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平行性（teleparallelism），提出了质疑（参见第二篇最后一节）。他
错误地认为，爱因斯坦方法的基础，是几何数学理论中的一个错误结
构，而这正是格罗斯曼自己的专业领域。在格罗斯曼撰写一篇详细的批
评论文之前，两位朋友就此问题进行了通信。爱因斯坦拒绝公开答复，
也许是因为他怀疑格罗斯曼的错误推理可能是他的神秘疾病造成的。这
种疾病在他们早先的合作结束后不久就开始折磨他了。最终，这种疾病
被他们的共同朋友海因里希·赞格尔正确地诊断为多发性硬化症，这让
格罗斯曼在58岁时就离开人世。给格罗斯曼遗孀的感人的信中，爱因斯
坦谈到自己欠格罗斯曼许多人情，最后写道，“有一件事是美好的：我
们是朋友，一辈子的朋友”（致安娜·格罗斯曼-凯勒[Anna
Grossmann-
Keller]，1936年9月26日；爱因斯坦档案编号11—515）。
康拉德·哈比希特
康拉德·哈比希特（Conrad Habicht，1876—1958）是爱因斯坦的朋
友，并且也是奥林匹亚科学院（Olympia Academy）的成员，奥林匹亚
科学院是爱因斯坦和莫里斯·索洛文于1903年在伯尔尼组织的一个非正
式哲学讨论组（参见第三篇“组织联系”一节）。哈比希特出生于瑞士的
沙夫豪森，在来到伯尔尼大学之前，曾在慕尼黑和柏林学习数学。1901
年他在家乡沙夫豪森遇见了爱因斯坦，当时后者在那里的私立学校教
书。第二年哈比希特获得数学博士学位后，他在格劳宾登州
（Graubunden）的席尔斯（Schiers）新教学校教授数学和物理学长达十
年。在此期间哈比希特定期与爱因斯坦通信。爱因斯坦1905年5月那封
著名的信就是写给他的，信中爱因斯坦告诉他，自己在写四篇处于不同
完成阶段的论文：一篇是他自己称为“非常革命性”的光量子假说；两篇
关于分子大小和布朗运动；第四篇是运动物体电动力学（狭义相对论）
的粗略轮廓。他写道，最后一篇文章将修改空间和时间的概念（参见致
哈比希特，1905年5月18日或25日，《爱因斯坦全集》，第五卷，文件
27；爱因斯坦档案编号12—420）。这篇开创性的论文在五六个星期之
后就发表了。哈比希特后来从1915年到1948年在沙夫豪森的州立中学教
授物理和数学，在转去那里前不久，他与安娜·克尔施塔特（Anna
Kehlstadt）结婚。在生命的最后20年里，他担任沙夫豪森音乐学院
（Schaffhausen Musikkollegium）的院长，并在那里拉小提琴（亦见第
二篇“合作者”一节）。
汉斯·米萨姆
汉斯·米萨姆（Hans Mühsam，1876—1957）是爱因斯坦的朋友和一
度的合作者。他出生于柏林，是一位医生和热心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作
为吕贝克的一名年轻人，他遭受了反犹太主义同学的嘲讽。1900年米萨
姆在柏林的犹太医院任职，开始了自己的医师生涯。1906年，他被选为
一个具有犹太复国主义倾向的俄罗斯犹太难民团体的负责人，为过路的
犹太人提供住房。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作为巴勒斯坦致力于改善卫生条
件的犹太自然科学家和医师协会的董事会成员，他致力于在巴勒斯坦根
除疟疾，并且是后来被称为耶路撒冷巴斯德研究所的组织者之一。
1915年，米萨姆为爱因斯坦的母亲治疗癌症，并很快与病人心怀感
激的儿子成为了朋友。爱因斯坦的《狭义和广义相对论通俗读本》
（ On the Special and General Theory of Relativity[ Gemeinverst?ndlich]）
（1917年）的第一个赠送本就是献给米萨姆的，当时他正要作为一名野
营外科医生前往法国前线。爱因斯坦的传记作者亚伯拉罕·派斯
（Abraham Pais）写道，爱因斯坦在柏林期间曾向他最亲密的朋友米萨
姆透露，在自己还是一名小学生的时候，在走路上学时会创作献给上帝
的歌曲。战争结束后，米萨姆与明娜·阿德勒（Minna Adler）结婚，并
在柏林夏洛滕堡区执业。他与爱因斯坦一起于1923年开发了一种病毒过
滤器，并于同年撰写了一篇详细的论文，发表在《德国医学周刊》
