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忘记告诉迪恩（Dean）医生（她已经告知了对方）。
那天他[爱因斯坦]待在家里等待以色列领事以及一位从欧洲来
访的老朋友。访客们1点钟离开，他说自己非常疲惫，没有胃口。
午饭后，他在2点钟左右像往常一样小睡，3点30分，我听到他走向
浴室，就在那里他倒下了。医生来得很快（他不在家，但很快就找
到了），但对我来说等候却显得永恒般漫长。医生立即就知道问题
所在，并打电话给两位同事。我出席了他们的医学讨论会，他们决
定给纽约的一些医生打电话。我打电话给一个朋友让他陪我一起在
家里过夜，因为医生不希望我和爱因斯坦单独在一起——他们也不
想把他转移到其他地方。他们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小出血（血压和脉
搏保持正常），可能会被组织吸收。晚上，两名医生自纽约赶来并
咨询了迪恩医生，后者在我的“协助”下做了一个心电图检查。
在（给爱因斯坦）打了一针吗啡后，这个夜晚还算平常无事。
我在书房中为自己加了一张临时床，教授觉得这很荒谬。我告诉他
我这样会睡得更好，不然的话，睡在我自己离得较远的房间里，我
只会焦躁不安地试图听听他的动静。他这才接受了。他也不想让我
另外去厨房取冰（他脱水了，除了几勺矿泉水之外，他只能吮吸小
块冰）。但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理会[他的这一要求]。
第二天，纽约的医生们又来了，还带来了爱因斯坦的从柏林来
的老医生艾尔曼（Ehrmann）博士。他们还想请来一位著名的外科
医生，一位心脏病专家。教授从一开始就不想搞这么多事，但他还
是好意地倾听。后来他问我们的医生，会不会死得“很可怕”。答
案是：也许吧，谁都不知道。也许只有一分钟，也许是几个小时，
也许是几天。他应该知道内出血的疼痛是最痛苦的。他微笑着忍受
着痛苦，不幸的是有时他拒绝注射吗啡。周四晚上的疼痛还能忍受
——可是，不幸的是，他下午拒绝了一针吗啡，疼得受不了，直到
晚上医生又来了，给他打了一针。如果是其他病人，医生会不顾病
人反对，径自完成注射，但出于对教授的尊敬，他不想违背他的意
愿去做任何事情。
星期四晚上我听到他四处走动，就去看他，他告诉我：“你真
的很歇斯底里——我早晚会死，什么时候死都一样。”我告诉他我
刚去洗手间，反正也没睡。我不知道他是否相信我，但他做出相信
的样子。早上，他说仍然很疼，但现在疼的地方跟往常一样是位于
脾脏区域，觉得好多了。当我早上晚些进来时，他躺在那里，脸色
亮黄，说自己感觉病得厉害，头都抬不起来，疼得受不了。我赶紧
打电话，碰巧是医生接的电话。他立刻赶来，但我还是焦急万分。
与此同时，他[爱因斯坦]极其虚弱，唯一的好处就是疼痛的感觉都
不那么强烈了。医生当时确认胆囊肿胀（我们后来被告知，出血之
后，胆囊堵塞，破裂可能是致命的）。虚弱是早期脱水的结果。
医生不顾教授不想去医院的意愿，告诉他，他需要静脉注射；
爱因斯坦这么痛苦，医生不能马上为他止疼，这让我很难过；此
外，形势对我来说已经变得难以应付（这成了决定性的因素）。医
生给爱因斯坦打了一针，订了一间病房和一辆救护车，半小时后，
他已经到了医院里，他们立即开始静脉输液。在路上救护车里，他
与身边（都是志愿者）的一名男子进行了一次生动的对话，他碰巧
是这所大学的一名政治经济学家。真是难以置信……
他在医院的情况要好得多，因为他们可以很快给他打针（尽管
他再次试图拒绝），并且静脉注射自然也有一些缓解作用。星期六
他甚至自己往家里打电话给我，要我带上他的眼镜。周日，他要求
把他的写作用具带去。当玛戈特坐在轮椅里被推到他身边时，尽管
一直很虚弱，他还向她问好。“你很有风度啊！”他把自己的手术
计划告诉她，并说：“这太不体面了。我想死的时候就会去死，我
要体面地死！”
这件事让玛戈特跟你们讲更好。由于他的伟大和质朴，他面带
