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且抛开生物学上和人类学上的亲吻起源说，它从远古的嘴对嘴糜食法衍生而来，因为当时没有婴儿食品，要让幼儿吃软烂的食物就得靠父母嚼烂再以口喂食。相较于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的说法，美国作家威廉·古德曼（William Goldman）注81在他的知名小说《王妃新娘》（The Princess Bride）注82中，所虚构关于亲吻的犹太起源故事则美丽多了。也有人主张，恋人的亲吻感受只是口腔期的一种残留，在此则不予讨论。有关亲吻的解释不妨参考维基百科的词条（其论调与古德曼有异曲同工之妙）：「亲吻在西方世界大多用来表达爱意或（性）好感。亲吻通常发生在两个人之间，彼此亲吻嘴唇或身体其它部位。因互有好感而亲吻时，身体的感受往往很重要。恋爱中的亲吻常持久而激烈（如舌吻）。由于唇上布满末梢神经，亲吻时感官会特别敏锐。此外亲吻的近距离接触有助于费洛蒙的传递，所以亲吻能够提高性欲。」
古德曼的故事最值得注意的其实不是亲吻，而是对亲吻的高度评价。即便说评价亲吻的公式为热情、乘上忠贞、乘上强度、乘上持久，但亲吻最棒的地方在于，恋爱中的每个吻都让人觉得「特别」极了。
「感觉特别」跟「爱情」简直是密不可分。如果说爱情有部分作用是藉由他人的眼光来呈现自己，那么我们就脱离不了「特殊性」。因为我们想被他人视为「特别的」，所以我们会觉得对方「很特别」。唯有被特别的人认为特别，我们才能觉得自己特别。透过这种方式，我们的爱情永远是一种特别的爱，只要我们还感觉得到或相信它。
这背后的心理机制并不难理解。人生中所有特殊性，都只能靠感情来获得。逻辑思考和惯性动作并没有为我们制造特别感。透过感情，我们才能体验到世界是疯狂、滑稽、奇怪、令人兴奋、沮丧、激动的。感情为我们的经验添加新的质量、价值和重要性。爱情正是一种能让我们获得特别感觉的感情。换句话说，爱情的主题就是它所具有的「特殊性」。
对于我们所感觉到的，我们有内在参与感。作为一种强烈感情，爱情让我们感觉到内在参与感的极大化。在爱情中，我们透过他人的感受，以极特别的方式确认了自己的重要性。我心中「特别」的感觉引发对「特殊性」的渴望，从这种渴望中，一个完全个人的「爱情纲领」于焉成形。恋人会连手打造一个属于他们的现实。情侣都以这样的方式建构自己的世界。之前根本不屑一顾的事，现在起变得非常重要；之前觉得无聊的事，现在起有趣极了。我们会敞开心胸到自己都不相信的地步，虽然接下来可能慢慢的又阖起来。这是一场令人兴致盎然、全面的自我检视。伍迪·艾伦（Woody Allen）在电影《安妮霍尔》（Annie Hall）里有句台词：「我老婆唯一留下的就是一些书，托尔斯泰和卡夫卡。」这两位作家是男主角在认识他妻子前根本不读的。至于最爱去的餐厅，分手前是最重要、最美、最浪漫的地方，分手后成为避之唯恐不及的禁地，那里再也找不到一丝浪漫气氛。如果交了新女友还带对方去前女友最心爱的餐厅，肯定有诈。
值得注意的是，恋人都会视自己的恋情为独一无二，虽然他们明明知道这样谈恋爱的不只有他们。每个人的爱情关系是如此的截然不同，而恋爱的模式和仪式却大同小异。谈恋爱时有谁不把「我爱你」挂在嘴边，不把注意力放在对方身上，不或多或少做出象征占有的要求，有谁会不希望对方关心自己、呵护自己，不希望见到一些典型的爱情表现或仪式性行为？不这么做，反而让人觉得奇怪。我们越觉得自己的恋情不同凡响，其实跟别人的相似度越高。只有那些淡淡说出：「我们的爱，就跟大家一样。」这种人的爱情或许真有与众不同之处。
