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中第89篇，以及派斯，《上帝难以捉摸》，第9章的讨论）。他意识.3
文，1923年5月20日；爱因斯坦档案编号80—845）。
遭到残酷迫害和大规模屠杀的欧洲犹太人，在20世纪30年代大规模
拥入英国托管的巴勒斯坦；加上西方国家无情地限制他们入境，提高了
巴勒斯坦作为一个潜在的避难所的重要性。然而在阿拉伯人的压力之
下，英国拒绝接纳大规模的犹太移民。在终于认识到犹太人移民巴勒斯
坦的可行性之后，爱因斯坦开始严厉谴责英国冷酷无情地拒绝接纳欧洲
犹太人前往巴勒斯坦避难，并且在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制造对立的政
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和之后，他坚持不懈地投入解救犹太难民免
于大屠杀命运的事业，签署了大量宣誓书，以帮助他们进入美国获得职
位。
有的时候，爱因斯坦也对那些参与土地投机，并粗暴地无视巴勒斯
坦的阿拉伯人权利的激进犹太复国主义者们身上的狭隘民族主义表示担
忧。在他看来，社会正义是犹太教的根本特征，从这一前提出发，爱因
斯坦的政治言行经常令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们感到不快，而这正是库尔特
·布卢门菲尔德之前预料到的（参见前文“催化剂：库尔特·布卢门菲尔德
的作用”一节）。由于担心巴勒斯坦犹太人社区的精神会因为建立犹太
人国家而受到损害，他直截了当地表示反对建国（“我们对犹太复国主
义欠下的债”，《新巴勒斯坦》，第28卷，第16期[1938年4月29日]，第2
页[“Our Debt to Zionism，” New Palestine 28，no.16[April 29，1938]：
2]）。爱因斯坦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道德根基的强调，其国际主义和
和平主义的观点，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主流越来越不合拍。
爱因斯坦在犹太人故土的性质上所持的温和立场，越来越受到各种
事件的冲击。1942年5月，犹太事务局的巴勒斯坦行政官、后来以色列
的第一任总理大卫·本-古里安公开号召成立犹太军队，将战后巴勒斯坦
变成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实体。爱因斯坦一直抵制这一号召，呼吁寻求
一个双民族的解决方案，但是随着针对欧洲犹太人的系统性种族灭绝暴
行被公之于众，支持建立犹太国家的动力越发变得不可阻挡。爱因斯坦
最终接受犹太国家的建立，条件是它必须坚持“建立在理解和自律基础
上而不是依靠暴力的和平”的道德理想（“以色列的犹太人”，1949年11
月27日，载于《爱因斯坦晚年文集》[“The Jews of Israel，”November
27，1949， Out of My Later Years]，第274—276页）。
在巴勒斯坦的政治前景这一问题上，爱因斯坦最关心的是犹太人和
阿拉伯人建立和解的必要性。他寻求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与阿拉伯人达
成合理的协议，而不是以建立一个有边界和军队以及世俗权力手段的犹
太国家为前提，后者只能破坏双方的和解。
他接受了于1948年成立的以色列国家，但是从来没有动摇过自己的
信仰，也就是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存在的最高道德考验，就是“我们对待
阿拉伯少数族群的态度……这是我们道德标准的真正的试金石”（参见
致兹维·卢里[53]，1955年1月4日；爱因斯坦档案编号60—388）。
面对英美委员会的证词
对英国人让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感到不满的分而治之的策略，爱因
斯坦毫不掩饰自己的鄙视。而他反复声明自己反对建立犹太国家，并号
召寻求巴勒斯坦问题的双民族解决方案，也使得很多犹太复国主义者感
