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关于政治方面的著作。事实上，到了1960年，奥托·内森与海因茨·
诺登就已经出版了一本爱因斯坦关于和平问题的文集。
1970年，奥托·内森正式建议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一部包含爱
因斯坦所有作品的综合系列文集。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董事们批准了
这一出版项目。第二年，也就是1971年的2月22日，普林斯顿大学出版
社与遗产管理者一方签订了一份出版协议。1982年年末，爱因斯坦的文
献资料遗产被交付予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出版社与遗产持有方这两个
实体同意共同赞助这项编辑工作，并在其中开展包括筹集资金在内的合
作。
按照这份协议，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组建了一个编辑顾问委员会。
10位创始成员中大部分是科学家和科学史家：瓦伦丁·巴格曼（Valentin
Bargmann）、马歇尔·克莱杰特（Marshall
Claggett）、弗里曼·戴森
（Freeman Dyson）、查尔斯·吉利斯皮（Charles Gillispie）、杰拉尔德·
霍尔顿、马丁·克莱因（Martin
J.Klein）、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马斯顿·莫尔斯（Marston
Morse）、舒梅尔·桑博斯基
（Shmuel Samburski）以及约翰·惠勒（John Wheeler）。他们最主要的
职责是确定担任主编的人选以及决定这部文集是以文献资料的原文（主
要是德文）出版还是以英文出版。他们所取得的一致意见是以原文出版
（称为“文献版”），而编注与其他的编辑附加材料则使用英文。后来，
在与提倡以英文出版文集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进行协商后，
出版社与委员会决定为每一卷文献版另出版一卷适当、准确（虽然未必
富于文采）的英文平装本。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为这一单独的英文译本
项目提供种子资金。英文译本将不包含文献版中的编者注及其他内容。
1976年，经过了为时5年的复杂寻找过程，委员会推荐聘用波士顿
大学的物理学系教授约翰·施塔切尔作为这个出版项目的主任与丛书的
创始主编。约翰·施塔切尔接受了这一邀请。
最初几年
约翰·施塔切尔的新办公室位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富尔德楼三
层，紧挨着海伦·杜卡斯的办公室。1977年1月，约翰·施塔切尔进驻新办
公室后，这项出版工作便宣告开始了。他很快就发现爱因斯坦并没有将
他的个人生活与科学生活分离开来。约翰·施塔切尔关于这个项目的远
见卓识之处，在于他将爱因斯坦的科学与政治著作嵌入到一个历史传记
框架之中，这些作品包括爱因斯坦的大量的信件、工作草稿与笔记本，
都有助于读者追踪爱因斯坦思想的衍变轨迹。在启动这个项目时，施塔
切尔的工作千头万绪，非常复杂，因为只有他才被允许接触原始文件。
他首先着手的一个事情就是在1977年与1978年聘用助手来制作3份计算
机索引：一个是以档案号编排的序列索引，一个是爱因斯坦往来信件的
索引，以及一个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包含信件与作品的索引。
与遗产方之间存在的法律问题
然而，就在这项初始工作几近完成之时，奥托·内森突然对普林斯
顿大学出版社与其董事会选择约翰·施塔切尔作为唯一编辑一事表示不
满。此外，奥托·内森不同意将遗产受托人认为属于隐私的爱因斯坦个
人信息收录在出版内容之中。他建议由三位地位平等且专业的编辑组成
一个合作团队，以代替约翰·施塔切尔，并且还建议另外选择一位管理
人负责这个项目的非学术性方面的事务。赫伯特·贝利深知他物色一位
编辑就花费了5年的时间，不同意这个建议。他还认为该项目最好由一
个人总管，如有需要则添加专门的助理编辑协助。顾问委员会同意继续
