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第二天性
社会性别
「他永远像刚搭了三十个小时的火车，脏兮兮，疲惫不堪，又皱巴巴的，只见他歪着身子，一脸失魂落魄，不停的在那儿踱来踱去，身体彷佛随时随地想找面看不见的墙靠上去。一小撮胡须下，有张不知何故苦恼到不得不往下垂的嘴。」奥地利知名作家史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注42不喜欢这个看起来很神经质的年轻人，不过很多人奉他为偶像。佛洛伊德欣赏他那「既严肃又俊美，不时闪过一抹慧诘的脸」；瑞典文豪奥古斯都·史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注43盛赞他是「英勇的男性斗士」；奥地利剧作家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注44、德国威玛共和时期重要作家库尔特·图霍斯基（Kurt Tucholsky）注45，都对他赞誉有加，就连希特勒也说他是个「有教养的犹太人」。
奥托·魏宁格（Otto Weininger），一八八○年出生于维也纳，一辈子只写过一本书，这本书出版时他才二十三岁。很少人像他具有如此殊异的精神状态；他到底是疯子、精神病患，还是难得一见的天才？他的著作《性与性格》（Geschlecht und Charakter）乃二十世纪前半叶最受瞩目的著作之一，许多人用严格的学术角度来审视它。一九三三年被纳粹政府列为禁书前，总共再版了二十八次。这本书被列为禁书，并不是因为它的内容，而是因为作者是犹太人。
魏宁格在维也纳大学求学时主修哲学与心理学。可想而知，大家对他的风评不佳，同学们都不喜欢他。他以很快的速度完成了博士论文《爱神与赛姬》（Eros und Psyche）。此论文的构想犹如一颗震撼弹。眼见西方的没落迫在眉梢，二十二岁的魏宁格企图要以超越藩篱、打破禁忌的方式来检验西方文明，并写就一本末世预言。启发他灵感的是华格纳的歌剧《帕西法尔》（Parsifal），这出歌剧让他找到了问题所在：「交媾乃男人为压迫女人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男人跟女人发生性关系，并不是因为男人自己想要，而是想藉自己的生育能力来回报女人，并让生命得以延续下去。一笔令人不耻的交易，魏宁格认为，这种交易必须尽快结束，方法就是：男人得彻底禁欲。魏宁格带着这样的构想来到佛洛伊德居住的山间小巷拜访他。佛洛伊德读完后，既赞叹又无法认同，这让魏宁格深深受挫。回到维也纳，他着手将原本的论文扩充为书，准备出版。一九○三年六月《性与性格》问世。
这本书的问世就像一个征兆。全书不带任何歉疚，充斥着二十世纪初世界观的典型偏见、陈腔滥调及仇恨心态。魏宁格一分为二的将世界分为善与恶。属于善的有精神、道德和理智，其代表者就是男性。至于恶，属于恶的有性欲和肉体，恶的代表者当然就是女性和犹太人。女性和犹太人都是低等的，受性欲所宰制，既愚昧又淫荡。善的一方若想赢得胜利，唯一的办法就是藉由「男性原则」（M-Prinzip，「M」代表「男性」）来彻底克服犹太气质和女性气质。这个世界需要的正是「新男性」。
但他自己显然没有加入新男性的行列。被各种沉重又负面的想法折磨得精疲力竭的魏宁格，来到了贝多芬死于施瓦茨巴尼尔街的房子，他租了一个房间。一九○三年十月四日，门房发现二十三岁的魏宁格陈尸房中，子弹命中心脏。身为男性强烈的失落感让魏宁格决定结束生命。
像他这样因害怕女人而心理出现问题，因恐惧面对自身性欲而性格扭曲，因无法克服自卑情结而成为反犹太主义者的犹太人，难免会走上这一步。但那些一流的作家，例如卡尔·克劳斯和库尔特·图霍斯基，他们到底在魏宁格身上看见了什么，为什么会如此欣赏他？为什么连佛洛伊德也觉得他出类拔萃？