微笑地等待死亡，把死亡当作一个自然事件：这样一来我们怎么能
不冷静呢？星期五下午，玛戈特打电话给他的儿子汉斯·阿耳伯
特，他乘坐下一班飞机，星期六早上已经和我们在一起。这对我们
所有人来说都是一大安慰。教授看到他一点不感到惊讶，很是开
心。周日，他的状况和表现似乎有所好转，不过看起来还是很紧张
——即使小孩子也能看出来。下午，爱因斯坦和儿子谈到了科学问
题，后来又与奥托·内森谈论政治，读报纸等等。他甚至自己口服
营养液。我不能说我们充满希望，因为我们知道这至多是暂时延
缓，但是非常希望出现奇迹。
夜里1点25分，迪恩医生打电话告诉我，教授已在睡梦中平静
地死去。我不得不尴尬地承认，自己当时崩溃了，尽管只是在很短
的时间内。我不知道如果没有Adn（汉斯·阿耳伯特的昵称，这个
昵称如何而来不得而知），自己会如何度过那个晚上，他坐在我旁
边与我交谈——就好像他父亲在跟我说话一样。然后，他接过所有
事情。7点钟，奥托·内森已经到了，8点钟我们开车去了医院。迪
恩医生一大早就通知了玛戈特，我们也想要去那里。
一旦消息传出去之后，接下来就是一场噩梦，我今天不想谈
及。然而，当天的火葬还是平和安静的，只有亲友在场。[杜卡斯
的记录到此为止。]
资料来源：爱丽丝·卡拉普里斯译自德文原文。爱因斯坦档案馆39—071。
大脑被摘除
关于爱因斯坦大脑被摘除的故事已经众所周知，但我们在这里重复
一下。简而言之，普林斯顿医院的病理学家托马斯·哈维（Thomas
Harvey）博士对其尸体进行了尸检，未经家人或医院许可，他将爱因斯
坦的大脑摘除并将其储存在一个梅森罐（Mason jar）中（有的报道说是
特百惠容器[Tupperware]）的甲醛中，一直到2007年他自己去世之前不
久。在拍摄了大脑照片之后，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个实验室对其进
行了分割解剖，随着时间的推移，把大脑的一些小块给了其他研究人
员。2010年，哈维的继承人将爱因斯坦的大脑的其余部分，包括1955年
哈维拍摄的14张照片，移交到国家健康与医学博物馆。费城穆特
（Mütter）医学史博物馆还从一位研究人员那里获得了大脑的46个小
块，并在2011年将它们永久展示。哈维也拿走了爱因斯坦的眼睛，显然
是送给了爱因斯坦的眼科医生亨利·艾布拉姆斯（Henry Abrams），后
者于2009年去世。我们没有找到目前眼睛存放在哪里的可靠记录，但在
2012年时有传言说它们被存放在纽约市的一个保险箱里。
在火葬之后，爱因斯坦的家人得知爱因斯坦的大脑已被摘除一事，
并同意让哈维医生留着大脑进行科学研究。这让医生得以合法保留大
脑，不过普林斯顿医院最终因为此事解雇了他。以后的30年，没有人发
表关于爱因斯坦大脑的任何研究。然后，到了1985年，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的马里安·戴蒙德（Marian Diamond）的一篇文章发表在《实验神经
学》（ Experimental Neurology）杂志上。她报告说，爱因斯坦的大脑在
左半球的一些区域中的神经胶质细胞（这些细胞为神经元提供营养）的
数量高于平均水平，而这些区域被认为可以控制数学和语言技能并综合
从大脑的其他部分得来的信息。但同时其他科学家认为这项研究没有将
爱因斯坦的大脑与足够数量的其他相同年龄的大脑样本做对比，从而否
认其结论。
1999年6月，加拿大安大略省麦克马斯特大学的神经科学家桑德拉·
威特森（Sandra Witelson）在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 Lancet）上发
表了她对爱因斯坦大脑的研究成果。哈维医生于1996年给她的实验室提
供了爱因斯坦大脑的一个切片。研究人员将爱因斯坦的大脑与保存的已
