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中第89篇，以及派斯，《上帝难以捉摸》，第9章的讨论）。他意识.5
国的西邻法国，最明显地表现了其热烈的和平主义情怀的动机所在。目
睹法国东部的战场和被战争毁坏的村庄的凄凉景象，他希望把所有德国
和其他国家的学生都带去参观战争遗留的恐怖景象（图42）。
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世界裁军大会期间，爱因斯坦一开始被可能签
署协议停止军备竞赛的希望所鼓舞，认为应该由有关公民自愿组成协会
来配合政府倡议（“关于凯洛格联盟声明”，1931年7月，载于列夫编辑
的《反战》，第42页。[“Statement on a Kellogg League，”July 1931，in
Lief, ed.， The Fight against War，p.42]）。更大胆的建议是其所谓的“百
分之二方案”，他在其中设想“如果应该参加兵役的人中间有百分之二的
人宣布抵制战争”，政府就会束手无策，监狱系统也会瘫痪（在新历史
学会发表“百分之二演讲”，1930年12月14日，纽约市；参见罗与舒尔曼
编，《爱因斯坦论政治》，第240页）。大国之间未能达成协议，使得
爱因斯坦的单方面和平主义的希望破灭。但是他已经对各个强权遮掩不
住的重整武备产生警惕，这正是裁军大会未能达成协议的关键所在。希
特勒掌权之后（图43），爱因斯坦认识到自己必须改变策略：“我仍然
认为杜绝战争是人类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在另一方面，我意识到不能再
支持拒绝服兵役，因为在某些国家已经不可能再抵制强制兵役……我觉
得实现[和平主义的]目标的唯一方式是由国际组织来为全世界实现军事
安全。”（参见致约翰·摩尔[John G.Moore]，1942年3月30日；爱因斯坦
档案编号123—384。）
图42 观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东北部多尔芒（Dormans）附近被毁的村庄。该照片摄于
1922年4月9日。（巴黎《图片报》[ l'Illustration]，1922年4月15日；国会图书馆）
面对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冷战对峙，爱因斯坦再次调整了自己的和平
主义号召内容。他相信像原子武器这样的军事技术的发展，已经改变了
游戏规则，因此呼吁建立一个有效的世界政府来为人类的生存提供必要
的保障：“我是否担心世界政府带来的暴政？当然担心。但是我更担心
下一场战争的到来。”（“论原子弹，接受雷蒙德·斯温采访所述”，《大
西洋月刊》，1945年11月，第43—45页。）为实现这一愿景，爱因斯坦
于1946年秋同意担任原子能科学家紧急委员会主席，并开始积极地为核
能控制的国际框架而奔走游说（参见“组织联系”一节）。1952年氢弹的
问世，使得核灾难的威胁变得更加紧迫。这一情况促使伯特兰·罗素以
他和爱因斯坦以及其他著名科学家的名义发布声明，号召加强努力来避
免灾难发生。声明发布的时候爱因斯坦已经去世。（参见前文《罗素-
爱因斯坦宣言》。）
图43 爱因斯坦得知希特勒于1933年3月（在德国国会纵火案后一个月）获得紧急授权后，放弃
了他先前的和平主义立场。这是1933年发表在《布鲁克林鹰报》（ The Brooklyn Eagle）上的漫
画：“爱因斯坦拿起了剑”（“Einstein takes up the sword”）。（由查尔斯·雷蒙德·麦考利[Charles
Raymond Macauley]绘制。国会图书馆编号：LC-USZ62—42467）
社会主义
爱因斯坦最初赞成的是经济物资分配的供求原理，不过后来开始后
悔自己的这一立场。1944年爱因斯坦主张，为了满足社会的物质和精神
需求，某种程度的强制、组织和官僚机构是必要的。大萧条之后的经济
萎靡使他深信，必须要有政府的“限制和调控力量”来制衡无节制的利己
主义和竞争对社会产生的不良影响，把劳动者之间的竞争限制在健康范
