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基因不是自私的？
断指天才
有些人信仰上帝，有些人信仰充满神秘色彩、具有神奇魔力的基因。根据后者的说法，基因无所不能，基因乃万能。基因是生物的「建筑指南」、「建造蓝图」，甚至是「材料」。你我都是根据基因打造出来的。基因规范了所有的一切：我们的健康、我们的长相、我们个性，还有两性间如何相互吸引、共组家庭等等。
演化心理学的教科书和知名学术期刊无不大肆阐扬：我们所有的行为都可溯因于遗传与基因。基因是人类存在方式的幕后操纵者，它决定了我们的择偶方式，以及我们的相爱方式。
对生物学家而言，发现了充满神奇魔力的基因，实在是天大的幸运！因为，如果没有基因，大概就没有演化心理学的存在。如何重建、回溯石器时代的情况，这一直是个棘手难题。但基因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立足点，根据这个立足点，所有人类行为都可以被一一解读。这样的立足点不可或缺，因为生物学家跟神学家一样，都受不了偶然和偶然所导致的无法预测。
法国诺贝尔生物医学奖得主贾克·莫诺（Jacques Monod）注12，曾在一九七○年的著作《机会与需求》（Chance and Necessity）中主张：生物学属于「机会」（偶然）的管辖范围。此话一出，不仅生物学界为之震撼，连宗教人士也深感不安。一直以来，生物学所追求的就是规律和法则，生物学家的看法一直就是：地球上生命的出现和动植物的演化，在一片看似混乱与毫无章法中，其实存在着某种不容置疑、牢不可破的法则。
莫诺发表他的看法后六年，年轻的英国动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注13提出了与莫诺刚好相反的论点。这位当时年仅三十五岁的牛津讲师原本没没无名，一夕间竟窜升成为新一代的生物学大师。宗教上，道金斯是一位彻底的无神论者。但跟许多信仰虔诚的人一样，他也追求秩序、追求意义、追求一个一体适用的终极解释。近年来他最广为人知的代表作是《上帝的幻觉》（The God Delusion，或译《上帝错觉》）。这本书的作用犹如《旧约全书》，道金斯也企图要世人相信，他找到了一个比基督教上帝、伊斯兰教阿拉更好、更全能的神，他找到了基因。基因无所不能，拥有无与伦比的强大力量，是一切的因。人类从母体开始，一直到死亡，所有的一切都受基因控制。基因不但主宰了动物界，也主宰了人类。
用基因的观点来阐释演化，这样的创见并非始于道金斯，虽然今天一讲到基因就想到道金斯，但真正让基因成为世界中心的，其实是一个比畅销作者道金斯略长几岁、被生物界同侪严重排挤的怪胎天才。
这个天才就是威廉·唐纳·汉弥尔顿（William Donald Hamilton），他于一九三六年出生于开罗。父亲是纽西兰裔的英国工程师，母亲是医生。汉弥尔顿在英国和苏格兰度过了童年。当时战争打得如火如荼，英国频遭空袭，汉弥尔顿的父亲奉命在家为英军制造手榴弹。同一时间，汉弥尔顿完全沉浸在自然书籍的探索中，并搜集了许多蝴蝶。有一天，汉弥尔顿在父亲的工作室里发现了制作火药的材料，并做起了实验。火药爆炸差点要了他的命，危急之际，母亲为他切除了数根右手指。休养数月，汉弥尔顿终于从这场意外中捡回一条命。
长大后，汉弥尔顿到剑桥大学念生物，躬逢其盛，见证了生物学一段既精采又令人兴奋的蓬勃发展。一九五三年，汉弥尔顿刚进剑桥，当时美国生物学家詹姆斯·华生（James Watson）注14和英国的克里克（Francis Crick）注15正好在剑桥，他们成功解读了核酸的分子结构和DNA的双螺旋结构。在此之前，学术界并没有人看好他们，化学界甚至嘲讽他们是「学术小丑」。但华生和克里克却给那些人上了重要的一课：若想了解遗传最基本的运作方式，就得从生物化学着手。至此，基因研究终于有了突破性的发展。
