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越是寻觅爱情，越是遍寻不着？
婚姻生活这门艺术定义出一种关系，就其形式而言乃二元的，就其价值而言乃普遍的，就其强度而言乃特殊的。
──法国思想家傅柯
我们在置身天堂时结婚，在共乘一辆车时离婚。
──德国社会学家卢曼
爱情作为自我实现
我的祖父母结婚时，两人都别无选择。双方家长皆任职于铁路局，就这么约定了。小玛莉和小威利，相差五岁，嗯，满合适的。祖父、祖母从此牵手一生，相伴超过五十年。他们俩到底合不合适？从来没有合适过。祖父母的结婚对象不是自己挑选的，甚至可以说，他们的人生没有一件事是自己决定的，爱情、职业、住所、医生、信仰、生活风格、电信业者、社交圈、朋友圈，没有一样是自己挑选的。至于心理谘商师，完全没得选，因为当时还没有，不过教堂就在村子里，大家的生活需求都很低。祖父母每四年投票一次，只有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九年，选举停办而未前去。关于这个世界，他们知道的国家只有德国和奥地利。祖父一辈子最远的一趟出门就是参战，而且没有人问他：「去波兰好吗？你愿意被派去波兰吗？」
父母结婚时，他们已经能选择了。他们对人生有一定的认知，虽然还相当有限。他们结婚得很早，母亲当时才二十二岁，时值一九五○年代晚期。父亲不必当兵，因为正好碰上德国史无前例的无军备时期。他可以安心的上大学，然后成为一名设计师，这在当时是新兴行业。接着，德国经济起飞，一年比一年富裕。到了六○年代，德国知名记者、作家，同时也是制片人的奥斯瓦特·科勒（Oswalt Kolle）注116登高一呼、颂扬自由民主，至此原属于义务的性行为，也变成了意愿和选择。在此同时，父母亲的足迹遍及西欧，甚至远至摩洛哥，后来他们还搭机前往南韩及越南。他们追求不同于祖父母的生活，企图摆脱上一代的价值观。他们退出教会，在郊区买了栋房子，建立属于自己的家，之后迈入中年危机，家里加装了小耳朵，德国电视出现了第三台，遥控器问世。
我高中毕业时，市面上出现了第一台录放机。那是一九八四年。当时的电话听筒还连着长长的电话线，电话是跟电信局租的。德国的经济持续蓬勃，人民的荷包饱满。后来，德国企业大规模淘汰学徒，连大学生也变得很难找工作。不过，我还是可以自己选择要读哪所大学。不久之后，我可以选择的电视频道增加到十个。至于旅行，我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一九九○年后，甚至可以堂而皇之的踏进东德。我开始学习使用计算机，追求自己想要的爱情，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看自己想看的医生，信自己想信的宗教，过自己想过的生活。我可以自己挑选电信业者、社交圈、朋友圈，必要时还能选自己满意的心理谘商师。我享有自由，并长出了人生的第一撮白发。之后，防晒乳液的防晒效果增加了十倍，灾难性的极端气候成了既定事实。报上、书上都说，生态的破坏已无法挽回。电视不停的播报着，地球上人口超载，迁徙和争夺自然资源的战争一触即发。但我们周遭的现实环境里完全感受不到这股气氛。大家继续追求「多还要更多」；我们追求最多的爱、最多的性、最大的幸福、最优质的健康，什么都要追求到极致。每个人都想独一无二、功成名就，每个人都想身材苗条、青春永驻。
我们不再跟我们的祖父母一样，不再过平凡的人生，而是一种「选择的人生」，或者更确切的说，过着一种「自己打造出来的人生」。没错，我们可以从越来越多的生活选项中做出选择，而且是非选择不可。于是我们赶鸭子上架似的被迫自我实现，因为若不这样做，据说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所谓的自我实现，其实就是从无数选项中做出决定。所以没得选择的人就无法自我实现，非自我实现不可的人，绝对不能放弃的就是选择。于是乎，「做自己！」这个原本令人称羡的大好机会竟成了一种可怕的威胁。试问，如果我做不成自己，那该怎么办？
大家对爱情的期待同样是「多还要更多」，理由是：因为你值得！在爱情建立的关系中，我们寻找的也许是社会依靠。但在「浪漫」爱情里，我们想要的更多，我们想要一个自我实现的「完美」机会。
浪漫主义企图捕捉爱情一闪而逝的身影，并且把它放进「爱」的框架中。浪漫主义希望为爱情描绘出一幅永恒的图像。这其实不是什么新点子，无论在古希腊、文艺复兴时期或中世纪的宫廷文化里（至少在观念上），都有过类似的作法。但这种爱情观，就像之前说过的，并没有普及到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中，所以我的祖父母并没有这种观念。但今日，浪漫爱情俨然是世人唯一认同的爱情观，除了在富足的国家（至少西方世界是如此），其它地区也很常见。新式浪漫爱情最特别之处在于「大众化」。不管当初浪漫主义建构出何种爱情观，绝非针对普罗大众。浪漫主义者的理念脱离了平凡人的实际生活，它们属于上流社会，是艺术家的梦想，是特权分子的热情。