围之内（“生产与劳动”[“Production and Work”]，1932年9月22日，载于
《观念与见解》[ Ideas and Opinions]，第92—93页）。他对资本主义的
主要批评是其消极潜能，使得个人的精力不被用于充分发展其创造力，
而这又阻碍人们对公共利益作出创造性的贡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他认为，在资本主义与其对立面——也就是官僚主义的苏维埃政权——
身上都能看到这一特征。
在一篇写于冷战早期的题为“为什么要社会主义？”（《每月评论
——一份独立的社会主义期刊》[“Why Socialism？” Monthly Review, an
Independent Socialist Magazine]第一卷第一期[1949年5月]，第9—15页）
的文章里，他抨击“私人资本的寡头统治”，主张为了实现平等的目标，
需要某种计划经济作为工具。他认为社会主义能为社会的每个成员带来
最大的物质利益，但是容易产生强大的官僚主义，侵蚀个人权利。爱因
斯坦拥护的社会主义，是一个社会伦理哲学，而不是政治经济意义上的
意识形态。他也没有把社会主义当作一个安慰剂，或者“能解决所有社
会问题的万能方案；它只是一个框架，在其中有可能找到这样一个解决
方案”（“对苏联科学家的答复”，《原子科学家公报》[“A Reply to the
Soviet Scientists，”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1947年12月，第35—
37页；重载于《爱因斯坦晚年文集》[Out of My Later Years]，第169—
175页）。
爱因斯坦社会主义观念中的一个核心矛盾，是他并非一个坚定的平
等主义者，而是更倾向于精英主义。尽管他经常显示自己对具有人道主
义色彩的社会主义的哲学上的同情，包括对很多社会主义经济原理的欣
赏，作为一位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他从未认同欧洲劳工运动的思想传
统与其马克思主义遗产有联系。正像他在1930年毫不掩饰地宣称
的：“在我们生命的喧嚣里，真正有价值的……是富有创造力和感受力
的个体，是独特的人格——是这些人创造了卓越与崇高的事物，而芸芸
众生则总是思想贫乏，感情迟钝”（“信条：‘我的信念’”）。一个信奉阶
级斗争教育的人，很难说出这样的话来。
世界政府
爱因斯坦第一次用到这个字眼，是在1932年的裁军大会之前；当时
他宣称为了消除战争，每个国家必须向一个国际机构交出部分主权。第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概念成为他政治哲学的试金石。广岛和长崎的
核爆，特别是埃默里·里夫斯（Emery Reves）的著作《剖析和平》（ The
Anatomy of Peace）的出版，激发爱因斯坦发动一场宣传活动，不仅试
图控制核武器，还要建立一个世界政府的框架。这个世界政府需要拥有
足够的资源和权威，来遏制国家间的武力冲突和暴力。爱因斯坦尤其强
调采用了里夫斯对“所有已经发生的错误步骤（在单纯民族主义观点下
秘密发展军备，尤其是在制造原子弹一事上，以及由美国独家控制太平
洋的重要战略区域）”的批评（参见致埃默里·里夫斯，1945年8月28
日；爱因斯坦档案编号57—292）。
与抱有同感的美国广播公司通讯员雷蒙德·格拉姆·斯温（Raymond
Gram Swing）的一个访谈发表在1945年11月的《大西洋月刊》上，最尖
锐地公开表达了爱因斯坦的观点（参见附录C中第178篇和第183篇）。
从只要存在拥有强大实力的主权国家，战争就不可避免这一前提出发，
爱因斯坦论证说，随着原子武器的出现，只有把所有军事资源交付给一
个世界政府，才能避免战争，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他认为，像莱纳斯·
鲍林和其他一些人提议的那样，宣布战争本身为非法，是“没用的，哪
怕能够发起一场以此为口号的群众运动，如果没有某种拥有足够实力和