汉弥尔顿立刻投入此一崭新领域。一开始他就锁定两大问题：基因在演化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如何藉由数学（量化的）方式，将它所具有的意义精确的表达出来？当时达尔文的演化论正好亟需一个遗传学的基础。因为，无论是动物界或植物界，物种之所以能成功的适应环境，一定有它们独特的适应方式，即遵循遗传法则的适应方式。
当时的理论大多把研究重点放在让动物或植物较具生存优势，或较能适应环境的生物特征上，然后再据此进一步探究，这些特征能为整个动物家庭、群体或族群，带来怎么样的优势。但汉弥尔顿认为，这样的研究方向是错的。
汉弥尔顿的论点源自于一个一直以来跟生物学几乎没有交集的领域。汉弥尔顿在伦敦政经学院撰写博士论文，他花了八年的时间，企图用数学方式来表达演化过程所遵循的遗传法则，并赋予它经济学意义。身处伦敦政经学院这个到处都是经济学家的环境里，汉弥尔顿真正想探讨的或许不是生物学，而是遗传经济学。其立论基础在于，基因唯一关心的是如何让自己继续「生存」下去。但存在于一个会死的生物体中，如果基因想继续生存下去，唯有透过遗传，将基因传递给下一代。下一代身上出现越多自己的基因，就代表这个生物的生存越成功。就遗传行为和伴侣选择的观点而言，基因的任务在于尽可能的让自己繁殖，或帮助与自己血缘关系最近的族群繁殖，因为血缘关系越近，基因越相似。
汉弥尔顿的作法非常符合政经学院的作风。他以数学公式来掌握遗传法则，并且把自己的观点完全纳入「成本与效益」这个严格的经济学原理之下。如果汉弥尔顿的看法没错，那么，基因就本质而言，俨然一名数学高手和经济学家，因为基因深谙：遗传的效益除以成本，其值必须大于一除以血亲等级（或血亲程度）的值。都听懂了吗？
其实很简单：就基因的观点，如果我自己生了两个小孩，那很好，但除了自己生小孩之外，我还可以运用其它办法让我的基因遗传下去。例如，我可以协助（基因跟我有百分之五十相同的）哥哥多生养五个小孩，并抚育他们长大。第一种情况用成本与效益公式算出来的值是二，第二种情况算出来的值却高达二点五。所以，重点是：血缘关系跟我越亲近的人，越能帮助我把基因传递下去。藉此论点，汉弥尔顿同时也解释了，何以动物和人类在跟那些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戚互动时，常给人不自私的印象，原因就在于，他们会本能的计算基因遗传的成本与效益。
一九六八年，汉弥尔顿正式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虽然引起一些注意，但影响仅限于学术圈。当时较受瞩目的观点是：性别角色深受社会因素的影响，以及社会化对性别的重要性。汉弥尔顿的经济生物学在当时显得不合时宜，加上他实在是个不讨喜的大学老师，不但文章写得很复杂，还不太会教书。虽然他的个人声望在一九八○和一九九○年代持续攀升，但绝大多数的人仍觉得他是个怪胎。在此期间，他成为哈佛大学和圣保罗大学的客座教授、密西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的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的荣誉会员、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最后更成为牛津大学的教授。