（ Deutsche Medizinische Wochenschrift）上。同年6月，爱因斯坦聘请了
米萨姆的养女贝蒂·诺伊曼（Betty Neumann）担任临时秘书。二人的绯
闻（参见“君子好逑”一节）使他与米萨姆的良好关系濒于破裂。通过一
位共同的朋友，艺术家赫尔曼·施特鲁克（Hermann Struck）的调解，二
人恢复了友谊。米萨姆一家于1938年移民巴勒斯坦，定居在海法附近的
迦密山（Mount Carmel）。1942年夏天，爱因斯坦写信给米萨姆，说自
己“成了一个孤独的老家伙，主要以不穿袜子而闻名，在特殊场合被当
作一个怪物展览”（1942年6月15日；爱因斯坦档案编号38—3370）。在
米萨姆患帕金森病之后，他给爱因斯坦的最后一些信件是其口述给明娜
打字的。他于1957年去世（亦见第二篇“合作者”一节）。
奥托·内森
（参见“档案”。）
格奥尔格·尼柯莱
格奥尔格·尼柯莱（Georg Nicolai，1874—1964）出生于柏林，原名
格奥尔格·勒文斯坦（Georg Lewinstein）。他是柏林大学的生理学名义
教授和夏里特医院（Charité Hospital）的高级医师，专门研究心脏病。
他应该是在医治爱因斯坦的表姐和未来的妻子爱尔莎的心脏病时认识爱
因斯坦的。作为著名的和平主义者和“新祖国联盟”（Bund
Neues
Vaterland）的成员，尼柯莱曾在爱因斯坦最初尝试政治活动时给予指
导。尼柯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起草的反战宣言《告欧洲人书》，
谴责了导致战争的无谓杀戮的极端民族主义。爱因斯坦签署了宣言，而
且显然参与了宣言的起草（参见第三篇“政治背景”一节下的《告欧洲人
书》）。他们的合作巩固了两人之间的意识形态的纽带。由于在战争期
间被控犯有叛国罪，尼柯莱被监禁，但他设法逃到丹麦。他在战争结束
时返回已成为共和国的德国，又几乎立刻激怒了极右势力，因为他发表
声明对1919年1月斯巴达克同盟领导人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被
谋杀一事表达抗议（爱因斯坦也签署了这一呼吁）。他再次就任柏林大
学的教职，又因为反犹太主义学生和右翼新闻中的野蛮抨击而被迫离
职，爱因斯坦对此表示了抗议，但没有效果（参见“声援格奥尔格·尼柯
莱”，1920年1月26日，《爱因斯坦全集》，第七卷，文件32；爱因斯坦
档案编号78—124）。尼柯莱于1921年2月被大学理事会的一个委员会正
式解职，第二年离开德国前往阿根廷，在那里担任科尔多瓦大学生理学
教授。
尼柯莱频繁的纠缠不休让人反感，冲淡了爱因斯坦对其炫目才智和
胆识的尊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尼柯莱一再要求利用爱因斯坦的名字
和资金，投入到一家爱因斯坦觉得毫无希望的出版公司，让爱因斯坦觉
得这是在操纵他（参见致格奥尔格·尼科莱的信件，大约在1917年1月22
日，以及1917年2月28日，《爱因斯坦全集》，第八卷，文件289和
303；爱因斯坦档案编号44—556以及44—552）。结果造成他们之间一
丝苦涩的阴影。爱因斯坦在1925年的拉丁美洲之行中拜访尼柯莱时，发
现后者仍然多嘴多舌，在科尔多瓦也没有被当回事（参见致爱尔莎和玛
戈特·爱因斯坦，1925年4月15日，《爱因斯坦全集》，第十四卷，文件
474；爱因斯坦档案编号143—186）。1927年，尼柯莱离开科尔多瓦前
往罗萨里奥大学，并于1936年，在紧巴巴地生活三年后，在圣地亚哥的
智利大学找到了一个职位。1964年，他在圣地亚哥去世。
1918年初，尼柯莱与爱因斯坦的大继女、曾经的恋人伊尔莎·爱因
斯坦进行了一次交流。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他有让朋友和反对者感到惊愕
的能力。当爱因斯坦正在考虑再婚时，尼柯莱鼓励伊尔莎与爱因斯坦结
婚，尽管她的家庭期望母亲爱尔莎成为未来的新娘（参见伊尔莎·爱因
斯坦致格奥尔格·尼柯莱，1918年5月22日，《爱因斯坦全集》，第八
卷，文件545；爱因斯坦档案编号82—531）。伊尔莎拒绝了这一提议，
