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中第89篇，以及派斯，《上帝难以捉摸》，第9章的讨论）。他意识.2
量组的完整信息——例如，一个人永远不能同时精确地测量一个事件的
能量和它发生的精确时间。在这个思想实验中，其中一个量是一个光子
在特定时间从盒子发射的能量。爱因斯坦认为，即使不能确定地测出光
子能量（根本上说，因为它是如此小），一个人仍然可以称重发射前后
的盒子以确定其质量的变化。用定律，我们就能计算出从盒子系统出去
的光子的能量。一开始玻尔被这个思想实验弄傻了；但是，经过一晚上
的沉思后，他意识到解决方法在于恰当地应用爱因斯坦最著名的思想之
一的等效原理。为了称量这个盒子，必须把它放在引力场中的一个磅秤
上，并且我们必须测量盒子放上时磅秤刻度的位置。所以，这是一个涉
及位置测量的问题。然而，等效原理要求记录光子发射时间的时钟速度
必须依赖于引力场的局域强度，这样它的运行速度必须依赖于它在引力
场中的精确位置。于是，秤位置中的任何不确定性，通过等效原理转化
为时钟速度的不确定性，进而转化为光子发射时间的不确定性。所以，
正如海森伯所要求的那样，任何有关光子能量方面的知识的增加都会损
失测量发射时间上的精确性。用这样的方法，玻尔有力地回答了爱因斯
坦——在物理学家们的通俗印象中，这一胜利标志着爱因斯坦挑战量子
力学正确性的终结。
统一场论
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他生命尽头，爱因斯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寻
找一个引力和电磁学的统一场理论（Unified Field Theory, UFT）。这一
理论一直是19世纪末物理学家们的主要关注点，但他们的工作却因爱因
斯坦狭义相对论带来的场论的变革而失去意义，因而被完全忽略了。
1910至1916年，努力发展一种兼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引力理论，在某些
方面可以被看作是这一工作的恢复。这一时期的顶峰就是爱因斯坦广义
相对论，它再次让像马克斯·亚伯拉罕（参见“对手”一节）和贡纳尔·诺
德斯特伦（参见“合作者”一节）这样的其他人的工作失去意义——除了
诺德斯特伦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被爱因斯坦改造成了自己建立的引力度
规理论的新语言之外。
一旦爱因斯坦提供了这个框架，其他理论家们很快在框架内继续追
求引力与电磁学的统一。发现广义相对论之后的10年内，赫尔曼·外尔
（Hermann Weyl），特奥多尔·卡鲁扎和亚瑟·斯坦利·爱丁顿都提出了可
能包含引力理论场和电磁理论场的不同度规理论。有趣的是，在最初的
几年，爱因斯坦似乎对这一探索表现出了一些抵触，直到1923年才改
变。他强烈反对三个理论中最先出现的外尔的理论；在接受卡鲁扎的有
影响力的五维理论的过程中，他一开始也表现出了相当的谨慎；在回应
爱丁顿的工作时，他似乎仍然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花太多时间。然而，
似乎正是因为需要考察这些想法，才让他陷入破解谜题的兴奋中，并在
余生越来越致力于追寻统一场。20世纪30年代中，甚至连他的次要工作
也经常是被他的统一场目标激发出来的，而且从1940年开始，他的大部
分科学出版物都与其统一场目标有相当明确的联系。这些目标从本质上
讲有三点：
1.找到一组场方程，可以从中推导出引力和电磁场各自的场方
程。
2.消除场和粒子的二元性。他主要是想证明粒子实际是场的副
现象，它们归根结底是由纯场构成的。因此，在只存在纯场的意义
上说，物理学是统一的。所谓的场源（粒子）本身就是由场组成的
复杂结构。
3.证明量子效应最终可以解释为经典物理理论的推论。因此，
他心目中的统一场理论将是一个能够解释明显不连续量子效应的经
典理论。
随着时间推移，他感兴趣的其他物理问题也被归在这些目标之下。
经过20世纪20年代末与尼尔斯·玻尔关于新量子力学的辩论，爱因斯坦
仍然关注量子论，当他设法让理论产生类似量子效应约束的解时，对量
