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哈德与祖父见面时还是一个小男孩，爷孙两人都喜欢航行与音
乐。爱因斯坦在遗嘱中指明将自己的小提琴遗赠予伯恩哈德。伯恩哈德
与奥德·阿舍尔——她在苏黎世大学担任医生——生了5个孩子。伯恩哈
德夫妇经历了漫长的婚姻之后，最终离婚。伯恩哈德于1998年与多丽丝
·施韦策（Doris Schweizer）结婚，后者是一位陶瓷艺术家。
2008年9月30日，伯恩哈德因血管疾病与肾衰竭在伯尔尼去世，享
年78岁。他身为小提琴家的儿子保罗继承了那把小提琴。
寻找关于伯恩哈德与奥德·阿舍尔的5个孩子以及孙辈后代的信息，
并非一件易事，他们不想利用自己著名的姓氏。唯一还算完整的信息来
源是一篇文章：《悲怜上帝的孩子》（“Children of a Lesser God”），
2008年3月由米凯勒·扎克海姆（Michele
Zackheim）发表在《发现》
（ Discover）杂志上（网络版发表于当年2月12日）。
克劳斯·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的孙子克劳斯·马丁·爱因斯坦（Klaus Martin Einstein）于
1932年出生在苏黎世。在随父母移民至美国后不久，1939年1月初这个
小男孩因患白喉于南卡罗来纳州去世。1939年1月7日爱因斯坦写信给他
的儿子与儿媳表示哀悼：“作为慈爱的父母，你们遭受了可能遭受的最
沉重的痛苦。我在你们的小儿子身上看到的一切，都显示出他正在发展
全面而自信乐观的人格。他表现出欢快而开朗的性格。虽然我与他见面
的时间很短暂，但是他如同在我身边长大一样与我很亲近”（爱因斯坦
档案编号75—904）。
伊夫琳·爱因斯坦及其丈夫：格罗弗·克兰茨
阿耳伯特·爱因斯坦的孙女伊夫琳于1941年3月出生在芝加哥，在她
还是婴儿的时候，就被爱因斯坦的长子，当时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农业部
担任研究工程师的汉斯·阿耳伯特·爱因斯坦与其瑞士籍妻子弗里达·克内
希特收养。伊夫琳与她的养母的关系很亲密，但是养母在她17岁的时候
去世了。她与继母伊丽莎白·罗博兹——也就是汉斯·阿耳伯特·爱因斯坦
的第二任妻子——的关系则是不愉快的。
在伊夫琳14岁的时候，她的祖父去世了。她在伯克利长大，却在瑞
士弗坦（Ftan）的寄宿学校里完成了中学教育。在那里，伊夫琳与她的
祖父互致了许多饱含深情的信件，在信中，爱因斯坦鼓励她要对世界保
持好奇心，并且对她的思考以及世界观提出质疑。她声称这些信件在弗
坦被人盗窃而丢失。据说弗里达·克内希特在一次去学校看望女儿时，
向校长证实了伊夫琳是阿耳伯特·爱因斯坦与他在纽约遇到的一位女舞
者所生的孩子。瑞士的物理学家雷斯·约斯特（Res Jost）进一步证实了
这一条消息，但是却从未给出自己的消息来源。伊夫琳知道了这个传
闻，但是未能通过DNA验证或其他方式来证实阿耳伯特·爱因斯坦就是
她的生父。
在瑞士完成学业之后，伊夫琳和哥哥一样进入了加利福尼亚大学伯
克利分校就读，获得了德语与比较文学的学位。她又进入研究生院就
读，打算取得中世纪比较文学的博士学位，专攻神话与亚瑟王传说。
1964年，伊夫琳与格罗弗·克兰茨（Grover Krantz）结婚，后者是一位人
类学家，因研究大脚怪（Bigfoot）而知名，但是后来两人离婚。因为经
济原因而不能返回研究生院继续就读，伊夫琳只好勉强接受一个中世纪
文学的硕士学位，并通过做一系列的工作来养活自己。这些工作包括在
伯克利码头做警务工作，以及与动物打交道的工作，如动物训练员、动
物管制员和兽医技师，这既是出于业余爱好，也可以得到报酬。她曾多
年为那些意欲摆脱邪教影响的人做“去邪教影响者”（deprogrammer）与
顾问。如同她的祖父，伊夫琳同情无权无势的人所处的困境，蔑视那些
滥用权力的人。2011年4月13日她因多种疾病去世，享年70岁。