最关键的一点或许在于，魏宁格大胆的为「生物」和「文化」搭起了一座桥梁。魏宁格认为，就生物学的角度而言，我们具有明确的性别角色。单凭这一点，这个性格乖僻的奥地利青年足以荣登第一位演化心理学家的宝座。他甚至认为，编织和烹饪乃「女性的副性征」，这主张同时也让魏宁格的性别角色出乎意料的具有现代感。的确，连在物理系或数学系中，也都找得到喜欢下厨的男生和女生。魏宁格并不相信立论于脑沟和胼胝体的理论，也不相信演化模式，他只坚信男女双性的理论。也就是说，不管男女，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具有另一种性别的特征。而且他认为男性、女性的标准越清楚，「人」就会变得越不清楚。
这样的观念其实源自于柏林一位名叫威廉·弗立斯（Wilhelm Fliess）注46的犹太耳鼻喉科医生。不过，这位医生肯定不乐见魏宁格后来造成的巨大影响。根据弗立斯的观点，年轻的心理学家兼哲学家魏宁格发展出一套完整的性别理论。魏宁格认为每个人都是中性的，但因为个人倾向不同，有的人女性化倾向比较重，有的人男性化倾向比较重，所以才会有男、女之分。隶属于生物学的只有生理上的性别构造，至于社会上的性别角色并不属于生物学的范围。魏宁格认为，我们每个人都试图在性别中发现和找到自己。一个人渴望从「什么样」的异性那里获得性欲及情感的满足，和我们自身的性别状态很有关系；非常男性化的男人喜欢找非常女性化的女人，女性化的男人喜欢找男性化的女人，但最终还是会成为柏拉图式的整体，魏宁格说，这就是吸引的法则。
只可惜，魏宁格还愚蠢的主张，两性应共同致力于消除「女性」这种性别，让它彻底绝迹。就是这个愚蠢的主张模糊了焦点，让世人忽略他书中一项弥足珍贵的观点，对于生物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区分。之后，什么属于男性化的行为，什么符合女性化的行为，端赖我们如何去塑造和建构我们的「性别角色」。换作美国心理学家约翰·曼尼（John Money）注47于一九五五年所提出来的概念就是──塑造和建构我们的「心理性别」和「社会性别」（gender）。令人莞尔的是，将性别区分为「生物性别」和「社会性别」的作法，竟让魏宁格成了某种「理念」的开路先锋，那就是他一向深恶痛绝且视之为无意义的女性主义。
我们是被塑造成的
其实，女性主义历史悠久。但女性主义者肯定没料到会出现魏宁格这样的人物。无论如何，这位奥地利青年确实以极吊诡的方式启发了女性主义的立论灵感。妇女运动的发轫，就时间点而言，最近可追溯到法国大革命，当时的诉求为自由与平等，而且是人人平等。既然人人平等，当然包括女性，虽然当时有许多革命宣传家和参与者并不乐见男女平等。之后，工业革命进一步在十九世纪的父权社会中，为女性解放带来更大的希望。早期的女权运动者，不乏女性社会主义健将。既然马克思主张工人要向雇主争取平等，且现代机械的发展有助于劳工获得自由，那么受益者当然也应该包括女性。不过，当时的人显然还没有想到要取消男女之间的差异，亦即取消心理学上所谓的男、女角色。所以，女人还是女人，男人还是男人，这样的区分保留了下来。唯一该废除的是，由一方统治另一方。
无论如何，将某些行为归诸典型男性或女性的，这种区分在两性之间画下一道泾渭分明的鸿沟，这在魏宁格偏激的著作发表之后，逐渐成为议题。「女人是形成的，不是生成的。」一九四九年，法国女哲学家暨女权运动者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注48在著作《第二性》（Le deuxieme sexe）中写下这句名言。波娃这本书带给后世巨大的启发；达尔文视之为演化的过程，在波娃的眼里，不过是女性主义的发展历程。魏宁格堪称综合了各种批评与观点的杂烩之作，俨然变成了女性主义者迟来的立论基础。但波娃不太可能读过魏宁格偏执的见解，因为到了一九七五年《性与性格》才有法文译本。巧的是，两人有许多看法不谋而合。比方说，魏宁格说过：「阳具，是导致女人无法绝对、彻底获得自由的关键。」许多女性主义者应该会同意这句话，即便未必同意他接下来的那句：「女性是不自由的，她们终究得受制于生理需求，渴望被一个男人或甚至所有男人强暴。」