而爱因斯坦和爱尔莎也在次年结婚。（关于格奥尔格·尼柯莱的详细生
平，可参阅组尔泽[Zuelzer]的《尼柯莱事件》[ The
Nicolai
Case]一
书。）
雅诺斯·普勒什
雅诺斯·普勒什（Janos Plesch，1878—1957）是爱因斯坦的几位医
生朋友中的另一位。他出生于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家庭，1903年成为了
柏林的一名医生。他以自己是该城的一些名人和学者的私人医生而自
豪，这些人包括音乐家阿图尔·施纳贝尔（Artur Schnabel）和弗里茨·克
莱斯勒（Fritz Kreisler）以及化学家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尽管
他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学术和研究背景，但更以举办奢华的派对、高调
的生活方式、拥有一大批昂贵的汽车而闻名。1919年，爱因斯坦第一次
见到普勒什，当时他正照顾爱因斯坦身患绝症的母亲保利娜。当爱因斯
坦自己也患上严重的心脏病的时候，也选普勒什作为自己的医生。在他
的指引下，爱因斯坦恢复了健康，康复期间还曾一度住在医生位于加图
[16]的豪宅别墅中。爱因斯坦在这一柏林西南部的湖区可以不受外界打
扰。据说普勒什和爱因斯坦都喜欢彼此粗俗的幽默感。据信爱因斯坦曾
说过“Plesch ist ein Schwein, aber er ist mein Freund”（普勒什是下流胚，
但他是我的朋友）。
1933年，普勒什和他的家人离开柏林，搬到了伦敦，在那里继续行
医。移居国外后，普勒什在格蕾特·马克斯坦（Grete Markstein）的离奇
故事中扮演了一个角色。这名维也纳的女骗子在伦敦与普勒什当面对
质，最初还让他相信自己是爱因斯坦的私生女。按照普勒什写给他老朋
友的一封信里所言，她的故事之所以可信，是因为马克斯坦的儿子与爱
因斯坦长得惊人的相似，那时爱因斯坦已经在普林斯顿定居。爱因斯坦
声称整个事件是一场骗局，事实的确如此，但他“认真对待这些指控，
还请了私人侦探”。不能排除爱因斯坦担心“丽瑟尔”在纠缠他的可能性
（参见海菲尔德和卡特[Highfield and Carter]，《阿耳伯特·爱因斯坦的
私生活》[ Private
Lives]，第91—94页；以及本书“家庭部分”一节下
的“丽瑟尔”·爱因斯坦以及对她的搜寻）。
普勒什退休后到了瑞士，并在妻子去世后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的米
尔谷（Mill Valley）。1957年，他因心脏病发作去世。
罗曼·罗兰
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866—1944）是他这一代人中最杰出
的和平主义者，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离开了他的家乡法国前往瑞
士。他第一次见到爱因斯坦是在1915年，当时两人讨论了欧洲正在上演
的噩梦。同年，他以十卷本的小说《约翰·克里斯托夫》获得诺贝尔文
学奖。
罗兰在高等师范学院最初学习的是哲学，但在1889年获得的是历史
学学位。在意大利逗留两年后，他回到法国并以关于早期歌剧史的博士
论文获得博士学位。他曾在巴黎的很多中学任教，并于1903年被任命为
索邦大学第一任音乐史教授。然而，教学并不适合他。他深信自己可以
靠写作谋生，于是在1912年辞去大学的职务。
在许多方面，爱因斯坦和罗兰一样，面临着同样的现实困境：那就
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找到一种实现永久和平的手段，以完整地保留他
们对知识分子责任的19世纪的概念。在起草《思想独立宣言》
（“Declar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Mind”）时，罗兰构思了一个属
于知识分子的世界，它将成为一个以超国家人文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艺