保持约翰·施塔切尔的职位，允许他继续负责这个项目。
奥托·内森对此的回应是对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采取法律手段，以
阻止约翰·施塔切尔继续担任编辑一职。1980年，一场为期10天的仲裁
在纽约市举行，裁定的结果支持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然而，这个裁定
没有结束这场纠纷。遗产的受托人——奥托·内森以及后参与进来的海
伦·杜卡斯——坚持认为约翰·施塔切尔不是这项工作的合适人选。他们
就仲裁员做出的裁决提出了上诉，一直到纽约州最高法院。纽约州最高
法院维持仲裁员小哈罗德·泰勒（Harold R.Tyler Jr.）做出的仲裁决定，
认为约翰·施塔切尔“有资格担任编辑一职”。
资金来源
“爱因斯坦文稿项目”的前景不明，困难之处不仅在于要找到与约翰
·施塔切尔的专业能力互补的助手与助理编辑来充实人力，而且还在于
要为这一长期的事业寻求必要的资金。几乎就在最后一刻，普林斯顿大
学出版社董事会主席、出版主管哈罗德·麦格劳（Harold W.McGraw）雪
中送炭，个人为项目捐赠了100万美元，以支付整个项目期间的编辑薪
水。阿尔弗雷德·斯隆基金会（Alfred P.Sloan Foundation）随后提供了一
笔应急资金作为项目的运转费用。来自爱因斯坦母校——苏黎世联邦理
工学院的两位教授雷斯·约斯特（Res
Jost）与康拉德·奥斯特瓦尔德尔
（Konrad Osterwalder）也争取到了三笔来自瑞士的款项（来自瑞士的款
项最终合计达到了100万瑞士法郎）。从那以后，其他多笔捐赠款项代
替或补充了最初的捐赠款项。
项目启动
围绕编辑人选的争论未能得到解决，而约翰·施塔切尔也无法在编
辑工作上有太多进展。1978年初，他聘用了爱丽丝·卡拉普里斯负责索
引的数据输入与处理工作。因为这个项目的预算紧张，并且普林斯顿大
学计算机主机机时费已经变得很高昂，所以爱丽丝·卡拉普里斯将大部
分上机工作安排在普林斯顿大学回旋加速器实验室的非工作时间进行，
以不付费用，这里的博士后物理学家理查德·库泽斯（Richard Kouzes）
为她提供了早期计算机系统的使用培训。在一位兼职助理的帮助下，这
三份索引得以在两年之后完成。与此同时，在档案尚未被交付予耶路撒
冷希伯来大学，以及他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办公室被关闭之前，约
翰·施塔切尔一直在小心准备一份与原档案内容一致的复制本，以便在
编辑部进行编辑工作时使用，从而避免对档案原件造成损害。这些复制
文件也被用于制作三份索引。
波士顿办公室
1981年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不再为爱因斯坦档案提供编辑办公
场所，因此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在位于威廉街的有着悠久历史的斯克里
布纳楼（Scribner
Building）内给“爱因斯坦文稿项目”工作组腾出个地
方。约翰·施塔切尔的小团队的成员包括两位编辑：罗伯特·舒尔曼
（Robert
Schulmann）——一位历史学家，与戴维·卡西迪（David
Cassidy）——一位物理学史学者。20世纪80年代初，在普林斯顿大学出
版社所提供的拥挤的暂时落脚之处度过将近两年后，这个项目的未来尚
不明朗之时，约翰·施塔切尔意欲回到已经请假离开7年的波士顿大学。
无论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还是普林斯顿大学都不能为约翰·施塔切
尔提供一个终身职位，他只有继续担任编辑才能保持现任职位。于是普
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与波士顿大学商定，自1984年开始在波士顿大学的校
园里为该项目的编辑部提供一办公场所。约翰·施塔切尔聘用了一个特
约编辑与助手团队，并保留了罗伯特·舒尔曼与戴维·卡西迪担任《爱因
斯坦全集》第一卷的副主编。该团队此时才得以安心完成文集第一卷的
编辑工作，使其最终于1987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面世。