到惊愕。1946年1月初，为考察巴勒斯坦问题，爱因斯坦向一个调查巴
勒斯坦和欧洲的犹太人问题的英美联合委员会作证。该委员会的目标，
是评估与犹太移民及定居问题相关的巴勒斯坦托管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
状况。英国政府建议进行这一调查，因为担心阿拉伯人抵制犹太移民拥
入巴勒斯坦，并且希望美国能够对其巴勒斯坦政策承担共同责任，但遭
到后者拒绝。英国人于是又转向联合国。下面是爱因斯坦对该委员会证
词的节选，该听证会于1946年1月11日在华盛顿特区的国务院大楼举
行。
爱因斯坦：我想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认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
间的困难是人为制造的，而且是由英国人制造的。我认为，如果巴
勒斯坦的人民能够有一个真正诚实的政府，把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团
结起来，就没有什么可担忧的。我没法说服你们，先生们，我只能
讲讲自己为什么会这么想。
首先我想声明自己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看法。我发现英国人的殖
民统治是依靠当地人。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在英国人进入内
陆之前当地人已经受到剥削。当然，英国人有两个利益诉求。首先
是为自己的工业寻求原料，还有那些国家的石油。我发现不管在什
么地方都有大地主剥削本族人。这些大地主，当然都缺乏安全感，
总是担心自己会被赶走。英国人总是和这些压迫其他从事各种职业
的同胞的地主们结成负面同盟。我的印象是，巴勒斯坦就是一个小
号的印度。在少数官员的帮助下，有人试图控制巴勒斯坦人民，在
我看来，英国人的统治绝对就是这种情况。很难想象还有其他可能
的方式。[……]
委员会成员弗兰克·艾德洛特（Frank Aydelotte）：如果阿拉
伯人拒绝同意让这些难民进入巴勒斯坦，你会怎么做？设想阿拉伯
人已经准备好武力阻止难民进入，你会用武力迫使他们接受难民？
爱因斯坦：如果没有人操弄政治，就永远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不过不光是阿拉伯人中有政客，犹太人中也有。
委员会成员詹姆斯·麦克唐纳（James McDonald）：你想要把
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政客都清除掉吗？
爱因斯坦：不，没办法清除掉他们。你把他们除掉，会有10倍
多的新的政客成长起来，替代他们。[大笑][……]
委员会成员约瑟夫·哈奇森（Joseph Hutcheson）：我问过很多
不同的人，前往巴勒斯坦是否属于犹太人的核心权利或者特权；对
真正的犹太复国主义来说，先把政治方面的问题抛开不提，是否一
定要制定好一个计划，不管阿拉伯人的看法如何，都要让犹太人能
够拥有一个犹太国家，在其中成为多数族群。你是否同意这一看
法，还是觉得此事还有别的解决方案？
爱因斯坦：是的，肯定是这样。我内心不支持建国的想法。我
不觉得这是必要的。这涉及很多困难以及狭隘的心态。我觉得这个
想法不好。
组织联系
爱因斯坦没有加入任何组织。但是他支持一些组织的目标，允许这
些组织利用他的名义；这就给人留下一个错觉，以为他也是一个积极的
组织成员。作为一个独立的思考者，他不会毫不含糊地效忠任何党派。
哪怕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也知道爱因斯坦并不是一个会屈从的人。
但他的确积极参加了下列组织。
奥林匹亚科学院
这个“科学院”是由三个年轻人组成的一个讨论组，由爱因斯坦和莫
里斯·索洛文于1902年的复活节在伯尔尼成立，康拉德·哈比希特随后加
入（图41）。半个世纪之后，在致信这个团体的时候，他说“成立……
的目的是要同你的那些庞大的、老旧的、自以为是的老大姐们开玩
笑”[54]（参见致“不朽的奥林匹亚科学院”，1953年4月3日；爱因斯坦档
案编号21—294）。爱因斯坦被选为名誉院长，并以“A，尾骨骑
