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的遗憾，错过了和余秋雨的师生缘
1984年7月，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被上海戏剧学院理论专修班录取，而且是4O名幸运儿中的惟一女生。手捧录取通知书，我不禁又喜又忧：喜的是终于考上了专业对口的名牌大学，可以受教于我景仰已久的余秋雨老师当时，余秋雨在专业圈外还并无名气，我对他的好感完全来自于他在戏剧理论专著中表现出的独到眼光和开放心态：忧的是如果我到上海去读书，婷儿怎么办？
在上海考试期间，我曾专门到上戏附近的幼儿园去问过，像婷儿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在上海上幼儿园的。我也到街道里弄去打听过寄放孩子的价钱，即便是条件很差的人家，连吃带用一个月最少也要交60元钱，也就是说，交完托儿费我的全剖收入就只剩10块钱了，虽然进修费由单位帮我出，但我又要吃饭又要买书，10块钱根本无法生存。
左右为难之际，又是母亲向我伸出援手，让我把婷儿再次送到湖北。可是这次我却不能接受母亲的好意。因为我弟媳马上就要生孩子了，如果我在这个时候把婷儿推给母亲，让母亲同时带两个婴幼儿，不是要减我妈的寿命吗？我可不能这样自私！
如果把孩子寄放在成都，我自己走上海，那也是一种自私的选择。我到上海考试的那20天婷儿在私人幼儿园已经遭了不少罪，不良后果好不容易才消除掉，我可不敢重蹈覆辙。
就此放弃到上海读书的宝贵机会吗？我还是不甘心。作为最后一种选择，我找到了婷儿的生父，希望能让婷儿在他身边生活两年。可他也有他的难处。眼看走投无路，我便给余秋雨老师写信说明情况，问他能不能允许我在成都读书，到上海考试？没想到，余老师居然说服院领导接受了我的请求。但我越想越觉得用函授方式读上戏实在太划不来了，还不如在成都在职自学电大，还可保留一个脱产到院校进修的机会。
就这样，我错过了和余秋雨老师的师生缘。半年后余秋雨老师路过成都，想见见我，但不知为什么答应通知我的那位女剧作家没有通知我。两年后，余秋雨老师来信希望我考他的研究生，我自知英语过不了关，只能回信说“谢谢你”。
说来也奇怪，这种有缘无份的情景竟然也发生在我父亲和余秋雨之间几年后，我万分惊讶地在《文化苦旅》的“后记”中看见我父亲的身影！那时候，余秋雨的大名已经和《文化苦旅》一起响彻神州大地，国内国外都好评如潮。余秋雨在“后记”中写道：“在所有的评论中，我觉得特别严肃而见水平的是鄂西大学学报所设‘《文化苦旅》笔谈’专栏中该校五位中文系教师发表的文章、我很惊讶鄂西大学对中国历史文化和当代散文艺术的思考水平。”余秋雨当然不知道，这组评论的作者就有我父亲严可，鄂西大学学报的这个笔谈就是他发起的，虽然我父亲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提高写作课的吸引力，但《文化苦旅》的确使他深感“高山流水遇知音”。余秋雨说自己“后来曾到武汉打听，得知这所大学躲在该省的边远地区恩施... 我问能不能坐飞机去，被告知：‘坐飞机也得好多小时，是小飞机，而且常常降不下去又回来了，因为那里雾多山多。’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准确（不太准确），却深感中国大地上藏龙卧虎的处所实在不少。”
当我看到这段“后记”时，我父亲已经去世。这种有线相知无缘见面的情节重复发生在我们父女身上，简直让人怀疑冥冥中真有一种宿命的力量。
放弃师从余秋雨的机会，可以说是我为婷儿做出的最大牺牲，也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十几年来，我一想起这些就深感惆怅，以至于忍不住说了这些题外话。好在婷儿培养得十分成功，我的牺牲也算得到了足够的报偿。
严格地说我甘愿为婷儿牺牲的行为，仍然停留在“血缘爱”的范畴。在我看到婷儿寄放在私人幼儿园的不良后果之前，我对“血缘爱”的重要性是缺乏认识的。