汉弥尔顿钻研非主流理论的嗜好，到了晚年更是登峰造极。当这位演化生物学界的大师宣称，他找到了艾滋病大肆传染的原因时，学术界无不摇头叹息。他认为艾滋病扩散开来的最初原因是：一九五○年代在非洲行医的西方医师，误将受病毒感染的血清应用到制作小儿麻痹口服疫苗上。相关想法是他在流行音乐杂志《滚石》（Rolling Stone）上看到的。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没错，他远赴刚果。对演化生物学家而言，到雨林实地进行田野调查并非罕见，但罕见的是他提出的怪异看法。话说回来，不只汉弥尔顿，许多享誉国际的科学家到了晚年常突发异想或有怪异之举，在学术圈这种例子不胜枚举。著名的化学家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注16晚年时坚持维他命C可以治疗癌症；天文学家弗雷德·霍伊尔（Fred Hoyle）注17声称感冒病毒来自外层空间；和达尔文同样主张天择说的阿弗雪德·罗素·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注18甚至办起了招魂法会。唯一不同的是，汉弥尔顿并非老了才这样，他自年轻起就很另类。不过其它人的古怪想法，「后果」都不如他的那么致命。汉弥尔顿在刚果染上了疟疾，虽紧急返英，二○○○年三月七日仍病逝于伦敦的医院，享年六十四岁。
汉弥尔顿死前留给世人的最后印象是：一位难搞的学术泰斗。但他的理论经过多位妙笔生花的作者与魅力无穷的演说家阐述、修饰，变得大受欢迎。对许多社会生物学家和演化心理学家而言，汉弥尔顿不仅是指引方向的沉默星辰，更是位幕后英雄。他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并非藉由单一动物或植物的直接生存需求，也不是透过某一群体、族群的个别需求来解释演化，而是聚焦基因，完全以基因的观点来解释演化。汉弥尔顿所提出的「新咒语」是「总体适应度」（Inclusive fitness）注19。所谓的「总体适应度」是指：个体本身的繁殖成果，加上个体在繁殖成果上对遗传近亲的整体贡献。
如果汉弥尔顿的理论没错，那么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论就得改写了，得用基因的角度来写，一个达尔文听都没听过的东西。果真如此，要适应环境的将不再是物种，而是遗传基因。基因追求的是尽可能存在于一个健康的生物体中，好让自己不要太早死亡，并寄望自己能藉此生物体频繁的散播出去。基于这个原因，个体会不断寻找可能的交配对象，而且必然会深爱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近亲，因为我们会非常在意，他们的基因是否也能顺利、尽量的传递下去。越聪明、有成就的人，基因被散播、传递出去的机会越大。随着演化，成功者的基因数量越来越多。是的，就是这样，靠着基因的这份坚持，历史将持续的往前演进。
这样的理论若属正确，演化心理学家所面对的一切人类行为全有了答案。难以捉摸的性欲、复杂的心理状态、性格特征等，都能迎刃而解。「从基因的角度来思考选择的问题，演化生物学顿时拥有无数新面向」，美国演化心理学家戴维·巴斯欣喜若狂的表示：「总体适应度，此一理论的提出对于了解家庭心理学、利他主义、互助和群体生活，甚至是攻击性……都有极大的帮助。它几乎涵盖所有演化生物学的问题，视之为演化生物学的最高指导原则也不为过。」
在一片赞美声中，我们还是得问：基因何以如此无所不能？根据专家的说法，基因不会思考，没有需求、企图、目标，也不会做计划，它不懂得战术、策略，也没有嗅觉、味觉、视觉，没有任何感觉。基因没有大脑，说得更明白一点，它似乎什么都不是，也什么都不会，既然如此，基因凭什么是万能的？上述对基因的看法真的能称之为科学吗？汉弥尔顿会不会根本就只是一位现代版的神秘学家？他同样是在传教，只不过这次传的是「基因教」，他要我们大家信仰全知全能的基因──一个没有崇高目标，只求自我存续的基因。
基因神话