独立性的世界政府，要防止军备竞赛和战争危险，显然也是不可能
的”（参见致莱纳斯·鲍林，1954年6月8日；爱因斯坦档案编号60—
874）。他建议由三大强权——美国、苏联和英国——为这样一个政府
起草一份章程，自己签署之后，再鼓励其他小国加入。除了军事管辖权
外，世界政府还应拥有权力干涉那些少数人压迫大多数人的国家，这样
的国家存在不稳定性，可能导致战争。虽然爱因斯坦声明世界政府也有
可能带来暴政，但他更担忧一场新的战争。在第二年春天给他最好的朋
友的一封信中，爱因斯坦解释道，尽管“浪费很多精力参与缺乏成效的
政治活动”是很令人遗憾的，但重要的是让公众了解“世界政府的必要
性，没有它，所有人类的成就都将泯灭”（参见致米凯勒·贝索，1946年
4月21日；爱因斯坦档案编号7—381）。
虽然苏联拒绝了美国提出的旨在巩固自己原子技术垄断地位的1946
年“巴鲁克计划”（Baruch Plan），爱因斯坦的决心也没有动摇。在1947
年10月发表的一封“致联合国大会的公开信”中，他呼吁无论苏联支持与
否，美国都应致力于加强该组织的改革，为将来的世界政府做准备。只
有这样，才能通过大胆的决定加强联合国的道德权威，保障全人类的安
宁和福祉。他进一步指出，应当增加联合国大会的权力，让安理会服从
于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应由民众直接选举产生，而不是由政
府指定；在过渡期间，联合国大会应保持运作。但是随着“巴鲁克计
划”的失败，大势已去，美国和苏联都全力展开武器开发、创新、生产
和测试计划，作为冷战时期整个核军备竞赛的一部分。
宗教
爱因斯坦1930年10月的那篇关于其信条的文章“我的信念”中，包含
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文章全文，请参见第Ⅷ页）。所有宗教体验
的源头和核心，是神秘的[知觉]：“认识到确实存在让我们费解的事物，
它自身表现为最高的智慧和最耀眼的美，以我们的愚钝之才只可感知其
最基本的轮廓——这种认识与感触，是真正的宗教情怀的核心。从这种
意义上讲，也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我隶属于虔诚的具有宗教情怀的人之
列。”
和斯宾诺莎一样，他拒绝一个超然的上帝（a transcendent God）的
概念，认为自然和上帝是同一的，与他称之为“泛神论”的观点是一样
的。他对传统宗教的摒弃直截了当：“我只是从历史和心理学的角度来
看待那些忏悔式的传统；我和它们没有其他关系。”（1922年，给东京
的一位基督教青年会[YMCA]成员的回复，《爱因斯坦全集》，第十三
卷，文件398；爱因斯坦档案编号28—013。）他同样摒弃惩罚世人的上
帝这一概念，认为那不过是人类脆弱性的一个表现。他也完全不相信存
在一个不朽的灵魂，认为那是人类恐惧和自大的产物：“只要能思索智
慧生命永恒的奥秘，考察现存世界的神奇的结构，窥见它的一鳞半爪，
并谦卑地努力去领悟在自然界中显示出来的那个理性的一部分，即使只
是其极小的一部分，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参见“信条：‘我的信
念’”。）
除了拒绝宗教组织——他在瑞士期间就宣称自己不属于任何教会
——爱因斯坦也拒绝无神论，认为无神论的偏执和宗教狂热分子是一样
的，他们“听不到天体音乐”[64]（1941年；爱因斯坦档案编号54—
927）。在1929年10月26日与《星期六晚邮报》[65]的一个访谈中，他直
截了当地声明“我不是无神论者”，但是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是一个泛神
论者：“这牵涉到的问题对于我们有限的头脑来说，是太大了。”但是他
认为一个人的信仰后面应该是有理由的：“仅仅不相信一个人格化的
神，完全算不上是基于哲学。”（致V.T.阿尔托宁[66]，1952年5月7日；
爱因斯坦档案编号59—059。）他宣称从根本上来说自己在神的问题上
