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鼓励教师成为探索自然、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人。教师只有达到这样一种境界，才能教育好孩子们。
七、关注人类命运，具有社会责任感
我心中的理想教师，应该是一个关注人类命运，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教师。
教育不光是给学生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积极生活的态度。教育本身就是生活。我们经常埋怨社会这儿不好、那儿不好，但是我们很少想到，我们埋怨的东西，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自己制造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不好的教育是病态社会的根源，所以教师要有社会责任感，努力把我们的教育越办越好。
作为一个理想的教师，他应该非常关注社会，非常关注人类命运，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也只有拥有社会责任感的教师才能培养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比如教师在课堂上和学生讨论环境、人口等问题，能唤起学生对这些问题的关注。
如果教师们整天关心的是名次和分数，那孩子们的心胸怎么能开阔？学校里的世界和外面的世界应该是息息相关的，而现在却是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学校里的生活很无奈。因此，要使学生更好地生活，要使未来的社会更加理想、更加完美，我们首先要净化校园，使我们的学生具有人文关怀精神。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孩子在离开学校的时候，带走的不仅仅是分数，更重要的是带走他对未来社会的理想追求。
我认为，理想的教师应该这样去做。也就是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未来做准备。我们的教育是为了未来的教育，是着眼于孩子一生的教育。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以说，校长的社会责任感，教师的社会责任感，影响着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校园的民主方式、教育方式，直接影响到孩子们的生活方式。我希望我们的教师能积极关注窗外的世界。
八、坚忍、顽强，不怕挫折
我心中的理想教师，应该是一个坚忍、顽强，不向挫折弯腰的教师。
教师生存在不同的环境中，有的在重点学校，有的在非重点学校；有的在城市，有的在农村。学生也有不同的成长背景和基础。有的人经常埋怨自己工作的学校太差，总是希望能换一个更好的环境。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是我想说，所有的环境都能产生教育家；所有的磨难都可能造就教育家。也许把这个蹩脚的学校领导好，让这里的孩子得到最好的发展，就是你的使命。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事实上，环境的好坏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在一所名气很大的重点学校，它的规范有很多，教师的自由发挥会很少；而在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学校，教师的创造性可以得到更好的发挥。我经常对我们的优秀校长说，你得意可以，但不要忘形，因为不是你的教学水平特别高，而是你的高素质学生造就了你和你的学校、你的老师。说句老实话，把这些重点学校的学生放在哪里，他们都会很好地发挥，因为在多年的教育中，他们已经养成了自我学习、自我教育、自我发展的习惯。真正见功夫的是一个教师能把差的学生教育好，一个校长能把差的学校管理好。
所以，我要求我们的优秀学校必须帮助或合并一所基础薄弱的学校，否则看不出那些优秀学校的校长、教师有什么真功夫。有人说：“像我这样的教师，只能到优秀的学校教优秀的学生。”我不能说他的话一点儿道理都没有，但我觉得，只会教好学生的教师不是好教师，只会教好学生的学校也不一定是非常优秀的学校。
当然，这不是社会的普遍价值观，而是我作为一个教育学者和教育管理者的价值观。我倡导的是教育平等，我寻求的是给每个孩子创造平等的教育机会，所以我才会花很大的精力去改造、扶持相对落后的学校。江苏为什么搞那么多重点学校？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强化重点达到消灭重点的目的。我认为，教育行政部门应该将基础薄弱的学校放在重要位置上考虑。孩子们天生都是平等的，应该拥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教育应该给家长选择的权利，也应该给孩子选择的权利。政府要做的事情不应该是禁止选择，而应该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给每个孩子创造相对公平的环境。