因为“血缘爱”是盲目的、朴素的爱，以满足亲人心理需要为主，主要设法满足孩子物质生活的需求和欲望，是所谓“水往低处流”的“单向”的爱。高尔基曾批评说：“这是连母鸡都会的。”在教育学家眼里，这种低级的“血缘爱”只有升级为“教育爱”（即有育儿成才的理想、目标和信念；讲究爱子的态度、原则和方法；在满足孩子必要的物质生活的同时，特别注重丰富孩子精神生活和情趣；建立民主的、相互关心的“双向”爱的关系等），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
当我看到婷儿在缺乏“血缘爱”的环境里的可怕变化之后，才真切地认识到，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教育爱”虽然最重要，“血缘爱”也是绝对不可缺少的（这种有高尚牺牲精神的爱并非只能来自有血缘关系的人）。如果孩子连“母鸡都会的爱”都得不到，又怎能享受得到更加高级的“教育爱”呢？
既然如此，就让我们在需要牺牲的时候忍痛去牺牲吧！买书专挑名著，熏陶审美情趣
听说我考取了上海戏剧学院却不去读，同事们都感到十分惊讶。好在李累主编非常理解我的苦衷，支持我兼顾工作、自学和孩子的决定。于是，生活又回到原来的轨道上向前运行。
有小保姆帮着照料婷儿，我总算可以多用一些业余时间准备电大的期末考试了，但晚饭后到婷儿睡觉之前这段时间我还是用于她的早期教育。我依然是利用饭后散步的机会看见什么就和婷儿谈什么，继续扩大她的知识面，培养她的观察力。等到星期六，我们三个就高高兴共地去春熙路逛夜市。那几年正是廉价的传统连环画和高档的彩色连环画产品换代的时期，星期六的夜市上经常会有新华书店减价处理传统连环画，只花两毛钱左右就可以买一本很有趣的书。我和婷儿最喜欢在减价书摊上沙里淘金，每次都能买回几本物美价廉的连环画。那时候，市面上刚刚推出三毛钱一支的“娃娃头”冰激淋，婷儿很爱吃，但我只让她尝过一两次、有一次逛夜市，我很想看看婷儿对书籍到底有多重视，就给了她三毛钱，说：“随便你买一支娃娃头或是买一本画书。”婷儿毫不犹豫地说，当然要买书。我问她为什么，婷儿说：“冰淇淋吃完就没有了，而书却可以看了又看。”婷儿的选择让我非常高兴，于是既买了书，又奖励了她一支冰激淋。
在为婷儿买书、录故事时候，我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尽量选择名著。我相信，经过时间检验的中外名著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对发展婷儿的智力和审美心理结构能力具有深远的意义。除了那些她听得懂的儿童文学名著之外，那些根据古典名著改编的连环画，也是具有长久吸引力的好书。我在重新开始的“育儿日记”中写道：
我到上海考试时，买了一套《红楼梦》的连环画，婷儿简直太喜欢《红楼梦》了，兴趣大得令人难以置信。总是缠着我和小李讲《红楼梦》。很快就记住了《宝黛初会》《熙凤弄权》《黛玉葬花》《红楼二尤》的书名、人名和模模糊糊的情节。一天在戏剧家协会看舞剧《红楼梦》的录像，因为录得不好，看到“金玉良缘”对黛玉的刺激时，就停下来放起苏联的一部芭蕾教学片，婷儿顿时大哭起来，非要看《红楼梦》不可。我怎么哄都不行，只好让小保姆把她带走了。
我也是很爱《红楼梦》的，在怀孕期间，我第二次读了《红楼梦》，难道这也能遗传吗？姥姥也爱看《红楼梦》，曾带着婷儿看过电视里放的越剧《红楼梦》。婷儿不到3岁时就会讲《红楼梦》的故事：“贾宝玉有个林妹妹，后来贾宝玉和薛宝钗结婚了，林妹妹就死了。”这当然是姥姥教婷儿讲的。难为婷儿还知道喜欢林黛玉，讨厌薛宝钗，其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非同龄儿童可比。
7月底，婷儿因高烧40℃住院，住院期间，婷儿退烧后主要靠听、看《红楼梦》连环画消磨时间。她那股入迷劲儿，缠人劲儿，使同病室的大人们非常吃惊。现在，我为了让她长大一些后还有完好的《红楼梦》连环画可看，暂时把这套书收起来了。不过9月的一天我带她看了一场电影《红楼梦》，其效果抵得过讲十遍书。