术家和科学家的自愿联盟。爱因斯坦毫不犹豫地附上了自己的名字。这
一事业的第一步，是两人于1919年合作，提醒公众关注东欧由于当时协
约国的封锁而陷入食品和药品短缺的困境。
虽然罗兰是致力于战后公平政治秩序的1919年“光明运动”（Clarté
movenment）的联合创始人之一，但他很快就与该运动疏远了。这发生
在联合创始人亨利·巴比塞（Henri Barbusse）率领的一翼于1920年拥抱
第三国际之时，这一举动导致了法国共产党的形成，以及布尔什维克与
非布尔什维克国际主义观念之间的决裂。1920年，罗兰出版了另外两部
小说，《皮埃尔与吕斯》（ Pierre
et
Luce）和《克莱昂波》
（ Clérambault）。这两部作品强调绝对的和平主义和个人主义，捍卫了
道德自由，认为所有这些都应该高于政治斗争。他没有试图将和平主义
与现有组织或国际行动纲领联系起来。
1930年，爱因斯坦再次与罗兰合作，当时他同意为计划中的出版物
写一篇文章，鼓励知识分子团结起来，为出于良心拒服兵役者提供道义
支持（参见1923年10月10日，“致罗曼·罗兰”；爱因斯坦档案编号84—
168）。然而，爱因斯坦的“百分之二演讲”（Two Percent Speech）引起
了罗兰的愤怒。罗兰在1931年2月20日给H.拉纳姆·布朗（H.Runham
Brown）的一封信中抱怨说，“不可能靠世界上2%的人口拒绝战斗”就能
杜绝战争。“爱因斯坦似乎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自1914年以来战争
技术已经发生了变化，并且仍在变化。这种趋势是雇用少量技术人员，
他们知道如何使用装有毒气和细菌的鱼雷以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
器”（曾被内森和诺登在《爱因斯坦论和平》中引用，第118—119
页）[17]。当爱因斯坦放弃依良心拒服兵役运动时，罗兰愈发失望地写
道，爱因斯坦是“其科学领域中的天才，在其他所有领域都是傻瓜”（参
见罗兰致斯特芬·茨威格[Stefan
Zweig]，1933年9月15日；格伦德曼
[Grundmann]，《爱因斯坦档案》[The Einstein Dossiers]，p.272）。
罗兰在德国占领法国期间孤独地度过了人生最后几年，于1944年年
底在韦兹莱（Vézelay）去世。
莫里斯（莫里茨）·索洛文
莫里斯（莫里茨）·索洛文（Maurice[Moritz]Solovine，1875—
1958）是爱因斯坦的朋友，也是奥林匹亚科学院原始成员（参见第三
篇“组织联系”一节）。他来自罗马尼亚博托沙尼（Boto?ani）的一个犹
太商人家庭，在那里的一所人文中学接受教育。到了伯尔尼后，索洛文
在1900年冬季学期入读伯尔尼大学的哲学学院，参加了各种各样的课
程。他于1902年开始接受爱因斯坦的私下课程，并扩展为兼收并蓄的哲
学讨论组，幽默地自称为奥林匹亚科学院。爱因斯坦很会玩弄词语，称
他的朋友为“Insolvini”[18]。1904年，他离开伯尔尼前往法国里昂，在那
里作为里昂大学未注册的旁听生上课，后来又转为正规生，并在1905年
正式从伯尔尼大学退学。第二年，他移居巴黎，协助编辑《哲学评论》
（ Revue philosophique）杂志。从1920年到1924年，他出版了爱因斯坦
的《狭义和广义相对论通俗读本》《几何学与经验》以及《相对论意
义》的法语译本。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翻译了一些包括德谟克利特和
赫拉克利特的希腊哲学家的作品。1938年，他翻译了爱因斯坦和利奥波
德·英费尔德（Leopold Infeld）的《物理学的进化》。最后，在20世纪
50年代，他为高迪埃·维拉斯（Gauthier-Villars）出版社制作了关于“科
学与文明”和“科学思想大师”的系列书。半个世纪后，爱因斯坦在写给
奥林匹亚科学院的赞美诗中，总结了自己和索洛文在伯尔尼贫困潦倒却
无忧无虑的日子里的友情，以及“孩子般的快乐，这种快乐伴随着一切
清晰而智慧的事物”（参见致不朽的奥林匹亚科学院，1953年4月3日；
爱因斯坦档案编号21—294）。
温特勒一家