我觉得，对一个教师的成长来说，坚韧不拔的意志力非常重要。行百里者半九十，为什么？因为绝大多数人走到最后的十里路时就泄气了，停下来了，而真正成功的人会坚持走完最后的十里路。这要靠毅力，靠恒心。有很多教师就是因为在成功的边缘退却，导致功亏一篑的。
当然，不是所有的教师都能成为理想的教师，因为人是有差异的，人的价值观也是有差异的。有些人希望轰轰烈烈，希望有声有色，希望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非常有成就的教育家；也有些人就希望平平淡淡、安安静静。我们不能强求每个教师都有我所讲的理想和追求，但是我想，如果一个社会、一个校园没有这样一些怀抱理想的教师，那既是社会的悲哀，也是教育的悲哀。
教育需要理想，因为只有燃烧起教育理想的火焰，我们整个民族才能变得强盛，变得有凝聚力，我们才能在与世界各国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我们应该鼓励我们的教师、我们的学校，在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理想，因为我们已经接近成功的边缘。教育是永恒的事业。一代教师的追求、两代教师的追求、全体教师的追求，会在校园里燃烧起教育理想的火花，从而使我们全民族燃烧起教育理想的火花。
我希望中国的教育充满理想！也希望我们的教师、校长永远充满理想、激情和诗意！
（朱永新）
教师教育的奇迹
用生命铸就辉煌
——名师孙维刚和他的教育事业
初识孙维刚，我惊诧于他取得的众多的荣誉和辉煌的教学成果：特级教师，中国数学会理事，北京市首批有突出贡献专家，北京市十大杰出教师，北京市模范班主任，国家数学奥林匹克首批高级教练，全国十佳职业道德标兵，全国人大代表……1997年9月10日，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北京市教委、北京市教育工会联合作出在全市教育系统开展向孙维刚同志学习的决定。1999年，孙维刚获苏步青数学教育全国一等奖，北京市首届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特等奖，并被评为建国50年来50名“首都楷模”之一。2000年，他又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
从1980年到1998年，孙维刚在北京二十二中，从初一开始接学生一直到高三学生毕业，他既当数学教师又做班主任，进行了三轮教育教学实验改革。1986年毕业的第一轮实验班，全班41人中，上线40人，上本科线27人，上重点线20人，考进北京大学或清华大学3人；1992年毕业的第二轮实验班，全班40人中，上线39人，上本科线38人，上重点线31人，考进北京大学或清华大学15人；1998年毕业的第三轮实验班，40人全部上线，39人上本科线，38人上重点线，考进北京大学或清华大学22人。
一个普通中学的教师，在生源很不理想的情况下，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创造出这样的奇迹的呢？在系统地阅读了孙维刚老师所著的《我的三轮教育教学实验》《全班55％怎样考上北大、清华》等书籍，并接触了很多生活在孙维刚老师身边的人之后，我对孙维刚老师的了解更加全面和深入了。
平凡、充实的一生
孙维刚，1938年12月生于山东省海阳县。很多年前，他在青岛二中读初一的时候，最喜欢去海边玩。和那个时代许多同龄的孩子一样，他也非常喜欢看战争题材的小说。一个暑假，他从学校图书馆借来一本苏联小说《普通一兵》。起初，他并不喜欢这本书，因为里面的战斗场面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多。然而，这一年的暑假，青岛阴雨连绵，他只好待在家里将这本书看了好多遍。这本书从此影响了他的一生。“人为什么活着？为了他人因我们的存在而感到更幸福。”小说中马尔加爷爷讲的这段话深深地印在了孙维刚的脑海里，成为他一生的座右铭。
暑假过后，孙维刚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他积极锻炼身体，发愤图强，学习成绩稳步上升。孙维刚的理想是上北京大学物理系研究导弹，但命运偏偏捉弄人，高考前夕，他得了肺结核，必须休学养病。等到他病好参加高考时，又因家庭出身问题，只能上北京师专。面对生活的不如意，坚强的他以一种乐观的、积极向上的态度来面对。在北京师专学习的那段时间，他坚持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学习英语。他的勤奋和好学为他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2年，24岁的孙维刚大学毕业了。他积极响应组织的号召，到北京一所普通学校——二十二中任数学教师。从此，他一心一意地扎根在那里，辛勤地工作着。对于班主任工作，很多年轻教师觉得既苦又累，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但孙维刚不这么看。他认为，一个孩子的进步，常常是一个家庭欢乐的源泉。当班主任虽苦，但看到因为孩子的成长某个家庭里充满了欢乐时，他就会从心底升起一种难以名状的激动。从孙维刚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年头起，他就主动要求兼任班主任，从此，他就一直担任班主任。