时至今日，浪漫主义成了每个人理所当然的要求。一说到爱情，不管哪个社会阶层都会异口同声说：「爱情就是要热情澎湃并且相互了解，波涛起伏并且稳健踏实。」然后人们会叹口气，接着说：「只可惜我的情人就是缺少这样或那样的特质。」当今社会的富裕乃史无前例，教育程度之高也前所未见。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同样史无前例的）自觉有权利要求快乐、幸福与选择。归功于汽车、火车、飞机、网络和行动电话，我们大幅克服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当今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就像许多人抨击的，社会底层的教育像场灾难，但大家对幸福、对爱情的要求，放诸四海皆准。或许也不尽然，其中还是有些许差别，流行于大都会的「欲望城市」文化，想必跟流行于菲士兰（Friesland）、上法耳茨（Oberpfalz）乡村的「农夫寻妻」（Bauer sucht Frau）注117问题大相径庭。无论如何，如今每个人都想在爱情里找到幸福，这样的需求似乎举世皆然。
当追求爱情成了一项大众化的需求之后，爱情原本的叛逆性格就消失了。追求爱情再也不具颠覆性，也不需要对抗社会风俗。相反的，今天的爱情堪称是最认同社会风俗的行为。十八、十九世纪，追求爱情常常得闹革命，因为想拥有爱情就得打破阶级藩篱，把爱情置于社会考虑之上。换句话说，当时人争取的是：爱情不该由社会规范，该由真挚情感来决定。到了一九六八年，学运的新浪漫主义者提出的诉求又不一样了；他们要颠覆的不是社会阶级，而是市井小民保守的「性观念」。学运提出的主张深具革命性，曾被当时的人视为惊世骇俗，但如今也变得平凡无奇、不具有任何挑战意味了。今天，没有人认为性爱自由是离经叛道或要不得的事，这其实也是好现象。社会已普遍接受，恋爱时我们对自己的生理和心理拥有自主权。当初浪漫主义者只能藉由文学来表达的理念，新浪漫主义者只能透过行动剧来传递的诉求，如今都已在我们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
我们都想活在爱情里。爱情被我们追求到极致后，爱情本身就已经是爱情的目的了。现代人的伴侣关系经常只是为了爱，跟上几代的人有很大的差别，正如浪漫主义早期健将施莱格尔所言，这是一场每个人都将参与「普遍的实验」，只是如今它普遍的程度绝非施莱格尔当初所能想象。
自我实现不好吗？
新式的爱情关系，评价极为两极化。因为对甲而言，这种爱情关系象征自由的全面胜利，达到正面「个人化」的最高层级，但是对乙而言却是件恐怖的事。例如保守的意大利哲学家乌姆贝托·迦林贝堤就认为，新式爱情一点都不好玩。在「藉由爱情达到自我实现」的关系中，他看到的只有自怜与滥用：「一个无须承受任何限制，得以尽情发挥自我的地方，势必成为极端个人主义的舞台，在那里男人一如女人，每个人都只想在别人身上追求自我。这样的关系中，重点不再是与他人建立联结，而是如何发展自我、成就自我。这是一种自怜，它在社会中找不到表达的方式，因为社会上每个人的认同，是透过他在系统中的表现及功能来确立的。基于特殊的交互作用，爱情在这个时代，因为自我实现而变得不可或缺，但也因为自我实现而变得前所未有的难以觅得。因为在爱情关系里，我们想找的不是另一个人，而是想藉另一个人来实现自我……。『你』成为实现『我』的工具。」为了对抗这种自我崇拜的趋势，迦林贝堤提出导正的方法：宗教式的自我净化。他坚信：「渴望乃超越性。」
不只保守人士和宗教界人士反对极大化追求自我的新式爱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道德哲学教授哈利·法兰克福（Harry Frankfurt）注118也认为，这种爱情让人感到不适。一如迦林贝堤，法兰克福理想中的爱情也是：非自私自利、非以自我为中心、非利己考虑的。在他的定义中，爱情极为崇高：「所谓的爱情，尤其重要的是，必须全然无私的关心被爱者的存在，关心对被爱者有益的事。爱人者希望被爱者得以尽情发展，而且不会受到伤害，爱人者这么希望并不是因为另有所图……。对爱人者而言，只有被爱者的处境是唯一重要的，无论这些处境与其它事物有何关联。」