爱因斯坦扩展家庭情感的能力，在他与温特勒家的关系中表现得很
明显。他在瑞士阿尔高州立中学读书的时候，寄宿在温特勒家。在1895
—1896学年，爱因斯坦住在约斯特·温特勒、他的妻子保利娜
（Pauline）和他们的七个孩子的家里。爱因斯坦对他们的感情很深，把
这里当作第二个家，把温特勒称为爸爸，把保利娜称为“二妈”（Mamerl
No.2）。爱因斯坦参加了家庭讨论、郊游和音乐晚会。温特勒爸爸对强
权政治根深蒂固的厌恶，对自由思想、自由主义精神以及和平主义的信
仰，给16岁的爱因斯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后，爱因斯坦谈到这种
影响时，写下了他最著名的名言之一，着意赞扬自己之前寄宿家庭的这
位家长的世界观：“对权威的盲目服从是真理最大的敌人”（参见致约斯
特·温特勒，1901年7月8日，《爱因斯坦全集》，第一卷，文件115；爱
因斯坦档案编号29—457）。在30年后反思纳粹的暴行时，他称赞了他
朋友的远见卓识：“我经常想起温特勒爸爸，想起他政治观点的远
见”（参见致玛雅·温特勒-爱因斯坦，1935年8月31日；爱因斯坦档案编
号29—417）。
约斯特来自瑞士土根堡（Toggenburg）地区，1870年至1875年在德
国耶拿大学攻读语文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1871年）与保利娜结婚。
他曾在瑞士短期工作，包括在弗里堡（Fribourg）州立中学，但是因为
自己的自由主义观点被迫从那里辞职。从1884年到1909年，他在阿尔高
州立中学的人文中学教授希腊语和历史。爱因斯坦是理科班的学生，从
来没有上过他的课。
爱因斯坦与保利娜的关系特别密切。除了对他的“二妈”孝顺之外，
爱因斯坦还将她视为母亲般的倾诉对象。他在阿劳的一年中，与保利娜
的女儿玛丽开始了一段恋情，当他对玛丽的热情冷却时，他向保利娜·
温特勒倾诉。到了苏黎世之后，他在瑞士联邦理工学校遇见了米列娃，
爱因斯坦要保利娜原谅自己辜负了玛丽。他写道，他必须努力工作寻求
出路，并在上帝的本性中寻求真理，以避免尘世的诱惑（参见给保利娜
·温特勒的信，1897年5月[？]日，《爱因斯坦全集》，第一卷，文件
34；爱因斯坦档案编号29—453）。除了这些借口，爱因斯坦对抛弃了
他的“小天使”并给母女俩带来心碎的悲痛感到遗憾。
1906年11月1日，温特勒家的一个精神错乱的儿子，小约斯特，枪
杀了他的母亲保利娜和姐夫恩斯特·班迪（Ernst
Bandi），然后开枪自
杀。心烦意乱的爱因斯坦写信给自己之前寄宿家庭的爸爸：“那些曾领
受并目睹她对他人的善良，了解她是如何真诚地追求真理和正义的人，
想到盲目的命运的苦果，怎能不感到颤抖。”他再次谈到自己和保利娜
的女儿玛丽分手给别人带来的痛苦（参见致约斯特·温特勒，1906年11
月3日，《爱因斯坦全集》，第五卷，文件41；爱因斯坦档案编号29—
460）。
除了与约斯特、保利娜和玛丽的关系之外，爱因斯坦与这家人还有
其他交往：他的妹妹玛雅嫁给了温特勒的一个儿子保罗；他最好的朋友
米凯勒·贝索与温特勒的大女儿安娜结婚；他还想撮合温特勒丧偶的女
儿罗莎·班迪-温特勒（Rosa
Bandi-Wintler）和自己的朋友雅各布·埃拉
特，但没有成功。
斯蒂芬·怀斯
斯蒂芬·塞缪尔·怀斯（Stephen Wise，1874—1949）是一位狂热的犹
太复国主义者，这在美国改革派犹太教士中很少见。爱因斯坦觉得怀斯
结合了社会进步主义和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很有吸引力，这使得两人
在爱因斯坦移民美国后建立了友谊。“最重要的是，我欣赏他在建立犹
太人自尊方面的大胆行动，以及对人类一切事物的深沉宽容和深刻理
解”（“怀斯六十诞辰贺词”，1934年3月；爱因斯坦档案编号28—
268）。
怀斯出生于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教士（拉比）家庭，在婴儿时就移
民纽约市。在1901年完成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之前，他曾担任美国犹