到2000年为止，爱因斯坦档案资料的翻译工作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
社负责，由已经担任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部编辑的爱丽丝·卡拉普
里斯管理。第一任翻译者是安娜·贝克（Anna Beck），与之搭档的是担
任第一、第二卷顾问的彼得·哈瓦斯（Peter Havas）与第三至第五卷的顾
问唐·霍华德（Don Howard）；之后的第二任翻译者是阿尔弗雷德·恩格
尔（Alfred Engel），与之搭档的是担任第六、第七卷顾问的恩格尔伯特
·舒金（Engelbert
Schucking）；第三任翻译者是安·亨切尔（Ann
M.Hentschel），与之搭档的是担任第八至第十四卷顾问的克劳斯·亨切
尔（Klaus Hentschel）。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通过它的科学史项目（后
来称为“科学、技术与社会”）为这个翻译项目提供了种子基金，并在以
后定期向其提供资金，爱丽丝·卡拉普里斯担任这个项目的首席专家。
在此期间，罗伯特·舒尔曼寻找到了由爱因斯坦家人以及与爱因斯
坦通信者手中保存数年的重要档案。（参见“家庭”一节，“‘丽瑟
尔’（Lieserl）、爱因斯坦以及对她的搜寻”，以查看关于档案被发现的
更多细节。）而最为引人注目的发现是爱因斯坦-贝索手稿和爱因斯坦
与米列娃·马里奇（Mileva Mari?）之间的几十封情书。该手稿对爱因斯
坦艰难创立广义相对论的早期阶段提供了新的理解，而那些温柔又风趣
的情书不仅揭示出这对恋人热心于独立研究物理学（他们所阅读的书中
的一部分，可在本书第二篇“影响爱因斯坦的科学先辈及同代人”一节中
找到），以及共同遵循的离经叛道的追求知识的精神生活，而且还揭示
了他们早期的亲密关系。最让人震惊的发现就是在爱因斯坦与米列娃结
婚前的1902年初，他们的女儿“丽瑟尔”就诞生了。其他被披露的事情，
例如爱因斯坦在两人婚姻后期制定出的一份对米列娃的要求清单，显示
出爱因斯坦并非总是如世人当初所知道的那样，是一个和善的人（参见
后文中的“家庭”一节）。但是，爱因斯坦的科学与人道主义贡献并未受
到挑战。
编辑漫笔
海伦·杜卡斯对待爱因斯坦档案的某些自我行事，在若干年后给项
目带来一些问题。她时刻注意保护爱因斯坦的隐私，并从她的办公室的
归档档案之中移除了一些爱因斯坦的早期通信——也可能她从未将其归
档。约翰·施塔切尔在档案馆工作的初期，偶然发现了大约50封爱因斯
坦致其第二任妻子爱尔莎的信件，这些信件的日期始于爱因斯坦与爱尔
莎开始通信并浪漫约会的1912年。在这些信件所涵盖的大部分时间中，
爱因斯坦与米列娃依旧有着婚姻关系。约翰·施塔切尔在爱因斯坦档案
被移交予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之前，成功地复印了直到1916年的信件，
但是未能触及时间上截至1925年的其余信件。约翰·施塔切尔深信，只
要海伦·杜卡斯仍然管理着爱因斯坦档案，这些被赫伯特·贝利称为属于
海伦·杜卡斯的“私人收藏”的文件将不会及时收入公共档案，无法被收
录在《爱因斯坦全集》中出版。
他的这个预感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编辑团队决定按照时间顺序将
这些复印的信件收录在第五卷与第八卷之中。由于人们已经知道了爱因
斯坦的一些信件被隐藏，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现在这些信件的版权
拥有者同意将这些信件收录进《爱因斯坦全集》中。约翰·施塔切尔所
复印的信件中有6封信被收录进了已出版的《爱因斯坦全集》若干卷
中，但是这6封信的原始版本却并不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所接管的爱
因斯坦档案中。它们可能已被损毁，或者丢失了。
约翰·施塔切尔与罗伯特·舒尔曼渴望出版完整的爱因斯坦通信信
件，以保持历史记录的完整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需要余下的、
没有被复印的1916年至1925年的信件，这些信件并未收入复制版档案，