汉弥尔顿的理论之所以能发光发热，前面提到的理查德·道金斯厥功甚伟。一九四一年，道金斯出生于肯亚首都奈洛比，跟汉弥尔顿一样，道金斯也是战争儿童。父亲服役于英军，一九四九年才从非洲回到英国。道金斯毕业于牛津大学，一九六六年取得动物学博士。汉弥尔顿提出他的理论时，道金斯任教于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是助理教授。当时的柏克莱是美国学运的重镇，孕育了许多新的社会观念和乌托邦理念。不过，他们的强劲对手，优异的保守分子，也同样聚集在柏克莱，比方说麦可·季瑟林。只要有人敢说：让一个人成为这个人的关键不在于生物因素，而在于社会因素，铁定会招来季瑟林的迎面痛击，而季瑟林拿来反驳对方的利器，就是他即将要称之为「演化心理学」的理论。
学运热度渐褪，道金斯秉持生物学和心理学将有画时代转变的信念，返回牛津，只可惜升等为教授的心愿迟迟无法达成。有长达二十五年的时间，他都只是名讲师，即便当时他已全球闻名；他所撰写《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成为全球畅销书，之后他又陆续出版多册相关的畅销书籍。藉由《自私的基因》，道金斯不仅让汉弥尔顿的理论众所皆知，还进一步将它扩充为能涵盖并解释一切的文化理论。但学术界对道金斯的看法不甚热络，甚至抱持怀疑态度。因为道金斯的理论并不是奠基于事实，他没有提出任何证据；博士论文完成后，他未再从事生物学的实地研究。一九九五年他在美籍匈牙利软件大亨查尔斯·西蒙尼（Charles Simonyi）注20的赞助下，于牛津大学自然史博物馆开设了自然科学概论讲座，并成为讲座教授。
个性上，道金斯和他的精神导师汉弥尔顿可谓大异其趣。演讲时道金斯魅力无穷，写作时妙笔生花，授课时口沫横飞、慷慨激昂。不过，他们两人的立论基础几乎如出一辙。正如汉弥尔顿，道金斯也完全以基因的观点来建构他的演化史。他用极生动活泼的文字描述：所有生物，无论动物或人类，实际上都只是基因的「生存机器」（survival machine）。生物体充其量只是个「载体」或「运载工具」（vehicle），是基因为了让自己有效遗传到下一代而建造出来的。用道金斯自己的话来讲：「什么是自私的基因？……让我们先假设自己有这样的自由来谈论基因，而基因也彷佛正遵循着某些既定目标。在这过程中，我们得一再的回头确认，运用那有点松散的语言，尽可能表达出正确的意思。接着我们可以问：单一基因所追求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基本上，基因只要做到下面的描述就算达成目标：将那些基因置身于其中的身体，设计成能让基因存活下去，并得以再复制、繁衍的模样。」
简而言之，这段话传达的讯息是：你不算数，你的基因才算数！道金斯的描述彷佛战争：「这些生存机器对基因而言无异于被动的容器，基因使用它们的方式，也无异于和对手进行化学战争时必备的防护墙……。」
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道金斯「基因战争」的观点广为流传。对于这位牛津讲师战争理论的极端看法，许多生物学家感到可笑，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人引用了「演化是基因战争」的观点，并且持续传播。不胜枚举的科普畅销书奠基于道金斯的观点，兴致盎然的玩起将人类当作「基因野兽」的游戏。一个看似客观而科学的新论点俨然成型，只可惜在一片叫好又叫座的欢呼声中，针对道金斯而发的睿智反驳全被忽略了。幸好，如今曙光又现，我们终于有机会对人类与文化进行彻底的反思。
或许会有人觉得不可思议，当初怎么有那么多人推崇道金斯的理论；「自私的基因」的缺失，明显到想忽视它都不行。无论在人类或动物的群体生活中，我们都能轻而易举的发现道金斯观点不切实际的例子。但这也是它最令人啧啧称奇的地方：即便实务上根本行不通，大家还是认为它在理论上很有道理。倘若道金斯是对的，那么不管在动物或人类世界，长期下来，存活的应该都是最好的基因。但事实证明，真的有许多生物既不是最优秀，也没有竭尽所能，把握每个让基因得以延续的机会。这种现象又要怎么解释？还有，如果某个男人没有娶最迷人的女人为妻，或身为女人没有努力生儿育女，是否代表这些人的基因出问题了？不只人类有自愿放弃交配和繁殖机会的例子，既存于动物和人类世界的同性恋现象，这都是道金斯的理论无法回答的。