士”（“A, Ritter v.Steissbein” ）[55]的名义签署“正式”文件（参见致康拉德
·哈比希特，1909年12月14日，《爱因斯坦全集》，第五卷，文件191；
爱因斯坦档案编号12—412）。该小组最初起源于索洛文对爱因斯坦在
伯尔尼的一份报纸上刊登一则广告的回应。这则广告提供物理学私人辅
导，价钱是一小时三法郎（参见“私人授课广告”[“Advertisement
for
Private Lessons”]，《爱因斯坦全集》，第一卷，文件135，其中只提到
第一课是免费的）。在上了几次课之后，爱因斯坦告诉他的学生：“你
不用再跟我学习物理了；我们从学习物理中引发的讨论，要更加有趣得
多。只要你来找我，我就会很高兴地和你讨论。”他们开始阅读卡尔·皮
尔逊（Karl Pearson）的《科学规范》（ Grammar of Science），很快哈
比希特也加入进来，他当时正在伯尔尼攻读数学博士学位，爱因斯坦是
在沙夫豪森认识他的。这一群朋友后来阅读讨论一系列高深的著作，包
括马赫的《感觉的分析》和《力学》；密尔（Mill）的《逻辑学》，尤
其是第三卷（涉及归纳法）；休谟的《人性论》；斯宾诺莎的《伦理
学》；亥姆霍兹的一些回忆录和讲义；安培的《哲学论》中的一些章
节；黎曼的《论作为几何学基础的假设》；阿芬那留斯（Avenarius）的
《纯粹经验批判》中的一些章节；克利福德（Clifford）的《论事物的
本性》；戴德金（Dedekind）的《数论》；庞加莱的《科学与假设》；
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安提戈涅》（ Antigone）；拉辛
（Racine）的《安德洛马克》（ Andromaque），狄更斯（Dickens）的
《圣诞故事集》（ Christmas Tales）；《堂吉诃德》的大部分，等等。
他们在一起兴奋地分享“堪称简朴典范”的晚餐，“通常包括一根博洛尼
亚腊肠，一块瑞士格鲁耶尔干酪，一个水果，一小盒蜂蜜，还有一两杯
茶”（《写给索洛文的信，1906—1955年》，第5—15页）。1903年夏
天，哈比希特完成其在伯尔尼的博士学业，并在瑞士东部就职之前回到
沙夫豪森，该小组也开始解散。可能到了1904年索洛文开始在里昂大学
旁听课程之后，爱因斯坦还继续和他进行一些断断续续的讨论，但是到
1906年索洛文搬到巴黎之后，肯定就停止了。
图41 奥林匹亚科学院成员，约1903年。康拉德·哈比希特、莫里斯·索洛文和爱因斯坦。（维
基共享资源）
“新祖国联盟”
“新祖国联盟”（BNV）是一个和平主义组织，成立于1914年11月，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它吸引了从中间到左派政治立场的人士，
并鼓励欧洲文化团体成员之间在政治和经济上互相了解。最吸引爱因斯
坦的，是它努力重建国际“学者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以及交战国
知识分子之间合作的纽带。
1915年3月，爱因斯坦第一次作为嘉宾，与他的表姐爱尔莎·勒文塔
尔一起参加该组织的会议。当时爱因斯坦正在致力于广义相对论的工
作，很可能是为了帮爱尔莎的忙而陪她去的。可能他的政治导师格奥尔
格·尼柯莱（参见第一篇“朋友”一节）也劝他参加。到了6月初，他就成
为一名会员。该组织在成立后的第一年中，高声谴责德国的吞并政策，
并与荷兰的反战理事会关系密切，导致在1916年2月被当局解散。
在战争结束之际的1918年9月，该组织重新成立。作为其执行委员
会的成员，爱因斯坦呼吁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致力于国际和解的德
国社会主义共和国。他还和其他人一道，在“新祖国联盟”的支持下，于
1918年11月发表演讲，坚持立即召开具有立法权的国民大会并警告说可
能产生无产阶级专政（参见“论召集国民议会的紧迫性”[Need
for
a
National Assembly]，1918年11月13日，《爱因斯坦全集》，第七卷，文
件14；爱因斯坦档案编号28—001）。听众超过1000人。另外，重建
的“新祖国联盟”寻求解决的问题还包括战争责任，以及如何在国内革命