但无论如何，在魏宁格之后，最迟到西蒙·波娃，已提出区分人类的生物角色（性〔sex〕）和社会角色（性别〔gender〕）。套句约翰·曼尼的话：「性别角色（gender role），此概念乃统称一个人为了彰显自己身为男人或男孩的形象，身为女人或女孩的形象，而表现出来的所有言行举止。」然而我们能对生物角色和社会角色做出多大的区别？这两种性别角色之间又有什么密不可分的关系？
人真的可以自由塑造自己的角色吗？可以想要成为男人就成为男人，想要成为女人就成为女人？还是，打从一开始，生物上的性别就决定了一切？针对这一点，演化心理学家和女性主义者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前者认为，所有的一切都是既定的；后者认为，没有任何事情是既定的。
保守派坚称，小男孩倾向于玩机械式的玩具，例如积木或乐高玩具等，小女孩偏好玩洋娃娃或跟人际关系有关的社交游戏。男孩子脾气较粗暴，女孩子较温和。根据巴隆科恩的婴儿试验，女婴明显对人的脸孔较感兴趣，男婴对会动的玩具反应较强烈。直到今天，从事人际关系相关工作的大多是女性，从事技术相关工作的大多是男性，至少在西方国家是如此。虽然如今男女衣着不像五十年前差别那么大，但直到今天，打领带的女人还是少见，化妆的男人更是难得。
或许职业别和流行服饰会受社会因素影响，但幼儿的游戏偏好呢？尤其是以婴儿为实验对象的研究结果，又该怎么解释？为什么爱好电玩，尤其是「第一人称射击游戏」（First person shooter）的绝大多数是男孩？为什么女孩比较喜欢拿起手机讲电话？
以上都是企图消弭「生物性别」的女性主义者必须面对的难题，所幸美国文化哲学家茱蒂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注49在她女性主义经典之作《性别风波》（Gender Trouble）中提出了解决之道。巴特勒要反驳的不仅是生物性别，还有男性与女性的概念。她认为，根本不存在本体论上的「男性自身」与「女性自身」，它们只是「建构」和「诠释」的产物。或许男孩的确对科技方面的东西比较感兴趣，但这不能得出结论：科技或男孩是男性化的。我们的社会惯于遵从刻版印象或是草率归类。这种无时无刻不在区分两性的作法并没有意义，追根究柢，它源自异性恋男人的幻想。何谓「男性（化）的」与「女性（化）的」？坦白讲，没有人能做出绝对客观的判断。二者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概念或解释。所谓的生物性别，亦即一般理解的男人或女人，事实上只是一种语言及文化上的「发明」。
当我说对方具有某些特性时，我所说的不过是一种诠释，此想法源自法国哲学家傅柯。「性别自身」这种实体并不存在，此想法源自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各布·拉冈（Jacques Lacan）注50。巴特勒将二者合而为一，她说：「性别指的并不是我们具有什么，而是我们做了什么。」意思是，就算我们没有特定的行为方式，别人也会用特定的方式来解释我们的行为。只要男人和女人寻常的表现自己，就等于不断在塑造男人和女人是什么。