这么小就接触《红楼梦》好不好呢？我认为没有什么不好。《红楼梦》作为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其影响不仅仅局限在文艺领域，而且已渗入社会生活、历史传统，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早一点接触它，加上古典诗词的熏陶（到目前为止婷儿已背诵过十几首古诗），可以早一点使孩子感染古典文学的美，这对孩子的审美心理结构的形成过程意义重大。古典美加上民间故事的民间艺术美和自然美，和我言传身教的道德观、价值观、人生观，将使婷儿具备异常丰富的内心活动，和很强的表达能力。只要我持之以恒地培养她，严格而科学地训练她，她就能早日出成果、这一切，对一个没有经过早期教育的孩子来说是不可能的。但对于婷儿，则是正在实施、正在实现的理想。
与看不见的未来相比，当时有一个细节非常有力地坚定了我的信心。那是在着一场大型儿童剧的时候，3岁3个月的婷儿突出地表现了不同寻常的审美能力：
7月2日看《月琴与小老虎》，婷儿很动感情。她的反应很强烈，而且很准确，很正确。不仅表现在对角色的爱憎上，而且表现在对角色心理和处境的体验、理解上。最突出的是：小主人公拉嘎落进财主的陷阱后，再三催促他的朋友小老虎离开这危险的地方。小老虎不肯丢下朋友逃命，怎么也不肯走。这时候，台下的小朋友都在帮拉嘎催小老虎走。好多孩子都喊出声来：“快走啊！小老虎！”婷儿却对我说：“妈妈，小老虎不能走。”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拉嘎还在陷阱里呢，小老虎要保护朋友，怎么能走呢？”我很高兴她理解了这个戏剧情境中更深一层的含义：友谊比生命更宝贵。这一点，许多小观众他们大都是小学生，都没有领悟到。
痛苦而正确的选择：不做神童
3岁前后，婷儿身上表现出来的兴趣很多，如学英语的欲望，学从字、学写字、学算数、学画画的欲望和对弹钢琴的渴望等等，我都只能满足极少的一部分，另一些则因为无时间、无钱、无能力而忍痛搁置一旁。比如说，婷儿现在很想说英语，她已经在熟练地用英语说“请”，自己还编了一些“英语”咕咕叽叽地念叨，真可笑。就像她编的谁也不懂的“七言古诗”一样。可惜那时候还买不到儿童英语磁带，我也无法教她。这样耽搁下去，按照“潜能递减”的法则，婷儿必然会失去成为“神童”的机会。
我非常清楚，婴幼儿的每一分钟都是十分宝贵的，可是我又要忙工作又要忙学习，在1985年底电大毕业之前，我都不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和财力来完成把她培养成“神童”的计划。
怎么办呢？难道我还应该为婷儿作出进一步的牺牲，连自学电大也放弃吗？顺着这个思路，我进一步地设想到：如果我放弃自学电大，就可以开始教婷儿小学的功课，我估计婷儿3年左右就可以掌握小学的课程，即使再用6年时间来学习中学的课程，也可以在12岁左右考上大学一这个“时刻表”多么吸引人啊！可我当时的处境是，如果我放弃自学电大，就可能失去我所热爱的编辑工作，我和婷儿的生活来源就会失去保障，在她考上大学之前，我仍然可能因为经济原因被迫终止培养“神童”的计划。而且，如果让婷儿在家里完成从小学到高中的功课，光靠我这点业余时间是绝对不够的，再说中学的数理化我自己教不了，也没钱请家教。
怎么办？我痛苦地问自己：难道就此放弃培养“神童”的计划吗？为了说服自己，我决定在不考虑财力的前提下审视一下走“神重”之路对婷儿的负面影响。首先，如果在家里攻书，婷儿将失去与同龄人一起度过童年的机会，这将大大限制她发展人际交往能力。考虑到我的知识结构对她的影响，她不大可能成为一个理科人才，作为一个文科人才，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生活能力恰好应该是她的强项，而这些能力只能在集体生活中培养。因此，在家里自学的方案实际上会妨碍她将来的发展。其次，母亲的行为是女儿最有力的榜样，如果我彻底放弃自修计划，怎么能把她培养成认准目标努力上进的人呢？
还有个坏处既可笑又现实－－本来才女就不好找丈夫，如果婷儿真地成了个“女神重”，将来嫁给谁呢？经过几天几夜翻来覆去的思考，我的结论是：也许放弃当“神童”更为明智一些。一是可以按部就班地与同龄人一起从幼儿园一直上到大学，在时间上避开与现行教育体制的冲突；二是放弃在学业方面“单兵突进”的策略后，可以把教育的重点仍然放在全面发展上，这将更加有利于她的智能开发和性格培养，为将来的可持续发展积累足够的“后劲”；三是自学电大对我来说具有补充和调整知识结构的作用，可以给她当一个更加称职的家教；另外，在经济上这也是惟一可行的计划，毕竟，自学电大关系到我能否评聘编辑系列的专业技术职称，我必须为改善我们的生存条件投入最起码的时间。
