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岁的尼格尔是一个地产经纪人，他曾这样坦诚道：“尽管我会偶尔喝上一两杯酒，但是我从来不在六点之前喝，这样我才能应付一整天工作的压力。这之后，我会在家里再喝上第二轮。渐渐地，令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竟然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三四杯。出现这种情况时，我开始变得有点可怕，我了解到酒精本身就是一种抗抑郁剂，现在，我想也许还有许多方法比一瓶霞多丽酒要有效得多。”
事实上，不仅尼格尔如此，在我们身边，有许多人正在食物、尼古丁、大麻、赌博、电视或性中寻找暂时的慰藉。然而，恐惧也会随之而来。对于这些人而言，他们害怕需要越来越多的各种物质才能驱散这种抑郁，实际上，他们只是害怕看到创意和动力在流失。
对许多人来说，长期轻度抑郁是对愤怒、痛苦、悲哀之类感觉的一种逃避。在一本关于心理治疗方面的书中，作者曾给出这样的解释，如果一个人动用他/她所有的资源来应对以上的感觉，但是最终却失败的时候，抑郁就会以一种保护机制的形式出现，以恢复某种条理性。
我们之所以会表现得郁郁寡欢，言外之意是在说，当我们面对无力达到的目标时，我们的自我系统就会不得不退缩到一个较低的功能水平。与此同时，抑郁还发挥了一个沟通上的功能，试图向整个世界传达这样一个信息：自我系统再也靠不住了，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停止运转了，这个人已经失去了希望，必须等外界伸出援手。换言之，身体里的内在自我仿佛在说：“我受够了，我要逃避这种最令人苦恼的感觉，我还要把所有的感觉统统拒之门外。”
为什么很多人总是庸人自扰
多年来，心理学家弗兰克·格鲁巴·麦卡利斯特，一直致力于人类痛苦方面的研究。当人们问他：“有没有自己愿意痛苦的人呢？”他这样解释：“许多人正在为他们忍受的痛苦而痛苦，为既有的不安而不安。”
的确，大多数人总是希望能免遭痛苦，而且我们也经常会得到这样的信息：某些神奇的解决方案能够解除痛苦，比如神奇的疗法、药物或是物品，甚至与他人的某种特殊关系。然而，这些最后统统被证明没有任何用，因为生活就是不断变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失败的过程。换言之，痛苦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部分。如果我们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就会感到更加痛苦。
这个看法本身似乎就让人沮丧。但是这位心理学家则认为生活中的25％蕴含着这种不可避免的痛苦，而在剩下的75％中，我们的痛苦无疑是庸人自扰。
设想一下，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早晨，你开车去上班，由于交通不畅，汽车不巧停在半路，这时，另一辆车打滑撞到你，换做谁都会感觉沮丧，这就是弗兰克所说的25％。遇到这种情况，有些人表现得十分生气，给保险公司打电话，把车修好后继续前行，要知道痛苦是有时限的，最终会消散。
但也有些人会闷闷不乐，愤愤地想，“这人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我怎么可以因为这事重新安排生活，我不该忍受这种经历。我一定要逮住这个人。”很显然，这种砖牛角尖的人就是那庸人自扰的75％了。正如格鲁巴所说：“当我们遭遇痛苦时，越是反抗，越是痛苦。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因为正在遭受的痛苦而痛苦。”
很显然，这种时候，在庸人自扰之人的内心里，有某种东西使他们无法获得长久的快乐。如果他们经常与这一事实作斗争，那么痛苦也就顺理成章了。可是，人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不妨听听下面的分析：
一位闷闷不乐者曾这样描述自己：“如果我品尝自己成功的滋味，或者享受成功的感觉，那么，可怕的事情一定会在我身上发生。”这种恐惧就像对任何乐事泼的一瓢冷水。
在《必要的丧失》一书中，作者朱迪恩·维奥斯特写道：“有些人可能需要一种信仰，相信‘天上有人’控制着一切。如果他们遭受灾难或者严重的损失，从某方面来说，也是他们应得的报应。”基于这一观点，这些相信冥冥之中那个神秘力量的人们总认为：当好事发生时，坏事也就不远了。正如一名对此确信不疑的男士所说：“最好还是相信是我们导致了这一切，而不是接受我们无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控制我们的生活的事实。”考虑到这个背景，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有的人会认为开心、自满招致灾难了，因为在这种人的潜意识里，总有这样一个观念：觉得自己没有快乐的资格。