太复国主义者联合会（Federation of American Zionists）的名誉干事；后
来还在作为其后继组织的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Zionist
Organization of America）中担任主席和副主席。两个组织都致力于建
立“在巴勒斯坦的犹太民族之家”（Jewish National Home in Palestine）。
怀斯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一个犹太会众（Congregation）传教，
开始了他犹太教士的职业生涯。在这里，他相信宗教和公共服务是统一
的，还同时担任俄勒冈州慈善和惩教会议的官员以及州童工专员。在
1906年返回纽约之前，怀斯受邀担任著名的埃曼努埃尔教堂（Temple
Emanu-El）的拉比，但他因为担心在新的职位上不能表达自己的想法，
拒绝了这个机会。在同一年，他在上西区建立了自由犹太教堂。该教堂
打破传统，提供免费的座位，同时维持广泛的社会福利项目。
1914年，为“实现所有公民的权利平等”，他与人共同创立“全国有
色人种促进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NAACP），并进入董事会。4年后，他与著名的犹太领导人路易
斯·布兰戴斯（Louis
Brandeis）和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一起召集了美国犹太人大会（American Jewish Congress,
AJC）。该大会除了宣布所有平等权利目标之外，还试图在1919年的巴
黎和平谈判中提出统一的美国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立场。到了20世纪20
年代末，AJC在怀斯的领导下成为推动犹太人利益的强大的压力集团。
怀斯在去世之前仍然是其名誉主席。
爱因斯坦在抵达美国后于1933年与怀斯结识，当时欧洲犹太人的情
况正在变得越来越险恶。这位新移民成为怀斯的亲密盟友，因为他们都
试图在犹太社团的问题上影响罗斯福总统，并提高美国公众对纳粹威胁
的认识。在这些努力中，怀斯与罗斯福的友谊是至关重要的，尽管犹太
社团更激进的声音指责怀斯过于迎合总统的其他政治和战略关切。
爱因斯坦可能与怀斯在1933年抵制德国货物的效力方面看法有分
歧，但两人在大多数问题上意见一致，特别是需要让美国接收逃离欧洲
的越来越绝望的难民。1942年年末，当怀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讨论一则揭
露纳粹消灭欧洲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的电报时，这一点更加紧迫。
新闻发布会甚至没有成为头版新闻，尽管电报内容被披露，国务院还是
采取了新的措施把难民排除在外。怀斯和爱因斯坦感到震惊，经过长时
间恳求，才说服罗斯福总统在1944年1月设立战争难民委员会（the War
Refugee Board）。尽管面对大规模屠杀该委员会的作用有限，但到战争
结束为止，它还是拯救了大约20万犹太人。
海因里希·赞格尔
赞格尔（1874—1957）是他这一代最重要的法医学家之一，也是爱
因斯坦信赖的朋友。他出生在苏黎世州巴比空（Bubikon）的一个富裕
农场主家庭，在苏黎世州立中学接受中学教育。通过广泛的阅读，赞格
尔获得了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全面了解，并对医学、法律、政治和
伦理学的相互联系产生了广泛的兴趣。
赞格尔于1902年开始他的大学教学生涯，在苏黎世大学兽医学院担
任比较解剖学副教授，在期待苏黎世大学让自己拥有一个研究所以及法
医学的正教授职位之时，他在巴黎的巴斯德研究所和索邦大学开展研
究。在1912年，他终于获得了自己孜孜以求的苏黎世大学教授兼研究所
所长职位。同年，赞格尔几乎单枪匹马地帮助爱因斯坦获得苏黎世联邦
理工学院（ETH）的正教授职位。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赞格尔已