子论的兴趣就和对统一场理论的探索结合在了一起。而当他设法让理论
的解看起来像当时已知的基本粒子（主要是质子和电子）时，他对亚原
子物理的兴趣也在统一场工作中发挥了作用。
这一时期的各种统一场论工作的基本方法是，采用广义相对论中包
含的几何方法，在定义了引力场的度规张量（参见“概念”一节）中的十
个独立变量之外，再找到一些“额外”基本变量，用以定义电磁场。
在1919年，爱因斯坦相当消极地回应了外尔的统一场理论，从那时
起到1922年，爱因斯坦研究了其他人的工作，包括特奥多尔·卡鲁扎的
五维理论和爱丁顿的仿射理论。1923年前后，他开始积极地精心构建自
己的理论，首先选择进一步发展爱丁顿的仿射理论。在这个阶段的早
期，他首先考虑的是探索超定场方程组是否可能产生类似量子效应的
解，这已成为他的理论的一个特征。
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他转向卡鲁扎的五维方法，然后尝试将其与
受爱丁顿启发的仿射方法结合起来。1928年，爱因斯坦引入他的“绝对
平行性”的思想，并在其中重新发明了之前由埃利·嘉当和其他人发现的
数学概念挠率（该理论现在称为爱因斯坦-嘉当理论）。几年来，他和
一位早期助手瓦尔特·迈尔积极地追求这一很有希望的概念。20世纪30
年代初，狄拉克旋量（一种能描述基本粒子的一些行为的数学构造）引
起了人们的兴趣，爱因斯坦提出了自己发明的半矢量（semivectors）与
之竞争。20世纪30年代，他回来研究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但其方式
和他寻找一个未来统一场理论的形式线索的纲领密切相关。到了30年代
末，爱因斯坦回到五维理论。从那时起他继续和他的助手在统一场论的
计划上密切合作，直到去世。他首先尝试引入一个自己称为二重矢量
（bivector）的新的数学构造，然后选定一种方法，能消除来自广义相
对论的时空度规的对称性条件。爱因斯坦和他的最后一个助手也是唯一
的女助手布鲁莉娅·考夫曼一直研究这一理论，直到他去世为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物理学的新发展超越了爱因斯坦参与的统一
场计划时，后者也变得无关紧要了。现代的统一场论的不同之处在于：
（1）它追求统一更多的力场（包括爱因斯坦熟悉的两种力以外的强核
力和弱核力），（2）它必须解释更多的基本粒子，数目远超过爱因斯
坦所想，（3）完全颠倒了爱因斯坦的第三个目标。现代统一理论者希
望找到一种能取代广义相对论的量子理论，而不是能取代量子力学的广
义相对论。这样的结果是现代物理学不再关心爱因斯坦在其统一场理论
论文中提出的大多数观点。尽管如此，当时的一些发展在今天仍有意
义，尤其是卡鲁扎的五维理论，可以看作弦论的先驱。（亦见绍
尔，“爱因斯坦的统一场理论计划”[Sauer，“Einstein’s
Unified
Field
Theory
Program”]和范东恩，《爱因斯坦的统一》[van
Dongen，
Einstein’s Unification]。）
影响爱因斯坦的早期统一场理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爱因斯坦后来对这个计划的热情很高，他
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对寻找一个统一场理论（UFT）的计划居然持有几
分怀疑态度。尽管爱因斯坦也有兴趣跟踪这个方向的早期发展，但在20
世纪20年代中期自己被卷入寻找统一场论之前，他对此还是抱有相当批
判的态度。这一时期，有三个理论对爱因斯坦和其他人产生了特别的影
响。
赫尔曼·外尔的理论
外尔第一个意识到，测量空间和时间中距离的度规决定了引力场，
而我们如何比较弯曲时空不同点之间的矢量（或是矢量在时空表面如何
平移）的细节提供了一组可能的未知量，它们可以用来确定电磁场。他
发现在黎曼几何中，当一个矢量以平行方式传输到一个新位置后，长度
不变，但其方向可能已经改变了。外尔提议在理论中加入一个新的概
念，当矢量在空间中移动时，也能改变其长度，并且将这个新概念与电
磁场联系起来。爱因斯坦在欣赏外尔数学方法的聪明之处的同时，也批