而是仅存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爱因斯坦档案中。但是，耶路撒冷希
伯来大学拒绝批准发表这些信件，原因是校方与玛戈特·爱因斯坦（她
曾在1982年与1984年做了两次家庭信件的遗赠）签署了一份协议，规定
在她去世20年内，那些信件都要保持“密封”的状态；玛戈特·爱因斯坦
于1986年去世。然而罗伯特·舒尔曼违背了这一约束，他于1996年前往
耶路撒冷，在没有告知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档案馆人员与普林斯顿大学
出版社中任何人的情况下，复印了余下的信件。
约翰·施塔切尔辞职，罗伯特·舒尔曼担任负责人
1988年，约翰·施塔切尔意欲回到自己原本在波士顿大学中的全职
教师职位，这位知名的一流学者对管理职位无甚兴趣，辞去了在“爱因
斯坦文稿项目”中的职务。与项目团队成员以及出版社的争执也促成了
他离开这个项目的决定。在戴维·卡西迪与罗伯特·舒尔曼这两位副主编
的协作下，约翰·施塔切尔完成了《爱因斯坦全集》的第一卷与第二
卷。物理学家和历史学者于尔根·雷恩加入这个团队，作为第二卷的副
主编，后来成为主编；科学哲学家唐·霍华德担任助理编辑，科克斯
（A.J.Kox）担任特约编辑，后来担任编辑。尽管约翰·施塔切尔已辞
职，但“爱因斯坦文稿项目”仍留在波士顿大学内。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与其董事会任命耶鲁大学的马丁·克莱因担任高级编辑，合同为期5年。
罗伯特·舒尔曼与于尔根·雷恩继续担任编辑职务。1993年，罗伯特·舒尔
曼开始担任高级编辑以及“爱因斯坦文稿项目”的主任。物理学史学者米
歇尔·扬森担任《爱因斯坦全集》第七卷与第八卷的编辑。
1999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得知罗伯特
·舒尔曼在耶路撒冷的行迹之后，自1986年赫伯特·贝利退休后继任普林
斯顿大学出版社社长的沃尔特·利平科特（Walter Lippincott）与普林斯
顿大学出版社董事会便要求罗伯特·舒尔曼辞职。为了保持工作的连续
性，并顺利完成新选项目主任就任后的过渡，罗伯特·舒尔曼留了下来
担任《爱因斯坦全集》第七卷与第九卷的特约编辑。
迁至加州理工学院
在千禧年到来之际，寻找一位合格的总编辑的任务并不比当初在20
世纪70年代容易。黛安娜·科莫斯·巴坎（Diana Kormos Barkan）在2000
年被任命为总编辑一职前，是加州理工学院科学史副教授。她在帕萨迪
纳建立起新的“爱因斯坦文稿项目”办公室，而这个小镇正是爱因斯坦在
20世纪30年代初期对加州理工学院进行长期访问时非常熟悉的地方，他
称之为“一次到天堂的放逐”。黛安娜·巴坎，不久即更名为布赫瓦尔德
（Buchwald），担任了包括英译版诸卷在内的项目的主任与总编辑。耶
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爱因斯坦档案的负责人、历史学家泽夫·罗森克兰茨
在那时已经是“爱因斯坦文稿项目”的编辑团队中的一员了，在2013年他
被任命为助理主任。
“爱因斯坦文稿项目”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所做的一项期待已久的
重要事情，就是将《爱因斯坦全集》搬上网络，以便研究者们在线查
阅，网址为http://einsteinpapers.press.princeton.edu。黛安娜·布赫瓦尔德
担任主任后，就以《爱因斯坦全集》的网络版作为重要目标，并得到普
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社长彼得·多尔蒂（Peter Dougherty）的大力支持。二
人都致力于建设一个开放、免费的平台。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肯尼思
·里德（Kenneth
Reed）在出版社职员，特别是蒂尔曼·绍尔（Tilman
Sauer）与鲁迪·赫希曼（Rudy Hirschmann）的参与协助下，负责解决了
技术细节问题，并在出版社其他技术员工的协助下于2014年12月发布了
在线网站。
