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中第89篇，以及派斯，《上帝难以捉摸》，第9章的讨论）。他意识.4
把各级军人排除在外，因为他们选择作战作为自己的职业，相信这
是为了捍卫民族的最高利益，而且进攻往往是最好的防御方法。）
这个问题的一个明显答案，就是少数人，也就是现在的统治阶级，
牢牢控制着学校和新闻界，通常还有教会。这使得他们能够组织和
操纵群众的情绪，并利用群众。
但这也不是最后的答案。随之而来的是另一个问题：这些工具
为何能够如此成功地激起人们的狂热，以至于甘愿牺牲自己的生
命？对此只有一个可能的回答，那就是人类的内心存在着仇恨和破
坏的欲望。在正常情况下，这种情感处于潜伏状态，只有在不正常
情况下才表现出来；但是把它调动起来并提升到集体精神错乱的程
度，并非难事。也许这里就是我们正在考虑的所有复杂因素的关键
之处，只有人类直觉领域的专家才能解开这个谜。
这样就引出了我们的最后一个问题。有无可能控制人的精神进
化，使之免于仇恨和破坏的精神病态？这里我指的绝不只是那些所
谓没有教养的大众。经验证明，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才最容易
受这类可怕的集体暗示的影响，因为他们脱离实际生活，其体验限
于书本这一最简单的和最容易掌握的形式。
最后结语：到目前为止，我谈及的只是国家间的战争，也就是
国际冲突。但是我明白侵略本能还可以在其他情况下以其他形式起
作用。（比如我还想到内战，以前由于宗教狂热引发，现在则是出
于社会因素；或者还有对少数族群的迫害。）但是我有意集中关注
国际战争这一最典型、最残忍张狂的冲突形式，因为从中也最有可
能发现杜绝所有武装冲突的方法和手段。
我明白从您的著作中，我们也许可以找到所有这些紧迫而又引
人注目的问题的直接或者隐含的答案。但是如果您能够结合您最近
的发现来展现世界和平问题，将会对我们所有人大有裨益，因为它
很可能指引新的富有成效的行动方向。
您诚挚的，A.爱因斯坦
资料来源：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为什么会有战争？》（Einstein
and
Freud， Why
War？）
希特勒掌权与第二次世界大战，1933—1945年
从希特勒掌权到1945年轴心国战败的12年间，爱因斯坦的政治活
动，以对犹太同胞命运的极度关怀和不情愿地放弃和平主义为主要特
征。随着欧洲犹太人在德国受迫害之后再被集体屠杀，爱因斯坦全力协
助犹太人的移民和重新安顿工作。轴心国战败之后，他的国际主义情感
促使他为寻求一个和平和没有核武器的世界而不懈努力。
作为对1933年纳粹上台掌权的反应，爱因斯坦断绝了与德国的联
系，还发表声明表明自己对政治宽容的看法并谴责纳粹政府犯下的暴
行。在一份题为“政治宣言”的声明中，他把德国社会肌体中的病害比作
一种侵害了动物的瘟疫，说它消灭了“政治自由、宽容以及所有公民在
法律面前的平等”（“政治宣言”，1933年3月11日；爱因斯坦档案编号28
—235.1）。类似的声明引发德国媒体的强烈否认，并导致他在来年丧
失了德国公民身份（参见第一篇“公民身份与移民美国”一节）。
希特勒暴行的另一个牺牲品，是爱因斯坦曾热情支持的激进的和平
主义。面对德国独裁者日益增长的敌意行为，爱因斯坦放弃了个体层面
的消极抵抗，转而致力于那些反抗德国的国家之间的协作。“我觉得目
前情况下哪怕是最勇敢的消极抵抗的方式也是无效的。时代不同，方式
也不同，虽然最终的目标是不变的。真正的和平主义者们现在应该寻求
与以前和平时期不同的行动方案。他努力的目标应当是让那些倾向和平
的国家尽可能地团结起来，杜绝好战的政治冒险方案的实施可
能。”（“重审和平主义”，载于《政体》[“A
Re-Examination
of
Pacifism”， Polity]，1935年1月；重载于内森和诺登的《爱因斯坦论和
平》，第254—256页。）
正当欧洲进入一个新的危机时期，爱因斯坦提出了可以作为他个人
成熟政治观念试金石的三个原则。尽管魏玛共和国最近陷入困境，爱因
斯坦重申了自己的民主信念，坚决反对专制的政府形式；他认为一个社
会最宝贵的财富是富于创造性的个体而不是政府；他还认为军事心态