评了外尔的理论，因为它似乎暗示了测量杆和钟表的行为取决于它们过
去的历史——也就是它们过去的位置以及到达它们所在的位置的方式。
特奥多尔·卡鲁扎的理论
1919年4月，一位名叫特奥多尔·卡鲁扎的年轻数学家给爱因斯坦寄
去了一篇论文，里面概述了自己的想法，在以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为基
础的时空几何中引入时空的第五维度。其目的是给度规提供5个额外分
量，其中4个可以和电磁场有关。爱因斯坦对这一新奇提议的反应是既
兴奋又怀疑，并且与这位年轻人进行了不少通信。他提出各种各样的反
对意见，也考虑了各种各样的解决办法，使得这篇论文推迟了大约两年
才发表。
其中一个疑问是爱因斯坦基于卡鲁扎的理论计算得到的电子受到的
电磁力和引力。计算表明对于典型的场，引力反而要比电磁力强得多，
而我们在自然中看到的正好相反（因为这个原因，引力常被称为自然中
最弱的力）。
卡鲁扎在提出他的理论时，已经意识到要找到额外变量将电磁力纳
入度规理论，一种方法就是简单地增加维数。四维对称张量有10个独立
变量（4+3+2+1），这正是爱因斯坦理论中定义引力场所需的数量。增
加第五维度会立即得到5个新变量，其中4个能用来定义电磁场。除了一
个额外维度之外，还留下了一个额外变量。数学家奥斯卡·克莱因
（Oskar Klein）提出，这个额外维度可能自身紧紧地卷起来，以至我们
无法感知它。这个提议为爱因斯坦本人所接受，并且直到今天还为（那
些通常会玩弄超过5个维度的）弦理论家所使用。事实上，该理论就是
今天所谓的卡鲁扎-克莱因（Kaluza-Klein）理论。这个额外变量通常与
一个只有一个分量的标量场有关，相比之下，电磁矢量场有4个分量，
引力张量场有10个分量。爱因斯坦在关于卡鲁扎-克莱因理论的工作
中，几乎预想了这种现代诠释，但是他似乎已经不愿意考虑这样一个标
量（或胀子[49]）场，原因很可能是人们在自然中并未发现这样的场。
亚瑟·斯坦利·爱丁顿的理论
爱丁顿在统一场理论上的尝试和外尔的方法有一些相似之处，二者
都关注时空中移动矢量的问题。爱丁顿注意到仿射联络的作用。仿射联
络是一个专业术语，指的是如何比较位于不同位置的矢量的规则。在他
的理论中，仿射联络比处于广义相对论核心位置的度规更加根本。它提
供了许多变量——过多的变量——用来定义电磁场和引力场。爱丁顿预
见性地想到这些额外变量最终是否能给我们对基本粒子中的作用力带来
一些深刻的认识，尽管他当时想的是电子，而不是质子。与更早两个理
论相比，爱丁顿理论对爱因斯坦的激励更大。它激发了爱因斯坦在统一
计划中的最初努力，并且在他随后多年的许多工作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
作用。
第三篇 身份与原则
民权与人权
爱因斯坦开始了解民权（civil rights）的概念是在1919年，在他刚
刚开始参与政治活动之时。他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概念时对之印象不佳。
爱因斯坦觉得德国社会中对于犹太人，尤其是东欧犹太人的歧视无处不
在，因此在法庭捍卫他们的民权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用处。相反，他认
为这只会延长继续融入德国社会的幻想。（参见“爱因斯坦的信仰声
明”[“Einstein’s
Confession”]，《爱因斯坦全集》，第七卷，文件37，
1920年9月24日出版；以及后文“犹太身份和纽带”一节的“文化犹太复国
主义理想”。）只有和统治阶级主流保持距离，才能保护犹太血统的德
国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爱因斯坦也没有按自己的建议行事。他自己
直到1932年年底才离开德国。
当纳粹在德国剥夺了犹太人和公开持不同政见的非犹太人的民权，
并开始系统性的迫害和清盘之时，爱因斯坦正住在新泽西的普林斯顿，
为那些日益受到威胁的人们争取进入美国的渠道，其主要方式就是为支
持移民签证申请签署宣誓书。爱因斯坦档案中包含了大量的这方面的内
容。他签署的宣誓书太多，很快就削弱了他在当局眼中的分量。他承认
自己不能“再签更多的宣誓书了，不然的话会危及那些正在处理中的申