知生前智力正常的35名男性和56名女性的大脑进行了比较。他们发现，
在爱因斯坦的大脑中，被认为与数学推理相关的部分，即下顶叶，在两
侧都比正常人宽15%。此外，他们还发现在爱因斯坦的大脑中，侧裂
池，即通常从大脑前部延伸到背部的凹槽，并没有完全延伸。威特森认
为后一个特征可能是爱因斯坦智力的关键，因为不完整的沟槽可能会让
更多的神经元在这个区域建立彼此之间的联系，更容易合作。爱因斯坦
大脑的其他部分似乎比平均水平略小，这使得大脑整体大小和重量仍在
正常范围内。分别于2012年11月由法克（D.Falk）等人和2013年9月由
曼恩（W.Men）等人发表在《大脑》（ Brain）杂志上的研究结果，讨
论了大脑皮层和胼胝体。这些研究人员认为，大脑的整体大小看起来也
是正常的，但是大脑半球的各个部分区域比一般的大脑具有更广泛的连
接，这被认为是“超常的”。
到撰写本文时为止，最新研究是由佩斯大学（Pace University）[35]
的心理学家特伦斯·海因斯（Terence Hines）进行的。他在《大脑认知》
（ Brain Cognition）第88卷（2014年7月）上发表了自己的研究结果，题
为“爱因斯坦大脑的神经神话学”（Neuromythology
Einstein’s
Brain）[36]。他回顾了之前三项早期的研究，认为结果不能令人信
服：“爱因斯坦大脑的三项组织学研究没有发现他的大脑和对照组之间
有任何差异，尽管作者的结论是相反的……大脑显然是一个极其复杂的
结构，如果认为凭借对一个大脑的一个或几个小切片的分析就可以揭示
与大脑的特定认知能力相关的任何东西，这种想法是天真的。”他提出
了可以被进行的测试。神经科学家们似乎同意一个观点，即我们永远不
会明确地知道为什么爱因斯坦和其他某些人比我们大多数人更聪明。
最后遗嘱
在写下以下所述的最终遗嘱之前，爱因斯坦至少在1923年7月和
1925年3月写过两次遗嘱（可能之后还写过，因为情况变化需要他更新
遗嘱），不过都过时了。在这些遗嘱中，除了书房的家具之外，他将自
己的所有的财物以及金融资产，都遗留给爱尔莎·爱因斯坦，如果爱尔
莎先于女儿们离世的话，就遗留给她的女儿们。他的儿子汉斯·阿耳伯
特和爱德华将会收到他的书房里的东西，以及位于公寓其他部分的科学
书籍（他们和米列娃已经得到了丰厚的诺贝尔奖收益，可以用这些收益
购买生息的资产）。男孩们不想要的书则捐献给位于耶路撒冷的希伯来
大学图书馆。爱因斯坦虽然没有在早期遗嘱提及，但还是努力为两个儿
子提供资金，特别是爱德华的医疗费用。（参见爱因斯坦档案，编号29
—126，29—177。）
阿耳伯特·爱因斯坦的最后遗嘱，1950年3月18日
以上帝的名义，阿门：
我，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阿耳伯特·爱因斯坦，心智健全，
记忆力好，意识到了生命的不确定性和死亡的确定性，特此订立、
公布并宣布这是我的最后遗嘱，遵循以下方式：
第一款：
我指示在我去世后，在可行的情况下尽快支付我所有正当的债
务、葬礼和遗嘱费用。
第二款：
我把我的所有家具和家居用品，各种动产和财产，包括各种类
型或性质的物品给予并遗赠给我的继女玛戈特·爱因斯坦。
第三款：
除了我的小提琴，我把我的书籍和我的所有个人衣服和个人物
品，给予并遗赠给我的秘书海伦娜·杜卡斯。
第四款：
我把小提琴给予并遗赠给我的孙子伯恩哈德·凯撒·爱因斯
坦。如果他未达到法定年龄，那么我授权我的执行人让他的父亲，
我的儿子小阿耳伯特·爱因斯坦来代表接收；当孙子长大后，再将
其交给我的孙子。
第五款：
我给予并遗赠我的继女玛戈特·爱因斯坦，总计二万美元
（$20，000.00）。
第六款：
我给予并遗赠我的秘书海伦娜·杜卡斯，总计二万美元
（$20，000.00）。
第七款：
我给予并遗赠我的儿子爱德华·爱因斯坦，总计一万五千美
元（$15，000.00）。
第八款：
我给予并遗赠我的儿子小阿耳伯特·爱因斯坦，总计一万美