性别研究与女性主义是演化心理学的天敌。根据基因自私的论点，性别的根本任务在于繁殖。一切男性和女性的行为方式，都是为了有助于性交与养育后代。除此之外，均不符合生物学意义。于是，性别和社会行为被迫互为因果。一旦二者之间出现矛盾，例如不愿生小孩的夫妻、同性恋者、变装癖者、变性人、热烈追求已停经女人的男人，或自愿结扎的年轻男子……，演化心理学就踢到了铁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严重违反生物原则的行为？用生物学的角度来解释社会性别角色，立论根据薄弱。但是演化心理学家和女性主义者，又不可能同时都是对的，结果「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双方都很坚持立场，要不「一切都是天生的」，要不「一切都是后天造成的」。
一边以茱蒂斯·巴特勒为代表，一边以西蒙·巴隆科恩或戴维·巴斯为代表，两边歧见之深，彷佛鸡同鸭讲。演化心理学家一开口便是荷尔蒙、大脑功能和统计数据。但茱蒂斯·巴特勒会反驳说，大脑功能是我们自己「建构」出来的，至于针对性别角色做的统计分析无异于「语言游戏」。她会咄咄逼人的质问巴隆科恩和巴斯的追随者，「男性」和「女性」到底所指为何？只见演化心理学家面露轻蔑的微笑，一副不可置信的模样，边摇头边回答：「这有什么好问的？」
对演化心理学家来说，世人认定典型的性别行为是人类自石器时代以来具备的「生物模式」，但对女性主义者而言，它只是近代「社会建构」的产物。回顾一下历史发展，会发现一项有趣的事，这两派学说发轫于同一时期，二十世纪六○年代末期。一九六八年的学运撼动了许多原本理所当然的想法。影响所及，男人与女人的议题同样亟需一个全新的意义与秩序。在一片混乱中，当代的女性主义研究、社会学和演化心理学，纷纷展露头角。为对抗当时从生物学角度出发的世界观，女性主义喊出了口号：「生理结构并非宿命！」但演化心理学家也不甘示弱的反驳：「才怪，性别行为是大自然所赋予我们的！」
这是双方多年来壁垒分明的原因。其实这两派理论各有其立论上的弱点。以生物学为基础的观点，对「自然」的理解太过简单。如果说性别行为都是大自然所赋予，之前就得先知道什么是「自然」。只可惜，我们对「自然」的看法只停留在人类自己的设想；我们对自然的看法并非什么实体摄影，而是人类自己的阐述与解释。我们根本无从得知什么是「自然自身」。我们所知道有关自然的一切，全是人类勾勒出来的图像。
这也正是茱蒂斯·巴勒特等女性主义者最爱强调的一点：一切都只是我们的解释，一切都只是我们的认定！这在一定程度上虽然没有错，但同样有其限制。若把每个生物学的结论都归为个人诠释或文化模式，最后一定会陷入荒谬。理论上，可以把每个关于世界的看法说成是「语言游戏」，一以贯之的推下去，结果就连我们自己的看法也不过是一场无谓的语言游戏！从二十世纪八○年代到九○年代，有一批独领风骚的法国哲学家便这么做过。他们企图「解构」人类的逻辑、思考模式与信以为真的事实，那一波热潮可谓哲学界的最后绝响。幸好（实在不得不这么说），这种游戏玩到最后，不但哲学家自己厌烦，连观众也不捧场。如今，「解构主义」算是完全过时了。
人的性别角色是否一生下来就已经确定？这种问题的重要性会不会被高估了？无论是主张没有什么是天生的，或坚称性别认同取决于生物因素，都失之偏颇。答案或许介于两者之间：有天生的，那只是我们的性别，不是我们的认同。比方说男同性恋者喜欢的是男人，所表现的行为就未必是生物学上典型的男性。变性人就更不用说了。或许可以达成一点共识：性别乃生物上天生的（可以改变），但认同是一种「作为」，必须藉由习惯、感觉和自我理解逐渐形成。所以，生物性别虽然是天生的，但要不要让它具体「呈现」出来，怎么让它呈现出来，全操之在我。
女性主义者应该会支持这种看法，演化心理学家则未必。将「性别」和「认同」区分开来，对演化心理学的理论而言是一大打击。他们无法接受社会性别和生物性别之间的联结如此松散。无怪乎，演化心理学家会把西方社会越来越多样化的性别角色，看成是一种问题，甚至是一种退化。唯一能让他们感到安慰的是，别管这日趋怪异的西方社会了，何不放眼天下？瞧，全世界的男人和女人不都一样？如果每个地方的两性行为都很类似，或甚至一模一样，怎么能说它只跟「文化」有关呢？