（military mentality）是现代社会中“群体意识”（herd mind）最恶劣的表
现（参见“信条：‘我的信念’”）。
到了1933年秋，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安顿下来，在那里他很快就进
入一个全新角色：不为人信的预言家（Cassandra）。[59]他警告盟国“德
国人正在秘密大规模地重新武装自己。工厂日夜开工制造（飞机、轻型
炸弹、坦克和重型武器，部分是在瑞典的领土上生产）。正在偷偷训练
一百万军队”。这一警告是通过一封私人信件发出的，但是爱因斯坦极
力主张应该“低调地组织起来影响美国当局和媒体”（参见致斯蒂芬·S.怀
斯，1933年6月6日；爱因斯坦档案编号35—133）。
1938年《纽约客》图书编辑约请爱因斯坦为其8年前的文章“我的信
念”（参见“信条”）写一篇续文，以反映近年来世界上发生的变化，爱
因斯坦描绘了一幅令人压抑的图景：“在这10年中，对稳定的信心，也
就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都已消失大半。我感到不但人类文化遗产受
到威胁，而且人们不再珍视所有那些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捍卫的东
西。”（“决定命运的十年”[“Ten Fateful Years”]，载于法迪曼编，《我相
信》[Fadiman, ed.， I Believe]，第367—369页；重印于爱因斯坦的《爱
因斯坦晚年文集》[ Out of My Later Years]，第6—8页。）
20世纪40年代欧洲发生的大屠杀对爱因斯坦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他
再也不怀疑德国人作为整体在政府所犯罪行中扮演的集体共犯的角色。
犹太人几乎被屠灭也使他确信巴勒斯坦对犹太人幸存者的生活至关重
要，不过还是坚信不应在那里建立犹太人民族国家（亦见“犹太身份和
纽带”一节中的“面对英美委员会的证词”）。盟国的胜利和联合国的成
立，使他再次看到希望，即通过将彼此冲突的不同国家整合在一个更高
的主权或者世界政府之下，最终可以实现持久的和平。
就原子弹问题给罗斯福总统的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爱因斯坦从移民美国的物理学家利
奥·西拉德那里得知德国科学家可能会利用刚刚发现的核裂变现象开发
新型炸弹。1939年7月末，在利奥·西拉德和同为匈牙利移民的尤金·维格
纳敦促之下，爱因斯坦帮助起草了一封给罗斯福总统的信，警告他这一
威胁。因为这封信，也因为其著名的质能公式 E=mc2描述了核裂变释放
巨大能量的理论基础，爱因斯坦有时被错误地称为“原子弹之父”（参见
第一篇“错误看法与误解”一节下的“对原子弹负有责任”）。
正如战后爱因斯坦向日本和平主义者篠原正瑛（Seiei Shinohara）
解释的那样，“原子弹之父”一说名不副实。他给罗斯福的信，只是促成
曼哈顿计划的众多因素之一。该计划的目的是制造核武器，由莱斯利·
格罗夫斯（Leslie Groves）将军领导，技术负责人是罗伯特·奥本海默。
实际上爱因斯坦的警告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甚微。在他的信发出两个月后
成立的铀顾问委员会，最初由利奥·西拉德、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代表恩里科·费米）和尤金·维格纳等核裂变专家组成，到了1940
年6月由国防研究委员会取代。后者的主席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对核研究采取了观望态度。只是当布什和其他人在1941年10月读
到英国政府的MAUD（铀爆炸的军事应用）委员会关于“铀炸弹”的实际
可能性报告之后，局面才得以改观。铀爆炸的军事应用委员会领导着英
国原子弹计划，并促使美国也在新墨西哥的洛斯阿拉莫斯沙漠开始自己
的相关项目。1941年12月6日，珍珠港事件前夕，曼哈顿计划终于得到
批准，这离爱因斯坦签署致罗斯福总统的信件（实际上是由利奥·西拉
德在与尤金·维格纳商讨后起草，交给爱因斯坦签字）已经有两年多时