在孙维刚为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忘我工作的时候，可恶的病魔悄悄地缠上了他。1990年，他被诊断出患了膀胱癌。1998年，他又被查出患了直肠癌。其间他经历了多次大手术，用他爱人王海亭的话说，每次做手术他都是九死一生。王海亭是孙维刚事业上的助手，有学生或家长找孙维刚请教而他不在时，王海亭就代为解答。在王海亭的心里，孙维刚“的确非常了不起”。在孙维刚身上，她看到了一个教师的魅力。孙老师宁可自己受委屈，对学生或家长总是有求必应。在孙维刚生病期间，打到家里来的求助电话仍是一直不断。每次接电话，王海亭就会担心又是谁要带孩子来请孙老师辅导。孙老师经过几次大手术后，伤口都能伸进一个拳头，可别人上门或打电话来请教，孙老师总是忍着疼痛，笑脸相迎，有求必应。为了这件事，王海亭常常一个人难过地偷偷地哭。王海亭此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和孙老师找个没人的地儿，清净地过一段日子。但这样的生活对于她来说，真的是一种奢望了。
2002年1月20日上午9时41分，孙维刚在北京第六医院逝世，享年64岁。1月24日上午9点，首都各界人士近4000人自发来到八宝山，为他们所崇敬的孙老师送行。几千人聚集在一起为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送行，这种场面在北京已经很多年没有出现过了。
许多人向孙维刚的学生打听孙维刚上最后一节课时的情形，但是他的许多学生都说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因为骨癌，孙维刚那时已无法再从每层12级的旋转楼梯爬上四楼，常要以头抵墙来减少疼痛，甚至连钻进汽车都很困难，但是只要一站到讲台上，他的脸上就会挂满微笑，旁人看不出一丝异样。
大年初四，三轮实验班的学生来到孙维刚家陪王海亭过年。包着饺子，王海亭听到这些业已成人的“孩子们”在议论：记得吗？当初老师还留给我们一道题——为什么大型烟囱的形状总是双曲线的？……
孙维刚老师去世后，经常有人问王海亭：“孙维刚这么做，你觉得你们亏不亏？”每当此时，王海亭总是深情地说：“说实话，我是感觉有些苦，但一个教师能够活成这样，为家庭、为学校、为国家留下这么多东西，他度过了平凡却充实的一生，值！”
让孩子们变得更聪明
生源对学校的教学质量有很大的影响。北京二十二中作为一所普通中学，经常面临生源不佳的难题。一次，一位在北京二十二中工作了30多年的老教师满腹委屈地对孙维刚说：“就这么点儿事，我给他们（指学生）讲了八遍啦！可是您看——这是今天考试的卷子，全班48人里，有47人照错不误……您说咱们的学生可怎么教啊！你怎么教他都不会，而人家重点中学的学生，你怎么教他怎么会，你不教他也会……”面对这样的牢骚，孙维刚陷入了深深的思索。普通中学学生的素质和重点中学的学生相比，肯定有差别，盲目攀比是不现实的，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找到科学的教育方法。
1986年，第一轮实验班的蔡冰冰同学经过层层选拔成为北京市唯一一位入选首届数学奥林匹克国家集训队的学生。这件事给了孙维刚深刻的启迪。一个曾经考不上重点中学的学生竟取得这样的成就，这不是原有的一味着眼于向学生传授知识、让学生刻苦学习的教育体制所能实现的，而是先通过学习知识培养学生的能力，在能力提高的基础上，再不断发展和提高学生的素质，最终让不聪明的学生变得聪明起来，让聪明的学生更聪明。这是孙维刚在总结第一轮实验班的经验和教训时得出的结论。
怎样才能进一步激发学生大脑的潜力，使之能提高学习能力呢？经过多年的探索，孙维刚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思路。
首先，必须系统地学习知识。知识之间是有关联的，要善于从根源上把握和理解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多问几个“为什么”。在旁听别的老师的课时发生的一件事，给孙维刚带来强烈的震撼。“老师，课本上说，整数和分数的总称，叫作有理数。‘有理’，就是有道理的意思，我不明白，整数和分数这两种数有什么道理呢？”“这是数学上的规定，没有为什么！”试想一下，教师这样回答学生的问题，当学生下次遇到类似的问题时，他还有勇气提出来吗？学生积极思考的火花就这样被教师无情地扑灭了。事实上，科学上的任何规定都是有它的缘由的，也许解释这种缘由本身并没有太大的价值，但对学生思维的启发和思维习惯的养成具有重要的作用。
其次，注重教学思想哲理性的升华。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认为学习的过程是“由薄到厚”向“由厚到薄”的转变，就是教学思想哲理性的升华。