萨摩亚
她是那个时代最受崇敬的女性学者之一，出版过四十本书，每一本都翻译成多国语言。总共有二十八所大学颁发荣誉博士给她。她企图证明，性别形象有多种可能，我们的性别形象只是当中的一种，而且男女关系不一定就像西方文明所认知的那样。她发表过上千篇相关的学术论文。在六八学运中她是众人的偶像，尤其是她那帮志同道合女斗士们的偶像。她的窜起犹如传奇，但她的殒落更是戏剧化。
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一九○一年出生于美国费城，是五个小孩中的老大，父母的政治立场倾向民主。就读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时，她是名教授法兰兹·鲍亚士（Franz Boas）注51最钟爱的女弟子之一。法兰兹·鲍亚士乃德裔美国民族学家，当时享誉国际。他证明了北美印地安人是从亚洲跨越白令海峡迁移至北美。接下来他想研究的是印地安文化、伊努特（Inuit）注52文化和玻里尼西亚文化。法兰兹·鲍亚士派玛格丽特·米德前往太平洋玻里尼西亚群岛的萨摩亚时，米德才二十三岁。在西方人的想象里，玻里尼西亚群岛就像是一则神话，它是纯真的乐园、性幻想驰骋的天地。米德只身前往萨摩亚，开始了她的田野调查。鲍亚士交付米德的研究任务是：萨摩亚少女的青春期与美国少女相同吗？到了当地，米德寄住在一个移民到萨摩亚的美国家庭中。为了跟她的研究对象沟通，米德每天学习一个小时的当地语言。米德找了二十五位年轻的萨摩亚女孩进行访谈，她花了半年的时间询问并记录她们的感受和经验。后来她将研究成果写成《萨摩亚人的成年》（Coming of age in Samoa）一书，在当时的学术界造成轰动。
这本书的结论是：萨摩亚人的青春期跟西方人的截然不同。萨摩亚的少女无论是在自我关系、与男性的关系，或与大自然的关系上，都可说是水乳交融、完美和谐。二十世纪二○年代美国少女会遇到的青春期问题，如角色冲突、压力和焦虑等，对萨摩亚少女来说都是陌生的。原因很简单，萨摩亚男人不会压迫女人，而是公平的对待女人，所以那里的生活真可谓无忧无虑。
米德的老师法兰兹·鲍亚士对这样的研究结果非常满意。因为在二十世纪初，乃至今天，「先天／天生的」（nature）还是「后天／教养的」（nurture），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演化心理学家今天所坚持的立场，很像当初的达尔文极端主义者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而反对他们的人，比方说鲍亚士，正醉心于行为研究的新兴学派，即「行为主义」（Behaviorism）注53。鲍亚士的论证方式非常现代化，他认为：如果人类所有的角色行为都是天生的，那么世界上就不该有明显的例外。但问题是，世上存在着差异极大的各种文化，这该怎么解释？米德那本有关萨摩亚文化的书刚好印证了鲍亚士的假设，并提供了强而有力的证据：各文化之间的确存在极大的差异，尤其是在男人与女人的角色上。
玛格丽特·米德迅速窜升为学术界的明星。之后她又前往新几内亚研究当地的文化。结果如出一辙，她再次证明，当地的性别角色同样与美国的大不相同。于是，原本被许多专家学者视为「理所当然」的男、女行为，现在起都得归因于各种不同的文化因素。此后，不管她到哪里进行田野调查和研究（包括峇里岛和另外七个南太平洋小岛），结论都是：性别行为的确有文化差异。米德的学术生涯一路顺遂，屡获殊荣，学界争相颁予她各种头衔与奖项。她既是享誉国际的纽约自然史博物馆教授，又是美国人类学学会的主席。