40岁的伊芙琳经常抱怨：“每次我和我妈说话，她说的全是关于我弟弟尼克的事。她已经给了他很多时间、很多钱、很多治疗，可他还是在吸毒，没有工作。现在她感到不安，因为尼克对她说的话感到烦躁，而且也不怎么和她说话。我问她：‘妈，你不是还有两个外孙，他们都很想见你。’但是她觉得心情很沮丧，不想离开那栋房子。另外，她还说尼克可能会来电话。”
伊芙琳就是一个问题导向型家庭的产物，潜意识里会希望得到被爱的感觉。可以预见，她弟弟尼克尽管倍受宠爱，但是他的情况不会有太大的好转。而且伊芙琳也坚信妈妈的行为是出于力量和控制，“她无法控制我，因为我不依赖她。而尼克疯疯癫癫的，这让她感觉被需要，充满力量。”最近，伊芙琳正被一件事情困扰着：她的抑郁症状变得和她母亲的症状惊人地相似。“我感觉不到快乐，也感觉不到悲伤，只是觉得自己仿佛变得麻木不仁了。”
当我们总是被负面情绪包围，就会变得消极。在问题导向型家庭中，负面情绪会赢得关注，吐露我们的恐惧和问题反倒成了我们与亲近之人联系的方式。伊芙琳恰恰是用这种人与人联系的唯一方式来寻找一种联系感，这也让她总是庸人自扰。
罗拉为自己和一个无情、控制欲强的男人的恋情而痛苦地抱怨，这个男人追求她，但是又抛弃了她，这让她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早在罗拉很小的时候，她的父亲就离开了她，而她的母亲也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做了什么事情导致婚姻的破裂，更不放过任何斥责罗拉父亲的机会。
在罗拉眼里，母亲就是生活的受害者，而她自己也经常被迫成为一名受害者。她会贬低男友对自己的赞美，仅仅是让没有人真正在乎自己的感觉维持下去。她会盯着自己的表，“逮住”迟到十分钟的男友，仅仅是为了证明他是多么的不可信。
在这个案例中，受害者的角色起初源自真实生活中我们的需求在某些事情中未得到满足。父亲的缺席对罗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于是，她用歉疚、退缩或者间接的进攻来操纵他人，努力获得他们的关注，并让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结果，每个和罗拉约会过的男人最终都和她分手了，然后她感觉自己真的成了个受害者。虽然受害者的角色是一种生存策略，但是它并不能帮我们实现长久、健康的关系，许多人甚至由此陷入挫折。
我们很容易因为自己的问题而庸人自扰，如果我们在一个爱批评的家庭长大，那么我们会把那些批评的话语铭记在心；如果我们总是和消极的人共处，那么我们将学会消极。记住，你不是一个消极的人，你有权享受自己的生活，感受鲜活的生命，展望未来，并以饱满的精力追求你的未来。
为什么你总是放松不了
当我们问起那些总抱怨有焦虑感的人们：你真的想放松吗？这个问题难免会让当事人望而却步，产生矛盾心理：“我觉得自己如果没有一直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就会完全停滞不前，完全失去了动力。”
这些人也曾坦言，“通过担忧、沉思、困扰，我感觉自己得不到什么，但我感觉到自己在解决问题。”很显然，对于他们而言，这似乎成了一种收获。然而，他们却很难意识到这其实是一种错觉。
安娜一直好奇自己是不是有种天赋的第六感。她回忆说，“每当我走进一个房间，就能一眼看出谁抑郁，谁生气。在我的身体里，好像有一个探测他人感觉的雷达。”然而，正是因为这种敏感性，安娜失去了平衡。年终考评的时候，她以为会被解雇，结果却升了职。
不仅如此，现实生活中，安娜还经常被人际关系搞得不知所措。比如，她会在约会对象不经意的一句评论之后反反复复思考这个问题：“他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于是，安娜经常陷入这样的困惑之中，“我分析了所有的事情，但是我的思绪还是很纠结。”
不得不说，是过度警觉这种紧张地观察他人情绪的行为给安娜带来了诸多困难。这种行为多半是在童年时期逐步形成的，因为对于年幼的孩子来说，他们往往会在混乱的环境中努力创造安全感。
回忆安娜的成长经历，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些线索：从她蹒跚学步的时候开始，安娜就能识别父亲的情绪变化了，用安娜的话说就是即将爆发的征兆。
“他会眯着眼睛，他的眼神总是黯淡无光。他会用一种温柔的声音，带着可怕的耐心说话。我知道，这意味着父亲的情绪已经到了临界点。”通过这样的察言观色，每当安娜从父亲的身上发现这样一些微妙的变化时，她就会尽量让她最小的妹妹避开，并祈祷母亲能让父亲平静下来。
通常情况下，如果一个人在这种阴晴不定的环境中长大，那么他就会变成一个逆来顺受的人，这就会形成对他人的情绪和感受的敏感性。然而，这对我们其他正常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他们会变成持续过度刺激的牺牲品，因此发展为焦虑。
生活中，不乏这样一些善于观察他人的面部表情，并捕捉信息的人，但是这却催生了更严重的焦虑。如果一个人经常观察他人的情绪，那么这个人很有可能极少从积极的角度去理解自己看到的东西。他只会凭主观臆断，而这些臆断往往会误导了自己。再来看看下面这个例子：