元（$10，000.00）。如果他先于我离世，那么我就把这笔款项给
予并遗赠给我的孙子伯恩哈德·凯撒·爱因斯坦。
第九款：
如果我的妹妹，玛丽·温特勒在我去世时还活着，我就把一万
美元（$10，000.00）给予并遗赠我的继女玛戈特·爱因斯坦，让
她以自己认为适当的程度和方式，持有、投资和再投资这笔钱，将
这笔钱的收益或者本金用于我妹妹的照顾、舒适和福利，直到妹妹
去世。如果我的妹妹在我死后还活着，但在这笔钱用完之前去世，
那么她死后剩下的收益和本金将由我这位继女玛戈特·爱因斯坦继
承，供她自己使用和受益。如果我所述的继女死亡或因任何其他原
因未能或停止担任本基金的受托人，那么我指定我的秘书海伦娜·
杜卡斯代替她。
第十款：
如上述任何一名受遗赠人先于本人去世，除上述特别规定外，
为其提供的遗赠、遗产或基金将会失效，相关的财产或基金将变为
我的剩余遗产的一部分。
第十一款：
如果我的遗产不足以全额支付或设立第五至第九款中分配的遗
产和信托基金，那么所有的安排金额都按比例相应缩减，没有优先
权。
第十二款：
在支付、交付或设立上述这些遗产、遗赠和信托基金之后，在
我剩余的遗产中，除了我分配给下面规定的信托基金的具体财产
外，我指示我的遗嘱执行人支付所有可能对上述遗产遗赠和信托基
金收取或分摊的转让税、遗产税或继承税，以便在我的遗产数额允
许时，按上述指示全部支付、交付或设立。
第十三款：
我将我所有的手稿、版权、出版权利、版税和版税协议，还有
任何以及所有种类或性质的所有其他文学财产和权利，都给予并遗
赠给我下面指定的受托人，我的秘书海伦娜·杜卡斯和我的继女玛
戈特·爱因斯坦，在她们在世期间信托管理；在此期间内，受托人
应以下列方式管理上述信托：
（A）以上述受托人的身份出售、出版、许可或以其他方式处
置上述财产和权利的任何或全部，以及以该财产换取的任何或全部
财产，以及任何时间在本信托基金中持有的任何投资或再投资，其
方式、条款和条件随时由二人全权共同判断决定。
（B）向我的秘书海伦娜·杜卡斯支付并移交之后不定时收到
或收取的所有净收入，以及属于本信托基金本金，应由我的下列受
托人接收、收取或持有的任何一笔或多笔款项，可以是在任何时候
或不定时，其金额和方式完全由上述海伦娜·杜卡斯全权酌情决
定；另外还包括在她有生之年可能以书面形式提交给除了她本人之
外的当时在履行信托责任的受托人，提出要求收取的款项。如果她
当时是受托人之一，则由她自己决定。
（C）在所说的海伦娜·杜卡斯去世后，将所有这些净收入支
付并交给我所说的继女玛戈特·爱因斯坦，并以之前（B）中描述
的相同数目和相同的方式，将属于本金的任何一笔或多笔款项转交
给她。
（D）根据海伦娜·杜卡斯在世时的书面说明，以及我的继女
玛戈特·爱因斯坦在世时的书面声明，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将本信
托中持有的任何资金或特定财产交付给希伯来大学。
（E）在所提到的海伦娜·杜卡斯和玛戈特·爱因斯坦去世
后，本信托将终止，其时本信托仍持有的所有资金或财产（如果有
的话），包括所有累积和未分配的收入和所有文学权利及财产，均
将转移并分配给希伯来大学，但仅限于本信托承担的费用和责任。
（F）在解释我的遗嘱的这一条款时，请记住，我的主要目的
是进一步为我的秘书海伦娜·杜卡斯在其有生之年提供照顾、舒适
和福利；我的第二个目标是为我的继女玛戈特·爱因斯坦在有生之
年提供更多的照顾、舒适和福利；我的最后一个目的是，任何当时
尚存的财产（无论是原始手稿、文学权利或仍然属于我的遗产的财
产，或任何财产或权利处分所得的收益），除去已经分配或支付给
我的秘书和我的继女外，都将被移交给希伯来大学，并成为其财
产，此后以其认为最符合其利益的方式保留或处置。为此，我指
示，如果海伦娜·杜卡斯或玛戈特·爱因斯坦在她们的有生之
年，要求从该信托中提取任何款项，而资金不足时，则出售或以其
