士军刀。周以真认定，“计算思维”会变得像阅读能力一样，成为人类的基本能力，即便对那些与计算机科学或编程毫不相干的人来说也是如此。“当面临一项巨大而复杂的任务时，计算思维是用抽象和分解的方法来解决，”她写道，“是为问题选择一种适当的呈现方式。”
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学生们得到的仍是经济学家布莱恩·卡普兰（Bryan Caplan）所说的狭隘的职业培训，而这些职业是极少会有人选择的。3/4的美国高校毕业生所选择的职业与他们大学所学的专业无关——这是一种趋势，数学和科学专业也包括在内，只是为了掌握单一学科的工具后变得更有竞争力。
在这个纷繁复杂、相互联结又快速变化的世界，一种好工具当然是不够的。正如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分析处于技术和社会变革中的世界时所说：“没有一种工具是万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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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林的研究激情让我深有同感。在转行从事新闻业之前，我还是一名研究生，在北极的帐篷里研究植物生命的变化如何影响地下的永久冻土。课程内容就是往我的大脑里填鸭式地灌输北极植物生理学的各种细节。直到数年之后，当我作为一名调查记者报道一些差劲的科学研究时才发现，当年让我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的论文中，有一部分的统计方法有误。和许许多多的研究生一样，我的电脑里有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只需按下一个按键，电脑程序就可以进行一次普通的统计分析，但是我从来没有被要求去深入思考（或者根本不去思考）统计分析是如何工作的。统计程序得出了一个所谓“具有统计意义”的数字。糟糕的是，这个数字几乎肯定是“假阳性”的，因为我并不了解这种统计测试在我应用它的环境中的局限性。而那些审阅我论文的科学家也没有发现这一点。就像统计学家道格·阿尔特曼（Doug Altman）所说：“每个人都忙着做研究，但是没人有时间停下来想想他们做研究的方法。”我迫不及待地进入了极度专业化的科学研究领域，但是从未学过科学推理（但是随后我又得到了奖励——硕士学位，这让我的学习环境更加恶劣）。虽然听起来太过滞后，但是我确实是在离开科学界多年之后才开始宏观地思考科学应该如何实践。
幸运的是，在本科生时期，我的一名化学教授实现了弗林的理想。每一次考试，在常规的化学题目中间都会穿插着这样的问题：“纽约市有多少位钢琴调音师？”学生们只能通过推理来估计，试图得到正确的数量。随后，教授向学生解释，此类问题叫“费米问题”，因为恩里克·费米（Enrico Fermi）——这位在芝加哥大学的足球场地下建立了人类第一台核反应堆的“原子能之父”——持续不断地用粗略的估计帮助自己解决问题。⑤这个问题的终极奥义是，思考方式比详细的先验知识更加重要。
第一次考试，我全凭直觉来回答（“我没什么头绪，也许有一万名调音师？”）——这个数字太大了。在这门课临近尾声时，我的概念化思考背包里又多了一个新工具，却用已知的少量事实来猜测未知的东西。我已经知道了纽约市的人口总数；住在单房公寓的单身人群很可能没有钢琴，更谈不上调音；而我大部分朋友的父母都有1~3个孩子，所以纽约有多少家庭？拥有钢琴的家庭占比多少？钢琴多久需要调一次音？调一次音需要多长时间？一名调音师一天内可以去几个家庭？调音师每年要工作多少天？每一个单独的估算都不必太过准确，最终也能得到合理的结论。身处乌兹别克斯坦偏远地区的村民可能回答不了费米问题，但是在上这门课之前，我对费米问题也毫无头绪，虽然学起来其实很容易。成长于20世纪的我已经戴上了“科学眼镜”，我只是需要学习该如何加以利用。这门化学计量学的内容我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但是我经常使用费米的思考方式来分解问题，利用我所知道的一点知识开始研究未知的领域——各种“相似性”问题。
幸运的是，一些研究发现，在广义的思维策略（例如费米式思考）上稍加训练，就能收效颇佳，而且可以跨领域使用。费米问题出现在了“辨别屁话”的课程中，这一点也不奇怪。课堂上用一段假的电视新闻作为案例，展示“费米式思考是如何像热刀切黄油一样揭穿屁话的”。从新闻报道到广告，这种方法让每个人都能快速发现虚假数据。这是一把称手的加热黄油刀。如果我能够学到可以广泛适用的推理工具，而不是更细节化的事实知识，我在任何一个领域都能成为更优秀的研究者，包括北极植物生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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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国际象棋大师和消防员一样，生活在前现代化社会的村民们依靠的是那些日复一日不会改变的东西——昨天是什么样，明天就也还是那个样。他们对经历过的东西准备得极其充分，对其他未知的东西则毫无准备。他们的思维方式极度狭隘和专业化，而现代世界一直告诉我们，这种思维方式已经越来越过时。他们完全可以从经验中学习，但是当经验缺乏时，他们什么也学不到。快速变化的邪恶世界所需要的正是概念推理技能，能够在不同背景下把新的想法和工作任务结合起来。面对着从未直接经历过的问题，偏远地区的村民彻底迷失了。但这不是我们的选择。一个挑战越是受限、越是重复，它就越有可能被迫自动化；而那些能够从一个问题或者一个领域中获取概念性知识，并且把它应用到一个全新问题或领域的人，将会获得巨大的回报。
能够广泛应用知识的能力来自涉猎广泛的训练。接下来的章节中，在另一个地方和另一个时代，一群拥有特殊技能的表演者把涉猎广泛的训练变成了一种艺术形式。他们的故事更古老，但是比现代社会的国际象棋神童的故事更能说明问题。
① 英文原书这一章约有5500字。——编者注
② 直到现在，心理学家仍在激烈地讨论弗林效应的贡献及其影响。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认为，这种进步不仅仅是思维方式的转变：“历史学家在以世纪为单位审视人类历史时都不会忽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拥有超凡智慧的时代。”——作者注
③ 弗林还告诉我，他曾经去英国的一所精英高中进行测试，这所学校每年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输送大批学生，弗林同时给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大三和大四学生做了测试。他的结论是：“他们批判性思考的能力毫无长进，大学毕业时的水平和刚进入大学时相比，并没有进步。”——作者注
④ 心理学家罗宾·霍格斯这样描述经济学家：“他们的话语让我震惊的部分是……经济学的术语和推理过程可以进入任何领域。不管是体育、经济现象还是政治，甚至是学术课程。”——作者注
⑤ 费米参与了第一次原子弹爆炸试验，并在“冲击波通过之前、期间和之后”扔下一些碎纸片，他在当时保密的文件中写道。他用纸片落地的距离来估算爆炸的强度。——作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