第三，要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在课堂上，孙维刚注重调动学生的思维，让学生的思维跑在他的思维前面，鼓励学生“反对”自己、“打倒”自己，使课堂真正成为学生聪明才智相互碰撞的场所。这样做的结果是教学的效果显著提升。在第三轮教学实验中，在课时并不增加的情况下，孙维刚教的学生初中三年就基本学完了中学六年的数学课程，而且还学习了许多课本上没有的内容和某些大学的数学课程。
第四，注重方法和规律的掌握。对待做题，孙维刚主张题不在多，但要有代表性。在方法上，他主张一题多解，达到熟悉；多题归一，寻求共性和规律。孙维刚每出一道题，自己要先做上10道类似的题，从中选出最精彩、最典型、最能启发学生思维的，让学生在课堂上讨论，不用预习，不留作业。学生在课堂讨论中感受到数学学习的乐趣，下课后就会把解题当作一种乐趣。
第五，善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从初中一年级开始，孙维刚就提倡和指导学生用写论文的方法来积极开展问题研究。这种方法对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有很好的成效。
第六，科学安排学生的学习和休息时间。孙维刚在教学实验的过程中从没留过书面家庭作业，保证每个学生每天都能有充足的睡眠。
孙维刚教学成功的秘诀，归根到底就是一条：永远把学生作为教学的主体，把学生的发展放在第一位。在科学的教育教学方法的指导下，孙维刚的教学成果日益显著，二轮、三轮实验班整体成绩取得了历史性突破，许多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二轮实验班的彭壮壮荣获全美最高水平的高中学生科学竞赛大奖——西屋奖；三轮实验班的阎珺获得第3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
做个品德高尚的人
对于德育和智育的关系，孙维刚一直认为，德育的成功，将有力地促进智育的开展；而对德育的忽视，也会阻碍智育的顺利进行。在教育教学中，孙维刚一直是把对人的培养放在第一位的。他要求学生首先要成为一个品德高尚、愿意服务社会的人，其次才是成才。在他看来，如果一个人利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向人民“讨价还价”，甚至危害社会，这样的智育再成功也毫无价值。有的人说，这是一个多元的时代，做人没有唯一的标准，但孙维刚还是执着地认为做人是有最高标准的，比如正派、诚实、无私等。对于学生品德的培养，他注重三点：希望学生做诚实、正派、正直的人；希望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希望学生做有丰富感情的人，要使别人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你而生活得更幸福些。
学生徐某忘不了那次特殊的考试。入学前，她因生病没能参加数学考试，孙老师为她安排了补考。拿到试卷，徐某愣了：“老师，这份试卷我以前做过。”孙老师乐了：“你很诚实，我收你做我的学生了。”在孙维刚的班级里，无论什么样的考试，都不需要监考教师，教师发完卷子，可以离开，铃响后，同学自己把卷子收齐送去，绝对无人作弊。因为诚实是同学们最珍贵的财富，谁都不想亵渎它。
孙维刚开家长会的主题有一个奇特的地方：重德轻智。三轮实验班学生家长李全还记得：有时孙老师会把学生的成绩及排名列在黑板右侧，而随后又在显要位置列上一个“综合分”即“素质分”。开家长会时，有时成绩不好的学生却会受到表扬。家长们当时都对孙老师的这一做法感到不解，后来才明白他用综合素质去评价学生是正确的。他认为有远大抱负、正派、诚实助人的学生最终才能成才。当初成绩不好的阎珺用后来的发展就证明了这一点。
1999年6月，孙维刚接下了他的第四轮实验班。在班会上，孙维刚多次对家长们阐明他的观点：“做学问，先做人。不要只是想着三年后考高中，六年后考大学，这些都先不要想，当务之急，是想想如何把孩子们培养成品德高尚的人。”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面对社会上的一些歪风邪气，孙维刚认为：作为一个中学教师，个人也许是苍白无力的，无法左右社会上的大气候，但可以构建班级范围内的“小气候”。在孙维刚的班上，有许多约定俗成的班规，如不准留长头发，唱歌要唱革命歌曲，着装要朴素，男生女生不许轻浮说笑，不寄贺年卡，递送东西给别人要用双手，教室里必须一尘不染，放学回家要帮父母做家务等。对于这些规定，持不同意见的人大有人在，但三轮实验班的家长和学生都挺支持的，故而这些班规都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在这些班规的约束下，他们班的学生和其他班的学生就是不一样，他们班永远有一种积极向上、勇于进取的氛围。
孙维刚从来没有因为学生的学习发过火，但会为学生不认真劳动、不保持教室整洁等“小事”发很大的脾气。一次，班上的学生与看自行车的老人发生了争执。孙维刚得知后，严厉批评了同学们。他对同学们说，一个上了岁数的老人为学校看自行车，并把自行车摆放得整整齐齐，是不容易的事，同学们即便与老人之间有误会，也不应与老人争吵，而应多加体谅。原本还愤愤不平的学生，被孙老师的一席话说得心服口服。