他方式处理该信托的财产或资产，以获取所需资金，但该基金的受
托人应共同确定应出售或处置的标的，以及出售或其他处置方式的
时间和方式，未经双方同意，不得作此处理。
第十四款：
我将我的财产的所有其余部分、结余部分和剩余部分，不论其
类型、性质，无论是不动产还是个人财产，无论在什么地方，我都
把它们赠予、转赠并遗赠给我的继女玛戈特·爱因斯坦；如果她先
行去世，则留给我的儿子小阿耳伯特·爱因斯坦，供她或他使用和
受益。
第十五款：
在不限制我的剩余遗产的绝对性质的情况下，如果我的妹妹玛
丽·温特勒在我死后仍在世，而根据本遗嘱第九款为她的利益而设
立的信托基金被用完，那么我请求我的继女，或者如果她先于我之
前去世的话，请求我的儿子，在他们按照上述安排接收的我的剩余
遗产中，根据需要不时地拨出其他或进一步的款项，用于我的妹妹
的照顾、舒适和福利，只要她活着。
第十六款：
我指示，在所有针对我财产的联邦或州的转让、财产税或遗产
税中，按照第十三款安排的信托基金所应导致或者分摊的税务比
例，应符合分配给该信托的财产的价值与豁免之前我的应税遗产净
额的比例，所有这些价值应当由相应的税务程序确定。对该信托基
金分摊的此类税款的金额应为其上的费用，并且本遗嘱项下分配的
资产和财产，在必要的情况下，可由我的执行人单独或由所述基金
的受托人出售或以其他方式处置，以提供完税所需的资金。
第十七款：
（A）我提名、确立并任命我的朋友奥托·内森博士为本遗嘱
的唯一执行人。
（B）我进一步提名、确立和任命上述的奥托·内森和我的秘
书海伦娜·杜卡斯共同担任本遗嘱第十三款所述信托的受托人。
（C）我进一步提名、确立和任命我的律师，纽约市曼哈顿区
的戴维·J.列维（DAVID J.LEVYESQ）先生，作为本遗嘱的替代执
行人和本协议第十三款规定的信托的替代受托人。
（D）我指示我的上述遗嘱执行人、受托人和替代人在任何时
间和任何司法管辖区内均可获得资格并根据本遗嘱行事，而无须提
供保证金或其他担保。
第十八款：
我在此向我的遗嘱执行人、受托人及任何替代人授予权力、权
威和自由裁量权，无须向任何法院提出申请，并且除法律另有规定
的权利和权力外，还可以，（1）根据其独自的判断和不受控制的
自由裁量权，永久或暂时地控制和保留本遗嘱项下接收的任何资产
或财产，以及由此而收到的任何财产；（2）以出售、交换或其他
方式处置上述资产以获得现金或有担保或无担保的信贷；（3）按
任何条款和条件抵押、出租或出售任何或所有不动产；（4）以任
何条款，以其持有的资产或财产参与任何重组，并在其中授予选择
权；（5）在不承担个人责任的情况下，按照认为合理的条款和条
件借款，并确保其偿还；（6）调整、妥协或仲裁针对我的遗产的
任何索偿或要求，包括税务事宜；（7）以被提名人的名义持有我
的财产的证券或财产，或以交付方式转让；（8）维持一个或多个
托管账户，并聘请投资顾问或会计服务，费用从我的遗产收取；
（9）全部或部分按照实物分配，并为此目的定价；（10）确定和
分配收入，本金和收费；（11）直接向未成年受益人，或通过其父
母或法定或自然监护人，或任何以父母亲或其他方式和受益人居住
在一起的人，支付或应用本遗嘱下该受益人的收入或本金；（12）
在一般情况下，对我的遗产做他们清醒地认为是明智和恰当的，对
本遗嘱的受益人最有益的任何及所有事情。我的意图是，所有上述
内容应解释为：只要他们诚信行事，就应当给予我的执行人、受托
人和替代人在管理我的财产时最广泛的自由。
最后：
我特此撤销我在此前任何时候所立的任何及所有遗嘱或遗嘱附
本。
在证人面前，我在此签字盖印，
公元一千九百五十年三月十八日。
阿耳伯特·爱因斯坦（签名盖章）
立遗嘱人阿耳伯特·爱因斯坦在我们面前的签字、盖章、公
布并声明，这是他的最后遗嘱；我们在该立遗嘱人要求下，在他面
前，以及我们每个人彼此面前，在此签名作证，1950年3月18日。
凯瑟琳·罗素（KATHERINE RUSSELL），居住在新泽西普林斯