一九八一年，也就是米德过世后三年，其声望跌落谷底。肇因是纽西兰人类学家德雷克·弗里曼（Derek Freeman）注54的一本书，德雷克·弗里曼是一位深受肯定的萨摩亚专家。弗里曼比米德晚了十五年到玻里尼西亚群岛，他先在那里停留了三年，也就是一九四○到一九四三年。除了在那里教书之外，他还努力学习当地语言，甚至被当地人尊为酋长。一九四三年他自愿回到纽西兰服役。之后又去了婆罗洲，一九五○到六○年代，他重返萨摩亚，一边在大学教书，一边研究当地生活。他很震惊的发现，米德的研究跟他观察到的事实完全不符。就弗里曼接触到的，萨摩亚是一个完全由男性主导的社会，他认为米德书中的描述，有关萨摩亚社会的多情与浪漫，根本是米德的误解与偏见。弗里曼的研究结果奠基于四十年的实地考察，因此他的看法一出，立刻让米德在学术界的声望一落千丈，并引发了人类学史上最激烈且盛大的一场论战。弗里曼对米德的攻击毫不留情。年纪轻轻的女学生玛格丽特·米德根本不懂当地语言，其研究自欺欺人，她一厢情愿的将她的世界观套用在萨摩亚人身上，所以才会只看见她想看见的。
弗里曼的攻击切中要害。的确，玛格丽特·米德一开始就设定了想要的研究结果：「我们要让大家知道，人类的天性具有极强大的适应力，所以文化脉动比生理脉动更具强制性……。我们将证明，人类性格的生物基础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是会改变的。」有了这样的既定想法，难怪米德发现的全是她想发现的，她压根就没想过要找到其它的。
玛格丽特·米德被推翻了，这是演化心理学家求之不得的事。看吧，唯有藉助于伎俩和肤浅的信念，才能大言不惭的欺骗世人说：世上某些地方的两性文化与西方国家的有着天壤之别。演化心理学家洋洋得意的宣称，真相其实是：世界各地的男女角色和行为法则都很类似。
如果说米德在研究萨摩亚文化时充满了预设立场，那么试图推翻米德的人也同样如此。的确，当时年纪轻轻的米德在研究萨摩亚文化时或许力有未逮，但用一九七○和八○年代的学术标准来衡量二○年代的研究结果，这是否公平？也难怪米德的表现会显得不合格。事实上，米德的学术成就不局限于萨摩亚研究上，她后来的许多论文，就各方面而言，都相当严谨、详尽，并且独具创见。就算米德研究萨摩亚少女的著作是她学术生涯上的一大败笔，这不代表其反对者的主张：世界各文化的性别行为都极为相似或相同，就是正确的。
自我概念
米德的例子让我们了解，人类的性别行为越固定、典型，就越符合演化心理学家的期待。他们会说，纵使没有数以亿计的人行为方式雷同，也有数以百万计！如果世界各地的女人都表现得像女人，男人都表现得像男人，背后肯定有某种既存的生物因素。因为，若有数以亿万计的人都在扮演同样的社会角色，那么除了生物因素之外，还能找到其它的原因或意义吗？为什么文化因素不让众人的角色模式相异而是相似呢？
这样的论调乍听之下很有说服力，一直以来也广为大众接受。若能进一步探究性别行为是如何形成的，就会发现光靠「生物程序」这块招牌还不够。我们从小就一直学习当个小男生或小女生，并在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中建立自己的性别认同，藉由观察父母、兄弟姊妹、幼儿园和学校里的同学来学习性别行为，透过不断的尝试，一点一滴摸索出自己的性别角色。有时我们会全盘接受从环境中看到或学到的，有时我们又会反抗它，甚至拒绝它。不管是复制或排斥，藉由这种方式逐渐建立属于自己的认同。有些男孩倾向于仿效母亲的性别行为，有些女孩喜欢模仿父亲。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父母、与父母的关系，一辈子影响了我们的性别角色，其力量之大，远超过任何一项生物程序。