间。曼哈顿计划一旦上马（英国科学家也在其中参与合作），就和爱因
斯坦不再有什么关联。在一份美国陆军的秘密报告中他被列为存有安全
隐患，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都被官方排除在核研究之外，并不知
情。无论如何，爱因斯坦在其中的话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他并未紧
跟20世纪30年代核物理迅速发展的脚步。不过他的确曾向美国海军部提
供关于高爆炸药的建议。
下面是爱因斯坦给罗斯福的四封信中的两封的内容。第一封信在经
历一些耽搁之后，于11月11日由经济学家、罗斯福的密友亚历山大·萨
克斯（Alexander Sachs）亲手递交给总统。（罗斯福图书馆中的所有信
件，参见http://fdrlibrary.marist.edu/；第一封信，爱因斯坦档案编号39—
468。）（下面的两封信都承蒙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爱因斯坦档
案馆惠允引录。）
长岛皮科尼克（Peconic），1939年8月2日
阁下：
费米和西拉德两位先生曾把他们最近的一些研究报告的手稿送
交给我。这些报告使我深信铀元素在不久的将来将成为一种新的重
要能源。从目前发生的某些方面的情况来看，我们政府应该引起警
觉，同时在必要时采取迅速行动。因此，我认为有责任提醒您注意
下列一些事实，并提供自己的一些个人建议。
在过去的4个月中，通过法国的[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
[60]和美国的费米及西拉德的工作，使得人们有可能在大块铀中建立
一种链式核反应。在这种反应中，能产生极大的能量以及大量新的
类似镭的元素。现在我们几乎可以确定，这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实
现。
这一新现象也可以被用来制造一种新型炸弹。虽然还不能确
定，但是这种新型炸弹有可能威力极大。将一颗这样的炸弹用船运
送到一个港口引爆，可以炸毁整个港口以及四周的一些地区。不过
这些炸弹可能因为重量太大，不便于空中运输。
在美国，仅有中等数量的贫铀矿。在加拿大和前捷克斯洛伐克
有不错的铀矿，而最重要的铀矿则是在比属刚果。在这种情况下，
也许您会想到，政府行政机构与在美国致力于链式反应研究的科学
家之间，最好能有一些固定的联系。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可能办法
是您将这项任务委托给一个您信任的人，以非官方的身份行事。他
的工作可以包括下列数项：
a）联系政府各部门，告诉他们进一步的发展，并对政府的行
动提出意见，尤其要注意保证美国得到铀矿供应的问题；
b）加速目前在几所大学实验室通过预算支持的实验工作；如
果需要资金，可以通过自己的关系向一些愿意支持这一事业的私人
筹款，也许还能争取一些拥有必要设备的工业实验室的合作。
据我所知，德国人在事实上已经停止出售他们接管的捷克铀矿
开采出来的铀。他们之所以如此早地采取行动，可能是因为德国外
交部国务秘书[恩斯特·]冯·魏茨泽克的儿子[卡尔·弗里德里希][61]
任职于柏林威廉皇帝研究所，那里正在重复着美国关于铀的某些实
验。
您的十分忠实的
阿耳伯特·爱因斯坦
罗斯福于1939年10月19日做出部分回复：“我觉得您的这封信非常
重要，已经召集国家标准局局长和陆军海军代表组成一个小组，来彻底
调查您关于铀元素建议的可能性。”（爱因斯坦档案编号33—088。）
爱因斯坦还间接地给罗斯福写了另外两封信。一封是1940年3月7日
（爱因斯坦档案编号39—475）写给亚历山大·萨克斯，以便由后者转交
罗斯福；另一封则于1940年4月25日寄给秘密的“铀委员会”主席以及标
准局局长莱曼·布里格斯（Lyman
Briggs）（爱因斯坦档案编号39—
484），目的也是要转交给罗斯福。两封信都建议加强核研究工作。5年
半之后，由于开始担心铀可能被滥用，他于1945年3月25日直接致信罗
斯福（同样由西拉德起草）（爱因斯坦档案编号33—109），该信不如
前几封那样知名。
阁下：
我写这封信给您的目的，是要介绍利[奥]·西拉德博士，他想