请……那些可怜的人们给我们带来很大压力，让人面对无底的痛苦，无
力帮助，感到绝望”（参见致米凯勒·贝索，1938年11月10日；爱因斯坦
档案编号7—376）。纳粹大屠杀真相的披露使他感到震惊，他决心对抗
美国国务院将日益绝望的难民拒之门外的各种措施。爱因斯坦在其富有
影响力的朋友怀斯拉比（Rabbi Wise）的帮助下，得以说服罗斯福总统
于1944年设立战时难民委员会。到战争结束，共有20万犹太人被解救到
美国（参见第一篇“朋友”一节中的“斯蒂芬·怀斯”）。
在公众心目中，人道主义的爱因斯坦形象和他为纳粹暴行受害者所
做的努力紧密相关，但他热心捍卫弱势者民权的行动不限于此。在20世
纪30年代中，爱因斯坦越来越担心犹太复国主义阵营中一些人野心勃勃
的构想，这些构想会危及阿拉伯人的权利和他心目中的巴勒斯坦的社会
公正。他谴责狭隘的民族主义，它们试图剥夺阿拉伯人公民权并危及自
己的两个民族共处的目标（“犹太人-阿拉伯人友好的目标”[“The Goal of
Jewish-Arab Amity”]，《纽约时报》，1935年4月21日；草稿存于爱因斯
坦档案馆，编号28—305）。
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爱因斯坦在帕萨迪纳度过了三个冬天，目睹
了美国社会丑恶的阴暗面，也就是针对黑人，剥夺其基本民权和人权的
猖獗的种族歧视。“少数族群被周围的多数族群当作劣等人，这是一个
普遍的事实”，他认为偏见是这一事实的一个方面。它不仅导致被歧视
者经济和社会关系的不利处境；更可悲的是，“那些被人歧视的人自己
也默认这种不公正的看法……并开始把像他们一样的人视为低人一
等”。爱因斯坦显然觉得美国很多黑人和德国的犹太人的情况类似，不
过十年后他的结论正好相反。他觉得犹太人在德国前途渺茫，而在美
国，他曾希望“能够实现少数族群的精神解放”（“给美国黑人的信”[“To
American Negroes”]，《危机》[ The Crisis]杂志，1932年2月；爱因斯坦
档案编号89—262），不过后来承认自己“并不认为可以很快清除这一根
深蒂固的罪恶”（“黑人问题”，《盛会》月刊[50][“The Negro Question”，
Pageant]1946年1月；爱因斯坦档案编号28—640）。
在他30年代初期的激进和平主义时期，爱因斯坦做了著名的“百分
之二演说”，鼓吹以不合作主义来使义务兵役制瘫痪（参见后文“和平主
义”）。尽管面对纳粹他很快就放弃了这种甘地式的消极抵抗，到了50
年代早期的麦卡锡时代，激进和平主义再次成为爱因斯坦的道德立场的
核心。他坚定地认为那些被要求公开自己政治观点的人，应当拒绝从
命，理由是政府的听证会侵犯了个人的民权（参见“政治背景”一节中
的“战后和冷战”提及的致威廉·弗劳恩格拉斯[William Frauenglass]的公开
信，以及附录C中的第202篇）。他告诫社会主义者诺曼·托马斯
（Norman Thomas）不要继续支持“歇斯底里地追捕极个别共产主义者
（其中还包括那些赤色倾向很弱的公民同胞，如持杰斐逊思想的人
[51]）”（参见致诺曼·托马斯，1954年3月10日；爱因斯坦档案编号61—
549）。
一个月之前，爱因斯坦在对一个律师群体的致词中，总结了自己关
于民权和人权这一主题的看法：“人权的存在和合法性并不是上天注定
的。关于人们彼此相处的方式以及理想的社区结构的观念，是在历史进
程之中，由进步的个人构思出来并教导给大众。这些观念和信仰来自于
历史经验，以及对美与和谐的渴望，它们已经在理论上被人们欣然接
受，但同样的人受动物性本能的驱使，又始终在践踏这些理念。因此历
史的很大一部分都充满着为了人权的斗争；这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斗争，
永远不会有最后的胜利。但是一旦厌倦那种斗争，就意味着社会的毁
灭”（“人权”[Human Rights]，1954年2月20日；爱因斯坦档案编号28—
1012）。
爱因斯坦关于教育的观点
“噩梦”
爱因斯坦关于教育的看法，与他自己在学校作为学生和教师的经历
密切相关（参见第一篇“所受的教育与就读的学校”一节）。由于自己早
年深受正统的课本学习之苦，他强调通过师生之间的个人交流传授“一