左派和国外报复性索求的两个极端之间采取中间立场的同时，帮助建立
公民自由权利。
一年之后，爱因斯坦以“新祖国联盟”发言人的身份欢迎法国“光明
运动”（Clarté movement）的一位理事会成员，后者在前普鲁士贵族院
（Prussian House of Lords）就建立一个“智囊团”以促进国际和解一事发
表演讲。爱因斯坦甚至还一度考虑过让自己担任“光明运动”的德国分部
负责人的建议。当魏玛共和国的自由主义宪法生效后（1919年8月），
在1921年2月在“新祖国联盟”的支持下出访阿姆斯特丹时，爱因斯坦促
请国际工会联合会[56]在协约国关于魏玛共和国沉重的战争赔款负担的
辩论中为德国说话。
爱因斯坦作为“新祖国联盟”公开活动的积极分子的绝唱，是在1922
年6月间于柏林召开的德法两国代表团的联合和平大会。当时“新祖国联
盟”已经改名为“德国人权联盟”。他在演讲中再次提到自己多次重申的
主题，呼吁人们把各自国家的需求置于更大的欧洲联盟的利益之下，以
此来建立跨越文化隔阂的一座桥梁（参见“在法德和平大会上的发
言”[Address to the French-German Peace Meeting]，1922年6月11日，《爱
因斯坦全集》，第十三卷，文件228）。1926年初，爱因斯坦以其他责
任压力繁重为由，要求退出德国人权联盟的执行委员会（参见致奥托·
莱曼·鲁斯比尔特[Otto Lehmann-Russbueldt]，1926年1月3日；爱因斯坦
档案编号44—328）。
国际智力合作委员会
除了和“新祖国同盟”的关系之外，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和中期，爱
因斯坦对于政治组织活动的参与，主要限于和从属于国际联盟的国际智
力合作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Intellectual Coopertion, ICIC）
的合作。他与这一精英组织时断时续的关系，不仅反映了欧洲政治的不
稳定状态，也反映了他对国际联盟软弱无能的不同程度的失望。作为一
个有强烈主见的人，爱因斯坦也倾向于认为自己只代表自己个人，而不
是国家政策的发言人。尽管他同意知识精英应该有一个平台来表达自己
关于人道事务的观点，但是后来觉得国际智力合作委员会囿于国家利益
的限制，无法达成这一目标。
爱因斯坦的朋友，犹太裔的德国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于1922年6
月遇刺，以及关于他本人也在刺杀名单上的流言，导致爱因斯坦在参加
该委员会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第一次宣布辞职。当该委员会的同事居里
夫人挽留他的时候，爱因斯坦同意了。他第二次辞职是在1923年春，从
远东之行回国之后。这一次退出是因为面对法国和比利时占领德国工业
核心的鲁尔地区，国际联盟无能为力造成的（参见致皮埃尔·科梅尔
[Pierre Comert]，1923年4月11日，《爱因斯坦全集》，第十四卷，文件
10；爱因斯坦档案编号34—799）。一年之后，一个更具有和解意愿的
法国政府上台，使得爱因斯坦再次回心转意。他表示后悔自己“一时过
于沮丧”，并请求再次加入国际智力合作委员会（参见致吉尔伯特·默里
[Gilbert
Murray]，1924年5月30日，《爱因斯坦全集》，第十四卷，文
件258；爱因斯坦档案编号34—808）。
在1924年7月底参加该组织的第四次会议之后，爱因斯坦向德国的
一家大报解释委员会的目标：“我们不关心乌托邦式的计划，而是已经
开展一些适度的更有成效的具体工作：组织国际科学研究成果报告会，
出版物的交流，知识产权的保护，各个国家教授和学生的交换，等等。
工作的重点是科学成果的报告交流。”他承认，公众最关心的是德国加
入国际联盟的问题，他是该联盟的坚定支持者（参见“论国际联盟”[On
the League of Nations]，1924年8月29日，《爱因斯坦全集》，第十四
卷，文件314）。
1926年该委员会的工作被设在巴黎的智力合作研究所接管，这才使
得爱因斯坦最初的疑虑逐渐加深，他怀疑该小组缺乏必要的决心，无法
在改善国际关系方面取得实质进展。他觉得该研究所经费全部来自于法