40岁的佑克参加第二轮工作面试时，部门主管突然走进面试的房间。这位部门主管对佑克的女面试官说：“后面还有好多人在等你面试，这位面试者是不是可以结束了？”
佑克通过观察这两位女士的面部表情，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两个人是在商量着让自己离开，因为她们没有兴趣录用他。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佑克都在用阴沉的寥寥数语回答着问题。后来，佑克回家后，整个晚上他一直都在努力思考到底哪个环节出了差错。
事实上，之前走进面试房间的部门主管早已做出了决定，那就是录用佑克。她使第二轮面试尽量简短，是因为她觉得没有必要再对佑克多设考验了。
现实生活中，我们会遇到许多想要摆脱焦虑、得到解脱的人，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又对放手让自己得以放松觉得患得患失。其实，生活中总有一些焦虑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每时每刻都感觉焦虑却是可以避免的。建议把正常的情绪起伏和更加严重的情绪问题区分开来。如果焦虑让你感到虚荣，那就寻求治疗，当然，我们还是希望你也不必如此。
为了排除这种难以放松的状态，学会必要的压力管理也不失为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林中漫步、打打网球、听听音乐、和好友吃顿饭、给孩子读个故事。放松，和焦虑紧张一样，不过是个习惯而已。
其实，压力管理策略不止一种，还有许许多多。在你开始之前，不妨做一个透彻的自我评价。你苦苦挣扎是为了在生活中掌握什么呢？一段关系？一个更优越的职位？其他人的看法？如果你放手的话，会发生什么呢？你相信焦虑和担忧能帮助你吗？就是说，如果你为了正在做的一份报告而把自己搞得焦虑不安、健康受损，你觉得这就能保证给你带来一份更好的工作吗？到现在为止，是这回事吗？
请认真对待你的答案，如果答案多半是否定的，那么，就尽可能避免走入容易让你变得焦虑的场景，避免接触那些经常对你倾吐苦水的人。对于那些令你大发脾气的人，当你选择隐忍不发，内心倍感焦虑时，不妨释放这些感觉，写封信，把你的想法写在纸上，表达你自己。记住，你需要学会表达你的感受，这一点很重要。
在你的生活中，如果要得到持续的放松感，一种最见效的方法就是深度放松练习。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有许多技巧能帮你，比如冥想、催眠疗法和松弛想象训练。当你进入深度放松的境界，你会发现，每天经常会有更轻松的感觉，你的精力和效率都在得到提高，夜晚睡眠更加安稳，像头痛、高血压等身心疾病也在减轻。
也许一开始这些变化会让你感觉到不适，但是你必须冒这个险，以更加开朗的方式把自己的脆弱暴露出来。一想到你正在改变一种习惯的模式，想必你的内心就会信心十足。
为什么你总是烦恼而又浮躁
先来看看下面这段故事。
科尔已到而立之年，却仍然感觉他的人生尚未真正开始。大学毕业那年，收到了将近半打的自己希望能去的公司的拒信。从此之后，科尔似乎一蹶不振。有好多天都睡到中午才起床，打着哈欠盘算着怎么打发晚上的时间：参加派对，打场台球，到一家新的夜总会。
一天晚上，科尔载着女朋友兜风，在啤酒的作用下，他突发奇想，觉得他们应该在高速公路上继续开上200英里，一脚油门踩到佛罗里达去。
看到科尔如此失去理智，他的女朋友求他让她下车。于是，科尔独自一人开到了迈阿密，和在那里打台球时认识的女人们厮混了一夜，把她们家里的东西分光吃净。
在迈阿密，科尔发现了赌博这项娱乐，这让他感到无比兴奋，虽然那与赢钱没有太大关系。那种兴奋在于所有东西都带着危险的气息。在那几年里，科尔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是活着的。
后来，科尔的父亲费尽周折地找到他，并威胁他回家帮家人工作，这让科尔安定了一两年。可是，科尔却这样回忆说，“但是我觉得我好像要窒息了，”“从第一天开始，那个老家伙就拒绝听取我的任何意见。他说我没有经验，但是如果他总是告诉我该干什么，我又怎么能得到经验呢？”三个月之后，科尔终于退出了，他开始自己创业。
但是，科尔的这个创业计划却从来没有落实过。这之后，他又回到学校学习计算机科学，因为感觉无聊，又中途退了学。在这之后，科尔还想过开特许经营店，甚至是家庭企业。科尔的最近一任女友在意识到他无法把自己的任何计划坚持到底之后，还是选择了分手。看着女友远去的背影，科尔突然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碎了。
现如今，科尔已经从过去的堕落中苏醒过来。他顺利地完成了一个房地产课程，并通过了州内考试，而且在他所供职的一家公司里，还取得了不错的销售业绩。但是，没过多久，科尔对房地产的兴趣就开始减弱了。他梦想着能回到学校，继续攻读硕士学位，不过，这一次，研究生的课程目录还是在他的床头柜上落满了灰尘。