支持这种想法，且试图用残忍的方式证明其正确性的，就是前面提到的约翰·曼尼。他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也是社会性别概念之父。一九六七年，这位心理学家正值四十几岁的壮年，他主导了一场大胆的实验。戴维·利马（David Reimer）二岁时因为割包皮发生意外，导致阴茎毁损。他的父母正彷徨无助、不知所措，恰巧看到电视上约翰·曼尼在接受专访，于是决定求助这个知名的心理学家。曼尼接受了他们的请托，决定协助他们。由于深信是社会因素决定了人类的性别认知，所以他建议戴维的父母，把戴维当女孩子来养。于是戴维变成了布兰达（Brenda）。除了帮戴维摘除睪丸，还做了人工阴道手术。在学界与媒体的关注下，布兰达逐渐长大，并成为一个典型的女孩。这样的结果令曼尼志得意满，女性主义者更是对他推崇备至。可惜一如米德的萨摩亚事件，戴维案同样让曼尼颜面尽失。到了青春期，布兰达发现自己完全找不到归属感。男孩子嘲笑她，女孩子无法接受她。后来，布兰达知道了变性事实，她强烈排斥这个被人设定的女性角色。他决定恢复自己原本的性别，除了将名字改为戴维外，还接受了荷尔蒙治疗和相关的外科手术。可惜人生并没有从此幸福快乐。三十八岁，戴维·利马决定结束他无所适从的一生。
戴维·利马的遭遇是一则悲惨的故事。听完后会暗自窃喜的大概只有演化心理学家，他们会点头如捣蒜的说：天生的性别角色是不容人为干预的！但除此之外，或许还有其它合理的解释。很明显，布兰达的问题在于别人不接纳她。
就许多方面来看，性别角色并非绝对，而是相对的，因为它始终关系到他人对我的看法。世人对性别角色的理解，在伊斯兰马巴德跟在柏林肯定不一样，原因不是大脑结构、基因或荷尔蒙。文化会形塑我们的性别认同，无须动用到宗教或民族历史的力量。连动物界都有可相比较的例子。德国大脑专家、哥廷根大学教授盖拉德·许特（Gerald Hüther）注55指出：「一匹马喝斑马奶、跟着斑马长大，后来会比较喜欢跟斑马群在一起，而非马群。所以，并没有一项内建在这匹马体内的遗传程序会告诉牠：『你是一匹马！』反而是出生后，早期发展所累积的各种经验会在牠的大脑中建置联结。」
毫无疑问，人类一生处在「可塑」状态的时间要比马长。我们跟父母、亲戚、朋友以及其它认识的人，彼此之间的互动方式有无限的可能，并会形成无数的经验。相较于此，源自石器时代的遗传因素似乎变得无足轻重，而且总是摆脱不了那道难题：我们对原始人的实际状况所知无几，无法确定哪些行为是来自石器时代的古老遗传。举例来说，活在今天的人类，谁有办法知道旧石器时代晚期住在石窟里的克罗马农人（Cro-Magnon），或在衣索比亚高原的直立人是否有同性恋者？
我们的「社会性别认同」不是非常固定，它可以改变，可以更换，而且还很容易。今天在西方社会，女人会穿裙子和洋装，男人很少会这样穿，但这跟生物遗传没有关系。裙子和洋装有什么生物意义？为什么许多东方国家的男子穿的正是类似洋装或裙子的长袍，而非长裤？在西方国家，化妆的大多是女人，这只是目前的情况！别忘了，巴洛克时期的男人也跟女人一样扑粉、化妆；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以及其它地区，仍有男性化妆。
所以，让我们尽情描绘「性别」的那张画布不是生物，而是文化。每个性别角色都是「自我概念」的一部分。我们对自己的感觉和看法，决定了我们的认同。无论我们觉得自己是特别的男性化或女性化，这都与社会对男性化与女性化行为的看法密不可分。这也关系到我们内心的定论，评估自己有多男性化或女性化。人类总喜欢不断的评估自己，包括自己的智能、幽默感、外表、能力或技术等。直到一九六○年代，领有驾照的女性仍是稀有动物。不只男性认为开车是男人的专利，就连女性自己也相信，女人「天生」不适合开车。所幸，这样的观点已宣告阵亡；女性天生少了倒车入库基因的神话终于结束。