国政府，这是国家利益对委员会工作赤裸裸的干涉，有损其国际主义使
命，是不可接受的。由于未能说服马克斯·普朗克成立一个温和派的德
国国家委员会来抗衡法国的影响，灰心丧气的爱因斯坦于1932年最后一
次从国际智力合作委员会辞职。
原子能科学家紧急委员会
在1945年8月终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事件之
前很久，爱因斯坦就非常关注如何控制自己帮助参与研制的新式武器
（参见后文，1945年3月25日的信，见“政治背景”一节中的“希特勒掌权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给罗斯福总统的信”）。其他同样抱有疑问的人
中包括利奥·西拉德，后者于1939年夏天成功说服爱因斯坦在第一封给
罗斯福总统的信上签名，这封信在两年后间接促成了曼哈顿计划。1946
年5月，爱因斯坦接受担任根据西拉德的构想而刚刚成立的原子能科学
家紧急委员会（Emergency Committee of Atomic Scientists, ECAS）的主
席职务，该委员会的目的是减少美国和苏联这两个战后首要的强权之间
的不信任，增进谅解。爱因斯坦和西拉德认识到，美国长期垄断原子弹
是一种幻觉，苏联很快就会加入原子俱乐部。（1949年8月底，苏联进
行了自己的第一次原子武器试验，并于4年后试验了一枚热核武器，也
就是氢弹。）
原子能科学家紧急委员会最初由8位著名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组成，
并不负责制定政策。其主要目的是加强原子能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交
流。为此它发布了一个“目的声明”（Statement of Purpose），其中包括
声明全体科学家在下列事实上达成共识。原子弹可以被廉价和大量地制
造，其破坏力会迅速增加；从军事上，没有针对原子武器的军事防御方
法，以后也不会有；其他国家很快就能够复制原子武器的制造方法；没
有防备原子战争的方法，试图防备原子战争会摧毁社会结构；在任何冲
突中，一旦使用原子弹，人类文明就会被摧毁；因此唯一的解决方案，
在于原子能的国际控制，并最终根除战争。
原子能科学家紧急委员会成立一个月后，爱因斯坦接受了一次访
谈，最初发表在《纽约时报》的“星期天杂志”（Sunday magazine）上，
后来由原子能科学家紧急委员会重印，并在其筹款活动中散发。下面是
该访谈的一个节选：
在进化过程中，一个物种往往必须适应新环境才能生存。今天
原子弹已经深刻地改变了我们所知的世界的本质，因此人类已经处
于一个新的环境当中，必须调整自己的思维……能够保护我们的，
不是武器，不是科学，也不是躲到地下。能够保护我们的，是法律
和秩序。因此我们必须从以下考虑，来衡量每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的
每一要点：它是把我们引向一个法律和秩序的世界，还是要把我们
带回混乱和死亡？我认为战争和一个世界共同体是水火不相容的。
一旦人类掌握了可以毁灭自身的武器，我觉得加强武器的破坏力就
是增加灾难的可能性……科学带来了这一[原子战争的]风险，但是
真正的问题在于人的思想和心灵。我们无法用机制来改变他人的心
灵，但是通过改变我们的心灵，并勇敢地陈述自己的想法，是可以
奏效的。（“真正的问题在于人心”，《纽约时报杂志》[“The
Real Problem Is in the Hearts of Men，”New York Times Magazine]，
1946年6月23日；重印于内森和诺登，《爱因斯坦论和平》[Nathan
and Norden, Einstein on Peace]，第383—388页。）
根据委员会的一名成员、诺贝尔奖得主莱纳斯·鲍林的说法，该委
员会成立不到5年后，于1951年正式解散，主要是由于该组织的工作给
年迈的爱因斯坦带来压力。虽然这也许是一个因素，但该组织的消亡在
本质上更多是政治和财务方面的原因。支持核不扩散活动的捐助开始减
少。更重要的是，随着原子能科学家紧急委员会内部的共识破裂，美国
和苏联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很多委员会成员对美国政府研发并制造氢