就连汉弥尔顿的总体适应度，以及为此而设的数学公式及套装理论，也都与事实不符，甚至相去甚远。那是生物学家在以经济学为主流的大学中，闭门造车的结果。就整个动物界而言，亲属关系只对极少数的几种动物具有意义。蠕虫、甲虫、海蟑螂、鲤鱼、盲蛇蜥、箭毒蛙等动物根本不知道有亲属，也不哺育下一代，遑论知道「遗传的效益除以成本，其值必须大于一除以血亲等级的值」，这条公式显然不存在牠们的意识与潜意识中。牠们根本不关心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动物，牠们对所谓的亲戚毫无反应。牠们的基因全睡着了？还是失灵了？对牠们而言，「血亲」与己何干！老鹰的雏鸟会为了不必分享食物，而把较弱的手足挤出鸟巢；公鳄鱼会因为不知道小鳄鱼是自己的后代而把牠吃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像大象或猿那样重视亲属关系的反而是例外。即便是猿和人，也绝非「不可抗拒的」一定跟自己血缘关系较近的亲属感情密切。没错，兄弟姊妹大多满亲近的，但不可否认，也有成年后几乎不与兄弟姊妹来往的人，甚至还为数不少！难道，这些人罹患「基因障碍」？如果不是，又要如何解释，我们跟朋友的关系往往比血亲之间更加亲密？还有，帮别人照顾小孩，例如帮女性友人照顾小孩，这在遗传学上有什么意义？为什么继父要充满爱心的照顾前人的小孩，而不干脆娶个没生过孩子的女人？
一九九○年代，情况有了改变，学术界出现不同的声音。当时以汉弥尔顿及道金斯为主流的演化心理学声望正如日中天。值此之际，许多生物学家开始对他们的理论感到不满，期待有更新、强而有力的说明；他们终于认清，复杂的演化过程绝非单靠基因就可以解释。基因不像大家一开始认为的那样，具有无远弗届的魔力。基因并非所有生物的「建筑指南」、「建造蓝图」，而是生物发展过程中一个可供运用、有趣的资源而已。
道金斯的主要批评者之一，美国演化生物学家理查德·路翁亭（Richard Lewontin）注21举了个例子，直指道金斯的缺失：有个袋子装了数百万颗小麦种子，农夫把一半的种子撒在肥沃的田地里，充分的施肥、浇水，另一半的种子撒在贫瘠的田地里。结果会如何？肥沃田地的小麦有的高、有的矮，每株不同。这很正常，因为环境虽然一样，但种子的基因各异；有的「天生」就长得比较壮。那么，贫瘠田地的情况如何呢？如出一辙，有的比较高。关键便在于基因。但如果拿这两片麦田做比较，就会发现，肥沃农田的小麦整体而言确实长得比贫瘠农田的高大、茂盛。发生在第一块农田里的差异可以百分之百归因于遗传，第二块农田里的差异也是如此。但这不代表，第一块和第二块农田之间的差异也能完全归因于遗传！
路翁亭的例子告诉我们，生物的演化不只跟基因有关。生物的生存能力与外在表现牵涉到许多因素。在某些情况下（依物种之不同），个别性也与基因同等重要，有时也牵涉到个体生活于其中的群体。基因虽然是「数据的承载者」，生物特征得靠它一代代传递下去，但我们仍然不能说基因是演化的唯一因素和决定一切的法则。基因的神奇魔力于是大幅缩减。演化过程中与基因等量齐观的，至少还有物种所置身的「舞台」，以上述例子来讲，就是肥沃或贫瘠的农田。
所谓的舞台，指的是物种的生活空间，当然也包括其社会环境。「环境」可指对其行为产生关键影响的群体，或指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也可能是突然闯入生存空间，要来瓜分资源的外来物种。二百万年前，南美洲有一种叫作骇鸟的掠食性动物，脚长，体型大如鸵鸟，属隼科，位于食物链的顶端。后来南美洲和北美洲因地狭形成而产生联结，原本生活在北美的剑齿虎因而南迁，成为彭巴草原上极具威胁性的竞食者，牠们猎食的对象几乎与骇鸟完全重迭。屈居劣势的骇鸟在很短的时间内灭绝。这样的发展根本与基因无关。