科尔自己也承认：“我的朋友们都适应了他们目前的职业，做到了中层管理者的位置。这让我感觉很沮丧。我一直在想，总有一天，这会让我开心的，或者总有一天，那会让一切都改变的，但是结果却还是老样子。我也总是在想，在某个地方，一定有某件东西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不知道这件东西是什么。”
在科尔进行心理治疗的时候，他自己也疑惑不解：“我不知道为什么对我来说，保持动力是这么难的一件事情。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总是交不到好运。”“我的父母总是说：‘你好聪明，什么事情你都能做到。’但是为什么就没有人信任我，放手让我去做呢？”的确，科尔没有经历过虐待或者忽视，因此这些都无法成为解释他失败的理由。
那么，科尔的父母又是怎样的人呢？
据科尔回忆说：“我记得大三那年我的大学申请书已经装进了信封，只等着我的成绩单。可是，我写的一篇论文得了个C，也就是说，我在该门课程的分数就是C了。当我的妈妈得知这一消息后，怒气冲冲地直奔学校，对系主任打包票说：‘我是一名英语教授，我能向你保证，我儿子对《双城记》的分析是非常有见地的。’有趣的是，我从来没有读过《双城记》，而她也从来没有读过我写的论文。她可能只扫了一眼论文的第一页，但却认为如果是我写的，那这篇文章就是出类拔萃的。毕竟，我是她的儿子。”
科尔的父亲又是怎样一个人呢？他自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常有才气的人，他觉得如果他的孩子不能理解代数或者不会分析内战原因的话，那这个孩子简直就是无药可救。
在一个周末的晚上，科尔父母开着车，一起回到家。他们告诉科尔，他是个特别的孩子，他们期望他能做出一番大事。但是科尔却从他们身上得到这样的双重信息：“你是特别的，因此你应该在自己的生命中成就一番大事。”而且“如果事情出了什么岔子，那就是你不专心，要么就是其他人的错。”
当科尔听到这些话时，他感觉自己有资格做到很多事情，但是当这些事情不能立即发生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情感简直要崩溃了。
科尔的问题就是心理学上所称的心理特权。心理特权是指一系列期望的投射：期望世界会自然而然地对我们另眼相待，期望有人会对我们伸出援手，期望有人会为我们提供资源，期望有人会对我们表示赞赏。然而，这种被人告知自己是如何的超常出众，最终却没有得到任何证据来延续这一观点的经历，却会对我们产生深远的影响。
对于科尔来说，尽管他被赋予了许多期望，但是却从未得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那就是：通过自己的体验，以及允许自己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出现失误，来获得一种效能感。
在科尔看来，他觉得自己在许多事情上都拥有特权。有权让女朋友放下自己的生活，陪着他到佛罗里达去。有权让自己享受食宿，只要自己以当台球玩伴作为交换条件即可。从第一天工作开始，他就觉得自己应该在第一时间就得到认可、服务和尊重。
然而，不幸的是，有特权感的人却并不自信。特权感是一种对自卑感和羞耻感的防御。要避免这些感觉，我们会不自觉地装出相反的一面。比如，我们会通过放大自身的形象，让他人相信我们会表现得很好，于是，他人应该为此给予我们所需要的表扬和赞赏。当周围人无法给出和我们父母相同的反应时，我们就得从生活中痛苦地觉醒。
现实生活中，总是不乏科尔这样的人，他们常常会有无聊、坐立不安这样的感觉。因为他们把生命都花在坐等某事发生上。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他们又常常被父母告知，自己是多么的有才能、有魅力，等等。父母出于自己的需要对他们作出了过高的评价。
然而，当这些人认为自己应当拥有的奇妙生活却没有变成现实时，就会觉得幻灭和苦涩，为此，他们常会觉得自己活得浑浑噩噩，找不到有意义的职业，因为他们从骨子里就不愿意接受只有通过平凡的、日复一日的奋斗才能最终获得成功的现实。正如科尔这种人，即使在自己相当成功的时候依然会自责，并觉得这似乎还是失败。
为什么我们喜欢和别人比较
我们从小就在比较、竞争、求胜的环境中长大，总是被某种文化冲击着，于是，我们总不满足于我们本来的样子，你只需翻翻现如今杂志的封面就能知晓答案：“30岁前整形吧”；“完美腿型，今生拥有”；“教你塑造紧致挺拔的翘臀”。
当我们把视线转移到工作场所，朝夕不保的动荡环境，以及增长日渐减缓的经济更会造就这样一个现实：竞争无处不在、比较无处不在。一项研究显示，如果每一个人的经济状况都得到提高，那么全民的满意度就会降低。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人们对工资的满意度在很大程度上更依赖于和他人工资的比较，而非实际的工资金额——人们真正想要的是比别人多。