顿怀南特路（Winant Road）。
库尔特·哥德尔，居住在新泽西普林斯顿林登路（Linden
Lane）129号。
戴维·J.列维，居住在纽约布鲁克林区东21街1092号。
第二篇 科学生涯
“奇迹年” （Annus Mirabilis）
（参见附录C中1905年全部论文的讨论）
1905年爱因斯坦在“奇迹年”期间，完成和发表了5篇非凡的论文。
这一年的进展情况如下：
3月17日，完成《关于光的产生和转化的一个启发性观点》，大胆
地采用了量子假设解释金属的光电效应（7月9日发表，并在诺贝尔奖获
奖辞中被提及）。这是5篇论文中，爱因斯坦自认为唯一一篇真正革命
性的论文。
4月30日，完成了博士论文《分子大小的新测定法》，在其中，创
造了一种测量分子大小和阿伏伽德罗常数的新方法（8月发表了一个稍
微不同的版本，不久他正式获得博士学位）。
5月，完成了《热的分子运动论所要求的静止液体中悬浮小粒子的
运动》，这是他第一篇关于布朗运动的论文，它导致了物理中热的运动
分子论和原子假说的验证实验（7月18日发表）。
6月，完成了《论动体的电动力学》，这是他关于狭义相对论的第
一篇论文，是现代物理学发展中的一座里程碑（9月26日发表）。
9月，完成了《物体的惯性同它所含的能量有关吗？》，其中他主
张由于相对性原理，惯性质量和全部形式的能量相关（11月21日发
表）。这篇文章首次提出了著名方程 E=mc2的普遍性。
助手
爱因斯坦没有通常意义上的研究生，也没创立一个研究学派。在他
职业生涯的早期，他几乎是独立工作；但在1909年第一次当上教授后，
他确实和一些年轻的研究助理一起工作，从1928年开始，他从一系列年
轻的助手那里获得了研究帮助。他们与爱因斯坦合作的职位类似于现代
博士后研究员。爱因斯坦感到需要研究助手的时期，似乎是他致力于引
力和电磁学的统一场论的时候。就像在研究后来成为广义相对论的理论
时，他曾与老朋友、数学家马塞尔·格罗斯曼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一
样，爱因斯坦感到在涉及大量数学工作的统一场论探索中，也需要一个
合作者。关于这一点的更多细节可以在派斯的爱因斯坦传记《上帝难以
捉摸……》（ Subtle is the Lord……）中找到，这本书也是这一章节的主
要来源。
路德维希·霍普夫（Ludwig Hopf）是爱因斯坦的第一位助手，当
爱因斯坦在苏黎世大学获得第一份学术工作时他就加入了。和爱因斯坦
一起，他写过几篇关于经典辐射理论的统计方面的论文。1912年，他和
爱因斯坦一起搬到了布拉格德语大学，在那里年轻的数学家埃米尔·诺
赫尔（Emil Nohel）做了他的继任者。在爱因斯坦回到瑞士之前，诺赫
尔没有和他一起发表过任何文章。大屠杀期间，诺赫尔和他的家人在纳
粹死亡集中营中被杀害。
爱因斯坦的第三位助手奥托·施特恩（Otto Stern）在布拉格开始和
爱因斯坦工作，然后又和他一起搬回苏黎世。他们发表了一篇关于低温
气体的比热的论文，试图解决一个难题；之后由于印度物理学家萨特延
德拉·玻色（Satyendra
Bose）的工作，爱因斯坦才完全解决了这个难
题。尽管如此，这篇论文依然是一座里程碑，因为它首次引入了零点能
量的概念。爱因斯坦和施特恩注意到在许多量子态中，可能的最低能态
（基态）能量不为零。因此，存在永远不能从系统中抽取出的一个最小
能量，也就是零点能量。后来，施特恩离开爱因斯坦去了法兰克福，在
那里和瓦尔特·格拉赫（Walter Gerlach）进行了开创性的实验。他们证
明了半整数电子自旋的存在（这与爱因斯坦和万德尔·德哈斯广泛研究
过的为数不多的实验主题之一有关，参见“合作者”一节中的“万德尔·德
哈斯”）。1944年，他因此工作获得了1943年度诺贝尔奖，不过获奖理
由中并未提到“施特恩-格拉赫实验”本身，因为这个奖项只授予了施特
恩，一个来自纳粹德国的犹太难民，而没有授予和纳粹合作的格拉赫。