演化关系到许多层面，包括基因，在行有性生殖时发生基因交换，但除了基因之外还有环境因素，如今这已成为演化生物学界的主流观念。基因好比一台车子的机身，它并非推动演化的马达。物种能否成功生存，还仰赖许多其它因素。如果对某生物或某物种造成生存威胁的是外来因素，不管此生物或物种本身的遗传条件有多好，都无济于事。基因无法保护我们免受掠食者的攻击，或脱离火山爆发的威胁。总之，基因是构成生物体不可或缺的必要数据。但生物之所以拥有这样的构造却是生物和环境互动的结果。无论是动物或植物，只要能成功的与环境互动，就能生存下来，牠们的基因也才得以继续存在。所以，不是基因决定生物能否生存，而是生物的生存决定了基因的存在。
所有的演化理论中，这是目前最为学术界接受的。持此观点并与道金斯相提并论的学者是哈佛教授史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注22。古尔德罹癌多年，已于二○○二年去世。古尔德有许多引人入胜且销售极佳的著作，其灵感源自无数同行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他们提出各式各样的模型，从不同层面来解释生物的演化史。
根据其观点，促使演化运行的机制不仅是物竞天择和适者生存，也包括了限制。妨碍某一生物或物种发展的限制可能来自于遗传基因，也可能来自于环境。例如，被迫生活在孤岛上的某种生物，发展状况一定跟生活在大陆上的同种生物大不相同。那些限制因素有时候是优势，有时候是缺点。例如，不到一千年前，许多地中海岛屿上都还有一种体型比圣伯纳犬略大的象，因为生活在岛屿上无法迁移，又得适应岛上贫乏的食物供给，在演化过程中体型变得越来越小。生物学家给这种现象一个滑稽的名称：「岛屿侏儒化」（Insular dwarfism，或译「岛屿微型化」）。在这些岛屿上，母象青睐的对象显然不是高大和强壮的公象，否则克里特岛、马耳他岛、萨丁尼亚岛、西西里岛和塞浦路斯岛上的小矮象早就绝种了；这些岛上的象反而是越小越性感。后来这种侏儒象是因为人类而灭绝的。
对演化生物学的现状有了梗概的了解后，便会发现道金斯的观点如今已显得落伍。但更令人惊讶的是，社会生物学家和演化心理学家仍紧抓着「自私的基因」论点不放。进一步探究，也不会感到意外。因为，只要一直将人类行为归因于基因的愿望、意志与目标使然，只要一直用这种简单的生物学方法来解释人类，我们自然会相信，那些我们称之为欲望、个人特征或想象力的东西，实际上全是时而隐晦、时而明显的遗传基因在作用。
相较于此，新的演化观点几乎要让演化心理学家无立足之地。新的演化理论企图透过不同层面来解释，如此必会摧毁演化心理学的立论基础。以往可以断言的东西，现在将变得不确定。或许这正是演化心理学家顽强抵抗的原因，虽然明知自己的立论基础在今天的学界已不被认同。我们当然不能期待，知名科学家结束讲座并公开声明：「我们先前的看法是错误的！」其实，失之东隅，未必不能收之桑榆，演化心理学家如果能坦承错误，接下来未必不能丰收。新的演化理论提供一个有趣、又能有效解决困境的出发点，它就是「文化」。关于这部分，之后将有深入的讨论。
采用演化理论的新观点，反而不必面对先前的难题，比方说既然基因不具有意识，它如何产生意愿，让生物根据可靠性、有效性及经济效益等标准来择偶？虽然道金斯曾如此声明过：「自私的基因」只是一幅图像而已。遗憾的是，他没有把图像当作图像，反而把它描绘得像事实一般，并不断试图证明基因奉行「利己主义」。在他的阐述中，基因不只自私，还懂得算计，懂得如何当个精明的生意人。在他的眼里，基因遵循两大原则：一是成本多少？一是效益多大？乍听之下，简直要让人误以为，生物学乃经济学的一支，基因单凭本能便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不过，道金斯的想法难道没有可取之处？基因会不会就是个精明的生意人？