关于伊夫琳是爱因斯坦私生子的说法，源于与吉娜·赞格尔（Gina Zangger）的私人通信。
爱德华·爱因斯坦
爱德华·爱因斯坦是阿耳伯特·爱因斯坦与米列娃的小儿子，1910年
出生在苏黎世，他被家人们亲切地称为“泰特”（Tete）、“泰特
尔”（Tetel）或“泰迪”（Teddy）。虽然爱德华在小时候经常患重病并且
身体虚弱——他曾经在4岁的时候有一次卧病在床达7个星期——但是他
后来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学生，对艺术、诗歌创作与弹奏钢琴尤为感兴
趣。
由于父子之间在爱德华幼年之后无法在情感上建立联系，所以爱德
华便与父亲讨论音乐与哲学；爱因斯坦说从这些讨论中，看出爱德华
在“对生活中重要的事情冥思苦想”。但是，爱德华的目标是学习医学，
成为一名精神病学家。在爱德华20岁之后，他的身体与情感过于脆弱，
不得不放弃这一目标。在爱因斯坦那一代看来，虚弱和不健康是丢人的
事情，因此他很难接受儿子的状况。爱因斯坦虽然相信爱德华可能比他
的哥哥具有更大的智力潜质，但是他痛心于年轻的小儿子缺少心理平衡
与责任感，“他是一个有趣的小家伙，但是人生不会过得轻松”（参见致
米列娃·爱因斯坦-马里奇，1925年8月14日；爱因斯坦档案编号75—
963）。1932年10月，爱德华住进位于苏黎世附近的布戈泽利
（Burgh?lzli）的精神病诊所，并于1933年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在
爱德华不需要进行重症监护的时间里，米列娃就是他在家中主要的看护
者。在米列娃于1948年去世后，爱德华的法定监护人为他做了其他的安
排，直至他再次需要入院治疗。爱德华一共在诊所中接受半私人式的护
理约有14年，其中包括他生命中的最后8年以及米列娃因自己患病而无
法照顾他的一年时间。
尽管爱德华身患诸多疾病，但是他依然对音乐、艺术、诗歌与弗洛
伊德精神病学保有终生的兴趣。身为一个年轻人，他很少去看望他的父
亲，不过父子间的通信气氛活跃，并且从中可以看出爱因斯坦很关心儿
子的状况。就在1933年动身前往美国之前不久，爱因斯坦最后一次前往
位于布戈泽利的精神病诊所去看望自己的儿子。爱德华与米列娃留在了
瑞士，而汉斯·阿耳伯特一家之后也移民美国。
之后爱因斯坦与爱德华父子二人再也未能相见。爱德华于1965年因
中风在布戈泽利去世，享年55岁。他的遗体被葬于苏黎世的洪格堡
（H?nggerberg）公墓。
资料来源：《爱因斯坦全集》第五卷和第十四卷；海菲尔德与卡特，《阿耳伯特·爱因斯坦
的私生活》；与芭芭拉·沃尔夫的私人通信。
第二个家庭（由爱因斯坦、爱尔莎以及爱尔莎的两个女儿组
成）
爱尔莎·勒文塔尔（娘家姓爱因斯坦）——第二任妻子
爱尔莎·爱因斯坦于1876年出生在德国的黑兴根。她是纺织制造商
鲁道夫·爱因斯坦（Rudolf Einstein）和爱因斯坦母亲保利娜·科赫的姐姐
范妮·科赫（Fanny Koch）的三个女儿之一。从两人母亲的关系来看，
爱尔莎与爱因斯坦是表姐弟的关系，而从两人父亲的关系来看，他们又
是第二代堂姐弟的关系（参见图17）。因为家族关系，两人在年幼时经
常见面，但是之后就失去了联系，直到1912年在柏林再次相遇。
1896年，爱尔莎与马克斯·勒文塔尔（Max
L?wenthal，1864—
1914）结婚，后者和爱尔莎的父亲一样，也是从事纺织业。第二年，他
们的第一个女儿伊尔莎出生了，而玛戈特也于1899年出生（图23）。夫
妇两人在1903年还育有一子，但是出生后不久便夭折了。爱尔莎与马克
斯在1908年离婚后携二女迁至柏林（马克斯·勒文塔尔于1914年去
世）。在爱因斯坦于1912年访问柏林的时候，这对表姐弟又再次熟起
来。爱因斯坦发现爱尔莎开朗而外向的性格与米列娃截然不同，令人喜
爱。于是二人开始鸿雁传书，感情很快变得浪漫起来。爱因斯坦第二年
就在给爱尔莎的信中写道：“我们将给彼此带来平衡和对世界的乐观看
法。”（《爱因斯坦全集》，第五卷，文件476，1913年10月10日；爱因