想通了这几点，让人辗转难眠的痛苦也随之而去了。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其他几个“神童”所走的弯路，更是为我当年痛苦的选择而深感庆幸。
1999年底我在《特区青年报》上看到，有一位与婷儿同龄的“神童”，14岁时被南开大学数学基地班在黑龙江免试录取，3年后，却被学校“勒令退学”。不是他不够聪明，而是他从大学一年级到三年级都不肯好好学习，经常逃学去打游戏机或看武侠小说，以至重要的专业课多次考试不及格，加上过去的成功使他养成一种极其自负的性格，很难听进别人的规劝，直到1998年底哥哥领他回老家后，他才突然意识到：18岁的他不能上学就得扛着镢头跟父兄一起去种田了！这时他才懂得了求学和求生的关系，也才自觉地开始发奋努力，半年后又重新考上了南开大学。
另外还有上海华东师大数学系基地班1997年招的一位12岁的少年大学生，第一学年期终考试就几门不合格，校方考虑劝退（不知结果如何）。中科大少年班有一期退学的3个学生，一个是因为陷入早恋不能自拔，另外两个刚是迷上了游戏机和武侠书。
教育界专家认为，这些智力超常的儿童跟不上大学进程多半是非智力因素影响，他们年龄太小，心理素质、分辨是非能力、自我控制能力以及遇到挫折后克服困难的能力远未成熟到一个大学生所具备的水平；另外，少年大学生通常都是数理化冒尖，文史哲却很单薄，相对而言，前者容易“速成”，后者却往往要依靠一个人的生活阅历与心理成熟。更麻烦的是，如果文科不好，继续钻研理科问题的分析、推理能力，就会受到限制。上海交大的少年班负责人陈xx就认为，正是这些少年大学生的知识结构影响了他们的继续发展。
相比之下，婷儿的现状证明我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即使在世界顶尖的哈佛大学里，她也依然能够取得令人惊讶的好成绩、就在我写这一段文字的时候，她刚在大一春季学期的半期考试中得到了3个A、l个B（年级平均分为B），而且有些课的得分远远超出得A的水平。应当特别强调的是，我并不是反对培养“神童”和少年大学生，相反，我认为应该而且可以大量培养“神童”和少年大学生。只不过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时候，我很高兴自己优先选择了素质教育，使得婷儿虽然没有在少儿时代成为世人瞩目的“神重”，却仍然成了一个全面发展、后劲充足的人。
继续开发智力，玩要玩出“名堂”
对我来说，放弃培养“神童”的计划，只是放弃提前学习小学功课而已，并不等于放弃家庭早期教育。相反，我正是要把追求学业进度的时间和精力，继续用于婷儿的全面发展。
3－6岁期间，最重要的仍然是智力开发优先。因为科学家们相信，人类大脑的基本构架在6岁时就已完成。尽管美国和加拿大的科学家在新近的研究中发现，儿童大脑在几个关键领域的巨大变化一直会发展到青春期，但这只是一种被称为“调整”的解剖学变化，这些科学家依然认为，跟踪大脑发展的不同阶段施教，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儿童智力和感情的发展。智力开发的最佳时段，无疑还是在大脑迅速发展的0－6岁期间。
继续开发智力，也就是继续培养婷儿的语言和非语言能力，包括观察力、记忆力、词汇量、理解力、解决问题的能力、抽象推理能力、视觉驱动能力等。这些能力被认为在孩子满6岁以后不再变化，并且与各种升学考试的测试成绩密切相关。可以说，我和婷儿相处的每一分钟，心里都绷着开发智力这根弦儿。
1984年7－8月，婷儿的智力出现了一个飞跃，使我不能不在繁忙的事务之余挤出点时间把这个飞跃的表现记下来：
这个飞跃，最突出表现在她完全独立的即兴吟诗上。大概是8月中旬吧，一天下午，我和小保姆带她去《四川日报》社食堂吃晚饭，路上，婷儿在我的邀请下为小树苗作了一首诗：
小树苗啊。
给我们一些风吧，
把我们走出来的汗都吹掉，