是一个不可知论者：“我相信，为了让人的生命更加美好高贵，对道德
原则的首要意义的清晰认知，并不需要一个规则制定者的概念，尤其不
需要靠奖惩来维持规则的统治者。”（致莫顿·伯科维茨[Morton
Berkowitz]，1950年10月25日；爱因斯坦档案编号59—215。）1954年，
在临近生命终点的时候，爱因斯坦给哲学家埃里克·古特金德[67]写了一
封信，表露了自己的宗教情感。他写道，和其他宗教一样，犹太教“体
现了最幼稚的迷信……而圣经就是一部传奇的集合，这些传奇故事虽然
可贵，但还是很原始、幼稚”（1954年1月3日；爱因斯坦档案编号33—
337）。这封手写的信，还包含更多的关于他的信仰的声明，在2008年
伦敦以超过40万美元拍卖成交，是拍卖前估值的25倍。
附录
附录A 爱因斯坦传记、专题图书、儿童读物和电
影资料选
作为一个谦虚的、个人事务方面重视隐私的人，爱因斯坦对撰写一
部自传的书没有兴趣。不过自传式的回忆还是有的，读者可以参见他
的“自述”，该文载于保罗·希尔普（Paul Schilpp）所编、1949年出版的
《阿耳伯特·爱因斯坦：哲学家-科学家》（ Albert Einstein： Philosopher-
Scientist），其内容被爱因斯坦诙谐地称为“我的讣告”。诸如《我眼中
的世界》[68]（ The World as I See It）与《爱因斯坦晚年文集》（ Out of
My later Years）等书虽然听起来像是自传，但是它们仅是由爱因斯坦的
一些思想与文章汇编而成，其中的绝大部分都已收录进在1954年出版的
通俗选集《观念与见解》中。爱因斯坦一向不喜欢撰写传记的想法，尤
其是讨论个人生活的那种。他曾向作家马克斯·布罗德（Max Brod）抱
怨道：“一堆关于我的厚颜无耻的谎言与彻头彻尾的虚构杜撰早已出
版，假如我当时真把它们当回事，早就进坟墓了。”（1949年2月2日；
爱因斯坦档案编号34—066.1。）但是就在这一年，他的朋友菲利普·弗
兰克（Philipp Frank）发表了一部获得他本人同意的传记。
许多作家都试图补正爱因斯坦在记录自己生平事迹时为了自我保护
而有意忽略的方面。我们在此总结了我们最喜爱的与并不太喜爱的英文
版的爱因斯坦传记与其他书籍以及电影，以作者姓氏的字母为序。其中
一些是科学性的传记，另外一些是关于个人性质的，还有一些传记的内
容则比较广泛，同时涵盖这两个方面。更多的书将重点放在了爱因斯坦
生活或研究工作的某个具体方面。早期的传记——在爱因斯坦档案建立
并向研究者公开前面世的传记——有点像圣徒行传。它们中的绝大多数
早已绝版，但是一些书还是可以从互联网上的二手书销售商那里买到。
传记[69]
丹尼斯·布莱恩的《爱因斯坦的一生》（Denis Brian， Einstein, a
Life. New York：Wiley，1996）[70]。在亚伯拉罕·派斯的广受赞誉的爱因
斯坦传记于1982年出版后，布莱恩在其著作中又一次试着破除爱因斯坦
作为非凡之人、“犹太圣人”的形象。借助于波士顿大学的爱因斯坦档案
副本，布莱恩对爱因斯坦进行了详细充分的研究。虽然没有悉数收录派
斯提供的科学资料，但是他的书结构更为完善、文字更为流畅，尽管也
许有些八卦，却也更适合普通读者。
彼得·布基的 《阿耳伯特·爱因斯坦秘事》（Peter
Bucky， The
Private Albert Einstein.Kansas City：Andrews and McMeel，1992）。作
者是爱因斯坦一家的朋友古斯塔夫·布基（Gustav Bucky）的儿子，在书
中他回忆了自己一家人与爱因斯坦的接触交往。
戴维·卡西迪的《爱因斯坦与我们的世界》（David
Cassidy， Einstein and Our World.Atlantic Highlands, NJ：Humanities
Press，1995，2004）。卡西迪是霍夫斯特拉大学的自然科学教授，曾担
任《爱因斯坦全集》丛书的副主编。在这本学术著作中，作者关注的焦
点是爱因斯坦的科学工作对当代社会的影响。
罗纳德·克拉克的《爱因斯坦：生平和时代》（Ronald
W.Clark，