斯坦档案编号72—296）爱尔莎有心鼓励已婚的表弟追求自己，她与她
的父母适时地给爱因斯坦施加压力，希望他能够与米列娃离婚，原因在
于爱尔莎觉得，他俩公开的风流韵事将会影响自己的女儿们找到好男人
出嫁。虽然爱因斯坦已经不爱米列娃，但是他仍然觉得自己对儿子们和
这个家庭的幸福负有责任。他告诉朋友们，他无意与爱尔莎正式结婚，
但是会继续享受着她与她的女儿们的陪伴（图24）。这并没有阻止他向
爱尔莎的女儿伊尔莎“发动攻势”，甚至更早些的时候，他还看上了爱尔
莎的妹妹保拉（Paula）。直至1919年，这个家庭关系的混乱局面才尘
埃落定。爱因斯坦最终于1919年2月同米列娃离婚，并于同年6月与爱尔
莎结婚。
图23 伊尔莎·爱因斯坦与玛戈特·爱因斯坦，拍摄于1912年，她们的母亲爱尔莎与爱因斯坦就
是这一年重逢。（埃娃·凯泽[Eva Kayser]所赠照片）
爱因斯坦与爱尔莎的这段婚姻，似乎具有很多的柏拉图式的成分。
爱尔莎承担起家庭伙伴、看护人与接待员的角色。她的资产阶级品味有
助于指导爱因斯坦应付欧洲学术界的社交活动，而她也公开地以成为一
个蜚声世界的男人的妻子为傲，在出席公共场合时欣然地站在他的身
旁。虽然爱尔莎了解爱因斯坦的风流韵事，但是她似乎更看重爱因斯坦
夫人的地位；有时，虽然可能心里不情愿，但她会协助爱因斯坦与其他
女性私通（参见后文中的“君子好逑”一节）。
图24 爱因斯坦、爱尔莎与伊尔莎、玛戈特在度假中，拍摄于1915年7月至8月的某个时间，地
点为吕根岛上的塞林。（参见地图1）（埃娃·凯泽所赠照片）
就在爱因斯坦与爱尔莎于1933年10月移民至美国后不久，他们得到
了消息说伊尔莎已经因患结核生命垂危。1934年7月，爱尔莎回到巴
黎，伊尔莎及其丈夫和妹妹玛戈特一起住在那里。爱尔莎在伊尔莎的病
榻旁陪伴着女儿度过了她人生最后时刻。爱尔莎再也没有从悲痛中恢复
过来，在与爱因斯坦结婚十七年后，于1936年12月20日痛苦离世。虽然
爱尔莎曾苦于肾病，但是死亡证明（爱因斯坦档案编号29—170）显示
她是死于心肌炎引起的突眼性甲状腺肿（myocarditic
exophthalmic
goiter）与大叶性肺炎。在爱尔莎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中，爱因斯坦全身
心地照顾着她。在爱尔莎离世之后，爱因斯坦变得更为与世隔绝，“像
熊一样”，他承认原因是“我不如她喜欢尘世芸芸众生”（参见致马克斯·
玻恩，未注明日期；爱因斯坦档案编号8—199）。
图25 伊尔莎·爱因斯坦
伊尔莎·勒文塔尔·爱因斯坦及其丈夫：鲁道夫·凯泽
伊尔莎·勒文塔尔（图25）于1897年出生在德国的黑兴根，比妹妹
玛戈特大两岁，母亲为爱尔莎，父亲为马克斯·勒文塔尔。1908年父母
离婚的时候，伊尔莎11岁，之后母亲便携两个女儿搬到柏林。在德国，
依照习俗，已离婚的女性会恢复使用娘家姓，爱尔莎那时候就开始这样
做。她的娘家姓也是爱因斯坦，因此她在嫁给阿耳伯特·爱因斯坦之前
的姓名就是爱尔莎·爱因斯坦。两个女孩子似乎也采用了“爱因斯坦”这
个姓，因为伊尔莎的学校课本上的题名就是“伊尔莎·爱因斯坦”。玛戈
特则是在大约20岁的时候通过正式途径改了自己的名字，这一点可以从
一张重新颁发的出生证明上看出来。伊尔莎和玛戈特在爱尔莎与爱因斯
坦于1919年结婚后成为了爱因斯坦的继女，尽管传记作家们经常以为爱
因斯坦曾通过法律途径收养这两个女孩子并让她们姓自己的姓，但是并
无证据。不过，爱因斯坦确实将这两位年轻的女孩子视为家庭成员，并
且关爱她们。
伊尔莎有一只义眼，这可能是因为在一场事故中失去了一只眼睛。
在爱因斯坦担任柏林的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所长后，伊尔莎成为了爱因
斯坦的第一任私人秘书。照片中的她看起来就是一个非常漂亮而且时髦
的年轻女性。在与爱尔莎结婚之前，爱因斯坦便被伊尔莎深深吸引，以
至于考虑娶伊尔莎而不是她的母亲为妻，而且也没有瞒着爱尔莎，而爱
尔莎的态度是如果女儿喜欢爱因斯坦的话，她就把爱因斯坦让给女儿。