孙维刚认为，教师和学生在人格上应该是完全平等的，要求学生做到的事，教师必须首先做到。他每天早上七点准时到校扫地、擦桌子、冲厕所，在他的感召下，同学们也早早地来到学校打扫卫生或学习。在一个寒冬的早晨，孙维刚骑车上班时，在一段坡路上看到一个小贩正吃力地推着三轮车。看到这种情况，他连忙停下来帮助推车。因为这件事，当他赶到学校时迟到了五分钟。他本来想向同学们解释一下，但他突然想到，假如是某位同学迟到了，他会怎么做呢？于是，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走到讲台上，在黑板上写下“我今天迟到了，对不起大家”，然后走到门外，在寒风中站了整整一个小时。外面的风很大，同学们都知道他身体不好，他的这种言出必行、信守承诺的举动让大家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动。
面对自己工作中的失误，孙维刚更是能及时纠正，勇于认错、改错。有一次，班上的一项工作没做到位，他批评了两位班长。后来，通过进一步了解，孙维刚发现自己冤枉了她们。在家长会上，孙老师诚恳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当着全班同学与家长的面向两人赔礼道歉。他的这些行为非但没有降低他在学生心目中的威信，相反，同学们都觉得他是一位可亲可敬、值得信赖的老师。
正是在良好的班风及孙维刚的“身教重于言教”的熏陶下，他的班级中出了一连串的“怪事”：
离中考只有半个月了，李冰的父亲不仅不让患风疹的李冰回校取书包（李冰当时是上课上了一半去医院的，全部复习资料都在书包里面），自己也因害怕身上携带了病毒而没有去学校拿孩子的书包，还反过来叮嘱老师和同学们注意自身的健康防护。
当阎珺同学准备再次参加全国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再拿一块金牌时，他不“珍惜”自己的时间，拿出100多个小时为班上同学做辅导，自己却在选拔中以一分之差落选。但他的家长和他都认为这样做，很值。
高考分数差一分，就有可能与理想中的学校失之交臂。可是孙维刚第三轮实验班学习成绩排在前15名的学生，却作出一个令很多人难以理解的决定：把四个市级三好学生的名额（高考时每人可以加10分）主动让给学习成绩排在他们后面的伙伴。
热爱体育和音乐
孙维刚在青岛二中上学时，就是体育积极分子。他是标枪、铅球、100米接力选手，校排球队、班篮球队队员，还当过青岛市业余游泳教练。工作后，他在1962年拿了二十二中乒乓球赛男子单打冠军；1963年，在东长安街灯光球场，他代表东城区体育教师篮球队与全国公安部队篮球队打过比赛；1965年，他获得东城区教工乒乓球赛男子单打第五名；1972年，在第一届东城区教工运动会上，面对实力不凡的80多名标枪选手，他取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
20世纪60年代孙维刚兼任过校乒乓球队教练，70年代还兼任过校排球队教练、篮球队教练。当班主任时，孙维刚几乎天天教学生打篮球、排球、乒乓球和踢足球，还经常带学生参加校内外的各种比赛，教他们一些运动的技巧。那时在校外，时常有不熟悉他的人问他：“您是教体育的吧？”在校内，不认识他的学生，也都以为他是体育教师。而他的学生则戏称他为“体育班主任”。
广泛地参加体育运动使孙维刚对体育教育有了深刻的理解：经常性的体育锻炼不仅能够强身健体，还能塑造坚强的意志。他总是积极鼓励学生参加多种形式的体育活动。在他的倡议和带动下，很多学生也慢慢喜欢上了体育运动。在他的班里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每天放学后，男生要跑1500米，女生要跑800米；男生要做引体向上，女上要做仰卧起坐。长期的体育锻炼使同学们的身体变得强壮了。每次学校举行广播操比赛，他的班的成绩总是第一名。高三毕业时，他班里学生的平均身体素质在全年级是最好的。
除了体育，孙维刚还喜欢音乐，手风琴伴奏是他的拿手好戏。尽管学生的学习非常紧张，但是孙维刚每年都要组织文艺演出。孙维刚经常给学生讲授音乐方面的基础知识，让学生知道什么是大调、小调、大和弦、小和弦、交响乐、轻音乐等。很多音乐基础比较好的同学在他的指导下，音乐才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每次合唱比赛，如果是以年级为单位评奖，他的班总是年级第一；如果是在全校范围内评奖，他的班则是全校第一。艺术陶冶了学生们的情操，也进一步提升了学生们的气质。
浓浓的师生情
1987年春节，第一轮实验班的全体同学到孙老师家聚会。王海亭炒了四大盘菜，然后大家又动手包了饺子。到吃饭时，坐的地儿不够，站着也太挤了，毕竟有40个人啊！于是，房间外面的楼梯上一阶一阶地坐满了端着盘子吃饺子的学生。邻居们看到这情景，既羡慕又感慨。
1987年冬天的一个星期天，孙维刚班上的全体同学参加了东城区数学竞赛，考场在东单附近的北京二十四中，但下午同学们还要去西郊听讲座。让同学们回家吃午饭是来不及了，买着吃又担心卫生问题，于是，孙维刚让王海亭在家焖了一大锅米饭，炒了一桶木樨肉片，用棉大衣捂严，骑自行车从北郊送到东单。孙维刚事先让同学们带着饭盒和餐勺，一交完卷，王海亭就当起了分饭的大师傅。热腾腾的饭，热腾腾的菜，热气腾腾的教室里欢笑阵阵。