Einstein： The Life and Times.New York：World Publishing，1971）。该
著作是爱因斯坦去世后出版的第一部内容广泛并备受好评的爱因斯坦传
记。本书广受读者欢迎，曾入选“每月一书俱乐部”（Book of the Month
Club）书榜，编辑兼作家克利夫顿·法迪曼（Clifton Fadiman）预言这本
书会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一部标准的爱因斯坦传记。在派斯1982年出版
《上帝难以捉摸》一书之前也确实如此。克拉克是一位作家，曾为一些
杰出的公众人物写过传记。但是他未能利用《爱因斯坦全集》，也没有
获准自由查阅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全部爱因斯坦档案。作为一个英国
人，克拉克对于爱因斯坦对巴勒斯坦托管地的英国当局的抨击持批评态
度。在10年的时间里，这部传记一枝独秀，在1981年之前公众对爱因斯
坦的了解大多是来自于这部传记。这本书目前仍可买到。
阿尔布雷希特·弗尔辛的《爱因斯坦传》（Albrecht F?lsing， Albert
Einstein.New
York：Viking，1997[71]）[英文版由埃瓦尔德·奥泽斯
（Ewald Osers）译自德文原版，并有所缩减]。该书比丹尼斯·布莱恩写
的传记出版要晚一年，大多数爱因斯坦的粉丝和研究者都认为它较后者
更为严肃。《爱因斯坦传》最初以德文撰写并出版，并在德国受到广泛
好评，在期待已久的英文版问世之前，它的名声已经传到大洋彼岸。在
10年后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的著作出版之前，它是读者
最喜爱的一部爱因斯坦传记。
菲利普·弗兰克的《爱因斯坦的一生和时代》（Philipp
Frank，
Einstein： His Life and Times.New York：Alfred A.Knopf，1947，1953.翻
译者为乔治·罗森[George Rosen]）[72]。该书是为数不多的在爱因斯坦生
前出版、经过精心研究的传记之一，作者为哈佛大学物理学教授，也是
爱因斯坦的朋友。弗兰克的书涵盖了爱因斯坦的生平与20世纪上半叶的
物理学，着重于爱因斯坦的科学贡献。这本书算不上是一部完整的爱因
斯坦传记，因为作者未能接触爱因斯坦档案与《爱因斯坦全集》中的很
多资料。此外，该书也缺乏一手资料。
罗杰·海菲尔德与保罗·卡特的《阿耳伯特·爱因斯坦的私生活》
（Roger Highfield and Paul Carter， The Private Lives of Albert
Einstein.London：Faber and Faber，1993[U.S.edition, San Francisco：
St.Martin’s
Press，1994]）。本书的作者是两位英国编辑，他们研究了
爱因斯坦的家庭和情感折磨，关注点是爱因斯坦与其第一任妻子米列娃
的关系。虽然在两人婚姻的后期爱因斯坦对待米列娃相当刻薄，但是在
离婚后两人之间的关系还算过得去。（亦见丹尼斯·奥弗比的《恋爱中
的爱因斯坦》[Dennis Overbye， Einstein in Love]和于尔根·雷恩、罗伯特
·舒尔曼编《阿耳伯特·爱因斯坦和米列娃·马里奇情书集》[Jürgen Renn
and Robert Schulmann， The Einstein/Mari? Love Letters]。）[73]作者不仅
利用了现存的传记材料，还煞费苦心地研究新的材料，直接求助于包括
《爱因斯坦全集》编辑在内的相关人士。该书的主要缺点是其出版时间
距今已超过20年，缺乏最新的研究内容。
在海伦·杜卡斯帮助下，巴纳希·霍夫曼著有《阿耳伯特·爱因斯坦：
创造者和叛逆者》（Banesh Hoffmann,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Helen
Dukas， Albert
Einstein： Creator
and
Rebel.New
York：Viking，