伊尔莎在1918年5月22日向家族朋友、一位医生与反战运动勇士格奥尔
格·尼柯莱（Georg Nicolai）（参见“朋友”一节）写了一封信，倾诉了心
里的难处。这封伊尔莎手写的长信显示出伊尔莎显然为爱因斯坦对她的
爱所困惑，但是承认“我从来没有希望过，也没有丝毫欲念要同他肌肤
相亲。在他那儿则是另外一回事——至少最近是这样。他有一次竟然对
我承认他很难控制自己”（《爱因斯坦全集》，第八卷，文件545；爱因
斯坦档案编号82—531）。伊尔莎承认她已习惯于将爱因斯坦视为父亲
般的人物。她请求格奥尔格·尼柯莱在读过这封信后就销毁它，但是后
者没有从命。这封信现在被收录于存放在慕尼黑当代历史研究所的格奥
尔格·尼柯莱所藏文件中。第二年爱因斯坦与爱尔莎结婚，伊尔莎则继
续担任他的秘书。
伊尔莎于1924年与鲁道夫（鲁迪）·凯泽[Rudolf（Rudi）Kayser，
出生于1889年]结婚，后者是柏林的文学月刊（现为季刊）《新评论》
（ Die Neue Rundschau）杂志的编辑。爱因斯坦亲切地将这一对夫妇称
为“鲁迪尔莎”（Rudilse）。鲁道夫也成为早期的爱因斯坦传记作者（参
见附录A中的“传记”），其笔名为“安东·赖泽尔”（Anton Reiser）。在希
特勒掌权执政后，他与伊尔莎于1934年离开柏林，流亡至巴黎。在将爱
因斯坦的论文、文件与通信从柏林抢救出来，并从法国船运至美国这一
行动中，鲁道夫发挥了重要作用。1934年，爱尔莎来到女儿病榻旁陪伴
她，之后不久伊尔莎便因结核而病逝，年仅37岁，鲁道夫为此而感到极
度的伤心。这位失去妻子的年轻人之后又在阿姆斯特丹的克里多
（Querido）出版社工作了很短一段时间，于1935年移民至美国，在位
于波士顿附近的布兰戴斯大学担任德国与欧洲文学教授。1936年，他与
德国籍犹太人、编剧、音乐家与电影评论家尤利乌斯·乌尔吉斯（Julius
Urgiss）的女儿，1911年出生在柏林的埃娃·阿加特·乌尔吉斯（Eva
Agathe Urgiss）结婚。鲁道夫于1964年在纽约去世。他的妻子埃娃则在
1999年去世。
玛戈特·勒文塔尔·爱因斯坦及其丈夫：德米特里·马里亚诺夫
玛戈特·爱因斯坦（图26）是爱尔莎与马克斯·勒文塔尔的第二个女
儿，她于1899年出生在德国黑兴根。在父母于1908年离婚后，玛戈特跟
随母亲与姐姐伊尔莎搬去柏林。玛戈特一直都自卑害羞，甚至在成年后
也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母亲的影响，这一点让她的丈夫感到懊恼。母
亲爱尔莎更偏爱伊尔莎，但是爱因斯坦更喜欢玛戈特。玛戈特与德米特
里·马里亚诺夫（Dmitri Marianoff）于1930年结婚。
玛戈特在她的姐姐去世后，于1934年前往美国，并在哥伦比亚大学
学习雕塑。她的丈夫——一位俄国的流亡者——则在巴黎至少待到1935
年才离开，之后出于某种未知的原因成为了隶属于位于纽约的苏联大使
馆的工作人员。有些人认为他是一个间谍。他曾写过一部爱因斯坦的传
记，但是爱因斯坦对其报以鄙视的态度，愤怒地宣称马里亚诺夫没有道
义权威来撰写与自己生活有关的东西。在美国，玛戈特与她的丈夫分居
之后，她最终前往普林斯顿，与她的继父住在一起。玛戈特因为自己创
作的小巧而精致的青铜雕塑而在镇上享有知名度。她和马里亚诺夫于
1937年离婚，于1940年同爱因斯坦一起加入美国国籍。玛戈特与海伦·
杜卡斯是关系亲密的朋友。在爱尔莎于1936年，玛雅·温特勒-爱因斯坦
于1951年，以及爱因斯坦于1955年去世后，就只有海伦·杜卡斯与玛戈
特一起居住在爱因斯坦居所，直至去世。玛戈特后来没有再婚，也没有
生育孩子，她于1986年在普林斯顿去世，而海伦·杜卡斯则先她4年离开
人世。
图26 玛戈特·爱因斯坦
朋友
（参见第二篇“助手、合作者和同事”一节。）
米凯勒·贝索
米凯勒·贝索（1873—1950）是爱因斯坦一生中最亲密和交往最久
的朋友，两人结识于1896年的一个音乐晚会，当时爱因斯坦进入位于苏