在施特恩之后，爱因斯坦就再没有那种通过正常程序由大学付工资
的助手。1914年，他搬到了柏林，在普鲁士科学院任职，之后多年一直
是独自工作，甚至在1917年当上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所长之后，也是如
此。但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爱因斯坦开始研究统一场理论之后，他
似乎需要年轻的助手们（包括一位女士）的帮助。在这些助手中，第一
位是雅各布·格罗默（Jakob Grommer），他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和爱
因斯坦一起工作了几年。由于俄罗斯犹太人的身份和身体畸形（他患有
一种疾病，引起他的头和四肢变大），格罗默不能获得任何学术职位。
他曾在自己的祖国“白色俄罗斯”（White
Russia，今天的白俄罗斯
[Belarus]）接受了[今后]成为塔木德（Talmudic）学者的教育，接着来
到格丁根学习数学，并很快被公认是不同寻常的天才。在白俄罗斯的明
斯克获得学术职位之前，他在爱因斯坦任所长的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支
持下，和爱因斯坦工作很多年。格罗默不幸于1933年英年早逝。
爱因斯坦可能是受到和格罗默共事经历的鼓舞，从“德国科学紧急
协会”（Notgemeinschaft der Deutschen Wissenschaft）要来更多的非临时
资金以支持未来助手。“德国科学紧急协会”成立于1920年，旨在从公众
和私人资源中为德国科学研究获得资金。移民到美国之后，他的助手们
主要由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资助。
第一位担任“科学紧急协会”支持的正式职位的是匈牙利物理学家科
尼留斯·兰佐斯（Cornelius Lanczos），他于1928年成为爱因斯坦的助
手。然而，他对爱因斯坦统一场论的思想并无特别兴趣（那时的爱因斯
坦正研究绝对平行性[teleparallelism]方法），二人也没有合写过任何论
文。
和兰佐斯任期有重叠的助手是和爱因斯坦一起研究绝对平行性理论
的赫尔曼·明茨（Hermann Muentz）。1930年，爱因斯坦开始了和瓦尔
特·迈尔（Walther Mayer）的长期合作。他为后者谋取了一系列职位；
在爱因斯坦1933年前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时，也为迈尔在该院争取了
一个永久职位。他们合作研究绝对平行性理论和半矢量。出人意料的
是，二人在普林斯顿安定下来后不久，便终止了彼此的合作。而迈尔则
专注于他自己在纯数学中的研究。
爱因斯坦的第一位美国助手是内森·罗森（Nathan Rosen）。他们
从1934年一起工作，直到1936年罗森离开美国去苏联接受一个职位。他
和爱因斯坦合作了三篇值得注意的论文：著名的“爱因斯坦-波多尔斯基-
罗森论文”（Einstein-Podolsky-Rosen paper）；一篇关于所谓“爱因斯坦-
罗森桥”（也称为虫洞）的论文；一篇关于引力波的论文，这篇论文本
来试图表明在严格的广义相对论理论中不存在引力波，但是最终却给出
了广义相对论中最初的引力波精确解之一。
罗森离开后，爱因斯坦从1936至1938年和利奥波德·英费尔德
（Leopold Infeld）合作。他是一名波兰犹太人，比爱因斯坦大多数助手
年长，因为反犹太主义而无法在欧洲获得永久职位。爱因斯坦的朋友，
马克斯·玻恩推荐了他。英费尔德和一名更年轻的助手巴纳希·霍夫曼
（Banesh Hoffmann）一起研究广义相对论的运动问题（他们关于这个
主题的论文经常以作者名字首字母被称为EIH）。当英费尔德在高等研