杨哲同学永远忘不了和孙维刚老师一家一起生活的情景。那年杨哲的父母因公出国，家里只剩下他一个人。孙维刚把他接到家中，分文不取，吃住全包。这个家，没有高档豪华的家具，却充满了慈爱与温馨。除了杨哲，在孙维刚家生活过一段时间的还有王丽红、纪秀伟、王瑞华等同学。孩子们现在都大了，回想起那段时光，他们说，当时只知道心里充满了幸福，充满了感激，却没有更深刻地去理解“高尚”的含义。
阎珺在自己参加国家数学奥林匹克集训队选拔赛前，多么希望能得到孙维刚老师的指导啊！可是孙维刚老师太忙、太累了，他不忍心再增加他的负担。但孙维刚知道后，冒着寒风推开了阎珺家的门。为了给阎珺提供数学竞赛的资料，孙维刚从一位刚由莫斯科回来的朋友手中拿到了俄罗斯最新的数学竞赛题目，然后凭借自己的俄文功底，马不停蹄地连夜翻译。一连几个通宵，他硬是把试题全部啃了下来，抄了整整15张稿纸，然后又及时寄送给在武汉集训的阎珺。阎珺获奖后捧着奖杯对人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没有孙维刚老师，我不可能获得金牌。”
为了帮助生活上有困难的学生、为了不让任何一个学生在学习上掉队，从不说谎的孙维刚有时候竟也会“骗人”了。陈硕的父亲下岗了，家里生活很困难。孙老师在班里说，经学校研究决定，陈硕上学的费用由学校全部报销。后来学生们才知道，他是“骗人”的，这些费用都是他自己出的。高二时，班上七名同学参加全国数学夏令营，每人要交1000元，为了让大家没有负担地参加夏令营，孙维刚又“骗人”了——说是费用由学校出，实际上也是他个人出的。孙维刚把写书挣的稿费都花在了学生身上，自己永远穿一件旧的军大衣，或一件老式的袖口都磨破了的涤卡中山装。孙维刚家里所有的家具都是“过去式”的，铁床和大衣柜都是20世纪80年代初买的。他家里家具很少，但他和学生的合影，却处处可见。凭孙维刚的本事和聪明才智，他应该能挣到很多钱，但是他却情愿与清贫为伴，在自己钟爱的教师岗位上默默地奉献。曾有好几所大学派人游说，请孙维刚到大学执教。而他却说：“只要抓好了基础教育，大学的讲坛上就不愁精兵强将，还是让我干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吧。”其实，他是中国数学会理事，是这个由中国顶级数学家组成的团队中唯一的一位中学教师。教大学，他也一定很出色，但他仍然坚守普教阵地，坚守自己的初心。
1998年4月27日，孙维刚因癌症转移到直肠，住院准备进行第八次手术。5月1日那天，原高三（1）班全体同学排着整齐的队伍前来看望敬爱的孙维刚老师。大家默默无语，眼含热泪。自从得知癌症转移的不幸消息后，孙维刚没有掉过一滴眼泪，但此时此刻，他落泪了。孙维刚深爱着他的学生和他所从事的教育事业，这是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王海亭还记得，在住院期间，昏迷中的孙维刚喊的仍是“排队，做操，收卷子”。在弥留之际，孙维刚嘴里反复念叨的除了这些话外，就是班里一个最淘气、最让他放心不下的男孩的名字。
孙维刚去世后，许多媒体都对他的教学事迹进行了积极的宣传，但也有一些媒体进行了片面的报道。面对这些片面报道，他的学生义愤填膺，纷纷以自己的事例对此加以驳斥。其中，孙之星同学给某报社写了一封长达5000字的信，信中最令人感慨的语句就是：“曾有人把孙老师树为应试教育的代表，而我将以我全部的生命去证明他不是。”孙之星同学的信引起了教育界很多有识之士的高度关注：我们的媒体在宣传孙维刚老师的过程中，是不是过分注重宣传他那55％的学生考上北大或清华的升学率，而忽视了他在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呢？
做孙维刚的同事，是一种“悲剧”，也是一种幸运
孙维刚在二十二中工作了一生，和他共过事的同事有很多，他们对孙维刚老师的评价，最为公允，也最有说服力！
二十二中老校长成希春说：“他是一位杰出的教师，一位富有创新精神、充满爱心的教育工作者。他能力很强，但一生宁愿与清贫相伴，在平凡的教师岗位上做得轰轰烈烈、壮丽辉煌。”
二十二中现任校长高宝山说：“孙老师40年扎根在二十二中，有名气没名气都是一个样：认真坚持工作。一般的业务骨干往往都不兼任班主任，可孙老师不这样，他坚持要当班主任。他认为教书要先育人，当班主任能更好地施行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
二十二中副校长杨春林是孙维刚老师的学生，她还清晰地记得孙维刚老师上最后一堂课时的情景。当时孙维刚老师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但区教委要求孙维刚老师再给区里的优秀青年教师讲几节课，孙维刚老师不顾身体的疼痛，痛快地答应了。“上午青年教师已经听过他的课了，我说稍微讲一讲就算了，结果下午他又讲了四个多小时。那是孙老师最后的一堂课。”说这话的时候杨春林副校长眼里充满了泪水，“下课后，孙老师回家时腿疼得已经无法从车里走出来了。”谁也没想到，癌细胞那时已经扩散到他的骨头里了。忍着剧痛坚持了那么长的时间，这需要多么大的毅力呀！
二十二中的何其真老师回忆道：“我由于住得离学校很近，晚上经常到学校里取东西或继续工作，不论我什么时候到学校，都能看到数学教研室里的灯是亮着的。我曾悄悄地上楼去看，只见孙老师在灯下聚精会神地备课，桌上堆满了书。传达室的师傅说，每天晚上孙老师都要工作到10点以后才离开。”