经在瑞士和欧洲的学术机构网络中发展了良好的关系。为让爱因斯坦获
得教授职位，他越过了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教职员和行政部门的负责
人，以便向一位1912年担任瑞士联邦委员会主席的好朋友求助（瑞士联
邦委员会主席由联邦委员会成员轮流担任，任期1年）。在此过程中，
赞格尔引发了许多人的反对，这些人认为一个州教育机构（苏黎世大
学）的教授不应该介入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这个联邦机构的事务。
除了两人个性相投之外，正如爱因斯坦所言，赞格尔和爱因斯坦在
智力和情感上的联系，在于他们都属于“孤立个体的社团，这些个体没
有沾染不同民族之间的广泛的相互仇恨，并且认为消灭战争才是道德健
康的首要原则”（“罗曼·罗兰之友选集文章”[“Contribution to the Book of
Friends of Romain Rolland”]，1925年8月18日，引自舒尔曼[Schulmann]
《知己》[ Seelenverwandte]一书的第13页）。
在爱因斯坦前往柏林之后，赞格尔开始了他非正式的角色——成为
爱因斯坦在苏黎世的家庭的看护者和监护者，该家庭实际上已经被其男
性家长遗弃了。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赞格尔都很好地履行了这一职
责。在1916年米列娃患病身体虚弱期间，他担任养父母的角色，邀请爱
因斯坦的大儿子汉斯·阿耳伯特住到自己家里，并且还照顾他生病的弟
弟爱德华，那时爱德华还在疗养院休养。
爱因斯坦和赞格尔的关系，在最后一段时间产生了误会。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之后，爱因斯坦在给赞格尔的最后一封信中，认为赞格尔在纳
粹独裁统治开始时所写的声明很伤人。当犹太人开始在德国受到迫害的
时候，赞格尔写道，“迫害了不该迫害的人”（trifft ja doch nicht die
Richtigen）。爱因斯坦对赞格尔暗示有些犹太人确实应该受到迫害感到
震惊。赞格尔没有回复过这封信。
赞格尔难以辨认的笔迹折磨了“爱因斯坦文稿项目”连续几代的编
辑，爱因斯坦也经常抱怨此事。爱因斯坦一再建议赞格尔购买一台打字
机，有一次他绝望地说自己根本就看不懂对方的一封信：“我从零碎的
部分看出，您的信肯定非常有意思，但没办法破译它。您能让一位秘书
转录一下发给我吗？”（参见舒尔曼的《知己》[ Seelenverwandte]一书的
文件326，致海因里希·赞格尔的信，写于1931年12月3日之后。）
健康
健康检查
爱因斯坦的瑞士兵役记录本显示以下健康检查结果，认为22岁
（1901年3月13日）的他不适合参军服役：
身高：171.5厘米（5英尺，7.6英寸）
胸围：87厘米（34.8英寸）
上臂：28厘米（11.2英寸）
疾病或缺陷：静脉曲张，扁平足和足底多汗
资料来源：《爱因斯坦全集》第一卷，文件91；爱因斯坦档案编号29—156。根据海伦·杜
卡斯的说法，因为不能服兵役，爱因斯坦每年都被要求缴税，一直到1940年为止。每年的记录
都保存在《兵役簿》（ Dienstbüchlein）中。
健康问题
爱因斯坦一生都苦于一些慢性健康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在他50岁
之前就发作了。它们都是消化系统疾病：肝病、胃溃疡、胆囊炎、黄疸
和肠痛。他的第一场大病是腹部溃疡，1917年在柏林与爱尔莎结婚前发
作。他搬进了爱尔莎一家人居住的房子顶层的一个房间，由爱尔莎照料
了几个月，恢复了健康。5年后，在去远东的船上，他再次出现严重的
肠道问题。6年之后的1928年，他在瑞士的兹沃茨（Zuoz）昏倒，并被
他的医生雅诺斯·普勒什诊断出患有心脏炎症。当时的治疗措施是4个月
的卧床休息和无盐饮食。由于他反复出现胃病，医生建议他少吃肉，这
常常导致人们以为他是素食主义者。他还被告知不要喝酒，这是一个多
余的建议，因为他本来就滴酒不沾。1921年他抵达纽约时，正在禁酒令