弹的意图抱有彼此对立的看法。类似的，尽管所有人都认为要防止原子
能战争，必须有一个世界政府，但是如何组织并且实现这样一个世界政
府，看法却大相径庭。该委员会最后一次召开理事会，是在1951年9月8
日。
政治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魏玛共和国，1914—1932年
爱因斯坦参与政治活动的第一阶段，以犹太意识的觉醒和尝试性地
强调国际主义态度为特征。1914年春，从瑞士搬到柏林，以及第一次世
界大战的爆发，激发了他多年因为专心致力于物理学研究而沉睡的情
感。来到德国首都之后，他对来自东欧的犹太移民遭受的迫害感到愤
怒，因而为后者第一次在大众报纸上发表政治文章。由于担心战争会对
科学的国际性造成不可弥补的伤害，他在开战后立即签署了一份公共呼
吁书，抗议德军侵犯中立的比利时（参见下文《告欧洲人书》）。参与
短命的和平主义组织“新祖国联盟”的活动，使他能够接触科学世界之外
的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们（参见前文“组织联系”一节中的“新祖国联
盟”）。1918年，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认同托尔斯泰把爱国主义看
作一种精神失常的比喻（“我对战争的看法”，《爱因斯坦全集》，第六
卷，文件20；爱因斯坦档案编号70—457。亦见附录C中的第59篇）。
尽管许多帝国机构和精英完好无损地在战争之后的魏玛共和国中继
续存在，但爱因斯坦认识到，他自己在战争时期主要在私人信件中论
及，只是偶尔公开的关于道德和政治问题的看法，可以在全世界传播，
产生很强的影响力；尤其是现在，他已经闻名世界。在这种情况下，他
开始公开发表言论，更深入地参与政治。
在战后时期，爱因斯坦主要是以“德国科学和学术应急协会”会员的
身份，参与为战败国的科学研究筹集资金的各项活动。他在私人通信以
及公开发表的文字中谴责《凡尔赛和约》中的苛刻条款，并且认为协约
国只是两个魔鬼中罪孽稍轻的那一个，显示了其逐步形成的独立判断。
战争结束后不到一年之内，他做出后来成为自己毕生言论主题的声
明：“我觉得人性本质是无法改变的，但是我相信有可能，甚至必须结
束国际关系中的无政府状态，尽管每个国家将要承受重大的主权损
失。”（参见致海德薇希·玻恩，1919年8月31日，《爱因斯坦全集》第
九卷，文件97；爱因斯坦档案编号8—254。）
起初爱因斯坦对超国家的国际联盟抱有很高期望。但是美国拒绝加
入该组织，以及国际联盟一再把经济制裁当作最后手段，使他感到懊
恼。1922年，他被任命为国际联盟下属的智力合作委员会委员（参
见“组织联系”一节），在之后与该组织时断时续的十年关系中，他试图
反抗国家利益侵入该组织的活动。
1922年6月德国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遇刺，他是一名犹太人。作
为朋友，爱因斯坦曾劝他放弃这一高风险的职位。这一事件最终导致爱
因斯坦决定自己也要退出政治活动。如爱因斯坦所言，德国的政治环境
已经恶化到这种程度，“犹太人最好在参与政治事务方面保持克制”（内
森和诺登，《爱因斯坦论和平》，第59页）。一直到1924年，他都置身
于政治之外。
从漫长的远东之行（1922—1923）归来之后，尽管爱因斯坦极少写
下关于欧洲政治的文字，但是1924年德国经济稳定，带来一段在外交部
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领导下的短暂的平静时
期，使爱因斯坦感到鼓舞。
他认为政治太重要了，不能完全留给政治家们：“我相信现在有这
样一个政治理想和政治任务，每一个自认为没有与世隔绝的人都不应逃
避。这里的任务指的是恢复各个国家之间被世界大战彻底破坏的团
结……我相信参与其中是每个人责无旁贷的义务，无论他在任何领域有
多大的成就”（与《新苏黎世报》[ Neue Zurcher Zeitung]的访谈，1927年
11月）。
1933年1月纳粹上台，使得爱因斯坦对德国完全绝望。当时他正在
帕萨迪纳的加州理工学院，决心此生再也不返回他的故土。