1972）。作为爱因斯坦合作者，霍夫曼曾为相对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他撰写爱因斯坦的早年生活与相对论诞生历程的溯源，值得赞赏。尽管
他不能查阅爱因斯坦档案中的全部资料，但是《纽约时报》仍然声称该
书“完整表现了这位令人兴奋的科学家”，《出版者周刊》（ Publishers
Weekly）称这是一本“引人入胜的读物……本年度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书
之一”。
沃尔特·艾萨克森的《爱因斯坦的生活与宇宙》（Walter Isaacson，
Einstein： His Life and Universe.New York：Simon & Schuster，
2007）[74]。我们的大多数朋友的书架上可能都会有艾萨克森的这本
书。尽管该书对爱因斯坦的生活并无新的深入见解，但是依然获得了物
理学家与非物理学家们一致的高度赞誉。作者以一个观察者的恭谨方
式，涵盖了有关爱因斯坦人生的大多数话题。艾萨克森是一位机敏的研
究者，他成功地从所有可利用的资料中收集所需的信息。不过他美化了
爱因斯坦移民美国后对美国生活方式的态度，因为爱因斯坦对美国社
会，尤其是它的物质主义、社会不平等、种族主义以及麦卡锡时代的警
戒主义（vigilantism）等实际上相当不满。艾萨克森利用了前所未有的
关于爱因斯坦书籍的媒体宣传活动成功地推销了这本传记。
德米特里·马里亚诺夫与帕尔马·韦恩的《爱因斯坦传：对伟人的深
入研究》（Dmitri Marianoff with Palma Wayne， Einstein： An Intimate
Study of a Great Man.Garden City, NY：Doubleday, Doran，1944）。这部
由爱因斯坦继女玛戈特的前夫马里亚诺夫撰写的传记，在出版后并未受
到较多赞誉，可能是因为爱因斯坦本人对之不屑一顾。马里亚诺夫曾涉
嫌在德国与美国为苏联从事间谍活动。虽然在书中他努力展示对爱因斯
坦的崇拜与尊敬，但是其笔下的爱因斯坦形象并不真实，显得为人孤
高，是一位空想家，并且作者也没有提及爱因斯坦对人道主义、政治与
知识的热情。这本书充斥着笔法拙劣的家庭轶事和错误内容，反映的不
过是马里亚诺夫对爱因斯坦与爱尔莎结婚后家庭生活的个人看法。据说
爱因斯坦既不喜欢马里亚诺夫本人，也不喜欢他撰写的这本传记，并认
为它“大体上是不可靠的”，不值得出版。
亚历山大·莫什科夫斯基的《爱因斯坦谈话录》（Alexander
Moszkowski, Conversations with Einstein.New York：Horizon Press，
1970.英文版由亨利·布罗泽[Henry L.Brose]译自德文原版）。该书收录了
爱因斯坦与德国籍犹太裔作家、哲学家与讽刺作家莫什科夫斯基在1916
年至1920年之间于柏林进行的谈话。这些谈话内容于1920年由柏林F.冯
塔内出版社（F.Fontane & Co.）首次出版。1921年，本书被译成英文，
并在1922年由纽约E.P.达顿出版社（E.P.Dutton）出版（1970年由地平线
出版社[Horizon]再版）。尽管莫什科夫斯基的这本著作并非严格意义上
的传记，但是它是数以百计以多种语言写就的记录爱因斯坦生活的某些
方面的书中最早的一部。爱因斯坦在预备出版的系列谈话中展露了他的
个人看法和关于他生活的一些实际情况，这在爱因斯坦的朋友们中间引
起争议，尤其是德国物理学家马克斯·玻恩与他的妻子海德薇希。因为
担忧这本书会激化反犹主义，并可能会被指控是在博人眼球，玻恩夫妇
力劝爱因斯坦阻止本书在德国出版。考虑到1920年发生的一场右翼反相
对论运动，其拥护者们批判爱因斯坦哗众取宠，相对论只是一个骗局，
玻恩夫妇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虽然手稿并未给爱因斯坦留下很深的
印象，他也没有费力去阻止出版该书，但无论怎样，出版商与作者都不
会停止正在进行中的出版项目。玻恩在晚年阅读该书之后觉得并不像他
担忧的那样糟糕。（参见弗尔辛的传记，第469—471页。）