向您提交若干想法和建议。由于下面将要描述的原因，我在尚不知
晓西拉德博士将要提交的想法和建议内容的情况下，就写信给您。
1939年夏天西拉德博士向我介绍了他自己关于铀的潜在国防意
义的看法。他非常担心其中的可能性，并急切地希望尽快告知美国
政府。铀中子发射是目前所有铀研究的基础，而西拉德博士是这一
现象的发现者之一。他向我描述了一个自己设计的具体系统，认为
可能很快在未分离的铀中形成链式反应。通过对其科学工作和个人
的20多年的了解，我相信他的判断。正是基于他和我自己的判断，
我冒昧地给您写信谈及此事。针对我1939年8月2日的信，您任命了
一个以[莱曼·]布里格斯博士为主席的委员会，开始了政府在这个
领域的活动。
西拉德博士目前工作的保密条款，不允许他向我透露自己工作
的信息；但是我清楚他目前非常担忧的是，目前从事这一工作的科
学家们与您内阁内负责制订政策的成员缺乏足够的联系。在这种情
况下，我觉得自己有义务为西拉德写下这封介绍信，并希望您能对
他的事情给予个人关注。
您真诚的，A.爱因斯坦
罗斯福于1945年4月12日因脑溢血去世。他可能没有读到这封信。
资料来源：fdrlibrary.marist.edu；dannen.com；hypertextbook.com/eworld/einstein.shtml；
http://www.mphpa.org/classic/COLLECTIONS/MP-Einstein～Sachs/Pages/Ein-
Sachs_Gallery_01.htm；关于有关的信件往来，参见拉努埃特与西拉德，《被阴影笼罩的天才》
（Lanouette with Silard， Genius in the Shadows），第261—262页；亚历山大·萨克斯，“与罗斯福
总统有关的原子工程的早期历史，1939—1940年：阿耳伯特·爱因斯坦和亚历山大·萨克斯从思
想的产生到提出”（Alexander Sachs，“Early History of the Atomic Project in Relation to President
Roosevelt，1939—1940：From Inception to Presentation of Idea by Albert Einstein and Alexander
Sachs，”）1945年8月8日至9日，爱因斯坦档案编号39—488.1。亦见内森和诺登，《爱因斯坦论
和平》，第292—306页。
战后与冷战，1946—1955年
在爱因斯坦看来，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的军备控制问题，
答案很明显：“原子弹的秘密，应当交给一个世界政府，而美国应当立
即声明自己愿意如此行事。”（“论原子弹，接受雷蒙德·斯温采访所
述”，《大西洋月刊》[“On the Atomic Bomb, as told to Raymond
Swing，” Atlantic
Monthly]，1945年11月，第43—45页。）在1945年年
底，尽管苏联已经在秘密地拼命研发原子弹，但他们还未拥有这种武
器，因此看上去有可能通过建立互信的方式，使得苏联相信一个世界政
府可以保障他们的安全。这一点很快就被证明是一种幻想，但是爱因斯
坦坚持继续宣称，要实现世界和平就必须剥夺所有国家的军事机构，以
及作为其存在理由的武器。（参见“组织联系”一节中的“原子能科学家
紧急委员会”；以及下面的“和平主义”和“世界政府”。）
在苏联人于1949年9月爆炸了自己的第一颗原子弹之后，美国被笼
罩在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恐惧之中。随着冷战紧张局势的加剧，爱因斯
坦对美国政治制度也失去了信心。他回想起当初自由民主制度在德国遭
受类似攻击，使得希特勒得以“轻松地给予其致命一击”的情形，并预言
说“除非有远见和牺牲精神的人奋起捍卫之”，美国也会发生类似的情况
（参见致诺曼·托马斯，1954年3月10日；爱因斯坦档案编号61—
549）。对那些不忠于美国生活方式的活动，进行严厉镇压，这在爱因
斯坦看来，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暴政：“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引发的行