资本主义式的繁殖
演化生物学和经济学之间似乎存在着一份既古老，又历久弥新的爱。这份难分难舍的爱并非始于威廉·汉弥尔顿一九六八年在伦敦政经学院写下的博士论文。这把爱的火苗点燃于在此一百二十年前的维多利亚女皇时代，亦即当时的资本主义英国，也就是达尔文撰写《物种起源》的那个时空。当时流亡到伦敦的马克思，对达尔文的大作相当感兴趣，「达尔文在自然界里，随处见到了与英国社会如出一辙的现象。」马克斯对达尔文的这本书推崇备至，他读得非常仔细，他认为达尔文在演化论中，不只引用了社会学，还引用了经济学的概念。
比方说，演化论的著名概念「生存斗争」（Struggle for Life），就是源自于英国政治经济学家托玛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注23。马尔萨斯很早（比达尔文早了数十年）就用人口统计学的方法来研究世界人口的发展趋势，并过分悲观的推测：灾难必将降临。马尔萨斯在一八二一年斩钉截铁的预言，不久的将来，人满为患的地球将再也养活不了这么多人。
因工业革命而兴起的资本主义，以及刚要窜起、以适者生存为主轴的演化论，就「语言」上来讲，完全一拍即合。它们彼此援引，互为立论基础。当然，我们不能因为达尔文引用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某些社会学观念和方法，就说达尔文的观察和论点一定不对，但不可否认的，他的表达方式和所举的例子，确实造成了许多误导和误解，至今仍有深远的影响。
达尔文的确认为自然界里存在着成本与效益的考虑。但主张所有一切完全服膺于成本与效益法则的是美国社会生物学家罗伯特·崔弗斯，他是美国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新伯朗士威克校区的教授。在他决定主修生物学之前，曾经念过数学和历史。二十世纪七○年代，他在哈佛大学担任讲师，一如任教于牛津的道金斯，哈佛的崔弗斯，也醉心于汉弥尔顿的总体适应度。
崔弗斯比他的启发者汉弥尔顿更热中于经济术语。社会生物学家崔弗斯继承自达尔文的观点有：一、竞争乃促使各种生命形态继续发展的关键动力；二、竞争必然导致「军备竞赛」并带来进步。只可惜，自然界刚好是「持续进步」的最佳反证。比方说恐龙，虽然演化出完美的适应力，历经三大地质时代而存活，是演化得非常成功的物种，最后还是灭亡了。跟恐龙比起来，人类适应环境的能力显然没有比较好。人类是否有朝一日也能像恐龙一样缔造出傲人的演化成就，实在值得怀疑；足以支持「拥有较高智慧，在自然界里就是一大优势」的证据，实在少得可怜。号称较聪明的哺乳动物，在超过数亿年的时间里，完全生活在恐龙的阴影下，还是靠偶发的大型天灾才得以崭露头角。况且哺乳动物发展至今，数量上并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反观甲虫，一种被我们认为和聪明沾不上边的生物，却在数量上成果傲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动物在演化的过程中，不仅没有发生所谓的进步，反而还退步了，比方说蝾螈。
即便如此，崔弗斯还是认为，大自然就像不断扩张的总体经济。身处当中的生物，都是精明的男、女生意人。崔弗斯的观点在学术圈内发挥了一定的影响力，比方说演化心理学家戴维·巴斯就认为，人类的交配行为应该引用经济学观点来阐述：「我们在基础经济学的课程中都学过：拥有珍贵资源的人，绝不会根据『偶然法则』来分配他的资源。在演化的过程中，女性承担了极高的投资风险，其后果是我们身为两性物种所必须面对的，演化赋予了女性可以仔细挑选伴侣的优势。我们的女性祖先，在选择伴侣的过程中如果不够谨慎、挑剔，就得付出极高的成本代价。」