个美和善的生动观念”的重要性。另外，他认为“过分强调竞争体系以及
过早分化……会扼杀所有文化生活所依赖的精神”（《观念与见解》
[ Ideas and Opinions]，第67页）。在“噩梦”中他极力重申这一点（《柏
林日报》1917年12月25日；参见《爱因斯坦全集》，第六卷，文件49；
爱因斯坦档案编号78—205），并且抨击中学毕业考试的强制性。他论
证说这道难关让学生望而生畏，从而破坏了教育的中心目标，也就是培
养和鼓励创造性。下面是其论述全文，原文中强调的部分用楷体表示
（承蒙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准许引用）。
我认为普通学校教育的中学毕业考试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是有
害的。说它不必要，是因为学校教师显然能够判断一个在学校已经
读书几年的年轻人的成熟度。一个学生读了这么多年书，肯定也经
过无数书面考试，在教师那里留下的印象，作为用来全面衡量一个
学生的基础，肯定比任何精心布置的考试都更好。
说中学毕业考试有害，有两个理由。对考试的恐惧，以及大量
的需要死记的科目，对很多年轻人的健康造成相当程度的损害。这
一事实众所周知，毋须多言。不过我还是要指出一个众所周知的事
实，那就是各行各业的人一直到老年时都饱受源于中学毕业考试的
噩梦之苦。而这些人在生活中都能自立，绝非精神衰弱者。
中学毕业考试还有更多的害处，因为它降低了学生在校最后一
学年的教学水平。人们往往为了应付考试对学生进行肤浅机械的训
练，而不是完全地以科目的教学内容为中心。或多或少地像排戏一
样，为了在考试官面前给班级增添一些光彩，而不是深入地教学。
因为这些理由，应该取消中学毕业考试！
“讲堂中的骚动”
作为普鲁士科学院院士，爱因斯坦没有教学义务，但是偶尔也在柏
林大学讲课。1920年2月，他的一个关于相对论的讲座课程被骚动打
断，消息还上了当地报纸。当爱因斯坦宣布了一项违反大学规定的课程
开放政策后，骚动开始了。按照规定，只有大学注册学生、旁听生和讲
师才有资格听课。但是在广义相对论被证实之后，爱因斯坦讲座的吸引
力无远弗届。拥进来的听众超过1500人，包括了一大批没有注册的东欧
犹太人。课程之后，爱因斯坦让听众讨论他刚刚宣布的新的准入标准。
大部分讨论都很礼貌得体，最后进行了有序的表决，支持向公众开放课
程。
在向一份自由派报纸（《八点钟晚报》[ 8-Uhr Abendblatt]，1920年
2月13日；参见《爱因斯坦全集》，第七卷，文件33，这里采用其译
文）陈述此事时，爱因斯坦淡化了某些讲堂嘘声的反犹性质，但是承认
背后的反犹意味也不是无中生有。学生会批评当地媒体，认为这一事件
显示了当该报——不论其政治倾向如何——试图通过扭曲的报道来利用
大学中发生的事件达到自己的目的时，学术群体显得脆弱不堪。下面是
近乎完整的文本。（承蒙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爱因斯坦档案允许
引用。）
我关于相对论的通俗讲座，听众中除了学生，还有许多实际上
没有获得批准听课的人。因此学生会宣布它不能容忍这一现象。我
指出，讲堂有足够的空间给所有想听的人，应该不会引起任何问
题。学生会对此并不满意，并将此问题转呈校长。校长给我发了一
封信，指出根据现行规定，这些人无权进入讲堂。从公事公办的角
度，这无懈可击。但是我认为，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就拒绝这
些人的听课权，是应该受到谴责的。所以昨天我没有讲课，而是开
始与听众讨论，不过没有得到明确的结果。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取
消之后的讲座，并向学生团体声明他们可以申请退还学费。但是，
一般来说我并不想取消讲座；我计划以不同的方式恢复讲课……如
果像昨天这样的事件再次发生，我将完全停止讲课……反犹主义的
言论本身并没有出现，但是也可以说暗含有那么一点意思。
犹太身份和纽带
旧的和新的归属感
爱因斯坦孩提时代在慕尼黑时，在一个远亲的家中接受了犹太宗教
教诲，不过到了12岁，宗教影响就被自然科学的魅力所取代。比如在