能符合法兰克福教授定义的大概只有父母对孩子的爱，就连他自己也很怀疑这种「爱的原型」能适用于两性吗？所以他很有技巧的做了一个转折；如果他对爱情的定义不适用于男女，那么男女之间的浪漫关系就不该叫作爱：「尤其是那种本质上奠基于浪漫和性的关系，就我的定义而言，实非爱的体现与示范。那种类型的关系，通常都与一大堆极为错乱迷惑的元素结合，根本不符合爱无私关怀的本质；那种类型的关系混乱到让人无法厘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当然也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把男女间令人感到迷惑不解的事，归咎于它不符合「爱的本质」！幸好这种「本质」仅限于法兰克福教授的理论。在爱情里「个人利益必须等同于为对方牺牲奉献」，这个想法不错，很符合浪漫主义早期的思想。可惜在现实生活中，一头栽进爱情的恋人并不认识此二者的等同性，更无法像迦林贝堤所说：「一旦我们发现恋人的个人利益，除了无私无我之外，别无其它时，那个看似存在于追求自我利益和为对方无私奉献之间的冲突就会消失。」
我们不需要赞同季瑟林的自私理论（「利他主义者的脸一旦被抓破，你会发现藏在底下是一张伪君子、流着血的脸」），也能够推论出，法兰克福所主张的「个人利益必须等同于为对方牺牲奉献」，在实际的爱情关系中，既非常态，也难以维持。或许在某些幸福时刻吧，短暂片刻我们能做到，但是日复一日，许多状况接踵而来，大概就没有人做得到了。然而，两性爱情关系的问题并不在于取消存在于自私和无私之间的冲突，刚好相反，不但不能取消，还必须维持。因为或许正是这份冲突，让爱情充满张力。
存在于现代爱情关系中的无数决定，使得「个人利益」常会脱离「无私无我」。事实上，利己与利他本来就是若即若离，并非持续的融合。现代的浪漫爱情绝非无条件且长时间的追求利己与利他合而为一，而是一场永不中断的（全新）相互理解的冒险。
要心甘情愿接受这件事并不容易。也许正因如此，对于在爱情中实现自我利益，抱持批评看法的人，往往夸大其词、言过其实了。他们认为，现代人在爱情中寻找所有的意义。迦林贝堤就是个例子，他写道：「为了对抗社会现况，亦即再也没有人被允许做自己，因为每个人都必须成为机器（Apparat）要他成为的那样，而感觉到生命被异化。在此情况下，爱情成为意义的唯一避难所。」
据此，我们在爱情中寻找所有的意义。真是如此吗？迦林贝堤说「再也没有人被允许做自己」，根据的是什么？过去的情况有比现在好吗？我那经历君主统治、威玛共和、第三帝国的祖父，比我现在更能做自己吗？这些主张简直就像早期浪漫主义者（或今天早期浪漫主义社会学家）的想象：过去的传统社会总是比现在的更美好而完善。他们指的那部强制每个人怎么过生活的机器，到底是什么、是谁？迦林贝堤的话或许可以用来暗指斯大林主义，但并不适用二○○九年的西方世界。容我再问一句：今天我们之中有谁觉得生命被「异化」？这是保守派意识形态批评者的典型观念，承袭自佛洛姆、阿多诺，属于社会学中最不可撼动的陈腔滥调：世人感觉生活在异化的情况下，这是根据左派理论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批评。但「异化」是发生在我们出生前几十年，甚至一世纪前的悲剧，今天谁会为此失落而苦恼？一个人是否感到失落、觉得生活悲惨，应该根据他自己的人生经历，而非前人的。的确，童年时期奉为圭臬的价值，成长后竟时过境迁，有人为此失落深感痛苦。然而，异化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必须一心一意懊恼着与大自然渐行渐远，而不是庆幸自己有中央空调系统可以享用；我们必须深为科技的进步而抑郁难当，情愿回到过去，可以当个贫穷的农夫。然而，今天不论我们如何推崇大自然的浪漫诗意，事实上，只要去市中心那家充满自然气息的森林餐厅吃顿饭，我们就觉得很接近大自然而心满意足了；大概没有多少人真的想回到「异化」前的时代。
迦林贝堤藉由那不甚可取的理论想要表达的或许是：个人化过程并非只带来好处。个人化是件好事，它让我们享有许许多多的自由。从古至今，没有一个世代能像我们花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在自己的感受上。然而，个人化也带来了自恋、孤独和不合群的危机。无怪乎有那么多社会学家在富裕社会的个人化过程中，不只看到机会，还看到危机，尤其是爱情关系的危机。比方说婚姻，结婚是为了自我实现，离婚也是为了自我实现。个人化是缔结婚姻的重要动机，也是婚姻触礁的主要原因。我们寻找伴侣是为了成为自己，决定分手也是为了忠于自己。这些诊断并非全错，也不能算全对。问题在于，今天的爱情关系中，「期待」和「对期待的期待」的游戏变得非常复杂。若将个人化概念跟另一个概念相结合，或许比较能看清这一切，那就是：「回归」（Rückbindung）。