资料来源：赫伯特·贝利，“爱因斯坦的《全集》：规划与发展”，载《学术出版》，1989年
7月，第203—217页（Herbert
S.Bailey，“Einstein’s
Collected
Papers：Planning
and
Development”，in Scholarly Publishing，July 1989，pp.203—217）；贝利，《出版者前言》，
《爱因斯坦全集》第一卷，第xi-xiv页（Bailey，“Publisher’s Foreword”，CPAE, Vol.1，pp.xi-
xiv）；海菲尔德与卡特，《阿耳伯特·爱因斯坦的私生活》，第273—283页（Highfield
and
Carter， Private Lives of Albert Einstein，pp.273—283）；施塔切尔，《爱因斯坦：从B到Z》
（Stachel, Einstein from B to Z）以及与施塔切尔的个人交流；施塔切尔，“爱因斯坦档案复制版
和控制索引指南”（“A Guide to the Duplicate Einstein Archive and Control Index”），爱因斯坦档
案馆的50页打字稿；爱丽丝·卡拉普里斯，“爱因斯坦档案复制版的计算机索引”（“Computer
Indexing of the Duplicate Einstein Archive”），爱因斯坦档案馆的23页打字稿；理查德·库泽
斯，“爱因斯坦档案复制版的计算机索引程序的技术说明”（“Technical
Description
of
the
Computer Indexing Programs for the Duplicate Einstein Archive”），爱因斯坦档案中的5页打字
稿；舒尔曼的回忆。
《爱因斯坦全集》各卷与编辑
以下是至2015年已出版的各卷：
第一卷（1987年出版）：《早年时期，1879—1902年》。主编约翰
·施塔切尔，副主编罗伯特·舒尔曼与戴维·卡西迪。
第二卷（1989年出版）：《瑞士时期：著作，1900—1909年》。主
编约翰·施塔切尔，副主编罗伯特·舒尔曼、戴维·卡西迪与于尔根·雷
恩。
第三卷（1993年出版）：《瑞士时期，著作，1909—1911年》。主
编马丁·克莱因、科克斯、于尔根·雷恩与罗伯特·舒尔曼，以及特约编辑
们。
第四卷（1995年出版）：《瑞士时期，著作，1912—1914年》。主
编马丁·克莱因、科克斯、于尔根·雷恩与罗伯特·舒尔曼，以及特约编辑
们。
第五卷（1993年出版）：《瑞士时期，通信，1902—1914年》。主
编马丁·克莱因、科克斯与罗伯特·舒尔曼，以及特约编辑们。因对本卷
的贡献，罗伯特·舒尔曼获得了由Asea Brown Boveri集团（ABB）颁发
的1994年度科学史最佳出版奖。
第六卷（1996年出版）：《柏林时期，著作，1914—1917年》。主
编科克斯、马丁·克莱因与罗伯特·舒尔曼，以及特约编辑们。
第七卷（2002年出版）：《柏林时期，著作，1918—1921年》。主
编米歇尔·扬森、罗伯特·舒尔曼、约瑟夫·伊力（József Illy）、克里斯托
夫·莱纳（Christoph
Lehner）与黛安娜·科莫斯·布赫瓦尔德（Diana
Kormos Buchwald），以及副主编们。
第八卷（1998年出版）：《柏林时期，通信，1914—1918年》，含
二册。主编罗伯特·舒尔曼、科克斯、米歇尔·扬森与约瑟夫·伊力，以及
特约编辑们。
第九卷（2004年出版）：《柏林时期，通信，1919年1月—1920年4
月》。主编黛安娜·科莫斯·布赫瓦尔德、罗伯特·舒尔曼、约瑟夫·伊
力、丹尼尔·肯尼菲克（Daniel Kennefick）与蒂尔曼·绍尔，以及副主编
们。
第十卷（2006年出版）：《柏林时期，通信，1920年5月—1920年
12月》。主编黛安娜·科莫斯·布赫瓦尔德、蒂尔曼·绍尔、泽夫·罗森克
兰茨、约瑟夫·伊力与弗吉尼亚·艾里斯·霍姆斯（Virginia
Iris
Holmes），以及副主编们。
第十一卷（2009年出版）：《总索引、参考文献目录、通信清单、
年表与第一至十卷的勘误表》。编纂者科克斯等人。本卷因卓越的索引
而获得由索引人协会（the Society of Indexers）颁发的2009年度惠特利
奖（Wheatley Medal award）。
第十二卷（2009年出版）：《柏林时期：通信，1921年1月—12