1901年获得瑞士公民身份之后，他声称自己“没有宗教倾向”。他在瑞士
生活的20年中，包括完成中学教育，在大学读书和教书，以及在瑞士联
邦专利局工作，他都没有对犹太宗教或者文化群体有归属感。他“不觉
得自己身上有什么犹太人特征，瑞士也没有什么事物曾经影响或者激发
自己的犹太人的敏感”（“Wie ich Zionist wurde”[我是如何成为一个犹太
复国主义者的]，《犹太评论》[ Jüdische Rundschau]，1921年6月21日；
转载于《爱因斯坦全集》，第七卷，文件57）。
爱因斯坦于1911到1912年在布拉格德语大学三个学期的时间里，宗
教归属受到了特别关注。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Franz Joseph）
的特别嗜好就是要求包括大学员工在内的所有公务员，必须宣称效忠帝
国内的四个被认可的主要宗教之一——罗马天主教、路德教、加尔文教
或者犹太教。无神论是不可容忍的，伊斯兰教也是不可容忍的，这与爱
因斯坦一直以来不入任何教派的声明看起来格格不入。不过作为一个一
直讲求实际的求职者，他意识到如果按照自己的信仰从事，就会丢掉在
布拉格的职位。他安之若素地声明，“回归亚伯拉罕的怀抱”也没有什么
了不起，“不过就是在一张纸上签个名而已”（引自保罗·埃伦费斯特致
塔蒂亚娜·埃伦费斯特[Tatiana Ehrenfest]，1912年2月25日，莱顿博尔哈
夫博物馆[Museum Boerhaave, Leyden]）。
在柏林期间以及之后，爱因斯坦继续声称自己不相信任何可以被称
为“犹太信仰”的东西，并拒绝成为犹太教会的成员。同时，在战后的德
国，那些从东欧来的弱势犹太移民遭到越发猖獗的反犹主义迫害，使他
感同身受，将注意力从犹太宗教方面转向犹太文化；而在犹太文化方
面，他有着原则性的坚定信念。
尽管自己对宗教漠不关心，但爱因斯坦觉得犹太宗教与科学的观念
并不矛盾。在他心目中，犹太教并不要求展示信仰，它关注的仅仅是生
活中的或者针对生活的道德态度，完全可以被科学家采用分享。他觉得
斯宾诺莎的严苛理性令人舒服，并对一个超然的上帝持怀疑态度。（关
于爱因斯坦在宗教和伦理问题上的更多思考，参见“信条：‘我的信
念’”，以及后面的“宗教”部分。）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
是17世纪的犹太哲学家，生活在荷兰；他叛离犹太主流教义，认为旧约
律法已经过时，因此他被自己的教会作为异端逐出。对犹太教不感兴趣
的爱因斯坦却免遭同样命运。
催化剂：库尔特·布卢门菲尔德的作用
库尔特·布卢门菲尔德是德国犹太复国主义联合会的主要思想家，
在爱因斯坦1919年转向支持犹太国家主义事业中起了关键的催化作用。
经过与这位能言善辩的犹太复国主义领袖的大量细致讨论，以及年初参
加了他的一个演讲之后，爱因斯坦用下面的比喻宣布了自己刚刚找到的
忠诚：“我反对民族主义，但是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如果一个人
有两臂，但是不断声称‘我有一只右臂’，那么他是一个沙文主义者。但
是如果一个人缺了右臂，他就应该尽力补偿缺失的肢体部分。”多年之
后，布卢门菲尔德就是这样回忆爱因斯坦突然转向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事
业的经过。这一轶闻的魅力在于它捕获了一种情感的飞跃，而不是对爱
因斯坦的思想转变的精确历史描述（参见布卢门菲尔德的《所经历的犹
太问题》[Blumenfeld， Erlebte Judenfrage]，第127—128页）。在爱因斯
坦眼中，犹太复国主义可能实现的国际主义目标，即用共同的目的将欧
洲支离破碎的犹太社区连接起来，淡化了它的民族色彩。这样一来，犹
太复国主义的国家主义事业，与他内心强烈认同的知识分子理应为国际
团结而努力的信念就不再矛盾。
布卢门菲尔德还说服爱因斯坦于1921年陪同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
（WZO）领袖们访问美国，为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筹款。在活动