回归传统
就社会学的观点，个人化让我们挣脱所有枷锁之后，生活便摆荡在两大极端之间：一是自由，一是无所适从；我们虽赢得了自由，同时也失去了依归。曾经被我们或我们的父母奉为圭臬的价值，如今摇摇欲坠。不但宗教失去了意义，世界观也因各种政治立场而令人难以信服。成为欧洲公民或世界公民，看似四海为家，却也无处是故乡。如今，我们无须服膺意识形态，却得认同企业树立的系统。我们面临的窘境是：道德家大声疾呼道德沦丧，但保守派的古老价值已过时，左派曾高举的新价值也大多被推翻。或许尚可安慰的是，我们的情况至少比下一代好；我们还有某些原则可遵循，还对这个世界有使命感，还有维护正义与和平的热忱。至少理论上是如此。
不过，我们很缺乏归属感。虽称不上「异化」，却常彷徨无助。也许我们的爱情关系终将像德国社会学家乌利西·贝克（Ulrich Beck）注119所说：「家庭、婚姻、亲职、性、情欲、爱，这些是什么？喔不，该是或能是什么？如今都说不准，也问不明白了，没有人能斩钉截铁告诉你，一切都得视内容、范围、标准、道德而定，充满各种可能性，甚至还因个人而异，因关系而异，得根据所有单一情况来分析、执行、描述、解释，该怎么做，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不这么做。」
「今天，我们在爱情中寻找所有的意义」，就算这主张是错的，仍得承认，很难找到人生的意义了。如果个人化是我们如今唯一追求的，那要找到所谓的意义简直是不可能。二○○七年去世的德国法兰克福社会学家卡尔·奥托·洪德里希（Karl-Otto Hondrich）注120与贝克的看法相左，他很有技巧的反驳了贝克的个人化论点。洪德里希认为，没错，如今我们追求个人化，但同时也追求与个人化刚好相反的东西，它指出了个人化的局限与困境。洪德里希率先称这种倾向为「回归」。
先来看一下现代人的爱情世界。伴侣双方都希望在这段关系中获得满足、认同、热情与相互理解。套句卢曼的话就是，恋人想在他人的幸福中找到自己的幸福。假设有对情侣来自不同的家庭，相识之前已经历过几段恋情。家庭背景不需要差异很大，之前的恋情也不需要截然不同。我们甚至不用夸张的假设，一个在塞内加尔长大，一个住在莱比锡，想象两人都是中产阶级家庭的小孩，来自德国的中型城市，这样的条件就够了。
恋爱初期，爱情美化了所有的差异。但最晚半年，挑剔的目光开始出现。如果此时两人已同居，冲突势必上演。男人把衣服往柜子里一塞，女人拿出来迭好。即使沟通过，老是收拾残局的一方难免唠叨：「算了，你根本不会改，改得了一时也改不了一世。」不同的生活习惯只会对整齐规矩的那一方造成困扰，对随性混乱的另一方根本不是问题。整齐规矩的一方会觉得这是两人共同的事，这样下去会对他们的关系造成伤害。但随性混乱的一方却认为，这只是伴侣的个人问题，他（她）太小心眼、爱强迫别人，而且没有包容心。
表面上看起来，这是典型个人化的结果。每个人都想要对方用「个人的」方式来过「共同的」生活，没有人愿意让步。两人如果还想在一起，最后只好妥协，至于作法，比方说：每个人保有自己整理衣物的方法，但衣服分开来放，各自用各自的柜子。这对主张极端个人化理论的人而言，无疑是场胜利，因为每个人都可以贯彻自己的原则。后果不过是，两人各行其是以及增加花费。
同样的现象，细心的观察者洪德里希看到的刚好相反。他认为，情侣说好不再为衣服吵架，这并不是个人的决定，而是共同的妥协。双方之所以能达成妥协，并非基于自我考虑，而是为了维持这段关系。所以，从现在起，双方都必须遵守协议并自我克制。于是，这段关系不仅保障恋人的个体性，同时还订出了游戏规则。法国社会学家柯夫曼（Jean-Claude Kaufmann）注121甚至以此为题写了本书，书名就是《脏衣服：论日常生活之婚姻结构》（Schmutzige W·sche. Zur ehelichen Konstruktion von Alltag，一九九四）。
我们可以从衣服这个例子学到更多！除了伴侣关系中的个人化总会染上「集体化」的意味之外，双方在走进这段关系时，身上其实都带着为数可观的既定习惯和满脑子的自以为是。它们所涉及的问题，不只是把衣服揉成一团或折迭整齐而已。
但是，这些既定想法和习惯从哪儿来的？许多理论不是言之凿凿，现代人无所适从、没有确定感，不受传统束缚？我们为什么还会捍卫自己的习惯，甚至义无反顾的认定那是「正确的」？这份自信从何而来？不是因为无所适从，我们才会前仆后继的追求爱情吗？在现代人的无所归依与失去方向感中，有一点是相对稳固的，即家庭背景。一个人小时候从父母身上学到的价值观，其影响力根深柢固。无论青春期如何激烈冲撞、拒绝父母的价值体系，那些价值观终究会悄悄的回到我们身上。的确，我们是不会再像父母那样请木工来家里钉壁橱，而是到宜家家居（IKEA）买组装柜回来，但这只是不同时代的包装，根本是换汤不换药。