黎世的瑞士联邦理工学校求学，而米凯勒·贝索在温特图尔附近的一家
发电机厂工作。1904年爱因斯坦帮助贝索获得了位于伯尔尼的瑞士联邦
专利局的一个职位。在那儿他们继续定期见面并谈论物理学。爱因斯坦
对贝索在他1905年所发表有关狭义相对论的开创性论文中曾给予重要帮
助表示感谢。在仍无法解决相对性原理与光速在任何参考系下均保持恒
定速度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时，爱因斯坦于某天拜访了贝索。在他们的交
谈中，爱因斯坦得出了后来他称之为“同时性的相对性”的根本思想。他
认识到，如果彼此相对运动的不同的惯性观测者对一定距离外所发生事
情的时间的看法可能有所不同，那么自己理论中的上述两个原理就可能
不再矛盾。这样贝索就成了在20世纪物理学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为
数不多的非专业科学家之一，他曾将自己比作被老鹰带到高空的一只麻
雀（参见1950年4月21日米凯勒·贝索的来信；爱因斯坦档案编号7—
198）。
爱因斯坦高度赞扬贝索的人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爱因斯
坦的家庭解体后，他把护送米列娃和孩子们从柏林到瑞士的这一需要细
致耐心的任务委托给贝索。贝索与海因里希·赞格尔一起，曾在爱因斯
坦夫妇分居后担任调解员，并在爱因斯坦的儿子们处于青春期的艰难岁
月里，担任他们的非官方监护人。在爱因斯坦离开瑞士之后，两人经常
就科学问题进行交流，而贝索总是对相对论的未来发展颇感兴趣，密切
关注广义相对论的发展。晚年的贝索迷恋宗教问题，而爱因斯坦对此并
不认同。贝索去世后，爱因斯坦在给他家人的信中写道：“现在贝索比
我稍早地离开了这个奇怪的世界，这并不代表什么，对于像我们这样坚
信物理学的人，我们清楚地知道人类的过去、现在、未来只是一种顽固
持久的幻觉。”（爱因斯坦1955年3月21日致维罗·贝索和比奇·贝索[Vero
and Bice Besso]的信；爱因斯坦档案编号7—245）
库尔特·布卢门菲尔德
（参见第三篇“犹太身份和纽带”中的“催化剂”一节。）
玻恩夫妇
马克斯·玻恩（Max
Born，1882—1970），最初来自布雷斯劳
（Breslau，今天波兰的弗罗茨瓦夫[Wroc?aw]），是爱因斯坦在柏林早
期就开始交往的亲密朋友和同事。之后他和爱因斯坦保持着长时间的通
信，这些信件是关于爱因斯坦生活和工作的宝贵信息来源。玻恩是两次
世界大战之间的重要理论物理学家之一，也是柏林、法兰克福和格丁根
的教授。当玻恩考虑是否接受一个新职位时，爱因斯坦建议说：“你到
哪里，哪里的理论物理就会蓬勃发展。”他最著名的贡献是阐明了20世
纪20年代中期新量子力学理论的统计解释。他在量子力学的两个版本，
也就是（海森伯的）矩阵力学版本和（薛定谔的）波动方程版本的发展
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玻恩因此于1954年被授予诺贝尔奖。由于他对这
一领域的贡献集中在对物理学统计方法的精辟理解，而这种物理学统计
方法常常与爱因斯坦联系在一起，所以当爱因斯坦拒绝接受新理论时，
玻恩以及其他爱因斯坦的朋友们都感到惊讶。因为新理论似乎证明了爱
因斯坦先前所采取的立场，例如光的波粒二相性，他的反对就更加令人
费解。
玻恩和爱因斯坦的政治观点有些类似，两人都比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的典型德国学者更偏向自由和民主。1918年11月的德国革命废除了德
皇，爱因斯坦被要求与监禁柏林大学主要官员（包括校长在内）的革命
学生做调解工作，玻恩和另一位同事陪同他。由于爱因斯坦众所周知的
反对“一战”的立场，三人顺利进入了德国国会大厦，学生代表会（苏维
埃）正在那里开会。当爱因斯坦批评他们的行为侵犯了大学的传统自由
时，学生们吃了一惊。代表会认识到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缺乏必要的权