为，在其他文明人看来，已经不可理喻，让我国沦为笑柄。”（人权，
1954年2月20日；爱因斯坦档案编号28—1012。）
尽管他本人并未被迫在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House
Un-
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 HUAC）以及参议员麦卡锡的下属常设调
查委员会前作证，但在1953年，爱因斯坦公开谴责这类审查方式：“作
为少数的知识分子应当如何抵制这一恶行？坦率地说，我觉得只有甘地
式的激进的不合作运动。每个被委员会传讯的知识分子都应该拒绝作
证……准备好坐牢或者破产，简单地说，就是为了国家的文化福祉而牺
牲个人的福祉。”（“致威廉·弗劳恩格拉斯的公开信”，《纽约时报》，
1953年6月12日；参见附录C的第202篇。）《纽约时报》自身在第二天
发表编者按，强烈反对爱因斯坦的立场，认为“采用怪异的和非法的不
合作主义”来试图“用一种邪恶攻击另一种邪恶”是非常不明智的（内森
和诺登，《爱因斯坦论和平》，第550页）。（亦见前文“民权与人
权”。）
联邦调查局的爱因斯坦档案
爱因斯坦逝世25年后，联邦调查局（FBI）透露埃德加·胡佛
（J.Edgar Hoover）至少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开始，就一直在秘密调查
记录爱因斯坦的政治活动。原因是爱因斯坦曾经与共产主义者一起参加
和平主义者的会议，在西班牙内战中支持共和派。爱因斯坦并不知道自
己一直到死都在被人监视。这份1427页的材料已经解密，分为14个部
分，在下列网址公开：http://vault.fbi.gov/Albert%20Einstein。
该档案主要是联邦调查局人员彼此之间关于“调查对象”或者“所指
个人”情况的备忘录。其中有爱因斯坦参加的会议以及组织的记录和评
述。大部分文件实际上都显示他既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也不是“颠覆
者”，但是一直并未撤销监视。早在1933年9月永久离开欧洲之前不久，
爱因斯坦就在给伦敦《泰晤士报》的信中公开澄清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的
观点，声称自己从来没有赞成过共产主义，现在也不赞成（参见附录C
中第144篇）。在爱因斯坦成为美国公民之前大约2个月的时候，在1940
年7月26日的一封信中，乔治·斯特朗（George Strong）准将拒绝批准他
的安全许可。联邦调查局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关心爱因斯坦政
治活动的机构：德国人也曾监视他（参见格伦德曼的《爱因斯坦档案》
[Grundmann， The
Einstein
Dossiers]，相关讨论见附录A，“专题图
书”）。
在所有保密的备忘录中，一些单词和段落被屏蔽，主要是为了保护
仍未去世的相关无辜人士。尽管文件解密时这些单词被划掉了，但各种
各样的带有橡皮戳记的文件警告读者该页面是“秘密”或“机密”。此外，
记录中还包括几十个爱因斯坦活动报道的剪报。下面是文件的一些条目
的例子。
一份备忘录讨论了“千人委员会”，也就是哈佛大学的哈洛·沙普利
（Harlow Shapley）召集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1000位美国名人推动废除
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HUAC）的计划。
一份备忘录讨论了《反击》（ Counterattack），这是一份由纽约的
美国商业咨询公司（American Business Consultants Inc. of New York）经
营的新闻周刊。该周刊登载了一篇关于美国犹太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