彷佛喝母乳一般吸入的价值观，具有强大的稳定性，因为我们长大后几乎不再建立新的价值观。岁月增进我们的理解力，让我们累积许多知识，但不变的是我们的价值观。一旦和伴侣发生冲突，原有的价值观立刻会跑出来。只要瞧瞧我们教育子女的方式就能略窥一二。我们在孩子面前搬出的那套金科玉律，不正是当年爸妈唠叨个没完、让我们痛恨不已的陈腔滥调？年纪越大，越会向保守的那一面靠拢，它所唤醒的都是再熟悉不过的东西。
自我实现不只是奠基于无可救药的个人主义，它还有一个保守的面向。针对当代的社会学分析往往严重低估了这部分。举例来说，六八学运世代坚持自己狂妄年少时的英雄事迹，其行为态度一点也不输给反动的上一代，他们顽固的捍卫二战后自己年轻时期的作为。又例如，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前雅痞兼高尔夫世代（Generation Golf）注122，虽然历经股市崩盘、金融海啸，仍然坚信人生就是一场本益比的游戏。我们越懒得改变，越不想持续学习，越容易回归传统，传统对我们而言越显得重要。援用曾经美好的过去，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吧？
熟悉和传统的事物都属于保守的一面，它们跟出生背景和家庭环境一样，不是我们能自己选择的，却是我们长大后塑造自我概念时能选择的基础。它们还是现代「爱情艺术家们」的安全防护网。只可惜两性关系问题的研究，大多聚焦于个人化，极少着眼于回归传统。比起那些汗牛充栋、有关「个人化」的论述，「回归传统」的研究或许更值得关注。根据「个人化」观点，两性问题乃因人而异、因对象而异，「回归传统」看到的就不是这样。传统因素就像是「爱情地图」中无法辨识的说明文字，在选择伴侣时或许不参与作用，但在长期的爱情关系中，却会影响我们的期待及要求。而且我们年轻时越是觉得自己不传统，日后回归传统的倾向往往越是强烈。
追求爱情
现代人的自我理解摆荡在「个人化」和「回归传统」两个极端之间，爱情也是如此。二十年来，社会学为了二者的价值陷入无谓的争辩中。延续六八学运思想的左派社会学家极力推崇个人化，保守派社会学家则大力鼓吹回归传统。对前者而言，象征爱情与生活形态全新自由的东西，对后者而言正好是足以扼杀婚姻与家庭的恐怖威胁。仔细探究不难发现，这样的争论很怪异。今天离婚率高居不下，个人化并非肇因，回归传统也未必能拯救伴侣关系。在生活中强调个人至上的人未必无法与他人结合，至于在危机时期思考传统的人，不代表挽救得了婚姻；陷入绝望才想到回归传统，对传统的婚姻模式而言是可怕的毒药。只有在那个时代，大家的成长背景相似，都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天主教徒嫁娶天主教徒，农民子女嫁娶农民子女，回归传统才能找到共同的联结。如今，这根本保障不了什么，反而会让新建立的价值观，迅速就被原生家庭的旧价值观所取代。
过去三十年，德国「一口之家」的数目大幅攀升。一九七○到八○年代离婚率暴增，到了九○年代，德国每三对夫妻就有一对离婚，都市地区更是每两对就有一对。鼓励生育成了政府数十年不变的努力目标。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我们对爱情的期待过高？是我们太不切实际，向往在浪漫的巧克力中寻找真心？奢望在两人世界的烛光中、厨房里、保险套内和壁炉旁，找到人生意义？
第三章曾经提到，根据《明镜周刊》二○○八年四月所做的调查，百分之六十三的德国女性和百分之六十九的德国男性认为「快乐和谐的伴侣关系对人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约有三分之二的德国成年人同意这项看法。不过有更多的人勾选了「拥有知心好友对人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女性高达百分之七十三，男性高达百分之六十六。
这项问卷调查的结果，让「无所适从的现代人只想躲进爱情中」的论调顿失光环。不过，另一个问题是：不认为爱情对人生有重要意义的那三分之一，他们不渴望爱情吗？
答案有好几种可能。其一，或许那些德国人根本不相信在美满的伴侣关系中能找到人生意义。或者，今天在许多事物中都能找到人生意义，不必执着于爱情。或者，德国人根本没有那么需要「人生意义」，是大家高估了它对我们的重要性。另外还有一种答案隐藏在《明镜》的另一项调查中：「你为什么是单身？」有三分之一的男性与女性受访者认为，是自己「要求太高」。另三分之一表示，单身是因为「渴望独立自主」。至于其它的原因，有些女性是「曾有过不好的经验」，男性则是「太过害羞」。