威，于是将这三个人带到附近威廉大街的政府所在地。在那里，新任命
的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匆匆写下了几行字，
要求释放这些要人。在后来对此事件的评论中，玻恩回忆起三位朋友的
天真，他们希望自己刚刚看到的是普鲁士的独裁统治的结束和新民主德
国的曙光（参见G.玻恩[G.Born]编辑的《玻恩-爱因斯坦通信集》[ Born-
Einstein Letters]，147—148页）。
玻恩是犹太血统，不过他一家人基本上已经被同化了。他对犹太事
务的看法与爱因斯坦颇为不同，后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一名文化
犹太复国主义者并反对同化主义。玻恩的妻子海德薇希（Hedwig）有部
分犹太背景，同时也是爱因斯坦的密友，她经常在通信中与爱因斯坦交
换俏皮的顺口溜。在1920年秋季的反相对论运动中（参见第二篇“相对
论”一节下的“反相对论运动”），对于犹太人应如何在德国社会中行
事，玻恩夫妇与爱因斯坦的看法非常不同。玻恩夫妇对德国犹太作家亚
历山大·莫什科夫斯基（参见附录A中的“传记”一节）将要出版一本名为
《与爱因斯坦的对话》（ Conversations with Einstein）的书感到震惊。
海德薇希·玻恩发起了激烈的个人行动，以说服爱因斯坦撤销这本书的
出版许可，她担心莫什科夫斯基对爱因斯坦的英雄崇拜，会让反相对论
者批评爱因斯坦喜欢出风头的指责变得可信。另一方面，爱因斯坦认为
对公众隐藏自己的犹太人身份特征是懦弱的，不会有好结果。
最终，当纳粹掌权时，两人的家庭都不得不逃离德国。玻恩夫妇搬
到英国，直到退休后，才终于回到德国住下，并于1954年获得诺贝尔
奖。玻恩夫妇是英国出生的澳大利亚歌手和演员奥利维亚·纽顿-约翰
（Olivia Newton-John）的外祖父母。（亦见，G.玻恩编辑的《玻恩-爱
因斯坦通信集》，以及M.玻恩所著的《我的一生和我的观点》[ My Life
and My Views]。）
古斯塔夫·布基
（参见第二篇“合作者”。）
吕西安·沙旺
吕西安·沙旺（Lucien Chavan，1868—1942）是爱因斯坦的学生和
朋友。作为一位出生在洛桑的人，他和爱因斯坦在伯尔尼相遇，1903年
至1908年，沙旺在那里担任联邦邮政和电报管理局的技术秘书。在伯尔
尼期间，他接受了爱因斯坦在数学和电工学科方面的私教，这对1908年
年底他晋升为一等电气技师至关重要。在晋升之前，他可能也听过爱因
斯坦在伯尔尼大学夏季学期的分子热力学理论课程。当邮政管理局的一
位上司妨碍沙旺在职场的进一步发展时，爱因斯坦向瑞士（联邦委员
会）邮政部长路德维希·佛里尔（Ludwig Forrer）反映这位上级的骚扰，
使其离职（参见致沙旺的信，1911年7月5日至6日，《爱因斯坦全
集》，第五卷，文件271）。在1921年退休后，沙旺在日内瓦的一所物
理实验室工作了10年，同时在那里听大学的数学和物理学课程。沙旺的
妻子珍妮·沙旺-佩兰（Jeanne Chavan-Perrin）是米列娃的密友，两个家
庭经常互相来往。
图27 爱因斯坦在伯尔尼的瑞士专利局，大约摄于1905年。（吕西安·沙旺拍摄）
沙旺在伯尔尼拍摄了爱因斯坦那两张著名的“专利局”照片，不过可
能不像经常声称的那样是在1905年，而且实际上也不是在专利局拍摄
的。
雅各布·埃拉特
埃拉特（Jakob Ehrat，1876—1960）是爱因斯坦的同学和朋友。他
是沙夫豪森（Schaffhausen）一个面包师的儿子，开始在苏黎世大学学
习，于1897年的第二学期转到瑞士联邦理工学校的工程系。次年，他成
为爱因斯坦在瑞士联邦理工学校数学和物理系的同班同学（参见“我们
的智力训练营”；1952年5月12日爱因斯坦致埃拉特的信；爱因斯坦档案
编号88—049）。1900年从数学专业毕业后，他在瑞士联邦理工学校担
任助理，并接受了德国的一所寄宿学校的临时职位。从1910年到1945