于尔根·奈佛的《爱因斯坦传》（Jürgen
Neffe， Einstein.New
York：Farrar, Strausand Giroux，2005.该书英文版由谢利·弗里希[Shelley
Frisch]译自德文原版）[75]。这部译笔优美的传记与艾萨克森的爱因斯坦
传记同时出版，但是后者广受人们欢迎并且营销更广，使得前者相形见
绌。本书的结构是依据主题而非时间顺序，并且没有回避爱因斯坦
的“不那么光彩的一面”。奈佛对爱因斯坦的心理描写颇为有趣，尤其是
涉及爱因斯坦与女性和他的儿子们的关系时。
亚伯拉罕·派斯的《上帝难以捉摸：爱因斯坦的科学与生平》
（Abraham Pais， Subtle Is the Lord： The Science and the Life of Albert
Einstein.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76]。迄
今为止，这本书仍旧是科学家们最喜欢的爱因斯坦传记。虽然因其太过
于专业且内容过于密集而难以被称为“通俗”传记，但是本书的内容经过
仔细的研究考证，爱因斯坦的科学家同事们认为如果爱因斯坦在世，他
最喜欢的传记就该是这本。派斯与爱因斯坦本人相识，且他本身也是一
位知名的物理学家。他首次以接近的且非圣化的视点叙述爱因斯坦个人
生活，包括一些以前不为人知的个人事实。本书被《纽约时报》评为年
度最佳图书之一，并获得1983年度“美国科学图书奖”（American Book
Award for Science）。然而因为派斯在书中多处突然转换话题，所以本
书的结构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乱。类似于史蒂芬·霍金的《时间简史》
（Stephen Hawking， A Brief History of Time），每个人都想拥有这本传
记，但是能完全读懂它的人却并不算多。
安东·赖泽尔（鲁道夫·凯泽）的《爱因斯坦传》（Anton
Reiser[Rudolf Kayser]， Albert Einstein： A Biographical Portrait.New
York：Boni，1930.本书英文版由路易斯·茹科夫斯基[Louis Zukovsky]译
自德文原版）。该书由爱因斯坦的女婿、其继女伊尔莎·爱因斯坦的丈
夫使用笔名撰写，可谓反映了内部知情者的看法。赖泽尔/凯泽运用第
一手的家庭叙述内容作为资料，追述了爱因斯坦自童年至成为国际名人
的人生经历。正如爱因斯坦在1931年所写的那样，他认为这本书“在我
看来，是关于我的传记中最好的一部。它是由一位对我本人深入了解的
作者撰写的”（“致埃德加·马格宁[Edgar Magnin]”，1931年2月25日；爱
因斯坦档案编号47—569）。爱因斯坦为这本书写了一篇较短的序言，
据说是为帮助凯泽与伊尔莎促销。凯泽曾担任柏林的《新评论》（ Neue
Rundschau）月刊总编辑一职多年。本书是我们能够找到的最早出版
的“真正”英文版传记（相较于莫什科夫斯基的著作）。因为爱因斯坦认
为它是“最好的”，所以当时可能还有以德语出版的其他传记。
杰米·塞延的《爱因斯坦在美国》（Jamie
Sayen， Einstein
in
America.New York：Crown，1985）。该书被学者与大众严重忽视，其
作者是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默瑟街的邻居的儿子。该传记可读性强，文
风朴实，资料丰富，直截了当，包含了其他传记作者经常遗漏的信息。
尽管本书书名里提到的是美国，但是它也涉及了爱因斯坦在美国之外其
他地区的生活。
专题图书
关于爱因斯坦生活和科学的特定方面的书太多了，我们无法在这里
一一加以评论。加州理工学院的“爱因斯坦文稿项目”已经收录了约700
种以各种语言编写的这类书，毫无疑问，还有更多的书未被收录。而到
本书出版时，还会有更多的这类书问世，例如，奈杰尔·考尔德的《爱
因斯坦的宇宙》（Nigel Calder， Einstein’s Universe），杰里米·伯恩斯