生效期间，记者问他有何看法，他回答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因为他自
己从不喝酒。（亦见《爱因斯坦全集》，第一卷，第八卷；坎塔
[Kantha]，“对阿耳伯特·爱因斯坦的慢性疾病的评估”[“An Appraisal of
Albert Einstein’s Chronic Illness”]。）
错误看法与误解
收养伊尔莎·爱因斯坦和玛戈特·爱因斯坦
（参见“家庭”一节中的“家庭关系”。）
阿斯伯格综合征
认为爱因斯坦患有这种疾病的说法，是现代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
的一个牵强附会的假设，他们听信了关于爱因斯坦的一些错误看法。那
种认为他缺乏社会同情心并在教育上发展迟缓的误解，导致了这种错误
的回顾性诊断。爱因斯坦与许多医生有着密切的友谊，他们在文字中以
及在与爱因斯坦的圈子中人的交谈中，都没有提到任何精神或情感障
碍，爱因斯坦自己的通信也没有反映这种情况。事实上，他看起来心态
不错，可能有时粗鲁或毫不在意——与许多人并无两样。他的一些社会
行为和态度在今天的社会中可能看起来不合常规，但在他那个时代和他
的环境中并不是那么反常。他非常善于交际——例如，参见他的旅行日
记就可以看出。即使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享受孤独，以追求自己的科
学时，他仍会与朋友和家人保持情感联系。
此外，有些人声称爱因斯坦的儿子爱德华的精神疾病是从爱因斯坦
那里继承的，是家族遗传。爱因斯坦这边的家庭可能有自己的问题，但
没有精神疾病。如果爱德华的精神分裂症是遗传的，那么更有可能来自
他母亲的家庭。米列娃·爱因斯坦经历了几次严重的抑郁症发作，她的
妹妹，爱德华的姨妈佐尔卡和爱德华一样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患者。
差学生
爱因斯坦是一个非常好的学生，在物理和数学方面获得高分，在大
多数其他科目中也获得高分或高于平均水平的分数。关于他的学校表现
的错觉似乎源于他在瑞士的阿尔高州立中学上学时的评分系统的变化。
一些传记作家提出了这一错误看法，是因为“1”在第一学期代表最佳成
绩，但第二学期就成了最低成绩。爱因斯坦在第一学期的物理和数学上
都是“1”，在第二学期的同样科目中则都是“6”，这导致了他一开始是个
差生的错误结论。事实上，在毕业考试中，他的平均成绩在他毕业班级
里是最高的。
支持这一错误看法的另一个证据是，他未能通过入学考试进入瑞士
联邦理工学校（后来的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不太为人所知的是，他
是在16岁的时候被特别安排提前两年参加考试（参见阿尔宾·赫尔佐格
[Albin Herzog]致古斯塔夫·迈尔[Gustav Maier]，1895年9月25日，《爱因
斯坦全集》，第一卷，文件7；爱因斯坦档案编号71—660）。他在考试
的数学和科学部分表现良好，但语言和历史部分都没过关。这并不奇
怪，因为他在中学的第一年读的是德国文法中学，那里的课程包括古典
语言（没有法语），当然也没有瑞士历史（玛雅·温特勒-爱因斯坦对哥
哥的回忆，1924年2月15日，《爱因斯坦全集》，第一卷，第lxv页）。
他在工程系入学考试中的表现非常好，如果他留在苏黎世而不是去了阿
尔高，物理学教授会允许他在年龄不够的情况下旁听自己的课程（参
见“自传提要”[Autobiographical Sketch][19]，载于泽利希的《光明的时代
与黑暗的时代》[Seelig， Helle Zeit Dunkle Zeit]第9页）。
共产主义者
爱因斯坦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不过他直率地说过，如果自己是
的话，也不会为此感到羞耻（参见致莉迪亚·休斯[Lydia Hewes]，1950
年7月10日；爱因斯坦档案编号59—984）。由于经常被人戴上这个标
签，使得他在离开欧洲之前不久的1933年9月致伦敦《泰晤士报》的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