北京一中校长王晋堂说：“孙老师曾在一中义务讲课整整一年，给他讲课费他却一分也不收。这就是孙维刚一生的追求——为了教育事业毫无保留地奉献。”
二十五中的马熙强老师是最先把孙维刚老师的教学方法介绍给《北京日报》的人。马老师回忆，每当有记者去采访孙维刚老师时，孙维刚老师都会谦虚地说：“我个人没什么可宣传的，倒是应该好好地宣传一下东城教育界很多默默奉献的好老师。”孙维刚老师患病后，曾到二十五中为老职工作过一场长达100分钟的师德报告。作报告期间，台下的人多次请孙维刚老师坐下来讲，可孙维刚老师动情地说：“大家都累了一天了，可为了我们孩子的明天，大家不都还在不知疲倦地追求和探索吗？”整场报告会他坚持站着讲了下来。
“孙老师是名师。他并不专门为示范而示范，他的每一节课都是示范课，都按照他自己的进度讲。他从不拒绝别的教师旁听。校内校外的教师，京城内外的教师，都是推门就可以听孙老师的课。”东城区教委主任周焕奇也曾是孙维刚老师的同事，他说，做一名数学教师，和孙维刚做同事应该是一种“悲剧”，因为他做得太好了，你难以超越他；但同样也是一种幸运，因为你可以看到他竟然将教师这个职业做得如此轰轰烈烈，还带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教师。
孙老师的精神永存
在孙维刚的心中，他的班级成员不仅包括学生和教师，还包括家长。每次开家长会，孙维刚都精心准备，认真做笔记，而他的学生都知道，他在很多场合作讲座，包括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从来都是不用稿子的。他的学生的家长对家长会也非常重视，常常是父母两个人都要来参加。在回顾自己的教学生涯时，孙维刚总是感激地诉说着家长们对他教育教学工作的大力支持。其实，在每个家长的心里，他们对敬爱的孙维刚老师，又何尝不是充满浓浓的感激之情呢？
温世强同学的父亲至今还保留着1994年1月12日的家长会记录——孙老师在家长会上动情地说道：“一如既往，我们要坚持品德第一，学习第二；训练发达的脑子第一，学分第二。”
张悦同学的父亲说：“孙老师班里的学生跟别的班的孩子不一样，他们懂礼貌，知道向收发室大爷和电梯工问好；在为家长会服务时，孩子们站得笔直，双手接物，很有礼貌。学校有什么活动，都愿意找这个班的学生帮忙，因为他们干活认真。在孩子上中学的这六年里，孙老师成了我们和孩子谈论最多的话题。”
1996年夏天，北京电视台为了拍一部关于孙维刚的片子，与家长们开了个座谈会。会后雷易鸣同学的家长给电视台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电视台记者同志：现把孙老师1991年做第二次手术前，在医院里给孩子写的信附上，请斟酌采用。我的小孩从小就‘多事’，不服管，常令老师头疼。为他，孙老师花费了不少心血。孙老师住院未动手术时，连着几天，每天都给他写封信或打个电话。我感觉到，孩子拿到信后是很庄重地读和想的。我也常围绕着孙老师写给他的信与他谈心，他的眼中常常充满泪水。这几封信，我们一直很好地保存着，常常拿出来阅读。孩子在一天天长大，我想，这几封信将使他终身受益。从孩子成长的情况看，在正直、正派、善良这些做人的基本点上我们是放心的。这不能不说是孙老师呕心沥血教育的结果。”
张悦同学的妈妈说：“女儿虽然已经毕业近两年了，但是孙老师依然是我家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究其原因是在女儿成长的道路上，孙老师是对她影响最大的人……我感谢孙老师，他把一种崇高而美好的感情融化在教育里……女儿毕业近两年了，两年中她一次又一次地对我说：‘真想孙老师啊！’何止是女儿想念孙老师，我们家长们也想念他。孙老师用真挚的爱教育了孩子，也用行动感动了我们。”
1998年，孙维刚的身体每况愈下。5月12日，他接受了直肠癌割治手术。术后，几十位家长在病床边轮流守护了几十个昼夜。学校本来是每天派两位老师到医院来照顾孙老师的，但都被家长们劝了回去。他们说，别人照顾孙老师，他们不放心。
孙维刚去世后，家长们心痛不已。很多家长发自内心地说：
“他把所有的时间、精力、感情都给了他的学生。学生上大学了、出国了，他还惦记着；别的班的学生有事找他，他都要帮忙……他是累病的。”
“这样的好老师走了太可惜了，如果可能，我愿用所有的积蓄换他的10年生命。”
…………
自然法则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残酷无情，不管我们多么不愿意，孙维刚老师还是离我们远去了。孙维刚老师的一生没有奢华享受，也没有说过什么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但他通过他的教学，为我们这个社会树立了一个教书育人的典范。
（许士荣）
用心成就教育奇迹
——刘京海与他的成功教育
“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从普通到不凡，上海闸北八中的刘京海校长走出了一条成功的教育之路，将一所“垃圾学校”变成了“明星学校”，创造了当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感慨之余，笔者特地来到上海市闸北八中，寻找奇迹背后的故事。