坦的《爱因斯坦传》（Jeremy Bernstein， Einstein），以及利奥波德·英
费尔德的《阿耳伯特·爱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与《物理学的进
化》（ The Evolution of Physics，与爱因斯坦合著），在它们出版之时都
属于佳作，但是现在都已过时。在这里我们未按特定顺序列出了一些保
存于我们书架上的资料读物。读者可在本书末尾的参考文献一节查看一
些书的出版商。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意义：1921年5月于普林斯顿大学进行的四
场演讲》（ The Meaning of Relativity： Four Lectures Delivered at
Princeton University，May 1921.1954年第五版）[77]。该书是基于爱因斯
坦1921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进行的五场演讲内容并经过整理而成，尽管在
书中只有四篇演讲文本。在德文原始手稿中，爱因斯坦提到五场演讲，
但是在英文版中，前两章被合并，副标题也因而改为“四场演讲”。
爱因斯坦的《观念与见解》（ Ideas and Opinions），英译者为索尼
娅·巴格曼（Sonja Bargmann）。该书收录了爱因斯坦撰写的多篇短文，
1954年首次出版，并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多次再版。其中一些经过翻译的
文章与其他基于原文的翻译有所差异。该书中的许多篇文章曾被收录于
更早的出版物中，例如《爱因斯坦晚年文集》《我的世界观》《科学论
文》（ Essays in Science）与《宇宙宗教》（ Cosmic Religion）等。
《爱因斯坦谈人生》（ Albert Einstein, the Human Side.1979，
1981）[78]一书是海伦·杜卡斯与巴纳希·霍夫曼为纪念爱因斯坦诞辰100
周年整理编辑而成，收录了取自于爱因斯坦所撰写文章与通信的文字节
选及语录，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阿耳伯特·爱因斯坦和米列娃·马里奇情书集》（ Albert
Einstein/Mileva Mari? Love Letters.1992），编者为于尔根·雷恩与罗伯特·
舒尔曼，英文版由肖恩·史密斯（Shawn Smith）译自德文。该书收录了
爱因斯坦与第一任夫人米列娃在恋爱时期和婚后第一年内的来往信件，
信件的时间跨度为1897年至1903年，并由编者添加了注释。
《爱因斯坦论和平》（ Einstein on Peace，1968）[79]，编者为奥托·
内森与海因茨·诺登（Heinz Norden），该书是一部爱因斯坦的政治类文
章的选集。由戴维·罗（David E.Rowe）与罗伯特·舒尔曼编辑的《爱因
斯坦论政治》（ Einstein on Politics，2007）一书因内容更加丰富且包含
较新的信息资料而取代了《爱因斯坦论和平》。
马克斯·雅默（Max Jammer）的《爱因斯坦与宗教》（ Einstein and
Religion，1999）。该书是唯一可接受的关于爱因斯坦的宗教信仰及科
学与宗教的关系的书。请读者不要理会那些将爱因斯坦描述成从神秘主
义者到无神论者的资料。
约翰·施塔切尔编辑的《爱因斯坦奇迹年：改变物理学面貌的五篇
论文》（John Stachel， Einstein’s Miraculous Year： Five Papers that
Changed the Face of Physics，1998，2005）[80]。编者是《爱因斯坦全
集》出版项目的首任主任兼丛书首任主编。由施塔切尔注释的爱因斯坦
在其奇迹年——1905年撰写的论文的最新译本，被亚马逊网站誉为“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