中，他向领袖们指出，爱因斯坦首先是一个特立独行之人，虽然可以相
信他一定会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事业，但是让他在美国做演讲要格外小
心，因为他可能说出不利于事业的话。
在爱因斯坦的余生中，布卢门菲尔德一直是他关于犹太复国主义事
务的一位指导人，尽管他并不赞同布卢门菲尔德对犹太复国主义目标的
更为激进的和政治化的解读。（下文就是爱因斯坦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
不同观点的讨论。）在1944年中，爱因斯坦写道，自己有时候觉得布卢
门菲尔德是他的书面替身（Doppelg?nger）[52]：“从下面的事实可以清
楚地看到这一点：您可以轻松地模仿我的风格，以至于经过一段时间
后，我都不知道谁是作者”（泽利希编辑的《光明的时代-黑暗的时
代》，第77页中提到布卢门菲尔德）。离自己去世不到一个月的时候，
爱因斯坦再次感谢布卢门菲尔德“帮助自己认识了犹太人的灵魂”（参见
致布卢门菲尔德，1955年3月25日；爱因斯坦档案编号59—274）。
文化犹太复国主义理想
到了1920年，对于让犹太人融入德国社会的同化主义立场，爱因斯
坦已经公开表示轻蔑。他尤其鄙视那种摒弃自己的犹太文化身份，却保
持宗教活动的策略。这一策略的制度性体现就是“犹太信仰德国公民中
央协会”（Central Association of German Citizens of the Jewish Faith），
该协会认为适应主流是保障犹太人公民权利的一个方式。爱因斯坦对该
协会的蔑视，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看不起一个德国犹太人的精英组织审判
自己的低层弱势同胞的做法。单从名字上，它就要把自己的东欧同胞拒
之门外。1920年春，爱因斯坦受邀对该群体发表演讲，他拒绝了，理由
是向德意志文化霸权让步，等于是祈求外族人的认可。他认为这是对反
犹当局的致命妥协，会让犹太人永远受辱。只有通过向坚持犹太传统的
东欧犹太人表达团结的愿望，已经归化的德国犹太同胞才能重新获得族
群价值感（参见“爱因斯坦的信仰声明”，载于《瑞士犹太人周刊》
[ Israelitisches Wochenblatt für die Schweiz]，1920年9月24日，重印于《爱
因斯坦全集》第七卷，文件37）。犹太复国主义就承载了这一希望。
犹太复国主义是19世纪末兴起的一场运动，它提出了犹太人是一个
民族，有权拥有自己的国土。所有犹太复国主义分子都同意，要避免被
同化的致命幻想，最好的方式是参与共同的事业，而巴勒斯坦就是这个
事业的核心。然而问题仍然在于，如何才能达到最佳效果，以及如何现
实地实现这一目标。
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承认了为犹太人建
立一个民族家园（national home）的犹太复国主义目标。3年后在巴勒斯
坦建立英国托管政府的时候，国际联盟也采用了同样的“民族家园”这个
字眼。之后30年间犹太复国主义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对这个字
眼的解读。犹太复国主义阵营中主要有两个不同的出发点。一个强调犹
太复国主义的精神和文化方面，另一个则强调其政治性质。文化犹太复
国主义者们主要致力于建立一个能够重新激发散居各地的犹太人自我价
值的巴勒斯坦，并与散居各地的犹太人建立持续的精神互动关系。他们
寻求相对适度的资金，来支持渐进主义的定居方案，发展巴勒斯坦的社
会和经济，使之成为世界犹太人的精神源泉。而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者们
则或多或少地公开表示希望推行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也就是一个
国家的议程。他们强调了大规模移民的重要性，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制定
了雄心勃勃的支持预算。爱因斯坦很明显地将巴勒斯坦看作犹太文化统