也许，有些人会想，那些最美丽、最富有、最有天赋的故事总是一再地冲击着我们。让我们产生错误的观念，认为这些人是世界上最开心的人。而事实呢？在美国，一项针对彩票中奖者的研究发现，随机抽取的100个千万富翁对自己情绪状态的打分和随机挑选的100个平民的情绪打分几乎相差无几。实际上，当这些幸运儿逐渐适应大奖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激动人心的变化的时候，他们的情绪也就恢复正常了。
或许，有些人还是会想，我跟别人不一样，把机会给我吧，把钱给我吧，我会告诉你我有多开心。一些受困于攀比思想的人，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却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情况：他们中的有些人觉得嫉妒带来的痛苦比其他任何东西带来的痛苦都要强烈得多；总是喜欢和他人攀比的人也常常会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那些到了最高处的人，会发现，最高处其实并不存在。
有人说每一件事都有其目的。那么，那些想跟别人对比的人又得到了什么？为什么这样行不通呢？
一天放学后，吉姆又被老师留住了：“为什么你就不能像玛丽一样书写工整，交一张整洁的卷子给我？”回到家，吉姆的母亲谈起学校的事情时，又说了这么一句，“你应该比表兄吉米能干多了。”
无论是吉姆的老师还是他的母亲都是故意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激励吉姆。前一种情况是想激励他，使其改变懒散的习惯。而后一种情况，如果吉姆不如吉米优秀，他们希望这样可以激励他进步。如果吉姆的确比吉米更有成就，他们希望他因此感到自豪。
我们很多人都经历过这个生活阶段——心理学家称之为内化过程，就是说，脑子里总是好像有父母或老师的话在提醒自己。对你而言，也无不希望能通过他们曾经使用的方法，就是把你和所有人进行对比，以此激励自己。
可是，问题在于，竞争并不总是起到激励的作用。与他人竞争，就意味着要降低自己的自尊，这往往不利于展现自我，甚至还会让已经成功的人对成功产生更高的期望。事实上，我们只有与自己对比时，才能最好地表现自我；也只有在全力以赴付出之后，才能认识自己。让我们再来看这样一个故事：
一位年轻男子不断夸赞他们研究小组里自己喜欢的某个女成员。与他共事的同事鼓动这位年轻男子不妨主动约这个女人，男子听了，反倒笑了：“什么？她那么优秀，根本不会正眼看我这样的人一眼，还是别做傻事了。”
后来，这位年轻男子和学历比他差一些、没有他这么成功的女人约会了。可是最终，这些女人一开始吸引男子的那些特质不可避免地让他感到失望。
可以预见的是，这种人的恋情往往会有两种结局：一种是他或她因为地位高人一等而愉快；另一种是由于自身的优越感，总想控制对方。
当我们彻底明白这个道理时，就会发现将自己和他人对比不会使你停止自卑，只会让你深陷不满。你经常想通过这种比较寻求一种情感上的慰藉，让自己感觉到和他人的密切关系，然而你得到的却是一种孤立的感觉。除非你寻求与他人的共同点，否则，一味地专注彼此的差异，只会丧失归属感。
由此看来，如果你总是关注他人取得的成就，势必会遇到很多问题。当你一味地羡慕为何别人能够把自己的潜力发挥得淋漓尽致时，你只需要一次认识上的转变——不再进入对比的误区。
不管你自己的禀性如何，都比任何你努力模仿的人更具有吸引力。关注他人的成就，并力求一致，最多只能让我们模仿得很像。相反，尽一切可能去了解自己，花一点时间认真思考并回答下面这些问题，无论你对自己的答案是否感到满意，它们都足以证明你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并因此发挥自己的优势。当然，你还需要认真反思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
※我引以为豪的天赋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喜欢做的事情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最幸福的时候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放松的时候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吹牛的事情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我不怕做我自己，我可能______________
※我在家里扮演的角色是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生气的时候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担心的事情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不愿承认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记住这句话吧：有时候，我希望自己能成为另外一个人。后来，我才意识到我唯一没有尝试过的事情就是做我自己。
Part 9