委员会（American Committee of Jewish Writers, Artists, and Scientists）的
文章，声称该委员会是一个共产党前线组织，并且坚持认为爱因斯坦已
被人说动加入该委员会。
一份备忘录声称爱因斯坦于1947年12月作出如下声明：“我来到美
国的原因是听说这个国家有伟大得不得了的自由。选择美国作为自由之
土是我犯的一个错误，一生都难以弥补。”
日期为1950年2月13日和15日的文件声称爱因斯坦没有原子能委员
会或者曼哈顿工程师特区（Manhattan Engineer District）授予的正式的
安全许可，这证明爱因斯坦不可能曾经参与原子弹计划。其中一份备忘
录认为“联邦调查局的文件中找不到曾经因为任何原因调查爱因斯坦教
授的记录”。
该备忘录接着声称爱因斯坦“以各种方式”参与的至少33个组织都被
司法部长、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或者加州议会非美活动委员会列为共
产主义组织。他还参与了50个未被列入以上名单的组织。“从他和以上
组织的联系来看，他基本上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可以认为是一个自由派
思想家。”
该文件提示爱因斯坦同情苏联科学家，同情苏联。补充的手写备注
提到爱因斯坦的儿子在苏联。另一份备忘录引用线人的话说，爱尔莎·
爱因斯坦在1944年左右听说爱因斯坦的儿子汉斯·阿耳伯特待在苏联，
因而可能被当作人质胁迫爱因斯坦采取某种特定的行动，被“吓个半
死”。（爱尔莎死于1936年。并无记录显示她的继子汉斯·阿耳伯特当时
或者任何时候去过苏联。显然是有人把汉斯·阿耳伯特和爱尔莎的女
婿、俄国移民德米特里·马里亚诺夫搞混了。）
1950年3月13日的一个备忘录声称，爱因斯坦在柏林的办公室在20
世纪30年代早期他离开德国之前曾被用作苏维埃共产国际特工和其他苏
共附属机构的电报地址，而且他还雇用了一群同情苏俄的打字员和秘
书。（事实上，海伦·杜卡斯是他当时唯一的秘书。）该备忘录声称爱
因斯坦的一个秘书曾把电报（“阴谋性的信件”）交给一名到各个据点收
取电报的“特务人员”（苏维埃信使）。爱因斯坦的地址被当作一个有用
的掩护投信口，因为他收到来自全世界的电报。这些电报都是加密的，
而爱因斯坦应该是不知道其内容的。（西格弗里德·格伦德曼[Siegfried
Grundmann]在其著作《爱因斯坦档案》[ The Einstein Dossiers]里仔细分
析了这些指控，认为它们毫无根据。）
1950年9月14日的一份备忘录声称：“尽管该归化公民是一名世界闻
名的科学家，但仍可对其进行适当的调查，以吊销其公民身份……看来
为此目的展开适当的调查是必要的。”该调查被批准的原因是所谓的爱
因斯坦柏林地址被苏联利用一事。
1950年11月23日的一份出自J.埃德加·胡佛本人的备忘录，要求调查
海伦·杜卡斯是否“过去曾为苏联服务”（指作为爱因斯坦秘书期间）。
后来的备忘录指责爱因斯坦允许保罗·罗伯逊[62]将自己的信件递交
给杜鲁门总统，表达自己反对私刑的立场。罗伯逊是“美国终结私刑运
动”（American Crusade to End Lynching）的主席，而该组织被指控是一
个共产党前线组织。另一份备忘录列举“爱因斯坦同情共产党的表现”。
更详尽的讨论，亦见R.A.施瓦茨的“爱因斯坦与美国陆军
部”（R.A.Schwartz，“Einstein and the War Department”，《爱西斯》
[ Isis]第80卷[1989]，第281—284页），以及弗雷德·杰罗姆的《爱因斯坦
档案》（Freed Jerome， The Einstein File）。
《罗素-爱因斯坦宣言》
在爱因斯坦个人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中，他直接参与了一个新的旨在
打破东西方之间僵局的政治行动。随着1952年氢弹的问世，核灾难的威
胁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这一情况促使伯特兰·罗素
（Bertrand Russell）通过广泛宣传以他和爱因斯坦名义发布的声明，来
展开一项世界范围内的行动以避免灾难发生。《罗素-爱因斯坦宣言》