大家多高兴啊，
大家多喜欢小树苗啊！
这是一口气念出来的，还带着表情。
我如此重视这件事，并不是因为这首“诗”写得有多好，而是因为它表明了婷儿的创造性思维和表达能力又有了新的突破。第二天晚上，我们到人民南路的街心花园去看新修的彩色喷泉，婷儿又念了一首描述性的“诗歌”。我经常有意识地引导她进行这种活动，不论到哪儿玩耍，都变成了她高高兴兴地训练观察力和表现力的机会。
婷儿的飞跃，还表现在她的观察力上。过去，她只是注意哪里有什么，而且多半是她认识的东西，现在，她开始注意同类事物有什么不同，如东西干道的路灯，一到总府路以东，就比总府路以西少亮好几盏，她自己指出来告诉我。
前些天，我带婷儿看了美国电影《星球大战》和《转折点》。看了前者，她知道了别的星球上也有各种各样的人，提出了许多问题：如“瓦德为什么出气的声音和我们不同呢？”“那些情报怎么能藏在阿图的肚子里呢？”“冲锋队为什么要戴白色的面具呢？”
同我一起上班的路上，她总是指出自己不认识的事物，要我告诉她名称。我告诉了她，还问她：“凌霄花的叶子像什么？”她说：“像针！”我说像羽毛。仔细一看，这种很像羽毛的叶子，的确像是一根根绿色的绣花针排列组成的。她的比喻是准确的。这使我意识到大人和小孩儿的视觉形象是有差异的。
在我记日记的时候，婷儿问我“是不是在看魔鬼的书”，我说是在帮她记日记，以后，这本日记就是她的故事。婷儿高兴地悦：“太好了，我谢谢妈妈！“过了一会儿，她把8张书签要过去“打牌”，突然又冒出一句话：“妈妈，我要你活100岁，一岁都不死。”现在她又演开戏了，说什么：“啊，今天是我的生日....”真是个可爱的小东西。
1984年9月，婷儿进了教学示范幼儿园，为了给她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也为了不用继续请保姆了，我买了一样新玩具表示庆祝。
新玩具就是弹珠跳棋。我认为，一种叫做“等距离跳”的下法非常有利于培养孩子的思维能力。因为“等距离跳”的思路具有别的棋类无法比拟的直观性，既便于孩子理解和思考“条件”和“结果”的逻辑关系，又便于大人观察和指导。这种组织棋路的过程迫使孩子一次就得思考几个步骤，也有利于孩子发展专注地思考问题的能力。我先教婷儿弄懂什么是“等距离’，然后教她怎样利用自己或对手的棋子作“桥”，组织一连串的“等距离跳”。婷儿很快就掌握了“等距离跳”的方法。但要想取胜，必须组织出很多成功的“大跳”，每组织成功一次“大跳”，马上就能给婷儿带来一种成就感，因此，即使最终没有下赢妈妈，仍然越玩越自信，越玩越有趣。这种每次都具有挑战性的玩法，对婷儿始终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加上我把陪她下跳棋也是做为奖励她某种好表现的奖品，直到她小学毕业，和妈妈下跳棋都是一件能让她欢呼雀跃的事情。
婷儿的玩具不多，我每买一件玩具，都要考虑它对婷儿的心智发展有什么影响。0-1岁选的是感知触摸玩具，1－2岁选的是走动玩具，2－3岁选的是难度较低的智力玩具和模仿性玩具，发展孩子想象力，3岁以后选的是难度较高的智力玩具如跳棋、五子棋、建筑模型、电子琴等。还通过使用放大镜、磁铁、指南针、小温度计、玩具手表、钢卷尺等小工具，在玩耍中不断增强婷儿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打好性格基础，努力提高情商
自从美国作家丹尼尔?古尔曼的《情感智力》一书1995年出版以来，“情商（EQ）” 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稍懂一点教育的人都知道，“情商才是决定人生成功与否的关键”。为什么“情商”如此重要呢？看看它的内容就不难明白了。
所谓“情商”指的是：良好的道德情操、乐观幽默的品性、面对并克服困难的勇气、自我激励、持之以恒的韧性、关心他人的善良、善于与人相处、把握自己和他人情感的能力等等。简而言之，它是人的情感和社会技能，是智力因素以外的一切内容。情商高可以使智力平平的孩子最终创建辉煌的人生，情商低也可以使智力超常的孩子变成一个平庸的人。