月》。主编黛安娜·科莫斯·布赫瓦尔德、泽夫·罗森克兰茨、蒂尔曼·绍
尔、约瑟夫·伊力与弗吉尼亚·艾里斯·霍姆斯，以及副主编们。
第十三卷（2012年出版）：《柏林时期：著作与通信，1922年1月
—1923年3月》。主编黛安娜·科莫斯·布赫瓦尔德、约瑟夫·伊力、泽夫·
罗森克兰茨与蒂尔曼·绍尔，以及副主编们。
第十四卷（2015年出版）：《柏林时期：著作与通信，1923年4月
—1925年5月》。主编黛安娜·科莫斯·布赫瓦尔德、约瑟夫·伊力、泽夫·
罗森克兰茨、蒂尔曼·绍尔与奥西克·摩西（Osik Moses），以及副主编
们。
声望
媒体
1919年年底，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科学突破在日全食期间被英国
天文学家在南美洲和非洲成功验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影响力越来
越大、越来越普及的大众媒体对此在全球各地大肆宣扬，这使他闻名世
界。从此，镜头中的爱因斯坦以革命性天才的形象登上了世界舞台，他
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角色。凭借表演天赋，他总是装作天真无邪的样
子，狡猾又不失幽默地逗弄着记者。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记者以及有
志成为科学方面专家的人都在竞相努力满足公众对爱因斯坦的思想、观
点和个人习惯的好奇心，“相对论”成为流行文化中的一个热门词汇。然
而，名声的到来不是没有代价的。在柏林社会和经济动荡的大环境中，
爱因斯坦被夹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努力着要出生，另一个不愿放弃特
权。爱因斯坦40年来一直致力于科学事业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国际主义
立场，成为魏玛共和国早期自由主义支持者的旗帜，也成为了其敌人的
仇恨焦点。10年后，他的公众形象进一步升华，成为被他自嘲地称
为“犹太圣人”的无私的人道主义形象。
尽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爱因斯坦在这方面取得了外在的成功，但他
仍然对其新的公共形象深感忧虑。爱尔莎·爱因斯坦向哈里·凯斯勒伯爵
（Harry Count Kessler）透露，她的丈夫有时“感觉自己像一个骗子，一
个没有给崇拜者带来任何他们所希望的东西的骗子”（哈里·凯斯勒，
《在柏林的名人生活》[Berlin in Lights]，第155页）。1922年的这句话
反映了名声带来的负担已经对爱因斯坦的个人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他时而不情愿、时而茫然地接受了自己作为一个活着的传奇人物的身
份，断断续续地在公众的视野中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35年。在这段时
间里，他和他的崇拜者一起塑造了一个伟大物理学家的标志性形象。然
而，最近的一些报道（例如迈斯纳[Misner]的“为什么爱因斯坦变得有
名”[Why Einstein Became Famous]）[12]分析了科学、文化和政治期望对
爱因斯坦的声望和恶名的严重影响。
艺术与商业主义
自1919年以来，人们以各种方式纪念爱因斯坦，经常还是很粗鄙的
方式。奖学金、大学的教职、学校、建筑物和纪念雕塑都冠以他的名
字。爱因斯坦的模仿者在数量上与猫王（Elvis）的模仿者相当。他的面
孔出现在了无数的艺术作品、邮票和硬币上，以及商业产品中，如T
恤、海报、咖啡杯、摇头娃娃、“小小爱因斯坦”多媒体和玩具系列产
品。根据《福布斯》杂志年度已故名人收入排行榜（仅限13人）负责人
多萝西·泊莫兰茨（Dorothy Pomerantz）的说法，2013年，爱因斯坦的形
象为希伯来大学（HUJI）赚得了1000万美元。希伯来大学曾报道，一旦
减去为保护爱因斯坦形象而付出的法律费用，它只能得到这一收入的一
小部分。（参见http://www.forbes.com/pictures/mfl45ehfld/albert-einstein-