为什么权力总是充满吸引力
——人性与生存的较量
秩序再好的家庭也会出现意外。
——查尔斯·狄更斯
本章导读
◎当今社会，随着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我们愈发感觉到事情越来越超出我们的控制范围，因此，作为补偿的一种形式，我们就会更加沉迷于控制的欲望中。
◎相比大事件，我们宁愿关心小事，这似乎是在说，“尽管大的事情超出了我控制的范围，但是我可以在自己身上创建自己的小世界。”
◎不断增加的监管和监视就能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安全感、满足感以及控制感吗？结果并非如此。这些手段只会让我们更加确信我们正面临着不可控制的危机：我们越是费尽心思地保护自己，我们越会清醒而又强烈地认识到我们需要保护，这样一来，我们的恐惧、不安更会不断增加。
◎如果一些人处于权威的位置，似乎会过度享受这一地位，甚至傲慢地陶醉于权力之中，享受对别人的控制感。正如一些人在得到提拔时所做的反应一样。
◎在我们的内心世界里，有一个崇高的自我，这让我们认识到宽恕是一种有疗效、对身心健康有益的过程，这其中就包括放弃控制欲和抛弃自以为是。同样，在我们的内心世界里，还有一个阴暗的自我，这让我们希望屈从于强烈的旧有的互易性定律，也就是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报复那些不公正对待我们的人。
为什么人们会感觉生活“失去了控制”
在我们还是婴儿的时候，只要我们需要食物了，就会有人给我们提供食物；只要我们哭闹了，就会得到安慰；只要我们躺在弄脏的尿布上了，就会有人给我们清理干净。当我们渐渐脱离婴儿，我们就会发现那种控制不再存在了。如果我们的父母足够聪明，那么我们的小脾气很快就会失去影响他们的效力。
这之后，我们逐渐意识到自己原来还是社区的一部分——我们属于一个家庭、一所学校、一个地区，在这些地方，我们会发现原来有许多不同的人，彼此之间相互竞争着，而且这种竞争还会让我们学习如何共存。
如果我们试图去寻找一个适合的方式与所有这些人共同相处，那么我们最终会选择合作（控制的对立面），这多半是因为我们从试图“控制他人”的过程中得到了教训。这就是说，比起我们所希望的，我们逐渐成熟了，我们逐渐认识到原来我们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生活中的所有事情，尤其是那些有关其他人的事情。
一旦这种认识形成，我们就需要调整，不过，对于控制的欲望却不会离我们远去。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逐渐学会了如何合作、如何协作、如何妥协，甚至我们还学会了投降，但是我们私下却希望事情不是这样的。
然而，不幸的是，我们之中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拒绝承认这些教训，他们总是想方设法地伪装我们对随心所欲控制一切的欲望的病态迷恋。最为危险的就是受渴望控制这种动机的驱使，我们树立了强烈的野心，甚至幻想自己就是整个宇宙的中心。
现实生活中，有这样一些政客，他们之所以会选择进入政界，不是因为他们热衷于要认真地代表选民的想法，而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从政就是一种“权力职业”，他们希望体会那种权力。当然，也不乏一些政客进入政界是为了较崇高的愿景，他们希望将自己献身于终身无私的公共服务之中，他们想要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对于我们身边的寻常之辈来说，相比对于政治权力的控制，我们更想控制家庭预算、花园棚子、CD专辑，或者是装短袜的抽屉。有时，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总是梦想着能够“控制自己的生活”，但是却明智地抛弃了这一浮夸的目标，试图在一些更为紧迫、更为混乱、更为激怒或是更为失望的事情中挽救些许利益。
假设在一次约会中，你眼看就要迟到了，可是，交通状况根本就不是你所能控制的，但是你可以控制你自己对这件事的反应。然而，遇到这种突发事件，很少有人能在抱怨自己失去控制局面的同时，还会认真考虑自己的自控能力。往往更为常见的是，我们幻想控制外部事件、控制我们的环境、控制我们的工作负担、控制我们的孩子，甚至于控制社会中的扰乱者。
在一次有关变化对女性生活影响的小组讨论中，研究者曾目睹了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当时，一位女性突然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大惊失色地喊道：“我感觉自己似乎在一列失控的列车上！”
只见，这位女性双手捂着脸，急匆匆地冲出屋子。随后，在这个讨论小组中，她的一个朋友马上去安慰她。几分钟后，当这位女性再次回到小组讨论时，我们才知道她和她的丈夫正经受着痛苦的分离，他们的房子正在被出售，而且他们未婚的女儿又意外怀孕了。