究院的资助未能续期时，他和爱因斯坦合作了一本关于科学的通俗读
物：《物理学的进化》（ The Evolution of Physics）（1938年；见附录C
中第164篇），这本书的收益又资助了英费尔德1年。从1938年到1950
年，英费尔德在多伦多大学工作。他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也是战后红色
恐惧的受害者。在受到加拿大的著名政客和报纸称他将机密的原子弹信
息透露给苏联的不实指责后，他于1950年返回波兰，并于1968年在那里
逝世。（亦见英费尔德：《探究》[ Quest]，以及爱因斯坦和英费尔德合
著的《物理学的进化》。）
与英费尔德任期重叠的另一名助手是一名欧洲难民彼得·伯格曼
（Peter
Bergmann）。他在爱因斯坦在布拉格的继任者菲利普·弗兰克
（Philipp Frank）手下获得博士学位，被后者推荐给爱因斯坦（爱因斯
坦和弗兰克是朋友，弗兰克后来写了一部著名的爱因斯坦传记[参见附
录A]）。伯格曼、英费尔德和罗森在战后时期以创立相对论的重要学派
而闻名，他们帮助了广义相对论的复兴（伯格曼在纽约的雪城大学，英
费尔德在波兰的华沙，罗森在以色列的海法理工学院）。他们的学生
们，特别是伯格曼的学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担任了“相对论黄金时
代”的领导角色。
伯格曼之后，大概从1940年前后到爱因斯坦去世的这段时间里，和
爱因斯坦一起工作过的助手包括：瓦伦丁·巴格曼（Valentin
Bargmann），该人后来以和尤金·维格纳（Eugene Wigner）在量子力学
的合作而闻名；恩斯特·施特劳斯（Ernst Straus），后来成为著名的数学
家；约翰·凯梅尼（John
Kemeny），一位计算机科学家，以作为
BASIC编程语言的开发者之一著称；罗伯特·克莱奇南（Robert
Kraichnan），后来因流体湍流的物理学工作而著称；以及布鲁莉娅·考
夫曼（Bruria Kaufman），爱因斯坦唯一的女性助手或合作者。
合作者
众所周知，爱因斯坦在研究中很少与人合作。除了马塞尔·格罗斯
曼，他做出主要科学发现的论文没有与其他科学家合作的。尤其在早
年，爱因斯坦与其他物理学家严格隔绝。在他晚年，尽管在世界范围内
声名显赫，他还是设法让自己处于一种当时情况下非凡的孤立状态，尽
管没有早年那样隔绝。那些年里，他几乎只与自己的助手合作。
然而，在摆脱早期的孤立状态（1907年前后）之后到晚期（始于20
世纪30年代中期）之间，他设法与数目不少的研究者合作。这些合作反
映了他有广泛的科学兴趣，而且比人们通常想象的更善于交际，尤其是
在中年。除了与印度物理学家萨特延德拉·纳特·玻色（Satyendra
Nath
Bose）的不寻常“合作”之外（见下面的讨论），这些共同成果通常不涉
及他感兴趣的最深刻的主题，而是反映了他对技术或次要科学问题的兴
趣。许多合作的结果是专利，而不是发表纯粹的研究论文。
在讨论与爱因斯坦共同发表论文的合作者时，我们也试图让人们了
解到，许多合作的形式是分别工作、联合发表结果（例子包括萨特延德
拉·玻色，贡纳尔·诺德斯特伦[Gunnar
Nordstr?m]和埃米尔·鲁普[Emil
Rupp]）；或者爱因斯坦在论文中承认业余爱好者的贡献和建议（米凯
勒·贝索——参见第一篇“朋友”——和鲁迪·W.曼德尔[Rudi
W.Mandl]）；或者只产生消极或无价值结果的合作，没有发表（奥居斯
特·皮卡德[Auguste Piccard]）。这些合作表现了爱因斯坦在他的科学生
涯中期广泛的科学联系，但是并没有被包括在附表中；附表只列出了那
些与爱因斯坦的合作导致论文发表的合著者和助手们。那些非正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