5/；Ha’aretz.com，2012年10月24日。）
其他的一些尝试，虽然可能并不受每个人青睐，但人们试图以各种
形式创作艺术作品和举办纪念活动。这里我们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以爱因斯坦命名的大型建筑是位于柏林郊外波茨坦的爱因斯
坦塔（Einstein Turm，图12a）。这座太阳观测站由具有远见的表现主义
建筑师埃里希·门德尔松（Erich Mendelsohn）以及其团队中年轻的理查
德·诺伊特拉（Richard Neutra）共同设计，以非同寻常的装饰派艺术风
格于1924年完成。当门德尔松陪同爱因斯坦游览塔楼时，据说爱因斯坦
曾简单地评论道，这一看上去不规则的建筑是“自然形态
的”（organic）。它由钢筋混凝土构成，旨在代表和促进相对论的研
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塔楼遭到严重破坏，在进行了大量的修复工作
之后才得以在1999年重新开放（亦见亨切尔[Hentschel]，《爱因斯坦
塔》）。
图12a 位于柏林附近波茨坦的爱因斯坦塔。（图片来自波茨坦天文物理研究所/维基共享资
源）
许多艺术家、摄影师和雕塑家——更不用说漫画家——都在努力捕
捉爱因斯坦的生动形象。较为著名的艺术家有约瑟夫·沙尔（Josef
Scharl），本·沙恩（Ben Shahn），乔治斯·施赖伯（Georges Schreiber）
和赫尔曼·施特鲁克（Hermann Struck）。肖像摄影师斐利浦·哈尔斯曼
（Philip
Halsmann，也拼为Halsman）、赫尔曼·兰德斯霍夫（Herman
Landshoff）、洛特·雅可比（Lotte
Jacobi）和尤瑟夫·卡希（Yousef
Karsh）——他们的艺术作品非常受欢迎——创作了经久不衰且被广泛
使用的黑白图像，这些图像现在仍然可以从他们的继承人或授权销售的
机构那里购买。其中最有名的是哈尔斯曼在1946年拍摄的那张照片。
1966年，它被印在一张8美分的美国邮票上，另外还大量地被艺术家们
再加工来表达自己对爱因斯坦的诠释。（哈尔斯曼本人就是爱因斯坦这
位最出名的摄影对象的人道主义行为的受益者。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奥
地利激烈的反犹太主义浪潮中，他被错误地指控在奥地利蒂罗尔阿尔卑
斯山游玩期间谋杀了自己的父亲，并且被定罪。这一事件被称为“奥地
利德雷福斯事件”[13]。后来，爱因斯坦将哈尔斯曼带到美国并使奥地利
政府删除了他的犯罪记录。全文参见
http://www.reformjudaismmag.net/1100dw.html。）
图12b 爱因斯坦塔的漫画，作者为约瑟夫·普兰克（Josef Plank），描绘纳粹掌权后，爱因斯坦
被从塔上扫下来，赶出德国。这座被设计用来检验广义相对论的太阳观测塔，是艺术与科学领
域现代主义的象征，也是反犹太主义和反动攻击的目标。爱因斯坦觉得它是“自然形态的”。
（Library of Congress LC-USZ62—94410）
1922年12月，在爱因斯坦访日期间，政治和社会漫画家冈本一平
（Ippei Okamoto）勾勒出一幅特别令人难忘的爱因斯坦漫画，画中的爱
因斯坦长着一个大大的鼻子，下面写着“作为思想源泉的鼻子”（图
13）。冈本观察到，爱因斯坦“以一种安静的方式行走，好像他害怕惊
吓真理，把它吓跑一样”（爱因斯坦档案编号160—230；亦见《美国物
理杂志》[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s]49[1981]：931）。
在众多雕塑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国家科学院前巨
大的爱因斯坦青铜纪念雕像，它是由罗伯特·伯克斯（Robert Berks）基
于爱因斯坦26年前的石膏像（图14a）制作，在1979年爱因斯坦百年庆
典期间揭幕。雕像描绘爱因斯坦坐在一个弯曲的花岗岩三级长凳上，手
持一张手稿。这个雕像大得可以让孩子们攀登玩耍（图14b）。伯克斯
还在花岗岩基座上制作了一尊小得多的青铜胸像，总高6英尺，置于普
林斯顿市政厅前。由于多年来社区成员认为应该尊重爱因斯坦不愿被悼