随着讨论的继续推进，这位女性提到的“失控的火车”在小组中产生了共鸣。在座这些女性们的生活正在迅速脱离控制，发生在她们身边的每件事情都在过于迅速地变化着，旧的规则和常识正在被扫除，新的技术也正在可怕地对她们的生活发挥着潜在的影响。
在这些女性看来，社会似乎正朝着更坏的方向发展——更低劣的举止、更粗暴的语言、更多的犯罪行为和暴力，总而言之，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互相承认彼此，生活充满了更多的压力。
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谈话中，那些女性广泛相信变化的速度不仅破坏了她们的稳定，而且她们还似乎感觉到之前认可的正派和文明行为标准正在崩坏和堕落，就像是失去了控制。
尽管面对这一状况，我们需要探索其观念的来源以及它们是否可以得到证明，而不应该简单接受表面上的表现。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依然要问问自己：当我们处于社会变化、经济动荡和技术革命的变化中，我们希望能控制多少。生活不是一列火车或者一架飞机，可以有专人负责，并且目的地也可以得到清晰的界定。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海啸、飓风，洪水和干旱，很显然，没有人能够掌管一切，即使有专人负责，也不是能够完全掌控的，并且也不会帮助到人类因这些灾难所遭受的痛苦和破坏。
在人类聚集的地方，混乱和不可预侧性从来就不是遥远的。我们谈话的方式，似乎表明我们是理智的动物，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我们的抱负总是妨碍我们的判断力，我们参与竞争的强烈愿望也总是埋没我们的同情心，我们的偏见更是让我们无视真理。尽管我们的知识早已远远超过了古代人类，但是成百上千万的人们仍然会相互残杀于战争中、交通事故中、谋杀和其他的大破坏中。
不得不说，一个人的控制限度是极其有限的。但是在当代社会，我们日益增加的关注控制的想法，也许是我们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所带来的一个自然结果。然而，虽说随着变化速度的加快，变化范围的拓展，我们愈发感觉到事情超出了我们的控制范围，因此，作为补偿的一种形式，我们就会更加沉迷于控制的欲望中。
为什么比起大事件，人们更愿意关心小事
面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威胁、人类跨国界的大量迁移，以及我们经济变化的特性（如制造业大量转移出西方国家而进入发展中国家）所有这些迅速的和无法控制的变化——不论是否是由技术产生，我们都无法控制事态的发展。
相比生活中这些令人看起来阴暗和畏缩的大事件，我们更愿意全身心地投入到那些看起来更容易控制的家庭生活中的微小细节中去。
对于我们之中的许多人来说，我们更倾向于将关注点转向内部，而不想陷入诸如难民和避难者困境，或者土著居民的健康和福利，更或者是贸易不平衡和关税等方面的巨大问题，当然，这里更不用说是恐怖主义或是气候变化等大事件了。
相比这些大事件，我们宁愿将自己从这些坏消息中分离出来，只关注我们的胖瘦和体形、牙齿的洁白与整齐、肤色的暗沉与明亮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大规模地接受肉毒杆菌除皱术、整容、纹身和穿刺，这似乎是在说，“尽管大的事情超出了我控制的范围，但是我可以在自己身上创建自己的小世界。”
不仅如此，我们还会全情地投入到房屋装修、烹饪和园艺这些事务中，“我不知道如何处理美国国债，但是至少我可以为浴室装修选择完美的瓷砖。”“我知道这是控制我们自己的小世界的一个方法。”对于这一点，不论是在电视剧中，还是在现实中都是如此。
如果你已经为人父母，你还可以寻找“控制”子女的学校，在一些国家，为了将孩子送到那些“好”学校，做家长的更是越来越愿意花费巨资。
现如今，我们是如此地欢迎立法，如此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事情”（其他人的行为举止）重新掌握在控制之下。我们会费劲辛苦地敦促法官对犯罪分子进行严加管理，我们还会敦促政府引入更多强制性的判决。当然，我们更会格外欢迎媒体对此进行更加严厉的审查。不论这是怎样的妄想，我们都喜欢因此而带来的控制感。
不论我们的表现是否以强烈的物质主义、社会保守主义或是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形式出现，这些行为背后的潜在动机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有关控制。
为什么有些人认为惩罚犯罪者可以“不择手段”
通常情况下，报复的欲望是自然的，也是很难忽视的。但是如果我们要逐渐发展到一个更加文明的阶段，就必须要减少报复。
举个例子。A说，B打了我（意味着A失去了控制），所以我一定要去打他（意味着A重获了控制）。因为现在A有力量获得控制权了，所以A要比B打他的力度更狠地打他。