年，他在温特图尔一个文法中学教授数学和会计。1914年，爱因斯坦试
图撮合他和温特勒家的寡妇女儿，但没有成功；同年他娶了玛格丽特·
施密特（Margrit Schmidt）。1952年，在埃拉特抱怨自己视力不佳并询
问爱因斯坦的健康状况之后，爱因斯坦在5月12日的一封回信中提到自
己的肝脏和胃部疾病。不过他写道自己也很知足了，“因为我经历了纳
粹时代和两任妻子的折磨而胜利地幸存下来”。[15]
保罗·埃伦费斯特
保罗·埃伦费斯特（1880—1933）是一位奥地利物理学家，最终定
居在荷兰。多年来，他是爱因斯坦最亲密的朋友之一，而且他们的友谊
不仅仅是基于对物理的热爱：他们对对方及其家庭有着真诚和持久的感
情。他向爱因斯坦保证，随时欢迎后者光临莱顿，特别是以理论物理学
教授的身份，因为“我们这里别的没有，但是大家都爱你，而且爱的是
你这个人，不只是你的大脑皮层”（参见埃伦费斯特的来信，1919年9月
8日，《爱因斯坦全集》，第九卷，文件101；爱因斯坦档案编号9—
431）。
埃伦费斯特曾在维也纳的路德维希·玻尔兹曼（Ludwig Boltzmann）
手底下学习，但与当时的许多犹太人一样，很难找到永久的学术职位。
他于1912年初访问了布拉格，不仅是要与爱因斯坦会面，而且还为了毛
遂自荐，申请接替爱因斯坦即将留下的大学教席。然而，作为一个毫不
妥协的无神论者，埃伦费斯特没有资格，因为奥匈帝国的皇帝坚持要求
所有大学人员声明自己持有某种宗教信仰。爱因斯坦觉得埃伦费斯特毫
不妥协的立场是不现实的，但埃伦费斯特固执己见。1912年晚些时候，
在洛伦兹的推荐下，埃伦费斯特接替了洛伦兹在荷兰莱顿大学的物理教
席，尽管系里最想招的是爱因斯坦。
虽然埃伦费斯特也是一位杰出的研究者，但他更是一名导师、评论
家和伯乐，一位超级教师。爱因斯坦形容他是自己知道的最好的物理教
师。他特别吸引爱因斯坦的地方，是其深刻的洞察力。二人初次见面，
是1912年爱因斯坦在布拉格逗留期间，埃伦费斯特当时正在欧洲急切地
寻找一份大学职位。爱因斯坦推荐他作为自己在布拉格的继任者，但没
有成功。在埃伦费斯特搬到莱顿和爱因斯坦搬到柏林之后，爱因斯坦定
期访问莱顿，并与埃伦费斯特和他的家人发展了非常亲密的关系（埃伦
费斯特的妻子塔季扬娜[Tatyana]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他们多年来的
通信往来，通常可看成是埃伦费斯特去世以前爱因斯坦科学思想的最佳
记录。
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埃伦费斯特变得越来越受抑郁症折磨。这部
分是由于他感觉很难跟上量子力学的发现给物理学带来的巨大变化，尽
管事实上他在这一时期对统计力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对德国纳粹主义
的日益强大危及自己在德国的朋友们感到沮丧，并因为自己的一段婚外
情而感到愧疚。最后，在1933年，他在杀死自己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儿子
瓦西里（Vassily）之后，在儿子接受治疗的研究所的候诊室里自杀，留
下妻子、两个女儿和另一个儿子。（参见克莱因：《埃伦费斯特》
[Klein， Ehrenfest]。）
比利时王后伊丽莎白
爱因斯坦于1929年在比利时拜访舅舅凯撒·科赫（Caesar
Koch）
时，被邀请到位于拉肯（Laeken）的王宫，第一次见到了伊丽莎白王
后。王后有知识分子气质，喜欢优雅的交谈和美妙的音乐，所以爱因斯
坦带上了自己的小提琴，希望有机会演奏。在一位女侍从陪伴下，他们
喝茶，然后表演了音乐三重奏，王后和爱因斯坦一见如故。一年后，他
在伦敦之行后再次拜访了王后和她的丈夫阿耳伯特国王。二人的友谊在
1933年对爱因斯坦变得极为重要，当时他在移民到美国之前，正找地方
逃避纳粹迫害。国王和王后在德汉（De Haan）的海滨村庄（Le Coq sur