《告欧洲人书》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头几个月，93位最著名的德国文艺界和科学界
人士签署了一份《告文明世界书》（“Manifesto
to
the
Civilized
World”），声援德国军队入侵中立的比利时。这一狭隘的民族主义诉求
激怒了爱因斯坦，尤其是因为它出自一群文化精英之手，而爱因斯坦本
人也刚刚受邀加入这一个行列。作为回应，他帮助草拟了一份致所有欧
洲人的反宣言。该宣言的初稿，由爱因斯坦的朋友和同事格奥尔格·尼
柯莱草拟，而最后的版本则由爱因斯坦、尼柯莱以及另外两位人士在
1914年10月中旬“集体确定”（ Nicolai 1917，第12页）。该反宣言的正式
题目为《告欧洲人书》，曾在大量学术界人士中间流传，但是除了作者
之外，只有一位研究生[57]愿意签名。德国的战时审查当局规定该宣言3
年内不得发表，因此到了1917年才得以公之于众。当年，这一反宣言发
表在尼柯莱撰写的一本题为《战争生物学》（ The Biology of War）的书
的前言中，在中立的瑞士出版。下面的引文由尼柯莱翻译，摘自罗与舒
尔曼合著的《爱因斯坦论政治》，第64—66页：
虽然技术和商业显然迫使我们认识到所有国家之间都存在互相
联系，因而存在一种共同的世界文化，但是这场战争以前所未有的
程度，严重破坏了文化合作。也许我们对这一破坏感到如此痛苦的
急切认识，就是由于我们曾经共享过众多共同纽带。
即便这种状况不会让我们感到惊讶，那些觉得共同的世界文化
不是毫无价值的人们，也应该加倍努力坚持这些原则。然而，那些
我们期待应该持有这样信念的人——特别是科学家和艺术家们——
到目前为止只是表明了，一旦相互关系被破坏，他们维持关系的愿
望也已经随之消失。他们发言中包含可以理解的敌对意识，但缺乏
和平之意。
任何民族激情都不能成为这样一种情绪的借口；它不符合整个
世界到现在为止对文化这个词的理解。如果受过教育的阶层，都受
到这种情绪的影响，那将是一个灾难。
这将不仅仅是文明的灾难，我们坚信，它也是每个国家民族生
存的灾难——归根到底，这种野蛮行为，是以民族生存的理由释放
出来的。
技术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小了；今天，欧洲这个大岛上的国家互
相影响，看起来就像古代的地中海半岛上，各个小城市之间互相影
响一样。通过复杂的相互关系，在每个个人的需求和经验的基础之
上，欧洲呈现出统一体的倾向——人们可以肯定，整个世界也是如
此。[58]
因此，受过教育的或者心存善意的欧洲人都应当负起责任，至
少要努力避免让欧洲由于整体组织上的缺陷，招致古希腊陷入的那
种悲惨命运。难道欧洲也要在手足相残的战争中逐渐精疲力竭，最
终分崩离析吗？
当前的冲突很可能不会产生胜利者；它可能只会留下被征服
者。因此，所有国家的知识分子都必须（而不是应当）施加自己的
影响力——无论现在还不明晰的战争的结果如何——使得和平的条
款不再为未来的战争埋下隐患。实际上，经此一战，欧洲关系在某
种程度将难以预料，也更加具有可塑性，应当利用这一点来促使欧
洲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而相关技术和知识条件已经成熟。
如何实现这一欧洲的秩序，不是我们这里讨论的话题。我们只
是想强调一个原则，那就是我们坚信现在已经到了欧洲必须一体行
动来保护自己的土地、人民和文化的时候。
我们相信这一行动的意愿潜藏在很多人心中。我们希望能够通
过表达这一意愿来集合力量。
出于这个目的，当前所有的衷心热爱欧洲文明的人，换句话
说，那些用歌德的先见之明可被称为“好的欧洲人”，都必须团结
起来。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放弃这样一个希望，那就是哪怕这些人
集体发出的声音被武器的喧嚣声所掩盖，也不会湮没无闻，尤其是
在这些“未来的好欧洲人”中，我们可能找到所有那些在受过良好
教育的同侪中享有威望和尊重的人。
但是首先欧洲人必须集合起来，而如果如我等所望，我们能在
欧洲找到足够多的欧洲人，那些把欧洲不仅仅当作一个地理名词，
而是一个值得热爱的对象的人，那么我们就应当努力召集一个欧洲
人的联盟，让这个联盟来发言并做出决定。
我们只是想为此而呼吁和鼓动。如果您也有同感，决心让欧洲