一的一般象征，而不是一个政治独立国家的萌芽。
虽然他主要关注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文化方面，爱因斯坦也认识
到，要付诸实现，还需要建立行政、经济和社会组织。但是在定居的早
期阶段，他觉得运用权力不会危及作为这一事业核心的道德目标。
因此可以这样讲爱因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理想：巴勒斯坦是传统和
现代的一个综合体，它把犹太人的传统社区热情与世俗启蒙的理性联系
起来。这一构想还能消除文化和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的隔阂，协调
正义的热忱和先驱者的实用主义，并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分析严谨性。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
尽管爱因斯坦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积极关心犹太人的问题
的，但他对希伯来大学的热诚，在青年时代就奠定了基础，并根植于某
种责任感。根据他妹妹的说法，在很小的年纪，他就感觉到自己有责任
帮助那些未能拥有“一个独立的领地”来发展自己的智力才华的欧洲犹太
人同胞（参见玛雅·温特勒-爱因斯坦的回忆录：“阿耳伯特·爱因斯坦
——为他的生平事略而作”，1924年2月15日，《爱因斯坦全集》，第一
卷，第lx页）。解决的方案就是创立一所高等学术机构，建立拥有国际
声望的研究部门：“这所大学将不仅成为犹太巴勒斯坦的学术中心，而
且会有力地增强散布全球的犹太学术工作者的团结意识。在巴勒斯坦建
设项目的早期阶段就提供一个自由研究的场所，这符合我们民族对知识
的特别热爱。”（参见致西尔维奥·德·梅奥[Sylvio de Mayo]，1923年8月
22日；爱因斯坦档案编号36—866。）对爱因斯坦来说，希伯来大学就
是他文化犹太复国主义愿景的核心。
1921年春，爱因斯坦得到机会，着手实现这一愿景。当收到请求要
他陪同哈伊姆·魏茨曼以及其他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领袖访问美国为
希伯来大学筹款的时候，他很快就答应了，“连5分钟考虑时间都没有
用”（参见致弗里茨·哈伯，1921年3月9日，《爱因斯坦全集》，第十二
卷，文件88；爱因斯坦档案编号12—332）。这趟筹款之旅，在财务上
只能说取得了部分成功。爱因斯坦在1923年唯一一次访问巴勒斯坦之时
建立了与希伯来大学关系的基础，但是他后来与大学的关系并非是友好
愉快的。他与希伯来大学管理层的争执，既是个人性质的，也关系到原
则问题。他对大学第一任校长犹大·马格尼斯（Judah Magnes）的一些伎
俩很不耐烦，更觉得后者不仅不称职而且还顽固不化。爱因斯坦最关心
的是，大学应该成为国际学术中心，而不是穷乡僻壤的死水一潭。不顾
马格尼斯的反对，爱因斯坦努力使大学的学术和行政控制权保持在有名
望的欧洲学者手中，同时贬低那些耶路撒冷的学术权威。20世纪20年代
后期，他几次威胁从大学管理机构辞职，并且确实数次辞职，而且不愿
意重新接受监管职责。这些都困扰着他与大学的关系。结果是恼怒的爱
因斯坦彻底疏远了这个当初吸引他加入犹太复国主义阵营的机构。（关
于爱因斯坦和该大学关系的一个精彩的讨论，参见罗森克兰茨，《以色
列建国前的爱因斯坦》[Rosenkranz， Einstein before Israel]，第五章和第
七章。）
犹太人问题及其解决方案
爱因斯坦在1920年卷入了围绕犹太人问题的政治旋涡，当时他断然
拒绝向“犹太信仰德国公民中央协会”致辞。而在公开质疑世界犹太复国
主义组织试图建立一个犹太国的政治性犹太复国主义目标之时，他也和
后者发生了纠纷（参见前文的“文化犹太复国主义理想”一节）。随着爱
因斯坦关于巴勒斯坦没有能力吸收大规模移民的预言与后来的事实发展
大相径庭，他与该组织的立场区别也变得越发明显（参见致里斯·索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