号召世界各国政府“公开宣称他们不可能通过世界大战来达到自己的目
的”并“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彼此之间的所有争执”（内森和诺登，《爱因
斯坦论和平》，第635页）。尽管在宣言发布之前他就去世了，但哪怕
只是签名支持该文件，爱因斯坦已经帮助吸引公众关注这些紧迫的政治
问题。
这份讨论核世界危害的文件由伯特兰·罗素起草，爱因斯坦在1955
年4月去世前几天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也是爱因斯坦最后署名的文
件。其他著名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也参与签名之后，罗素在1955年7月9日
伦敦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了该宣言。其时正值冷战期间，两年之内
它导致了“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Pugwash
Conferencs
on
Sciences and World Affairs）的创立，怀有各种不同政治倾向的科学家们
聚集在一起讨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文明的威胁。这一大会目前每年仍
在举行。下面是《罗素-爱因斯坦宣言》的全文。
在人类面临的这个悲惨的境况下，我们觉得科学家应当召开集
会，评估由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发展所带来的危害，并按照所附
草案的精神讨论一项决议。
在这个场合，我们不是作为哪个民族、哪个大洲或者哪个宗教
的成员，而是作为人类这个连生存都受到威胁的物种的一员发言。
这个世界充满了冲突，而共产主义与反共产主义之间的殊死斗争让
其他小冲突相形见绌。
几乎每个有政治意识的人，都对某个或者更多的这类问题有强
烈的感受。然而我们希望你能够尽量把这些感受放到一边，把自己
当作一个生物物种的一个成员。这个物种具有非凡的历史，我们谁
也不愿意看到它就此消亡。
我们不想说出任何一个集团爱听而另一个集团不爱听的字眼。
所有人都同样地处于危险之中。如果我们能认识到这一危险，就有
希望一起避免受害。
我们必须学习新的思维方式。我们必须学着思考的，不是采取
什么步骤才能让我们支持的集团取得军事胜利，因为这样的步骤已
经不复存在；我们需要自问的是，需要采取什么步骤，才能防止一
场给所有各方带来灾难的军事竞赛。
普罗大众，甚至很多位高权重的人，都没有意识到使用核弹的
战争会产生何种后果。普通民众想到的仍然是城市的毁灭。大家知
道比起老式炸弹，新型炸弹的威力更加强大。既然一颗原子弹能够
摧毁广岛，那么一颗氢弹就能摧毁像伦敦、纽约或者莫斯科这样更
大的城市。
毫无疑问，在一场使用氢弹的战争中，会有大城市遭到毁灭。
但这只是即将来临的灾难的次要一面。如果伦敦、纽约以及莫斯科
的所有居民都被杀死，这个世界也许经过几个世纪就能恢复过来。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尤其是在比基尼岛实验之后，核炸弹的危害逐
渐扩展的区域，比原先设想的大得多。
相当权威的声明指出，当前制造的炸弹，威力是广岛原子弹的
2500倍。如果在地面附近或者水下引爆这样一枚炸弹，将会把放射
性颗粒送到大气上层。颗粒逐渐下沉，以致命的尘埃或者降雨的形
式落到地表。使得日本渔民和他们捕获的鱼致病的，正是这种尘
埃。
没人知道这些致命放射性尘埃的散布范围，但是最可信的权威
们一致认为氢弹战争可能毁灭人类。如果使用大量氢弹，恐怕会造
成普遍死亡，少数人可以死得很快，但是大多数人会被疾病慢慢折
磨崩溃致死。
很多杰出科学家和军事战略权威都发出了警告。但是没有人会
说最坏的结果是必然的，他们只是说，这些结果是可能的，没人能
保证不会发生。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这些专家在这个问题
上的观点和他们的政治观点或者偏见有任何关系。我们到目前为止
的研究表明，他们的观点只和具体个人的相关知识有关。我们发现
了解得最多的人最悲观。