值得一提的是，无数针对男女空间想象能力的测验。对演化心理学家而言，测验结果理所当然是：男人轻而易举赢过女人，因为这是男人遗传自远古、从猎杀猛象起即具备的能力。姑且不论自冰河时期起即具备的方向感和空间感，是否因为年代久远而无法展现在计算机三D立体绘图上，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文化因素和自我概念影响了现代人这方面的能力；空间想象能力的发展史俨然是女性出头天的胜利史。一九七○年代，男人在空间想象能力上的表现，明显优于女性，但最新研究显示，两性在这方面的能力已毫无差别了。据此或许可以推论，过去三十年来，女性在空间想象能力上发生极惊人的遗传改变。其实，更有可能的是，社会的角色模式改变了，相较于以前，今天的女孩和女人都更乐于从事立体绘图工作。我们知道，在各种智力测验中，自信一向扮演着重要角色。
结论是什么？男人跟女人基本上没有不同。许多重要的感觉和需求是相同，或至少是极为类似。我们有生物性别，它不单是「构造」而已。但是我们对它所知不多。一旦要证明我们的某些行为是天生的，就会令人困惑。（哪些行为是全然天生的？）箭毒蛙、灰伯劳和人类，三者所具备的本能行为，就性质而言并不相同。人类发展出丰富、多样且高度的文化，所以和两栖类及鸟类截然有别。
如果社会性别是由我们自己「发明」出来的，那么两性的爱情呢？爱情同样也只是一种社会建构吗？还是它有确切的生物基础？要回答这些问题，得将玛格丽特·米德和茱蒂斯·巴特勒搁在一旁，回头看看那些滑稽的生物，比方说河马，然后大胆提出乍听之下离谱得可笑的生物问题：为什么会有性行为？为什么会有男人和女人？藉此或许能了解到，两性的爱情并非由自私的基因所管辖。演化心理学家那套清教徒式的观点：爱情源自于性，是为了长相厮守而产生的情感，也强烈遭到质疑。因为无论是为了性行为，或为了长期结合以抚育后代，都不需要爱情这项「发明」。
爱情，另有其来源。
注42：一八八一至一九四二，德语犹太作家，在二次大战期间，为躲避纳粹迫害流亡国外，辗转英美，最后落脚巴西，一九四二年与妻子在里约热内卢的家中自杀。知名著作有《一个陌生女子的来信》、《热带癫狂症患者》、《象棋的故事》、《灼人的秘密》、《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
注43：一八四九至一九一二，二十世纪瑞典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被称为瑞典现代文学之父，也是近代剧坛大师之一，写超过五十部剧本，如《父亲》、《茱莉小姐》。
注44：一八七四至一九三六，奥地利剧作家，德语文学中的讽刺大师。当过演员、记者，后成为职业作家。主要剧作有《人类的末日》。
注45：一八九○至一九三五，为改信新教的犹太人，擅长评论与讽刺文章。
注46：一八五八至一九二八年。
注47：一九二一至二○○六年。
注48：一九○八至一九八六，法国知名女作家，被誉为二十世纪女权运动的先驱。《第二性》探讨女性内心共同的本质，对当时妇运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引发一连串的女性主义运动。全书分二卷，第一卷「事实与迷思」，从宏观面讨论妇女的处境、权力及地位的变化，透过女性群体的角度思考问题。第二卷「女人今日的生活」，以微观面的研究描述各种年龄、类型女性生理、心理及处境的变化。波娃一生与存在主义作家沙特维持伴侣的关系，两人也是思想观念上的伙伴。
注49：一九五六年生，二十世纪后半叶重要思想家，其理论著作在性别研究、酷儿研究领域有所贡献；代表作《性别风波》或译《性别麻烦》，提出「性别展演」和「展演性」，引起许多学者讨论。
注50：一九○一至一九八一年。
注51：一九五八至一九四二年。
注52：北美原住民之一，分布在北极圈周围。
注53：二十世纪初起源于美国的心理学流派，主张研究可以被观察和直接测量的行为，遵守科学共有的客观性原则，使心理学在方法上日趋精确。
注54：一九一六至二○○一年。
注55：一九五一年生。
第二部 爱情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