人的意愿得到最广泛的响应，那么请您在此签名。
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一封信（选自《为什么会有战争？》）
爱因斯坦作为国际联盟的相关人员的最后一个积极行动，发生在
1932年，那时他已经递交了辞呈。当受邀发起和另一位有影响力的知识
分子通信讨论人类面临的任何重大问题时，他选择邀请西格蒙德·弗洛
伊德探讨国家进入交战状态时起作用的心理因素。爱因斯坦的文章重点
讨论了正常情况下潜伏而在战时涌现出来的深层的非理性冲动。这与他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写下的自己“对于战争的看法”一脉相承（参见附录
C中第59篇）。（承蒙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爱因斯坦档案馆惠
允。）
波茨坦附近的卡普特，1932年7月30日
亲爱的弗洛伊德教授：
国际联盟及其设在巴黎的国际智力合作研究所提议由我自己选
择邀请一位人士，来开诚布公地交换在我可能会选择的任何问题上
的看法。这给了我一个可贵的机会，与您商讨现在看来是人类文明
所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也就是：能否把人类从战争的威胁下解救
出来？众所周知，随着现代科学的进步，这一问题已经关系到我们
所谓的文明的生死存亡；虽然如此，不管人们展现了多大的热情，
所有想要寻求答案的努力，都遭到可悲的失败。
而且我觉得那些有责任从专业和实践上解决这些问题的人，也
慢慢认识到自己能力不足，现在很希望了解那些埋头钻研科学的人
士以超脱的距离看待世界问题的观点。就我个人来说，自己平常思
考的目标，无关人类意志和感觉的阴暗面。因此，在当前提出的这
一探讨中，我只能尽力把问题描述清楚，为更明确的答案提供条
件，使您能够利用您对人类本能生活的广博知识来探讨这一问题。
有一些心理学上的障碍，精神科学之外的人只能模糊地感觉到它们
的存在，但无力了解其相互关系以及神秘之处；但是我相信您能多
多少少提出一些在政治领域之外的教育方法，来克服这些障碍。
作为一个没有民族主义偏见的人，我个人觉得有一个简单的方
式来处理这一问题的表观（也就是行政）方面，那就是通过国际共
识建立一个立法和司法机构来处理国家间出现的每一个冲突。每个
国家都须要遵守这个机构的决定，遇到任何争端都提请并无条件接
受它的裁决；对于法庭认定执行其法令所必要的所有措施，各国都
应实施。但是一开始我就遇到一个难题；仲裁法庭是一个人类机
构，它拥有的权力不足以保证其判决得到执行，很容易受到法庭之
外压力的影响。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法律和权力一定是
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当一个共同体具有足够的力量来维护其法治理
想的权威时，法律的裁决才会更加符合这个共同体所要求的理想正
义（法律裁决本该就是为共同体及其利益服务的）。不过目前我们
离拥有一个能够以不可置疑的权威来做出并执行判决的超国家组织
还差得很远。从这里我得到自己的第一个公设：要想得到国际安
全，就需要每个国家无条件地从某种程度上放弃自己行为的自由，
也就是说放弃自己的主权；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获得国际
安全。
在过去的10年中，尽管人们显然在真诚地努力达成这一目标，
但是全都失败了。这使我们确信，某种强大的心理因素在起作用，
挫败了这些努力。某些这类因素并不难找。每个国家统治阶级的权
力欲敌视所有对国家主权的限制。这种政治上的权力饥渴习惯于利
用另一群人唯利是图的经济活动。我这里指的，尤其是一小撮顽固
不化的群体，在每个国家都很活跃，他们不顾社会影响和制约，把
战争以及武器的生产和销售仅仅看成谋取个人利益和扩大自己权威
的机会。
但是认识到这一明显的事实只是了解实际状况的第一步。紧接
着就是另一个问题：这一小撮人如何扭曲大多数人的意志为自己的
野心服务？大多数人从战争中得到的只能是损失和灾难。（这里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