恋人最擅长美化美好的感觉，但不等于凭空捏造，不然约翰·曼尼也不会认为，我们加诸对方身上的形象，是我们根据爱情地图上的既定图式做出的投射。只不过所谓的既定图式似乎不像曼尼说的那样既定。当然，恋爱时我们都会深陷自己的想象中。正如社会哲学家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注83的珠玑妙语：「恋人爱的只是他眼里的那个情人。」透过爱情，他人在我们眼中的形象会大幅改变，并让情人偏离了「正常」的观看方式。这正是爱情绝无仅有的特质。套句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注84的话：「与外在世界的关联被淡化，而内心的张力被激化（意为增强）。此刻就得靠个人的资源才能确保其稳定性了。」
透过仪式化的行为，我们彷佛重温儿时在父母身边拥有（或缺乏）的温暖。儿童的世界充满了神奇和仪式性的感官知觉与体验。对大人而言合乎逻辑、可理解的事，小孩通常会象征性的评判为对或错。他们遵守着自己看不透却必须视为「对」的准则。小孩会赋予某些他明知不是「真的」东西特殊的光环与价值，如兔宝宝布偶或小狗玩偶。虽然四岁幼童已能分辨这些东西不是活的，也没有感觉，小孩仍然会给玩具灵魂并爱着它们。
爱情这种关系的性质，让我们就算长大了，还是懂得赋予事物价值，不让爱挑剔的理智破坏那份神奇魔力。想想看，清晨端着浓情密意的咖啡在阳台上并肩啜饮，那特别的滋味！若少了身边的人，一切显得乏善可陈。「赋予价值」乃人类最珍贵的一项财富。但是，不管是一时兴起或自愿如此，还是经过左思右想、东看西瞧才想这么做，两者都无法赋予事物价值。要产生价值就得靠正面情绪来引发想法。「由情绪产生想法」显然比「由想法产生情绪」简单许多。如果有朋友告诉我们，上次他去骑马（或潜水）感到非常快乐！不管我们有多么想，但我们的想法无法让我们变成快乐的骑士或潜水者。
几乎所有的价值观都是儿时建立的，儿时没有机会建立的人，很可能一辈子也找不到，即使出现也无法持久。给事物、兴趣、行为方式，增添正面的涵意，通常出现在儿时生活，不然就是短暂在爱情中。我记得十二岁时，我曾难过的对母亲表示，我觉得很遗憾，自己没办法像几年前那样对圣诞节充满期待。那些曾让我兴奋、觉得很有价值的东西，现在都变得好平凡。母亲同意我的看法，小时候对圣诞节的那份特殊感受，再也回不来了，对许多事情的强烈感觉都一去不返。但母亲又语带安慰的说，长大后这一切会得到补偿，藉由爱情！
只是很多人的爱情就像我的圣诞节，其中的魔力一段时间后就会消失。之前认为「神圣的」，之后变得平凡无奇。那股魔力总是消失得很突然。数不清的人因此而受苦。几十年前一窝蜂冒出了许多爱情专家，指导大家怎么让爱情永不褪色。根据他们的说法，爱情魔力的减弱、共同打造的现实逐渐消失，既不是血液中苯乙胺分泌量下降，也不是理智在被快乐冲昏头之后，终于恢复正常，而是爱得不得要领。爱情专家给的承诺是，天荒地老的爱情是可以学习的！但真的吗？
这就是下一章要探讨的主题。对于之前谈论过的，在此先做一个简短的总述。人类是生物，跟动物一样拥有情绪。由于天赋异禀，人类还具有建构复杂概念和想法的能力，能将情绪转为各种模糊的、激励人心的、沮丧的或美好的感情。感情和情绪不是一对一的关系。之所以不是，原因有二：一、正如沙其特所言，我们不是光有情绪，我们还会诠释它，并让它产生某种转化或「归因错误」。二、语言在说明感情上面临自身的局限。就像莱尔所说的，我们惯于为各种一闪而过的反应冠上一般性的名词，造成我们谈论爱情的方式，彷佛爱情跟桌子一样，都是真实的对象，而非人类靠想象力灵光一闪所建构出来的。