因为「完全不追求爱情」而单身的人其实少之又少。大部分的单身者之所以单身（尤其是大城市里），主要是「不敢走进伴侣关系」，他们唯恐「失去的会比获得的多」。这种「要求过高」、「要求太多」的态度，不只出现在爱情上。一九七○年代起，年轻人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持续在提升。生活一旦富裕了，自然也要求能从中得到更多。不但物质上如此，精神上也是如此。金钱不仅能买到商品，还能大幅增加人生的可种能性。随之而来的就是让人变得不知足！选择性越多，越容易不满意。今天的消费文化不只要「说是」，更要「说不」。因为，我的个体性不只取决于我「选择」了什么，还要取决于我「拒绝」了什么。一九五○和六○年代的德国小市民常以无产阶级和外国人作为讽刺的对象，而今天的中产阶级在选择心爱的歌曲时，已有一定程度的国际观了。我用来定义我自己的东西，汰换的速度快得惊人。每个选择都在等待下一个新的选择。结果，我们不但大力推崇「终身学习」，还身体力行「终身抱怨」。
所以，浪漫爱情到了今天，对它的要求往往高过于它的可能性。许多人抱怨的原因就在于自身的可能性。如今，西方国家恋爱市场之大与自由，前所未见，但个人在这个市场上的机会未必增加。许多人在选择伴侣时还是遇到不少限制。比方说，长相一般、没什么魅力、职业又很普通的人，大多没资格挑选自己的梦幻情人。事实上，充满魅力、条件好的人确实拥有较多的可能性，然而没有魅力、条件不好的人，不但没机会，常常还置身噩梦中。因为恋爱市场虽是开放、多元且自由，却不是人人平等。
至于那些重视独立自主的渴望大于伴侣关系的单身贵族，往往正处于追求事业甚于爱情的人生阶段。可惜的是，他们常会因此错失良缘。在都会地区有许多人，尤其是女性，是以牺牲家庭为代价，来成就自己的工作与事业。她们并非一开始就设定放弃爱情和家庭，只是长时间没有伴侣关系让她们习以为常，也很懂得经营单身生活。于是乎，她们只等待梦中情人主动出击。遗憾的是，能吻醒睡美人的白马王子，大多意兴阑珊。话说回来，若角色对调，公主想必也懒得搭救王子。
自一九八○年代起，「单身概念」水涨船高，一再被赋予新价值。「摇摆单身」（swinging singles）、「乐单族」（Quirkyalones）等纷纷出笼，单身成了「与众不同独立自主者」的代名词。喊出乐单族的美国女作家莎夏·卡根（Sasha Cagen）认为，真正浪漫的不是令人神经紧绷的伴侣关系，而是无法实现的渴望，爱慕、暗恋比相爱更加浪漫。关于这一点，早期浪漫主义有文学作品为证，现代浪漫主义则以美国电视影集为推手，无法实现的恋情确实比较吸引人。柏林记者克里斯提昂·舒尔特以《艾莉的异想世界》、《欲望城市》两部影集为例，针对快乐单身所做的分析相当精辟。在他看来，经济独立、购物成狂、消费成痴的现代女性浪漫主义者，虽然勇于尝试无爱之性，但骨子里最渴望的还是白马王子，一如「大人物」之于女主角凯莉。舒尔特认为，这些影集最大的贡献在于将单身女性塑造成明星。她们在经济上的确比单身男性来得强。结论呼之欲出：强势的单身女性要求太高，而弱势的单身男性表现得太差。
舒尔特进一步分析，随着新经济（New Economy）走下坡，单身女郎影集的魅力也随之消褪。影集所勾勒的生活，多金、富裕、充满欲望、沉醉在向往中，这样的氛围不再为大众所信服。舒尔特的书出版至今四年，如今的环境更为严峻，全球笼罩在金融危机的风暴中。下一波热门影集中的明星，想必不是追求爱情的雅痞，而是终于找到幸福的天涯沦落人。让单身贵族化身为困境中的偶像，已经没有看头了。
当然，现实中依然有单身朋友围绕着。生活情境不像电视影集可以轻松变换。和唯一、同一个伴侣幸福快乐的过一生，对现代人而言，可能性越来越低。所以，暂时或间歇的恢复单身，在现在一如未来，成为一件寻常、会发生的事。
所以，可以想象与实践的生活形态或许是「序列式一夫一妻制」。这肯定是人类学家海伦·费雪所乐见的，她一直想证明，生活在非洲草原的人类祖先原本就是过着这种生活：男女在一起三、四年，共同抚育孩子到离开襁褓。即使现代人不愿生小孩，但「精神上的孩子」，比方说共同的愿望、理想或乌托邦理念，还是可以维系住两个人。总之，遗传因素决定了我们会遵循三、四年为一期的共同生活生物周期，然后再分手。海伦·费雪认为，我们现在的生活形态不过是回复远古的序列式一夫一妻制。
如同前面分析过的，这样的主张充其量是人类学家的幻想。因为根本无法证明，人类祖先曾过着序列式一夫一妻的生活。事实上，在群体生活中，「阿姨和姊妹式的家庭」还比较有可能存在，若有朝一日回归此生活形态，也是完全可以想象的。此观点会在第十三章有关家庭的部分进一步探讨。