Mer）为爱因斯坦和爱尔莎提供了临时住所以及安保人员。虽然爱因斯
坦在1933年之后再也没有见过王后，但和王后保持通信一直到他去世，
他经常在信中回忆起自己在拉肯度过的美好时光。在信中爱因斯坦总是
称她为“亲爱的王后殿下”（Dear Queen）。
伊丽莎白于1876年出生于波森霍芬（Possenhofen），父亲是巴伐利
亚公爵卡尔·特奥多尔（Karl Theodor），而他的妻子是一位来自葡萄牙
的公主玛丽亚·约瑟法（Maria Josepha）。她于1900年与比利时的阿耳伯
特亲王结婚；1909年，阿耳伯特亲王的叔叔，也就是臭名昭著的利奥波
德二世，刚果的残酷剥削者去世后，阿耳伯特亲王继位，伊丽莎白成为
比利时王后。他们有三个孩子。在爱因斯坦最后一次访问的一年之后，
阿耳伯特国王于1934年在阿登地区的一次登山事故中丧生。伊丽莎白一
生都思维活跃，热爱艺术。在1940年至1944年德国占领比利时期间，她
利用自己作为王后的影响力和在德国的关系，阻止纳粹驱逐数百名犹太
儿童，后来被以色列政府授予“国际义人”（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称号。她于1965年去世，享年89岁。
马塞尔·格罗斯曼
马塞尔·格罗斯曼（1878—1936）在大学时期和之后一直是爱因斯
坦的密友。格罗斯曼在瑞士联邦理工学校上课的笔记非常仔细和完整，
在爱因斯坦逃课时成为宝贵的“救命稻草”（参见附录C中第208篇：“回
忆”[Remembrances]）。所以爱因斯坦的博士论文声明是献给“我的朋友
马塞尔·格罗斯曼博士”。
格罗斯曼出生于布达佩斯，是一个工厂老板的儿子，不过他和家人
最初是来自苏黎世郊区的洪格（H?ng），是瑞士公民。他中学头几年
是在布达佩斯上的，但在15岁时随家人来到瑞士的巴塞尔，并于1896年
和爱因斯坦同时进入瑞士联邦理工学校。在学生时代，他们每隔几周就
会在苏黎世的“都市大咖啡店”（Grand Café Metropol）见面喝冰咖啡。
毕业后，因为格罗斯曼的父亲与联邦专利局局长关系不错，他帮助爱因
斯坦获得了在伯尔尼的瑞士联邦专利局的职位。作为一位年轻的丈夫和
父亲，爱因斯坦对此感恩戴德。然而，在爱因斯坦已经成为一名杰出的
物理学家之后，二人一起共事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时，格罗
斯曼对后者的帮助更大。两人都在那里当教授，爱因斯坦在物理系，格
罗斯曼在数学系，专攻画法几何。爱因斯坦在布拉格住了一年后于1912
年回到苏黎世，他此时已经意识到他的广义相对论需要描述四维曲面几
何形状的数学表达形式。他找到老朋友格罗斯曼询问是否存在这种形
式。根据一个熟人的说法，他对格罗斯曼是这么讲的，“格罗斯曼，你
必须帮助我，否则我会疯了！”（引自绍尔[Sauer]的“马塞尔·格罗斯曼及
其对广义相对论的贡献[Marcel Grossmann and His Contributions to the
General Theory of Relativity]”）。格罗斯曼则开始教导爱因斯坦复杂的
黎曼几何和微分计算，它们构成了广义相对论的基础。格罗斯曼在这项
工作中的作用至关重要，理论的早期发展实际上是两个人的合作。这两
位朋友共同发表了所谓的Entwurf（“提纲”）引力理论，这是广义相对论
的先驱。到那时，爱因斯坦已经熟练掌握了作为理论基础的数学语言。
1914年移居柏林后，该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就不再需要格罗斯曼了。尽管
如此，格罗斯曼在现代引力理论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人们甚至用
他的名字命名了一个重要的系列国际会议。
1930年，格罗斯曼对爱因斯坦关于统一场论的最新研究，也就是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