这么看来，报复意味着释放我们控制欲望的最外层原始的表现。这种情况可以发生在操场，也可以发生在会议室，还可以发生在国际关系中，甚至还会导致战争的爆发。
在大多数的宗教文化中，有这样一种说法：有一个神灵，通过报复那些与其人民为敌的人，以及惩罚那些没有服从其规定的人来管理世界。如果在你的成长过程中，可以用这个标准简单地衡量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那么很多人就会非常容易接受这个观念了。
一个基督徒曾说，他相信来世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希望在今世中侥幸脱逃的坏人在来世得到惩罚，他希望感受到自己的上帝在控制着这个宇宙。
在我们的内心世界里，有一个崇高的自我，这让我们认识到宽恕是一种有疗效、对身心健康有益的过程，这其中就包括放弃控制欲和抛弃自以为是。
同样，在我们的内心世界里，还有一个阴暗的自我，这让我们希望屈从于强烈的旧有的互易性定律，也就是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报复那些不公正对待我们的人。（通常，“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句话常被误解为一个行动。但是，这句话还在传达这样一个观点，即对于一个罪犯的惩罚应该依据其罪行而做出：欠一牙，就还一“牙”；欠一眼，就还一“眼”。）
大多数社会都极力反对个人掌控法律，当然，我们也不赞成那些将维护公正的体系看作是报复他人的罪恶体系。这里所说的公正体系应当是致力于施与人道的惩罚和尽可能为那些犯罪者创造赔偿和悔过机会的制度。
反之，提倡报复的行为只会将我们降低到犯罪者的水平。我们不能在批评完某人的行为方式之后，又以相同的方式去做事。如果我们希望做坏事的人被扔到永不熄灭的火焰中去，那么我们便不能声称自己是文明的。那样做的话，就意味着我们的控制欲望是在发狂了。
宽恕很难，将惩罚留给法律体系来处理也很难。如果我们试图自己去解决事情，那么我们也会成为冒犯者。
Part 10
为何善行之后会有恶行
——善恶的抉择
善与恶在川流中是混杂的。但是，每个人都在他的生活过程中改造自己的血液。
——罗曼·罗兰
本章导读
◎在孰是孰非这个问题上，我们总能毫不费力地作出符合道德标准的选择。我们只想让自己感觉良好，然而，这却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的胡作非为开了绿灯。
◎进步也可能会让我们放弃曾经为之奋斗的东西。这是因为当我们接受意志力的挑战时，就会发生两个自我之间的冲突，一个你只想着长远利益（比如减肥），另一个你只想着及时行乐（比如吃巧克力）。当两个自我相互竞争时，就会打破二者之间的平衡。
◎很多时候，我们的大脑会对能完成目标的可能性感到兴奋，于是，错把这种可能性理解为完成了这个目标。
◎当我们想获得放纵许可的时候，会极力寻找任何一个美德的暗示，为自己放弃抵抗作辩护。正如购物的时候，我们被省钱的念头诱惑了一样。
◎当人们对罪恶行为做“忏悔”的时候，最有可能产生“许可效应”。
为什么我们会以善行为借口，允许自己做坏事
请先认真判断一下以下两个命题：命题一：大多数女人真的不聪明；命题二：大多数女人更适合在家里带孩子，而不是出来工作。对于这两个命题，你是怎样的态度呢？强烈反对、有些反对、有些赞同，还是强烈赞同？
如果你拿这些问题去问普林斯顿大学的本科生，女生们没叫你把问卷收起来，并说出“别再问这种愚蠢的问题了”这样的话，那你还真是走运了，不仅女生，那里的男生甚至也会驳斥这些带有性别歧视的观点。
现在再让我们把命题稍微改动一下，命题一：有些女人真的不聪明：命题二：有些女人更适合在家里看孩子。并让这些学生加以判断，情况又会怎样呢？结果那些被测试的人们会不太容易驳斥这样的命题。看起来，它们或许有点性别歧视的味道，但是人们很难驳斥“有些”这个限定词。
这项调查是由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家贝努瓦·莫林和戴尔·米勒组织的，是其研究刻板印象和决策过程的一部分。正如你所预测的那样，判断前两个命题的学生会当即提出抗议，但是判断第二组命题的学生态度则更中立一些。
这个研究还在继续，在学生判断完这些命题之后，他们还被研究者要求在一个模拟的招聘场景中作出选择。他们的任务是判断眼前的几位候选人（候选人中有男也有女）是否适合某个高层职位。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该职位所处的工作行业一直由男性主导，就如建筑业和金融业一样。对这些刚刚驳斥过性别歧视观点的学生来说，这看起来是项非常明确的任务，很显然，他们当然不会歧视一个符合条件的女人。
但是，研究人员却发现，情况恰恰相反。相比那些勉强同意第二组命题，并且认为性别歧视不那么严重的学生，那些强烈反对性别歧视的学生更倾于选择男性应聘者来担任这个职务。当研究人员询问学生的种族主义观点，并提供机会让他们表现对少数种族的歧视时，也出现了这种前后不一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