现代年轻人男女交往的平均次数，肯定比他们的祖父母高，但是否超过他们的父母就不得而知。曲线未必是不断上升，其终点也不一定是因为集体不愿走进伴侣关系，或没能力经营。最新的研究显示，德国年轻人第一次发生性行为的平均年龄三十年未变；下降的是属于社会问题的部分。至于年轻人平均的性伴侣数目自一九七○年起未再上升。即使性行为调查并非适当的依据，但至少由此可知，不能草率下结论说：与上一代相比，现在的年轻人比较没有能力经营伴侣关系。
现代人的要求都很高，很多事情变得没办法无所谓。我们对伴侣有很多要求和期望，难以自我节制。我们当然明白，对方也对我们有很高的要求（包括因自卑情结而产生的严苛要求）。爱情市场的前景之所以不乐观，不只因为年轻人对伴侣有很高的要求，还因为生育率降低，父母都十分关注小孩，也让孩子将来在寻找伴侣时会以此为标准，期待对方的注意力都在他（她）身上。小时候越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的人，长大后越可能要求伴侣以他（她）为重心。我们的「爱情地图」不仅标示出我们的性格特征，还标示出我们的行为模式。这些特征和行为正是日后我们建立价值观的准则。对于最优化「爱情效益」资本主义式的追求，虽然没有基因上的依据，却在发展心理学中找到了根据。
我们追求爱情的模式有着吊诡的结构。我们藉由另一个人来尽可能的感受自我，我们披着「伴侣」这张利他的外皮，极尽自私之能事。表面上看起来无私无我，骨子里却只想获得更多。个体性和对亲密关系的渴望，就像两条交会的钢索，我们走在上面进行一场奇特的表演，「回归传统」则是下方的安全防护网。一旦关系失败，我们就会跌落网上，重新发现我们的原生家庭与朋友。
这并不否定，亲密关系中存在「真正」的关怀与同理心。想在他人的幸福中找到自己幸福，无可避免的也会让我们把他人的烦恼视为自己的。为他人而「存在」，是人类自古以来便有的一种原始需求。美国麻州大学波士顿分校的研究者罗伯特·魏斯（Robert Weiss）认为，没有机会对他人付出关怀与同理心，比得不到更可怕。无法付出的人也没有能力去爱。这不是什么新观点。在爱情中，我们不只想拥有，我们还想献上些什么。是什么呢？我们的「灵魂」吗？
爱情教
「如今，大家谈论爱情和家庭的方式就像几世纪前人们谈论上帝一样。渴望的是救赎与慈悲；争辩的是不切实际的流行看法，在渴望的密室中所具有的真实性，这一切都带有几分宗教意味，即将彼岸的希望寄托于现世。」这是二十年前德国社会学家乌利西·贝克与妻子伊利莎白·贝克在惊世之作《爱情的正常性混乱》（Das ganz nomale Chaos der Liebe，一九九○）中所点燃的火花。这本书针对现代爱情提出了许多看法，包括颇具争议的观念与大胆推测。近三十年来，乌利西·贝克带有挑衅的观点丰富了德国的社会学界。他任教于慕尼黑大学和伦敦政经学院，是思想的先锋，个性天真憨直。身为左派的他，政治立场反复无常，一下子是激进、敢冲、不肯妥协的前卫派，一下子又是深思熟虑、瞻前顾后的保守派。贝克鼓吹「极端个人化」，对他而言这不仅是理论，更是实际人生。贝克最特别的一点是，无论当代德国社会学家在研究什么，都可以发现贝克已探索过该领域。贝克乃现代思想的开路先锋，是意义问题的先驱，他也是杰出的修辞家。
贝克的书就像末世寓言：人们一直在追求爱情，却再也没有能力去爱了！对许多社会学家而言，《艾莉的异想世界》确实如贝克所言，代表的是：「爱情变得前所未有的不可或缺，同时也是前所未有的难以觅得。但越是不可能，爱情就越显得诱人、充满象征性、令人神往且具有救赎魔力。如此莫名其妙的运作法则隐藏在离婚和再婚数字的背后，隐藏在那股疯狂渴望的背后，想要在『你』中找到『我』，并藉此寻获解脱。这股救赎的饥渴让世人奋不顾身、前仆后继。」现代人既是猎人，也是采集者，一心一意追求性与爱、陶醉与满足。这一切迫使「过去藉由上帝、国家、阶级、政治和家庭而得以治理的世界，完全被取代了。现在唯一重要的是我，除了我还是我，不然就是能帮助我成就自我的你。如果这个你不行，还可以换另外一个你。」
所以，我们追求的根本不是另一个人？我们要的根本不是一个合适的伴侣，因为最后我们不但找不到，甚至也不想要那个绝对了？如今，爱情本身就已经成为爱情的目的。生活在这个社会的恋人都知道，爱情自始至终避免不了失望，电影里的情人一旦得到彼此，接下来就没戏唱了。高潮迭起已过，剧情无法上攻，只有走下坡了。
在这层意义上，乌利西·贝克视爱情为宗教。爱情乃「宗教后的宗教」、「正统后的正统」、「全心关注自我发展社会中的一块圣地」。我们热爱、崇拜、渴望爱情。我们整个身、心、灵都渴望投入爱情的怀抱。爱情超越了所有，是最重要的一种状态。广告与媒体不断推波助澜，让我们对爱情的想象无限扩张，渴望在对方的怀里得到救赎，渴望在床上达到人我合一的境界。