有趣的是，“情商（EQ）”的概念1990才由哈佛和另一所美国大学的两位心理学家首次提出，而我在1997年看到《EQ之门：如何培养高情商的孩子》一书时，惊喜地发现我们对婷儿的许多要求和训练，都是在培养她的“高情商”！只不过当时还没有“情商”这个洋说法，为了让婷儿具备我所希望的各种能力和美德，我一心想的就是怎样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进行长期的性格培养。
我坚信，性格基础是早期生活奠定的，最初几年的生活习惯，父母态度，家庭气氛，以后都会慢慢变成孩子的性格特点，每一个习惯在其开始形成的几天特别重要、因此，每件事一开头就坚持要婷儿按要求做，不该做的事一开头就坚决不让婷儿做，以后也从不迁就，怎么哭都不行。
有的父母看见孩子一哭心就软了，以后孩子稍遇一点不顺心，就靠哭来解决。以为一哭大人就会满足他，以哭来作为要挟大人的条件。我从婷儿离开姥姥家起就提前打好招呼：任何时候都别想用哭的办法来换取任何东西。婷儿体验了一两次就明白了，哭是没有用的，只有按要求办才是解决问题的惟一办法。
为了防止婷儿养成不珍惜物品、讲究物质享受、浪费金钱和不体贴他人的坏性格，我从不轻易满足婷儿的物质要求，以免她习惯于不劳而获。而且，为了培养同甘共苦的好品德，我从不让她独自一人吃任何好吃的东西，尽管那时候我的工资还不够母女俩都吃水果，我还是硬着心肠每天和她分享一个水果，让她觉着“分享”是正常的，愉快的，“独吞”是不正常的，可耻的。
为了强化她的自制力，我经常在下班的路上把婷儿带到商场门口，然后让她选择：“如果你不喊我买东西，我们就进去逛，如果你喊我买东西，我们就不进去。你选吧。”婷儿每次都说：“妈妈，我不喊你买东西。”我就带着她在商场里到处逛，教她认识各种物品。
我们留连最多的地方就是玩具柜和食品柜，玩具柜的售货员叔叔每次都让婷儿试用一下各种新玩具，这是婷儿逛商场最愉快的时候。最难受的时候大概就是逛食品柜了。那时候几乎每天都有一些包装越来越漂亮的新食品出现在柜台上，别说是婷儿，连我都很想品尝一下，但是婷儿始终忍着，从来没有要求我买过。长期多次地重复这种克制欲望的过程，对于培养婷儿的自制力有着极大的好处。从小到大，婷儿很容易做到抵制大大小小的各种诱惑，坚持按照理性的选择去行事。应该说，正是这种强大的自制力帮助她有效地减小了走弯路的概率。
我还在1984年12月21日的日记中记录了性格培养的其他方面：
这段时间着重培养婷儿的几种能力。
一、快速反应。要求婷儿对大人的话迅速作出相应的反应，不要让大人再三再四地说。这包括做一些具体的事，如洗手、收拾玩具、帮妈妈做事等。还有就是纠正错误行为，如玩弄不该玩的东西，对不喜欢的人不礼貌等。这样有助于养成雷厉风行的作风。
二、掌握方法：在日常生活中遇到问题时，大人主要教给婷儿解决问题的方法，很少帮她做，如开保险锁、玩拼板游戏、拧毛巾、穿衣服扣扣子、拿东西、开关录音机，并强调方法的重要。这样有助于培养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双语能力：要求婷儿跟说四川话的人说四川话，跟说普通话的人说普通话。她老是忘记后一点，我请她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她让我用一声“嗯”来提醒她。这个办法很灵，因为是她自己想出来的、同时掌握两种语音和词汇，有助于培养对语言的敏感，对今后学外语，有适应力快而强的好处。
四、辨别是非的能力，包括大人通过讲故事，分析一个人或事情等方法进行的诱导，和适当的奖惩，奖主要是大人高兴地称赞和拥抱，惩主要是不理睬她，或关卫生间，后者很少用、我也用过打屁股的方法，在朋友的批评了取消了。朋友说得对，不应该让孩子屈服于肉痛和莫名的恐惧心理，而应该讲清道理。我的耐心少了一点，经常声色俱厉地训斥婷儿，以至于脸色和声调都失去了威慑力。这些天我不这样了，婷儿也为了不让我生气而努力表现得好，比过去自觉多了。
早教专家冯德全认为：优良性格有四个基础，一是快乐、活泼；二是安静、专注；三是勇敢、自信；四是爱劳动、关心人。这些性格品质其实都是情商的重要内容，也是我让婷儿从小就通过行为去体验，又在日积月累中去强化的基本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