自我诠释（Selbstinterpretation）将我们从生物结构、动物情绪、本能、内分泌化学作用中解放出来，再上一层则是完全个人的自我概念（Selbstkonzept），它决定了我们如何诠释自己和他人。我们的自觉性认同（gewusste Identit·t）和生物性认同（biologische Identit·t）并不相同，之间的落差创造了自由发挥的空间，对爱情来说也是如此。我们之所以会爱上某人，受原生家庭的影响远大于生物因素（如较强的生物竞争条件，比较美或比较壮）。只有在青春期，自我认知和自我概念还很薄弱、不稳定时，对方的外在魅力才会成为首要考虑。
所以，我们的爱情既是经验也是发明；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奠基于童年经验的发明，且几乎与所有重要的感情息息相关。尽管对谁有性渴望牵涉到我们的性欲，但我们会爱上谁，主要还是受原生家庭及童年经验的影响。我们会爱谁，关键仍在于自我概念。
在相同的过程中，我们的自由意志增强了。性欲与意志就此分道扬镳。谁能引起我们身体的性反应，不完全由我们挑选；但我们会爱上谁，就一定掺杂了个人的想法，至少身为成年人累积了一定的经验，要不要接受某个人，我们有能力决定（即使得在爱情地图上绕一绕）。不过话说回来，爱情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直接意愿。
问题只是：到什么程度？
注71：一九○四至一九七六，德国重量级社会理论家，也是哈伯玛斯的老师。着有《科技时代的心灵：工业社会的社会心理问题》。
注72：一九○五至一九八○，法国当代著名作家、思想佳及存在主义者，出生于巴黎，曾在柏林师事存在主义大师胡赛尔及海德格。二次大战期间参与巴黎的反德活动。最重要的代表作《存在与虚无》，提出「存在先于本质」的主张，以此奠定其学术地位。
注73：一八五九至一九四一，法国哲学家，其思想被誉为二十世纪最富活力的哲学思想。着有《创造的演进》。
注74：一八五九至一九三八，德国哲学家、二十世纪现象学学派创始人。着有《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
注75：一八八九至一九七六，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胡赛尔的学生，着有《存有与时间》。
注76：一八五七至一九五二，英国科学家，在生理学和神经系统科学有很大贡献。一九三二年诺贝尔奖。
注77：一九二五至二○○○，曾获毕希纳奖（德国最具声望的文学奖），与奥地利国家图书奖等。
注78：一九○二至一九七九，德国知名心理学家与心理分析专家。着有《恐惧的原型》。
注79：一九三七年生，目前为意大利帕尔玛大学教授。
注80：一九二二至一九九七，对于情绪以及食物上瘾与肥胖关系有许多研究。
注81：一九三一年生，美国小说作家、剧作家、编剧。
注82：改编成电影后，华语片名改为《绿野芳踪》或《公主新娘》。全片并没有公主，只有准王妃。
注83：一八九五至一九七三，德国社会哲学家，参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院」的建立，并担任院长。纳粹时期流亡美国，与阿多诺、马库色等人在纽约继续研究工作。二次大战后返德，回到法兰克福大学重建「社会研究院」。
注84：一九二七至一九九八，德国当代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之一。二次大战服役于空军，曾被盟军俘虏，待过战俘营。战后攻读法律，通过国家考试任职于行政机关。六○年代于美国哈佛大学跟随社会学功能论大师帕森思（T. Parsons）从事研究，返回德国后任教于大学，包括毕勒菲尔德大学社会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