以上看法有没有问题？真实性如何？下一章会再仔细讨论。可以确定的是，一旦我们相信了崔弗斯和那些演化心理学家的话，我们的性行为将只剩下经济意义。换句话说，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那就是获利；两性以父母的角色进行投资以获得利益。就此观点，所有的生物，究其根本（因为做主的是基因）全都是资本主义者；他们只想（从异性身上）获得好处、撷取资源，只想用最少的投资创造最大的利润。根据理论，这就是演化的动力！利己主义和资本主义驱使人类不断往前，所有行为皆可溯源于此。我们就「天性而言」都是掠夺者、骗子、投资银行家、基因投机分子、持有后代基因的大股东等等。我们的所作所为，包括爱，全都可溯源于此，甚至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找到所有行为的意义与真相。那些让我们欢喜、陶醉、兴奋、着迷的东西全都是表象，都只是隐藏在背后的自私动机所制造出来的效果。利己主义和资本主义才是我们的本性，所以世界到处都有它们的踪迹。
演化心理学的所有论点中，两性理论和两性行为最具争议，对这方面的解释实在不宜把话说得太满。但讨论到其它议题时，例如人类的攻击性，演化心理学的解释又能言之有物。演化心理学家的目标在于提出适用于所有社会的性别原型，以及与此相呼应的普遍特征。当然，最后他们要进军的就是遗传论战了。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没错，过去三十年来他们搜集了无数例子，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好好检视一番。
注12：一九一○至一九七六。法国生物学家，发现了蛋白质在转录作用中扮演的调节角色，而与安德烈·利沃夫（André Lwoff）共同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他同时也是一位科学哲学作家与音乐家。
注13：一九四一年生，英国演化生物学大师，重要著作有《盲眼钟表匠》、《自私的基因》、《伊甸园外的生命长河》。
注14：一九二八年出生于芝加哥。一九五三年与克里克做出了正确的DNA分子模型，开创了分子遗传学，两人并因此项重大发现而获得一九六二年的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注15：一九一六至二○○四。他曾说过：「我的脑子和大多数科学家一样：对于世界感到好奇，然后学习以科学方法看待事情，但这并不是一种自然的做事方式，反而是种近乎诡异的方式。」
注16：一九○一至一九九四，美国化学家、教育家、作家、和平运动者，诺贝尔化学奖与和平奖得主。
注17：一九一五至二○○一，除了科学研究著作，也写过幻想小说与剧本。
注18：一八二三至一九一三，英国博物学家、演化论者，与达尔文一起提出自然选择学说，是动物地理学的奠基人。
注19：或译「总体适合度」、「整体适应度」、「整体适合度」、「概括适应度」、「内含适应度」、「血缘适合度」、「总括生殖成效」。
注20：美国微软集团创办人之一，Word、Excel等微软应用软件均在其领导下成功开发。
注21：一九二九年生，曾与史蒂芬·杰·古尔德在哈佛大学成立社会生物研究团。
注22：一九四一至二○○二，演化生物学家，美洲演化古生物学巨擘，着有《达尔文大震撼》、《猫熊的大拇指》和《生命的壮阔》。
注23：一七六六至一八三四，一七九八年发表了代表作《人口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