念的愿望，并引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不希望任何人“来崇拜我的骨头”从而
反对树立这样一个纪念像，它到2005年才得以揭幕。临近普林斯顿高等
研究院的池塘，在一片宁静的小森林中，参观者可以看到一座雄伟壮观
的黑色钢柱，它被雕塑家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命名为“新作”，该
建筑由该研究所于1981年揭幕，以此纪念其最著名的教职员工。由普林
斯顿大学委托俄罗斯雕刻家谢尔盖·科嫩科夫（Sergei Konenkov）创作
的一尊精美的铜像，也位于该学校的富尔德楼中数学自然科学图书馆
中。科嫩科夫有时被称为“俄罗斯的罗丹”，大约从1935年起就在美国工
作，直到1945年斯大林把他和他的妻子玛格丽塔召回苏联。（参见下文
的“君子好逑”[Romantic Interests]一节中的“玛格丽塔·科嫩科娃”。）在
爱因斯坦出生并度过了人生的头15个月的城市乌尔姆，至少有4座纪念
他的雕像，其中还包括一个喷泉，具有特色的是爱因斯坦对世界伸出舌
头，就像那张广为流传的照片中的那样。瑞士阿劳是爱因斯坦在上大学
前短暂居住的地方，那里有一个杜滕合费（T.Duttenhoefer）建造的铜纪
念匾。帕萨迪纳城市学院（Pasadena City College）在其天文台附近有一
个小牌匾，以此纪念爱因斯坦1931年2月的来访。毫无疑问，世界上有
许多这样的牌匾。
图13 1922年12月，在爱因斯坦访日期间，政治和社会漫画家冈本一平画的漫画：“作为思想源
泉的鼻子”。（资料来源日本报纸：《朝日新闻》[ Asahi Shimbun]，1922）
图14a 1953年，罗伯特·伯克斯在爱因斯坦位于默瑟街的书房中雕刻了爱因斯坦头像的原始石
膏模型。它成为1979年安装在华盛顿特区美国国家科学院前的爱因斯坦纪念碑头像的灵感来
源。（版权属于2003 Robert Berks Studios, Inc.）
1933年，爱因斯坦为现代主义雕塑的先驱雅各布·爱泼斯坦爵士
（Sir
Jacob
Epstein）做模特，后者在英格兰诺福克郡的克罗默
（Cromer）铸造了六座青铜雕像。肖像雕塑分别坐落于英国剑桥的菲茨
威廉博物馆，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数学和计算机科学图书馆，英格兰西
约克郡的哈德斯菲尔德美术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富尔德楼的休息
室，伦敦科学博物馆和伦敦泰特美术馆。
图14b 儿童在华盛顿特区的爱因斯坦雕像上攀爬玩耍（承蒙医学博士杰森·麦克劳格[Jason
MacLurg]提供）
来纽约的游客在哈莱姆区（Harlem）和上西区交会处的哈德逊河河
边教堂可以看到一个非同寻常的爱因斯坦雕像。在建于1929年的教堂西
门上方的龛楣上，爱因斯坦与包括阿基米德、达尔文、欧几里得、伽利
略、开普勒、巴斯德和毕达哥拉斯在内的其他伟大学者和科学家一起
（图15），永远镌刻在石头上。
鲜为人知的杰作是一件自然的有机艺术品：大型水仙花“爱因斯坦
教授”，一种在中心橙色花蕊周围绕着白色花瓣的花朵，自20世纪40年
代以来就一直被培育出售，现在也可以通过互联网买到。
最后，为了给孩子和家长助兴，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和马来
西亚的乐高主题公园竖立了巨大的爱因斯坦半身像，在创意区
（Imagination Zone）迎接游客（图16）。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2011
年开业），加利福尼亚州卡尔斯巴德市（1999年）和马来西亚柔佛州的
新山市（Johor Bahru）（2012年），建筑商们花费数月时间用数十万的
乐高积木来完成大约46米高、61米宽的雕像。
图15 爱因斯坦进入纽约市河边教堂龛楣的伟人行列。（图片版权属于爱丽丝·卡拉普里斯）
图16 乐高迷们于2014年在加利福尼亚的卡尔斯巴德市的乐高主题公园用几十万块乐高积木搭
成爱因斯坦头像。（图片版权属于丹妮丝·卡拉普赖斯·惠蒂[Denise Calaprice-Whit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