时值仲夏，我见到了正在忙碌的刘京海校长——鬈曲的头发、浑厚而略带沙哑的声音……这就是那个曾经气宇轩昂的刘京海校长？桌上放着的几本关于成功教育的书和一些光盘，将我带回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闸北八中——
闸北曾是华东地区最大的旧货五金“跳蚤”市场，是全市人均受教育年限最少、大学生与技术人员比例最低、犯罪率与文盲半文盲率最高的区域。这样的生活环境造成一大批学生学习困难。坐落于此的闸北八中，当时的初中合格率仅为30％，有37％的学生在小学留过级。但是10年后，还是这所中学，还是这样的生源，闸北八中毕业生的合格率、优良率、升学率全部达到100％，六门课总分进入全区上等水平，三分之一的学生达到重点高中分数线。过去学生和家长都对这所学校避之唯恐不及，现在却慕名而来。时至今日，人们仍被闸北八中的成功教育深深吸引，被校长刘京海和该校教师们的开拓精神所感动。
挑战一切可能性
成功教育并不晦涩，我们对它也并不陌生，可是它为什么会与刘京海、与“差生”结缘？有人曾不解地问刘京海为什么要去研究“差生”问题，为什么会想到成功教育？其实，这与他的成长经历是分不开的。刘京海还在读小学的时候，就差点成为现在教师眼里的“差生”，但幸运的是，他遇到了两位令他终生难忘的恩师。那时候，他天资聪颖、领悟能力很强，老师讲授的知识他一听就懂，在课堂上总有一种“吃不饱”的感觉，于是他就经常捣蛋、哭闹，让老师无法上课。有一位经验丰富的教师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不仅没有批评、指责刘京海，相反，还送给刘京海一本连环画，意思是：课堂上的知识你都会了就可以看小人书了，我继续讲课，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就这样，刘京海看了很多书，老师也得以安稳地上课。后来，又有一位教师发现他没有耐性，于是交给他一份美差——给班级墙报画报头。同学们总说某某地方不像，他就去改了；大家还说不像，他就再改进。他长大了才知道，这是老师因材施教的一种策略。至今他还十分怀念这两位老师，正是因为这两位老师特别的教育，才使他与“差生”擦肩而过。当然也正是因为这些亲身经历，他才对“差生”有一种别样的情感。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后，他的心里萌发了研究“差生”、让他们也能拥有成功人生的念头与渴望。
1974年，刘京海从上海师范大学毕业，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教育生涯。他当过教师、副校长、副书记，一直在困难初中与“差生”打交道。1980年，正值而立之年的刘京海来到闸北最差的一所学校——闸北八中当副校长。闸北生源的质量之差，他早有耳闻，但万万没想到，闸北八中初一的新生里竟然有37％的人在小学留过级，入学考试成绩位居全区35所学校的第33位，与全区平均成绩相差两个标准差。面对这样一群孩子，刘京海几乎绝望了。然而，更令他感到震惊的是一起偶然事件：一个刚毕业不久的学生替人打抱不平，用刀刺死了人，被判死刑。事件发生以后，作为教育工作者的刘京海，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为什么年轻的生命竟如此不堪一击？为什么我们的教育这样无助？这样的孩子难道就是人们常说的“差生”吗？
1983年，刘京海带着众多疑惑走进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管理系，踏上了研究“差生”问题的漫漫征程。两年时间里，他围绕“差生”问题做了上千张研究资料卡片。通过研究，他逐步认识到，“差生”问题是世界性难题，就像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一样，“差生”也是教育研究的永恒主题。毕业留言里，他写下了“向一切可能性挑战”这样一句话，表达了自己研究“差生”问题的坚定信念。
两年后，刘京海回到闸北区教育部门，负责改善区内薄弱学校的工作。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调查分析，通过对大量资料的考证与研究，刘京海对教育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差生”往往是各方面都差，他们既有学业上的困难，又有思想品德、行为习惯上的毛病。对于“差生”，人们习惯于加班加点教育、管头管脚教育，结果往往是只管得了一时一事，治标不治本，容易反复。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经过艰苦的探索和深刻的思考，刘京海发现，所谓的“差生”犹如体弱多病的人，西医式教育越“吃药”越伤身体，中医式教育虽见效慢却能治本——只要抓住主要矛盾，就可扶正祛邪。刘京海认为，学生之所以会成为“差生”是因其在学习过程中反复遭遇失败而导致自身信念逐渐丧失，解决这一问题的合理思路在于反其道而行之，变反复失败的恶性循环为反复成功的良性循环，即通过帮助学生反复成功，消除他们的自卑和自弃，唤起他们的自尊和自信。刘京海坚信，每个人都有成功的欲望，也都有成功的潜能，通过努力，每个人都能获得多方面的成功。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1987年成功教育实验在闸北八中正式启动。