现在我们就要向你们提出一个尖锐的、沉重的、但是无法回避
的问题：我们应该让战争消灭人类，还是让人类摈弃战争？人们不
愿正视这一选择，因为消灭战争太困难了。
要消灭战争，就要限制国家主权，而这是不受欢迎的。但是阻
碍人们理解当前状态的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人类”这个字眼让人
感到模糊和抽象。人们在想象中很少能意识到，面临危险的是他们
自身、他们的子孙，而不仅仅只是一个概念模糊的人类。他们很难
明白，自己个人以及亲友正面临痛苦死亡的紧迫危险。因此他们希
望，只要现代化武器被禁止了，也不一定要杜绝战争。
这个希望是不现实的。即使在和平时期达成了任何禁止使用氢
弹的协议，到了战时也没有约束力了；一旦战争爆发，双方都会开
始制造氢弹，因为如果只有一方制造氢弹而另一方却没有，制造氢
弹的一方就肯定会赢得战争。
作为普遍削减军备的一部分，声明放弃核武器的协议尽管算不
上是最终的解决方案，它还是可以达到某些重要的目的。首先，东
西方之间的协议只要是倾向于缓和紧张局势，就总是有益的。其
次，就消除热核武器来说，如果双方都觉得对方在认真执行，就可
以降低对类似珍珠港事件那样的突然袭击的防备心理，目前正是这
种心理让双方都处于紧张的忧虑状态。因此我们应当欢迎这样一个
协议，尽管它只是第一步而已。
我们中大多数人在情感上并不是中立的，但是作为人类的一部
分，我们必须记住，如果要以可能让任何人（无论共产主义者或者
反共产主义者，无论亚洲人、欧洲人或者美国人，无论白人或者黑
人）满意的任何方式解决东西方的问题，那么这个方式决不可能是
战争。我们希望东西方都能明白这一点。
如果我们有机会做出选择，不断增长的幸福、知识和智慧就摆
在我们面前。反过来，难道我们因为无法忘记我们之间曾有过的争
执，竟然要去选择灭亡吗？我们作为人，向人类同胞呼吁：牢记你
的人性，忘记其余。如果你能做到，通向新乐园的大道就会敞开；
如果做不到，就会面临普遍死亡的风险。
决议
我们发起召开本届大会，并通过这次会议向全世界的科学家和
普通大众发出邀请，签名支持下面的决议：
“考虑到未来的世界大战肯定会运用核武器，而这类武器威胁
着人类的继续生存，我们敦促世界各国政府认识到并公开宣布，他
们不能通过世界大战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我们敦促他们找到和
平手段解决他们之间的所有争执。”
[签名]
马克斯·玻恩、珀西·布里奇曼（Percy W.Bridgman）、阿耳
伯特·爱因斯坦、利奥波德·英费尔德、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
里、赫尔曼·穆勒（Hermann J.Muller）、莱纳斯·鲍林、塞西尔·
鲍威尔（Cecil
F.Powell）、约瑟夫·罗特布拉特（Joseph
Rotblat）、伯特兰·罗素、汤川秀树[63]
政治哲学
和平主义
和爱因斯坦所有的政治思想一样，他的和平主义也应该被看作是一
个道德立场的表现，而不是某种特定的政治承诺。对他来说和平主义
是“一个本能的直觉，因为杀人总是令人厌恶的。我的态度不是来自于
任何理论，而是基于对所有残忍和仇恨的反感”（参见致保罗·哈钦森
[Paul
Hutchinson]，1929年7月，收录于内森和诺登，《爱因斯坦论和
平》，第98页）。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立场的表现形式也有不同。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8个月后的1915年3月中，爱因斯坦加入了昙花一现
的和平主义组织“新祖国联盟”（参见“组织联系”一节）。不过他断续投
入研究的陀螺仪以及飞行器设计也有明显的军事用途，自己显然对此却
不太在意，这与一直以来认为爱因斯坦是一位一贯的坚定的和平主义者
的流行观点，未免有些矛盾（关于爱因斯坦的和平主义立场和他不太在
意自身工作的军事用途之间的矛盾，参见弗尔辛所著《阿耳伯特·爱因
斯坦》，第446—449页）。1922年4月，爱因斯坦在战后第一次访问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