二十年后的今天，贝克的主张依然有效吗？艾莉是个在没有神的世界中寻找神的绝望者？是在鞋店里流连的德瑞莎修女？无庸置疑，今天的爱情是取代了过去宗教曾具有的功能。在宗教中世人期望获得与神同在的一体感，只要你相信基督教的上帝，祂就会如你所是的接纳你，这样的内在联系曾是人们的心灵支柱。藉由上帝的安排，人们在世上找到安身立命的处所，就像爱情能为我们提供避风港，让那艘名为「共同体」的船靠岸。西方的宗教信仰逐渐没落，或许就是因为人们在爱情里发现新的宗教？还是刚好相反，因为虔诚的信仰没落了，人们才亟需替代品以弥补留下的空白，而让爱情有了发挥的舞台。只是谁都没想到爱情会蓬勃发展到这地步。
把对爱情与宗教的想象相提并论，乍看之下并无不妥。就其发展史来看，人类对它们的需求颇相似。人类生物学家却认为，不管是爱情或宗教信仰，对人类而言都是多余的。之所以仍会对二者产生渴望，因为它们是人类感性的副产品。其作用都在于填补人类因追问「意义」而形成的巨大缺口。一旦开始知道提出这问题，它就在我们的生命形成缺口。宗教信仰和爱情，衍生自人类的情绪及社交智能，它们都是「拱肩」。比起爱情与宗教的相似性，更令我们惊讶的是：在人类的历史上，它们大多是分开的。在一神论的信仰传统中，总是出现两相对立的观念：爱与恨、兄弟之邦与非我族类、教友与敌人、棕枝与刀剑。幸好，现在绝大多数的一神教，例如基督宗教，都不再要求信徒相信只有自己才是唯一的真理。现代宗教不再号召圣战而是追求和平，许多充满价值的教义也保留下来，例如乐善好施、友爱他人等。
爱情与宗教的共通点是要求全然、极致。两者都追求完整，完整的人、完整的个人小宇宙。但要掌握住个人、其生命与世界的完整性，根据人类的理解，这是不可能的事。彻底、极致的境界是无法理解，而是要去体会，且是一种自明（Evidenzen）的体会。说得白话一点：完整性必须靠感觉！就像我们对上帝、对死亡的理解总显得不足，我们对爱情的理解也总是有局限。德国英美文学学者与文学理论家沃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注123说：「只要我们活着，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活着。如果尝试要去知道，当我们活着时，什么是活着，我们就被迫为这个无法得知的事情创造意义。我们得不断创造各种想象，同时也要创造反驳的论点，因为需要去解释与说明真相，而这才是能突显其两难的唯一处境。」
关于爱情，无论我们相信知道了什么，它都只是一种离开了我们的幻想，便失去真实立足点的想法。正因为如此，它反而能让各种看似完美的感受与自我感受，尽情发挥。爱情无法被推翻，顶多让我们失望。我们可以在爱情中感受人我合一，却不必真的跟对方变成连体婴；我们可以在爱情里感受水乳交融，却不必真的跟对方融在一块。我们看见「源源不绝的可能性，虽然那在别人眼里是大胖子、胡碴，和（唠叨个没完的）言不及意。」
此刻即天堂！爱情取代了宗教原本具有的社会功能，成了宗教的后继者。根据天主教教规，教徒终身不得（若有，只准一次）申请退教，而今天的爱情关系是可以单方面终止的。如果天堂梦碎跌落地狱，便可以解除这项结合。
这一点让宗教与爱情分道扬镳。爱情虽然也能提供慰藉、给予接纳，点燃希望、塑造意义，但爱情始终是两个相爱个体之间的事。但宗教不同，它能创造社会意义，为众人订出行为规范，形成社会上人与人交往的道德标准。视爱情为宗教的替代品，只会导致严重的不合群和排他现象。爱情眼里容不下沙子，顶多容得下几个小孩。在爱情中（大多数的情况）没有第三者，两人对抗外在世界，而内在世界就像个防核防空洞，但是只有两个位置。无所谓，重要的是我们拥有彼此──喔，或许还有金莎巧克力……。
注116：一九二八至二○一○，德国当代性教育、性启蒙之父，既是记者又是作家和电影制片，拍摄过多部性教育影片，在欧洲造成轰动。
注117：德国知名的婚友电视节目。
注118：一九二九年生，着有哲学畅销书《放屁！》，讨论社会上的「谎言」，出版至今已有十种语言以上的翻译版本。
注119：一九四四年生，主要研究领域为「生态问题」、「风险社会」、「个体化」和「全球化」等议题。
注120：一九三七至二○○七，曾任教于法兰克福大学社会与政治分析研究所。
注121：一九四八年生，巴黎索尔邦第五大学社会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着有《夫妻关系》、《女人的身体、男人的目光》、《相爱后的第一个早晨：爱情是怎么发生的？》。
注122：指出生于一九六五至一九七五、成长于一九八○年代的德国人，家庭经济条件优渥，由于此世代的父母流行在他们高中毕业时，赠送福斯的高尔夫（Golf）型车款为毕业礼物，而泛称为「高尔夫世代」。单身主义世代，主张不婚、不生小孩，大多数人不太在乎事业和金钱，感情与性观念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